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的末期往往不是被外力颠覆，而是被自身的运行逻辑反噬。所有极权在接近末路时都会呈现一种吊诡景象：制度架构仍在，命令链条依旧严密，监控系统比任何时代都更强大；但社会却出现大范围、自发性的功能性瘫痪。从官僚系统，到经济流程，从舆论环境到安全结构，看似“更加强化”的控制，实际上是在奔赴全面失控的深渊。高度控制反转为彻底失控，这一反常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极权逻辑走向末端时的结构性必然。
极权体系越到后期，越倾向于放弃复杂的治理能力，而把“安全焦虑”当作唯一工具。统治的正当性不再建立在治理绩效，而建立在不断制造的威胁叙事上。于是政策不再回答“社会需要什么”，而是回答“统治者要展示什么”。所有社会行为都被解释为“潜在风险”，从而进一步合理化更高压的控制。当政权把所有问题都解释为危险时，它也就自动失去了处理真实问题的能力。
长期如此，出现一个典型悖论：当恐惧成为唯一工具时，它会让体制看似更强硬，却更脆弱。归根到底恐惧的效力必然随着使用次数下降，恐惧第一次有效，第二次减弱，多次之后成为噪音，恐惧越频繁，它越不具备统治力，这是极权末期恐惧的边际效应递减。当恐惧成为日常，人们就开始对恐惧本身免疫，当恐惧被滥用，人们反而习惯于“无非如此”。恐惧本质上是一种“冲击性工具”，不可能作为长期治理手段维持效力。
因而在极权后期，高压统治制造出的社会心理逻辑就是恐惧不再让人敬畏，只会让人麻木。而麻木比反抗更致命，因为它意味着体制已经无法“动员”任何力量，最终形成一种政治死寂，人们既不相信政权，也不再害怕政权，更不会主动挑战政权，形成一种“全社会躺平模式”，这就是极权的真正末日征兆。当一个社会对恐惧失去反应能力，极权的统治能力也宣告终结。
极权后期的高度控制，形成高度失真的信息黑洞，所以极权崩坏，必然有信息维度的原因。在极权后期，官员们竞相传递“上级想听到的真相”，而不是客观现实，形成的机制是真实的信息会给下级带来风险，被认为“消极”“不忠诚”的消息等同于政治自杀，上级喜欢听好消息，甚至需要好消息来维持合法性，不符合政治叙事的真相就必须被调整，坏消息要消失，好消息要夸大，于是形成一种从下到上层层递进的信息过滤链。所以极权政权的诡异景象就是拥有史上最强的信息监控技术，却比任何时代更不了解真实社会。当掌权者试图根据这种假现实来治理，治理本身就变成随机试验，失控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一个典型的“控制—失真”悖论，控制越强，信息越不真实；信息越不真实，控制越无效；控制越无效，只能加大控制，进一步恶化信息质量。最终形成信息黑洞。
“信息黑洞”不是外力破坏，也不是偶然事故，而是极权模式本身的产物。极权体制的叙事是封闭的，一切信息都必须向“正确叙事”靠拢，而不能让叙事向真实靠拢。人人都知道真话会带来风险，当说真话成为负担，说假话成为自我保护，说漂亮话成为晋升途径，那么官员只汇报好消息，专家只提供“政治正确的结论”，机构只生成符合叙事的数据，媒体只发表“无害”的内容，民间不敢讲出自己看到的真实，于是整个社会形成真实世界仍然存在，只是不能被说出来的心理结构。不是看不到现实，而是现实不允许存在，不是信息决定结论，而是结论决定信息。任何极权的崩溃，从信息系统开始。并非因为“看不到风险”，而是看到的风险全部是假的，真实风险全部不可见。
高度控制制造出压得越紧爆得越快的压力锅效应。极权的控制逻辑不是让社会“稳定”，而是让社会沉默。稳定与沉默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稳定意味着冲突被制度化吸收，沉默意味着冲突被压抑、积累、僵死。极权体制的统治逻辑决定了不允许情绪表达，也不允许制度性异议的存在。在压抑机制下不满不会消失，只会沉积，冲突不会缓和，只会集中爆发，社会不会顺服，只会等待临界点。于是极权末期的社会像一个被焊死的高压锅，政权压住了一切声音，却也封死了所有泄压阀。压力锅效应的关键不是“压力大”，而是没有任何合法泄压渠道。在压抑机制下社会内部怨恨积累，羞辱感积累，不信任累积，群体焦虑急剧上升，当政权意识到危险时，往往已经无法退路，任何松动都会被认为是“失控的开始”，于是只能继续加压，最终的爆炸也因此更加不可预测、更加全面、更加不可逆。
极权的高度控制，制造出自身最大的幻觉，以为控制大量细节，就能控制历史方向。但现实中真正决定政治命运的，是政权无法控制的变量，人口结构变化，全球经济周期，官僚系统的集体消极，民间不满的临界点，某次突发危机的蝴蝶效应等等。这些变量不受高压政权的命令系统管辖，任何一个点失灵，都可能成为引爆点。于是极权出现终极悖论，控制越是极致，统治越是失去弹性；弹性越少，崩溃越突然。
人类历史上的极权政体，都在历史终局中呈现控制越极致，失控越迅猛；压迫越绝对，崩塌越突然这共有的模式。习近平时代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末日逻辑。习近平时代对社会的控制以史无前例的力度被强化到极致，但也正因其强化，反而走向衰败。当一个政权将控制提升到史上最高水平，它同时也把自身的脆弱提升到史上最高水平。
高度控制不是稳定的极致，而是崩溃的前兆，极权体制的末路不是“控制越来越强”，而是控制机制失去治理能力，最终形成极权通过“过度控制”毁掉了自己维持统治所需的全部条件这样一种奇特的历史终局，并在这个过程中，把完善体制的可能性一起埋葬。因此，极权末期的全面失控是其内部逻辑的必然结果。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