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一五年六月中旬，民生观察《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志愿者到甘肃天水市精神病医院（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探访被关在这里的访民时，有知情者告之这家医院还关着一位原六·四学生，叫赵文娣的，关押时间“都十一年了”。 六·四学生、十一年，一切都让人恍若隔世，这又是怎样的一位受难者呢？6月17日 ，志愿者开始了对赵文娣的探访之行，现将有关情况公诸于世。
天水市精神病医院坐落于天水市秦州区坚表路17号，院方资料显示，这所医院创建于1953年，主要开展各类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各类心理障碍的检测治疗及咨询、精神病司法鉴定、医学戒毒等业务，是非盈利单位。当天，几经周折，志愿者以赵文娣亲属的身份走进了天水市精神病医院，在该院住院部三楼，首先见到了赵文娣的主治大夫——王大夫。对于我们的到来，王大夫有些惊喜，他说好久没人来看赵文娣了。随即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很顺利地见到了赵文娣，并和她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
谈话首先从赵文娣最近这一次进到精神病院说起的。
问：你在这关了多长时间了? 是哪年被送进来的，还记得吗？
答：10年多了，差两三个月就11年了。我是2004年8月26号被关进来的，一直都没出去过。
问：原来你是做什么的？
答：就在庆城中学当教师
问：这次谁把你送来的？
答：单位送来的嘛。
问：在这里边他们给你强制打针用药吗？
答：吃药，吃的我记忆力减退多了。
问：是他们强制用药，还是你自己用药的？
答：人家给我吃，我不吃不行嘛。
问：不吃就灌吗？
答：嗯。
问：那家里也没人来接你吗？
答：来了，接不出去嘛，人家单位领导卡着呢。教育局的局长不让我出去。我这一直是单位把我送来的。
问：一直是单位把你送来？你单位把你送了几次了？
答：这是一次，西安住了3次了嘛。
问：西安住了3次？最初那次是哪年？
答：1992年10月12号。
问：那会为什么把你送进去的？
答：92年的时候我搞了一次活动，他们发现我了。
问：那会你搞的什么活动，让他们发现了？
答：我就写了几篇文章，升了一次国旗。
问：在哪儿搞的这个活动？
答：在庆阳市（庆阳市管辖庆城县）。
问：你写的什么文章，还记得吗？
答：记着咧！我就写的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欺骗性，还有就是重新发表了89学潮的发起词，还有写的文章，这个我忘了。
问：就是因为你发表了这个文章，让他们发现了？当时你把这个文章发表在哪了？
答：我就写出来用信发到报社、杂志社。
问：那些报社登了没？
答：他们当然没登，他们派人来看我了，调查这件事咧。
问：当时是谁把你送进来的？
答：庆城县公安局。
问：第一次你在精神病院关了多长时间？
答：关了9个月。后来一次关了2年零4个月吧。再次关了1年半。
问：都是公安局把你送去的吗？
答：那时候教育局没来人，是公安局。我这主要是公安局。西安那边有个公安医院咧，就把我关到那个公安医院去了。
问：是安康那个公安医院吗？
答：是，就是那个医院。
问：那会你为什么想起来写这些文章呢？
答：心里想干的一件事嘛。就关于那个重新发起“六四”。
问：你在兰州大学的时候是哪一年呢？
答：我是87年进兰大，89年毕业的，那会我就想着我快毕业了先搞一次，要不然回到庆阳那个地方太小，要搞太难。
问：在兰大的时候你们参与那个学潮了吗？
答：参与了。
问：你还记得当年给你一快发起这些活动的人吗，都有谁？
答：记得，兰州大学就有个叫刘文胜的，是那个历史系的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嘛，主席我就不知道了，当时他发起了一个组织叫兰大自治会嘛，再就是王丹，吾尔开希这些青年人物。
问：你认识王丹吗？
答：我不认识，当时只知道他是北大自治会的主席。
和赵文娣谈话到最后，我们提出设法让她出院时，赵文娣顿时激动起来，接连和志愿者握手，表达了想离开医院、获得人身自由的强烈愿望，并将兄弟的联系方式给了志愿者。
见完赵文娣后，我们又回到病区找到王大夫，直接和他提出要接赵文娣出院。王大夫非常坚定地说“你们没这个权利”，随后他又反复强调接赵文娣出院“条件不允许”“根本不可能”。在他这一再的解释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他的一丝不安。
对于为什么“没这个权利”、 为什么“条件不允许”，
王大夫断断续续、遮遮掩掩的说法是：
“其实赵文娣的这个情况是早就可以出院了，就是因为条件不允许”
“赵文娣单位人家每年都按时来” “药费按时支付”
“每年的药费都将近十万元，每月生活费还有五百元”
“赵文娣的事县领导都知道”
“她治病都是国家掏的钱”
“她是庆城中学老师嘛，要接她出院你找她们校长达成协议”
“现在人家单位的意思就是不接”
“
她哥她弟都没资格接她出院”
对于赵文娣的“病情”，王大夫的说法是：“她是精神病，分裂症”“她一出院马上不吃药”“她以前住院几次了，前几次住院接出去不行，闹事，给校长找麻烦，找领导的麻烦，给家里人她哥她弟找麻烦，写状告信，这才送来不再往回接了”
“就是写这个状告信”“ 到处乱写，给胡锦涛写信，你敢写吗？”“信写了一沓沓的”“这肯定是病态嘛，你想一想”。为证明信的真实性，王大夫简单给我看了下赵文娣写的信，其中我注意到一封信中有“高自联”的字样。
在我们和王大夫谈了十多分钟后，刚刚走进来的被王大夫称做主任的一个女人对我们起了疑心，要查看我们的身份证，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只得匆匆离开了医院。回家后我们打赵文娣弟弟赵永强电话时，他表示她姐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关的，涉及的都是“敏感”的事情。当我们要求他将她姐接出来时，赵永强支支吾吾没有再多谈。
对于赵文娣，我们不知道她还要在精神病院待多久。
秋韵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
2015年6月号（第三十六期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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