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自嘲正是它的绝望

近一段时间，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上，年轻人喊不想工作想入党成为网络新梗。许多人纷纷对着镜头半真半假地说：“我不想上班，也不想种田，我想入党，想为人民服务。”视频里的主角，有的穿着工厂制服，有的戴着外卖头盔，还有的在出租屋狭小的书桌前对着镜头喊出这句“入党誓言”，背景往往是灰暗的宿舍、堆满快递的角落、深夜的流水线。

这并非出于真心向党，而是一种集体的反讽。它像一场群众即兴剧，在“为人民服务”的所谓神圣语句里，掺杂疲惫、讽刺与无力。所以也有不少网民用另一种方式回应：“你们这些人，真入了党为人民服务了，不出三年，就会出现在电视上，低着头认错：‘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入党”这个中共把其神圣化的口号现在爆红，变成了网友调侃体制内的代名词。“不想上班、想入党”的视频热度迅速蔓延，播放量已经破亿。人们以戏谑口吻表达对现实的无力与对中共体制的不满，显示在被高压劳动与社会焦虑压迫的时代里，普通人对“体制”产生的复杂、荒诞、又充满讽刺意味的情感投射。

“我不想上班，也不想种田，我想入党，想为人民服务”，听起来像恶搞版的宣誓词，但越是戏谑，越是揭示出真实的绝望——因为这并非单纯的政治调侃，而是生存焦虑的讽喻。喊出这句话的人，多半是农民工、外卖员、厂工、自媒体人，他们并不真的幻想能成为体制官僚，而是在荒诞地自嘲：既然努力工作依旧贫穷、拼命加班仍被淘汰，那不如索性幻想加入那个“稳定的世界”。他们在“笑”，但那笑声的底色，是“上岸无门”的疲惫与愤怒。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假象语，成了一种草根版的社会隐喻，他们当然知道入党不是通向天堂的门票，但在一个普遍失稳、风险外溢、资源垄断的社会结构中，体制象征着秩序、保障与归属。于是，讽刺与羡慕交织，反抗与投降重叠。

“想入党”在过去意识形态化时代意味着理想信念；如今，它意味着编制、社保、稳定收入与不被裁员。意识形态退化成生存策略，这正是后极权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潮”象征个人解放，而今天的“上岸潮”则象征体制回潮。年轻人不再追求冒险与突破，而是寻求“保命”的庇护。数据显示，中国73%的大学毕业生希望进入政府或国企，只有12%愿进民企。这不是信仰党性，而是信仰确定性——在不确定的社会里，体制的稳定成为最后的宗教。但这一“体制信仰”其实是一种幻觉。政府裁编、地方财政告急、医生教师降薪，连公务员也在“财政紧衣缩食”。在这种背景下，仍有数百万人挤破头“考公”，这本身就是荒诞的循环，人们明知围城内并不安全，却依然趋之若鹜。因为外面的世界，更危险。

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指出，社会群体往往通过限制外人进入的方式来垄断资源与机会，形成所谓的“社会封闭”。体制内掌握资源的一方得以在住房、医疗、教育、晋升等多方面维持优势，体制外劳动者则被排除在这些福利与安全之外。这种结构性差异构筑了坚固的“体制壁垒”，并强化了体制工作的稀缺性与象征意义。韦伯的“社会封闭”理论，在中国体制内外的分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体制内外不仅是工作差别，更是生存体系的分界线。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金、晋升……所有的社会资本，都被体制内的身份过滤。

这意味着，“想入党”不只是想进入某个政治组织，而是想穿过那堵看不见的社会墙。抖音上的玩笑，其实是一种底层自觉：他们已意识到，体制不再是公共服务体系，而是利益共同体的堡垒。于是，“我想入党”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失语”——在政治言论被压缩的时代，讽刺成了最安全的反抗形式。入党，成了一种阶层跃迁的隐喻，哪怕只是段子，哪怕明知无望。“我不想上班，我想入党”，既是自嘲也是控诉，控诉一个让普通人无处可逃的制度，让劳动与尊严脱节，让奋斗与命运无关。它反映了体制外人群对体制内的复杂想象——既厌恶，又依附；既不信任，又渴望成为其中一员；既是“我想进入那堵墙”的呐喊，也是“我知道自己被挡在墙外”的清醒。

“不想上班、想入党”这类段子迅速爆红，说明年轻人的焦虑已经无法在传统政治表达中找到出口。于是，调侃成为隐形的抗议形式。它既不危险，又能传递共鸣。这种“数字化讽刺”与“冷幽默政治”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的另类公共话语。就像之前的“润学”“躺平”“摆烂”，每一次流行语的爆发，都对应一次社会心理的塌陷。这些词汇像是隐性反抗，在审查允许的边缘，点燃集体的无声叛逆。

当“入党”被戏仿成逃避劳动的笑话，当“为人民服务”成了网友的梗，当信仰沦为笑点，这个社会的精神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错位。这不只是网络狂欢的产物，而是极权制度信任崩塌的征兆。讽刺的盛行，恰恰说明人们已不再相信权威，却仍被迫依附权威。它像一场集体的幻觉疗法——每一次喊“想入党”，其实都是在说：我想活得安稳，却不知道该靠谁。这句玩笑的真正主语，不是“我想入党”，而是“我不想再被压榨”。它不是献身宣言，而是以笑声包裹哀伤，以戏谑取代愤怒。

段子成为人民的避难所。一个时代的自嘲，往往正是它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