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7日星期日

玉林斑美拉案 辩护刚开审判已结束

十几名辩护律师赶往广西的原因,是刚介入辩护不过半个月,便同时接到了玉林市中级法院的电话:“本院已经决定不开庭了,赶紧提交辩护意见吧。”

该法院立案也不过半个月,有的辩护律师还没有提交辩护手续,有的还没有到法院阅卷,有的刚拿到卷宗还没有完成阅卷——500多本卷,几十个G的视听资料,法官在半个月内不可能都看完了。并且,法官手里的卷宗也不完整。

看来是要未审便判、维持原判了。因为此案早在侦查阶段,玉林法院刑庭的法官就参加侦查工作、与侦查人员联合办案了。

9月21日晚,律师们抵达广西玉林。此行的目的:一是会见,二是阅卷,三是与承办法官交流案件的程序问题,四是要求相关部门纠正玉林中院的严重违法。

玉林市看守所会见,律师会见难+被告人被酷刑

9月22日,阵雨。一大早,我们便来到了玉林市看守所,因为没有网上预约通道,律师们只能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办理会见。看守所只安排5位律师进入会见,门卫也是实在人,反复说:7间律师会见室,2间留给警察提审用,只允许5位律师进,其他的律师要原地等待。

繁杂的程序办下来,经过多间讯问室后,是律师会见室,五位律师被安排在第7号至第3号律师会见室。在等待被告人的间隙里,我们走访到第2号、第1号律师会见室,门是锁着的,里面没人。留给提审人员使用的律师会见室,哪怕是提审人员不来,律师也不得使用。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相对于代表公权力的公检法来讲,被追诉者处于弱势,所以需要委托辩护人、需要保障辩护权、需要维持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平等。像玉林市看守所如此明目张胆的、硬生生的拿走两间律师会见室的做法,就是在侵害律师会见权、侵害辩护权。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纠正。

然而,与律师会见难相比,余石容,这位女性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所遭受的酷刑,更令人难过。她向辩护律师详细的讲述了2018年被抓捕时被迫跳楼的经历。

原来,她当初是在广州的一家酒店被捕,随后被带到了当地的公安局。紧接着,警察要她做笔录。一路折腾下来,正处于生理期的余石容疲累不堪。她想要一片卫生巾,警察说没有,就算有也不会这么快送来;她想上厕所,警察不同意,只催着她赶紧把笔录做完;同时,警察不让她喝水,以防止她频繁上厕所;她想打个电话,安顿好还独自在酒店的仅10岁的女儿,也被拒绝。

后来,因为经期量大,血流出来染脏了衣服。她就穿着湿答答的、染脏的衣服,跟着警察上二楼打印笔录。警察只看着她狼狈的样子,对她的请求毫不理睬。这对任何女性来说,都是莫大的屈辱。没有一丝尊严可言,余石容有些崩溃。

彼时,她看到开着的两大扇窗户。

“那一瞬间,脑子是空白的,突然觉得活着没有意义”

“没想那么多,就跳下去了”

警察说她是想逃跑。问题是,在公安机关的大院,想通过跳楼的方式逃跑?这是在办案,还是在羞辱人?

从看守所出来,辩护律师内心有些五味杂陈。办案过程中,如果最基本的人权无法保障,就没必要再谈程序合法、实体公正了。

玉林中院,法官再次爽约+监察室人员接待

9月22日上午,冯延强律师和刘良强律师到达玉林中院后,与邱姓法官助理取得了联系。但邱助理告知,今日合议庭法官全部不在,外出执行任务。辩护律师也只能苦笑,自二审立案以来,辩护律师每次都是千里迢迢、满怀希望而来,最终失望而归,因为罗法官每次都在忙。

邱助理将刻有卷宗材料的光盘交付给辩护律师后,又在便签纸上写下了合议庭成员的姓名。此前辩护律师已要求法院书面告知合议庭成员,结果得来的却是一小片便签纸上的书面告知。最后,辩护律师阐述了此案实体上明显无罪、程序上存在重大违法的辩护意见并提交了书面材料,邱助理表示会将这些问题及书面材料转交给承办法官。

邱助理离开后,辩护律师通过诉讼服务中心联系到玉林市中级法院监察室(纪检组)的工作人员,控告该案存在的重大程序违法问题,要求查清:在本案侦查阶段,参加与侦查人员、检察官“一起长时间深入讨论、充分研究”案件的法官的姓名及职务;玉林市中级法院的副院长温文一赴玉州区法院亲自给本案一审法官陈榆发放红包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红包内是否装有现金、总额是多少、该笔资金的来源等;……希望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勇于纠错追责,将案件二审管辖问题移送自治区高级法院。

离开玉林市中级法院后,辩护律师又赶至玉林市检察院,就玉林中院诸多违法情形进行控告。

玉林市检察院,给检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点赞

对辩护律师反映的中院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情况,接访检察官很诧异,说本地的案件只要上诉基本上就开庭。对于玉林市中级法院刑事案件二审是否开庭的问题,辩护律师也曾听玉林中院执勤法警说过:“我们这刑事二审的案子一般都开庭”。本案被告人也发现同监室其他人的二审基本上都开庭。那么问题来了:在刑事二审不开庭为常态的背景下,玉林中院对于二审一般都开庭,为什么这个重大复杂、争议巨大的案件,他们偏偏不开庭?

辩护律师的问题反映完毕,提交了控告材料后,检察官主动让辩护律师留下邮寄地址,说对程序事项会在7日内做出答复。辩护律师赞扬这位检察官很负责任。该检察官表示,作为法律人,大家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公平正义。

后来,二位律师又赶至玉林市工商联,提交了书面材料,希望能对本案中的民营企业、企业家的遭遇予以关注。然后便赶往南宁,与本案其他辩护律师汇合。

9月23日上午,冯延强、黄军明、黄思敏、刘良强、何智娟等十位辩护律师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先是诉讼服务中心不接待,然后是控告申诉大厅不接待,然后是长时间的等待。

辩护律师们无奈之际,也是各显神通,有给现场的工作人员交涉的,有从法警或者网站上找到纪检部门电话随即拨打的,有给卢副院长发短信、打电话的……效果随即呈现。

先是冯延强、何智娟、方县桂三位辩护律师被安排在接访窗口,该院刑五庭的黄秀军负责接待,听取了律师们的意见后,表示:“现在案件是在二审期间,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只是监督关系,辩护律师可以在二审判决后再来申诉。”

这样的表态令三位律师目瞪口呆。

何智娟律师说:“二审法官在侦查阶段与侦查人员联合办案,这是严重违法的,任其完成二审,就是在故意的制造冤案。”
方县桂律师说:“我们是来要求高级法院履行监察职责的,不是来要求高级法院干预二审的。”
冯延强律师说:“请问你是否知道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是否知道省级法院有对下级法院违法违纪法官有监察职责?”

该黄秀军称:“不知道,我不需要知道,我就知道高级法院不应该干预下级法院的二审诉讼。”

如此答非所问,并且还无知者无畏,辩护律师们无奈道:“我们申请你回避,也请你自行回避,请高级法院监察部门、纪检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待我们。”

还是卢副院长给力,直接安排立案庭的庭长(副庭长)领衔三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且表示将予以高度重视,关于管辖问题,会反映给刑庭;关于法官涉嫌违法违纪的问题,会反映给纪检部门。

辩护律师们终于舒一口气,在高级法院终于有人明白律师们的诉求了,终于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理律师们反映的问题了。

广西自治区检察院,耗费三小时,无功而返

当天下午,辩护律师们前往自治区检察院,与检察院接访窗口工作人员交涉了三个小时,也没有做到有效沟通。甚至,最后只能留置送达控告材料——因为与接访检察员没有正常的沟通方式。当天下午,除辩护律师一行人外,陆续有五批来访民众,相同的是,每批民众都在怒斥检察院工作人员不作为,并质问:你们的工作职责是什么?检察官的工作职责是什么?

有位来访人员表示,他上午被法警抬了出去,他的诉求仅仅是要一份内容清晰的回执:写明什么案件,什么原因不予受理。

斑美拉案的辩护律师们遭受的经历,也大体相当。众多律师讲事实、明法律都未能要回一份正确的回执,更不要说孤身一人前来的普通民众了。

期间,为了提高控告效率,辩护律师兵分两路,四位辩护律师前往政法委进行控告。与检察院的遭遇相反,广西自治区政法委的工作人员耐心听取了辩护律师所反映的所有情况,并留下联系方式,以便后期交流。

结语,无语

这次广西之行,真切感受到法治建设之难,民生何时得安。一家中央电视台曾做节目正面宣传的企业,一件顶级刑法学者认为无罪、数十位辩护律师做无罪辩护、数十位被告人及其家属都感觉冤枉的案件,继续在广西玉林审理,会是什么结果?

玉林市中级法院的法官,你们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就都参与侦查工作、就与侦查人员联合办案了,还好意思继续审理这个案件吗?

董秀玫坠楼案的合理怀疑与排除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7日消息】六年前,黑龙江省讷河市发生一起离奇的深夜女子坠楼案,现场有七岁孩子全程目击。根据公安部相关规定,此类案件应当以刑事案件立案,然后予以排除。然而,相关部门却一直没有这样做,并且不允许家属查阅卷宗,全家举报六年无果。

2014年7月14日,36岁女子董秀玫坠楼身亡。家属认为是故意杀人,向讷河公安报案,讷河公安“不予受理”。向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申请复核,答复维持讷河公安局决定。向讷河市人民检察院请求立案监督,检察院根据讷河公安局的不予立案决定,不予受理。死者母亲苏久先六年上访未有结果。

根据讷河市公安局提供的尸检报告和询问笔录,家属合理怀疑该案存在故意杀人的动机,也不排除故意伤害家暴致死。

合理怀疑一:尸检报告称:四肢、肋下、腹部外伤均不是高坠形成。腹部是钝性物体形成,那么从成伤机制上看,合理怀疑董秀玫生前遭遇了家暴,应毫无异议。

合理怀疑二:董秀玫儿子的询问笔录称:案发当晚听到了妈妈喊他,让他过去帮忙,而且案发前每次妈妈被打都是喊他帮忙。孩子率直纯真,其笔录可信,证实董秀玫曾长期遭受家暴。

合理怀疑三:董秀玫儿子两次询问笔录都证实了董秀玫经常遭受丈夫暴力殴打的事实,辱骂,殴打均是家暴的直接表现。

合理怀疑四:根据律师《法律意见书》,董秀玫家窗台并没有董秀玫的指纹、脚印痕迹。难道董秀玫会飞出去?强行拖拽向窗外推下可能存在。

合理怀疑五:根据律师阅卷现场勘查笔录,董秀玫身高157厘米,窗台距地面高85厘米,窗台宽55厘米,一个157厘米的人即使人靠近窗口,趴在窗台上,连脑袋都不能完全探出去,怎么会自己坠楼?

合理排除自杀一:从尸检报告中可见,死者董秀玫的双手五指有外墙的墙灰,左脚底表皮缺失,墙面有95cm×50cm的擦蹭痕迹。显然,死者生前曾用力用脚蹬墙面,试图向上爬上窗台求生。在强烈求生欲望驱使下,脚底皮都蹬掉了,根本不存在想自杀的念头。

合理排除自杀二:现场勘查室内无可助登高的物体,董秀玫攀上窗口肯定是有人用外力掐在董秀梅肋下拖拽到窗外,也就是尸检报告所说肋下的伤痕。

合理排除自杀三:董秀玫生前曾喊“儿子帮我”,理论上不存在自杀念头。而高喊让儿子帮忙救他,不让离她最近的丈夫救他,显然正遭受丈夫施加家暴威胁。

合理排除自杀四:如果董秀玫想要自杀,可以选择诸多方式,为什么悬在窗外还要倾力向上攀登?有强烈求生欲望的人,用脚把墙上蹬出95cm×50cm的擦蹭痕迹,脚掌皮都蹬没了。自杀有这么做的吗?

合理排除自杀五:四肢、腋下、腹部外伤不是高坠形成,高坠也不能形成。案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外伤是怎么形成的?成伤机制原因,都无法证明董秀玫是自杀。@封面新闻

讷河公安、讷河检察院应该研究合理怀疑和合理排除而决定是否立案刑事侦查。用《刑事侦查学》《法医学》《法鉴痕迹学》的理论,结合案发现场勘察及尸体检验报告,死者儿子的询问笔录,如能否定这些合理怀疑和合理排除,那么“不立案”和“不立案监督”就是正确的。反之公安机关应当必须立即立案,检察机关必须应当实施监督。

附:董秀玫医学鉴定书

黑龙江讷河市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齐公(刑技)鉴法病字(2014)83号鉴定书内容

四肢:右肩部在12.5cm×9.0cm范围内可见多处点片状皮下出血,最大为7.0cm×5.0cm。

右侧肱骨上侧骨折。

右侧腋窝定点向下7.0cm处可见3.5cm×2.0cm陈旧性皮下出血,皮肤呈黄褐色。

右上臂腋窝定点向下5.0cm可见6.5cm×4.0cm皮下出血伴部分表皮脱落,大小为4.0cm×0.7cm。

右前臂中段内侧有8.0cm×4.5cm表皮剥脱伴皮下出血,表皮剥脱方向由内上向外下,此表皮剥脱上缘至右手食指远端指间关节长27cm。

右手食指第二指节内侧有0.6cm×0.5cm皮肤表浅创口,形成0.5cm×0.5cm皮瓣向上翻转。

右尺桡骨远端骨折。

左上臂背部13.0cm×3.5cm范围内多处点片状皮下出血,最大2.2cm×2.0cm。

左前臂内侧可见点片状皮下出血伴表皮剥脱,大小为10.5cm×5.0cm,表皮剥脱为5.0cm×1.0cm,此皮肤上缘终点至左手食指远端指尖关节长28.0cm。

左侧尺桡骨远端骨折。

左前臂内侧腕部2.0cm处可见一皮肤创口大小为4.3cm×1.2cm,创腔内可见桡骨骨折断端向外支出。

左手掌内侧及腕部在15.0cm×7.5cm范围内可见多处点片状皮下出血,最大为4.5cm×2.0cm,两手掌指尖远端可见白色墙灰样物粘附。

左大腿上段可见6.0cm×1.4cm表皮剥脱,生活反应不明显。

左髌骨上缘向上4.0cm可见一皮肤创口大小为5.2cm×1.6cm,创口内可触及股骨骨折断端。

左髌骨下缘向下5.6cm可见3.2cmx2.1cm表皮剥脱,方向由下向上。

左髌骨周围在10.0cmX7.5cm范围内可见多处点片状皮下出血,其间伴有部分表皮剥脱,大小为2.0cmX1.0cm,方向由下至上。

左小腿中段前侧可见1.4cmX1.2cm皮下出血。

左踝关节前侧可见3.2cmX0.3cm表皮剥脱伴有皮下出血。

右髌骨上缘向下1.2cm可见一创口,大小为5.5cmX0.5cm,创腔内可见股骨骨折断端向外支出。

右膝关节内缘向后4.0cm可见5.7cmX4.0cm表皮剥脱伴有皮下出血,方向由左至右,其间伴有1.3cmX0.7cm皮肤创口。

右膝关节周围连同右小腿中段在23.0cmX11.0cm范围内多处点片状皮下出血,最大为4.5cmX2.3cm。

右踝关节前侧可见1.0cmX0.6cm皮肤创口,左足跟有6.0cmX5.0cm皮下出血,左脚掌前侧有4.0cmX1.5cm皮下出血,两处皮下出血外伤间距14.0cm,两处脚趾均粘附白色墙灰样物。

左足底第1—5脚趾连同脚掌内侧前段可见表皮缺失,在8.2cmX6.0cm范围内可见大量不规则表皮缺失,其间伴有红色物质,两足跟及趾骨未触及骨折。

四川德阳赴京喊冤的文仁贵失联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7日消息】今年年初,因为“寻衅滋事罪”释放不久的四川德阳居民文仁贵,于最近第三次来到北京,计划递交为了生存生活的呼吁求救信。前两次被地方政府好言相劝主动回去,但是回去之后便不予理睬或者软禁。这次汲取了前面的经验教训,在神秘低调抵达北京后,于9月26日上午去了永定门的国家信访总局。

陪同文仁贵一起去国家信访总局的还有,四川崇州常驻北京喊冤的访民王燕,以及新疆乌市喊冤企业家杨总,以及赶到这里与他们会合的重庆老访民危文元等多人。临近中午,文仁贵成功递交《请求中国共产党让我活下去》的呼吁信出来后,走到永定门路西街,发现被不认识的人跟踪,随后找茬拌并嘴殴打了文仁贵等随行多人。

在一旁围观的市民群众,询问事情经过和打架原因。知道是拦截绑架上访冤民后,很多群众数落不明身份的这群人,是帮凶走狗、是助纣为虐、是坏天地良心今后要遭报应。在大家群情激奋的时候,他们几人趁此机会跳上公交车,甩掉了企图堵截绑架文仁贵的这些人。事件现场还有一个人在不停地拍照摄影,有人去问他又是何人,结果拍照的人和不明身份的人,一起灰溜溜的离开了现场。

此后,与文仁贵等多人便失去联系。期间曾多次尝试联系,但是始终没有成功的机会。截至发稿时间,依然还是没有上述人任何可以联系的渠道和消息。

附《请求中国共产党让我活下去!》

求救人:文仁贵,四川德阳罗江县御营镇玉脑村8组19号。

1997年5月12日,我开商店做生意,进96瓶五粮液、8瓶茅台、4瓶剑兰春,总计人民币五万元。被罗江公安分局缉毒队长杨军带领六个警察抢劫一空。还不断暴力殴打,直致我昏死过去。送入医院,两天被救回来。施暴警察只交付六千块钱不管了。我自己付了两万六千块钱,我也无钱了,病没有治好,由于无钱,被逼出院。多次找政府只付四万元。由于没有及时治好落下后遗症,伤残鉴定为四级。至今不能重体力劳动。抢劫的货物不赔(内部人说私分了),造成的伤害不赔也不道歉。

1997年9月2日,我不知道为什么,再被成都铁路公安无辜陷害关押194天。他们赔偿五万块钱给我,威胁我不准起诉他们,也不准控告举报他们。被陷害也不给撤案决定书。最后才弄清楚,原来是成都铁路公安陷害我偷盗黄金。这次对我的陷害,对我和家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精神伤害。致我的亲朋好友远离,小孩在学校抬不起头,最终辍学。最后,终于查清我没有偷盗黄金,可是却没有道歉和恢复名誉。

上述给我的重大伤害我实在想不通,我就层层控告直至北京。到北京举报控告后,遭到违法乱纪的贪官更加严厉的打击报复,指使黑社会在北京拦截绑架殴打我后,黑社会成员到罗江地方由政府给黑社会人两万,对我却不理不睬甚至还关押。

2017年10月19日,我再次到北京控诉,被黑社会绑架回四川后,随即就刑事拘留。期间实行刑讯逼供,判刑两年三个月。在狱中,警察指使牢头狱霸和杀人犯无数次暴力殴打,浑身淤青疼痛难忍大口吐血。警察也怕了,赶紧送医院治疗。就这样被贪官污吏和贪官走狗警察折磨的不成人行。

我没有违法行为却被四川贪官数次陷害殴打、关押折磨,造成伤病累累苦不堪言。

为此,请求中央查处四川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破坏法律、残害百姓的贪官,还我公道、赔偿损害、恢复名誉!

求救人:文仁贵
2020年9月25日

卢廷阁律师举报律管处长并申行政复议

石家庄市司法局,以肺炎疫情为由,推迟年检考核。往年5月即告结束,今年6月才开始,且持续至今,已到第18批了啊!不仅如此,没有年检的律师,办案要开证明,开证明只开10天期限,导致我已开4次证明。在开第5次时,司法局律师处官员的官僚作法,给我造成很大的麻烦和损失,已涉嫌违纪、违法和侵权。

正好,市委第五巡察组巡察司法局,遂向其(邮箱)举报。同时,向河北省司法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附: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卢廷阁,男、河北标致律师事务所律师,13012165113
被申请人:石家庄市可法局,局长:郑国良
地址:石家庄新华区泰华街476号联系电话:0311-86262011

申请事项:
1、对被申请人之党员公务员李健、石永瑞,因开具证明的行政行为不负责任,拖拉怠工。官僚作风严重,而侵犯了申请人执业权利,并带来经济损失,要求给予处分,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2、认定被申请人开具年检证明只有10天效力的作法,无法律依据违法

事实和理由

因今年肺炎疫情,市司法局推迟律师所年检,从5月31日延续至今己近4个月,仍未结束,受此影响,律师执业需要司法局出具相关证明。但不知什么原因,司法局开具的证明只有10天效力,所以需要频繁开具证明,给律师执业造成了极大的不便,申请人由于业务需要已连续开具了4次,每次都要上次到期时才能开,与出差办案时间造成极大冲突,浪费了大量时间和差旅费用等,第4次快要到期(9月20日周日)的时候,中请人与李健约好提前到9月18日周五将第5次的开出来,并派人送到申请人所里(因为一趟趟让申请人去拿,她都不好意思了),这样中请人在周六日就可以出差,9月21日周一就可以用上,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健没有兑现,且没有任何理由,没办法,周六日无法开具、更无法出差,只有到周一联系开具,出差就只能改到周二,但周一李健一直开会没有开具,下班后与李健说好周二上午9点来拿,保证一定会开好,于是申请人订了周二上午的车票,周二9点申请人到司法局后,李健又说在开会,并答应10分钟后就拿下来,在等待中,李健办公空的人下来过3人收发律师材料,就是没有中请人的证明,因为要赶火车,申请人催促李键多次,约9:50石永现拿着证明下来了,但他却不给中请人,还要申请人上楼,要给申请人说事!大摆官架!大耍官风!没办法,为赶车申请人只能空手而去。

由于没有拿到证明,给这次出差办案带来了极大不便和麻烦,造成了很大的时间和经济损失,仅车票费就近2000元。

上述两人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没有信用,拖拉息工,不拿律师和群众当回事的官僚作风十分严重,自己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一个规定一句话,让律师和群众跑断腿,而他们则毫不在意!这样的党员,代表共产党的形象和作风吗?是合格的党员吗?这样的公职人员,代表司法机关的形象和作风吗?是合格的公务员吗?为此,应当对二人给予处分,并向申请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由于被申请人开具年检证明只有10天效力的作法,没有提供法律依据应认定违法,并予以通报批评和纠正。

此致
河北省司法厅

申请人:卢廷阁
2020年9月26日星期六

2020年9月26日星期六

玫瑰团队徐琳已刑满出狱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6日消息】今天下午通过电话确认,生于1966年的株洲人徐琳先生早上已经回到广州番禺东涌家里与妻儿团聚。由广州维稳部门派人从监狱接回。徐琳极具正义感且多才多艺,自己作词作曲,创作了《庆幸》《站在正义一边》等颂扬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歌曲。因而遭到黑暗势力的政治迫害,2017年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构陷入狱3年。今天是3年刑期坐满出狱,没有获得任何减刑,可见徐琳拒不认罪,对邪恶势力的暴行採取了完全蔑视的态度。

徐琳,性别:男,1964年生于湖南株洲永兴县,后移居广州。自由民主人士,建筑工程管理高级工程师,诗人、哲学研究者,歌曲创作人,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坚持追求自由、民主,撰写和创作了诸多自由民主题材的文章及歌曲、参与公民维权抗争行动。其作品多由互联网发布和传播。常年受当局监控,多次被软禁及秘密关押。自上世纪末开始撰写时政文章、诗歌,创作歌曲。2010年左右开始,在广州、深圳等地开展街头举牌、演讲,组织公民集会等活动。2012年8月,因欲参与王登朝(时任警队队长,后被当局构陷判刑12年)发起的‘莲花山公园千人公民集会’,计划于活动现场发表政治演讲,事前遭当局绑架,后被秘密关押三个月。2013年1月,现场参与“南方周末”事件,现场进行了举牌、诗歌朗诵、演讲等抗议活动。2014年5月,开始与刘四仿合作制作和发布歌曲作品。2014年10月,发表关于请联合国向中国派驻人权观察机构的公开信,与刘四仿作为共同发起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日益恶化的中国人权状况。创作歌曲:《站在正义这一边》、《庆幸》、《我在去监狱的路上》、《我在自己的祖国流亡》等。

2015年8月,因发布“709”事件而创作的歌曲《正义律师之歌》触怒当局,其任职的公司因受当局施压而遭失业,并被绑架至广州软禁一个月。创作歌曲:《自由无价》、《还原真相》、《请叫我的真名—纪功碑》、《正义律师之歌》、《一人一票》、《砍头也不回头》等。2016年3月,再次发表敦请联合国向中国派驻人权观察机构的公开信。创作歌曲:《民主大潮》、《救救孩子》、《雷洋之死》、《坦克人》、《正义之师军歌》等。2017年9月26日,于湖南父母家被广州警方抓捕,后被刑事拘留于广州南沙看守所(11月2日被控“寻衅滋事”遭当局批捕)。同案同日遭抓捕的刘四仿被刑事拘留月余后得以取保候审。徐琳被关押至2018年12月7日开庭判决,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

观察员与家人取得联系确认徐琳已经回家,身体各方面都还好,徐琳他谢谢一直关心他的朋友,徐琳刚回来需要安静修养身体,占时没有联系方式不方便与朋友联系,马上国庆节了,一家人希望有一个快乐的节日!徐琳在监狱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爱为妻子写歌,为思念妈妈表达对母亲的敬爱为母亲写歌,为徐琳回家后与家人团聚而祝福!希望一家人快乐健康!

尘肺病工人维权近五年获赔偿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6日消息】工人患上尘肺病,律师参与维权近五年,终获赔偿,金额从4万元涨到100多万元。

案情概览

2011年,电焊工高某某受用人单位甲公司劳务派遣到乙公司务工,因长时间接触电焊烟尘,期间患上尘肺病。

患上尘肺往往伴随着咳嗽、咳痰、胸痛、呼吸困难、咯血等症状,是不可逆的,病情会随着时间流逝变得越来越严重。患者不仅仅身体要承受巨大的痛苦,一生无法治愈,精神更是受到无尽的折磨。

涉事三方围绕民事侵权纠纷展开马拉松式诉讼,先后经历一审、二审、再审发回重审、重审一审,历时近五年,穷尽几乎所有民事诉讼程序,颇多曲折。

起先,高某某仅收到甲公司给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在陈进学律师建议下,高某某先后两次分别到广东法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申请对其后续治疗费进行评估,对其伤残程度进行鉴定,为索赔取得了坚实依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当事人和律师维权路上的努力坚持,2020年3月12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在重审一审中作出(2019)粤0115民初1202号民事判决,被告广州甲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乙国际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高某某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后续治疗费、鉴定费及检查费共计1066633.92元。

律师参与

高某某是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陈进学律师,陈律师曾被广州市律协评为法律援助先进个人。在为本案维权期间,陈律师同时代理了与甲、乙公司存在尘肺病侵权纠纷的其他三个工人的案件,包括本案在内的两位当事人的重审一审都胜诉了,另外两位当事人虽然未出结果,但因案情相似很可能会得到同案同判的处理。

包括劳动争议胜诉的款项,陈律师仅仅为本案当事人高某某一人就争取到近20万元各类赔偿、补偿,不包括将来可能继续执行的100多万元,而陈律师本人只能得到法援机构发给的每案2000元左右的微薄补贴。

谈到为何会不计报酬、无怨无悔、连续投入五年做这个法援案子,陈律师表示,自己来自湖北的一个小山村,父亲就是一个民工,从9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上海务工,一路供养自己考上中山大学读法律。看到这些遭遇悲惨的工人自己会特别感同身受,就像是自己亲人在经历这种事情,出于一种伸张正义的公义之心,就想尽己所能去帮助他们维权,虽然法援案子费用低,但通过律师的努力能切实帮助尘肺病工友改善处境,帮助到他们的家庭,自己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从电焊工高某某的角度,自己在维权路上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对了律师。但是陈律师则认为,高某某等几位工人都比较坚持,而且能抱团互相鼓励,为了自身的正当权利从未放弃。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还自学《工伤保险条例》、《劳动法》等相关法律,遇到看不明白的法律问题还会积极咨询陈律师,自身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工人维权过程中也会遭遇偏见,比如庭审过程中用人单位、用工单位的代表就会直接在庭上言辞激烈地攻击他们,认为他们就是在“无理取闹”,通过不停打官司在“闹事”。

陈律师认为,案件胜诉的原因跟法制环境也有关系,自己主要经办的刑事类案件代理相对更艰难,阻力更大,而此类职业病纠纷仅仅是民事侵权,对抗性小,人为干预因素小,法官讲法律的空间更大,只要律师能提出坚实的法律依据,把事实和道理讲清楚,胜诉机会就比较大。

作为陈律师办理的头一批职业病纠纷案件,能取得旗开得胜的办案效果,跟陈律师忘我的投入不无关系。当前职业病案件高发,其中多达600万人的尘肺病群体更是得到社会广泛关注,著名记者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项目,基督徒艺人袁立的公益基金会都是此类典型。因为过去职业病纠纷胜诉案例不多,本案突破性的思路也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本案原审二审生效后,当事人和律师都没有选择放弃,而是相继闯过了艰难的再审“立案关”,并罕见地获得改判,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逢年过节高某某等人都会发信息感谢陈律师,甚至当面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工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可为陈律师的法律工作提供了无穷动力和激励。

法律分析

关于高某某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能否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争议。

高某某在与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被派遣到乙公司工作期间被诊断患职业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的规定,可知法律赋予了职业病患者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依照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向用人单位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办案点睛

1.在以往的职业病案例中,当事人往往在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后忘了继续主张人身损害赔偿。本案中,高某某避开了这个错误,使得赔偿金额从4万元增加到100多万元,极大地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

2.本案中,陈进学律师创造性地申请法院参考《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的标准,对当事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等级进行司法鉴定,得到法院支持,当事人据此主张残疾赔偿金,此种做法应属全国首例。

律师简介

陈进学,男,籍贯湖北黄冈,现居广州市,系广东律成定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2016年-2020年广东律成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6年-2015年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5年-2006年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1999年-2003年中山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
专注于刑事辩护和劳工权利保护,代理的不少刑事案件取得了不予批捕、撤销案件、不起诉等无罪结果;
代理的职业病民事赔偿案件、临时养老保险案件有突破性效果;
陈律师长期热心社会公义,2007年-2009年度被广州市律师协会评为法律援助先进个人,现在依然坚持代理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的疑难、重大刑事案件。

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

河南信阳孙传强涉黑案离奇开审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5日消息】号称信阳市建国以来最大的涉黑案件——“孙传强等38名被告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犯罪”一案(下称“孙传强案”),在信阳市固始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过程中,发生多起严重违规事件,于去年12月24日中止审理后,于2020年9月24日在固始县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信阳市“打黑办”在系列离奇事件中推动该案的审理进程。

离奇事件一:正式开庭时合议庭成员突然由七人变成三人。

为了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人民陪审员法》,并于当日公布实施,以推动人民陪审员参加重大案件审理司法审判制度改革。其中的第十六条和第十四条,规定了“一审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必须由三名法官和四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审判的一审刑事、民事及行政案件。孙传强案一审合议庭显然应当由三名法官和四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即“4+3”模式。其价值在于,如果辩护律师和被告人能够争取到四名陪审员的认可,只要他们四人对于涉案事实的认定为不构成犯罪,那么即使三名法官认为构成犯罪,也不能给孙传强等人定罪了。因此,这样的合议庭对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来讲意义重大。

2019年12月13日上午庭前会议开始时,审判长明确告知辩护律师合议庭组成人员是七人。但是,2019年12月19日正式开庭时,审判长却突然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变成三人,而且合议庭成员全部是法官,没有人民陪审员。

廉振保律师当庭指出,合议庭组成人数违反2018年4月27日公布实施的《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六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议庭应当由三名法官加四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但是,审判长坚持要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选择适用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

由于审判组织的合法性问题是首要的问题,因此,就此法律适用分歧问题,廉振保律师分别于2020年1月6日及2020年6月20日两次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提交了《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书》,但至今没有任何回音。

后来,廉振保律师获得其任职的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参政议政委员会及朝阳区律师协会领导们的支持,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于2020年8月6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提交了《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书》,但至今也没有任何回音。

在此顺便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喊个话:眼看着孙传强案一审都快结束了,贵院能否尽快就此问题作出答复?还有其它很多案件也面临这样的分歧。不能眼看着由不合法的审判组织来审理案件,浪费司法资源,浪费纳税人的钱。

离奇事件二:庭审第三天开始,多名被告人当庭指控遭到严重刑讯逼供,部分被告人闪烁其词,陈述前后矛盾,表现严重异常。

2019年12月19日,第一阶段庭审开始。

庭审前两天,坐在1号辩护人位置的孙传强辩护律师——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廉振保律师,当着合议庭3位法官2位书记员、7位公诉人、将近60位辩护律师、上百位法警、数百位旁听人员的面,并且在两架专业摄像机面前,连续问出了多位被告人被刑讯逼供的详细情节。而且这些被告人分别在大家面前讲述的刑讯逼供情节却非常一致,疑似遭到了有组织的刑讯逼供,并且要他们栽赃陷害孙传强。

然而从第三天庭审开始,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现了。

先是有被告人被廉振保律师问到在侦查阶段是否受到殴打、辱骂、威胁时,表情非常痛苦。廉振保律师表示很抱歉,但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并且都关系到自己的当事人孙传强的定罪量刑,所以不得不问。这名被告人于是声称自己记不清了,让问他的辩护律师。廉振保律师说刚才公诉人问你20多年前的事情你都记得清清楚楚,却不记得刚刚发生一年时间、对你自己至关重要的事情,如何能够让人相信?这是事实问题,必须由你自己回答。而他的辩护律师却将如此明显的事实问题解释成法律问题,为他不愿回答打掩护。这位辩护律师的作法当庭遭到了其他很多辩护律师的严重质疑。这名被告人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其后每次问到刑讯逼供的问题,他就照着纸条念一遍。不知道纸条是谁给他的。

接着又有被告人不承认自己曾经受到殴打、辱骂、威胁,但其当庭陈述的案件事实又明显与起诉状及其之前的讯问笔录不同。当廉振保律师问他当庭陈述的事实与他之前的询问笔录中记录的事实不同,以哪次为准时,这名被告人却又说以之前说的为准,引起哄堂大笑。廉振保律师以为他没有听清楚问题,再次与其确认,这名被告人却仍然明确地说以他之前说的为准。

还有被告人一直低着头,不回答辩护人的发问,辩护人问任何问题,都让辩护人看口供,或者沉默不语。

但是仍然有很多被告人当庭勇敢地讲述了自己在侦查阶段受到殴打、辱骂、威胁的详细经过,还有被告人当庭控告对其进行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

令辩护律师们惊喜的是,本来固始县法院已经让辩护律师们签收了2019年12月25日继续开庭的通知,但是2019年12月24日中午,当38位被告人的第一阶段当庭发问结束后,合议庭意外宣布庭审中止。连续开庭五天半后,辩护律师们终于可以赶回去与家人一起过圣诞节了。而在此后长达9个月的中止庭审期间,又发生了一系列离奇事件。

离奇事件三:孙传强案专案组成员曾将涉案人员带到神秘的“彩云宾馆”。信阳市监察委《初核报告》已确认此事。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侦查人员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信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讯问笔录”里显示的讯问地点也是合法的“信阳市公安局办案中心”。但在2019年12月19日至24日的庭审中,多位被告人指证自己是在信阳市平桥区312国道上的“彩云宾馆”被讯问的,而不是所谓的“办案中心”。

据媒体披露,“彩云宾馆”所有窗户全部被用铁条封死,严重违反宾馆酒店的相关消防法律法规,孙传强案中的部分当事人已经向信阳市应急管理局进行举报,并怀疑“彩云宾馆”是信阳市公安局的编外办案基地。

2020年1月5日,接到关于孙传强涉黑一案中网传信阳惊现打黑秘密办案基地的线索,按照河南省厅、信阳市局主要领导的批示,驻信阳市公安局纪检组组长高文明组织成立了由驻信阳市公安局纪检组牵头、法制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此展开了调查,并于2020年1月9日完成《关于“网传信阳惊现打黑秘密办案基地”有关情况初核报告》,其后向固始县法院提交。该报告结论为“没有发现存在刑讯逼供、程序违法等违法违纪行为;因工作需要,两次共计五天短暂租用彩云宾馆作为专案组临时居住地,非网传秘密办案基地。”。另外,该报告中显示租用彩云宾馆共计花费23400元,但租用情况到底如何并未详细说明。

该报告不仅确认了专案组临时租用彩云宾馆,还确认了侦查机关曾将多名被告人两次带入彩云宾馆这一非正常办案地点。但该报告仍然存在很多疑点。

该报告显示:“彩云宾信”被租用于孙传强等人涉黑案件专案组监时居住地,是经市局领导批准的。孙传强等人涉黑案件前期秘密调查阶段,专案组以罗山县“世纪花园”宾馆二楼为驻地。2018年10月13日,抓捕时机成熟,先后抽调130余位民警并分成多个抓捕工作小组,为案件侦办需要,租用信阳市“彩云宾馆”为专案组临时居住地,10月13-15日计3天时间,抓获到案犯罪嫌疑人刘胜蛟、许正军等共17名。2018年10月25-26日计2天,因案件分批对涉案人员进行现场指认侦办需要,集中30余位办案民警,二次租用信阳市彩云宾馆作为专案组临时居住地。该专案组两次租用彩云宾馆时间共计5天。

该报告强调租用该宾馆办案是经市局领导批准的,然而租用宾馆办案是何用意?该报告仅用“为案件侦办需要”进行解释,却并未清楚合理地说明为什么有正常的办案地点不用,反而要租用一间宾馆作为所谓的“监时居住地”和“专案组临时居住地”。

该报告还指出,办案人员两次将被告人带入彩云宾馆都是“短暂停留”,然而具体时间并未说明,何为“短暂”,只是一种主观判断说辞,并无准确说明。

孙传刚等多位被告人在第一次庭审时当庭讲述过其在2018年10月25日至26日被提出看守所指认犯罪现场,然后被拉到彩云宾馆进行刑讯逼供的情况。但案卷中并没有指认犯罪现场的记录和照片。“提讯题解证”显示他们上午8点左右被提解出看守所,而回到看守所的时间已经是夜里11点多。

第一次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郭少峰当庭称:“他们当时抓我的时候没有出示证件,把我带到宾馆,从10月13日到15日,我一直待在宾馆,这中间只让我睡了两个小时。”“2018年11月初他们又将我带至彩云宾馆,威胁我,打了我几巴掌,让我按照上次的说法继续做笔录,晚上11点左右才回看守所。”

刘胜蛟庭审时表示:“我于2018年10月13号夜7点30分左右被信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逮捕、而公安办案人员为了掩盖他们的违法事实在逮捕日期上写成了2018年10月15号,在我被他们抓捕后、立即将我送到了一个名叫彩云宾馆的房间内对我实施了严刑逼供和殴打,在2018年10月13号,夜7点30分到10月15号下午1点左右的四十多个小时内,我被4名公安人员连续殴打……。”说明被告人被拘捕后,并未立即押送看守所,在外停留时限已超过24小时。

被告人方勇表示:“2018年10月16日他们穿着便服,未出示证件,用民用车把我拉走了……我被带至罗山县金色阳光九酒店,就在县政府隔壁。他们把我带到车上就开始打我,后来又将我带至楠杆派出所,从下午一点一直到第二天,一直在殴打。他们不问口供,上来直接就开始打,夜里打了三四次,我满脸都是血,直到17日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才被带到信阳看守所。”

除此之外,被告人刘定强表示自己“在彩云宾馆被关了24个小时”;被告人孙定龙也称“我是10月26日下午被带到某宾馆,10月27日半夜,他们蒙住我的头,打我的背部。”……以上涉案人员的陈述,表明涉案人员在彩云宾馆远不止“短暂停留”,而是停留了两日有余,且并未被保障正常休息时间。上述报告所显示信息与这些都完全不符。

而且多名被告人在庭审中都披露过多名刑讯警察的姓名或者姓氏。

据被告人孙传刚披露“自己被贴纸条,用毛巾塞住嘴打”的经历,并被一个叫“詹峰椿”的警察长时间殴打;

被告人喻涛称:“有一个姓关的警察…给我塞矿泉水瓶,打背铐,还让我跪在地上”;

被告人孙传健称:“姓黄的警察打了我一拳,让我跪在地上,腿部被踢得没有知觉…”;

被告人叶辉称:“我被殴打的地方在平桥交警队附近的彩云宾馆,是在二楼,我记得其中一个人姓孙,殴打我的人没有穿警服。”

此四名被披露的办案人员在侦查机关内部应很容易进行对应和查证,然而如此关键的信息却被信阳市监察委选择性忽略,在其调查报告中完全未提及。

调查报告显示,嫌疑人共计两次被带进彩云宾馆。除2018年10月13日晚,专案组民警在罗山县将犯罪嫌疑人刘胜蛟、许正军等人抓获,解释“因办案需要”将其传唤其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到专案组临时居住地彩云宾馆以外,在10月25日、26日,又因需要进行现场辨认,公安机关又将多名被告人提出看守所,并带入彩云宾馆。

对提讯被告人出所进行现场辨认时将其带入彩云宾馆的行为,报告解释称原因为“指认现场的图片需打印出纸质照片,并由犯罪嫌疑人本人签字捺印确认。因办案中心禁止接入存储设备且无彩色打印机。按照专案组的工作安排,办案民警在指认现场后带领犯罪嫌疑人到专案组临时居住地彩云宾馆短暂停留,分别打印出指认现场纸质照片,再将犯罪嫌疑人带至办案中心制作辨认笔录,并进行讯问,后押解回信阳市看守所。”该理由既不合理,也不能自圆其说。

首先,即使办案中心真的无彩色打印机,打印地点到处都是,现代社会手机等智能设备又使得存储如此便捷,而为何那么巧,又选择了彩云宾馆这一地点进行所谓的打印彩色照片?而且又为何非要辨认现场拍摄之后就立即打印?难道不能在将嫌疑人押送至看守所后打印吗?侦查人员费那么大力气,还冒着违法违规的风险,仍将嫌疑人被告人带入彩云宾馆,到底有何意图?而辩护律师表示,侦查人员提供的案卷证据材料中,很多现场指认照片并不是彩色打印照片,而是普通黑白图片。这便又引发了疑问:现场辨认照片必须是彩色图片吗?

另外,报告中显示租用彩云宾馆共计花费23400元,租用情况到底如何并未详细说明。

据调查,该宾馆共计39间房,房价在80-120元不等。

报告中显示租用彩云宾馆共计花费23400元,这明显不是“短暂停留”或者关押十余名被告人所需的房费。而报告并未说明具体租用的房间数量和价格,花费如此巨大,有理由推断办案人员实际上包下整个宾馆。此外,据可靠消息来源,监察委曾与彩云宾馆老板万家乐进行谈话,内容也显示当时公安机关将整座宾馆包下了,而且包了两次。如果真如报告中所言,仅是“办案方便需要和为了打印彩色辨认照片”,又有什么必要包下宾馆内所有房间?

离奇事件四:中止审理期间第一被告人孙传强的二嫂和大姐也相继被捕。

孙传强兄弟姐妹共6人,三个姐姐大,三个兄弟小,孙传强为老幺,二哥孙传刚,大哥孙传建。然而,“孙传强等38名被告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犯罪”一案的38名被告人中,就有他们兄弟3人,加上孙传强的妻子刘瑞共4人被逮捕,身陷囹圄。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20年1月13日,在孙传强案一审中止19天后,孙传强的二哥孙传刚的妻子张恕荣也被刑事拘留,后被逮捕。涉嫌罪名竟然是“寻衅滋事罪”。据信可能与孙传强二嫂把侦查人员扣押其两件茅台酒之事透露给他人有关。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20年7月30日,在孙传强案一审中止216天后,孙传强的大姐孙传琴也被刑事拘留,后被逮捕。拘留通知书上涉嫌的罪名是“妨害作证罪”,逮捕通知书上涉嫌的罪名竟然是“洗钱罪”。据信可能与孙传强的大姐委托这帮北京律师为他们兄弟三人及孙传强的妻子进行辩护有关。

至此,孙传强兄弟姐妹六个家庭,已经被逮捕六人——孙传强夫妇,二哥孙传刚夫妇,大哥孙传建,大姐孙传琴。另外,孙传强的外甥女即大姐孙传琴的女儿刘丹也被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而孙传强的独生儿子在国外读书,目前已经没有了家(孙传强家的房屋均已被查封),虽然还有国,但却有国不敢回。

而最近,孙传强案一审再次出现离奇事件——

离奇事件五:近期,多位辩护律师收到由固始县法院寄来的内容完全相同的“解除委托关系书”,这些“解除委托关系书”是由分押在不同看守所的不同被告人先后写出的,有的竟然连其辩护律师的姓名都写错。

2020年9月12日至14日,孙传强案的几位辩护律师陆续收到了固始县法院寄来的快递。打开一看,原来是孙传强三兄弟和孙传强的妻子刘瑞的“解除委托关系书”。

离奇点1:
孙传强兄弟三人分别被羁押在不同的看守所,为何能够串通一致要解除其辩护律师的委托关系?

离奇点2:
这几份“解除委托关系书”除了律师姓名、签署人及签署年月日不同,其余一字不差。而且其中都没有写辩护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也没有写解聘自己的辩护律师的原因。这几份“解除委托关系书”为何能够串通起来写得如此一致?是抄谁的作业?

离奇点3:
按理说这几份“解除委托关系书”应该由被告人寄给他们要解除委托关系的辩护律师,奇怪的是它们如何会全部跑到固始县法院的?

离奇点4:
第一被告人孙传强为何将其辩护律师廉振保的姓名错写为“廉政保”?他是疏忽了,还是故意写错?办理此事的工作人员又怎么能够如此马虎呢?

离奇点5:
这一点也是最离奇的:孙传强曾经明确表示:“就是砍了我的头,我也不会解聘廉振保律师。”

因为廉振保律师2019年12月11日接受孙传强大姐的委托作孙传强的辩护律师,2019年12月12日到信阳市固始县看守所第一次会见孙传强,2019年12月13日上午参加第一被告孙传强的庭前会议(因为合议庭不让参加其他被告人的庭前会议),2019年12月19日至2019年12月24日参加完第一阶段庭审,短短14天,就取得了两项重大战果:

(1)如前所述,发现合议庭组成人数不合法问题。

(2)当庭问出多名被告人被刑讯逼供的详细情况,使得占当时总共74卷12457页案卷材料中的绝大部分的讯问笔录,面临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的危险。

取得上面两项重要战果后不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廉振保律师又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将孙传强案案卷材料中发现的程序问题全部整理完成,撰写出一份204页的“关于孙传强等38名被告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犯罪一案应撤回起诉的律师意见书”,提交给了固始县检察院,其中把孙传强案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程序违法问题全部列明。这是廉振保律师接手孙传强的辩护工作后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

然而,看到摆在眼前的“解除委托关系书”,让人难以想象:孙传强是自愿解除跟廉振保律师的委托关系的吗?如果是,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孙传强要解聘廉振保律师呢?如果不是,那又是谁,用什么手段强迫孙传强解聘廉振保律师的?

看到孙传强在“解除委托关系书”中的签字日期“2020年8月1日”,廉振保律师不禁想起:2020年7月27日上午,廉律师曾经获准进入固始县看守所内会见孙传强,但看守所内的接待人员说孙传强正在接受提审,会见不了。廉律师提出等候他们提审完毕孙传强后会见。但廉律师在看守所内等候了一上午,也未能见到孙传强。当天下午,廉律师再次提出会见申请,但固始县看守所工作人员说提审恐怕还得持续几天,一周内都会见不了。廉律师说请提审人员等一下,空出半小时,让他会见一下孙传强,但仍遭拒绝。后来廉律师又多次电话预约会见孙传强,均被拒绝,直到收到上面这个“解除委托关系书”。

廉振保律师不禁要问:2020年7月27日,当天他们在固始县看守所里面究竟在对孙传强干什么呢?有同步录音录像吗?公布出来看看?

离奇点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关系的,办案机关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并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看守所应当安排会见;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不予安排会见。”

首先,从上述“解除委托关系书”中的签署日期来看,这五份“解除委托关系书”显然都不是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的,而是凑齐后一起转交给各位辩护律师的。

第二,2020年9月13日,廉振保律师和王少华律师曾到固始县看守所要求会见各自的当事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事宜。但是,固始县看守所工作人员说:“接到上级命令,孙传强案一律不允许律师会见。连法律援助律师来会见都不允许。”

究竟是哪个上级,这么豪横?

离奇事件六:固始县法院近期就孙传强案再次召开庭前会议,并再次开庭,但是却不通知廉振保律师参加。

如上所述,固始县法院寄给廉振保律师的“解除委托关系书”中,廉振保律师的姓名是错误的,是没有解聘廉振保律师的法律效力的。如果辩护律师提交这样一份姓名写错的委托书给法院或者检察院,法院或者检察院肯定不认。

但是,听说孙传强案上周已经再次举行庭前会议了,而廉振保律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是事后才知道的。如今,据其他辩护律师说这几天正在再次开庭审理孙传强案,而廉振保律师仍然没有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

如此严重侵害被告人诉讼权利及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的事件正在堂而皇之地在信阳发生。

信阳人正在狠打信阳人。

据说孙传强案38名被告人中,除孙传强的二哥孙传刚外,其余被告人都认罪认罚了。连最不应该、也最不可能认罪认罚的孙传强解聘廉振保律师后也认罪认罚了,固始县检察院的符晨阳检察官和孙传强的另外一位辩护律师一起办的,公诉人的建议刑期是有期徒刑16年到20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尚在看守所外、暂时还没失去人身自由的孙传强家属称:信阳市公安人员连夜要求正在生病输液的孙传刚女儿去配合他们做孙传刚的“正面”工作,让孙传刚认罪认罚。说孙传刚如果认罪认罚,可以由判处14年有期徒刑改为12年有期徒刑。孙传刚的女儿觉得这有什么意义?而且她认为她父亲根本就没有犯罪,怎么能够让他认罪认罚呢?

如果上述几位律师不被解聘,孙传强案再次开庭可能至少需要一个月。但是现在,据说信阳当局想一两天就把这个有38位被告人的涉黑案件搞定。

张玉环冤案刚刚平反,信阳版的“孙玉环”又要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