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6月26日是“支持酷刑受害人国际日”。借此机会，我们获得作者同意，发布齐崇怀撰写的他本人因媒体揭露官员腐败滥权，先后共10年8个月在山东监狱里他本人和其它囚犯经历的酷刑和非人道、有辱人格、残忍的惩罚。至今，参与施行酷刑的警方和狱方人员以及下令或指使的上级官员没有被依法立案刑事调查，更谈不上受到刑事制裁。政府也没有向酷刑受害人齐崇怀先生提供任何国家赔偿，反而继续骚扰他、阻止他找工作。这些都严重违犯了中国政府1988年批准加入的《禁止酷刑公约》。按《公约》规定，第13条中国政府作为缔约国“应确保凡声称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遭到酷刑的个人有权向该国主管当局申诉，并由该国主管当局对其案件进行迅速而公正的审查。应采取步骤确保申诉人和证人不因提出申诉或提供证据而遭受任何虐待或恐吓”（第13条）。中国政府还必须“在其法律体制内确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补偿，并享有获得公平和充分赔偿的强制执行权利，其中包括尽量使其完全复原”（第14条）。】
今天是2018年6月26日，时间过的真快，转眼之间，出狱已经四个月了。
我叫齐崇怀，山东省邹城市人。1965年出生。是个职业新闻人。先后在《山东工人报》、《人民公安报》山东记者站干记者。2003年担任《中国安全生产报》驻山东记者站站长、《法制早报》事业发展部山东办事处主任。
新闻工作十几年，主要以批评报道为主，如：中国第一例冒名顶替上大学案，即是我最先报道的，后来最高院搞了一个司法解释，这个案子被人们称为“宪法第一案”。山东淄博一宾馆购买二十台“美的”柜式空调，使用后，只制冷，不制热，我写出《山东一消费者向“美的”叫板》的系列报道。当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亲自给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打电话，要求停止对此事的追踪报道。2004年底，山东的胜利油田在实施海上作业时，造成十几人的重大伤亡事件，为了封锁消息，胜利油田宣传部一部长专程赶到济南，与我协商，他们愿意拿十六万元做二个版的报纸广告。条件是“稿子不要发了”。被我拒绝，顶着重重压力，我还是把稿子发了出来，让有关责任人受到问责，死者得以安息。2004年12月26日，经过层层封锁，我们写出《女播音员死在市长床上》的深度报道。引起山东省委的极大不满，并跑到中宣部告状。2005年初，山东省平度市一化工厂爆炸，报道发表后，引发杜世成（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极大不满，组织一个工作组三次到报社施压。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境内有79座小煤矿，我写出《淄川小煤矿为何屡禁不止》的调查报告，文章在《中国安全生产报》发出后，山东省政府关停了这个区的77家小煤矿。这些煤老板放言，要三个亿买我的人头。2006年6月，我写出的《济南女大学生状告父亲包二奶》，亦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2007年初，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城管打死一商贩，引起群体性事件。我采访后，时任济南市委书记的姜大明（现仼国土资源部部长）不让发稿。我迅速把稿子发给香港的《太阳报》。2007年6月4日，滕州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超豪华照片发到新华网之后，滕州市委、市政府恼羞成怒，之后滕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滕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又对我垮地区抓捕。
被捕后，我几次受到殴打，在审讯室里，办案民警赵忠宇把我固定在铁椅上，像打沙袋一样击打我头部16下，致使我昏死过去，然后再用凉水把我激醒。另一次是赵忠宇把我固定好后，用二只手像扒树皮一样扯我二个大腿内侧的肌肉，那滋味是生不如死。国保大队教导员王奇说：教育不是万能的，不打还是不行的。
2008年5月13日开庭时，滕州警方出动120余名民警进行警戒，如临大敌。滕州市委书记王忠林（现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滕州市宣传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主要官员悉数登场，全部集中在法庭隔壁观看视频直播。庭审至晚上十一点结束，共十六个小时。法庭当庭宣判我有期徒刑四年。
2008年8月8日，我被送进山东省滕州监狱服刑。入狱后，我被送到井下挖煤，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有时二十几个小时，我曾要求上井干活，被拒绝。2009年4月30日，我下井后遭到殴打，昏死过去，被一个叫陈长秀的犯人冒险背上煤井，5月4日醒来后，一个叫孟凡金的老犯人（约70岁），哭着说：老齐，你知道你睡几天了吗？五天了！醒来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满脸血迹斑斑，头肿的老大。至今，我右边的脸上仍留有这次被打的伤疤。对于这次被打的细节以及为什么，我至今没有一点印象，我曾多次问过我周围的䏜刑人员，但一听这个话题，都摇头转身走开。我只依稀记得，这期间，有人给我吃药，包装是腥红色的。时间、地点都不记得了。“4•30”被打后，我曾一度失忆了，如：我刚与某某人说过话，我自己却又怀疑：这是某某人吗？如：我刚从厕所出来，自己却有疑问：我去厕所了吗？出狱后，我曾咨询过多位专家，对被打后能否失忆进行咨询，但没得到明确的结果。昏迷5天，除了那次“被吃药”之外，没有得到一次救治。是谁要对我“灭口”？至今我都没有答案！是“高层”的指令？或者是因为那部30万字的《监狱服刑人员生存调查》手稿？5月5日，警察就让我下井劳动，否则，关禁闭。
2009年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我把自己的遭遇及监狱里的黑暗写成系列报道，通过有良知的监狱警察提供设备，把稿件通过网络成功传至境外发表。这组共11篇的系列报道在境外媒体上刊登后，引起官方的极大不满，迅速成立一个由安全、公安、检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展开调查。2009年12月22日我被送进禁闭室，共关禁闭54天。
2011年我又被加刑8年。合并执行12年。
再揭监狱黑幕：这里是地狱
2011年6月，在我即将出狱时（余刑还剩16天），山东省滕州市公、检、法三家仅用24小时，就又给我加刑8年，这个速度，估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绝无仅有。这是中国现代法制史上最黑暗的一幕。2011年7月22日，我的上诉被驳回后。我被送进山东省鲁宁监狱服刑，这个监狱地处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境内。
这一天，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第一天，也标志着天气将全面进入高温酷暑时节。室内温度超过40摄氏度以上，这样的高温天气，监狱对我进行了疯狂的迫害，三天没让我喝一口水，那种状态，让我精神恍惚，几近崩溃。直到7月25日晚上8点左右，趁人不备，我把一个老犯人用来盛烟灰的铁碗拿起，迅速跑到厕所，把烟灰倒掉后，简单的刷洗一下，然后接起厕所的自水猛喝。那种痛快淋漓，我至今难忘。三天，近70个小时，没有人知道不喝一口水在高温下会是什么滋味？
一、关于生活问题
入监第五天，我与100多名新入监的服刑人员去食堂吃饭，端起碗、只见稀饭只有二三口的样子，是黑糊糊的地瓜面稀饭，而且稀饭里有很多白色的小虫子，看看旁边人的碗里，也都是这样。于是，我们100多人全部放下碗筷，集体绝食。直至监狱方面道谦。
监狱每天二顿稀饭，早、晚各一次，为了省事，他们都是是用开水冲泡玉米面，大家说：这才是“稀”饭，稀的能照见人影，就是这样的“稀”饭，每人也只能盖住碗底，够二、三囗喝的。有一次，我端着盖住碗底的“稀”饭，找到值班警察董职文，希望监狱方面能够多给点，让服刑人员喝足。董职文说：“这个我做不到。”
早上吃的咸菜，每天都是萝卜多，毎人三四根，长的像缝衣针，粗细像圆珠笔芯。
馒头是糠做的，黑黑的，吃到嘴里沙色拉拉，在水里一泡，立刻散开。这是因为把好面粉都提走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馒头，监狱也不让服刑人员吃饱。无奈，吃不饱的服刑人员只好冒险从伙房往外偷。2016年8月，服刑人员朱建伟偷拿一个馒头，被监狱警察高坤发现，扣罚现金200元。200元，是什么概念，能够买三袋50斤装的面粉。获得消息后，我立刻向监区长高新刚及驻狱检察官李龙江提出抗议。希望监狱保障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让服刑人员吃饱。服刑人员梁孟孟因偷拿馒头，被监狱警察扣罚二分（相当于加刑九天）。
有一次监狱改善生活，吃土豆炖鸡，由于不鸲吃，50多岁的服刑人员陈桂林，把别人吃过的鸡骨头，一个一个的拿起来再啃一遍。此情此景，令我终生难忘。
2017年9月26日，我刚从厕所出来，看到服刑人员韦庆军正从垃圾桶里収拾别人倒掉的萝卜条咸菜，然后到水管上冲洗一下，拿回去吃了。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有一次晚饭监狱吃小白菜，大家刚一入口，全部叫开了，原来，菜里泥沙俱下，无法下咽，为了抗议。服刑人员全部放下碗筷，再次集体绝食。
由于菜里面没油（清水煮青菜），由于馒头里面己不含面粉（基本上是糠）许多服刑人员大便带血，痛苦不堪。我曾数次给历任监狱长张兴新、何旭，驻狱检察官李龙江写出抗议书。
二、关于劳动问题
鲁宁监狱服刑人员原来从事挖煤劳动。2009年退出煤矿，转而进行电子线圈与服装加工，加工的线圈供应国内以及韩国、新加坡等。为了赚钱，服刑人员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22:30收工，时间长达15个小时。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即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也不准休息。夏天，衣服被汗水浸透发臭也无法洗一洗。许多服刑人员因完不成监狱制定的劳动任务，而遭到禁闭处罚。五监区服刑人员胡某杰、苏超因为身体瘦弱，无法完成生产任务，先后被警察送进禁闭室。三监区服刑人员周正平，50余岁。由于身体多病，监狱不给治疗，无法参加劳动，被警察用绳子五花大绑的送进禁闭室。服刑人员高祥，20多岁，因不堪繁重的体力劳动，吞食刀片、铁丝自杀。
服刑人员劳动的车间，是用铁皮搭建的铁皮屋，夏天温度能高达60度，冬天冷的像冰窖。䏜刑人员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劳动16个小时。一个双腿残疾的服刑人员，由于行动不便，每天有人用小车拉来拉去，不管刮风下雨，不管酷暑严寒。从不让休息一天。服刑人员李善周身患肝癌，己是晚期，多次向警察陈述病情，要求休息，始终未获批准，直至倒在车间里，才被送进医院抢救，但因救治不及时，含恨离世。
2016年夏季的一天，暴雨如注，监狱内积水近一米，车间也己进水，广大服刑人员都盼望着能够休息一下，但值班警察以“上面没有通知”为由拒绝收工。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当天，我绝食一天，以示抗议监狱劳动时间过长问题。监狱方面为此安排二个杀人犯开始对我进行24小时监控。直到半年后才予以解除。
几年来，为抗议服刑人员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维护监狱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我不断与监狱方面进行斗争，先后找值班警察、监区教导员、监区长，监狱政委、监狱长抗议，结果都是一样：抗议无效！原五监区副监区长靳松涛曾骂我：“你眼睛瞎了，不都在加班吗？你特殊？”五监区另一个副监区长李洪涛则表示：“这个问题我当不了家，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得找省长去，他给我们按人头要钱，我们只能这样加班加点的干。”2016年9月26日，一个叫于法显的警察则用麦克风在生产车间告诉服刑人员：这样干是监狱党委的决定。
2017年12月16日，监狱政委陈进歪戴着警帽到生产车间蹓达，见此，我走到他跟前，说：“陈政委，我找您反映一下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谁知道，此人两眼一瞪，厉声说道：“滚回会！再闹！关你禁闭。”2018年1月11日上午9时许，五监区100多名服刑人员在生产车间把监区长高新刚、副监区长李洪涛围攻，欲集体罢工抗议。有104人签名抗议。酿成建国以来，监狱最大的群体性事件。为封锁消息，不影响他们的个人升迁，监区采取如下措施。一、不上报。二、切断狱内电话，防止消息向外泄露。
三、环境恶劣
由于监狱人满为患，2011年7月22日，我被送进鲁宁监狱服刑时，这里，没有床，没有被子，没有枕头，每名服刑人员只给一块木板了事，这块木板睌上睡觉时铺下，第二天早上掀了。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还有一部分服刑人员光蹓蹓的一字排开，晚上就睡在走廊上的地板上。那场景，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由于监狱人满为患，18平米的监舍，全部安排14个人住，有的甚至住16人，如果住16个人，必须有二个人睡地板上。其拥挤之状可见一斑。2016年春节，按照中国传统习惯要吃水饺，但鲁宁监狱3000名服刑人员却吃了一次特殊的饺子，监狱不给碗、筷。于是，服刑人员只好用手捏着吃水饺。逾3000余名䏜刑人员的监狱，却没有一间澡堂，一年365天，服刑人员只能用凉水洗澡。许多身体差的老年服刑人员，身上恶臭难闻。
由于没有棉被过冬，我四次找警察于法显，希望他给我解决一床棉被，但都被他拒绝。几年来，每到冬季，我都心中忐忑，不知道怎么熬过这个冬季。服刑几年，我从没有穿过一双棉鞋，每到冬季，十个脚趾全部冻破流脓，至今仍然疤痕累累。我曾多次找监狱警察反映，直到我出狱，也没有得到一双棉鞋。
2015年11月份，我还依然穿着単衣服劳动。
2016年6月24日日，我的右胳膊突然发麻不能动弹，去监狱医院就诊，医生说：“回去吧，观察观察再说。”第二次去监狱医院就诊，一个姓徐（或许）的狱警说：“这次给你开的可是好药。”闻听此言，我心中大喜，心想：“这回可有救了”谁知道，回监室后，有人告诉我“这是布洛芬，止痛药。”当时，我悲从心来，有一种被人戏弄的感觉。
2015年春，50余岁的顾克存疝气发作，行动不便，急需手术，但监狱却要他先交现金10000元才给治疗，无奈，顾克存的妻子在家凑齐10000块钱后，顾克存才进行了手术。在鲁宁监狱，服刑人员个个怕生病。原因之一就是看不起。对于感冒发烧这类小病，监狱一律不给看。䏜刑人员杨兆起，高烧40度，昏迷不醒，直至从近二米高的铁床上掉下来，才被人发现，送进监狱医院。
2012年10月1日，国庆节，六监区服刑人员侯庆顺却不堪服刑人员殴打，割腕自杀。自杀前，他把自己的受虐情况写进一个黑皮笔记本里，然后用塑料薄膜包裹好，从楼上扔出狱墙外，在曰记本里，侯庆顺说：这是一本用血写下的遗书，是一个服刑人员对监狱的控诉，有捡到这个笔记本的好心人，麻烦您交给我的女儿侯某某。监狱隔壁是一家煤矿，这本日记被矿上一个打扫卫生的老人拾到，老人按照侯庆顺日记本留下的地址，把这本血写的曰记交给了侯庆顺的女儿。读着爸爸的遗书，侯庆顺的女儿心如刀绞，侯庆顺说，现在自己身上已经被打的体无完肤，决定以死控诉监狱里的黑暗。随后，侯庆顺的女儿以《来自监狱里的血书》为题，在网上公布了爸爸的死亡真相。引起舆论哗然。全国数家媒体记者前往监狱采访。
一监区服刑人员的劳动项目是热合加工。幅射较大。比如，车间里的照明灯关上电源后，只要服刑人员起动热合机，关掉的照明灯立马亮一下。其幅射之大，对人伤害之大，令人触目惊心。由于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劳动，缺少劳动防护，服刑人员普遍头疼无力，瘦弱多病。据说，这种幅射还容易导致不育。
服刑人员马永光，40岁左右，因被监狱警察毒打，造成精神失常，监狱为了约束其行为，一直给他加戴脚镣手铐，入狱后，我一直与马永光一个监舍，209监舍。马永光无论春夏秋冬，始终一丝不挂，身上的脚镣手铐由于时间长了，被磨的发出蓝光。他的床下，永远有一个塑料桶，这个塑料桶，他一桶多用，方便时，大小便都用它，吃饭时又用它盛水盛莱。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监狱的现状。
四、贪腐肆虐
在监狱，服刑人员只要舍得给监狱警察送钱，绝对会过上神仙一样的日子，黑龙江籍服刑人员马某某，因贩毒被判无期徒刑，入监后，他暗示其姐认识了监区长展某某，其姐随后多次与展某某在酒店见面，于是，马某某一路绿灯，先后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然后以服刑一年，减刑一年的速度减刑，几年来，展某某曾几次调整岗位，但他也随之把马某某调到身边。其他服刑人员说，马某某的姐姐不仅对展某某以身相许，送钱也有50万元以上。
服刑人员董某，因抢劫罪入狱，为了找个好岗位，让其二姐给监区长展某某送去2万块钱，希望在监区干个值岗的活，展某某收钱后，让手下于法显尽快给堇某某安排岗位，但于法显却顶着不办，原因是董某某没给他送钱。没办法，董某某又让二姐给警察于法显上门送钱。对服刑人员的岗位，价格基本上是透明的，一个岗位2万元，这样的岗位不仅不用劳动，挣的奖励还多，基本上是服刑一年减刑一年，因此，好的岗位供不应求，有时候给警察送上钱后，要等几个月才能上岗。服刑人员殷某，入狱前在城里卖水果，入狱后，让家人给监狱警察送上一大笔钱，没多久，此人摇身一变，成了监狱医院里的犯人医生。堂而皇之的给服刑人员“治”病，但知道其底细的服刑人员，都不敢找他看病。
入狱官员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依仗有钱、有关系，在监狱过的曰子犹如神仙。山东省两个最大的矿务局淄博矿务局局长马厚亮、新汶矿务局局长郎庆田，入监后不仅不参加劳动，还有专人服务，每天就是练练书法，看看报纸。警察见面后都是先握手，然后“马总”“郎总”的叫着，日子过得不比在外面差。据说，郎庆田被捕时，银行卡里有七个亿的存款。
五、“重要”罪犯
做为国内“重要”罪犯之一，我一入监即受到监狱方面的特殊“关照”。为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警察在服刑人员中安排了几个人专门盯着我，我的所有行动都记录在案。每月，监狱还向山东省监狱管理局上报“关于我省重要罪犯齐崇怀的情况报告”。“报告”详细记录着我的所有信息，如：该“罪犯”喜欢看新闻联播，本月内打亲情电话一次，本月内律师接见等。这个“报告”应该是绝密的，但警察在U盘里忘记删除，一服刑人员在使用这个U盘时，发现了这个“报告”，并给我打印一份，使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为隔离我与外界的接触，我的律师刘晓原、张磊几次到监狱会见我，都被监狱以种种理由拒绝，为此，二位律师曾到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反映问题，但亦不了了之。
几年来，我所有的信件均被监狱截留，2015年春节，在亲情电话里，妻子问：“儿子给你写了一封信，你收到了吗？”这封信我在监狱等了三年，直到我出狱，也没见到。2004年6月，我的妻子焦霞到监狱探监，警察张传彬竟要求她张嘴进行安全检查，闻听此言，我拍案而起，指着这个警察的鼻子大吵。2017年11月29日，我的弟弟齐崇涛冒着严寒去监狱探监，被监狱拒绝，2018年1月17日再次探监，再次被拒绝。
为防止我写东西，几年来，警察共收缴我的钢笔32支，2014年9月26日，警察于法显收缴我帕克钢笔一支，并扣罚我0．5分（相当于加刑二天），2018年我出狱时，找他去要这支帕克笔，笔却没有了踪影。2017年11月28日，我把一封“致习近平主席的公开信”交给警察高新刚，这封信至今下落不明。2018年2月13日我出狱时，为防止我把监狱文件带出来，警察对我进行了极其严格的检查，不仅脱的一丝不挂，就连肛门处也有人查看。
令我欣慰的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被捕后的第一个记者节（2007年11月8日），囸际人权组织就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齐崇怀，同年，国际有关组织授予我“新闻进歩奖”2008年2月5日，世界编辑论坛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呼吁释放齐崇怀，2008年7月7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香港，香港市民爱国委员会致信习近平，呼吁释放齐崇怀，2009年12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照会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齐崇怀。
美国国务院在2008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国部分》里，专门提出了我的案件情况。2012年12月30日，我被美国一非政府组织授予赫尔曼．哈米特奖。2014年4月28日，星期一，在美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为推动国务院发起的“让媒体获得自由活动”，发言人莎琪首先提起前中国《法制早报》记者齐崇怀，并且以他为例，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新闻自由。
在我2008年第一次判刑及2011年第二次加刑时，中国人权律师滕彪、黎雄兵、李春富等人对我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免费为我提供法律援助，有的还为此受到官方约谈，甚至吊销律师执照。2011年，第二次加刑时，刘晓原、王全璋、张磊律师更是付出了很多心血，第一次到看守所会见时，王全璋律师还给我留下来500元生活费，之后，又给我家属留下2000元现金。
据后来去监狱会见我的律师讲，对于我的案件，全国己有20多位知名律师组团为我辩护。在狱中我还获知，2011年底或2012年初，滕彪老师专门邀请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搞了一个“齐崇怀案件研讨会”。
监狱里有良知的警察也冒险对我进行帮助。2009年我只所以能够把稿件传至境外，全靠一个警察朋友提供的笔记本电脑。2011年我第二次加刑时，监狱一个警察朋友偷偷鼓励我：“老齐，顶住。”
面对监狱对我的残酷迫害，一起服刑的服刑人员也暗中帮助我，我难以忘怀，60多岁的服刑人员吕锡珍，在厕所门口，匆匆把一块用塑料袋裹了几层、橡皮大小的猪肉塞到我手里的情景，我难以忘怀，在我被打后昏迷的四天四夜里，70多岁的孟凡金老人，守护了我四天四夜，看到我醒来的那一刻，老人老泪纵横。我难以忘记，一个叫丁培禄的服刑人员，因为给我一个鸡蛋，被警察扣罚600块钱，还在酷暑的太阳下罚站。直至中暑晕倒在地。
2018年2月13日，我走出监狱的大门。这一刻，我等了十年八个月。
被捕时，我的女儿九岁，儿子才七岁。十年过去了，他们在大家的帮助下，都己长大成人，可也受尽磨难，为了生活，我的女儿齐高宇14岁就开始给人打工，儿子齐高新10岁也出去给人派发广告挣钱。为了解脱妻子的困境，2012年，在监狱里我主动提出离婚，我出狱后，知道他们娘仨寄人篱下，依然房无一间，仅靠我女儿齐高宇一个打工挣钱养家。
出狱后，我借住在我弟弟的一个小院里生活，为了生存，三月初，我找了一个跟大货车押车的工作，每天一百块钱，24小时连轴转，正常情况下，五、六天回一次家，吃住全在车上，没法洗脸、洗手、刷牙，又辛苦又危险。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官方也不让我干，4月21日，他们找到车主，告诉他我是个“危险人物”，迫于压力，车主解雇了我。
令我高兴的是，这一次，朋友们依然对我伸出援手，己有七位爱心人士给我经济支持，最多的送给我2000块钱，一个叫“一杯清茶”的网友通过手机红包的方式，送给我十八块钱。事后通过交流，我才知道，他（她）也是一个失业人员。
济南一位姓刘的大姐知道我的困境，收拾了家里的许多旧衣服交给我，让我以解燃眉之急。6月17日一天，我先后接到近四百个网友的问候，那种真挚的情感，让我热泪盈眶。
十年来，帮助、关注、关心过我的朋友还有很多很多，请您们在方便的时候与我联系。我的手机号码是：13361078736。那怕只给您说一声“谢谢”，也算是我的心意。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与大家一起努力，为推进人权事业而积极奋斗！
以上文字，是我对十年来帮助过我的朋友们的公开致谢！
2018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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