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不少网友反应,江西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部分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电话卡时。外地身份证用户,需提供“无犯罪证明”“工作证明”“银行流水”三选一,或房产证/营业执照,并预存500-1000元话费。本地户籍用户,部分网点同样需提交社保证明、银行流水等材料(预存金额较少)。否则,就开不了卡。多个营业厅的工作人员解释称,是应反诈工作要求,但具体依据的是哪一条规定,对方却说不清楚。江西省通信管理局于11月4日通报:责成相关企业全面排查整改“预存高额话费、提供工作证明”等问题。引发社会热议。舆论批评:反诈措施被指“懒政”。运营商以“防范电信诈骗”为由,却无法说明具体政策依据,被质疑将监管责任转嫁给用户。同一运营商在不同城市甚至同一城市网点要求不一,暴露管理随意性。有失社会公平。失业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群体因无法提供工作证明或社保证明,可能被剥夺基本通信权,加剧社会边缘化。网友评论:一面对有正常需求的办卡群众设置高门槛、百般刁难,一面是诈骗分子能批量获取上万张电话卡却无人被追责,这种“抓小放大”的操作,根本就不是在反诈,而是将自身监管责任转嫁给公众。这种既当婊子,又立贞节牌坊的做法真TM令人恶心。打着为你好的幌子,故意加码式设限,刁难群众,通讯部门的手伸得如此长,其本质,我认为,就是向群众抖威风、耍流氓。所谓的反诈,更像是高压下的一种任性表演。
网友质疑
1、无犯罪证明的法定适用范围:根据公安部规定,该证明仅用于升学、服现役、就业等特定场景,通信服务不在其列。
2、涉嫌侵犯通信自由权:《宪法》第四十条明确保护公民通信自由,运营商增设非法门槛涉嫌侵犯基本权利。
3、涉嫌侵犯公平交易权:强制预存高额话费变相限制消费选择,且与反诈关联性薄弱。
网友评论
哦兔哦咯:该事件暴露管理粗放,是疫情后“层层加码”思维的延续。反诈是懒政的遮羞布。以反诈之名,行侵权之实。谁给了运营商“有罪推定”的权力?我们需要的,不是用“有罪推定”筑起的高墙,而是用精准技术和法治精神编织的防护网。
好名字:真的离谱。典型的一刀切,没工作不能办卡了?有违法犯罪记录不能办卡了?银行流水不行不能办卡了?
世事难料:中国移动,联通,电信是国家资产,错不在中国移动,错在这些国企业由一群废物高层撑控着,它们用尽了坑蒙拐骗的手段来骗钱,逼迫底层员工成为刽子手,让底层普通百姓互相撕逼。
论代史:反诈不是懒政的遮羞布。以反诈之名,行侵权之实:谁给了运营商“有罪推定”的权力?江西通报办电话卡需提供无犯罪证明。我们需要的,不是用“有罪推定”筑起的高墙,而是用精准技术和法治精神编织的防护网。我们期待的,不是运营商事后敷衍的“整改”,而是监管部门事前有力的监管和事中严厉的问责!
@论代史:这就是资本垄断的后果。
卢旭宁:离大谱!多地办电话卡需工作证明、无犯罪证明、银行流水。
@红黑飞鱼:在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部分运营商以“安全”为名,实施了可能侵犯用户权益的措施。反诈”不能成为无限扩权的理由,需在法律框架内操作,避免“过度防范”伤害普通用户权益。
函元:现在我们通信运营商基本有罪推定客户化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讲一下我亲的身经历,我们投资成立一个机器人公司,要招聘15个高校毕业的学生,经过简历筛选,200人进入面试名单。于是就让人力资源部发短信给面试者,然后没有发出50个短信就被涉嫌诈骗短信停机了,于是由开始打电话通知面试者,然后没有打到20个电话,就又涉嫌诈骗电话停机了。去营业厅投诉,说这很正常,这是公司规定,他们也无赖,可以开证明复通。于是我就于运营商总部和省市领导和员工交流这个规定的合理性,他们多半认为这个规定合理,因为可以有效堵住电信诈骗,比起客户投诉和因为客户多打几个电话得到的通信收入,能管住通信诈骗停机更有作为(大意如此)。我也觉得,运营商反电信诈骗压力巨大,但是面对客户的正常通信需求都有罪推定,通信不能便捷为人民服务,通信不能有效为保障经济活动服务,是不是很悲哀,已经违背我们做通信的初衷和初心。难道我们三家运营商收入过万亿的超级企业,就不能找到很好的办法保证客户的正常通信么。我的遭遇肯定不是个例,但运营商基本把这个认为是理所当然就是问题,希望高层运营商领导引起关注。
材电池:办卡规则收紧趋势越来越明显了。银行卡还有年龄限制,电话卡需要各种证明,若真能解决问题到能理解,就怕只是为了免责而搞的形式主义。
@今夜叶雨飘:太过分了!办个电话卡要求这么多,欺负消费者呢!
大号被夹:你也不想想怎么会三家运营商同时这么要求?明显是政府的要求嘛,要不然一家运营商干这种事其他两家不得笑出声了?怎么可能跟进呢?
平凡之旅:还防电诈!好象电诈园中的那些卡不是他们办的一样!
@恐龙很白:但凡你买过运营商的流量卡都知道,1、高风险地区不发。2、用这卡打电话容易被封。3、用这卡去异地容易被封。
袁者之:办电话卡要无犯罪证明?警惕反诈工作“扩大化”!近期多地出现办电话卡被要求出示无犯罪证明、工作证明甚至房产证的荒诞现象,有的还需预存千元话费。记者实测发现三大运营商审核标准混乱,有些城市仅需身份证,有些则附加层层门槛。所谓“反诈要求”成了万能挡箭牌,但工作人员连具体依据都说不清。根据工信部规定,实名认证、人证合一已是规范底线,额外增设法律未授权的办卡条件,实质是将行政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这种“宁可错杀三千”的作风,既侵犯公民平等通信权,又暴露了基层执行中的懒政思维。当便民服务变成“自证清白”的闯关游戏,我们不得不问,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的天平该如何摆正?反诈的核心应是精准治理,而非用一刀切的门槛剥夺普通人的基本权益。
空心菜又回来了:好像这种国企或政府机构做事情,就是喜欢用形式主义来掩盖真正的问题:你说我防电zha不努力?你看我都让草民办电话卡出示房产证、无犯罪证明了。但至于那些电zha分子的手机卡哪里来的,它们避而不谈。打击电zha也是,普通人去银行转个账,困难重重,随时冻结资产,但是被骗的人的钱,相关部门就说找不到了,没法子了。
发现之旅:将电话卡办理与工作证明、无犯罪证明、房产证强制绑定,这种服务领域的奇葩门槛,不仅违背常识逻辑,更暴露出权力运行中的越界,堪称是公共服务领域的荒诞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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