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孙婷婷介绍，她是《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中的孙婷婷，与张云帆同为“广工大读书会事件”中被抓捕的当事人，于2017年12月8日被警方控制，2018年1月4日“取保候审”。她原本没有太大的勇气站出来发声，但是她看到了愤起举报性侵者的罗茜茜，看到了全国各地前仆后继反性骚扰的女同胞，看到了不畏强权争取言论自由的张云帆。作为同样被侵犯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当事人，她不可能置身事外，她不愿意继续沉默。她说：“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
接着，她继续介绍说，2017年的前十一个月，她的生活与工作都像往常一样，宁静而开怀，白天筹划着一场场为农民工举办的公益活动，晚上去跟广州大学城学校的后勤工友们一起开心地跳着广场舞。只是没有想到，12月8号晚上，一群警察闯进了她的住所，让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变成了一场噩梦。
她是南京中医药大学2016届的一名毕业生。她在大学期间接触过做公益的进步青年，参加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和公益活动。公益青年们那种激情昂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谦虚真诚、朴素实干的作风深深感染了她，在为底层的人们做公益服务中，她逐渐认识到，目前公益是帮助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有尊严地生活的最好方式。从此她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于是她毕业后先是在广州天河区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之后到到广州番禺大学城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在她来这家机构之前，机构已经与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个读书会保持合作关系。她来到大学城的这份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公益活动招募志愿者，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就与广工的那个读书会的学生志愿者保持着联络与合作，协助广工的后勤工友们开展文艺晚会和广场舞活动。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她却因此身陷囹圄。
2017年11月15日晚上，广工的同学在教室里照常举办读书会，保安突然闯进教室驱散了读书会，据说因涉及敏感话题被举报至保卫处，随后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四名本校学生和已经刚毕业的两名青年带到派出所。第二天，广工的四名学生被放了出来，而另外两人（张云帆与叶建科）随后被刑事拘留，关进了番禺看守所。很快她就从她们机构主任那边得知警方已经将这个读书会定为了“反党反社会”的组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该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和警方约谈警告，其中一名同学还因此失去了助学金，很快这个读书会就土崩瓦解了，他们再也不和阿姨们一起跳舞了。她当时感到特别可惜，因为他们是自己见过的最富有爱心和行动力的志愿者，不像很多学校的那些志愿者那样，做活动只是为了拿志愿时长而无半点底层立场。但是她没有想过这件事会波及自己，因为她不过是跟他们一起合办后勤工友活动，仅此而已。事情发生后，她依然照旧工作着，没有了志愿者的帮忙，后勤工友的广场舞活动维持得很是吃力。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在她身上。
2017年12月8日晚10点左右，房东突然敲门说有事找她，她开门后，一个正常穿着的男子（有可能是便衣警察）带着四名穿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让她出示身份证接受配合。她觉得自己一个女孩子单独租住的房间突然闯进几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让她瞬间懵了，茫然不知所措，短暂惊恐之后就是强烈的愤怒，她一再要求他们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他们不为所动，开始对她的房间翻箱倒柜，翻出了所有的书籍与笔记本、日记本等摆成一堆，然后让她站旁边拍了照片。随后将她以及她的手机、电脑等物品带到小谷围派出所，警察开始询问她关于广工读书会成员的事，她回答说不了解。这时候派出所所长过来，态度非常强硬，威胁道：“你不说是吧？你死吧！（该警察多次说这三个字）那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听了这话，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叫做“随便安排个罪名”？难道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随便给无辜的公民“安排个罪名”吗？法律在他们手里可以如此随便吗？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他们眼里是可以随便践踏吗？且不说自己完全不知道广工读书会人员的情况，就说自己当时不过是一个被询问情况的人，有权利保持沉默。难道因为不知道或者保持沉默，就可以“随便”安排一个罪名来逼供吗？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警察又将她带到她的住所，然后给她一张搜查证让她签字。她签字后警察就开始搬走那些书籍和本子，包括她完全私密的日记本，以及带走kindle等物品。她当时非常气愤和不解，搜查证就是抄家证吗？有了搜查证就可以带走任何私人物品包括最私密的个人日记本，然后让警察回去慢慢仔细研究？警察不用考虑公民的隐私，不用考虑将个人物品带走之后给当事人带来的种种不便？要知道，此时此刻她还不是犯罪嫌疑人，更不是罪犯，不过是被传讯而已啊！
回到派出所后，警察又拿来一张搜查证，上面写的日期时间是2017年12月9日12:00，警察让她在上面签字。这完全是赤裸裸地欺骗嘛！明明是下午17点多去搜查的，怎么变成12点了？怎么又多出一张搜查证了？难道在中午12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又去过一次了？她质问警察时，对方未做任何回答，她便拒绝签字。随后他们又出示一张日期是昨天晚上12月8日的传唤证要她签字，她便质疑警方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出示，警察们说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带走再补手续。这简直让人很无语啊！自己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她不过是一个不到一米六的刚从学校毕业的瘦弱女生是能逃还是要怎样啊？当时也拒绝签字了。更可笑的还在后头。
晚上小谷围派出所的警察跟她说，要给她同时提交一个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申请，等待上级决定到底执行何种拘留。结果由于什么系统问题，只能提交一个拘留，然后就“干脆”给她办了一个刑事拘留。在这整个过程中，警方始终都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她犯了什么罪，就以如此随便的方式给她执行了刑事拘留。在这一刻，她又一次感觉到了番禺警方对待法律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是如此的随意。她就这样被他们“干脆”弄进了看守所，而这才是她真正噩梦的开端。
孙婷婷所在的看守所的牢间里有25个犯人，有贩毒的、偷盗的，什么犯罪的人都有，她一个为外来工人做公益服务的女孩子跟他们关在一起——让她感到无尽的讽刺与悲哀。但是房间里只有15个水泥铺位，结果她只能睡在冰冷的地板上。进看守所的第一天晚上，她在晃眼的白炽灯光照射下，彻夜未眠。她身体向来虚寒很严重，一受凉她的肠胃和肾脏就会十分难受，接下来的每天晚上都不知道要醒几次。她们牢间里的上厕所时间都是固定的，她总是被排在最后，轮到她时上厕所时间已经结束了。如果紧急地、在非规定时间上厕所就要被罚站岗不准睡觉。因此她在牢间里是一个半小时睡觉一个半小时站岗的交替，她每天晚上睡不足四个小时。由于睡眠严重不足以及经常不能上厕所的原因，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开始出现肾脏严重不适、两次严重尿血与严重的便秘，在后期便秘导致的疼痛已经到了让她无法坐立、无法行走的地步。如果不是1月4日“保释”出来，孙婷婷想自己可能会疼死在里面。她要求看守所对自己单独看管或者去看病时，竟遭到无情的拒绝和嘲讽；在她的强烈要求之下，医生给她的药品居然是一个空瓶！
除此之外，在看守所里面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牢间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换衣服和上厕所都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真的很难想象自己换衣服都要被监控。孙婷婷想：“我为什么要经受这样的耻辱啊！”在里面关了26天，于2018年1月4日“保释”出来了。尽管如此，她仍然是“待罪之身”。在整个过程中孙婷婷始终感到莫名其妙，到现在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什么、犯了什么罪。警察要求她写悔过书，而且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写，而她拒绝歪曲事实，警察就威胁说，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写，就把她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六个月，可是孙婷婷认为自己又怎能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呢？
附【孙婷婷的困惑】
1.我不是现行犯，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重大嫌疑分子，为什么能够把我刑事拘留？
2.警察是不是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先拘留起来，再来找证据来证明他有罪，找不到证据就把人放了但警察不受任何处分？
3.警察是不是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住所进行任意搜查并带走任何私人物品，不限期归还？
4.被问讯的人如果回答得不如警察之意，警察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安个罪名先关进去再说”？
5.对于是执行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是不是可以由警察“干脆”来决定？
6.是不是因为在警察面前强调了自己的权利，就应该被认为“不配合”而得到看守所里显而易见的欺凌？
7.在看守所里生病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医治的？
8.四个小时，是不是就是法律上规定的“保证犯罪嫌疑人充足的睡眠时间”？
9.是不是必须写上符合警察之意的口供，才能够取保候审？
10.警察将一个无辜的人在看守所里关了二十几天，警察扣留我的书籍、电脑、手机、kindle等物品，是罪证还是赃物？什么时候能够还给我呢？我已经没有钱去买那些东西了。
最后，我希望警察知道，他们将我无缘无故关了二十几天，已经让我丢了工作，身体崩溃，家中因为律师费借了几万块，我一辈子打上了罪犯的烙印。今后，我或许很难找到工作。这次无辜受难，使我原本贫困的家庭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这是为什么？这些困惑一直困扰着我，让我如履薄冰，毫无安全感，我不知道未来我以及我周围的人是否还会再次遭受如此虐待。我希望看到我上述经历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能够解答我的困惑，烦请告诉我，也希望大家能帮帮其他几名因此事受难的朋友们！无论将来是给我判刑还是宣布我无罪，至少能够让我明明白白的，来个痛快！
孙婷婷
2018年1月16日
附【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
尊敬的某老师：
感谢您此前对北大毕业生左翼青年张云帆一事的支持！正是您的仗义执言帮助张云帆于12月29日得以取保候审，获得暂时的自由。
除张云帆外，另外3名被刑拘的左翼青年学子也得以相继取保候审。本以为此事已暂时平息，舆论呼吁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然而，番禺警方又将4名左翼青年列入网上追逃系统，誓要将读书会的参与者都打入牢狱。这4名青年包括张云帆的女友、北京大学2016届毕业生顾佳悦，以及另外3名青年学子。
对此，张云帆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沉默，他勇敢地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作为对此前支持他的师友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感激和交待，也作为对真相的披露，以唤起社会的正义和良知，挽救其他有志青年的命运！
附件及下文是张云帆公开发布在他本人微博上的自白书，在此向您转发，并致以真挚的感谢！希望您能持续关注张云帆和其他几名左翼有志青年的命运，这也是一切有理想的青年人未来命运的风向标！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此致
敬礼
2018年1月15日
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
感谢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张千帆、李零、陈波、柴晓明、宋磊等多位师长和张耀祖、李民骐、汤敏等海内外北大校友；感谢黄纪苏、旷新年、祝东力、秦晖、于建嵘、徐友渔和宋阳标、陈洪涛、范景刚等400余位社会各界的老师、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仗义执言，使我得以重见天日。
请原谅我不能一一拜访，向你们表达我的谢意！
我是2017年12月29日被取保候审的。但结束了30天的刑事拘留和14天的监视居住之后，我发现，对自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无法把这一页掀过去，只能直面这种考验。
有人说我是北大学生，是学霸，是个不那么利己的精英。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毛左”，这个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标签，才是我最珍视的身份。
我能看到，剥削和压迫从未在世界上消失。
家里有很多国企工人，令我自幼懂得国企改制中老工人的毕生心血如何被蚕食，亲眼见证他们被抛向社会，风雨飘摇；而更广大的弱势群体，无非黑煤窑脚手架血汗工厂，其生命轨迹，无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也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谱成一首/耻辱的诗”
崛起背后，阴影长长，一寸光环，一寸血色。
诗人坠下高楼，信念冉冉升起。
这就是我立志忠于劳动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因。
网上某些传言是真实的，北大读书期间，我确实曾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会员。我和大学里的同路人不仅在读书会上研读那些理论著作，弱势群体所在之处也会有我们的身影。经过数不清的唱歌跳舞讲新闻放电影英语班，渐渐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校工大哥大姐和我打招呼——在打饭的时候，总会多那么一勺。
毕业后我来到广州，除了参加工作，自力更生之外，生活没有什么不同。说得高尚一些，我在广东工业大学中继续一点一点践行着理想，其实无非是继续参加读书会和志愿活动。
在被拘捕的那次读书会上，我们讨论了几十年来的历史进程和社会问题——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劳动者地位权利等等。我们讨论作为青年人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承认，我们还谈到了29年前有大学生参与其中的那场风波。
一定有人会好奇，我的言论是否真的过激？
当然不如报纸电视教科书那么标准化，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承认社会有问题就足够“过激”了，讨论“如何解决”无疑更“过激”。
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社会问题，都会有人对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难道也是一种罪过？
这是权利！
宪法赫然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论有“过激”，那“自由”毫无意义！
不过，如果拘捕我的原因是“讨论社会问题”，那至少让我感觉尚且受到了严肃对待。11月15日带走我的时候，警方看我从事教育行业便给我安了一个“非法经营罪”。或许因为过于滑稽，正式刑拘时换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我一个24岁的青年竟然威力如此巨大，能够导致一所上千亩的大学“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
这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被要求承认有密谋活动——真的有什么密谋组织吗？
读书会需要什么密谋组织呢？广场舞需要什么密谋组织呢？读书会上种种必要的简单分工，难道就是什么“密谋组织”吗？
我还被要求承认自己有“极端思想”，保证以后再也不参加读书会，被要求“供出”更多有相同思想的人。
看守所冰冷的地板，八小时连续不断的审讯，监视居住的绝对孤独，太多太多精神折磨，难以言说。当被告知更多的人会因我被抓捕，父母会被连累的时候，我承认，我没能顶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只想快点了结，哪怕自己进监狱，只要能让其他青年和家人得到安宁。所以，我妥协了。
没有料到随后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绝对孤独岁月让我话都说不清楚，思维也十分迟缓。
经过十几天恢复，我终于回过神来——更没有料到：我的妥协竟如此苍白无用！
虽然这次因读书会受到牵连的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几位青年也与我一同取保候审，但左翼青年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和我的女友顾佳悦却被网上追逃！我们的罪名并没被取消，依然是待罪之身——尤其是徐忠良四人，他们现在就是被网上追逃的“逃犯”！
我不敢想象，他们四人现在处于什么境地。一闭上眼，就仿佛看到了当年在国统区，那呼啸的警车、刺耳的警笛和手持通缉令的密探追捕那些东躲西藏、找不到一处存身之地的进步青年们！
而我，也可以沉默不语——按警方指示，“谨言慎行”，回归“正常”的生活，放上一张平静的书桌，躲进小楼成一统，从此去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却要一辈子背负不属于自己的罪名，一辈子远离读书会和我热爱的劳动人民。
更何况，我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左翼青年被四处追逃拘捕！
并非出身名校的他们不会像我这么幸运，能在大家的呼吁下走出来——他们连广州都出不去，更没有当年的延安可以投奔，只能去经历何其漫长的监禁岁月!
我走出了监狱，可是套上了良心的枷锁；逃脱了法庭，但永远遭受道义的审判。
甚至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但自此之后，任何理想青年都可以被抓捕，任何读书会都可以被定罪，任何志愿活动都可以被控制，理想精神不可触碰，言论自由极端廉价，马克思毛泽东都是笑话！
要多么无情无义，才会在此刻低头？！
我听到许多“适可而止”“中庸之道”“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当然能理解这是对我善意的关怀。但我怎能躲开我的同志，去做那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更不必说，“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无所谓适可而止；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从不是“中庸之道”；我“退一步”让自己“海阔天空”，但我的同志却要跌下万丈深渊！
——同时跌下万丈深渊的，还有所有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全部尊严。
与其忍辱偷生，不如迎头面对！我只能说出真相，再不妥协；即便再次经历牢狱之灾，也远胜眼前这苟且的煎熬。
一切善良的人们啊，恳请你看到——你为之奔走的人在这里，他不会辜负你的呐喊。
他将昂首挺胸，面对暴风降至。
他已做好准备！
张云帆
2018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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