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4日星期四

上海进博会后上万访民蜂拥北京

今天上午10时许,我来到国家信访局,这里的访民明显比十九届四中全会期间的人数增加了二倍多。

记得10月30日那天我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到达的,就很快通过国家信访局外面的安检进入了三办胡同。可是今天眼看上午进门时限(am10:30)将至,外面(集体访的在西边,个体访的在东边)还有约300多人没安检完,意味着他们要在这里等到下午一点才能开始继续安检进入。

排队的访民中,新访至少占一半,有位上海来的母女(今年上海崇明家里的房子被强拆)说是昨天就来的,排了半天的队没进去,今天又来排的。还有一位美籍华人,老家是哈尔滨的,母亲的房子被强拆,这次是替年岁已高的母亲来访的。

据上海访民讲,进博会前上海就开始严控其他地区的访民流入上海,并且把上海本地的访民也都严格地控制起来,买的买、抓的抓、关的关、打的打……。所以,进博会一结束,上海访民也都被陆续获得了暂时自由,于是又马上蜂拥北京。

下午2点30分许,我又来到国家建设部,这里的访民也多了,本月初我也来过,那天加我只有一两个人。

在国家信访局时,我看到了两组集体访,听他们口音都是北方人,而且都是新访。有一伙都是女的,她们对我很是戒备,不肯透露自己是为何而来。令外一伙有男有女,他们一共来了十几个,说是河北人,是被集资诈骗所害,被害人约有200多。他们对这次集体信访的成功率抱有很大的信心。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中国北方是访民被打压的重灾区。从北方新访的态度就可领会期中的原因。

作者:上海法律维权大学退休教师冤民——顾国平,雷亭
2019年11月13日

苏州吴小燕被绑架饿饭维稳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14日消息】本网获悉,苏州被强拆户吴小燕,因在“进博会”期间到上海旅行,于11月5日凌晨被苏州市沧浪派出所的多名警察及街道办人员绑架、拘禁多日。

今天,吴小燕告诉本网信息员说,上海“进博会”期间到本人上海旅行,在11月5日凌晨两点左右,我辖区苏州市沧浪派出所的多名警察及街道办人员循迹而来,突然闯进了我住宿的房间,不由分说的拉扯绑架我离开,这一过程中他们抢走了我行李等财物,还粗暴的打伤了我。最后,他们连夜把我绑架到一处莫名的房间内囚禁起来,一直到11月9日又被带到上海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稳控。在非法囚禁期间,我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几名维稳人员24小时守在我身边,并且连续几天没有给我吃喝,我认为他们这是在公然叫板党中央的依法治国国策,他们这样做不是在维稳,而是发泄对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不滿,是想造成国家的内乱。11月10日,我被强制遣返苏州家里维稳,回家后我报了警,举报了苏州沧浪派出所和街办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并殴打我,但是接警警方却不给我报案手续,公然包庇这些官方的黑恶犯罪势力。

吴小燕反映,自己原是苏州市西二路九弄1-303的居民,是一位强拆受害者。所住房屋是三代同堂的私有财产,家中原有两位年近古稀的终生多重重残疾老人和一上小学的幼童,祖孙三代五口人都在这处房产相依为命。

2010年苏州市人民政府对南门地区实施商贸圈工程,根据市政府相关文件同意沧浪区政府实施土地前期开发,吴小燕家所处的地块在开发范围内。2011年在动迁工作过程中,拆迁人不顾民生,采用胁迫恐吓暴力手段实施逼迁,在未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她家的水电煤全部被切断,并对屋内物品进行打砸毁灭,还把沥青洒满整个屋子,致使门窗床褥家具衣物钱财一无所有,让人无法居住。

吴小燕和家人报警后,公安机关以拆迁是市政府行为为由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此后,她和家人多次奔波于苏州市政府、区政府、拆迁办、市住建局、市土地储备中心等各部门反映情况,但均遭推诿。

因房屋被暴力拆迁,导致一家人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期间,身患多种疾病且无人照看的父亲许祥,在敬老院被多次骨折后,被遗弃在传达室不幸死亡,她和家人怀疑是被人为指使;而在普济医院接受治疗的母亲霍苏英,在医院治疗时被缺血性休克死亡。

因问题在当地始终无法解决,无奈之下她和丈夫许晓岚于2013年4月去北京上访,苏州政府随即派民警和街道工作人员到北京对她俩进行人身攻击和威吓,并限制她们的人身自由,还谎称回来就给处理问题,但至今未给她们解决问题。因为“上访”,夫妻俩被街道信访办和拆迁办人员恶言中伤,并恐吓她们去北京上访就要被拘留。

因上访吴小燕在机关幼儿园的工作被非法剥夺,更遭到暴力殴打和无数次被关黑监狱,从而导致流产。

2014年的3月9日上午,吴小燕被从北京截访回来后,被沧浪派出所民警周国瑜多次残忍殴打,之后导致流产,至今未获任何赔偿。

2018年3月3日全国“两会”期间,吴小燕再次被非法拘禁在苏州鼎泰花园内维稳,期间她因为饥饿及头痛数度晕厥,后被迫跳楼,之后被消防人员救下。

2018年9月3日“中非论坛”期间,吴小燕准备再进京上访,9月3日上午吴小燕前往火车站时,被苏州市维稳办雇佣的5、6名闲散人员拦截暴打,导致她身受重伤,后被送往苏州市医院急救。入院后,苏州维稳当局仍不放过吴小燕,公安局派出多人进驻医院稳控,不许任何人接触探视她。

由于无数次的被绑架被关黑监狱,致使吴小燕身心遭到重创,现在她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脑震荡以及耳聋,对她的生活造成极大困难,导致无法生存。吴小燕恳请媒体和正义之士给予关注和帮助,让她和家人早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吴小燕电话:13625291812

2019年11月13日星期三

武汉刘云飞被绑架关黑监狱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13日消息】湖北武汉东西湖区访民刘云飞,自2019年9月5日下午1点左右,被2个穿黑衣服的年轻男子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区政府所在地)非法绑架带走后,被关押至今,家属多方寻找没有任何消息。

刘云飞是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祁家山新村居民,丈夫叫朱继明。2013年夫妇俩的房屋被吴家山街办事处和武汉东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非法强拆,从2013年至2019年两人依法正常信访,区、市、省、北京一级一级按照国家的信访条例信访,迫于压力,吴家山街道办事处和开发商,在2016年与二人签了一份正常的购房合同,但合同没有用,因为东顺、擎天这个项目变成了烂尾楼,开发商破产了。购房合同上的应该给他们的各项费用,一分钱也没有兑现。当地政府官员还说:刘云飞,你这辈子也别想拿到这笔钱。

朱继明说,从2013年到2019年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从开发商和吴家山街道办事处得到任何的补偿和安置,而合同只是水中花,镜中月。东顺、擎天这个项目是武汉东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但东顺公司没有国家建设一级资质,注册资本金从2007年一2016年,9年的时间也只有5000万元人民币,而东顺、擎天这个项目的成本就有7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武汉东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本没有能力开发建设这个项目,他猜测东顺、擎天这个项目存在东西湖区腐败官员和开发商有各种违法行为。以至于开发商没有能力建设,变成烂尾楼。2016年成立东顺、擎天这个项目的管理人,勉强做完,能够住人。因缺少各种手续,至今办不了不动产权证。

而刘云飞不过在这个项目上说了几句真话,就遭到当地政府部门腐败官员的残酷打压和迫害。2018年8月2日刘云飞因上访被抓回,随即被关进市民讲堂黑监狱,被放回时,全身遍体鳞伤只剩半条命。从2013年至2019年刘云飞共计被非法拘留4次,非法羁押38天,非法绑架、关押、拘禁200天。

今年9月5日刘云飞又被吴家山街道办雇佣人员非法绑架,到今天关押拘禁,已有二个多月,现生死不明。这都是吴家山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黄勇,指使黑社会人员干的。国家一直提倡依法治国,除黑打恶,为人民谋福利,这就是东西湖区吴家山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黄勇,给我们一家人的福利。使我们一家人居无定所,家破人亡。

朱继明请求网友关注刘云飞的人权状况!
朱继明电话:13971090336

2019年11月12日星期二

【访民数据库】江苏孟海霞





姓名:孟海霞
性别:女 出生:1974年11月11日 电话17849893706

籍贯:

江苏省如皋市九华镇九华居34组22号

被非法关押所遭受的酷刑:

2014年1月8号,合法私有财产被涉黑集体故意毁坏。现场父亲孟高生,弟弟孟宪瑞被不法分子打伤后扔进鱼塘,母亲张慧芹被打伤。

2014年1月8号——2014年12月15号,多次被非法传唤24小时,被跟踪,被如皋市九华镇政府非法拘禁,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关押,被抢四部三星手机,被绑架,被逼跳楼自杀,被坐老虎凳,被传唤期间非法剥夺吃饭、休息、看病的权利,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上访的原因,经历,现状:

2014年1月8号,父亲合法租赁的厂房(租期:2011年9月1号~~2016年8月31号)在合同租赁期间,被申仁高、蒋兆华为首的100多名涉黑分子故意毁坏,厂房里所有的机械设备、成品、半成品、生活用品全部埋在废墟,大量现金不翼而飞;控告人的父亲孟高生,弟弟孟宪瑞被打伤后扔进鱼塘里;控告人的母亲被打伤在地。原如皋市九华镇人大主席许金华带领城管及工作人员,非法参与民事合同纠纷,现场拉警戒线指挥,为犯罪份子站台打伞,违背“为人民服务”宗旨,竟然名其名曰:维持秩序。(现场照片、如皋市法院清单为证)2014.1.8、故意毁坏、寻衅滋事案是具有组织、有预谋的、有恃无恐、极其凶残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重大案件,因数额巨大,手段凶残在当地影响极其恶劣。(2014年1月9号江海日报报道)控告人多次依法向如皋市公安局举报、控告,事实清楚,现场证据确凿,如皋市公安局九华派出所副所长邬海江现场出警,对涉黑违法犯罪行为没有阻止,反而把控告人的父亲孟高生强制带进派出所进行毒打,(至今不公布执法记录仪视频)。60多岁老人被黑恶分子打伤扔进鱼塘,合法财产被故意毁坏,保护伞邬海江,郝昌军,曹阳等滥用职权一直掩盖事实真相、为黑恶分子充当保护伞,致使犯罪分子至今逍遥法外。

孟海霞依法举报、控告、上访。2014年对与如皋市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进行诉讼(2014东行初字第182号)、同时在2014年诉讼如皋市九华镇政府行政行为违法(2014东行初字第126号),多次举报、控告、上访都无法得到合理赔偿,因此惹怒地方政府和如皋市公安局。如皋市公安局、如皋市九华镇政府不法官员勾结如皋市环保局不法官员以错掩错,有案不立、有案不查、滥用职权、打击报复陷害控告人,如皋市公安局二次执法,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在2014年12月15号以污染环境罪,妨害公务罪将孟海霞夫妻二人刑事拘留。

2015年月日海安县人民法院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枉法裁判,孟海霞及老公夏明礼分别以污染环境罪、妨害公务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2015安环刑初字第00009号判决书)

2017年12月15号刑满回家。

2018年3月份,在北京朋友家被不法分子破门而入,非法拘禁14个小时。

上访问题解决情况:

上访五年任何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诉求如下:
1、合法财产被毁坏的赔偿
2、涉黑涉恶人员的问题
3、警察邬海江打人问题
4、30多万吨有毒物质去向问题。

观察员:

孟海霞夫妻产业遭到抢夺,数目巨大,损失惨重,家人遭到殴打,夫妻双方都遭到当局构陷判刑三年,再遭到经济损失惨重的情况下还遭到人权的掠夺,失去自由三年,双重的打击与损失巨大,现在长期在北京维权上访无果,同时还遭受无法估计的恐惧,希望江苏当局及时解决问题,不再打击报复与构陷,归还所掠夺的财产,让家人生活在一起再次创业,为社会经济繁荣做贡献。

收集时间:2019年11月12日

江苏瞿银华捍卫私产遭围殴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2019年11月6日家住江苏省南通市开发区的瞿银华,因坚决捍卫自己的私有房产,被苏通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和江海镇区委员会领导指使的施工人员10多人暴力围殴。

据瞿银华的妹妹瞿华讲述:2019年5月16日,苏通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和江海镇区委员会在没有任何法定职权、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违法强拆了我哥哥瞿银华家300多平方米的房子!经复议后,南通市政府确认了苏通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和江海镇区所发的《限拆通知书》违法,也确认了他们强拆行为违法,虽然我们对市政府是否有职权可以确认房子性质有异议,但对确认强拆行为违法没有异议!在此情况下,他们仍然多次指使没有任何施工许可证的人员在瞿银华家有争议的被强拆的房子处违法施工!

对施工人员多次上门要施工行为,瞿银华每次都报警,并多次向出警民警及施工人员说明施工处现在有争议,请暂时不要施工!2019年11月1日,苏通科技产业园区安监局副局长、江海镇区主任陆建(原江海派出所所长)带着一帮人来到瞿银华处,要求他同意让其施工,被拒绝后,他说:“瞿银华,那我就要看这条路怎么打通!”

2019年11月6日,下午2点30分左右,不明身份10多人再次来到瞿银华处要强行违法施工,瞿银华上前劝阻,遭到他们10多人围殴!现从手指到大腿、小腿、脚趾等身体多处淤青、右前胸多根肋骨骨折!我母亲到现场后,被他们其中四人抬手抬脚直接扔到水泥地上,现颅内出血,住院中。

直到现在他们还在违法施工中!试问是谁让他们光天化日之下如此猖狂!谁又是他们的保护伞!

据悉,瞿华一家住在江苏省南通市江海镇区。2014年瞿华、张金山夫妇经营的快餐店被施工队违法强拆,家人被打伤,至今无果!2018年8月17日全家老少的房屋被南通市政府、南通开发区管委会违法强拆!后夫妇二人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不立不裁!向江苏省高院起诉法院不立不裁!向省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无任何结果!在走投无路之下,瞿华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到北京投诉控告。期间,多次遭到当地维稳部门的打压迫害。

瞿华表示,非法跟踪、非法拘禁、传唤以及行政拘留已经成了她们一家人的生活常态。今年9月16日她和家人再次进京维权,被当地截访人员抓住后强制带回,被警方以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为由实施传唤,获释半天后,她和丈夫张金山于9月19日又被以相同罪名分别行政拘留7天,并处于罚款200元的处罚。9月26日她和丈夫期满获释后,被强行送回家中继续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

然而,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今年5月中旬,她哥哥瞿银华家的房屋也遭到了当地部门的非法强拆,随后哥哥向有关部门提起了行政诉讼,然而现在诉讼结果还未出来,有关部门就开始在有争议的房子处违法施工,哥哥在上前阻止时遭到了多人殴打,母亲也因此受伤住院。

瞿华恳请中央各级领导、全国网友关注其一家人的生存状况!

瞿华电话:13901480532
瞿银华电话:13813605211




2019年11月11日星期一

强烈抗议中共升级香港血腥镇压


据众多媒体报道,香港血腥镇压正在全面升级,不仅警察公然滥捕少女学生并施暴,在没有得到学校允许情况下冲入学校镇压抗议者,接连制造各种被自杀惨案,而且公然向手无寸铁抗议且没有任何袭警的青年学生实弹射击,致人生命危殆。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习近平与韩正分别接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之后,香港升级暴力镇压民众集会游行表达诉求,显示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已布局好血洗香港的各项准备,并已下定镇压决心,露出狰狞嘴脸。中共极权统治集团野蛮升级暴力的行径,是公然无视法制,践踏约定,侵犯人权,挑战文明,敌视人类。民生观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11月11日上午8点左右,在香港西湾河的警察面对抗议学生进行暴力镇压,网络视频揭露一警察将一青年反锁喉后,随之拔出枪向不远处学生连开三枪,当场击倒两人。其中一名香港专业教育学院(IVE)柴湾院校21岁的周同学生命危殆。据了解,伤者右腹中枪,严重伤及肝及肾脏,右肾完全撕裂及严重出血,右肝叶撕裂及肝的门静脉被压破,也导致严重出血,现正在医院抢救,医护要施行心肺复甦。

另据消息:11日当天,香港防暴警察在没有得到校方批准下,多次强攻入中文大学校园,对在校学生施放催泪弹,使得整个校园烟雾弥漫,而学生只好在多个路口设路障死守,以抵抗警察暴力。同日受到警察强行攻击的还有香港多所大学,学生只好凭借各种建筑进行抗击。

还有一网络视频显示,一警察骑着摩托车向在路上行走的一群民众横冲直撞,几次以车闯入人群,明显意欲用车撞击行人,制造血腥惨案。

由此可见,香港各处已经出现着装香港警服队伍对和平集会游行表达诉求市民与学生的全面暴力出击,使整个香港暴力恐怖气氛日益浓烈,血腥镇压力度急剧加大。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在夺权70周年庆典结束,并且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对香港采取如此升级暴力的方式,显示着中共当局极权统治暴力手段的强化,对未来中国整个社会统治镇压技能的全面提升。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后专门研究出台了所谓《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然宣示党领导一切,公安姓党,同时公然祭出文革发动民众检举斗争民众的方式,将各种镇压手段通过现代科技武装到极致,使整个社会控制到网格化,将每个个体置于严密的多项立体式监控之中。事实上这就是宣布中国将进入一个远远严酷于《1984》与《动物庄园》的时代。而对香港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其中包括:“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健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等。也就意味着中共极权统治当局面对香港民众诉求,不仅不会有任何一点重视采纳,而且将加快香港大陆化进程,将香港民众的正当人权彻底剥夺。

四中全会后,中共党魁习近平就在上海接见林郑月娥,公开表示中央对她“高度信任”,对她及其管治团队的工作“充分肯定”,并称她和港府“恪尽职守”,要她继续“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就表明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要香港不仅继续过往镇压手段,而且要加大镇压力度,以达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目的。

从香港媒体今年6月报道香港民众反送中活动以来,众多信息显示,中共极权集团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在香港遍布内地派遣进入的镇压力量,这些力量已经日益熟练在各处对抗议民众实施绑架、拘押、殴打、暗杀、明杀的野蛮镇压手段。可以说,整个香港已经完全掌控在中共极权暴力镇压的魔掌中。

中共统治集团在香港采取的种种野蛮镇压行径,严重违反中共业已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有关保证香港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也违反中国《宪法》有关保障人权与公民游行示威自由的条款,同时违反中共当局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加入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中共当局无视香港民众意愿,践踏香港民众人权,侵害香港民众生命的野蛮行径,其目的就是要铲除香港一切文明因素,将香港大陆化,使香港达成一国一制,以阻止文明世界普世价值中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公正等等原则传播影响到大陆来,以保证中共极权奴役国民特权的千秋万代。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不顾人类历史发展,肆意挑衅人类文明,顽固坚持与人类普世价值为敌,野蛮镇压香港民众的正当诉求,妄图在香港重演1989年北京“六四屠杀”悲剧,以维护极权统治稳固的企图,必将遭到一切人类正义力量的反击,是注定不会得逞的。

所以,民生观察在此严正警告中共极权统治集团立刻悬崖勒马,放下屠刀,停止一切镇压香港民众的罪恶行径,尊重香港人民合法合理的五项诉求,切实兑现《中英联合声明》承诺,开启中国转向现代文明征途。

民生观察 2019年11月11日

湖北石玉林因言被调查、禁行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省宜昌市不同政见者石玉林,自2019年9月6日至11月1日止,因中共需要召开夺权纪念庆典、中共四中全会,被宜昌市国保警方非法看守、禁止上网和出行长达50余天。11月3日,石玉林准备前往宁波探访被精神病人吕千荣,并且已经与吕千荣约好见面时间地点。11月4日,石玉林正在购买火车票之际突然接到国保电话,警方要求他近日不准去宁波。次日,石玉林又被宜昌市两名国保警察、一名街道办人员及仙桃市两名国保警察,传讯到仙桃市“天怡”宾馆做讯问笔录。

警方主要讯问了石玉林近期为什么要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有没有见网友?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看法?对中美贸易战持什么样的观点?对香港爆发的“反送中”持什么观点?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什么样的看法?等问题。

石玉林毫不避讳的一一作答,其中,“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看法?”石玉林表示,自己在微信朋友圈已经表述。大意如下:国家是大家的、全民的;执政岗位也是大家的、全民共有的,不是哪一个谠独有、专有的。因此,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执政岗位的竞选,通过公平竞争上岗参政执政。如果国家只有一个执症谠,那么必然会有人反对,而有人反对就有执症谠镇压,这是国家的重大祸患,虽然可能一时镇压下去,但不服的潜力总在生长,假以时日必然积累爆发,这就是国家动荡祸起萧墙的根源。所谓的“一党统治才能国家稳定”,这绝对是一个伪命题,一党专权下的稳定是靠镇压得来的,不是公平竞争心服口服的得来的契约社会,不是真正的自发稳定。自发的稳定一定是建立在公平公正、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人人参政议政、执政机会平等,公平竞争上岗,人们才能心服口服的保持社会本质上的稳定,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石玉林认为,当你的国家被一个垄断党霸占(无论它如何吹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民你有权利和义务站出来抗议!为公平正义,为子孙后代的自由民主而抗争!

再有,垄断集团都必须说谎,以延续他们的侵权特权利益。谎言之一:在坚持某个党的领导下,国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大幅提高,国富民强。事实是:只有大幅减少党的领导,简政放权,限权限政,遏制党治人治,禁止党领导立法、司法,废黜党高于法、党大于法、权大于法,才能真正实现法治,才能制约权力,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去……惟其如此,才能让国民获得更多的资源与自由及秩序的保障,才能民福国强。

当垄断集团被大幅减少了领导权力与资源后,民间的自由市场才能茁壮成长起来,也只有民间的私有产权与自由扩大了,国民的生产积极性、创新创造力才能大幅激增。与此同时,也只有减少了谠的领导才能让市场的力量生长起来,并且逐步取代谠的领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让民间自治在国家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谠的领导起决定性作用”,换言之,也就是只有取缔谠的领导,打破权力垄断,限制政府集权集资,还权于民,还产于民,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大发展,根源就在于不断的简政放权,不断的减少党的领导所致。经济理论与实践反复证实: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干预(领导),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哪里的权力领导越少,哪里的市场就越强大,资源配置就越合理。党政插手市场、领导干扰市场,是对自发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最大伤害,是导致国弱民穷的罪魁祸首。

资源与权力是有限的,垄断党掌握的多一点,民间就掌握的少一点;减少党的领导,打破它的垄断,减少它掌控的资源与权力,国民才能获得更多的财产、自由与公民权利。苏联的败落、东德归入西德、毛中国的经济崩溃、朝鲜、古巴的穷困……这些主要都是“加强垄断党的领导”所致。开放党禁,打破权力垄断,让权力充分竞争,让国民“渔翁得利”;充分限制权力,让权力相互制衡,才能遏制滥权,实现法治,保障国民的生命、自由与产权,也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民间市场的成为领导主力,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权力在资源配置中起次要性作用”的科学目标。政府在国家发展中只是维护秩序的“裁判员、守夜人”,是后勤保安而不是英明领导,国民的自由配置资源权利才是国家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国家的良好发展不是谠领导的结果,相反恰恰是减少、限制谠的领导的结果。无数的理论与事实证明:减少、限制、直至禁止谠的领导,才是国富民强的不二途径!

对中美贸易战持什么样的观点?石玉林回答,中美贸易战看似经济问题,实质却是社会制度问题、是政治问题,是中共施行的“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严重扰乱了自由市场,侵害了国资本主义国际经贸体系。由此才引发了美国的不满、欧盟多国的不满所致。因此,中国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逐步实现限权宪政,与国际政治、经贸体系全面接轨。

对香港爆发的“反送中”持什么观点?石玉林回答,首先我个人是反对暴力袭击的,但是我坚决支持香港市民的和平集会、示威、游行的合法权利的;我也反对“送中条例”因为中国是一个党领导法、党大于法、权大于法的人治社会,不能把在港人士送到这样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里处置。

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什么样的看法?石玉林回答,毛泽东是一个暴君。有资料可查,他的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运动,整死了数千万中国人民。

讯问笔录做完后,警方让石玉林签字画押。最后,警方非法要求石玉林在11月20日前不得擅自出城,即便准备与妻儿一起到北京去,也得由警方陪同(监视)前往。


鲍乃刚案久拖 称绝不妥协认罪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11日消息】湖北京山维权人士鲍乃刚被指“寻衅滋事罪”案开庭已有三个半月,但法院迟迟未判。鲍乃刚已坚持维权二十年,此次羁押已超过一年,最近律师会见时鲍乃刚坚称绝不妥协认罪,并感谢外界的关注和帮助。

据了解,辩护律师已在上月(10月)27日成功会见,得知鲍乃刚身体健康,精神状态较好,并乐观看待自己被打击报复身陷囹圄的事实,能积极心态面对目前的困境。

鲍乃刚告诉律师,当局所指控的所谓“犯罪事实”均属强加于人的莫须有罪名,他过往的多项行为完全符合《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范畴以及批评监督政府的基本公民权利,当局为遏止其长期正当维权行为而实施打击报复的目的显而易见。鲍乃刚重申,一定会坚守法律与正义的原则,绝不妥协认罪。

本网人权观察员表示,鲍乃刚被非法关押长达一年多,开庭已三个半月却迟迟不予宣判。一年来,鲍的家人受到当局的监控和威胁。而鲍乃刚遭到构陷入狱关押期间多次遭到受指使的同仓人员殴打。在7月开庭时全家人遭到绑架拦截,不准参加开庭旁听,直到开庭结束后家人才获自由。鲍乃刚是一名退伍军人,一个正直有正义感的公民,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对当局的言论监督,行使宪法赐予公民合法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监督政府并履行公民职责和义务,但宪法给予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却成为当局构陷公民的罪证,实属中共提倡依法治国口号之下的世纪笑话。

观察员认为,全国各地类似鲍乃刚一样的维权人士遭受打击报复并构陷关押的案件比比皆是,从以往多个案例显示,一般多为以非法构陷、延期关押、开庭审理等“法律程序”对维权人士量身定做一个“法律制裁”,最后宣判一定刑期,完美结束整个迫害过程,估计作为长期维权的鲍乃刚亦无法例外。

公开消息显示,鲍乃刚于2018年10月15日前去北京打工,19日被京山市公安国保以曾当兵不能在北京打工为由带回,当天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关押,11月3日被批准逮捕。据称,鲍乃刚在羁押期间,京山国保专案组曾对鲍长时间提审疲劳审讯,违规使用脚镣手铐,指使重刑犯殴打鲍乃刚,并以威逼利诱等方式逼迫鲍乃刚“认罪”。案件在2019年7月25日开庭审理,开庭至今已有三个半月,但一直未有宣判。

相关报道:鲍乃刚案开庭 家属被控制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3/2019/0727/18800.html

被羁押近三月张国兵首获会见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广东河源维权公民张国兵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抓捕关押近三月,近日首获代理律师会见,虽中间经历一些波折,但最终得以顺利会见。

据悉,2019年8月12日晚8时张国兵被东源县公安带走,约三小时后被广东河源市公安局人员抄家。搜走手机、身份证、护照、银行卡等物(张没有电脑)。期间家属两次都问公安人员,是因为什么事抓人?均回答,不知道,查清楚再说。8月13日家属经多方打探后获悉,张国兵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了。

张国兵被抓后,因迫于压力家属遭噤声,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被抓捕的情况,且一直都没有律师介入。9月19日张的家属又收到了逮捕通知书,得知其已被东源县检察院以相同罪名批准逮捕,随即向外发出消息。之后在维权人士和网友的热心帮助下,家属才与律师签下委托书,律师随即赶往看守所会见和看望了张国兵。

据闻宇律师发出消息称,7日下午他前往广东河源市看守所会见张国兵,办事的说要请示领导,一个小时也没结果。之后,他直接去找了看守所所长,所长表示会见当事人属于要办案单位批准才能会见的,后经过他多方努力和争取,所长现场与办案单位电话沟通后,终于同意他会见了当事人。

据称,目前张国兵寻滋案已到公诉阶段,有关会见情况代理律师暂未透露相关更多细节。

据了解,张国兵是2个孩子的父亲,是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士,一位坚定的民主推动者。2017年11月,曾因维护权益而向当地河源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东源县人民政府;2019年,因广东省多地及外省多所中小学校出现食品卫生问题,其作为学生家长在各地众多家长们的认同和支持下,5月30日,与另一学生家长欧阳牡丹一起向广东省教育厅、食品药品安全监督局,以及广东21个市的教育局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督局发出申请函,要求公开校园食品安全监督资讯,以期“了解各地学校食品安全监督的情况”,促使政府能给所有孩子创建一个“健康学习环境”;因其认为此举完全符合宪法公开条例规定,没有违法,随后大胆公开发言,不想却引起地方当局的极度恐慌和不满;2019年8月12日,被河源市警方突然莫名带走,其家遭查抄;次日,家属获知其已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2019年9月19日张国兵被东源县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批准逮捕,现羁押在广东省河源市看守所(广东省河源市新市区白岭头292大队附近,邮递区号:517000)。

据悉,家属曾追问其被抓缘何“寻衅滋事”,警方仅说“不知道,查清楚再说”,但其友人疑其被抓与网络维权呼吁言论有关。


湖北刘家财遭传唤及“被旅游”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省宜昌市不同政见者,两次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的刘家财先生,在10月期间因支持香港市民反蒙面规例,被宜昌市国保警方传唤。事情起因主要是:刘家财在获悉香港市民在10月间发起大规模游行反对港府推出的“禁蒙面规例”后,与宜昌市几名不同政见者开始面带遮光眼镜,并拍照上传到微信群里,以表达自己也反对港府推行的“禁蒙面规例”。照片发出后不久,刘家财以及宜昌市多名网友就被宜昌市国保警方传唤。

据刘家财反映,警方对他们做了大量调查,并形成文字笔录,主要是审讯他为什么要“蒙面”拍照上传?其政治动机是什么?还有哪些人参与?以及他对香港“反送中”游行的看法。对此,刘家财如实的陈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大陆没有“禁蒙面法”,自己带眼镜拍照上传网络并不违法。再有,自己和朋友带眼镜拍照上传,这也不是蒙面。对于香港爆发的“反送中”游行,自己的大致看法是,港府不应该推出“送中条例”,这涉嫌破坏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本法。还有,即便港府要推出“送中条例,也应该广泛的征求民意,不应该简单粗暴的强推。以至于引发大规模,持久的市民游行,以及最后港府道歉撤回。

10月前至10月底,因为共产党夺权纪念日,以及四中全会的召开,宜昌市警方不但非法禁止他自由出行,还非法禁止他与网友聚会,以及收走他的上网手机,并且还先后将他带到外地(神农架等地方)“旅游”,其目的就是阻止他自由的出行与上网及和网友聚会。

据了解,刘家财出生于1965年10月26日,湖北省宜昌市人,原是宜昌市葛洲坝集团职工,曾担任云南省某工程监理公司工程师。1998年—2000年,因为葛洲坝数千下岗职工追讨工资和福利待遇等问题维权,积极发起和组建独立工会,领导葛洲坝集团教育经费维权和反腐运动,而被宜昌市警方逮捕,并於2001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管制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出狱后,前往云南省昭通市谋职,并在某工程监理公司任监理工程师,但工作之余仍坚守民主理念,活跃於网路民主运动其间,为此曾多次遭云南省警方威胁、警告和传唤。

2013年8月2日,因参与“同城饭醉”活动,并在腾讯微博、新浪微博、QQ网上转发《李向阳复仇血洗公告(并招募敢死队员)》等,被宜昌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行政拘留10天,拘留期满后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转为刑事拘留,关押在宜昌市第一看守所。同年9月18日,被再次更换罪名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2015年5月11日,被湖北省宜昌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对此,刘家财不服提起上诉,于2015年12月2日被湖北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刑期至2018年8月11日。

在沙洋汉津监狱服刑期间,刘家财曾受到体罚和克扣口粮。汉津监狱服刑人员的主要劳动任务是缝制服装。制作服装是流水线作业,每名服刑人员负责不同的工序。每名服刑人员每天都有劳动定额,完不成劳动任务的服刑人员会受到惩罚。惩罚手段之一:晚上10点其它服刑人员就寝后需要站几个小时才能睡觉。惩罚手段之二:早餐和晚餐只发一小饭勺稀饭吃。

在服刑期间,刘家财被安排在监狱工厂里做工,主要产品是俗称“火牛”的小型变压器,刘家财的工作是把铜丝按照要求缠绕在变压器的线圈上,每天工作超时,但刘家财的工作量摊派比其他人要少一些,可能是考虑到其年龄和视力的原因。

2015年7月11日,刘家财父亲病逝,当局未批准其回家奔丧。在刘家财的父亲病危之时,家属及律师就向宜昌当局提出过申请,让刘家财回家探视父亲,但是未获批准。刘家财父亲病逝后,家属再向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刘家财回家奔丧,但依然未获批准。刘家财父亲病逝后,其母亲一直瘫痪在床,随后其母亲也去世了。

服刑期间,刘家财的父母相继过世,为了不让刘家财忧心,王玉兰每次探监时,每当刘家财问起父母情况时,王玉兰都回答很好。刘家财出狱后才得知父母已经能够离世的消息,这让他悲痛不已。8月11日上午,在妻子、妹妹等家人的陪伴下,刘家财到父母的墓地磕头祭拜。

赵作媛被“网逃通缉”跨境抓捕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11日消息】2019年11月7日,夜晚8点多钟,四名闫村派出所警察(两名着装两名便衣)突然闯进基督徒维权人赵作媛在北京的出租屋,宣读了山东省长岛县公安局9月26日签发的网逃令。随后把赵作媛带上手铐带走。

这已经是继2015年辽宁赵广军围观龚进军开庭时,被地方以“网逃”之名通缉抓捕判刑后的不知第几个被“网逃通缉”的基督徒维权人了!此前7月底,在北京生活的湖北基督徒维权人林某也被以很多年前到敏感地区信访为由,“网逃通缉”抓捕带回……。

赵作媛山东蓬莱人,基督徒。因地方法院、政府、公安勾结,抢劫其合法财产,15年前开始上访维权。长年住北京生活,笃信基督教,热心于公益事业,鼓励、帮助、看望、安慰其他受迫害访民,为遭打压、受迫害的人权律师发声。多次将自身经历和事实写成文章,揭露地方当局对访民的迫害。也因此遭到愈加升级的迫害,多次的牢狱,多次的黑关,让健康的赵作媛已病痛缠身。

赵作媛被抓第二天(11月8号),长岛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姜锦、民警郝劼,搜查了赵作媛的住处,搜走了记录地方政府人员违法行为的录像光盘(内有长岛公安、法院、政府等的违法犯罪证据)、身份证复印件、上访材料、手机一部等。
赵信媛现据说暂时羁押在北京房山看守所,等候长岛公安来人,带回长岛看守所。

历年来持续宣传“依法治国”的环境下,“网逃通缉”已成为配合“敲诈政府”、“寻衅滋事”等罪名及以“打黑除恶”之名对付维权人的配套手段。这种维权人随时会变“网逃”被通缉的事件不知是否会愈演愈烈!

赵作媛的家人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抗议长岛公安局扣押的赵作媛的物品属于非法。认为被告扣押原告物品,有销毁犯罪证据之嫌。

赵作媛的家人希望有正义律师伸出援手,让正义联合起来!也希望各界人士关注此事件,共同见证中国人民所遭受和所经历的一切,并一起制止罪恶的蔓延。

赵作媛家属电话:17319050357

2019年11月10日星期日

【访民数据库】黑龙江贾俊伟



姓名:贾俊伟
性别:女 出生:1981年4月16日 电话:18346226877

籍贯:黑龙江省

母亲潘庆花电话:17853916883

被非法关押所遭受的酷刑:

2013年11月5日-2013年11月15日拘留10天,
2013年11月22日-2013年12月1日10天,
2014年3月2日-2014年3月11日10天,
2014年5月3日-2014年5月12日10天,
2014年6月13日-2014年6月23日10天,
2014年7月3日-2014年7月13日10天,
2014年8月2日-2014年8月12日10天,
2014年8月26日-2014年9月5日10天,
2014年11月3日-2014年11月13日10天,
2014年11月22日-2014年12月2日10天,
2014年12月24日-2015年1月3日10天,.....
2016年8月31日父亲贾瑞峰被地方政府不法官员构陷“敲诈勒索政府罪”判刑四年,入狱一年后,2017年10月6日在七台河监狱离奇死亡,至今近两年狱方未做尸检。
本人贾俊伟遭非法拘禁多次,从2014年初开始具体拘留日期记不清,
2014年5月1日-2014年5月11日10天
2016年9月1日-2016年9月11日10天,
2016年10月7日-2016年10月17日10天,
2016年10月25日-2016年11月4日10天,
2016年11月7日-2016年11月17日10天,
2017年3月5日-2017年3月15日10天.......在拘留所期间遭遇不明原因中毒。

上访的原因,经历,现状:

2010年政府违法实施土地征收,2013年违法强制拆除房屋,全家人在强拆过程中遭不法官员雇佣黑恶势力多次殴打虐待至伤,2016年父亲贾瑞峰被构陷“敲诈勒索罪”判刑四年,在监狱服刑期间死亡,七台河监狱至今不给父亲做医学鉴定。

本人贾俊伟为父伸冤,实名举报村干部涉黑涉恶涉贪,实名举报区领导、镇领导玩忽职守、监管不力,遭多次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现利益共同体的不法官员正在把黑的洗成白的,把白的构陷成黑的,欲将我送入深渊......,如果它们的阴谋诡计得逞,我贾俊伟任何时候不会自杀,如有意外,必是我控告的不法官员和不法份子所为!

上访问题解决情况:

2010年房屋被违法动迁,面积736.2平方米,私房,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王岗镇红星村(现哈尔滨市西客站),贾瑞峰是该房的所有人,从2010年停水、停电到2013年非法强拆一直维权至今问题没有解决,未得到任何补偿和安置。

观察员:

希望贾俊伟父亲冤死早日得到真相大白,制造贾俊伟父亲冤死的凶手得到惩罚,贾俊伟家的冤假错案得到解决与补偿,愿逝者早日安息!活者生活环境不再恐惧,有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

收集时间:2019年11月10日

2019年11月9日星期六

秦永敏、刘飞跃的亲人探监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9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省武汉市人权活动家、“中国人权观察”创办人秦永敏先生,于2018年7月11日,被武汉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19年11月8日,秦永敏的妻子赵素丽来到湖北省潜江市广华监狱探监秦永敏,据赵素丽告诉本网信息员说:“我今天见到他了,他精神饱满,兴致昂扬,他还骄傲的说自己是坐牢专业户,除非地球爆炸,他会一直健康的活着直到出狱,谋杀除外。”

据了解,秦永敏先生是“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人权观察玫瑰团队创始人,多次被中共判处“反革命”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他在监狱坐牢时间已长达26年,被许多维权人士称为“中国的曼德拉”。

2019年10月25日,秦永敏夫人赵素利在两个人的“陪同”下从武汉来到潜江广华会见了秦永敏先生,每次会见都是20分钟,秦永敏与夫人身边都有好几个狱警在“陪同”会见,会见说话都是在监视中。

秦永敏见到夫人非常兴奋与激动,秦永敏身体健康情况非常好,他说:自己身体非常好,完全可以健康到刑满释放出来,他告诉夫人:自己身体状况很好,他会活得很久,如果没有谋杀的话,它会一直活着出来是不成问题的。

会见20分钟很快就到了,秦永敏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她夫人赵素利根本插不上话,亲人的会见是给他精神支持的最大鼓励。家属表示:秦永敏先生在潜江广华监狱健康,监狱会见时间一般都是半个小时,而秦永敏在会见家属中为什么只有20分钟呢?人权律师王全璋在会见过程中不到30分钟李文足就不离开会见区,最后还是补足会见时间达到30分钟,这是法律赐予的会见权利,希望赵素利下次会见秦永敏先生时有足够的30分钟,这是法律赐予的会见权。

另外,湖北省另一位人权活动家、《民生观察》网站的创办人、在2019年7月12日被湖北省随州市中级法院判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刘飞跃先生,也在10月18日获妻子探监。

据刘飞跃的妻子告诉本网信息员:“他还好,就是不准他给家里打电话,我和他写的信都收不到,在里面监控严。探监地址是湖北省黄州监狱。”。信息员询问刘妻说:“除了家属,我们这些飞跃的朋友不能去探监吧?”刘妻说:“不能,上次飞跃的爸爸去探监,差点就没见到他。”信息员继续询问道:“那我能不能给他存点生活费呢?”,刘妻说:“你们现在存不了钱,他一个月最多只能用200元”。

公开资料显示,刘飞跃先生于公历1970年3月12日(农历二月初五)出生于湖北省随州市,学校毕业后曾任曾都区东关学校教师。从求学期间起,刘飞跃先生就很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努力探讨推进中国人权、民主之路。工作后,身体力行地投身到促进中国人权改善的大潮中。

1996年,曾因撰写《中南海是中国腐败的根源》而被随州市警方行政拘留15天;1998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而成为当时与秦永敏先生一道的湖北组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1999年—2003年,曾因致力于非暴力理论研究而发表多篇有关非暴力文章,并于2003年始投身于中国大陆的非暴力运动,发表了《关于我本人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致全国人大的一封公开信》;2003年6月16日,曾联合其他5名民主人士发起呼吁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文化衫运动”,同时发表《无声的呐喊──大陆六位公民穿上文化衫要求启动政治体制变革》;2004年1月26日,曾为呼吁降低中国药价、维护生命健康权等社会问题而积极走上街头征集签名,同时发表《五百四十三位群众签名上书要求降低药价维护生命健康权》,引起社会热议;2005年10月创建了维权类网站——“民生观察”,专门记录、发布各种政府侵权事件,维权抗争事件,异议人士被打压事件,国家法制事件,广泛关注中国社会民生、民权、法治等等问题,可以说他所关注的对象几乎囊括了自2006年以来中国社会弱势群体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涉及到访民、各类职业病患者、被精神病群体、各类异议人士、法轮功信仰群体等,而且对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中国的强力维稳机制均有比较深入地调查和研究,自2014年起,刘飞跃每年都要发布《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和《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年终报告》。由于他坚持长年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呐喊和呼吁,以致遭到当局的系列报复,首先他失去了教师的工作,后来又被常年监视,被国保约谈、传唤成为家常便饭,每逢敏感日期,要么被严密监视,要么会被短暂控制;2011年8月2日,曾因参与当年温州7?23动车追尾死难者“头七”纪念就餐活动,而被当局指派的维稳人员毒打致伤,报警后警方竟不立案,也不予出具验伤单;2016年11月17日,其在家中突然被湖北省随州市警方带走,自此与外界失联;次日,其家被抄,其家属被口头告知,刘飞跃已因“收受境外资助,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刑事拘留;2016年12月23日,被随州市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2017年5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在被退回补充侦查后,2017年又新增罪名“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2017年12月12日由湖北随州市中级法院正式立案;2018年7月10日,召开庭前会议;直到8月7日正式开庭。原传出将开庭两天,最后只庭审一天。直至2019年1月29日,湖北省随州市中级法院才作出判处刘飞跃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1万元,同时没收个人电脑和手机。刘飞跃随后提出上诉,2019年7月12日,湖北省高院在未开庭审理的情况下直接下达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书。


王丽珍为父提请减刑申请书

申请人:王丽珍,女,汉族,1978年2月29日出生,系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刘家村王玉杨的女儿,电话:13053302206。(王玉杨,男,195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37030319510227351X,现在山东省监狱五监区服刑)。

被申请监督单位:山东省监狱,山东省监狱刑罚执行科

基本情况和案由

申请人父亲王玉杨合法权利遭受严重侵害,2016年私有合法房屋及财产再次受到侵害后,通过法律和信访渠道表达诉求。该房屋是根据农村村民组织法、土地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20多年前由申请人父亲王玉杨向村集体购买的商业沿街房,是合法财产,受国家《物权法》保护。申请人父亲依法行使公民权利,揭露违法犯罪,控告、举报,期间并无违法和过激行为。只是给中央领导邮寄信件,法院判决王玉杨扰乱北京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现在山东省监狱服刑。

申请人亲自到北京各公安机关查证父亲在北京违法行为及情况,北京警方均查询不到,并回复“你父亲从来没有在北京违法,我们也从未对你父亲处罚过”并获取了父亲王玉杨没有在北京犯罪的事实证据,《北京警方出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经过查阅本机关的档案系统不存在该信息,均证明王玉杨在北京没有违法(提交北京无罪证据)。

法院以“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判刑,法律规定不能用“基本”定罪,疑罪从无原则。

法律依据:

一、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中政委[2013]27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孟建柱、郭声琨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依法惩罚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就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制度,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作如下规定。

十一、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不得扣压,应当及时转送或者提请有关机关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罪犯提出申诉、控告的,不影响对其减刑、假释。

二、《刑法》第七十八条王玉杨符合减刑的适用条件和限度

1.减刑的对象是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2.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罚的二分之一。王玉杨已服刑3年有余符合减刑限度。

3.符合减刑实质条件王玉杨在执行刑罚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学习,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舍己帮助别人,通过日常考核、积分获得了3个表扬,在监狱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积攒积分已向监狱方递交申报减刑,应当予以减刑6个月。

申请减刑的理由

申请人父亲王玉杨已是接近70岁并身患多种疾病的花甲老人,入狱之前就身患脑梗死,高血压,心脏病等,现在病情日渐加重,经常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浑身长满了癣,额头长了一个很大的瘤,是否良性或恶性不清楚。

家产、房屋被抢劫,父亲判刑入狱,公司停业,母亲精神遭受重压,忧郁成疾,身体,精神、身心受到极大打击,头痛头晕,眼睛哭的视物不清,导致整个家庭限于极度深寒困难境界,每天盼望父亲能早日回家。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服刑罪犯实行特设,对犯罪的人免除刑罚,针对部分老年体残特设,对老年人从轻处罚的精神是对司法精神的发扬,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尊重,有罪的人被特设释放回家,像王玉杨这样花甲之年又身患多种重大疾病的受害者,按照法理也应给予减刑而不能阻止上报。

综上王玉杨已被关押3年多,再多关一天,正义就多受一天伤害,申请人恳请山东省监狱刑罚执行科凭良心,提高政治站位,激扬正气,做实做细监督管理,予以监督促进减刑,以弥补先前对正义立场的背离。法律最终会惩恶扬善,不会助纣为虐。法律当有怜悯的气质,警察亦应心怀慈悲,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敬请山东省监狱立即启动监督调查程序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孟建柱、郭声琨同志的重要批示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制度,依法依规给申请人父亲办理减刑。

敬请山东省监狱将调查结果、受理情况,处理结果的文件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并在15日给予书面答复。

此致
山东省刑法执行科
附:无罪证据《北京出具不存在违法的告知书》5份。

申请人:王丽珍
2019年10月31日

送:山东省司法厅厅长、党委书记,省监狱党委书记解维俊
山东省司法厅厅长、省监狱局长王立军,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政委姜运华,山东省监狱管理局狱政科司法部傅政华部长。




张唯楚取保 澄清未曾“袭警”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9日消息】曾因要求旁听“梁颂基、张五洲”案宣判而一度失踪后被证实被以“妨碍公务罪”刑事拘留的广州维权人士张唯楚(张七毛)已被取保获释,由广州警方派人送上开往老家湖北的火车,张唯楚向外界澄清之前网传的“袭警”一事为警方捏造诬陷。

据了解,张唯楚于周五(11月8日)晚上八点半左右获得取保候审,但随即被警方派人送到广州火车站,购买开往湖北的车票后将其送上车厢,一直等到火车关门启动后才离开月台。

据悉,10月25日上午八点半左右,张唯楚与律师一起赶到荔湾区法院,准备由安检通道进入法院,不过遭到阻拦。同行律师被安排到其他入口进入,而张唯楚被安检后要求其存放随身背包,但被带到寄存柜后又被带出安检处,最后毫无理由地被带到法院附近的中南派出所,其后又转到海龙派出所,最后警方以其“妨碍公务”的罪名将其刑事拘留,羁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与姐姐张五洲同所羁押)。

张唯楚在25日下午后便与大家失去联络,外界只知道最后消息是被法院现场的警员带走,而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11月2日(周六),张五洲的辩护律师前去会见时由看守所警员口中得知张唯楚亦被刑事拘留,羁押在广州一看。据称因25日在荔湾区法院安检时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而咬了对方手臂,涉嫌“袭警”被刑拘。

为此,张唯楚在获得自由后向朋友澄清,表示警方口中的咬伤人的“袭警”纯属捏造诬陷,25日当日根本未发生类似情况。

有熟悉张氏姐妹的朋友认为,此次张五洲被迫害判刑,警方故意捏造罪名刑拘张五洲的唯一发声亲属,是为了极力消减张五洲被迫害判刑的负面影响,此举目的非常明显,这一点从张唯楚仅被刑拘不足半个月得以印证。

相关报道:张唯楚被指“袭警”已被刑拘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3/2019/1104/19091.html

2019年11月8日星期五

长沙裘小平案已送法院审查起诉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8日消息】本网从谢阳律师处获悉,近日,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已将维权老兵裘小平涉嫌“寻衅滋事罪”案移送至芙蓉区法院审查起诉。案件曾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以及两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目前裘小平已被羁押超过十个月。

从检察院递交的《起诉书》显示,长沙警方提出的“犯罪行为”分别是2012年及2014年所发生的维权事件,而两起维权事件分别以劝退和赔偿作出过处理,此次作为“犯罪事实”被旧事重提未知何因。

据知情人张先生透露,起诉书中提到的长沙原八医院拆除新华楼事件应属经济纠纷,是原八医院与启银公司的合同纠纷。

据称,启银公司与原八医院签订合作协议,由启银公司出资在原八医院所属的空地建造房产(后出租给长沙百年餐饮老店新华楼经营),商业出租所得双方按照商议分成,合作协议时间长达二十年,但几年过后该房产因其他原因需要拆迁,由于赔偿金额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双方产生经济纠纷。

消息指,裘小平之所以在2014年参与新华楼维权事件,是因为裘与启银公司法定持有人为亲戚关系,而据称当年启银公司筹资兴建新华楼时裘小平曾参股投入资金,新华楼因故需要拆除时,启银公司对赔偿金额不甚满意,因此发生维权行为。

而有分析人士认为,检察院起诉书中列举的所谓“犯罪事实”并非实际原因,当局对裘小平打击报复其实是2018年先后两次发生的全国退伍老兵维权事件,分别是江苏镇江老兵事件和山东平度老兵事件,而裘小平参与了这两起事件,两次都由长沙当局派人接回,属于秋后算账,因此裘小平获刑一年半或以上的可能性极大。

相关报道:长沙维权老兵裘小平案被退侦
https://msguancha.com/a/lanmu4/2019/0630/18733.html



甄江华今刑满出狱与家人团聚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8日消息】周五(11月8日),珠海八零后人权捍卫者、《权利运动网》负责人甄江华刑满出狱,由家人到监狱迎接,随后返回江门老家,与父母等家人团聚。

据悉,甄江华家人在接到当局电话通知后提前赶到甄江华服刑的位于广东英德的广东第七监狱迎接,周五清晨甄江华办理相关手续后走出监狱,与前去接人的家人汇合,然后一起返回江门老家。

多位甄江华好友在清晨七点多就接到甄江华的平安电话,得知其已出狱以及安好。甄江华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关注和支持,并称自己身体及精神状态都良好,在得知大家都好时表示高兴。

甄江华于2017年9月在珠海住所被捕,几日后证实被刑事拘留,罪名为“煽动颠覆政权罪”,其后被“监视居住”半年,期间住所曾两次被查抄。监居结束后,2018年3月,甄江华被批准逮捕,同年8月,甄案在珠海市中级法院秘密开庭审理,并在同年12月案件秘密宣判,甄江华“煽颠案”获刑两年,不久后,甄被转到英德监狱服刑。

甄江华被捕前曾签署多份律师委托手续,但当局一直以各项理由拒绝律师会见,因此整个甄案过程中并未有辩护律师会见记录,甚至案件开审和宣判外界都一无所知。

公开消息显示,甄江华被捕前曾负责运作《权利运动网》新闻网站,该网站主要是披露中国大陆社会群体事件、维权案件以及人权迫害等新闻内容,因此遭到当局的政治迫害。

相关报道:甄江华“煽动颠覆”被秘密判刑两年
https://msguancha.com/a/lanmu7/2018/1229/18224.html

福建访民看守所羁押期间死亡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8日消息】本网获悉,福建省闽侯县青口镇上访维权人陈春章,在闽侯县看守所羁押期间突然死亡。家属怀疑陈春章在关押期间遭到强制灌药、刑讯逼供等酷刑,从而导致其昏迷后医治无效死亡,而办案单位和看守所对其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家属反映,2019年8月27日陈春章进京上访,被户籍地闽侯县青口镇政府和青口派出所人员接回派出所后,随即被行政处罚拘留10天。拘留前青口镇后街村村书记陈钦良打电话给陈春章妻子叶木兰,说:“陈春章体检身体状况没问题,情绪也很好”。拘留期满后,陈春章没有获得释放又被刑事拘留,羁押在闽侯县看守所。

2019年10月23日,家属担心陈春章的身体情况,遂委托律师到闽侯县看守所了解陈春章的身体情况,律师会见后说“陈春章精神、身体状况没问题,就是瘦一点。”同时透露,办案单位给陈春章作了四份笔录,陈春章均拒绝签字,拒绝认罪、拒绝妥协。

2019年10月26日18点18分,青口派出所忽然打电话通知家属说“通知你们到福州总院来,陈春章现在需要治疗要求家属签字”。19点21分家属到福州总院急救室看到,陈春章人是处于昏迷状态的,已经不会说话了。

对此,家属质疑,陈春章在拘留前体检身体没有问题,10月23日律师会见时身体、精神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在律师会见两天后就出现昏迷的情况?看守所和办案单位对陈春章做了什么导致他出现昏迷?陈春章昏迷是否由看守所“开药用量”凭民警自己拿药强给他吃造成的?昏迷是否是办案单位刑讯逼供造成的?

另外,家属还透露,陈春章昏迷当晚,她们要求检查陈春章的身体是否存在外伤时,被看守所民警拒绝,这明显存在问题,并派多名黑保安守在抢救室门口禁止她们与陈春章接触,让人怀疑办案单位和看守所对陈春章的昏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上访影响到地方政府政绩,户籍地政府处处实施打压,滥用职权给陈春章扣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恶意羁押在看守所,在压迫无效后便使用出更为恶劣的手段迫害他让其永远无法再去北京上访。2019年11月6日陈春章死于福州市九OO医院重症监护室。

陈春章作为一名守法公民,因福建省三明市乳牛场单方面解除双方之间土地承包关系纠纷一案,原审法院对陈春章土地承包投资搭建的猪舍和平房共71间、100多颗果树、一亩农作物等作出分文不赔又不安置的判决,并枉法裁判将其猪舍的每头小猪以20元的价格变卖给他人,此案长达18年之久至今未得到合理解决。陈春章为了讨回公道,所以到北京上访维权。

家属恳请网友和媒体高度关注,还上访人陈春章一个公道!
家属叶木兰:13950958834


2019年11月7日星期四

漫话人权·批斗莫雷


编按: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10月5日发了一条声援香港的推文,不料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央视体育频道迅速发表声明,称即日起暂停与休斯顿火箭队的一切合作。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就·莫雷的言论与火箭队进行交涉,中国篮协宣布暂停与该俱乐部的交流合作,火箭队赞助商也宣布暂停或终止与其合作。许多爱国小粉红在网上充满戾气地叫嚣要再来100次911,要杀光香港人和美国人。

——民生观察工作室

【访民数据库】湖北孙春秀



姓名:孙春秀
性别:女 出生:1963年4月23日 电话:

籍贯:

湖北省武汉东湖开发区关东街人

被非法关押所遭受的酷刑:

2014年7月5日拘留10天。
2014年11月12行政拘留10天。
2015年10月5日行政拘留10天。
2015年10月29日行政拘留10天。
2016年3月8日行政拘留10天。
2017年2月27日行政拘留10天。
2016年10月27日刑事拘留37天。

至今关东派出所所长李峰军不给当事人刑事拘留证。12月1日深夜从看守所抬出,给我搞取保,取保人孙春秀,担保人还是孙春秀。
2008年8月19日关押在东湖开发区关东街道办事处11天。
武汉市长涂勇到关东街调解承诺同年9月2O日前解决问题。可至今无果。
2016年8月初日将我绑架关押在咸宁约近十天。2017年3月9日从拘留所内绑架到湖北仙桃市西流河镇何帮村民房关押8天。

我在东湖开发区法院起诉东湖开发区公安分局七次,法院,法律文字在他们权力下任意玩弄。其中在2014年12月8日,武汉市法院收了我50元受理费,却不给我判决书,至今没给我判决书,2015年2月2日,东湖开发区法院收了我50元受理费剑承办业务,您收了我50元受理费,没给我任何手续,没开庭,没给我任何文书,,

2017年5月16日我去北京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不明身份人跟踪绑架殴打,把我脖子打骨折了,拖进车牌号为京q7 二f 9车内直接压到关东派出所,我要求报警求助立案打110,12345要求查处幕后黑手,查出凶手的真实身份,我报警警察从京Q7N2F9车上打开车门让我下车,此车赶紧逃离派出所,东湖开发区公安分局就是黑恶势保护伞,行政拘留共60天,刑事拘留37天,黑监狱本地异地关押共计近150天。

上访的原因,经历,现状:

因为母亲况幼兰唯一住房位于武汉市洪山区闸上徐76号房在2003年9月19日被政府非法强拆,2007年723月日母亲到关东街上访被保安刘彦辉殴打后不久含冤离世,凶手随即脱保安服改升为街书记张智良和现任书记开专车,现就职关东街主管后勤的主管领导。)1998年10月23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扩建校园,侵占了母亲的责任田地,鱼塘,果园后签订了四方协议,协议内容为,学校提供校内门面给我母亲经营20年,不收水电和租金,如房屋拆迁,我母亲有门面摊点优先选择权,可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至今未履行这个四方协议

一,母亲唯一住房至今没有补偿安置,
二,1998年10月23日的四方协议至今未履行,

协商无果而维权上访。 在刑拘关押期间,不准会见家人,
2019年9月13日14时许(中秋节)在我家楼下抢我手机,当街殴打我至五根肋骨骨折了绑架关押在江夏区龙泉山湖边(中湖农庄生态园)二天二夜,坚决不给我诊治,让我在病痛中煎 ,我儿子(退伍军人)次日回家听说母亲被殴打绑架到辖区关东派出所报警,要求警察调取被殴打绑架案发地监控视频,警察百般刁难,不予立案。无奈报警人再次回到案发地,根据好心人提供的时间,地点,线索找到监控视频录像后再次到派出所报警,警察只做笔录,不给受案回执,至今不给受案回执不立案,关东派出所所长李锋军就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家人和朋友的努力下,不断向11012345和网上求助,迫于压力,李峰军通知凶手将我带到武汉市第三医院也就是他们特别铁关系的医院,我要求做CT肋骨三维重建,出奇的事发生了,医生居然说只是软组织损伤得证明,凶手让我坐他车就将我开到江夏一个聚元庄酒店,真是鸿门宴,去了就不让我回来,非要我答应他们的条件,不然死活都不让我回家,我见对方执意要绑架继续关押,我无奈,我答应他们的条件,因为我身上太痛了,我想治病,离奇的是,小孩开车带我去,我估计有定位器,我到哪个医院?结果那个医院的医生给我拍片,也说软组织损伤,你都不给我写药也不给我开药都不给我开我在我们义乌市开了叠打损伤的药,还是疼得不行,我才去做检查结果,五根排骨骨折)说不定还是黑恶势力的团伙,我屡次被绑架到关东派出所打伤,包括2015年10月4日我在马家楼被关东街雇凶手殴打绑架,全身是伤,直接绑架押送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关东派出所,不但不治病,还将我扔进拘留所拘留十天,拘留我从来不通知我家人从来不到医院做检查,他们自己去医院拿证明我没有任何疾病可以关押的单子,不通知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去见去见我孩子给我送衣服送吃的,将孩子关在关东派出所门外,任意拘留不给我治病,不让家人见我,拘留期满李峰军派民警陈燕军到拘留所,准备将我继续秘密关押,被我家人解救就医后拍下了受伤照片,我关了十几天之后的受伤的照片,惨不忍睹。

上访问题解决情况: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收集时间:2019年11月7日

【访民数据库】山东王丽珍



姓名:王丽珍
性别:女 出生:1978年2月9日 电话:13053302206

籍贯: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刘家村

亲人受到非法关押酷刑经历:

王丽珍自2016年父亲王玉杨被抓捕,家产被抢劫后,追回被抢房产和家产为父伸冤遭打击报复性迫害。
2016年底2017年春节前在国家信访局门前被赵立新拦截并威胁。
2017年正月初七在家遭窍门破锁逼迫母亲要跳楼自杀。
2017年3月5日北京南站被从厕所拖出带回淄博,行政拘留10天。
2017年8月23日21时从北京为父亲聘请律师回到淄博刚下火车,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十一刑警中队20几人,带上手铐当晚疲劳审讯到夜间12点多后,手铐,脚链,坐老虎凳上到第二天8点多。
2017年8月24日淄博看守所刑事拘留27天(馒头咸菜吃的恶心,菜里的腐肉是黑的,臭的,拘留期间不明原因头疼27天,期间曾有关押人员向律师说明,律师向省司法系统举报克扣在押人员公粮,遭训斥警告)
2017年9月19日公安取保候审一年
2018年7月19日移交张店检察院
2018年7月20日张店检察院电话传唤,取保候审一年
2018年9月6日检察院起诉到张店区法院(期间法院违反检察诉讼规则退回3次)
2019年7月10日接到电话检察院办理解除取保。

被非法关押所遭受的酷刑:

我父亲王玉杨被酷刑非法关押的经历有:
王玉杨在维权过程中遭十多次非法拘留和非法拘禁,被殴打致骨折致轻伤,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入狱4年,目前在山东省监狱服刑。
2011年5月1日行政拘留10天
2012年1月31日行政拘留10天
2011年9月24日--10月8日非法拘禁15日
2012年9月非法拘禁10日
2016年3月6日行政拘留10日
2016年6月3日刑事拘留
2017年3月21日张店区法院一审判刑4年,目前我父亲王玉杨在现山东省监狱服刑。
我父亲其中多次行政拘留因无任何法定手续具体时间已记不清,只有2次出具证明,一次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我母亲高素清被酷刑非法关押的经历有:
高素清被非法拘禁韧带损伤半卧床一年半。还有多次被非法拘留,我母亲还被当地非法设置为网上在逃犯罪嫌疑人。
2011年9月24日--10月8日非法拘禁15日
2012年9月非法拘禁10日
2016年3月6日行政拘留10日
2018年5月11日在中央巡视组驻济南时,身份证被标注网逃,现场抓捕,送济南看守所关押3天(拘留通知书是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
2018年5月13日取保候审,以我局正在侦查王玉杨寻衅滋事构陷入罪(王玉杨2017年就已被判刑入狱)
2019年5月13日解除取保
2019年5月14日再次以我局正在侦查王玉杨寻衅滋事构陷(王玉杨2017年就已被判刑入狱)监视居住。

上访的原因,经历,现状:

我父亲王玉杨合法权利遭受严重侵害,2009年私有合法房屋及家产遭遇非法暴力强拆,全家遭到殴打。
2016年私有合法房屋及财产再次受到侵害,通过法律和信访渠道表达诉求。该房屋是根据农村村民组织法、土地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20多年前由父亲王玉杨向村集体购买的商业沿街房,是合法财产,受国家《物权法》保护。
我父亲依法行使公民权利,揭露违法犯罪,控告、举报,期间并无违法和过激行为。只是给中央领导邮寄信件,不法抢劫人员构陷假证,法院颠倒黑白判决王玉杨“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目前在山东省监狱服刑,母亲高素清现监视居住。
本人王丽珍为父伸冤,实名举报,控告,遭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行政拘留,刑事拘留,控制2年,当局权贵利益共同体的不法官员包庇黑恶势力在我楼下安装公安摄像头,常期监视,我不在家时多次有人出入,丢失身份证,父亲无罪证据,法律文件,餐桌有大脚印,期间更换过2次锁芯,不知哪来的辐射,经常恶心头痛,全家生命得不到保障,长期生活在恐惧的环境中,我与母亲时时刻刻都会被构陷“口袋罪”寻衅滋事......,如果它们的阴谋诡计得逞,我王丽珍任何时候不会自杀,如有意外,必是我控告的不法官员和不法份子迫害致死。

上访问题解决情况:

2016年被抢劫财产没有立案,同时被殴打都不立案。
上级拨付的拆迁款和原地盖起的拆迁房至今被沣水镇政府掠夺,上级拨付的种粮款被盘剥一分拿不到,维权至今问题没有解决,未得到任何补偿和安置。

观察员:

希望社会各界媒体与人权机构关注弱势群体维权的严峻环境,希望依法治国能得到体现,还老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收集时间:2019年11月7日

王怡牧师辩护律师被强制解聘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7日消息】四川成都秋雨教会牧师王怡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已被羁押11个月,期间辩护律师从未获准会见。2019年11月6日成都市检察院的公诉人打来电话,正式告知张培鸿律师,他不能作为王怡牧师的辩护人。理由是:张培鸿与王怡及秋雨圣约教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他担任辩护人不放心。

张培鸿是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表示,最近两个月来,为了争取为王怡牧师的辩护权利,也为了照顾有关方面的关切,他停止了王怡案件信息的更新,并频繁前往成都,约见了国保支队、法制支队、监管支队和检察院的检察官。甚至提岀方案包括由他本人配搭一位官方认可的律师,一道为王怡辩护。事情一度显示出转机,甚至有两次,他等在看守所外面,都感觉到就要见到牧师了。然而,答复仍然是:领导还没下决心,请再等一等。然后,就等到了今天,他收到成都检察院通知,他不能作为王怡牧师的辩护人。

张律师透露,据他所知,到今天为止,王怡牧师依然没有律师。前期,当王怡被告知张培鸿不能做他的律师后,他要求妻子蒋蓉为他聘请律师。于是,司法局带领他们认可的律师去了一个咖啡馆,国保将蒋蓉从华阳某套小公寓里带出来(是的,蒋蓉一直没有自由),让她签字。蒋蓉拒绝签字,声称需要征求王怡父母的意见。而王怡的父母,从去年12月9日王怡被抓到现在,都只认定张培鸿为王怡的律师。

现在王怡案已知的程序是:9月30日退侦结束,到10月底第二次审查起诉期满,现在应该是又延长了15天的时间。如果11月中旬不进行第二次退侦,案子就该到成都市中级法院了。

张律师猜测,大概率的可能是,他们会为王怡安排两名律师,或者没有律师,然后无声无息地走完程序。也就是说王怡可能会遭到秘密审判。

据悉,2018年12月9日晚约6点,许多秋雨圣约教会的牧师、长老、同工及教友被成都警方带走,王怡牧师夫妇被捕后失联;同时,有几个教友家庭被抄家。当天,秋雨圣约教会被取缔,警方将教会的物资搬走。

据秋雨圣约教案情况通报显示,王怡被中共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关押。王怡的妻子蒋蓉在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半年后被指定场所监视居住,目前仍没有人身自由。目前秋雨圣约教会教友共21人被刑拘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人被强迫失踪。包括王怡在内的所有被羁押的基督徒无一人获准律师会见。

2019年11月6日星期三

村民抵制污染遭关押 律师阅卷受阻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6日消息】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双喜村群众联合抵制采石场环境污染,并委托相对有文化有能力的李思侠带头举报污染,维护大家环境权益。多年来,李思侠和盲人老村长张海成以及村民魏智波一起,收集家乡青山沟中两家石料厂的污染证据,并在网上28次发帖曝光环境污染问题,揭露采石场无证非法经营、毁林并且不控制水土流失、破坏村集体公共道路设施等问题。由此触发了当地有关利益集团的敏感神经。

2018年9月至10月之间,李思侠、张海成、魏智波等三人先后遭到抓捕关押,随后被当地公安机关构陷寻衅滋事罪,并称其为黑恶势力犯罪。

2019年7月20日陕西省石泉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李思侠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张海成、魏智波以同样罪名分别获刑一年二个月、十一个月,而被公诉机关指控的黑恶势力犯罪,法院作出不予认可决定。

据了解,李思侠是双喜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在西安有稳定的工作,张海成是村里的老村长,双目失明后在福建莆田开“盲人按摩店”日子过得很是红火。近十余年虽然张海成很少回村庄,但作为威望很高的老村长及走出山村的能人,张海成被村里的干部和村民小组组长等邀请,关注支持村民抵制污染保护村道,结果于2018年10月被石泉警方跨省从三千多里外的福建莆田抓捕后,关押在石泉县看守所。而指控张海成的罪状,就缘于张海成通过运用盲人软件而交流的微信内容。

有知情人士称,三人都是因为多年举报家乡环境污染等问题,得罪了利益集团被构陷,警察和公诉机关所取的证据都是虚假制造的,所以寻衅滋事罪都不成立。这完全一个扫除异己,想让维权老百姓闭嘴的阴谋。目前,三位当事人均已提出上诉申请。

2019年10月9日,朱孝顶律师和程广鑫律师赶到石泉看守所会见了张海成。

张海成说,他每周给安康中院“写”一封信,要求二审公开开庭,要求二审彻底查清案件事实,彻底还他清白。一审被摘掉了“黑帽子”的张海成,对于二审宣告无罪寄予厚望。

张海成在会见时反复提到,除了通过之前的辩护律师递交的上诉状之外,他本人也递交了上诉状,并且向安康中院递交每周一次手写的法律意见书。张海成反复询问我们有没有看到他写的上诉状,他说那个上诉状把他关于案件的辩护意见都说清楚了,可以给两位二审刚介入的辩护律师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由于张海成的双目近乎完全失明(左眼永久性失明,右眼佩戴眼镜后视力在强光下仅为0.04),张海成只好口述请监室其他人代笔了数十份文书。

2019年10月11日,向安康中院刑庭经查询后答复辩护律师:“法院没有收到张海成递交的上诉状及每周手写的法律意见书,仅收到一份张海成写的要求开庭的书面材料”。

上诉状作为启动二审的最重要的文书,石泉县看守所竟敢不向法院转送,性质极为恶劣,违法极为严重。

万幸的是,张海成的姐姐在上诉期截止的最后一天委托了律师递交了上诉状,否则张海成就要永久地丧失上诉权利了。

张海成在被羁押看守所之后,没有了导盲犬、导盲拐杖及视力障碍辅助设备等工具,其独立自主生存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另外,辩护律师在石泉县看守所会见张海成时也遭到了看守所民警态度极为粗暴的对待,除了法律规定的“三证外”还要求律师出示其他证件及复印件,“在石泉,就要守我们的规矩,否则就不让你会见,我现在就可以不让你会见,在四十八小时内拖你。”

“我们的规矩”让辩护律师感觉到无所适从,作为辩护律师,对于石泉县看守所增加的而在全国其他省市均没有要求的律师会见条件,当然要质疑一下,结果这一质疑,让办理会见手续的民警暴跳如雷。律师感叹:“我们的规矩”在当地果真是一个比天还要大的存在。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李思侠、张海成案的二审辩护律师,其阅卷权被安康市中院设置重重障碍,这严重剥夺了律师的执业权。

据朱孝顶律师反映,自今年8月初,案件移送到安康中院之后,辩护律师仅仅知道刑庭副庭长张教辉是案件的承办人,所能获得的联系方式就是张教辉办公室的固定电话。关于案卷材料,张教辉说已经移送给安康市检察院由检察官先阅卷;联系安康市检察院后得知仅有书面案卷材料移送到了安康市检察院,视听资料光盘还在安康中院;关于复制200张光盘,张教辉说,“合议庭决定只能查阅,不能复制”,经争论,“合议庭又决定被告人的讯问录像可以复制,其他光盘不能复制”。

2019年10月10日下午,辩护律师集体赶到安康市中院,千呼万唤才出来的张教辉副庭长当面解释了“合议庭决定”,律师请求张教辉副庭长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送达给他们,也好知道合议庭成员究竟有哪些人员组成。

关于案件光盘数量,二审刚介入辩护的律师们仅从一审起诉书得知一审起诉时附了200张光盘,又从一审法官处得知一审审理期间,侦查机关又补充了一些视听资料,有的是以光盘形式呈现,有的是以硬盘或U盘形式呈现。张教辉副庭长第一次明确地说:案卷中光盘共有219张,三被告人讯问录像光盘48张(辩护律师已复制),其他人的讯问或询问录像共152张;一审审理期间又补充了电子数据、勘验勘察等光盘共19张。张教辉称“将报请合议庭决定让律师复制勘察勘验等光盘”,请辩护律师次日再来法院。

10月11日上午,安康中院刑庭书记员终于向辩护律师们当面送达了《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但告知辩护律师“合议庭决定允许辩护律师复制勘察勘验的光盘一张”。截止2019年10月11日中午,辩护律师在219张光盘中,仅仅复制了48张被告人讯问录像及1张勘察勘验光盘,共复制了49张光盘,仍有170张光盘没有复制。

朱孝顶律师表示,虽然安康中院并未给出其他拒绝律师复制其他光盘的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令人信服的拒绝理由,但安康中院表态:“此案会公开开庭审理,并充分查明事实真相”。

安康中院一再给律师设置阅卷障碍的做法实在令人不解,一审法院庭审现场,审判长明确同意当庭播放光盘的内容,但二审法院的法官却不同意复制;第二,石泉县法院院长也是一审的审判长曾经安排辩护律师复制光盘及其他视听资料,这就说明案卷材料是可以复制的。对于一审法院就可以复制的案卷材料,说明这些内容不在保密范畴之内,但到了二审法院安康中院,却拒绝律师复制光盘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2015年9月16日两院三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该规定强调了要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其中包括阅卷权和复制案卷的权利。

于是,辩护律师在2019年10月10日16时39分拨打了监督机关安康市委组织部的电话,请求他们依法监督安康中院,严重剥夺律师阅卷权的问题。

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认真记录了投诉控告事项后,但很快回电话称,“我们市委组织部主管干部人事任命,法院的违法问题不归我们管”。

辩护律师在电话中建议市委组织部应当要求安康中院铲掉监督公告牌,或者铲掉法院公告牌里“市委组织部”的内容。既然市委组织部不愿监督法院,也要公开声明一下为好,免得人民群众误以为“监督公告牌说的就是真的”,也免得人民群众再打电话给市委组织部。

万般无奈之下,10月11日李思侠的二审辩护人王飞律师、任星辉律师与张海成的二审辩护人朱孝顶、程广鑫律师只好前往安康市检察院,控告安康中院拒绝辩护律师复制案卷事宜进行当面再一次控告。早在9月27日市检察院驳回辩护律师对安康中院法官违法阻碍辩护律师阅卷权的控告。安康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的领导及谢检察官解释了9月27日的驳回理由,并听取了律师的意见。

经过沟通,市检察院发现,辩护律师当面阐述的事实与理由,与安康中院刑庭在接受调查过程中的说法有较大差异,“法院称辩护律师仅要求复制讯问录像”的说法不合常理。

安康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院部的主任与谢检察官当即表示,尽管已经作出了驳回律师控告的答复,但基于辩护律师当面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安康市检察院将重新启动调查;安康市检察院也建议辩护律师书面再向安康中院申请复制全部光盘,安康市检察院也将进一步与安康中院联系,并透露出安康中院将案卷移送给安康市检察院时没有把219张光盘移送给市检察院,如果移送的话,安康市检察院会把所有案卷材料(包括219张光盘)允许辩护律师复制,同时对安康中院“仅以合议庭的决定为理由不允许律师复制的依据不足”的检察意见。

尽管没有当场解决问题,但安康市检察院实事求是、热情周道、严谨公正的态度,还是赢得了辩护律师们的一致认可。辩护律师除了尽快再次书面向安康中院递交复制全部光盘的申请外,还将进一步向安康市检察院书面反映,请求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


范燕琼母女求见院长遭粗暴对待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6日消息】一个多月前,福州公民林辉因肺炎入住福州市一医院治疗,期间感染上危险的鲍曼病菌,而呼吸科医生却玩忽职守,未进行积极抢救,导致病情加重致人死亡。近日,死者妻女来到福州市一医院,要求见王琳院长给个说法,却遭院方叫来的警察和保安粗暴对待。

据福州维权人士消息,今天上午大约9点40分左右,死者妻女范燕琼、林静怡带着2岁的小孙女来到福州市一医院大门口,袋里装着三千份呼吁书和一块2.0x1.5的横幅,上面写着:“院长说一条人命赔2万!福州市第一医院玩忽职守,致人死亡,以‘撤职肇事医生还家属公道’诱骗家属先料理后事,现在不但伪造病历为医生开脱罪名,还报警威胁家属,天理难容!”

母女俩人刚一展开横幅,就被医院派来的大批保安和医务办工作人员威胁,几分钟后,警察也赶来,一边恐吓,一边抢夺横幅,肆无忌惮的欺凌孤儿寡母,就连周围的围观群众也遭恐吓。

有热心网友表示,范燕琼祖孙三人在太阳下暴晒了3个多小时,只是想见一下王琳院长,为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没有任何过激行为,却遭如此粗暴对待,实在令人心寒!

【附:林辉女儿林静怡呼吁书】

我爸爸名叫林辉,今年58岁,因轻微肺炎于2019年9月13日,入住福州市一医院呼吸内科十区38床,本以为治疗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安然回家,没想到,这竟是一次死亡之“治”。
爸爸入院后,医治了10来天,我就从主治罗医生那里得知:爸爸的炎症指标接近正常值了,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听了这些话,我非常高兴。然而,就在我正筹备接爸爸回家事宜之际,爸爸病情突然加重,大约在25日左右,痰比较浓稠,也比较多(后来从ICU医生那里得知:爸爸是在呼吸科病房里被传染上一种叫鲍曼的病菌),29日余医生在给爸爸做吸痰镜时,出血了,我心里感到非常担心,也特别害怕,就不断向医生护士询问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均是:没关系。谁知,就是从这天起,爸爸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另外,我们经过十多天的观察发现:瑞泉护工虐待我爸爸的行为十分恶劣(我们每天支付护工200元要的是“一对一”的护理,而不是“集体轮流”护理,可是爸爸不仅没有享受一对一护理,还遭遇比犯人还要残酷的虐待——每天手脚都是长时间被捆绑着,肿胀不堪,甚至手腕被捆的皮开肉绽!妈妈(范燕琼)曾在9月28日上午向医院做了投诉,但院方只是记录,至今没有下文,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从9月30早上7点开始,妈妈只好带病与我轮流看护爸爸。

也就是这天早上8点多,我妈妈发现:爸爸的血氧突然掉到50-60之间,连忙跑去找医生,医生过来只是将氧气刻度调到9(调到最大),可血氧还是上不来,随后,护士过来吸痰,抽血查血气(我们后来才得知,此次抽血显示动脉氧分压40,属于重度呼吸衰竭,情况非常危急!)就没有再做其他处置。这期间,爸爸总在不停的痛苦的声嘶力竭的叫喊着:胸口好难受!心脏好难受!但却没有医生来救治。到了下午3点多钟,爸爸已经不会叫喊了,这时,爸爸的左肺起伏异常汹涌,而右肺却没有丝毫波动,一位姓徐的主任医生,领着18个实习生来围着爸爸的病床,一边给爸爸吸痰,一边向大家讲解,随后推来一台呼吸机,将氧气换成这台呼吸机,给爸爸戴上口鼻全封闭面罩,吸100%纯浓度氧。这一戴,就是20多个小时!再也没有医生来过!

9月30日一整晚,爸爸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却没有一个医生来查看病情,这一夜,是我亲爱的爸爸一生中最煎熬最痛苦最恐怖的一夜!第二天,即10月1日上午,我来轮换妈妈时看到林新医生到病房来与39床病人交谈,我赶忙对他说:“林医生,我爸爸……”话还没说完,林新医生冷漠的打断说:“我现在不是你组上医生了,你有什么事找你自己本组医生,不要找我,我不知道,我只是值班医生。”大约10点半多,主治罗医生来查房,把氧浓度由100%调整为50%后就头也不回的走了,但爸爸的血氧就一直在下跌,而且很快就掉到60-50,随后又掉到30多,由于我害怕林新医生再次的冷漠拒绝,我只好慌忙让护士叫医生,林新医生过来后,就让护士吸痰,说:现在就先多吸痰拍背,再观察。11点左右,一位女医生过来抽了血查血气(后来才知道此次抽血动脉氧分压已经掉到36,之前是40,)此刻爸爸已经面临死亡,但就是没有医生过来抢救我亲爱的爸爸。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原本高血压的爸爸,血压变成了90/60以下,随后,爸爸的血氧不断下跌,最低的时候只有30多,每一次的下跌,我都急忙呼叫护士帮我找医生来,护士却叫我不要大惊小怪,这一天,我先后找林新医生多达十余次!爸爸的情况如此危急,自始至终只有林新一个医生,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叫主任等其他医生一起来做紧急处理。

中午11点多左右,爸爸已经昏迷不醒,医生呼唤他也无反应,临时请来的一个协助我们护理的护工在旁边帮我给林新医生说:“38床这个病人已经半天没有一滴尿了,应当及时处理了。”但林新医生听后仍然是吸下痰,调下呼吸机指数,就又走了。到了下午1点半,林新医生说:你爸现在是二型呼吸衰竭,这种情况可能要气切。我赶忙问:我爸爸在去年做过气切,现在还能做吗?是在原来的位置做吗?对此,林新医生都没有回复以上任何问题,只说一句:“到时候医生会评估的,你先考虑一下吧。”就又走了。可是,却迟迟没有等来评估医生。而林新一走,我爸爸血氧又掉下来了,我又急忙找林新医生来处理,他又调整了一下呼吸机就走了。看到爸爸的情况越来越不好,我又急忙找来林新医生,2点左右林新医生对我说,“还是插管吧。”我说:“好的,一切交托给你们医生,请尽快救治我爸爸,要插管赶紧插啊!”之后,林新医生又调了下呼吸机后,走出病房,就这样,林新医生来来去去十几回,就是没有“插管”行动,也没叫评估医生来,更没有叫主任、主治医生来,全都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医生们也都在喜过国庆。大约到了下午3点左右,爸爸的血氧,血压,心率开始全部跌到有史以来最低谷,我吓得双腿发抖,又冲去叫医生,此时,罗医生也过来了,说了一句:“听说动脉氧分压只有36了。”(其实当天上午11点采集12点就已检测出这一危险数值)这句话刚一说完,爸爸旁边的检测仪竟成了一条直线,爸爸心跳呼吸骤停了!吓得我大哭大叫起来:求求你们快快抢救我爸爸啊……快快抢救我爸爸啊……心肺复苏45分钟后,爸爸才又有了心跳,但由于严重脑损伤深度昏迷,送进ICU坚持治疗了19天后,我亲爱的爸爸还是走了,他走的好无助!好痛苦!好无辜!我也好无助!好痛苦!好悲伤!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除了父母,我无依无靠,为了能够让爸爸有良好的治疗和生活,我们忍痛割爱,卖了房子,爸爸却被医院活活害死,这使我实在无法接受!毫无疑问,无论是鲍曼病菌的侵害,还是医生的玩忽职守,医院都必须承担完全责任,为此,我于2019年10月10日递交了请求医院调查处理、保存爸爸最原始最真实的病案记录和监控记录的报告。

今天,我在此向全人类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吁:严惩所有惨无人道医生!还我爸爸一个公道!

呼吁人:林静怡
电话:17720718676


将罪恶进行到底:张家惨剧揭示极权本质


据民生观察报道,广州维权人士张唯楚(本名:张七毛)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被指“袭警”。张唯楚10月25日准备旁听“梁颂基、张五洲”案宣判时,在安检期间与警务人员发生冲突,随后被带到派出所,即与外界失去联系。而张唯楚的亲姐张五洲则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4个月。张唯楚的哥哥张六毛几年前在警方拘押中离奇死亡。张家姐妹为了为自己兄弟讨还公道,结果不仅遭际丢工作、传唤、威胁、软禁、拘押等等持续迫害,现竟被刑拘及判刑。张家因捍卫权利,竟遭如此惨剧,揭示着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誓将罪恶进行到底的本性。民生观察对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肆意践踏人权,蔑视法制,挑战文明,死不还民公道,顽固坚持罪恶,疯狂株连迫害张家,制造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的野蛮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张唯楚于今年10月25日上午八点半左右,赶到广州荔湾区法院,准备旁听姐姐张五洲与梁颂基被控“寻衅滋事”案的宣判,在与辩护律师一同进行安检的时候,同警务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张唯楚被强行带离现场。张唯楚失联前在微信群发出消息,指自己先被带到法院附近的中南派出所,随后再发信息指被带到海龙派出所,其后张唯楚与外界失去联系一周。

11月3日有辩护律师前往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会见已被判刑的张五洲时,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张唯楚亦已被警方刑事拘留,理由是25日当日安检时与警务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张唯楚遭到暴力制服时“咬伤”警务人员,因此涉嫌“袭警”,可能被以“妨碍公务罪”刑拘,而羁押地点估计在广州一看。

就在25日当天,因公开作证广州女律师孙世华遭公安殴打羞辱,而被警方拘押的张五洲与梁颂基被裁定寻衅滋事罪成,分别判刑1年4个月和1年半。两人当庭表示上诉。辩方律师谴责当局拒绝公开事发当天的视频,使真相难以还原。

2018年9月20日,女律师孙世华在广州荔湾区华林派出所办案时,要求警员出示工作证,却被对方殴打,随后一名女警喝令孙世华脱光衣服检查。随行的公民张五洲以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当时视频被警察强行删除。他和另一目击者梁颂基事后在网上发文描述事发经过。警方指两人造谣生事污蔑警方打人,先后把两人以涉嫌“寻衅滋事”逮捕。他们在被羁押整整一年后,于10月25日在广州荔湾区法院宣判。而身为妹妹的张唯楚前往旁听,居然也被刑拘。

导致张家姐妹走上维权之路的直接原因是她们的新兄弟、人权活动人士张六毛在被警方拘押期间离奇死亡。

张六毛出生于1972年6月20日,广东省广州市人。因广泛参与人权活动,招致广东警方迫害。2015年9月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曾关押于广州天河区看守所,后转至广州第三看守所,11月4日在拘押的看守所中离奇死亡。11月7日,家属仍未获准认领尸体。2017年有报导指当局于1月9日进行强行火化,而其姐张五洲于1月7日被行政拘留十天,怀疑当局是为了阻止她前往抗议。其妹广东妇科医生张唯楚,一直为兄长申冤,结果被医院解雇。后来张家姐妹为了为兄弟张六毛讨还公道,在历尽中国司法程序均无结果后,只好踏上上访维权之路,结果遭到中国维稳系统重重打压,不仅失去工作,而且经常在所谓中共当局的敏感时期被软禁,甚至被拘留。张唯楚曾想北上北京谋职,也被广州当局阻止。现在中共当局索性将张家姐妹分别判刑与刑拘。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为打压张六毛参与人权活动,而将他拘押并致其看守所中离奇死亡。面对要求追讨真相,寻求正义的张家姐妹,中共当局不仅不予依法给亲属以公正交代,而且采取持续打压迫害手段,以阻止张家姐妹依法维权。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这种制造罪恶,又为掩盖罪恶而进一步制造罪恶的行径,是公然违反中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同时违反《国家信访条例》,也违反中国业已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也食言自己承诺的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对张家的迫害,无罪释放张唯楚与张五洲,成立有律师及张家参与的独立调查张六毛死亡事件,还世界以真相与公正。

民生观察 2019年11月5日

2019年11月5日星期二

江天勇出狱八月仍被软禁骚扰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5日消息】北京知名人权律师江天勇刑满出狱已有八个月,至今一直被软禁在河南老家父母家,当局派出数十人24小时轮流值班,沿路安装十数个摄像头,并兴建临时警务室方便看守人员出入,对江家实行全天候铁桶式大包围,为此江天勇与父母等人还不间断遭受看守人员的谩骂侮辱、骚扰挑衅,不胜烦扰无可奈何。

据现场视频显示,周二(11月5日)凌晨十二点刚过,江天勇在临睡前打开大门准备遛狗,负责看守江天勇的张姓国保头目突然出现,一手持强光手电筒照射江天勇,一手持手机进行摄录,并同时打开执法记录仪,对江天勇厉声呼喝,并称江天勇为“走狗”。不过当江天勇质问其为何半夜三更鬼鬼祟祟藏匿偷拍时,张姓国保支支吾吾无从作答,只是仍然拍摄。

吵闹声惊醒江天勇父母,两位老人出来后同样遭到张姓国保谩骂,吵闹声亦影响附近其他村民的正常休息。同时,正在临时警务室休息的其余看守人员亦闻声赶到,极力劝阻张姓国保,以免影响其他村民,但张姓国保继续骂骂咧咧不肯罢休。

据称,该名张姓国保由信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派驻,负责看守江天勇,手下有多达三四十名名不明身份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对江家周围十数个摄像头进行监察,对进出江家的人员进行甄别检查,对江天勇及其父母等人出入进行跟踪监视。

张姓国保以往已多次在跟踪江天勇出门购物时故意用激怒的方式挑衅江天勇,不过未成功。此人平时亦多次在江家大门处故意对江及其父母进行谩骂,各种扬言和威胁恐吓,态度十分嚣张蛮横。

另据了解,江天勇个人健康问题一直未如理想,双脚肿胀积水现象仍然存在,但碍于当局不准其自主就医,因此至今未知具体病情,亦无从治疗。而据江天勇自述,最近一段时间,出门小距离散步就会喘息不停,走上自家二楼楼上则会气喘吁吁心跳加速,感觉非常吃力。

网友刘先生认为,江天勇刑满出狱以来一直被软禁在老家,当局还派出几十人看守,就是为了杜绝江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特别是记者的登门采访以及民间人士的探访。而不准江自主就医的问题恐怕并不简单,当局应该清楚知道江天勇身体出现问题的具体因由,但一直妨碍就医应该另有企图,结果可能令人不寒而栗。

相关报道:江天勇被维稳人员辱骂挑衅
https://msguancha.com/a/lanmu4/2019/0929/18991.html

胡耀辉律师出行险被构陷藏毒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5日消息】日前,律师胡耀辉在广州天河东圃客运站坐车出行时遇到辅警非法截查身份证,因“不配合执法”遭到报复,在编制警察的默许下被辅警辱骂殴打,并被反扣手铐且要求下跪,其后被带到派出所,险些被构陷藏毒,被要求尿检等信息采集遭当事人坚拒未果。

据悉,周一(11月4日)上午九点多,胡耀辉律师在广州天河东圃客运站准备出行检票时遇到巡警大队多名辅警非法截停检查身份证,遭到胡律师的拒绝。随后在胡耀辉律师已经检票进站的情况下,其中一名辅警叫来编制警察再次截停要求查证,胡律师在配合检查后准备离开时,该名辅警谎称壺耀辉律师曾抗拒执法并对其推搡,随即编制警察以胡“不配合执法推搡辅警”为由,强行将其押解到警车上,并默许三名辅警对胡实施殴打,辅警还要求胡耀辉下跪,此非法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编警遂指使辅警将胡的双手反剪后戴上手铐,后被强行带到黄村派出所,将胡耀辉律师关押在办案区并污蔑其抗拒执法。

消息指,胡耀辉律师被带到黄村派出所后与吸毒人员一同关押,期间有警员以在胡座位旁边捡到一小袋白色粉末为由,要求按照派出所的程序进行检查搜身,并做尿检等个人生物信息采集,但遭到拒绝。不过最终警员对胡耀辉律师强行搜身,将其外套及随身携带的公文包进行检查,并多次要求尿检,仍然被拒绝。

因遭到非法对待及污蔑“袭警”,胡耀辉律师曾向广州督查中心留言投诉,随后由自称巡警大队领导的人员前来调解并道歉。胡耀辉律师向对方表示,辅警在没有执法权的情况下违法检查身份证并阻拦公民自由出行,而在配合检查身份证后,编制警察又以抗拒执法为名强行带到警车并默许辅警进行殴打辱骂,且要求当事人下跪,属于人格侮辱。事后当事警察更不惜以自残的方式污蔑胡耀辉暴力袭警以致手指流血,乃诬告构陷。

事件最后,巡警大队领导致歉,当事警员及辅警当面赔礼道歉,并承诺会将调查及处理结果及时反馈。当日下午五点多,警方派人将胡耀辉律师送到车站,并为其购买车票离开。

协调期间,巡警大队领导曾提出要胡耀辉律师前往医院检查身体,不过当事人当时并未出现明显伤情,又因工作繁忙,因此未作检查。而事后胡耀辉律师才发现身体多次有淤伤,曾被反扣戴手铐的双手手腕有明显勒痕,而胸腔的压迫感则是曾被辅警用膝盖压住后背戴手铐所致。

警方曾以当事人将事件公开造成很大影响为由,要求胡耀辉律师将微信朋友圈的消息删除,但遭到拒绝。

而派出所关押期间,曾有自称广州司法局律管处的丁姓工作人员致电,讹称在推特看到胡耀辉律师发表了此次警察安检事件,因此致电查询相关情况。该说法遭到胡耀辉的否定,并严辞声明自己并未上推,亦未有推特账户,更不可能在推特发表相关消息,最后胡耀辉回复对方称,与执业相关之事乐意答复,与执业无关之事属于私人事务,若想了解,可以向相关部门核实。

由于在派出所期间险些被构陷藏毒,因此胡耀辉律师公开表示,如果最近被指在身上发现藏有毒品的话,绝非个人所为,乃警方的诬告陷害。

纪念杨天水先生逝世两周年

作者:重庆 许万平

在喧嚣的路灯下面,不远处还隐隐约约传来麻将的咚咚、啪啪声,身后的轻轨列车飕飕而过,连绵不断的大小汽车带着滑滑的声音呼啸而过。我就坐在一个露天小条椅上,身旁有一个垃圾桶,再远一点还有一张乒乓球台,四周有一些花木杂草,地面好像不是很干净。我就在这个夜深的环境里开始了对这一篇文章的写作。

第一次与杨天水认识,大约是在二零零三年的九、十月份。记得那一天下午,天水给我打来电话。他先自报家门,告诉我他叫杨天水,是南京的,然后他问我,你是许万平先生吗?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杨天水先生的一些文章和有关他的活动方面的资讯,我们真的是一见如故,我直接就说,天水兄,你好!你好!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然后,我回答他,我是重庆许万平。他说这个电话号码是从我写的那一篇《开学了,幺儿还在流浪》的文章上面看到的。

那天他向我要了一个银行账号,以及我的雅虎电子邮箱,然后是我们彼此问了对方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后来很快,他给我汇来了1000块钱。他说,我看见你写的这一篇文章,看你生活的那么清苦,还在这么艰难默默的付出,我都流泪了……。

这便开始了以后,我与天水大约一年半的非常非常,具有历史重要价值的共同战斗的那一段传奇的经历,直到2005年4月我被抓捕。

实际上,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二号以后,因为我八九年被判刑八年,出狱后被执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才满期,所以,在这以后,我才真正地从半公开转为了完全公开的民运活动。因为那个时候,你稍不注意就会被拘捕,被他们传唤、抓去,我都不知道被抓了好多次了。反正,他们就是这样,会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不准你说话。

当时,天水应该是二零零零年出狱的。

自从我们彼此出狱以后,实际上,在面对全国一片沉静的这个环境下,为了重新燃起这一把中国民主运动的火炬,我们在都不约而同的四处奔走,密集联络聚集本地及全国各地的民运人士,也包括海外的各个民运组织,如:当时比较著名的海外的中国人权,大纪元,自由亚洲电台,民主论坛,大参考,以及一些海外的知名人士,如:刘青,徐文立,王希哲、洪哲胜等,我就与他们联系多一些。期间,当然也有一些海外组织,以及个人主动来联系我们国内各地的民运人士。

应该说在这几年的铺垫中,我们确实还是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展。我把在全国各地及海外收集到的几百人的民运人士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修订整理打印出来发给民运朋友们,并用电脑在互联网上,发送给全国各地及其境外的民运朋友。这个时期,我们已经形成各个省市,以及全国、海外的大整合、大集合。整个国内和海外,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及时互通往来,都能够很好的遥相呼应。另外,我们特别集中关注着,正在监狱服刑的那些民运人士,包括对他们家人的生活上的照顾关注,以及正在看抗争中被抓捕的政治异议人士们,也包括那些生活困难的民运人士。

2003年10月份以后,我与天水也真正开始了合作,在一大批中国民主党人,1998年因为组建中国民主党期间被抓捕,判重刑,关押,刘贤斌(被判13年)、吴义龙(被判11年)、查建国(被判9年)、朱虞夫(被判7年之后又加2年)、毛庆祥(被判8年)、高洪明(被判8年)、祝正明(被判10年)、刘世遵(被判5年)、徐光(被判5年)、佘万宝(被判12年)、孔佑平(被判15年)、胡明君(被判11年)、王森(被判10年)、李大伟(被判15年)、秦永敏,徐文立,王有才等等一大批民运人士正在监狱,国内环境非常恶劣的高压态势的情况之下,当时在国内各个地区,还在坚持,并敢于站出来的比较知名的人士,有南京杨天水,有蚌埠张林,有上海李国涛,有北京赵昕,有我本人,以及陈卫、曾宁、廖双元、任畹町、林牧、付升、王文江、谢长发,然后是浙江杭州的王荣清、陈树庆等,为代表的浙江民主党人等。

期间,我们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大批的直接抨击时政、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人权的文章,向海外网站、电台直接发送讯息,接受各个电台、各个组织机构的电话、电子邮件采访。经常向当局提交申请游行示威书,关注社会最敏感问题,以及罢工事件,公共事件,等等。

在2003年到2005年4月期间,天水几乎都总是站在最前沿,只要哪里有事发生,哪里就有天水共同的身影。我们这一批人,那个时候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也越来越有人气,也被各方所感兴趣和赞赏。

可以说我们这一批人,在当时还是属于那种在惊涛骇浪中,一往无前,勇敢前行,守住了这个中国民主运动前沿阵地的自由斗士。
天水在这个时候发挥作重大作用!



天水是一位博学多才,很有个人修养,具有人格高尚品德的人。他为人谦虚,处理事情雷厉风行,爱憎分明,有情有义。这是我在与天水相处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与天水在2004年夏天有过一次见面。那一次我作了10~15天的长途旅行计划。由于是夏天,那一次的旅途中,我还染上了痢疾。

我的第一站就是到了杭州市,在那里有王荣清先生,陈树庆先生等,对我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在杭州我与王荣清等杭州朋友们,讨论了中国民主党以后的工作问题。我当时提出了,杭州的朋友们,就专门集中精力做好中国民主党的组织、建设,这个方面的工作。暂时尽量不参与到国内的民运活动中来。而我这方面,就主要是竭尽全力聚集整合全国的民运力量,发展壮大中国民主党成员。

我在杭州待了两天。由于杭州方面多次电话找王荣清的麻烦,并告诉王荣清,他们不欢迎我许万平在杭州继续逗留。

应该叙述一下王荣清先生,王荣清先生早在79年就参加了中国民主运动,也被判个刑,并在这几十年里多次被抓捕关押。九八中国民主党事件之后,他在被关押8个月后被释放。也因此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有重大嫌疑的人。当时的国内民运圈几乎不与他来往。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是顶住一些人的警告压力,仍然与王荣清接触。因为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仅仅就凭他关押了8个月,就被释放,来作为衡量他的清浊标准,这显然不能成为充分的证据。在杭州也只有陈树庆与他来往着。在我与王荣清先生的联系中,他为中国民主党的建设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民主党政党法的工作起草准备完毕。

2014年4月29号我第3次出狱,在5月份,在我与陈树信先生的通话中,我从陈树庆先生那里得知,王荣清先生已经病重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就在五月,应该是24号号这一天,王荣清先生不幸永远离开了人世!我当时说过,他在这种社会不公中,这种民运圈的不公中,也也可以说是背着这个十字架,终于得到了解脱。

在这种情况下,在匆匆忙忙见了杭州的一小部分朋友们之后,记得有王东海、戚惠民等,以及好像是还有还有一位家属胡晓红之后,我成功地在一个被严密监控控制的地方,化妆潜逃。我当时换的衣物及一些重要的物品,现在应该还保存在杭州哪一位朋友那里吧!然后,我就去了上海……。

去上海的时候,我是与另一个在杭州的人一道坐火车去的。我与他是在电子邮箱网上接触认识的,这个人姓氏名谁,是哪里的人,我现在也已经忘记,他应该好像是湖北人。据他讲,他是一个89人,还是什么89年天安门纠察队总指挥。说他,他的老家还保存有什么当时刻的委任状印章之类的。

我们是当天晚上约九点钟到达上海,然后我们一道去了上海杨勤恒先生那里。见到杨勤恒先生之后,杨先生要我们出示了身份证。但那一位说他忘记了带身份证,就没有把身份证给杨先生看,这就引起了杨先生对他的怀疑。然后,杨勤恒先生让我叫那个人自己去找地方住。说实话,我当时觉得还是很尴尬。但现在也认为,杨先生这种谨慎还是有必要的。后来,我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愧疚吧!也又与这个人进行了联系,但他至此之后,就没有再回复我了!
由于天已经很晚很晚,我和杨勤恒先生,也就为那一个人作了简单讨论,并对我去上海的来意告诉了杨先生,主要还是围绕怎样来使全国民运能够连在一起等,做了深入的交流与沟通,然后我们就休息了。

在上海,我见了李国涛先生。我是第2天早上从杨勤恒先生那里去的李国涛先生那里。李国涛先生告诉我,他那里是当时被监视得比较严密的。他住的地方离上海市还有几十公里。我在那里,还有幸见到了李国涛先生的父亲。在那里李国涛先生给我介绍了上海的民运情况。他还谈到我们做民运的一些策略问题。也对世界各国的民主运动做了一些介绍和比较。国涛先生说话语速很快。听起来有些吃力。我还与他谈论了他的个人婚姻问题。他认为婚姻是一个缘分的事情。没有这个缘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对他讲,我鼓励我们这些朋友也要两不误才是。一个不误事,大家都能够安一个家,有一个贤惠的,理解你,坚定不移的跟着你的妻子;二一个不误事,就是要能够勇敢的站出来推动中国民主自由人权法制。

下午我从李国涛那里出来,又回到上海市区后,是戴学武先生来接待的我。我们对此次上海的行程做了一个初步的计划安排。我说,我们今天就一道先去上海的黄浦江看看吧!戴学武告诉我,他现在还有一些货物要去送。等把货物送完之后,我们就一道去黄浦江。我就在戴学武的家里等待着。他的家完全是一个很窄小的小屋子,估计就七八个平方吧!当时他的哥哥戴学忠因为遭受迫害,正在监狱里。等戴学武回来之后。我们就一道去了到黄浦江的路上。我们还没有走多长时间,结果戴学武就接到了上海市局国宝给他打的电话。戴先生告诉我,他们问他许万平什么时候离开上海?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我还要到其他几个省会去朋友,我当即决定取消此次行程,马上离开上海,以免节外生枝。我让戴学武立即送我到上海市火车站。马上买了去南京的火车票,匆匆离开上海。

到了南京,我首先找到住在南京一个大学里的萧勇先生。萧勇先生是一位画家。我认识萧勇先生,也是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知道的。然后,通过萧勇勇先生,他把我带到了杨天水住的房屋附近。之后他就离开回去了。

当时杨天水是租在一栋8、9层楼高的房屋里面。天水得知我到了南京他那里。他非常非常高兴地热情接待了我。天水大约有1米8的个头,而我只有1米56。

打开房门之后,就这样,两位一高一矮的世纪巨人与矮人,中国民运中舍身忘记,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握手之后,就紧紧拥抱在一起!

天水看上去风度翩翩,举止优雅。他的脸上时时挂着微笑。非常非常的平易近人。他在国内外的人脉、人气一直在步步飙升作。可以说,飙升的程度,已经足以令当局者彻夜不眠,胆颤惊心!从我与他的近距离的接触中,从我与他在电子邮件上的交流,从他在互联网上的洒脱游弋,颇具渗透力的号召力,影响程度,我真的判断出,他就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未来的一颗璀璨的治国明星!在当时,我们所采取的很多行动,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当时我与天水私下交流沟通达成共识的结果。可以看出,可以感觉到,天水的学识非常渊博,见地也非常与众不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掷地有声,他就是那一种具有高屋建瓴,能够足以定夺天下的时代巨星!

天水租的是一间清水房屋,屋子里的摆设非常简单,一个地铺,一个小条桌子上面摆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便是天水最豪华的整个家当了!

其实,何止天水,当时我们有很多的民运朋友,在外地都是住在这种比较简单的房屋里面。像我那一次到杭州,由于时间太晚而不忍去打扰王荣清先生的休息。王荣清先生身体很不好,好像是换了多种严重急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我身上的钱也不多,就不敢去住旅馆,结果,我那天就在杭州市的马路上漫无目的走了一个晚上,走累了,就在马路边随便坐一下,之后起来继续走,直到天亮以后,才按照约定时间去敲开他家的门。当王荣清先生知道我一个人晚上在马路上走荡,他很动感情的责备我了!其实,这一方面是为了节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在不测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们这些朋友的住家附近,几乎都安插有监视。租下这样的简单房屋,也是为了在特殊的情况下及时的撤离,从而使经济上也少受损失。估计现在在外面的这些朋友们,也应该是这样子的。

在与天水短短相处的日子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更多的,一个是对当前的民运形式势做了讨论,并制定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二是对当前的政治当局局势作出了具体的判断,并预设了几个行动的应对方案及步骤。三是对国内的整个民运人士情况进行了分析。

事情要做,其他的事情也不落下。我们沿途也欣赏着中国的过去的历史文物,也谈论到我们的家庭和个人的生活情况。由于天水的执着,他的妻子也在早前离他而去。

在南京我待了两天时间,说实话,我们没有时间去真正的在南京,这一座历史古都,民国时期的首府去看一看,游一游,这不免对我来讲,对我和天水来讲,真的不得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最大缺憾!甚至我们连合影的照片都没有一张。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天水,你就这样走了!你没有能够真正的掀起那惊涛骇浪!却被永远埋在了监狱里这一座坟墓当中!!!

当天水知道我要去安徽蚌埠张林先生那里,他当即决定要与我一同去张林那里。好啊!我非常高兴天水能够与我同行。然后,我们是坐的那天下午的火车去了安徽的合肥,再转车去蚌埠。在合肥,我们还顺道去探望了居住在合肥的沈良庆先生。我知道沈良庆先生前些时候,说他是被抓捕关押了,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非常的挂念着沈良庆先生。沈良庆先生是中国的良知,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在8964时期毅然参与到那一场运动之中。他常常在脸书、在推特上直击时弊,文字犀利,充分展示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一个人所表达言论自由的执着精神!这估计是遭受迫害被抓捕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与天水是晚上十点多钟到达的合肥。在这里也不免说一件和花絮。由于天水长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在我们去合肥的火车沿途,就有一位很漂亮的女士,一直在跟着我们,她也与我们一道在合肥下火车。天水还悄悄的告诉我,你看这个后面的女孩,今天是不是要一直跟着我们啦!呵呵,大家都明白了吧!



历史是一条漫漫的长河,随着时间的流淌而过,曾经的所有一切,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历史句号。也许十分普普通通,或许连自己都已经忘却,名、利,对于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其实就是他们最不担心的,最无所谓的东西,你正因如此,他能才会在这种恐怖和恐惧者的面前坦坦荡荡的去面对着。真的,说实话,我并不奢求那些东西。

人总会老人,总会让后来的人能够有一个施展的更多空间。在过去,对于是对或者是错。我想,要让历史去评判。有一点是肯定的,人都有做得对和做错了的地方,但他所做的事情到底该不该做,这应该是一个判定对或者是错的重要标准。谁也无法篡改这个历史的真实性。

在天水逝世两周年之际,我写文章来纪念天水,我就是要告诉人们,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中国运动而英勇献身,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先驱们,他们永远不能被遗忘,我们的心永远与他们紧紧在一起,他们将在我们的心中永恒!

杨天水先生,永垂不朽!!!

2019年11月2日

许万平(1961年4月11日-),重庆市人,中国异议人士。从1980年代开始从事推动中国民主的运动。先后三被判刑和劳教,累计长达23年,已在重庆监狱累计服了20年的刑期。1989年六四事件后,许万平因筹建“中国行动党”,被判入狱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8年10月14日,当局以所谓“扰乱社会秩序罪”,行政拘留许万平15天。获释后,许万平在12月14日被判劳教3年。2005年12月,许万平又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2]2014年4月29日,他在服刑九年后出狱。

九七年中共接管香港之后,香港的经济繁荣开始萎缩,总是一向缺少劳工的香港,开始大量失业;股市不断下跌,经济总量下降;更重要的是大陆当局千方百计操纵特区政府,提议二十三条立法,企图以防范“颠覆”、“煽动颠覆”、或者“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等国家安全名义,将大陆的许多恶法条款引入香港法律,以便克减直到消灭香港人民享受以久的人权和民权,将大陆惯用的统治模式输入到香港,完成“社会主义”对香港的改造。-杨天水 2005年6月27日

原名杨同彦(Yang Tongyan)
1961年4月12日,出生于江苏泗阳。
1978年10月-1982年6月,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1982年7月-1985年9月,任教于在中国石油部第二建设安装公司子弟学校。1985年9月-1986年4月,任职于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所辖)。
1986年4月-1988年5月,任盐城市大丰县万盈乡乡长助理。
1988年5月-1989年10月,任职于原来的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
1989年夏,参与南京地区的民主运动。10月20日,辞职。
1990年上半年,与一些同道人士,成立「中华民主联盟」。6月1日,被捕。
1990年6月-2000年5月,被关押于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15个月)、南京龙潭监狱。在狱中,他称自己进行了数次绝食抗争,并患上了糖尿病。
2004年5月28日-6月12日,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损害国家荣誉的以及不利于社会安定的文章」,被行政拘留半个月。
2004年12月24日-2005年1月24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一个月。
2005年5月9日,遭南京公安人员搜查。
2006年5月16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法院在丹徒区法庭,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杨天水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2008年4月28日,获得美国笔会颁发的「2008年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
2009年12月5日,魏京生基金会将第六届「中国民主斗士奖」颁给尚在狱中的黄琦和杨天水。
2012年1月18日,家人探监后表示,杨天水狱中写诉状申诉当局非法枉判,目前正在为他列印诉状并递交最高人民法院。

湖北石玉林被国保禁止出行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5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省宜昌市不同政见者石玉林,自2019年9月6日开始,就被宜昌市国保禁止到外地出行及上网发言,直止11月1日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为止。期间,从9月23日起国保还每天派来警察和街道办人员找石玉林拍照两次,以阻止并向上级证明其没有外出。维稳期结束以后,11月2日石玉林准备到北京考察谋生事宜,但警方要求他延期至20日以后,并由警方陪同前往。11月3日,石玉林准备前往宁波探访被精神病人吕千荣,并且已经与吕千荣约好见面时间地点,11月4日,石玉林正在购买火车票之际突然接到国保电话,警方要求他近日不准去宁波。对此,石玉林十分郁闷,他在微信朋友圈发文称:

郁闷!刚刚接到警方通知,近日不得到宁波去探访网友。要警方给出法律依据,至少说明不准去原因,没有依据,也不说明原因。原本在9月份准备去宁波探访网友,却突然接到警方通知,10.1夺权纪念日期间不得到外地、武汉军运会期间不得到外地去,警方的通知虽没有给出法律依据,但我也理解维稳人员私人的难处,答应了呆在家里不外出,直至11月1日解禁。可是,如今已经是11月4日,我也多次告知警方近日将去宁波,警方并未反对。昨天,当我已经在预定火车票准备好了今天中午出发时,又突然接到现居住地警方的通知:不能去!——悲乎!我们的法治社会。悲乎!传说中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人权。

这一切再一次验证了一个事实:专政之下必无公民自由,专政之下绝无实质性的法治社会。只要有一党专政,就一定会有镇压异议,就一定不可能实现宪法保障的:公民有思想、言论、结社、集会、迁徙的自由。——闻言“法无禁止皆自由!”,法律没有禁止我去宁波、北京,我原本可以不听警方的“警告”,我也不怕抓我去坐牢,但是我这人有点心软,不忍基层警察因维稳不力而受批评,所以暂缓吧!——不自由,毋宁死!我承认我做不到,我只能做到“不自由,生闷气!”哎!(石玉林,11.4)

据了解,中共警方有一整套稳控政治异见人士的系统,只要被中共发现有反对共产党独裁统治的言行,中共的维稳系统就会立即触发,动用各种手段严密监控、镇压这些不同政见者,甚至不惜以违法的方式对其禁言、禁行、围堵。

据悉,在中共国庆70周年之际,中国大陆各地政府不遗馀力镇压政治异议、宗教人士。山西省、辽宁省、安徽省各地政府下发的数份70周年国庆维稳文件,几份文件都提及70周年国庆期间将启动“战时机制”“進入临战状态”。要求重点防范“全民共振”“颜色革命”“街头政治”等可能对国家政权造成威胁的公民运动。尤其要“密切关注”中美贸易战和香港问题对大陆产生的影响,要求加强预警预判,打击政治“有害信息”,“维护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安全”。全国各地遭遇非法禁言、禁足、围堵、拘禁的不同政见者、宗教人士、维权人士不计其数。


2019年11月4日星期一

常维汉因枪致残维权至今无果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4日消息】1976年安徽舒城县常维汉、常为首兄弟俩,被人武部持枪民兵胡茂松开枪误伤,而后造成兄弟俩一死一重残的特大伤害事件。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常维汉及其父母多年来一直向有关部门信访表达合理诉求,但至今未能解决实质上的伤害赔偿问题。

常维汉,男,安徽省舒城县春秋乡枫香树村村民。1976年9月28日常维汉时年16岁,弟弟常为首9岁。当天零时左右,正值毛泽东逝世期间,持枪民兵胡茂松在担任战备执勤任务时,因枪走火,误伤了床上熟睡中的常维汉和常为首,致使兄弟二人重伤,常为首经抢救无效死亡,常维汉虽经医治,但已高位截瘫致残。其后胡茂松被舒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而受害人和家属却未获得经济上的赔偿,至今仍在艰难维权中。

常维汉对本网讲述:“当时我十六岁,在汤池中学上初中,因子弹击伤脊椎,穿伤肺部,肋骨折断三根,经医治虽保住了生命,但成为一级终身残疾;弟弟常为首九岁上小学三年级,经抢救无效而死亡。此事件当时震动社会,从此我们一家人眼在流泪,心在流血,过着一种常人难以想像的人生岁月。多年来我和父母一直向党和政府信访表达合理诉求,并多次打书面报告给县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县、乡、村三级领导也从多方面给予我们有限的照顾和帮助,但始终没有给我们解决实质上的赔偿问题,一直拖到现在。”

常维汉说,“因我们每年都要去乡、县信访部门反映问题,都成了常客。2012年春秋乡人民政府要求我请律师,之后分管乡领导和我的律师方成云沟通,并向县人民法院提起维权诉讼,方律师从县法院档案室调出当年的判决书,搜集当年已退休的乡村主要领导干部,联合在证明材料上签名,因起诉政府,县法院,县信访局,我们多次到乡政府协调无果。由于本人行动不便,去北京上访困难,在无奈的情况下,只有把有效材料寄到中央,省委,县委陈述冤情。2014年全国人大批示地方政府依法解决,省委督查室核实情况属实,县委书记金德元也批示到乡人民政府,但地方官员却口头答复我们说没钱。”

常维汉称,“因为涉及到当地政府,舒城县人民法院不予立案受理,我只好通过县信访局受理,经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检察院,县法院和县信访局等乡政府主要领导联合涉法涉诉接访,他们答复说:目前还没有此等案例等以后法律完善了再说。在多次的信访过程中,我还了解到,舒城县目前还有多起遗留冤案没有给受害人解决的,而我们家只是其中的一件而已。而我家的特大伤害是党和政府,人武部的枪支弹药直接造成的,不论落在谁的身上都是无法承受的,这是任何人也推辞改变不了的事实,我期盼党的十九大和两会后司法会更完善,更健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还我一家一个公道!”

常维汉恳求社会各界给予他关注和帮助!
常维汉电话:18792112068

张唯楚被指“袭警”已被刑拘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4日消息】本网获悉,广州维权人士张唯楚(本名:张七毛)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被指“袭警”,可能的羁押地为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张唯楚10月25日准备旁听“梁颂基、张五洲”案宣判时在安检期间与警务人员发生冲突,随后被带到派出所,即与外界失去联系。

张七毛系张五洲的亲妹,姊妹二人因兄弟张六毛在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发生后坚持申诉维权而一直遭到打压。张五洲之前曾遭行拘,此次开庭宣判的案件被控“寻衅滋事罪”及“妨碍公务罪”,前罪获刑一年零两个月,后罪获刑六个月,合共执行刑罚一年零四个月;张唯楚曾被驱离广州,多次工作机会被人为破坏。

据广州消息人士透露,张唯楚于10月25日上午八点半左右,赶到广州荔湾区法院,准备旁听梁张案的宣判,在与辩护律师一同进行安检的时候同警务人员发出肢体冲突,随后张被强行带离现场。张唯楚失联前在微信群发出消息,指自己先被带到法院附近的中南派出所,随后再发信息指被带到海龙派出所,其后张唯楚与外界失去联系一周。

周日(11月3日)中午传来消息称,日前有辩护律师前往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会见已被判刑的张五洲时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张唯楚亦已被警方刑事拘留,理由是25日当日安检时与警务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张唯楚遭到暴力制服时“咬伤”警务人员,因此涉嫌“袭警”,可能被以“妨碍公务罪”刑拘,而羁押地点估计同在广州一看。

目前本网暂未与张唯楚的家属取得联系,因此未知家属是否收到《拘留通知书》,至于辩护律师方面,已知暂未有律师跟进。

2019年11月2日星期六

长沙周再强发推支持香港被刑拘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2日消息】香港反送中时代革命运动持续近5个多月以来,大陆越来越多的公民了解时代革命运动是港人肺腑心声,香港人民的反送中运动实际上得到许多大陆人民的支持,中共当局恐香港事态影响内地,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删帖删号封群,严密封杀消音;另一方面,对公开表达支持的网民则迅速抓捕,大陆警察对公民网络言论监控更是升级,已有数十位大陆公民因网络发言支持香港被行政处罚或刑事拘留……

十一月一日,有网友在微信发出消息称:长沙公民周再强近日因在推特上发言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而被当局突然抓捕,并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目前已经确认被关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

据了解,周再强有两个匿名推特号,已持续发推三万多条。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他一直都非常关注,也自发和转发了很多推文表示关注和支持。

有网友介绍说,周再强是一名货车司机,本着良知,观察民生及社会,对公共事件也特别关注,常常参与公民同城聚餐活动,对时下那些腐败和丑恶现象深表憎恶。

2019年10月24日,独立记者黄雪琴于10月17日失联一周后,家属得知被广州警方带走并刑拘,关押在白云区看守所。黄雪琴曾于2019年6月10日发表题为《记录我的「反送中」大游行》文章。

2019年10月6日,25岁吉林辽源公民王颢达微博上公开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遭当地警方迅速抓捕。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后,发表公报指出: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会议甫一结束,便陆续传出当局已经悍然抓捕了捍卫法治和法律的人权律师覃永沛和关心时局和民生的周再强。如此看来: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不是要着力解决当下经济下行、香港问题和中美贸易战等国家重大问题,而是加强对民间和社会地系统打压、整治和治理!



极权以律师为敌 欲除之而后快


据微信消息,广西人权律师覃永沛家属已于11月2日收到南宁市警方拘留通知书,说覃永沛律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现关押在南宁第一看守所。与此同日民生观察报道,安徽律师吕先三被合肥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5万元。中共当局于四中全会结束当日便疯狂拘押、重判律师,显示着中共执法系统已经翻开中国“治理现代化”残酷镇压律师,毁弃法治,践踏人权的新篇,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誓与人类发展潮流相悖,顽固坚持反文明、反人权、反法治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10月31日傍晚,也就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结束的当晚,广西南宁人权律师、原百举鸣律师事务所主任覃永沛被警方带走,同时办公室被封。据了解,当晚五点左右,南宁警方十数人闯入原百举鸣律师事务所(现百永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办公室,将该所原主任、人权律师后覃永沛控制,来人大多数为便衣,其中包括辖区派出所的制服人员。来人在未有任何法律文件的情况下,搜查覃永沛的办公室,虽遭到覃的阻止,但警方并未理会。来人一直逗留至夜晚八点才离开,持续时间三小时。而覃永沛被警方带走调查。

2019年4月末,覃永沛所属原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家鸿被玉林警方拘留,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覃永沛曾积极作出声援及呼吁放人,目前陈家鸿律师尚在羁押当中,当局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拒绝律师的正常会见。期间,覃永沛律师多方发声声援并为营救陈家鸿奔走。

公开消息显示,人权律师覃永沛曾于2018年5月遭到当局打压,律师执业证书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司法局注销,并受到警告要求搬离并结束事务所。同年9月,覃永沛律师在原办公地址成立百永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同时与文东海、王宇、隋牧青等“失照”律师一起成立“中国律师后俱乐部”。“失照”期间,覃永沛律师曾公开控告司法部长傅政华,指傅涉嫌刑事犯罪。多年来,覃永沛一直以敢言著称,曾公开悬赏征集广西司法厅及公安厅厅长的犯罪证据,加上曾公开控告司法部长傅政华,并代理众多人权案子,因此招致官僚忌恨,今日终被以涉嫌煽颠罪拘押。

由覃永沛律师被拘押的整个过程来看,正是他捍卫人权、遵从法制,努力以法制来制止纠正官僚集团违法犯罪,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从而遭到公权力的报复镇压。

同日,10月31日上午九点,安徽合肥律师吕先三被指控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一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法院认为,吕先三作为律师,主观上具有帮助被告人徐维琴、邵柏春等人骗取他人钱财的故意,客观上通过代理诉讼实施了帮助行为(让人不禁想起了青海林小青律师案),应认定系诈骗罪共犯。一审因诈骗罪判处吕先三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但因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吕先三知道徐邵二人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的组织,因此对吕先三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予认定。

据辩护律师披露:对于这个案子,从证据上看,吕先三是百分之百无罪的。因为,所有指控吕先三的有罪证据,最终都被在案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证明是虚假的。在开庭的时候,我说公检法三家的具体承办人可能压根都没有看同步录音录像。办案人说向辩护人提供了主犯八份同步录音录像,但我们看完录像发现,其中7份录像都是刑警大队的大厅接访录像,根本不是吕先三案的讯问录像。我说,连这样明显的错误,竟然能走过公检法三家都没发现,真是匪夷所思。

还有,开庭时,公诉人一再指控吕先三参与一宗1580万的诉讼二审,还反复拿出笔录来念笔录,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我当庭出示这个案子的生效证明,一审就终结了,根本没有二审。这么明显的错误,竟然会出现指控吕先三参加二审的指控笔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笔录是怎么出来的。这个案子,一共指控吕先三涉案两千多万,但这个1580万,和另一宗1000万,两宗事实与吕先三就没关系。

吕先三案,安徽省检察院2018年10月召开新闻发布会,是首批挂牌督办案件之一。就是这样由省检挂牌督办的案件,《起诉书》和证据能错成这样。

据悉,现年39岁的吕先三是安徽淮南人。20岁那年,他从六安师范学校小学教育专业毕业,进入老家的一所镇小学教书,后来又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了几年。直到2009年,吕先三才开始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进入安徽省的一家律所实习,3年后成为执业律师。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执业期间,吕先三至少代理过80多起案件,其中虽然不乏盗窃、诈骗等刑事案件,但大多数是劳动争议纠纷、合同纠纷等民事案件。

吕先三律师家中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2岁,一个7岁。吕先三律师被抓时,小的才9个月,大的也才5岁多。在宣判吕案当日,吕律师的父竟被拘押,妻儿亲属遭警方控制。可见当局做贼心虚,肆意株连。

从覃永沛与吕先三两律师于中共四中全会结束当日分别遭遇拘押与重判的现实,可见这并非是一次偶然巧合,而应该是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在四中全会布局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反映。从业已披露的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可以看到中共极权暴力恐怖统治集团,面对文明世界对其认识日益清醒与采取相应扼阻措施,绝无半点反省改过,而是变本加厉对内强化严酷镇压手段,对外继续卖弄欺骗伎俩,疯狂敌视人类文明,挑战普世价值,将最近几年统治黑恶化手段通过会议总结提升,变成制度化常规化,披上“治理现代化”的伪装来粉墨登场。

中共从2015年7月9日,在全国掀起疯狂镇压律师与维权人士的运动后,至今四年多,而于四中全会结束之日拘押重判律师,正是显示着这种疯狂镇压不仅在持续,而且借用治理现代化的伪装在升级。可以预见,新一轮更野蛮严酷的对中国律师的全局性镇压正在拉开帷幕。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之所以如此疯狂持久地镇压律师队伍,就是为了要律师成为极权统治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法律的遵从者与正义公平的维护者。所以,一切遵照法律,捍卫公平正义的律师,都是极权统治集团的天敌,都必将招致极权镇压。

面对中共又一轮更加疯狂野蛮而严酷的对律师队伍的清算镇压,文明世界切不可坐视,中国广大民众更不该麻木,因为中共极权挑战的是整个人类文明,要毁弃的是整个普世价值与世界秩序,世界如果不能阻止这种邪恶野蛮的侵害与漫延,那人类全局性劫难就在眼前。

民生观察 2019年11月2日

覃永沛被以“煽颠罪”刑拘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2日消息】三日前被警方从办公室带走的广西南宁人权律师覃永沛律师的家属已经收到警方发出的《拘留通知书》,证实覃永沛已被刑事拘留,羁押南宁市第一看守所,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日警方在带走覃后将其办公室贴上封条。

据了解,覃永沛于本周四(10月31日)傍晚临下班前在办公室被警方控制并带走,警方同时将其个人办公室贴上封条。日前,覃永沛家属收到警方的书面通知,证实覃永沛已被刑事拘留,羁押在南宁市第一看守所,罪名为“调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相关律师群正在积极跟进案件,暂时未有详实通报。

上半年4月末,曾为覃永沛所属原“百举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的陈家鸿律师在广西玉林家中被捕,罪名同样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覃永沛律师曾积极声援及呼吁放人。

有律师同行分析认为,二人曾属同一律所,陈家鸿律师被拘捕已有半年,至今未能获准会见律师。早前四川卢思位律师因代理陈案而遭到打压,司法局及律协拟对卢作出纪律处分的惩戒,为此于上月举行听证会。如今覃永沛律师都被抓捕并控以同罪,可见当局决意扼杀人权律师的用意,以此杀鸡儆猴震慑一众人权(维权)律师。上述种种迹象表明,覃永沛被捕应与陈家鸿案“有所关联”,这个打压模式早在“709”时已有先例,而“709”后当局一直对人权律师作零星封杀,包括几年来陆续不断“吊销、注销”人权律师的执业证书,至于平时的约谈、警告甚至威胁等等的动作更已司空见惯。

有关覃永沛及陈家鸿的相关案件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覃永沛律师被带走 办公室被封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3/2019/1101/19084.html

2019年11月1日星期五

安徽律师吕先三涉黑案宣判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1日消息】安徽吕先三律师涉黑案,发生以来备受法律人关注。本网获悉,2019年10月31日上午九点,合肥律师吕先三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一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

法院认为,吕先三作为律师,主观上具有帮助被告人徐维琴、邵柏春等人骗取他人钱财的故意,客观上通过代理诉讼实施了帮助行为(让人不禁想起了青海林小青律师案),应认定系诈骗罪共犯。一审因诈骗罪判处吕先三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

但因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吕先三知道徐邵二人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的组织,因此对吕先三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予认定。

而两名主要被告人徐维琴、邵柏春,经法院审理查明,二人骗取他人财物计11287.4647万元,其中4838万元未遂,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因犯诈骗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一审获刑二十五年和二十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公诉机关指控称,徐维琴、邵柏春等人先后拉拢、网罗亲属、律师及其他社会闲散人员,专门从事非法放贷,讨债活动,为谋取更多非法收入,采取“套路贷”与暴力、软暴力催债相结合的方式,大肆侵占借款人财物,逐步形成了以徐、邵二人为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而曾为徐、邵二人代理过案件的律师吕先三,检察机关认为他在明知徐维琴、邵柏春利用套路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情况下,仍积极代理多起虚假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教唆他人作虚假陈述、制造虚假证据,系共同犯罪。

10月31日,案件宣判后,吕先三家属表示,他们将提出上诉。

本案的辩护律师金宏伟表示:对于这个案子,从证据上看,吕先三是百分之百无罪的。因为,所有指控吕先三的有罪证据,最终都被在案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证明是虚假的。在开庭的时候,我说公检法三家的具体承办人可能压根都没有看同步录音录像。办案人说向辩护人提供了主犯八份同步录音录像,但我们看完录像发现,其中7份录像都是刑警大队的大厅接访录像,根本不是吕先三案的讯问录像。我说,连这样明显的错误,竟然能走过公检法三家都没发现,真是匪夷所思。

还有,开庭时,公诉人一再指控吕先三参与一宗1580万的诉讼二审,还反复拿出笔录来念笔录,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我当庭出示这个案子的生效证明,一审就终结了,根本没有二审。这么明显的错误,竟然会出现指控吕先三参加二审的指控笔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笔录是怎么出来的。这个案子,一共指控吕先三涉案两千多万,但这个1580万,和另一宗1000万,两宗事实与吕先三就没关系。

吕先三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2018年10月召开新闻发布会,是首批挂牌督办案件之一。就是这样由省检挂牌督办的案件,《起诉书》和证据能错成这样。

据悉,现年39岁的吕先三是安徽淮南人。20岁那年,他从六安师范学校小学教育专业毕业,进入老家的一所镇小学教书,后来又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了几年。直到2009年,吕先三才开始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进入安徽省的一家律所实习,3年后成为执业律师。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执业期间,吕先三至少代理过80多起案件,其中虽然不乏盗窃、诈骗等刑事案件,但大多数是劳动争议纠纷、合同纠纷等民事案件。

吕先三律师家中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2岁,一个7岁。吕先三律师被抓时,小的这个才9个月,大的也才5岁多。现在吕律师一审判12年,两个孩子怎么办? 看到这么小的孩子为自己的律师父亲喊冤,真是让人肝肠寸断。

【附:安徽吕先三律师涉黑案—金宏伟律师、燕薪律师辩护词】

致: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金宏伟,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律师燕薪,共同为吕先三提供辩护,发表意见如下:

程序问题
一、公检法在审前联合办案,严重程序违法。
据侦查机关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提请复核意见书》记载:“我局考虑到法律适用、证据规格等方面的问题,多次与市检察院公诉、侦查部门会商,并邀请市检察院、市中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赴上海市公安局学习打击套路贷犯罪的成功经验,与会人员就邵伯春、吕先三等人涉嫌诈骗犯罪初步达成共识。”
该意见已经充分证明,在案件侦查初期,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即已经与侦查机关就吕先三涉嫌犯罪的问题达成了共识。此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23条之规定:“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在《<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中,最高院特别指出:“近些年来发现的一些错案,反映出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容易导致先入为主,不利于确保办案质量,也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要求不相符合。《意见》第23条因此规定,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二、应当回避,未回避。
1、公诉人应当回避,未回避。
吕先三向纪检部门举报公诉人王云徽徇私枉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的立法释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均指出:“存在私人恩怨的,属于应当回避的情形”。
由被举报人出庭指控举报人涉嫌犯罪,这显然是违法的,也是荒诞的。
2、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人员应当回避,未回避。
《刑诉解释》32条规定:审判委员会成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均属于回避人员。
如前所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与了联合办案,明显属于应当回避之情形,但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未向辩护人释明其作出了主动回避。
辩护人亦申请,公开包括审委会成员在内的参与审前会商的具体相关人员。但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辩护人可以通过网络自行查询的理由,驳回了辩护人的申请。

三、侦查过程存在明显的非法取证行为。
1、本案存在明显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徐维琴于2018年1月31日13时到案,其第二份笔录形成于2018年2月1日15时,第三份形成于2018年2月1日18时。邵柏春同样于2018年1月31日13时到案,第四份笔录形成于2018年2月1日14时,第五份笔录形成于2018年2月1日15时。梅泉于2018年1月31日13点到案,第三份笔录形成于2018年2月1日15时。王仁芳于2018年1月31日13点到案,第三份笔录形成于2018年2月1日16时。吕先三于2018年3月15日11时到案,第三份笔录形成于2018年3月16日9时至14时。上述笔录均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情形下所形成的证据,依据《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8集)第1165号指导案例——黄金东受贿、陈玉军行贿案指出:“(一)办案单位传唤被告人到案后持续羁押超过法定期限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二)采用非法限制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方法取得供述,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的其他非法方法,由此取得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据吕先三本人陈述,其第四份笔录同样形成于16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并非笔录记载的17日。辩护人申请法庭调取相关同步讯问录像,以便查明吕先三所述是否属实,但法庭未能提供该同步讯问录像。同时,吕先三的第四份笔录确实存在将3月16日的签字时间修改为3月17日的情形,吕先三的《拘留证》也确实记载其入所时间为3月16日20时,超过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定时间。综合吕先三本人陈述、《拘留证》记载时间、第四份笔录存在时间修改的情况,以及法庭未提供该笔录的同步讯问录像,上述证据可以形成印证,证明吕先三的第四份笔录同样属于非法取证。
2、本案存在明显的缺失同步录音录像的情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属于法定的应当全程制作同步录音录像的重大案件。但邵柏春在卷十九份笔录,中院只向辩护人提供了2018年4月11日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徐维琴在卷十三份笔录,中院只向辩护人提供了2018年3月9日的同步录音录像。吕先三本人在卷八份笔录也只有两次同步录音录像。
特别是,在徐维琴同步录音录像的文件中,一共8份同步录像竟然有7份录像是刑警大队接报案录像。辩护人难以理解办案机关基于何种事由将这么多的无关录像来充作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王仁芳当庭陈述,侦查机关传唤其8月13日接受讯问,但其到达时,侦查机关要求其在早已准备好的笔录上签字。与此同时,本案缺失王仁芳8月13日的讯问同步录像。
本案中,没有驻所检察人员在侦查终结前核查讯问合法性的相关证据。同时,刑事审判参考[ 总第108期(2016.1)]第1166号指导案例王平受贿案认为:“侦查机关在立案后对上诉人王平的讯问笔录,其中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的2011年4月21日1份、4月22日1份、4月28日1份、4月29日9时30分至11时55分1份、5月4日1份,不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在王平对此提出质疑的情况下,无法确保讯问笔录的合法性,亦无法确保讯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故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本案全案证据均不具有合法性。
另《排非规程》第5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线索是指内容具体、指向明确的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等”。第26条规定:“(二)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案件没有提供讯问录音录像,或者讯问录音录像存在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情形,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据此,吕先三明确提出了侦查机关强迫其将3月16日的笔录修改为17日笔录,在批捕前一周多次在驻所检察官办公室对其进行威胁的线索,徐维琴明确提出被侦查机关外外提的线索,邵伯春明确提出侦查机关指供的线索,王仁芳明确提出侦查机关让其在打印好的笔录上签字的线索。而公诉机关并没有出具相关材料对取证合法性予以说明,本案连常见的《情况说明》都没有。即,本案“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且没有询问同步录音录像,全案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3、本案存在明显的逼供、指供情形。关于逼供问题。徐维琴当庭陈述,侦查人员存在将其外提实施逼供的问题。而据案卷显示,徐维琴的第九份笔录,形成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讯问地点为合肥公安局。该笔录能够证明,侦查机关确实将徐维琴外提,在非讯问场进行讯问。吕先三陈述,侦查机关连续多日在驻所检察官办公室对其进行逼供。为查明吕先三所述是否属实,辩护人于庭前会议过程中提请法庭调取看守所日志、看守所监控录像,但法庭未提供。
关于指供问题。徐维琴当庭陈述,侦查机关要求其按照邵柏春的说法来供述,必须指证吕先三。另据徐维琴唯一一份讯问同步录像显示:“徐维琴称:你拿着梅泉、王仁芳的笔录让我照着说。侦查人员回答:是,我是拿梅泉的笔录给你。”
据邵柏春唯一一份讯问同步录像显示:“问:写《说明》就能胜诉是吧,是不是啊,这个目的?邵:(沉默)。问:你得认同出具这个东西是为了胜诉。邵:他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问:那你认为呢,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邵:我也不能猜吧。问:他当时在现场怎么讲?邵:(沉默)。问:行,这个大家都清楚,好吧。”“问:你是否将真实债务情况告诉律师?邵:(沉默)。问:你就明确说,已经将真实情况告诉律师了,好吧。”
四、侦查机关以吕先三涉嫌犯罪为由向合肥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逮,本案经市检、省检两级检察机关的核捕、复议、复核,均认定指控吕先三的入罪证据不足。然而,连批捕的证据标准都没有达到的案件,却在案情相同、证据相同的情况下,被提起了公诉。此种证据标准倒置的现象,有违证据裁判原则。
合肥市人民检察院2018年4月20日作出不批捕决定,并在《合检侦监不批捕说理【2018】第9号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中说明:“吕先三主观上是否明知邵柏春等人以’套路贷’方式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的犯罪行为,客观上为其出谋划策,帮助骗取他人财物的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不足证以证明吕先三涉嫌诈骗犯罪,故决定不批准逮捕。”[ 卷一P149]
侦查机关不服该决定,向合肥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复议,理由为:“吕先三身为律师,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在明知邵伯春犯罪集团实施’套路贷’犯罪的情况下,与犯罪嫌疑人相勾结,经共同商议,虚构或者夸大借款本金,隐瞒借款人未获得借款或者己部分还款的事实,制作虚假说明,并以捏造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在法庭调查程序中提交虚假证明材料、借条等证据,通过虚假诉讼方式获得胜诉判决,并试图通过执行程序,进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其行为符合刑法关于诉讼诈骗构成要件规定,既有虚假诉讼行为,又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应当以处罚较重的诈骗罪从重处罚。犯罪嫌疑人吕先三的行为侵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严重妨害了司法秩序。在本案中,吕先三与邵柏春、徐维琴等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应以共同犯罪论处,地位、作用相当,不易区分主从犯,均应认定为主犯。”“邵柏春等人涉嫌诈骗案件是我市侦办的首例以虚假诉讼手段实施’套路贷’诈骗的系列案件,省市领导高度重视该案的办案侦办理,明确将该案作为我市扫黑除恶第一案。”
合肥市人民检察院2018年4月28日作出《复议决定书》,驳回侦查机关的复议。侦查机关又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提出复核,在坚持复议理由的基础上,又提出:“我局考虑到法律适用、证据规格等方面的问题,多次与市检察院公诉、侦查部门会商,并邀请市检察院、市中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赴上海市公安局学习打击套路贷犯罪的成功经验,与会人员就邵伯春、吕先三等人涉嫌诈骗犯罪初步达成共识。2018年3月9日,市检察院将涉嫌诈骗犯罪的邵柏春、徐维琴和窦昌明批准逮捕。3月16日,我局对吕先三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后,多次向市检察院侦监部门做专题汇报。4月20日,市检察院决定对吕先三以证据不足不予批捕,并于4月28日维持不捕决定。”“公安机关对邵柏春审讯工作已取得较大进展,邵柏春已经三次供述吕先三策划、实施虚假诉讼的犯罪行为。市检察院不能从案件的整体上评价吕先三的犯罪行为,忽视嫌疑人具有严重社会危险性,同时以吕先三零口供,仅有邵柏春指认为由,并以起诉或审判的证据标准来决定是否批准逮捕,不仅不能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更不利于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开展。”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5月14日作出《复核决定书》,维持不批捕决定。
依据检察机关在决定不批捕时就已经明确的这三点事实来审查本案。市检、省检两级检察机关都意识到,针对吕先三的指控只有同案被告人的口供,无法认定吕先三构成犯罪。可是,检察机关在批捕时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吕先三涉嫌诈骗犯罪”,但到了起诉阶段却指控吕先三构成涉黑和诈骗两个罪名。通过庭审举证,辩护人未发现本案存在实质性的新证据。相同的案情,相同的证据,相同的检察机关,批捕时认为本案未达到批捕证据标准,起诉时却指控吕先三构成两罪,起诉的证据标准竟然比批捕的证据标准还低。此种证据标准倒置的现象,有违两高近年来一再强调的证据裁判原则。
同时考虑到,本案侦查机关在提出批捕复议时明确表明,本案系省公安厅信访办交办案件,市领导高度重视。辩护人注意到,侦查机关申请不批捕复议的时间是2018年4月,申请复核的时间是2018年5月,而省领导签批的时间是2018年6月。侦查机关在明知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吕先三不构成犯罪的正式认定意见的情况下,依然在报请材料中将吕先三列为涉黑犯罪的骨干成员,在对省领导的汇报过程中隐瞒了市检、省检的正式认定意见,利用不真实、不完整的汇报材料骗取领导签批。辩护人有理由认为本案受到非正当干扰,因此请法庭能够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中规定的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没有证据不得认定案件事实”。

实体问题
一、关于《起诉书》的基本事实错误和基本法律适用错误问题。
《起诉书》指控吕先三参与徐立霞1580万不当得利案件的二审,提供虚假陈述。这个指控是完全错误的。公诉人自己提供的徐立霞诉讼材料的第169页是一审判决的生效证明。这个案子根本没有二审,一审的代理律师也不是吕先三,而是案外人律师。
《起诉书》指控吕先三参与邵柏春诉李光建1000万借贷纠纷,提供虚假陈述。这个指控也是完全错误的。同样是公诉人自己提供的诉讼材料,这个案子同样是代理了徐立霞案件的案外人律师单独接受了法官的讯问和调查,所有的陈述在案外人律师参与独立讯问的过程中都已经完成。
另据《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不计入犯罪数额。本案《起诉书》对于涉案本金也没有予以查明和扣除,导致犯罪数额虚高。

二、从整体角度看,本案未达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证明标准;从具体角度看,本案能够证明吕先三主观上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吕先三系临时被雇佣人员,其行为亦属于正当法律服务,不应当被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关于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问题,《刑法》、《座谈会纪要》和两高两部关于扫黑除恶的《指导意见》均规定——“四特征”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另外,对如何确定“套路贷”,如何区分黑、恶的不同,《指导意见》亦有明确规定。
关于“如何认定是否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问题。《座谈会纪要》做了排除性规定:“以下人员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1、主观上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受雇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社团工作,未参与或者仅参与少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2,因临时被纠集、雇佣或受蒙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人员;3,为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而临时雇佣、收买、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指导意见》第5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仍加入并接受其领导和管理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第618号指导案例“陈金豹等人领导、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指出:关于本案刘应平等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问题的把握,我们认为,本案刘应平等被告人的行为均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被告人刘应平的行为的定性分析。刘应平与陈金豹系“牢友”关系,应陈金豹的邀约,刘应平曾为陈金豹的赌场提供多名“钉子”;在故意杀人犯罪过程中,陈金豹为报复他人,请求刘应平为其提供打手,刘应平便指使其“牢友”王清华与陈金豹联系,王清华在受到刘应平的邀约后,又邀约张清平等人参与报复。因此,刘应平在本案中的作用是为陈金豹的赌场提供“钉子”及在故意杀人犯罪中为陈金豹提供打手。刘应平为陈金豹提供“钉子”和打手,主要是基于二人的“牢友”关系和感情因素,其主观上没有任何加人该组织的愿望,未参与该组织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未受该组织的管理和纪律约束,不受该组织的控制,因此,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综合上述法律、司法指导文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案例中确立的司法指导意见来审查本案,结论很清晰——吕先三不应当被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具体表现为:

1、本案缺少“非法控制”特征(《指导意见》称“危害特征”)。
《座谈会纪要(2009)》在“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特征”问题上规定:“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 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从而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集团的关键所在。”《座谈会纪要(2015)》在《座谈会纪要(2009)》的基础上细化规定:“形成垄断,是指可以操控、左右、决定与一定行业相关的准入、退出、经营、竞争等经济活动。形成重要影响,是指与一定行业相关的准入、退出、经营、竞争等经济活动具有较大的干预和影响能力,或者具有在该行业内占有较大市场份额。”《指导意见》第3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中规定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第11条规定了“非法控制”(或”危害特征”)的八种情形。[ 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称霸一方,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1)致使在一定区域内生活或者在一定行业内从事生产、经营的多名群众,合法利益遭受犯罪或严重违法活动侵害后,不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控告的;(2)对一定行业的生产、经营形成垄断,或者对涉及一定行业的准入、经营、竞争等经济活动形成重要影响的;(3)插手民间纠纷、经济纠纷,在相关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严重影响的;(4)干扰、破坏他人正常生产、经营、生活,并在相关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严重影响的;(5)干扰、破坏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正常生产、经营、工作秩序,在相关区域、行业内造成严重影响,或者致使其不能正常生产、经营、工作的;(6)多次干扰、破坏党和国家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以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秩序,或者致使上述单位、组织的职能不能正常行使的;  (7)利用组织的势力、影响,帮助组织成员或他人获取政治地位,或者在党政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的; (8)其他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情形。 ]
由此可见,“非法控制”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以及其他共同犯罪的关键。而公诉机关关于“非法控制”的举证是“被告人导致他人家破人亡、公司倒闭。”
首先,本案中起诉书指控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仅影响到特定的个体,远远达不到“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的程度。《指导意见》关于“非法控制”的八种情形中,与本案可能有关联的只有其中的(1)、(4)两项。即均与“一定区域”或“一定行业”有关。本案显然不是对一定行业形成控制和影响,那么是否属于对“一定区域”形成控制和影响呢?对照最高院《座谈会纪要(2015)》:“黑社会性质组织所控制和影响的“一定区域”,应当具备一定空间范围,并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既包括一定数量的自然人共同居住、生活的区域,如乡镇、街道、较大的村庄等,也包括承载一定生产、经营或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区域,如矿山、工地、市场、车站、码头等。”本案涉案被告人显然并未对任何这样的“一定区域”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其次,所谓“家破人亡、公司倒闭”并无证据证明,且这种表述更符合《指导意见》关于行为特征的认定标准:“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破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应当认定为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而非“一定行业相关的准入、退出、经营、竞争等经济活动具有较大的干预和影响能力,或者具有在该行业内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即,以“行为特征”评价“家破人亡、公司倒闭”更为适宜,本案缺少关于非法控制特征(或危害特征)的相关举证。
再次,《刑诉解释》对于证明标准有明确要求,证明内容共同指向同一事项,排除合理怀疑。但检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无论是李林琳还是李光建,或者王宗元、唐志春、桂德兴等人,均存在多宗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本案涉及的各被害人不仅与本案被告人存在借贷纠纷,也与大量的案外人存在高额借贷纠纷或交叉担保,不能排除被害人涉及的这些案外借贷纠纷与被害人境遇的因果关系。
同时,在案证据能够证明,李光建本人在《2018年2月1日笔录》记载:“徐维琴对我说,你我告这么多年,账就算清了,我以后不会再向你要账,并当着我的面把借据都撕了。”另在《2018年3月22日笔录》中陈述:“曾福柱、周昌业他们向我索要债务比徐维琴他们还狠。他们直接找小弟在我加吃住、看着我,搞了我一个星期,我被逼的都快要跳楼了。他们还威胁我儿子,把我儿子搞成了老赖,又把我带到亳州软禁了一个星期。”王宗元在自己的笔录中也承认,自己是遇到案外人追砍,因此被吓得离开合肥。即,从在案证据角度分析,也能直接看出本案被害人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系案外人造成。

2、本案缺少“经济特征”。
涉黑案件的“经济特征”应当体现出“以商养黑”、“以黑护商”,通过经济实力维系组织成员的稳定性,这也是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或其他集团犯罪的重要标准。而结合本案情形可见:
第一,起诉书所指控的行为均为个人的放贷和追债行为,并没有通过实施有组织地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为这个所谓的“组织”谋取经济利益,更没有以“组织”名义进行任何经济上的策划安排。
第二,高利贷并非犯罪,不能将其视为所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经济特征的证据。
第三,本案中,只有梅泉、张永芬领取工资,但工资标准只有两三千元,符合正常职务收入标准。袁德四、经根德、彭其荣只是临时性接受委托,临时性收取报酬,不存在涉黑性质的稳定性经济资助。吕先三也是临时接受委托,参与诉讼,收取正常委托费用,也不属于涉黑性质的稳定性经济资助。徐立霞等人更没有看到领取报酬的相关证据。因此,本案不符合“通过经济实力维系组织成员的稳定性”的经济特征。
第四,被告人徐、邵并未将所获经济利益“全部或部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本案中,被告人的资产并未用于豢养组织成员、维护组织稳定、壮大组织势力。
综上,本案显然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

3、本案缺少“组织特征”。
本案全部被告人,无论是庭前供述,还是当庭陈述,均否认涉黑指控。即,笔录中无法体现组织特征。
各被告人的行为,也没有体现出组织特征。《座谈会纪要(2015)》在“组织特征”问题上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有一定规模,人数较多,组织成员一般在10人以上”。
虽然《指导意见》提出:“成员人数问题不宜作出一刀切的规定。”但同期实施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规定:“恶势力一般为3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综合上述依据,进行体系化理解,即便对组织成员不做一刀切处理,但本案具有稳定关系的无非是徐维琴、邵柏春、梅泉、张永芬四人,比恶势力的人员标准仅多一人,显然不可能3人是恶势力,4人就达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
至于本案指控的其他涉黑人员。袁德四作为帮人讨债的人员,只是临时性接受委托。其行为本身是否应当做否定性评价,因与吕先三无关,辩护人不做评价。但对于涉黑问题而言,袁德四的行为本质上无非拿钱办事,与徐维琴并不存在稳定联系,也不存在管理、控制关系,不应当认定为涉黑人员。经根德、彭其荣的行为性质与袁德四的情形相同,不再赘述。
徐立霞仅在短时间内参与保洁、做饭等杂役性事务。其办理银行卡也只是在配偶爷爷的要求下,才提供帮忙,随后长期失去对银行卡的控制。随后,徐立霞对于借贷、诉讼等事实并不明知,涉案事实也只有不当得利一宗案件,且未参与诉讼,只是临时性帮忙,不应当认定为涉黑人员。
吕先三、王仁芳虽然涉及指控中的多宗事实。但依据前文列举的《座谈会纪要》和《指导意见》相关规定,其实吕先三与王仁芳二人在“是否核实债务”问题上的供述差异并非认定二人是否涉黑的核心因素。认定二人是否涉黑,应当看二人是否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是否接受组织的管理和控制。吕先三、王仁芳庭前供述和庭上陈述均明确否认参加黑社会,即二人不存在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同时,本案证据亦缺乏二人接受管理和控制的相关证据内容。综上,显然本案中存在明显的故意拼凑黑社会人数的情况。
此外,本案中不存在“组织结构较为稳定,并有比较明确的层级和职责分工”,也不存在任何的组织纪律和活动规约。司机和内勤的工作,显然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职责分工。而具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则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4、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综合评价。
鉴于“行为特征”涉及具体罪名的指控,此处不再展开。但需强调一点:事实上,本案所有行为均系相关被告人的个人行为,而非所谓的“组织”行为。总体来看,本案没有涉黑犯罪常见的严重暴力行为,如命案、聚众斗殴、抢劫、敲诈勒索、持械,连故意伤害这样轻微暴力犯罪,或者为非法讨债而实施非法拘禁这样的行为也没有,无非是围堵、骚扰、大声说话,此种行为程度显然不宜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评价。
同时鉴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均要求涉黑认定应当四特征同时具备,那么既然本案“非法控制”“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均存在证据不足,辩护人认为本案不宜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予以评价。

5、吕先三更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
吕先三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明知,既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也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其作为执业律师,接受徐维琴及其亲友、员工委托代理几宗民事案件的起诉及应诉,与徐、邵等人建立的只是正常的委托代理关系。他也只是通过代理案件才认识了本案的部分被告人,既没有在启博公司领取报酬,也不是该公司员工。作为因临时被雇佣提供服务的人员,依法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此外,公诉人举示的证据没有吕先三接受徐、邵二人管理和控制的相关证据内容。最高检、最高院在2019年两会上均提出司法大数据概念,认为司法大数据来能够展示司法实践的客观状况。本案中,使用司法大数据审查吕先三的行为,裁判文书网能够检索到吕先三的近百篇判决。众所周知,中国裁判文书网还存在相当程度的数据滞后和遗漏现象。但即便是存在滞后和遗漏,裁判文书网的现有数据依然能够证明吕先三的执业行为遍布交通事故、医疗纠纷、合同纠纷、二手房买卖、民间借贷、行政诉讼等多个领域,即吕先三有正当职业和收入。吕先三在本案中所涉及的案件不过是其在广泛的执业经历中的极小一部分。吕先三在拥有正常职业和收入的情况下,主观上毫无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参加恶势力团伙的动机和理由。吕先三在办理徐、邵二人案件的同时也在代理大量案外人的案件,徐、邵二人对吕先三的执业行为无权干涉、控制和管理。
在最高院指导案例中,刘应平为涉黑组织的故意杀人犯罪召集打手,但依然没有被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刘应平虽然为他人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但“主观上没有任何加人该组织的愿望,未参与该组织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未在该组织中担任职务和谋取利益,未受该组织的管理和纪律约束,不受该组织的控制,因此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那么显然,吕先三虽参与了徐、邵二人的相关诉讼,但鉴于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吕先三具有参加涉黑组织的意愿,也没有证明证明吕先三受到徐、邵二人的管理和控制,因此吕先三应当被认定为“接受雇佣的非涉黑人员”。

三、李光建、桂德兴两案不应当被认定为“套路贷”。
《刑法》体系中虽然没有“套路贷”的专项罪名,但鉴于《起诉书》中提及被告人实施“套路贷”行为,因此辩护人在此对“套路贷”问题略作阐述。
对于“套路贷”犯罪的认定,两高两部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列举了五种情形:(1)制造民间借贷假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以“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担保公司”“网络借贷平台”等名义对外宣传,以低息、无抵押、无担保、快速放款等为诱饵吸引被害人借款,继而以“保证金”“行规”等虚假理由诱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签订金额虚高的“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会以被害人先前借贷违约等理由,迫使对方签订金额虚高的“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2)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照虚高的“借贷”协议金额将资金转入被害人账户,制造已将全部借款交付被害人的银行流水痕迹,随后便采取各种手段将其中全部或者部分资金收回,被害人实际上并未取得或者完全取得“借贷”协议、银行流水上显示的钱款。(3)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会以设置违约陷阱、制造还款障碍等方式,故意造成被害人违约,或者通过肆意认定违约,强行要求被害人偿还虚假债务。(4)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当被害人无力偿还时,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安排其所属公司或者指定的关联公司、关联人员为被害人偿还“借款”,继而与被害人签订金额更大的虚高“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通过这种“转单平账”“以贷还贷”的方式不断垒高“债务”。(5)软硬兼施“索债”。在被害人未偿还虚高“借款”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向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特定关系人索取“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的官方解释中指出:我们发现将“套路贷”与民间高利放贷、非法讨债相混淆,是当前一些地方对“套路贷”犯罪存在误解的主要原因。在客观上,要注意把握行为人是否处心积虑设计各种套路,制造债权债务假象,非法强占他人财产的行为。例如,犯罪分子往往会以低息、无抵押等为诱饵吸引被害人“上钩”,以行业规矩为由诱使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谎称只要按时还款,虚高的借款金额就不用还,然后制造虚假给付痕迹,采用拒绝接受还款等方式刻意制造违约,通过一系列“套路”形成高额债务,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在民间借贷中,虽然常会出现出借人从借款本金中预扣利息、收“砍头费”的现象,但在这种情况下,预扣的利息、收取的费用是基于借贷双方的约定,借款人对于扣除利息、收取费用的金额也心知肚明,出借人后续亦不会实施故意制造违约、恶意垒高借款等行为。因此,区分“套路贷”和民间借贷,要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不能只关注某个因素、某个情节。”
另,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出版的《刑事法律文件解读》(总第156辑)[ 2018年10月   引用0053页]中专门针对 “套路贷”与高利贷的区别问题,指出:“高利贷是指索取特别高额利息的贷款行为。“套路贷”与高利贷存在以下区别:(1)虚增数额的名目不同。“套路贷”中虚增数额部分一般是以担保或类似名目出现,高利贷中本金之外的数额往往以利息名义设定。(2)借款人对本金之外的数额主观认识不同。“套路贷”的借款人(被害人)往往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被告知如正常还款,虚增数额不需归还,故主观上认为对虚增部分不必偿还;高利贷的借款人对本金之外的高利息部分需要偿还在签订合同时即明知。(3)出借人对“违约”的态度不同。“套路贷”中的犯罪人员为了达到占有虚增款项的目的,往往采取拒接电话、“失踪”等方式,让被害人在约定期限内无法还款,而不得不“违约”;高利贷的出借方希望借款人尽早还本付息。”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官方解释,辩护人认为,李光建、桂德兴两宗案件不宜单纯关注“制造银行流水”“借用他人之名”“滋扰讨债”等孤立因素或情节即认定两案属于套路贷。
从出借因素看,徐、邵没有虚构“低息、无抵押、无担保”等情节,相反,徐维琴、邵柏春、李光建、桂德兴、广齐公司等各方均知悉徐、邵二人就是高利贷。
徐、邵也没有以行业规矩、中介费、手续费等明目诱使李光建、桂德兴主观上误认为只要按时还款,“利滚利”形成债务就不需要归还,相反,李光建、桂德兴非常清楚相关债务必须偿还。正如最高院官方解释所言:“在民间借贷中,虽然常会出现出借人从借款本金中预扣利息、收砍头费的现象,但在这种情况下,预扣的利息、收取的费用是基于借贷双方的约定,借款人对于扣除利息、收取费用的金额也心知肚明”。
从还款因素看,徐、邵二人更不存在刻意制造违约,或安排关联公司以“转单平账”“以贷还贷”的方式为李光建、桂德兴虚假“偿债”,从而形成债务垒高的虚增债务的情形。本案的行为仅仅是“利滚利”,属于民事法律框架下对于高息是否予以保护的范畴,而非套路贷的犯罪行为。
综合李光建、桂德兴两宗案件的整体情况,辩护人认为,徐、邵二人在李光建、桂德兴两种案件中的行为应当属于高利贷范畴。

四、李光建、桂德兴两宗案件不应当被认定为诈骗或虚假诉讼犯罪。
1、关于虚假诉讼罪问题。
李光建、桂德兴两宗案件不构成虚假诉讼罪。因为虚假诉讼罪系《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罪名,实施日期晚于李光建、桂德兴两宗案件。依据《刑法》第12条所确立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李光建、桂德兴两案不涉及虚假诉讼罪的问题。

2、关于诈骗罪问题。
整体上看,李光建、桂德兴两宗案件从事实基础、法律适用两方面均不构成诈骗罪。
李光建、桂德兴对于债务是明知的,对于高额利息也是明知的。在此问题上,二人不存在认识错误。
桂德兴作为被害人在《2018年6月21日笔录》中自认向徐、邵借款1860万,还款1575万。即,桂德兴尚拖欠徐、邵本金近300万。徐、邵与桂德兴之间存在真实债务关系,且本金尚有300余万的差额,由此产生的300万借贷诉讼,目的正当、行为正当。
李光建作为被害人在《2018年2月1日笔录》中自认,2011年借款1000万,2012年因缺少土地出让金,其与广齐公司共同找到邵柏春再次借款600万,月息8分,广齐公司提供担保。后因李光建无力偿债,徐维琴向广齐公司主张债权,此时广齐公司改口称只承担2分利息。正是源于李光建与广齐公司的出尔反尔,由此才引发邵柏春诉李光建、广齐公司和王仁芳诉李光建、广齐公司的两个300万之诉。邵柏春虽在放贷和诉讼过程中借用了王仁芳之名,但基础债务关系是完全真实的,我国民事法律亦不禁止隐名债权人,因此两个300完之诉均为真实、正当的民事诉讼。
两个300万案件之后,李光建随即提出系列不当得利之诉,包含徐立霞1580万及利息291万、梅泉100万及利息20.5万、徐维琴300万及利息66万、徐维艮300万及利息57万。上述案件,李光建全胜诉了,胜诉金额2714万。而据李光建本人出具的还款凭证证明,其总计向徐、邵还款2960万。即,李光建还款2960万,通过不当得利又回转2714万,李光建借用司法机关实现了借款1600万却只实际还款200余万的目的。由此,邵柏春才又于2015年向李光建提出1000万元的本金之诉。梳理这个过程,显然是李光建一方利用了司法途径,而不是非徐、邵诈骗。
在李光建、桂德兴两宗案件中,基本的真实债务关系都是存在的,徐、邵二人所否认的仅仅是超出合法利息之外的高息部分。无论是徐、邵二人的庭前供述还是当庭陈述,对此事实的供述都是稳定的。本案在卷的诉讼材料也能够证明,徐、邵对于真实债务关系不存在虚构,对于还款也只是借用他人之名否认高息。李光建转账到邵柏春账户的700万元,邵柏春从未否认。主观证据与客观的诉讼材料能够相互佐证,徐、邵二人属于部分篡改型的诉讼行为。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重点解读》中指出:“虚假诉讼是指虚构或否定全部事实的行为。而对部分篡改型的虚假诉讼行为一般不宜以诈骗罪、职务侵占罪等侵财类犯罪定性处理。主要考虑:一是民事诉讼中一般采取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告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实施虚构诉讼标的额、篡改履行方式、履行期限等行为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对法律规定内容理解不当,有的是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不能一概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二是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要求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遵守诉讼秩序,自觉履行生效法律裁判。但实践中,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原因也比较复杂,对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一般可以通过承担败诉后果、给予司法处罚使其受到制裁。因此,从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坚持刑法谦抑性、合理控制刑事打击面等多角度考虑,对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一般不宜以侵财类犯罪定性处理。”
另,最高人民法院在第509号指导案例“夏某理涉嫌敲诈勒索”一案中指出:“夏某理等人重新索取拆迁补偿费,虽然数额巨大,但并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对于这样的争议利益,夏某理予以索取,实际上是行使民事权利的一种方式,不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夏某理等人向开发商提出索赔,是在行使正当权利。夏某理与开发商谈判是一个民事谈判过程,谈判的结果也不是敲诈勒索的结果。”
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官方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徐、邵并非无中生有的虚假诉讼,也非否认全部事实的虚假诉讼,而仅仅是存在“篡改履行方式、履行期限等行为”的部分篡改型诉讼行为,不宜认定为诈骗。
而吕先三参与李光建、桂德兴这两宗具有真实债务关系的案件,具有充分地事实依据。吕先三在此基础上接受委托,参与具有真实债务关系的相关诉讼,不存在违法性,更不构成诈骗的共犯。

3、关于吕先三是否协助制作两个虚假《说明》和梅泉到春城公司讨债《证明》的问题。
关于两个《说明》的问题。《起诉书》指控吕先三在邵柏春诉李光建、广齐公司和王仁芳诉李光建、广齐公司两个300万之诉中协助邵柏春制作了两份虚假《说明》。
但公诉人当庭出示的证据直接推翻了《起诉书》的指控。在公诉人出示的李光建的被害人陈述中,李光建自认因无力偿还债务,因此他与徐、邵二人商量,如果他配合徐、邵起诉担保人广齐公司,则徐、邵免除他的相关债务。李光建与徐、邵达成共识后,邵柏春担心李光建反悔,因此要求李光建出具两份“只还利息、未还本金”的《说明》,同时李光建也担心邵柏春不认账,所以又让邵柏春出具了一份“承诺协助胜诉即免除债务”的第三份《说明》。并且,李光建自认,写这三份《说明》时,吕先三并不在场。
李光建作为被害人,直接否定了公诉人的指控。事发当天不是吕先三协助制作虚假《说明》,而是李、徐、邵三人协商后独立制作。事发当日也不是公诉人指控的签署了两份《说明》,而是三份《说明》,这第三份《说明》就在邵柏春诉李光建1000万借贷纠纷的案卷中。
另一被害人,春城公司唐志春在《2018年5月8日笔录》中明确自认,早在2013年元月,徐、邵就与唐志春商量,由唐志春配合徐、邵诉讼,实现由担保人承担债务的目的。2013年元月,吕先三与徐、邵还不认识,而徐、邵二人早已知晓此方式,并未公诉人指控的“吕先三出谋划策”。
本案两个被害人的自认,都能够直接证明吕先三是清白的。与此同时,其他证据也能够证明公诉人的指控是错误的。邵柏春说签《说明》时,徐维琴、李光建、梅泉都在场。但徐维琴、梅泉无论在庭前供述还是当庭陈述,均否认自己在场。虽然公诉人宣读的梅泉笔录似乎能够证明梅泉在场。但公诉人明显断章取义,故意不完整宣读笔录。梅泉笔录的完整供述是,徐总给我打电话,让我接待一下袁总等人。袁总到公司后,我带他们到徐总办公室,就出去了。梅泉的完整供述是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在场的。而梅泉在《辨认笔录》中指认的袁总就是袁德四。但无论是袁德四德的庭前供述还是当庭陈述,均否认自己参与此事。
其实《说明》内容本身就能够证明吕先三并未参与此事。徐、邵一旦自广齐公司处实现了债权,当然不能再向李光建重复要债。那时就是广齐公司与李光建之间的事情了。这是任何一个通过司法考试的律师都明白的常识,根本不需要再出具《说明》。这样的《说明》,恰恰是徐、邵和李光建这样的人常年接触诉讼,但法律知识又不扎实的人才会画蛇添足而做的事情。
综上,关于两个《说明》,被害人李光建的自认已经直接证明《起诉书》的事实认定错误。公诉人使用的其他证据也相互矛盾,无法形成印证。因此,唯一的结论是,吕先三并未协助邵柏春制作虚假《说明》。
关于梅泉到春城公司讨债《证明》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只有梅泉笔录提到了吕先三。
首先,这是孤证,并且梅泉与吕先三存在利害关系,无法排除梅泉将责任推卸给吕先三的可能性。根据《刑诉解释》第109条的规定,具有利害关系的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梅泉称吕先三参与此事的笔录,没有《传唤证》,属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证据。再次,笔录内容也不稳定,一会儿说徐维琴与吕先三参与此事,一会儿又说自己是接受徐维琴的安排,笔录内容自身就是相互矛盾的。
而徐维琴当庭陈述,这个《证明》是自己找春城公司出具的,与吕先三无关。
春城公司的唐志春在证人证言中也说承认,因为自己也欠徐维琴的钱,所以徐维琴让自己开《证明》时,就配合徐维琴。徐维琴正是利用了唐志春欠钱这个事实,才制作了《证明》。而这个事实,只有徐维琴和梅泉知道,吕先三并不知道。
由此可见,吕先三也未参与制作梅泉讨债的《证明》。

4、关于吕先三是否“明知”的问题。
《起诉书》指控吕先三“明知”。辩护人认为,本案证据难以得出该结论。正如《不批捕决定》就已经阐明的——证明吕先三“明知”的证据不足。在案证据中,只有邵柏春在笔录中提及“将真实债务关系告诉吕先三”。但该笔录已经被邵柏春询问同步录音录像所证伪——所谓“将真实债务关系告诉吕先三”系侦查机关将指供偷换成了被告人供述。
除邵柏春供述之外,徐维琴无论在庭前供述还是在当庭陈述中均表示未向吕先三,吕先三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均为“他应该知道”“这样的推测性证言。依据《刑诉解释》第75条规定,该类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能够证明吕先三“不明知”的最直接证据,就是本案有客观的书证能够证明吕先三“不明知”。在公诉人举示的民事材料中,客观的庭审笔录记载:“法官问:你认为哪些款项是偿还本案的借款?李光建代理人答:双方发生过多笔借款,都是连绪发生,无法一一对应。”简言之,连李光建一方也承认难以厘清债务偿还的对应关系。
由此可见,邵柏春的供述不具有真实性,且系孤证。其他同案被告人的证言属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评价性证言。被害人自己都无法查清具体、真实的借还款情况。那么结论是唯一的,吕先三对于李光建一案的真实借还款情况是不存在”明知“的。
桂德兴一案同样不存在吕先三的“明知”问题。公诉人举示的证据,无论是徐、邵的被告人供述,还是桂德兴的被害人陈述,均没有提及吕先三。作为案件的核心人物,主犯和被害人都没有说吕先三“明知”。
桂德兴案件中唯一涉及吕先三的证据只有王仁芳《2018年8月13日笔录》,这同样是孤证,无法形成印证。同时,王仁芳与吕先三存在利害关系,缺少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加之,据王仁芳当庭陈述,其系于8月13日中午到达侦查机关,而侦查人员让其在早就准备好的笔录上签字,该证言也不具有合法性与真实性。因此,桂德兴案件中,吕先三依然不存在“明知”。

5、关于“应当知道”问题。
徐、邵并非只委托吕先三代理案件。这一点,侦查机关也是清楚的。在吕先三的讯问同步录像中,侦查人员明确说:“你不是第一个,他们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这么做,我们都知道。”
公诉人出具的大量的民事诉讼材料。如2012年徐维琴、邵伯春与陶建军之间的民间借贷诉讼与执行。2013年,邵柏春与合肥网天数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王宗元等民间借贷纠纷。同年,在徐维琴与王宗元、罗小琳民间借贷纠纷。这些案件,均发生在邵柏春夫妻认识吕先三之前,均有律师参与案件诉讼。将这些发生在徐、邵二人认识吕先三之前的案件与与吕先三参与案件相互对比,涉案案情与诉讼手段完全相同。
此外,在吕先三代理徐、邵案件的同时,在2014年徐维琴与唐志春、唐永东民间借贷纠纷案中,邵柏春夫妻又先后聘请了多位律师。涉案案情和诉讼手段还是与吕先三所参与的案件完全相同。即便是在吕先三参与的案件中,邵柏春夫妻也还聘请了一位在律协任职的律师共同参与案件代理。
所有的这些诉讼,证据材料完全相同,借据、银行流水都是格式化的,所有案件的答辩理由也完全一致。如此众多的律师,甚至是很多律师比吕先三的执业经验更加丰富,都没有看出徐、邵二人的诉讼虚假性。在这种情况下,公诉机关没有理由要求吕先三具有超出其他律师的认知能力。既然这么多律师都没有“应当知道”,显然吕先三也不可能“应当知道”。

五、言辞证据和排除合理怀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确立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为什么我们在使用言辞证据时要慎之又慎,要结合客观证据去相互印证?因为言辞证据,太主观,太不稳定,太容易被诱导,也太容易被逼供喂供,当然,就太容易冤枉人。连古人尚且知道“三人成虎”,但大街上并不真有虎。所以,单凭言辞证据去指控犯罪,必须在证明标准方面,对其进行严格审查。
我们都知道,在刑诉诉讼中,对公诉方和辩方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公诉方要证成犯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辩方要论证不构成犯罪,只需提出合法怀疑即可。
具体到本案,考虑到用于指控吕先三犯罪的证据全部是言辞证据,而主观故意与否即明知与否,实际上也不过是靠实施了哪些客观行为去推定的。因此,在本案中,辩方只需要对吕先三是否实施了教唆他人作虚假陈述、制造虚假证据的每一项行为提出合理怀疑即可。既然在吕先三构成诈骗的法律事实建构中,公诉人所使用的全部是言辞证据,那么也即是说,只要针对其中的每一项事实有任一份证言说吕先三没有实施相关的行为,那么这就足以是一份可以提出合理怀疑的言辞证据。这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任何人敢肯定这份证言一定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谁都不可能回到客观事实的现场。下面我们就具体的每一项事实来谈一谈:

(一)两份说明
1、徐维琴当庭陈述吕先三未参与,这是一份可提出合理怀疑的证言吧;
2、梅泉口供说吕先三参与,但当庭否认自己知情,这是一份可提出合理怀疑的证言吧;
3、邵柏春2018年2月27日的口供中在回答吕先三是否存在帮助、协助规避法律或者编造虚假事实、证据等情况时,回答:没有。这是一份可提出合理怀疑的证言吧。
好了,只需要一份可提出合理怀疑的证言,但是却有很多,不再一一罗列。(以上还并未涉及该两份说明是否真实的第一层面的问题)

(二)春城公司的证明
1、徐维琴当庭多次表示,这份证明是她提出并去开具的。这是一份可提出合理怀疑的证言吧。
2、梅泉当庭表示不知情,这是一份可提出合理怀疑的证言吧。
好了,只需要一份可提出合理怀疑的证言,同样也有很多,不再一一罗列。(以上同样不涉及该证明是否真实的第一层面的问题)
循着这样的逻辑,对于所谓的吕先三教唆梅泉作虚假陈述,对于所谓的吕先三教唆徐维艮作虚假陈述,甚至对于主观方面的吕先三是否明知徐维琴、邵柏春等人与李光建、桂德兴全面完整的借款还款和债权债务情况,我们同样都可以提出一堆能够作为合理怀疑的证据出来。
既然对于前述的每一项行为,均能提出合理怀疑的证据,那么,所谓吕先三教唆他人作虚假陈述、制造虚假证据,在法律事实上当然是存疑的,吕先三显然不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而不构成诈骗罪,既然没有参与具体犯罪,当然就不可能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以上,辩护人已经做出了完美的逻辑论证,毫无破绽地证明了吕先三无罪。这应当也是之前为什么合肥市检、安徽省检均以证据不足不批捕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六、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即使从现在已掌握的全部事实的角度去回看,吕先三所代理的这几起案件的判决也仍然是正确的,是与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相符的。从判决结果也可见,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得以查清。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并未被“套路”,所谓受害人的利益也并未受到实际损害。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显然不需要动用刑事手段去介入。

七、正当执业行为具有犯罪阻却性
如前所述,吕先三只是根据委托人的陈述及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正常为委托人代理诉讼,其行为并没有越出律师正当执业行为的范畴,其并无教唆他人作虚假陈述、制造虚假证据的违法犯罪行为。正当执业行为显然不具有犯罪属性。律师是社会主义司法的重要参与者,如果连律师正常的执业行为都有犯罪之忧,律师业将人人自危,不但损害整个律师行业的执业环境和执业安全性,更会对我国的司法制度和法治根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
辩护人有百分之三百的自信,吕先三是无罪的,辩护人也注意到在同类的青海林晓青律师案件中,林律师最终被撤诉,还以清白。虽然我们在庭前提交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证人出庭申请、调取证据申请,合议庭均未支持,但我们还是善意的理解为,这可能是合议庭认为仅凭现有的在案证据,辩护人就足以实现辩护的目标。事实也的确如此。
辩护人注意到合肥中院已经对此案进行了微博直播,我们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合肥中院对司法公开的追求,这是让人民群众学法懂法的一个优质平台和重要举措,是让人民群众监督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举措,也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我们也相信合肥中院,相信本案的合议庭最终一定能对本案作出一份经得住法律推敲,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公正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