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署名“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6月25日在中国历史类核心期刊《历史研究》上刊发，但并不为人所知，直到8月24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发上网后，这篇原本冷门的历史学术论文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迅速突破十万+的浏览量，被转发一万多次。
中国历史研究院是以中共社会科学院所属相关研究所为基础组建的所谓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号称是“世界上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历史研究机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于2019年1月3日在北京成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发来贺信。现任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是身兼中共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正部长级）的高翔。高翔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亲信，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中央网信办副主任。
《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长达1万5000多字，从政策和实践两个层面剖析当时中国是否实行过严格意义上的“闭关锁国”政策，论证“闭关锁国”是应对西方正确的对外政策。其中引起最大争议的论点是：明清时期并非“闭关锁国”，而是防止西方殖民入侵的“自主限关”，并没有阻碍中外贸易和交流，还说，“明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文章自然让人联想到清零政策下中国和国际社会脱钩的现状。文章说，自主限关不但“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外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互鉴，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西方殖民主义者血腥东扩的步伐”。文章认为，“限关”是自主行为，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有其历史合理性。
这篇国家顶级研究机构的宣扬“‘闭关锁国’有利论”，为“闭关锁国”翻案的文章，引发从学者到普通网民的激烈情绪反应，几乎是一面倒的对此文进行批评，部分人将其视为再次的闭关锁国“叫魂”，联想到中共前不久提到的内循环，似乎开放的大门正在悄悄关闭；另外有人认为这篇文章不过是哗众取宠、贻笑大方，并没有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能力。风波所及，就连中共喉舌胡锡进也在个人公号“胡锡进观察微信公号”上发文指出，历史研究不应局限于已有结论，而应倡导百家争鸣，但强调有些敏感的讨论宜首先在专业圈子内进行，以免在舆论场，带出意想不到的引申和联想。
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蔡慎坤的微博说，中国历史研究院如同文革时的梁效写作班子，每一篇文章都是精心挑选有针对性的，之前还发表过《义和团运动不应被污名化》，文章认为义和团反现代化是苛责古人，义和团的成绩是主要的，贡献大于问题。所谓历史研究总是为当代政治服务，对历史评价的变化反映了现实政治的需要，这才是人们最担心的事情。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士林的微博说，中国历史研究院是不是高级黑的大本营？发表了那么多荒谬绝伦的言论，系统地全面地为文革极左那一套做法（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闭关锁国”）粉饰张目，是不是刻意抹黑中央，并颠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张晨晨说，中外学者早已对“闭关锁国”的概念提出过挑战，明清时期的闭关政策确实没有阻断中西的贸易往来。但她指出，文章主张的闭关政策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却并不符合事实，因为现代的主权观念在明清时期尚未形成，而清王朝自身就是一个殖民帝国。她暗示性地说，对闭关政策的这种重新解释更主要是因应目前中国的自身环境，而不是以历史为根据的阐释。
网友@Petrichor发帖说：马克思对清朝闭关锁国的批判：“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传人的那位却要像清朝一样闭关锁国，为了自己的权力，全然不顾百姓死活。
作者郁风在其微信公众号“我就是郁风”发表文章《批驳历史研究院“闭国锁国有利论”》，文章说，历史研究院为写进历史教科书多年的“闭关锁国论”翻案，将其说成正面的“自主限关”。但到底是“闭关”还是“限关”，其目的究竟是维护国家安全，还是维护爱新觉罗一家的统治，“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辨出来”。
文章还对历研院的研究方式提出了质疑，指出全文“基本没有发现任何新颖、有说服力的史料，大量充斥的是‘某历史学家认为”’‘某学者指出’这样的‘论据’”。文章认为“考虑到当下的局势，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通过美化、赞扬、合理化‘闭关锁国’政策，打造理论和历史经纬支撑”，“清廷非但给不了人民安全、权利和尊严，反而带来的是无穷的盘剥和压榨。这样的清廷，失败是怎么闭关锁国都避免不了的。”
郁风的文章被大量转发，在一天之内阅读量就破了十万。随即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微信平台投诉郁风的文章“内容公然造假，恶意污蔑我院发表的文章，并在标题中以‘批驳历史研究院’作为噱头，博人眼球，手段恶劣，对我院声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属于严重侵权行为。”郁风的文章随后被官方屏蔽删除。
作者古原在其微信公众号“古九古十”发表文章《闭关锁国，对于任何史观都是错误的》文章说，中国的历史书大多是是英雄史观，是政治人物史观，是士大夫阶层史观，原因很简单，历史书就是他们编的嘛。所以，三国志，我们能看到的是各种历史政治人物表演的舞台，至于三国期间，多少生灵涂炭，那是不重要的。
文章说，如果站在慈禧统治集团的利益角度，他们多么希望这个世界上就一个泱泱大国，所有的外部世界是不存在的，或是对他们构不成任何威胁的，这样，他们的统治或许还可以再延续数百年。闭关，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鸵鸟式的选择，因为不管是大明时期的南美白银大量流入，还是大清时期的各种西方思想的侵入，对他们来说，都是危险的。最好是禁止双方的贸易和人员来往，这样，他们才能处于想象的安全之中。从这一统治集团的安全出发，闭关锁国在短期或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他们根本不了解外部世界，他们并不知道，闭关锁国其实在加速他们的灭亡。也就是说，这对于他们的长远利益来说，也是完全错误的选择，他们是在信息闭塞的情况下，以错误的利益观进行的决策。
作者胡文辉微信公众号“历史的擦边球”发表已被屏蔽的文章《对“闭关锁国”新探的几点看法》，文章说，就发布的时机来说，此文有迎合当前对外政策之嫌，意在影射，可谓用心不良；但就具体的论述和看法来说，我觉得此文并无太大问题。史学与其所产生的影射作用，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近代以前的“闭关锁国”，与近代以来的“闭关锁国”，性质完全不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完全不同。
文章认为，在帆船的时代，“闭关锁国”不会直接影响到民生，不会直接影响“沉默的大多数”；但在飞机和集装箱巨轮的时代，“闭关锁国”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明清时期确不算完全的“闭关锁国”，重新定义为“自主限关”未尝不可。在中国史上，最彻夜的“闭关锁国”出现在1950—70年代。我们观察当前的对外政策，恰当的参照系应是1950—70年代，而非明清时期。
作者维舟在其微信公众号“无声无光”发表文章《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文章认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连日来在坊间激起巨大争议，虽然也有像胡文辉的看法认为，从史学上来说，此文的观点是立得住的，至少有其可取之处，但绝大多数人的反应，看来是把这看作一个最新的信号，用我一位朋友的话说，“懂了，看来‘闭关锁国’并不愚昧落后，明清时期早就开始‘内循环’的艰难探索了！”
文章说，这些人几乎都预设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历史和现实仍然是一个连续体。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对当下产生着潜在的微妙影响。正因此，当人们看到“闭关锁国有利论”时，第一反应想到的不是历史事实如何，而是这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说实话，历史上的闭关锁国究竟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学术议题恐怕没多少人关心，这次之所以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完全是因为它隐含的现实意味。
文章还说，当“历史-现实连续体”尚未断裂之际，像胡文辉这样的讨论，无论其本意如何，也可能被人看作是在为“闭关锁国有利论”洗地。文章认为虽然围绕这个问题本身的论述没多少学术价值，但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激辩，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人们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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