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于权力维持而非社会正义的“指居新规”

11月4日，中国多家媒体刊登新闻，证实一直深受诟病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被修订，最高检、公安部已于2025年6月30日联合印发《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涉及审批权上收、除两类特殊犯罪外律师申请会见应48小时内安排、不得在“指居”场所进行讯问以及讯问全程录音录像、“指居”监控应与警务督察实现数据对接等内容。而最高检与公安部已就新规组织全国检察系统、各级公安机关视频培训。官方宣传强调指居新规是法治化和程序规范化的进步。然而，深入分析其内容、逻辑和现实背景，可以清晰看到，这份新规的核心目的并非保障公民权利，而是权力自我保护与政治控制的延续。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中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一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意在减少审前羁押。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的设计中，指居本是强制力大于取保候审，又弱于拘留、逮捕的一项半羁押措施。但实践中，已异化为一种比羁押更严重的“超羁押措施”。中国最高检官网曾刊文指出，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初设立的名义，是为了“侦查便利”“防止串供、毁证”，而在实践中它不但被广泛用于对异议者、律师、记者、维权人士的秘密羁押，同时也成为对经济案件、企业家、官员在政治斗争中的预防性控制以及对体制内部人（包括公安、纪检、金融系统人员）的软性拘押与恐吓工具。因此，它早已不只是一个刑诉法条文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治理工具。

因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已成为中共法律体系里不折不扣的“恶法”、刑讯逼供代名词。长期以来，指居的滥用不仅伤害了中共制度的反对者，也威胁到体制内部的阶层和利益集团。企业家、金融中介、地方官员、律师、执法人员等，任何被卷入制度操作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受害者。过去十年，指居极度扩大，当“指居”不再只针对政治犯或维权者，而逐渐开始“波及官员、商人、体制中层与资本阶层”时，恐惧开始在统治内部蔓延。

近年来，嫌犯在指居期间死亡的事件频频见诸媒体。而在大量地方反腐、金融整肃、政治清洗中，很多人都被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处理，他们被关在秘密场所，无法会见律师，甚至家人都不知去向。一旦这种制度“内卷化”，上至厅局官员，下至企业家，乃至公安、检察系统自身人员，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当这种恐惧蔓延进统治核心，就触发了“制度自保”的反应。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形成了权力对自身内部成员的心理压力。

换句话说，指居新规的出台并不是因为权力突然开明了，而是因为权力自己也开始害怕这个制度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后极权特征——不是出于人权考量，而是出于统治安全逻辑。指居新规出台的诸条文如审批权上收、讯问不得在“指居”场所、律师会见应48小时内安排、执行人员不得与办案人员重叠、检察监督介入等从表面看，是在“人性化”“法治化”；但从政治语境看，它意味着中共意识到，“不受约束的恐怖工具”最终会破坏系统自身的稳定。在一个高度集权体系中，权力最怕的不是民众反抗，而是系统内部的无序扩散。如果基层公安、纪检、地方政法系统都能随意以“国安名义”行私刑、关人、逼供，那这套体制会失控。“新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收回部分滥权权力，恢复中央对暴力工具的垄断，本质上是权力对自身的规制，是一种“制度自保”的信号。

所以，“指居新规”实际上揭示了制度的滥用可能随时回卷到内部精英自身的现实。当律师会见、讯问环境、执行程序被严格规范时，隐含前提是——“过去，权力工具的任意性已经足够危险”。一旦工具不再只针对外部对象，而可能落到体制内部成员手里，整个权力系统便陷入内外恐惧的交错。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这种恐惧扩散机制是制度自我调节的重要动力之一。新规的出台，可以理解为权力在调节自身工具的同时，对内部阶层的焦虑进行“制度化安慰”，防止恐惧失控。新规条款似乎强化了被羁押者的权利，呈现出法治化和规范化的姿态。然而新规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例外。这个留下的例外条款才是整份文件的灵魂，显示的是中共统治的核心逻辑：制度修饰服务于权力维持，而非社会正义。

在中国语境下，“国家安全罪”几乎涵盖所有政治异议，“恐怖活动”可广义适用于任何组织串联或宣传行为。新规的保护条款，只针对非政治性案件；政治敏感案件仍保留几乎无限的操作空间。这显示了中共的制度改革首先考虑权力工具对内部的反噬风险，而非外部社会正义；资本与体制内成员获得表面安抚，而潜在异议群体仍面临核心恐惧。换句话说，指居改革体现的是制度自我修复、恐惧内卷化与统治逻辑的有机统一。它既是一种内部安全策略，也是一种社会心理调节机制——权力通过制度化手段管理恐惧，确保自己不被自己制造的工具反噬。因此，例外并不是例外，而是保留了中共专制政权对“政治敌人”无限适用的空间。

从政治学视角看，这种制度调整是一种后极权体制的微调行为，它通过程序规范安抚阶层心理，通过监督制度防止内部反噬，同时保留对敏感群体的绝对控制，确保统治稳定。所谓改革与法治，只是权力为了自我维持而进行的制度修饰。指居新规的出台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是制度工具的自我修复与权力逻辑的精密运作。它清楚地表明在中共极权政治体制下，所谓法治改革从未触及权力的根本，也无法改变统治对恐惧的依赖，表面上的程序化和监督化，是为了维持内部稳定和社会可控，而非消除权力对个人自由的支配。

在这个意义上，指居新规展示的不是人权保护，而是统治持续、恐惧可控、权力自保的现实图景。中共的统治逻辑不会有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