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2日星期二

上海访民孙洪琴自述多年被关、被精神病的经历

2017年7月10日上海访民孙洪琴致电本网:“因法院枉法裁判、房屋被强拆而上访维权17年,17次被拘留,无数次被关黑监狱,多次被精神病。”

2000年因孩子抚养权与其前夫对簿公堂。孙洪琴认为致其败诉的原因完全是其夫单位(上海大隆机器厂)向上海长宁区法院出具罔顾事实的证明造成的,这份证明,不仅使孙洪琴的名誉受损、亲情割裂,造成母子反目。

愤怒之余,孙洪琴一纸诉状把大隆机器厂告上了法庭,然而孙洪琴在上海走完了三级诉讼,也未得到她要的公正,最终却败诉而终。孙洪琴不服,便开始进京上访,然而这却是孙洪琴的噩梦开始。接下来在上访期间孙洪琴遭遇接二连三的生活、生存挫折、打击,连唯一的生活来源养老金也被无辜停发至今;而唯一的栖身之所也被强拆,却至今没有拿到合理的拆迁补偿款,为了被强拆的房子,最终老母也惨死在上访的路上至今一年半也未能入土为安,种种遭遇,促使孙洪琴言语、行为愈发激烈,为了能有效阻止其上访,孙洪琴辖区的政府人员便多次对其精神病结论和鉴定。

据孙洪琴自诉:“第一次被做精神病鉴定是在上海第二中级法院,2004年二中院立案庭部门领导余法官通知我,说本院监督员要见我,见面时提的问题都是与案子无关的生活锁事,我就感觉有点怪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被精神病或被精神病鉴定的意识。

2007年7月我第一次被拘留在看守所,由警察陪同来了二个领导和我谈话,事后看守所的一位好警察偷告诉我“他们是在给你做精神病鉴定”,我明白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就是二中院的”监督员”要见我。

2007年中央政法委交办督办上海26起冤假错案我是其中之一、国家信访局也对我的信访事项作了交办督办,上海政法委和法院非但不办不解決还要送我劳教,没得逞,又要将我精神病,在闸北区法院他们叫来了所谓领导和我谈案子化解,这位领导很健谈,什么都谈什么都问我也什么都答,这位领导可能是良心的发现吧!我感觉他是故意告诉我的,谈话间他说了一句”我是搞心理学的”难道不是第三次精神病鉴定评估吗!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被从北京截访回上海关在青浦四季百果园“黑监狱”。08年8月6日我逃出去了,几天后被抓,直接押看守所刑拘,什么手续都没有。08年9月12日我被从看守所拖出来,因北京奥运会还没结束,我又被闸北区法院芷江西路街道警察一群人,把我关进芷江西路128号佳圆连锁洒店黑监狱,房间四面封闭,门外有门,房内没有阳光,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当天我就被街道派的临时人员打的尾骨骨折,我绝食绝水抗议,把他们送来的盒饭撒的满屋子都是,从天花板四面墙壁地上都是饭菜,我几天没刷牙没洗脸,什么都没有,我蓬头垢面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再加上房间里到处是饭菜一片狼籍,不认识我的任何一个人看到这场面第一感觉,这人是疯子,这时第4天我感觉呼吸困难口腔出血昏昏沉沉中听到有人说:“如果她闹起来怎么办?”睁开眼看到4个白衣医生,我还是一动不动的躺着,一位女医生已走到我的床边给我测血压听心脏后,3男一女4位医生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后来芷江西路街道司法科的一名女工作人员来劝我:“你吃点东西喝口水好吗?”我问她:“如果我没说错刚才4位是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你们叫他们来是把我关进精神病院的是吗?”她没否认就走了,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位女医生对我作了简单的检查后,我听到她在外面说“你们这里谁是负责人”,晚上闸北法院副庭长张作春及法官街道等人都来了,我被送到闸北区中心医院内科急诊,这是第4次被精神病未遂。

还有一次、2007年10月北京开党代会期间,我被关在市郊区青浦四季百果园1102房黑监狱,市政法委领导张庄宁和闸北法院院庭长领导一群人,他们逼我认错,说我以上访为名给政府施加压力索要钱财,该悬崖勒马改邪归正,息诉罢访了。那时他们想给我一个“敲诈勒索政府罪”。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任何部门任何领导给我任何名义的一分钱、我宁死不屈,他们就用卑鄙残忍的手段侮辱迫害我,不许离开房门一步,给我吃残羹剩饭挑衅我,警察24小时“守护”随时都可行使执法权,我割腕自杀抗议阻止他们对我的迫害……

2007年中央对我的案子交办力度很大,上海就加大对我的迫害力度。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从中央到上海市政府一再强调:一切不利于稳定可能激化矛盾的事一律停止,可是闸北区政府基地的动迁公司牛啊!我们基地的一个邻居被强迁后,第二天早上被发现吊死在自己家的阳台,邻居们都买了花圈凭吊,我也买了一只花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其它花圈放在一起拍了照,在这家强迁公告上写了“又一起为民工程、阳光动迁、家破人亡的悲剧”照片和强迁公告在网上公开了,而我也因此被以衅寻滋事刑拘了,刑拘第43天2010年10月28日,承办人毛国良等两警察帶来了4位精神病院的医生来给我做精神病司法鉴定,医生们称是闸北区政府信访督解办的。他们问了好多问题,有的问题很刁钻,我都一一的回答了。

问:“你反醒过自己吗?你自己有没有错?”

答:“我想过,也问过,在第二中级法院信访时曾经问过一个法官,我做错了什么?错在哪里?余法官说:你错就错在得理不饶人。”

最后一个问题:“你遭到公检法政府官员那么多的不公正对待,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你?为什么呢?我怎么没遇到啊?”

答:“老师您要的答案,也是我所要的,我这么多年苦苦寻求的。”

他们4人起身要走我赶快说:“老师能否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以便今后再交流。”一位主审女医生,一脸严肃说:“我明人不做暗事,我实话对你说我是上海市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今天我是来给你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我微笑送他们到监区门口时说:“医生既然您挑明了自己的身份、能不能把今天的鉴定结论给我?”她说:“你放心,我会根据相关规定给他们(两个在场监督鉴定的警察)一个结论的。”这是第5次被精神病司法鉴定。

孙洪琴说“这次鉴定结果出来后,一位好心的警察给了我一份,没想到被王警长从监控里发现,他将鉴定抄出,不许我带走,在争夺时,我情急之下把鉴定撕碎抢了一把塞进嘴里,当时的想法是:我吃下去也不给你们!也因此才得以带出部分鉴定,这也是唯一一次被带出来的被精神病司法鉴定的证据。”

本刊从知情人处了解到,孙洪琴平多年维权,母亲前年在维权路上故去,至今仍停尸北京天坛医院,她仍不屈的在继续维权中。

孙洪琴电话:1590077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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