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为什么害怕无人机？

11月15日起，北京将实施更严厉的无人机管理规定。继今年5月禁止销售无人机并要求现有拥有者实名登记之后，北京市再次修订相关规定，将全市行政区域划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禁止无人机飞行，同时禁止个人和单位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持有、存放无人机及其核心部件，也禁止运输、携带无人机进入北京。对于已经拥有无人机的人，当局将通过补贴回收、报废或者寄递出京等方式，要求其在新规实施前处置设备。违反规定者可能面临没收和罚款。

首都对无人机实施严格管理，在世界上并不鲜见。美国华盛顿白宫、国会大厦、五角大楼等重要政治和军事设施周边，同样设有严格的无人机禁飞区。其目的在于防止未经授权的飞行器接近敏感目标，避免窥探、干扰和潜在袭击。但美国的做法主要是限制特定空域的飞行活动，并没有因此禁止普通居民购买、持有和存放无人机，更没有将整个首都变成无人机不得进入的区域。而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此次规定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不只是禁止飞行，而是将禁令延伸到购买、运输、携带、持有和存放等环节。就目前公开可查的主要首都空域管理制度而言，这种全面管制模式是全球独家。

北京的新规表面上是一项关于无人机的安全管理规定，实际上暴露的却是中共政治安全观念与现代技术发展之间的鸿沟。北京是中共的政治中心，采取比其他城市更严格的空域管理措施，本来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保护特定敏感设施与禁止整座城市的普通人拥有无人机，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美国华盛顿同样重视首都安全，却没有因为白宫和国会需要保护，就要求所有居民放弃拥有无人机的权利。这种区别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体制的差异，一种是通过划定禁飞区、明确使用规则和追究违法责任；另一种则是通过消除工具、限制个人拥有和压缩使用空间。前者强调规则与责任，后者强调控制与服从。这就是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的鸿沟。

无人机之所以让北京感到不安的，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与传统航空设备不同，无人机将过去需要专业机构才能实现的空中能力交到了普通人手中。一台消费级无人机，就可以让普通人从空中拍摄城市、记录建筑、观察公共空间，也可以在突发事件中留下不同于官方报道的现场影像。它降低了普通人获取信息和记录社会的门槛，使城市不再只是通过地面视角和经过筛选的影像呈现在公众面前。对于一个高度重视信息控制的专制政权而言，这种技术带来的意义显然超出了消费娱乐。一个人购买无人机，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接近敏感设施，更不意味着他具有任何政治意图。但在习惯于将社会活动纳入层层审批和预先控制的极权体系中，任何不完全受权力掌握的自主能力，都可能被视为潜在风险。

更重要的是，无人机可以突破传统地面传播的空间限制，成为政治信息传播的载体。通过无人机投放传单、展示标语、传播具有政治诉求的文字和影像，能够使原本受到严格控制的信息进入公共视野。尤其是在北京这样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城市，一旦有人利用无人机传播反对专制、要求自由或者质疑最高权力的信息，即使规模有限，也可能迅速产生超出事件本身的政治影响。

对于一个将政治稳定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威紧密联系起来的政权而言，这种可能性显然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它所担心的未必只是无人机对某个具体设施构成物理威胁，更可能是无人机在重要政治场所上空出现，引发安全事件、传播未经许可的政治信息，甚至让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和专制统治受到公开质疑。过去，政治传单需要依靠人员进入现场散发，标语需要有人在公共场所展示，而无人机则可能让这些行为突破地面空间的限制，形成难以预先防范的传播效果。即使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专制政权的惯性却是将所有无人机使用者视为潜在的政治威胁，由此从源头上消除普通人拥有这种工具的可能性。

中国是全球无人机产业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大国，无人机被视为低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植保、测绘勘探、物流运输、影视制作和应急救援等领域，都在不断拓展其应用空间。中共一方面鼓励无人机产业发展，强调技术创新和低空经济的市场前景，另一方面却在自己的首都禁止普通人购买、持有和存放无人机，普通人能否使用技术，却必须服从行政权力的安排，这实际是限制、打击了中国无人机产业的发展。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反差。

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共社会治理的根本矛盾，它希望技术提高国家的管理能力，却不愿意技术同时扩大个人的自主能力，希望利用技术实现对社会的精准掌握，却防止普通人使用技术的能力。所以北京的新规并非无人机管理中的孤立问题，而是中共长期以来安全逻辑的延伸，排斥一切不确定因素，尽可能让社会始终处于可控制的状态。当一个政权越来越依赖技术和行政手段来消除不确定性时，它实际上也在不断增加自身的治理成本，管控越严密，需要投入的监控、审批和执法资源就越多，社会自主空间越小，公众对政权的不满就愈加高涨，为了维持控制，政权又必须进一步扩大管制范围。

极权的困境正在于此，它总是试图通过消除不确定性来证明自己的控制能力，但社会本身并不是一台可以按照命令运行的机器。当权力把所有不受控制的可能性都视为威胁，它所表现出来的就不再是强大，而是对自身脆弱性的恐惧。

我和许志永申请结婚未果的第504天

8月24日我到日照市东港区婚姻登记处咨询，得知可以先在网上提交双方证件预审、核验真实有效后，再进行后续协调。

8月27日，我在山东省民政厅平台上传双方证件。按流程要先选一个预约日期才能进入预审，便约了9月3日、完成基本信息后提交了。

8月31日上午，登记处致电说预审已通过，表示只以口头告知我，双方证件审核合格。我提出：“网上系统仍然是未审核状态，我需要打印预约单再去和监狱沟通。如何解决到场是我与监狱之间的交涉，但证件预审是婚姻登记处的职责，我仅要求按统一规定处理。”

9月1日下午我再次致电询问。工作人员改称网上预约系统出现故障，不知何时能修好，还强调所有登记预审都无法进行不是针对我。然而，到了9月3日此前的预约时段，系统始终显示“预约信息暂未审核通过，无法打印”。

其实婚姻登记处的预审，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预审通过——那就请按统一规则更新系统、发短信、放开打印；要么缺材料或证件不合格——那请补正通知。我遇到的这种“口头说通过、系统就是不给审核、又不需要补正”的状态，既不是“通过”的样子，也不是“没通过”的样子。

昨天11月1日，我针对东港区民政局的行政不作为，向东港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

依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服刑人员可以在服刑监狱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预审核对的是证件与联网信息是否一致，审核内容和时效不因当事人身份而有不同。东港区婚姻登记处8月31日仅口头认可证件合格，拒绝依照《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20条、日照市本地公示的服务承诺在系统中记载结果，使我无法取得平台规定的预审凭证。依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三项，请求确认违法。

与此同时，为了确认我是否被区别对待，特就东港区婚姻登记处预约系统故障的处理情况和报修记录，同时向东港区民政局及其上级单位日照市民政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上述三份法律文件今天下午已签收。

前段时间，山东省民政厅还在《光明日报》发文章宣传各地婚姻登记办理中的“甜蜜服务“模式。文章看得我这个“苦瓜女士”更苦涩了，我也不需要多甜，被依法依规对待很难吗？

卢思位欲旁听高全福案被警方强制传唤

【民生观察2026年11月13日消息】近日，锡安之光教会高全福牧师被控涉嫌诈骗罪一案，在西安碑林区法院开庭审理。当日人权律师卢思位欲前往旁听，遭西安警方强制带离，传唤至碑林区太白路派出所，至当晚9点时分获释。在带离过程中，卢思位的后腰和臀部遭西安警察撞击，目前仍有疼痛感。卢思位欲对西安警方提起行政复议或控告。

2026年11月12日早上九点左右，卢思位来到西安碑林区法院打算旁听高全福涉嫌诈骗案，刚过路边人行道就被西安警察要求查验身份证，卢思位要求对方出示警察证和依据，但是警方强行将卢思位带到旁边一个大厅内，在带离过程中，有个家伙从后面用膝盖撞击卢思位的后腰和臀部，致使其目前仍有疼痛感。

卢思位看到王宇也被带到了大厅，到了大厅后，卢思位让王宇帮他打电话叫120，王宇刚要打电话，一个看上去是现场负责的公安人员下令将将王宇的手机强行扣押，同时命令其他警察将卢思位带走。

卢思位被带到碑林区太白路派出所，一共五个人将他控制在办公室，在此期间，卢思位上厕所均被监视。

大约在中午十二点左右，包龙军才联系上卢思位，包龙军得知情况后，马上将卢思位的情况发了出来，包龙军大约在下午三点赶到了太白路派出所，太白路派出所刚开始还不承认卢思位在他们手上。

直到下午四点过，派出所才给卢思位出具了传唤证，传唤持续到晚上接近九点，卢思位才离开派出所。

卢思位表示，“这是西安公安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利用权力随意编造理由恶意传唤旁听公民，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任何公民只需要出示身份证就可以旁听案件，针对西安警方的滥权行为，我会提起行政复议或控告。感谢大家关注！”

据悉，卢思位（Lu Siwei），中国知名人权律师，四川成都人，长期因代理政治敏感案件、为异议人士和弱势群体提供法律辩护而遭到当局打压。

卢思位曾代理或参与以下案件：

十二港人案：2020年，12名香港青年乘船前往台湾途中被中国当局截获。卢思位受委托为其中一名被拘押者提供法律援助，但当局阻止他会见当事人。

余文生案：曾担任人权律师余文生的二审辩护人。

陈家鸿案：曾为广西人权律师陈家鸿辩护。

王全璋、覃永沛等案件：曾为遭到刑事追诉的人权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锡安之光教案高全福牧师庭审情况

【民生观察2026年11月13日消息】2026年11月12日，高全福牧师案在西安市碑林区法院第3法庭开庭审理，庭审持续约10小时，从上午9:30至晚上7:30，未当庭宣判。据现场消息，法院周围部署数百名警察及便衣人员，阻止前来旁听的基督徒和律师进入法庭。王宇、卢思位、彭永和三名律师据称被警方扣留，并带至碑林区公安机关。

当日法庭内，年近70岁的高全福牧师与刑事辩护律师袁茂共同面对公安、检察、司法机关的巨大压力；法庭外，许多关心此案的人们被拒之门外。

法庭外的具体情况是：西安官方在碑林区人民法院方圆两三百米目测安排了超过百人的人员。

包括特警、民警、辅警、保安、黑衣人和便衣，散布在法院周边的公交站、路口、人行过街天桥、便利店和餐厅。

想要去旁听的弟兄姐妹基本都被扣留问话和训诫，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左右，再被住地派出所民警领回。

法院门前三十米设置警戒线，不让路人通过。

锡安之光教案关键弟兄姐妹提前一天被设岗控制在家里。有一位年过70的姊妹在前一天晚上8点钟开始就堵在了家里。（有公安，区国保人员、街道主任，宗教局副局长，统战部，社区书记，共八个人堵在家里，告之不准明天去法院，直到10点半左右才走。

12日早上5点半，这位姊妹准备去法院，刚开门就看到两个人在门口蹲着，劝诫不让出门，白天两人组换班，给买饭，软话一套一套的，直到晚上8点接到电话才撒走。）估计这不是个例！

11月12日法庭的庭审情况：一句话——强推。

从早晨9.30到晚上19:15左右，中午12:30-13:30休息吃饭。其他时间几乎不休庭。

律师之前的申请，不回应；依法要求开庭前会议，不理；申请回避，驳回；几乎不给商量举证方式，检察院打包举证，人为缩短举证和质证时间。另外一个人辩护人问题，强行驳回。（因此，高全福牧师的另一位刑辩律师——肖一丹也被堵在法院门外！）

与此同时，法庭内三十多位不明人员占用旁听席位。

请大家为审判长宋博，承办法官雒一先祷告；为检察官张高超，助理丁玲祷告！

恳请继续代祷，2026年11月17日高牧家庞羽师母的庭审，以及2026年11月30日唐秉义牧师的庭审。

并为教会的律师团队祷告：袁茂律师，肖一丹律师；赵青山律师，李性浩律师；曾玥律师，罗律师；杨耀华律师，卢松律师；郑红律师

据悉，自2025年5月起，锡安之光教会多名牧者同工被带走。高全福、庞羽、唐秉义三人被控“诈骗罪”，并被分案审理。

高全福牧师案定于2026年11月12日开庭，庞羽师母将于11月17日开庭，唐秉义牧师原定11月23日开庭，现已延期至11月30日开庭审理。

无锡沈爱斌病历遭梁溪公安偷窃

【民生观察2026年11月13日消息】2026年11月13日，经无锡人权捍卫者沈爱斌多次交涉，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医务科承认其交沈爱斌的病历交给了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

据悉，2026年5月，沈爱斌在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就诊，后发现医院仅提供给其病历复印件，经沈爱斌质疑后，医院方面承认给沈爱斌本人的病历是复印件，在沈爱斌追问其病历原件去向时，院方无奈承认“是被公安拿走了。”经再三追问，院方才回答“是被梁溪公安分局广益派出所拿走了。”

根据法律规定，病历是属于个人隐私，只有在病历作为案件证据时，公安机关才可依据法定程序调取，沈爱斌明确表示，梁溪公安调取其病因属于赤裸滥权行为，严重侵犯其隐私，虽然梁溪公安仍在继续滥权作恶，将其认定为涉嫌寻衅滋事的犯罪嫌疑人，但其病历依法不属于能够证明其有罪、无罪，或者罪重、罪轻的证据，病历根本与其正被滥权迫害的寻衅滋事案完全没有关系。

沈爱斌随后与广益派出所求证，却遭到否认。

牛腾宇母亲王海琴的X账号遭到严重限流

【民生观察2026年11月12日消息】河南焦作青年牛腾宇因涉恶俗围基案遭中共判刑14年，家属一直持续为其喊冤维权，但遭当局系统性打压迫害。近期，牛腾宇母亲王海琴的X账号遭到严重限流。以往帖子阅读量常过万，转发也较多；如今点击量降至数千甚至数百，很多朋友即使关注了她，也刷不到新帖，即使进入主页转发，帖子仍然难以被更多人看到。这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技术干预，既限制了向粉丝的推送，也削弱了转发后的传播效果。

2019年，广东当局为讨好上级，非法抓捕一批无辜青少年，并对其实施残酷折磨。随后，在中国某高级权贵的仆从杨晔（上海）的指令下，广东省政法委、公安厅以及茂名市公、检、法串通一气，将其中24人冤判。这就是震惊一时的“部督1982136专案”。

王海琴的儿子牛腾宇是这24人之一。2019年8月，牛腾宇被从家中暴力带走，押往广东茂名，后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名义非法关押在佛山一处“双规点”。关押期间，他遭受极为残酷的酷刑，浑身被打得体无完肤，两次濒临死亡，两根手指被打残废。杨晔（上海）随后向广东省政法委、高院等机关下达命令，要求无论如何都将牛腾宇列为主犯并重判。因杨晔背后有高级权贵撑腰，广东当局不敢怠慢，最终将牛腾宇冤判14年。

得知判决后，王海琴开始维权。广东当局、杨晔及其背后的权贵随即组织国安、国保、公安、政法人员对王海琴实施迫害：投毒、绑架、袭击、噪音骚扰、威胁恐吓亲友、断电断水，以及以“反诈”名义冻结手机号和银行卡等。（谷歌搜索“牛腾宇”可了解详情）

由于X是王海琴向外发声的重要渠道，破坏王海琴的账号也成为迫害的一环。

在马斯克收购前（当时仍叫推特），他们就曾试图盗号。有一天，一位朋友突然在Telegram上问王海琴：“现在推特盗号很多，不安全，你的密码是什么？我想改成跟你一样的，这样更安全。”这立刻引起王海琴的警觉——安全的密码本应独一无二，岂有设置相同就安全的道理？这分明是想骗取密码。

王海琴拒绝告知。数日后得知，那位朋友的Telegram账号此前已被盗。对方先盗取朋友账号，再利用王海琴对他的信任试图套取推特密码。

盗号失败后，他们转向恶意投诉。他们注册或购买大量账号，在王海琴未违反任何规则的情况下进行集中投诉，利用平台“短时间内被大量举报则预防性封禁”的机制，多次导致王海琴的账号被封。虽然申诉均成功解封，但已造成不小麻烦。

盗号与恶意投诉均未能摧毁账号后，他们便采取了更隐蔽的手段——限流。通过技术手段大幅减少帖子的阅读与传播，试图阻止王海琴曝光罪行。当关注这起冤案的人足够少时，也将更便于他们进一步加害。

对此，王海琴表示，“即便他们把我的帖子限制到几乎无人可见的软封号程度，我也会继续揭露真相，抗争到底，绝不后退半步。”

四川省内信访和司法现状

自10月15日中共机关重要期刊《求是》，登载“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从严治党”雄文以后，大陆全境的文宣造势便一浪又一浪，令人目不暇接而热血沸腾充满期待。

很多上访的弱势群体，随后又看到最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颁布《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及人民法院追究司法人员工作责任，似乎对司法纠错的信心看到了一丝希望。

10月23日北京最高层召开政治局会议，内容是《关于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要求“压实整改责任、加强整改监督，切实抓好巡视反馈问题动真碰硬”做到真改实改政策落地，更是与所有访民有直接关联的决策内容，在心理上等待着马上召开的中央五中全会，能给所有人带来更加明确的光明希望。

然而10月26号举行的中全会才开三天，也就是28日开始，川内在5月份给中央第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组，写过喊冤信并进入监督再审程序，等待信访答复的授信个体，陆续收到四川省、市信访局、检察院、高中院，用挂号邮寄到户的“驳回信访申诉通知书”。强硬的态度、不容协商的语气、没有余地的文字，彻底打消了还没有热乎的内心，让他们一下回到寒冬腊月的冰凉体感。

随后几天，本网观察员连续旁听两场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件。一场是在一家全国优秀基层法院进行的二审一庭，从表面上还是温文尔雅，不过在尊重弱势权益、依法文明践行上，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很快在二审二庭的旁听辩论中，武断的法官不按程序，粗暴的法警驱赶旁听，就表现得淋漓尽致毫不文雅。

另一场访民告公安的行政诉讼审理更是没有章法，法官率先藐视法庭不安程序出牌，剥夺原告要求查验“被告有没有出庭代理资格的请求”，一句一个“要向院长申请，有院长做决定”，用权力搪塞回绝当事人的合法诉求。庭审期间更是粗暴简单，对当庭播放光盘证据，以“光驱有故障不能播放”而一口拒绝，罔顾当事人最合理最基本的法律权力和法律义务。

再者，川内各地各级的信访、司法服务窗口，台面前的窗口工作人员，这些接受了很多专业学历教育的年轻新人到岗，展现了台面服务给人的体验都是爽心悦目记忆满满，但是进入实质性深层次的“老油条”控权者，呈现出来的就是阴深冷淡，和捉迷藏的低效率。表面上按部就班，实则幕后暗影潜流燥动。

重大的文宣与政治决策决议实施半个月以来，关注观察现实社会与上述直接关联的社会行为，进入眼晴视觉所及耳洞，能够产生共鸣触类旁通心之所动，都与上述文宣不仅格格不入，而且所见所闻所属，都是背道而驰的相反结果。群众呼声司法不公，民生疾苦政绩错位，基础治理欺瞒哄压，依然如故、依然照旧、依然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