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5日星期日

何家维围观被遣返引发严重疾病

【民生观察2018年7月15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南维权人士何家维(本名何峻辉),讲述周三(7月11日)围观中国著名异见人士、人权活动家秦永敏庭审,遭武汉当局抓捕后驱逐武汉的经历,因劳累过度加之被驱逐过程中的动荡,身患脑溢血偏瘫后遗症及糖尿病的他目前健康状况堪忧。

中国著名异见人士、人权活动家秦永敏从2015年1月9日被武汉当局抓捕后,历时长达3年半后,秦永敏案终于在2018年7月11日在武汉中级法院三号审判庭公开宣判。秦永敏被以颠覆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秦永敏案拖延时间之长,令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同时也引发全国各地良心人士前来围观声援,何家维就是其中一位。

但是,这些前来参与秦永敏庭审的围观者不但没有允许进入法庭旁听,他们刚来到武汉中院门前,便被潜伏在法院附近的武汉警察抓获并带走。据悉被带走的公民有何家维、王芳、朱小平、陈家鸿、李燕军、罗汉生、胡建鸣、陈国金、武志刚等人。

湖南株洲维权人士何家维,2015年9月突发脑溢血,虽耗资几十万被救回一条命,但却留下了严重的偏瘫后遗症,身体至今没有痊愈。但身残志坚的何家维从来没有因身体的不便阻止他走上街头,近年来异见人士庭审围观声援队伍中,总是能看到他拖着病躯一瘸一拐的身影。

在当下中共对异见人士打压最严酷的时代,在诸多的抗争者动辄便被当局关进大牢重判的恶劣环境下,仍有一批不屈不饶不畏惧中共监狱的勇者,敢于与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坚持抗争,或许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在抗争路上的艰辛磨难,我们不能忘记埋没他们,因为他们才是这个时代最可敬可爱的人。

为此,本网人员观察员对湖南维权人士何家维先生做了一次深度采访。

本网人员观察员(以下简称观察员):家维你好,近年来经常看到你经常参与街头公民街头围观活动,并多次因此遭到抓捕。本周三秦永敏先生庭审听说你也参与了声援围观,可以讲一讲你参与秦先生庭审的经过吗?我们此次访谈不设限制,你可以随意的讲,甚至时间顺序记不清楚也没关系。

何家维:可以。7月11日凌晨0.56我登上了去武昌的火车,由于本人失策,没有买到座位票,而且这趟车人还挺多,根本没地方坐,只能靠着车厢壁坐地板上,熬了一个通宵,大约早晨六点平安到达武昌站,晕晕呼呼转了N趟公交赶到了位于江汉区的武汉中院,已困得不行,一看时间,还不到八点,还早,于是,我记得中院边上的一个叫“亚朵酒店”,可以休息,于是我走进大厅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边休息边等开庭吧。

观察员:秦永敏先生第一次开庭你来了吗?

何家维:秦永敏第一次开庭时,我印象中大概是2018年5月11,还是12日,日子忘了,我也来了的。记得那次是和长沙的玫红菇凉一起来的,也是这趟火车,一路上多亏了她的照顾,轻松多了。那次,我俩一起坐公交到武汉中院边上的常青路公交站下,一下车,就见到了坐在车站凳子上的陈思明,我们三人聚在了一起,我急忙向他了解现场情况,他说他已在中院四周转了好几圈了,戒备森严,交警封路,公安设卡,还有无数身穿便衣的警察和国保在附近埋伏,伺机而动,他不敢轻举妄动。我说我想去法院门口看看,找机会拍个照片,他说你去吧,不过拍照小心点,我心里清楚这是有关部门维稳的老套路了。三板斧,第一封路排查挂外地牌照车辆,第二警察设卡截人,第三派出大量秘密警察在附近蹲守。主要防范对象就是像我们这种前来围观、甚至想进入法庭旁听的,严厉禁止任何人对现场拍照,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我们进入法庭参与旁听。只要在中院附近发现可疑人员,尤其是拍照者,必有一群人围上去把人控制住,先抢夺手机,再查看身份证,然后押上一辆执法车,押解到派出所或某个地方,进行闻讯,做笔录等,扣押至庭审结束,一般是通知户籍地国保来接回或遣送回原籍。

观察员:看来你对当局的套路还是挺熟悉的。

何家维:嗯,我参与过那么多次声援围观,无一例外,有时我心中甚至还满希望被抓的,不但能吃顿不错的免费饭,还能免费送回家,而且不是卧铺就是高铁,甚至飞机,一路上高档香烟、高级伙食,茶水饮料管够,统统免费,不但好言好语,大部分要求基本满足,虽是小恩小惠,但的确省不少钱。但抓之前最好是能在“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的牌子前面照张像片就好。抱着这个目的我一步一拐的向法院门口挪去,玫红跟在我后面,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依稀感觉看到个熟人,果然,真是熟人,那是广西律师陈家鸿,于是我俩穿过马路,走到他面前打招呼,双方都很欢喜,寒暄起来,三人边聊边来到旁边的“亚朵酒店”,步入大厅坐下,我打电话把陈思明也叫了过来相见,四人还走到酒店外,以法院侧墙为背景拍了个合影,再看时间,快八点了,走,去法院申请旁听证!四人齐步向武汉中院走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在能看得到法院大门口的地方,我们都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手机,正摆框取景,只听得几声大吼:“不许拍照!”冲上来三四个穿制服的暴徒,抢夺陈律师和我的手机,陈律师拒绝并高声质问:“凭什么不许拍照?”,我肢体不便,无法躲闪,老老实实的把一台手机交给了暴徒,陈思明很机警,把手机往裤口袋里一插,快步斜穿过马路,装成没事人一样,朝对面走去,几个制服暴徒也许是太专注合力制服陈律师,没空搭理他,陈思明早已走得没影了。

观察员:后来呢?

何家维:后来暴徒们终于控制住了我、玫红和陈律师,才喊到:“他们一起四个人啊,还有一个呢?瘦高个,快去找。。”,不到十分钟,只见三个人押着陈思明朝我们走了过来,他满脸无可奈何的苦笑,我责问他到:“都跑了,怎么不躲起来?”,他笑道:“到处是东厂的人,往哪躲?”,很快,我们四个再加上后来被抓的两位女士一起押上面包车,把我们送到了一个类似篮球馆?网球馆之类的建筑里,挂着横幅“领导亲自接访日”,四周都是“合法诉求,理性上访”“严厉禁止非法上访”“主管领导亲自接待访民”之类的宣传牌,我们六个人,陆陆续续又有几个被送来,最终大约是十人,都安排在大厅右侧坐着,在场的领导还派了近二十个身穿“特勤”制服的年轻人在外围了一圈把我们十个人围在中间,那场景很搞笑。在陈家鸿律师不停的怒喝和怒骂下,才让特勤不必摆成人圈,跟我们贴近坐着就是。

观察员:你们这样被看管了多久?给你们饭吃了吗?

何家维:快中午时,广西国保来接走了陈律师,陆陆续续又有几位被接走,听看守我们的那个武汉国保对我说,我的户籍地国保没时间来接,要求遣送,日,我他妈档次就介摸低?我坚定的认为我的档次介摸底是长得太难看了,操,国保,狗眼看人低!无奈,吃了两顿免费盒饭后,武汉国保给我买了张硬座,把我送上了火车,一国保带俩特勤齐刷刷的站在月台上从车窗里盯着我,直到车门关闭,火车启动,仨人才转身飞速撒丫子离开。

说到火车关门车轮启动时,护送他的三人撒丫子飞速离开的情节,何家维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观察员:那次你又单程付费回去了?

何家维:这就是中国的维稳费超过军费的原因。其实,中共当局心里知道自己是在做恶。

接着,何家维又细数最高法2016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法庭规则》第九条规定:公开的庭审活动,公民可以旁听。

旁听席位不能满足需要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的先后顺序或者通过抽签、摇号等方式发放旁听证,但应当优先安排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旁听。

下列人员不得旁听:
(一)证人、鉴定人以及准备出庭提出意见的有专门知识的人;
(二)未获得人民法院批准的未成年人;
(三)拒绝接受安全检查的人;
(四)醉酒的人、精神病人或其他精神状态异常的人;
(五)其他有可能危害法庭安全或妨害法庭秩序的人。
依法有可能封存犯罪记录的公开庭审活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组织人员旁听。
依法不公开的庭审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人不得旁听。

观察员:你认为你属不属于符合旁听资格的公民?你对法院所公示的“不公开庭审”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何家维:即使按照他们的法律法规,我也是属于符合旁听资格的。有些案子根本就没必要“不公开”,就算是不公开庭审,公民也可以在庭外围观吧。在这种事上,中共当局那种的“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猥琐心态表现的淋漓尽致。既然法律明确规定允许公民旁听,又无法律明文禁止公民庭外围观,而当局又不敢把自己的丑恶嘴脸和所做的邪恶无耻之事展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能采取强制手段阻止公民旁听和围观,尤其对像我们这种异议、维权、民运、反共人士那就是不惜一切手段严厉禁止。

观察员:你明明知道前去围观能够参与旁听的机会渺茫,以及会有被抓捕的危险,为什么还要继续为此奔波冒险呢?

何家维:对当局这些作为,我早就习以为常,我参与过多次声援围观活动,去之前我心里早就明白,我们到了现场当局绝不可能让我入庭参与旁听,也不可能对既定的庭审结果有丝毫改变。很多朋友,甚至当地国保都如此好言相劝,身体那么差,那么远的路,还要不少花费,何必呢,去了有什么用?对朋友们的奉劝,我会笑而不答,而对国保我每次都会高声怒喝:“我去的目的是告诉中共当局,它一手遮天、颠倒黑白、信口雌黄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从现在开始,它做过的任何事、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会有人关注,被人记录在案,向全世界公布。只有这样,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让越来越多的人们醒悟过来参与进来,中共当局才会投鼠忌器,胆颤心惊,不敢再轻易干那些欺压百姓、残害人民的伤天害理的恶事,只有这样,手无寸铁的我们才有可能在武装到牙齿的残暴的独裁者面前保留一点尊严坚韧的活下去。参与抗争的人多了,才有机会把中共打入十八层地狱、把共产主义扫进历史垃圾堆,彻底结束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中华大地才有机会迎来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社会”。

观察员:我被你感动了……

这时何家维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好意思的咳咳两声说:不好意思,扯远了……继续说这次去武汉围观秦永敏先生开庭的事。我来到武汉江汉区常青路,武汉中院边上的“亚朵酒店”大厅,我躺靠在一个窝椅上,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熟着时间,我强迫自己打起精神,不能睡,我知道这一睡下去就会不知何时醒了。硬挺着不睡,太难受了,看看时间,不到八点,正努力跟瞌睡虫做殊死搏斗时,大厅里突然涌进好多制服公安,拿眼一扫,十多个,叽叽喳喳都坐在了我身边的沙发,椅子上,几乎是围着我,我顿时心里开始发毛?发现我了?也不至于这么多人来抓一个档次介摸底的人啊?幸亏湖北话挺好懂,正好我又差不多整个的窝在沙发里,他们谈话很随意,听了个大概,他们是今天执勤的制服公安。这时正好我接到了同道陈国生的电话,他说他就在中院不远处的一个加油站,要我过去,我立马起身满脸疲倦,口里低声嘀咕了两句半身不熟的武汉话:“这些个婊子养滴,~﹌%$#&我¥……”,在众目睽睽之中走出酒店大门,走到了常青路十字路口,我找了个路人问附近哪有加油站?路人回复说:“沿路直走,走到底就是,那可好远啦,你走的了不?”我微笑致谢,朝加油站方向走去,这正好要经过武汉中院正门口,顺便看看,为了躲秘密警察,我还刻意横穿马路,走对面,一路走过,我觉得不论什么人,卖早点的,路人,扫大街的,在我眼里都像秘密警察,管他的既来之则安之,先拍张照再说,来抓吧,很快就来到了武汉中院门口,上面镶了个巨大的一个国徽,门口稀稀拉拉的没几个人,我先占稳了脚,稍微转了转身,正对大门,先把眼睛当镜头对了对框,以顺雷不及掩耳之势掏出手机,打开相机,然后转过身,点开自拍,正准备拍,“滴滴滴”我日,陈国生同学又来电了,我按键接通,只听他问我在哪了?我回到在中院门口,只听身边响一声爆吼:“干什么的?不准拍照。”,震的我差点脑冲血,还没反应过来,手机已被人抢走了,我大声怒骂:“不拍就不拍麻,我在接电话,抢我手机干嘛?”骂完又大喊:“有人抢我手机啊,抢劫啊。。。抓坏人啊。”身边传来一个地道的武汉口音:“瞎喊莫子罗,还抢劫。莫费劲了,手机在我这,冒人要你的,咦,,好眼熟啊,你上次来过吧,我们见过,你湖南的吧,姓何吧。把身份证拿出来跟我走吧。”我怒不可遏:“身份证掉了,老子姓史。。”狡辩,反驳,反抗皆无用,我被三个便衣暴徒带回到了十字路口,这时,走来一个穿便服、挺漂亮、挺时尚、有点面熟的女子走到我跟前,望着我,道:“介摸大的热天,你怎么又来了哦,有神马用哦。”这才想起,这是个女国保,上次抓我们就有她。她笑眯眯的对我说到:“老何先生,还记得我不?”泥马,咋不记得,上次就是你看管我和玫红的,把我盯得死死的,一惊一乍的,只晓得欺负残疾人。我冷冷的回到:“记得!我脚痛,走不动了,”说完不再搭理,不走了。她“咿呀呀,身体不好,就莫到处跑撒,等车开过来了,来几个兄弟帮帮老何。”话音未落,一辆黑色大众“呼”的停在了马路边,一下子冲上来三四个五大三粗的暴徒,逮鸡式的把我塞了进去,我骂骂咧咧的挪挪屁股,坐稳了,那女国保打开左车门也钻了进来,坐在我身边,“嘣”右车门一开,抢手机那暴徒钻了进来,坐在我右边,两人一左一右夹着我,车开了,没几分钟停了下来,打开车门一看,“江汉区领导亲自接见访民,”窝靠,上次也是在这。条幅都没变。连安排我们的武汉国保都是同一个人,一排特勤还在。女国保和暴徒把我送到地方,向我打了个招呼走了。特勤过来扶着我往里走,哟,又见面了,陈律师,陈家鸿律师正被两个特勤一左一右夹在中间坐着,向我笑着点点头,接下来的事依旧如故,那武汉国保递给我一瓶水,问我的名字,手机号码,解锁密码。我实在太困了,拿了一只塑料方凳,沿墙一放,我靠着墙坐下,开始打盹,一会,娄底的胡剑鸣被带了进来,向我笑着点头,我大喊一声:“胡哥。你也来了啊。”两人把凳子挨在一起坐着,我说我通宵没睡,得眯会,于是继续睡,后来又陆陆续续送来了几个,不认识的,不久陈律被接走了,胡哥也被接走了,之后,陈国生和娄底的陈国金被送了进来。

本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捕,却被何家维幽默的、绘声绘色描述的妙趣横生,观察员也听得时而忍俊不禁,不忍插话。

何家维:睡着睡着,饿醒了,迷迷糊糊,几点了?一掏手机不见了,这才想起,自己还在国保的控制下呢,据肚子的反应,估计应该是午饭时间,约莫中午十二多。只听得那边呼啦一阵骚动,那武汉国保走了过来,好多人在后面跟着,来到我身边,我大叫一声:“我饿了,要吃饭。”武汉国保哼了一声:“走了,送你们上火车回家了,回去吃。”

大伙“呼啦”一齐欢呼,一起跟着武汉国保走出大门,坐上一辆依维柯,开向火车站,听大家的同路的议论中,得知这是送我们去坐高铁回去。去长沙的有我,陈国生和娄底的陈国金三人。我们在三个国保三个特勤的联合押送下坐上了武汉到长沙的高铁,大约一个小时多小时就到了,的确又快又舒服,就是车票贵。下了火车,陈国金去买回娄底的高铁,陈国生说打算在长沙玩两天,两人都先走了。

我慢慢的挪出长沙南站,挪到公交站,坐上了来往长株潭城际铁路站的公交车,想早点回家休息,实在太累了,我有点难以承受。

来到香樟路城铁站,买了票,进站候车,等车到站,登上车,心里白踏实,城轨很快,长沙到株州半个小时就到了,下了车,坐上公交到我家附近的站下车,回到家,洗了个澡,往床上一躺,呼呼……!呼呼……!呼呼……!睡到第二天才从Twitter上得知,秦永敏先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加上之前三次的刑期,已累计判刑达三十六年。上帝保佑秦永敏先生。向秦永敏先生致敬!!

听何家维在被抓捕过程中的乐观幽默,到他拖着病体一路奔波的疲惫,编者不由心生敬意而又心情沉重。追溯何家维的抗争之路获悉:何家维,原名:何俊辉,身份证:430203196911300010,户籍所在地:湖南株洲市芦淞区纺织路18号1--802号。

1989年的夏天,20岁的何家维报考了中央美院壁画系被录取。当他收到准考证,并于当年5月赴北京中央美院本院参加专业复试时,或许是命运冥冥中安排,让他目睹并见证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八九学潮”民运运动。源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坚持到六月,五月底就离开了北京,但此次经历给了他巨大的震撼,对他的人生也价值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观察员:八九六四事件后来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一些相关六四的信息你是从哪里获悉的?

何家维:大专毕业后走入社会,在工作期间,我对党和政府的洗脑宣传教育越来越感到产生怀疑,于是便开始想方设法追根问底。尤其是九十年代末期,互联网的兴起,那时的中国政府可能还没有研制出防火墙,Google,YouTube等网站还能打开。不一样的声音、资料通过互联网传入我脑中,让我大为震惊,知道了中共的无耻、血腥、残暴、无底线的愚民、对国民无休止的敲骨吸髓,于是我决定走到线下,为中国早些实现“民主法治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观察员:你第一次走到线下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

何家维:我第一次参与线下活动,是2013年春,在推特上参与由“八九名人”王丹发起的“天下围城”为纪念八九六四25周年接力绝食24小时活动。并于推特,脸书和G+等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但当晚约八点就被株洲国保连同暂住地警察上门传唤,把我带到派出所,同时把我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全部带走。

观察员:这次株洲国保传唤你多长时间?传唤内容是什么?

何家维:被两个国保两名网警轮番询问了近六个小时,不停恐吓威胁我要我放弃绝食并要求我书面保证不再参与有关“六四”事件,我坚决拒绝,直到凌晨两点才将我释放。

观察员:自从那次被“喝茶”后来对你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何家维:从那时开始,有关部门便加强了对我的监控。出于工作和躲避有关部门的监控,我离开了户籍所在地株洲,搬到了与株洲相隔仅50多公里的长沙居住。原以为搬离户籍所在地就能躲开有关部门的骚扰,我真是太幼稚了。果然,没过多久,为声援长沙核工业230所工程师梁太平而举牌拍照并参与围观庭审,再次被长沙有关部门“请喝茶”。

观察员:后来你又搬家躲避了吗?

何家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躲?有个屁用?“天下之大,莫非王土。”与其如此,不如直面以对,公开反对。从此,我再不躲躲藏藏,畏畏缩缩,而是直接面对,公开表态。

观察员:这些年你都走上街头围观声援了哪些案件?

何家维:赴南宁探望受伤的维权律师谢阳,为湖南籍的良心犯募资送温暖;去邵阳祭拜李旺阳;去苏州祭拜林昭;连续三次去天津围观“屠夫吴淦”开庭;两次赴武汉围观“秦永敏”开庭;赴长沙围观“江天勇”和“谢阳”开庭;去北京参与“李文足徒步寻夫活动”,并每年六月都会举牌拍照纪念八九六四。

观察员:你频繁的参与了这多公民街头围观声援活动,当局对你都有哪些处罚?

何家维:迄今为止,我已被当局行政拘留了两次,一次是2018年3月左右,因赴天津围观屠夫吴淦开庭,被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拘留五天。第二次是2018年6月,因组织人员在当地一个有坦克模型的公园拍照纪念六四29周年,并发布网络,被株洲市荷塘区公安分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拘留十天。

观察员:这样频繁的被抓捕、被驱逐、坐牢你害怕吗?对家人有影响吗?

何家维:我一身正气从不做违法、违背良心的事,我怕什么?我想由于我的行动越来越频繁,影响也逐渐增加,应该是株洲当局对我感到害怕紧张吧?但他们(湖南国保)联合社区、辖区派出所,以及我妹妹妹夫单位等部门对我进行人盯人的守候,以达到阻止我自由行动,这种亲情绑架让我非常恼火。尤其无耻的是有关部门,竟以工作为要挟向我妹妹妹夫单位领导施加压力,要我妹妹妹夫对我实施日夜不断的看守。最无耻的是有关部门动用各方面力量,在网络上,社会关系上,生活上对我实施不良影响。

观察员:有个问题一直不方便开口问你,因为每次看到你到街头围观声援良心人士的影像,你走路都是一瘸一拐步履维艰,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身体上的残疾的?

何家维:2015年9月我突发脑溢血,被送入当地中心医院ICU抢救,我没有医保,完全自费,亲戚朋友借遍了,耗资近三十万元才救回我一条命,但却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这次劫难对我影响很大,至今我行动不便,无法工作,没有收入,经济极其困难。

观察员:你现在是以何为生呢?

何家维:原来我还能依靠微信公众号,简书,博客等社交媒体写文章求打赏,可以得到一些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可到今天所有账号都已被封号和关闭,所以就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

观察员:脑溢血后遗症还需要服药吗?连同每个月的生活费,你大约需要多少开支?

何家维:脑溢血后遗症药是不能断的。我必须每天定时定量服用一些降压、降糖的药物以及每日注射胰岛素,每月药费约一千五至两千左右,如果停药,后果会很严重。

观察员:你的病复发过吗?又是怎样度过危机的?

何家维:多次复发过,劳累、紧张营养跟不上都会复发,每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放下面子在微信群里和Twitter上向熟识的朋友们求助才能度过难关。在此,我要感谢本地圈内的朋友和海外的朋友以及援助机构的多次资助,我才能活到今天。在此叩谢大家了。

本网人权观察员采访完何家维,对他不屈不饶的抗争精神所感动,同时也为他的病体以及目前他艰难处境所焦虑不安。在编者将完稿之际又收到来自何家维的消息,或许是这次到武汉围观秦永敏开庭劳累过度,加之糖尿病不能饥饿过度,目前他感到浑身不适,他到社区医院要求住院治疗,却被赶了出来。何家维“因为我没钱交住院费,所以他们不愿意收我“。

希望本网这篇文章刊出后,社会各界能够关心关注何家维的健康状况。何家维电话:15874926464。

(编按:本文大部分采用何家维的原话,源于他所使用的一些当今网络语言风趣幽默,故本网没有修改。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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