2017年12月9日星期六

山东柳欣因身体虚弱两次被送精神病院

本刊联系上柳欣时她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被我哥欺骗着去了济南精神卫生中心!”柳欣说“ 这个医院给我的诊断是,无精神病症状的抑郁症。”

“我还去过我们当地的县级精神卫生中心,也是被欺骗着去的,两个医院的诊断都是抑郁症。”

“前几天,我去济南精神卫生中心了,那是我哥骗我住院的那个医院,快十年了,那条拖过我病体的哭泣和挣扎的心碎之路,那个让我躺在地上,打碎了眼镜的大厅,恍然一切就在昨天,一切像在梦里,我是病重垂危的状态下被骗到精神病院的,所有一切都那么的刻骨铭心。”

在柳欣的回忆过去、感伤往事中,事情的轮廓渐渐显现。

柳欣,女,山东淄博人,44岁,大学文化,齐鲁石化公司职工,从前的职业是会计,2006年,单位改制,柳欣因为职业的原因,被卷入领导间的内斗中,成了最可悲的牺牲品。在经历了一系列打击后,她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为治自己怕冷的毛病,相信一个“火神派”的疗法,半年之间,吃下了20多斤附子,和十多斤的人参,结果,被治得卧床不起奄奄一息。生活不能自理,完全要由父母照顾。在2008年的一天,病重的柳欣突然被哥哥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

柳欣向本刊诉说了事情的经过:“因为我已经卧床不起了,我妈说,这样不是办法,我妈让我哥给我打听个医院去看病,我哥就把我父母还有我一块骗到济南那家精神卫生中心去了,至于为什么谁也不知道。”

本刊:“你哥这么做有什么原因吗?”
柳:“我生病到卧床不起程度了,因为我没有精气神了,我哥认为我应该去看精神科医生,认为我这么年轻就卧床不起是不正常的。”

本刊:“具体时间和医院名称你记得吗?
柳:“2008年2月份,去的济南精神卫生中心。”

本刊:“当时到医院你是什么状态。”
柳:“一进那个门,我就不想去了,我哥说,来都来了,去看看吧,一看,那医生就让我住院,我不同意,结果,出了医院的门,我哥就对我实行暴力。就是被我哥在地上硬拖到了病房,像拖死狗一样一直拖的。”

本刊:“当时医院是怎么处理的?”
柳:“医院没人管。我记得我在大厅里躺好长时间,最后我哥坚决要把我送进去,我爸帮忙了,他俩把我抬了进去,那天我嗓子都哭哑了,眼睛也很红肿,其实我身体很糟糕,所以病历上的记载都是我被家属扶进去的。”

在柳欣后来自己复印的病历上写着:“由家属扶入病房,个人生活及大小便不能自理,人极度消瘦,只有65斤,卧床不起状态。”

柳:“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个病重的病人气血极度衰虚,身体到处疼、麻,痛苦不宽,他们不去找身体上的原因,却偏偏要去找心理上的原因,我哥有什么权利不顾我的生死,用暴力对付这样的病人?”

柳欣对此忿忿不平:“医院里很明显的一个做法就是来者不拒,不管你得的是什么病,所有的人只要去精神卫生中心,一律都是有病的,他们都会给你扣一顶帽子”。“我认为,作为病重的病人,经历了一场,被剥夺的人格和尊严的暴力,那个过程我肯定不是人,我的自我意志完全不被尊重,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对我?”

关于本刊对“身体不舒服,怎么他们会想到把你送到精神病院。”的疑惑,柳欣表示:“我也很不理解。”

但这次医院给出的结果是“无精神病症状的抑郁症”。回去后仍然由父母照顾在家休养。令柳欣没想到的是2008年精神卫生中心事件发生后一年,自己会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2009年的一天,柳欣的哥哥带着爸妈去了趟县里的精神病院,回家后告诉柳欣,北京来专家了,在张店的中心医院等着给她会诊,让她下楼。“我下去了,一个面包车早在那等着呢,我上车以后他们就直奔精神病院,到了精神病院门口,车停下来,我刚一下车,发现地方不对,肯定也不想配合,从楼上下来三五个彪形大汉,拿着绳子,然后他们用绳子把我捆起来,抓着头发,抓着腿,把我像拎小鸡一样的拎到楼上去。”

柳:“事后,我问过我妈,她说听大夫的诊断,我有抑郁症,她都是按医院的要求对我的。”

本刊:“医院要求她干什么?”
柳:“要求她欺骗我,把我带到医院去,所以我妈骗我去张店,实际上去的淄川。我被骗上楼以后被捆在床上,不能下床,整整一天,上厕所也没法上,我父母全程在陪着我,他们精神病院就是这样对待病人的,我看我哭的很厉害,爸妈就去求医生给我松绑。”

本刊:“那是一个什么医院?”
柳:“淄川第五人民医院,是一个精神病专科医院,这个医院给我的诊断也是抑郁症。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仅仅是抑郁症,却要对我如此暴力。”

本刊:“他们都给你做了哪些检查?”
柳:“所有的检查都做了CT、脑电图,各种检查,反正一共做了两次,每次都花三四千。”

柳:“我刚住进去,那个主治医生姓杜,这个杜主任就说,我保证给你治好,你这个病,我们有把握把你治好,你就是上北京安定医院也是吃这些药,你只要听我们的,我们保证给你治好,其实我住进去还是卧床不起的状态,但是他们要检查吃药,检测舌头,不吃不行,吃了药,我的肝受不了,看东西总是重影。后来住十天左右,我妈看没有任何好转,就要求出院,那个杜主任坚决不同意,当时下大雨,她要求我爸来医院,阻止我们娘俩出院。我爸说:杜主任保证你能好,听大夫的,死也死在里头,不能出院!最后住了15天以后还是没有任何起色,杜主任的话就那么可信吗?我和我妈又坚决要求出院,杜主任劝了一个小时以后不得不同意我们离开。”

本刊:“具体时间记得吗?”
柳:“我有复印的病历上面都有具体时间。”

本刊:“方便把病历资料发过来吗?”
柳:“病例很厚,很多啊,反正诊断结论都是抑郁症。中国的官方媒体好像不允许发我们这种人的遭遇,从前有个天津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我,但他说他不敢发。”

出院后柳欣的身体依然极度虚弱,每次由母亲用拉煤气的小车拖着去看病,后来对西医失去信心的柳欣开始研究中医,自己用中药调理身体,身体渐渐有了起色。

柳:“根据抑郁症的诊断,我后来办了残疾证,确定为精神残疾四级。”柳欣非常担心:“有了这个残疾证,是不是就可以认定被精神病了,残疾证上监护人一栏是我妈,所以我也怀疑我的民事能力是不是受限了。大概2008年年底,我们当地的残联副主任杨主任,来我们家练气功,规劝我父母给我办理残疾证,说抑郁症就可以办出残疾证,那样单位在工资上就可以照顾一块,我父母一听很高兴,于是稀里糊涂得我的残疾证就办下来了。”柳欣道出了残疾证的来由,并说:“这个残疾证是2010年办下来的。”

柳:“但是这个残疾证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多的疑点。首先,我从来没有进行过什么精神鉴定,我在精神病医院里的诊断结论都是抑郁症,而我的残疾证上,被认定为精神残疾四级,我的监护人是我母亲,我后来要求残联给我提供体检档案,在再三推拖之后,残联给了我一份鉴定结论为抑郁症的残疾鉴定报告,而两个鉴定医师,我一个也不认识,但网上说一般抑郁症是办不出精神残疾证来的,那我怎么办出来了呢?因此,我现在的主要疑虑是,我的身份到底是不是被精神病了?我的民事行为能力是不是受限了?”柳欣心中存在着这样到疑虑。

“我们单位股份确权,委托的律师,要求我妈必须签字,因为在残疾证上我妈是监护人。”柳欣说:“最终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妈签字就代表着,我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残疾证上的监护人,根本就不是法定监护人,不是法院判决的,没有法律效力。但是那个律师非要求我爸和我妈针对我的民事行为能力,作出一个承诺,说我是清醒的,(律师)为什么如此固执?我也是有些疑惑。”柳欣言语间透着浓浓的疑虑。

前一短时间,柳欣正与一些相同遭遇的朋友和专业律师一起讨论,自己是否要通过诉讼来确认自己的民事行为能力。后来她给本刊发来消息:“现在国内被精神病,想打官司平反,能赢的概率非常低,而医院给我的诊断都是抑郁症,先这样吧,我也不会去打官司,以后要是再遇上事儿再说吧!”最后柳欣说:“我心里还不是特别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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