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矿难映照着中国民众的苦难生态

（编者按：5月22日山西省留神峪煤矿发生爆炸，官方公布已造成至少82人死亡、2人失踪、128人受伤，是中国自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矿难。从网友质疑来看，不仅这次死亡人数存疑，而且每年发生的仅煤矿事故也远非官方所公布次数。中国近年来，尤其近月以来不断爆出的如湖南烟花爆炸，到现在山西矿难，连绵不断的人祸，写真着中国当下社会普遍性危机引发民众绝望的现实。中国社会从经济、到文化，到政治，进而到社会全局性危机在这种看似偶然的特大事故灾难中充分暴露着，值得一切关注关心中国前途命运人士的警醒与沉思。）

一、官方报道82人死亡的特大矿难

中国山西省留神峪煤矿5月22日发生爆炸，官方公布已造成至少82人死亡、2人失踪、128人受伤，是中国自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矿难。事故发生后三天，央视于5月25日释出事发一刻片段，显示瓦斯爆炸冲击力强大。
留神峪煤矿由通洲集团营运，当局初步判断营运涉嫌严重违法。据报事发时有247名矿工当值，但一半人没有正式打卡报到，也未配戴紧急定位追踪器，令搜救工作难上加难。
尽管中国在再生能源领域取得惊人发展，但仍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近年矿难次数大幅减少，不过这宗十七年最致命的事故，再次引起外界对矿业安全的关注。

二、最近几年特大矿难历史

2011年11月10日，云南曲靖私庄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43人死亡。
2012年8月29日，四川攀枝花肖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造成48人死亡、54人受伤。
2013年3月29日，吉林白山八宝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6人死亡、12人受伤。
2016年10月31日，重庆永川金山沟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造成33人死亡、1人受伤。
2016年12月3日，内蒙古赤峰宝马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造成32人死亡、20人受伤。
2023年2月22日，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发生特别重大坍塌事故，造成53人死亡、6人受伤。
2023年8月21日，陕西延安延川县新泰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1人死亡、11人受伤。

三、中共建政来特大矿难

《8视界新闻网》带你了解中国历年来一些严重的煤矿灾难。
1950年：
河南省伊洛煤矿事故，造成至少174人死亡。
1960年：
山西省老白洞煤矿瓦斯爆炸，导致684人罹难。
1991年：
山西省三交河煤矿爆炸，夺走147条人命。
柳神峪煤矿事故现场，援救人员准备进入灾场。（图：新华社）
2000年：
贵州省木冲沟煤矿瓦斯爆炸，造成162人死亡。
2004年：
两起严重瓦斯爆炸酿数百人死亡
——河南省新密大平煤矿发生爆炸，造成148人死亡，
——陕西省铜川陈家山煤矿瓦斯爆炸，导致166人罹难。
2005年：
多地发生严重矿难
——辽宁省阜新孙家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214人死亡。
——广东省大兴煤矿发生矿井水灾事故，造成123人丧命。
——黑龙江省七台河东风煤矿发生爆炸事故，导致约170人死亡。
2007年：
山东省两座煤矿因暴雨引发矿井淹水事故，共造成181人死亡。
2009年：
黑龙江省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108人死亡。
2026年：
山西柳神峪煤矿5月22日发生瓦斯爆炸，至少90名矿工死亡，成为中国自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煤矿事故。

四、近期中国发生的两起重大灾难与安全事故

主要集中在工业安全生产领域，其中以5月份发生的山西特大矿难最为惨重。
以下为近期的重大灾难与安全事故盘点：
1.山西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2026年5月）

• 时间：2026年5月22日晚
• 地点：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由通洲煤业集团运营
• 概况：发生重大瓦斯爆炸，造成至少82人死亡、多人受伤及失联。这是中国自2009年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矿难事故之一。
• 详情追踪：官方初步判断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因事发时井下人数存在出入，引发了公众对企业瞒报超产的质疑。最新救援与调查进展可参见BBCNews中文的深度报道。

2.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2026年5月）

• 时间：2026年5月初
• 地点：湖南省浏阳市
• 概况：一家烟花制造工厂发生严重爆炸事故，导致至少26人遇难。

五、中国近期重大灾难与安全事故频发的深层制度性原因

主要根源于高速发展带来的系统性失衡，集中表现为：治理模式重“发展指标”轻“安全韧性”、科层体制中的官僚主义与信息阻隔、安全监管问责中的运动式治理局限，以及资源分配对长效预防机制的挤压。

1.发展导向与安全韧性的失衡
长期以来，以GDP增长和短期项目落地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和建设速度。这种模式下，政绩考核机制往往优先于长期的风险评估与安全韧性建设，导致重大基础设施带病运转、规划缺乏前瞻性，极易诱发系统性的“灰犀牛式”组织失误与危机。

2.科层制的信息阻隔与逐级衰减
中国高度集权的行政科层体制在面对危机时，容易出现信息层层汇报导致的延迟与失真。基层官员为了迎合上级偏好或避免政治问责，往往倾向于隐瞒灾情或粉饰太平。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反馈机制的断裂，直接削弱了政府对突发灾害的早期感知和预警干预能力。

3.“运动式”监管与长效机制的缺位
在危机应对与日常监管上，政府常采用“运动式治理”（如突击性的大检查、大整顿）。这种执法方式虽然能在短时间内遏制事故，但无法触及根本矛盾，容易导致“检查时达标，检查后反弹”的恶性循环。同时，问责制度常呈现“倒查扩大化”特征，引发基层官僚的避责心理和形式主义，导致规则执行走样。

4.预防性投入的边缘化
在财政压力下，公共预算往往向能够直接拉动经济的显性工程倾斜。相对而言，灾害预防、老旧管网改造、应急救援培训、灾备基础设施等“隐性”长效防灾减灾工程，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政绩，从而长期面临资金投入不足、日常维护不到位的问题。

六、网络对山西矿难的怒潮

@eleeve6148：CCTV采访只有伤情轻的，然而死者家属一个都不采访
@刘愚谦：这种事情，在山西经常发生……哎，我们的命不是命，不值钱呀……
@叶胤均：还记得之前的高铁事故就地掩埋的事件，这下可好，连埋起来的力气都省了
@AustinJin1090：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么对待人民的，全世界有目共睹
@dlfang：出了事就找替罪羊，年年检查年年过，年年都有孝敬拿，从上到下官官护，大事化小骗众生。包子家族转到海外的财富有没有这些工人的血汗？
@Sdomeni：辽宁2005年的矿难死了214人，最惨的竟然有三代人死在里面当年每人赔偿20万人民币
@QRQR777：有百多人入矿区，没有身份及定位追踪，为什么？背后原因不难想像。
@支那人民解放军大佐旅：为什么不能拍啊？肯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Hsuan_Hung63938：在中国每发生100场意外只有1场看得到新闻报导原因是这场意外官方掩盖不了
@Optimisticant：这里不能拍，看来是第一时间做好了阻止媒体采访的工作
@monkey-king1987：群众仅仅是想知道真相，还有就是相对得公平和正义。这个最基础得人权要求，几千年了仍未实现
@c.c.c9318：繁华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换的
@CPCFXXKER：好安全的国家，一会地上爆烟花，一会地下爆瓦斯，冤魂无数
@linclio7538：矿工都是苦命的劳工，感谢媒体的采访与对他们的关注。社会把关注放在不公义的现象与不合理的待遇，才是底层安稳生活的希望。
@moelee8252：感谢BBC的真实报道，感谢你们为中国底层人民发声！
@blueskies7108：中国17年来最严重矿难发生。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但因地面塌陷、矿井图纸与实际情况不符，以及定位卡缺失等问题，救援工作困难重重。
@PigSirotan：外交部：一切责任全在美方
@JesseChink：准确来说，十七年来，有官方报道的最致命的矿难事故……矿难年年有，报不报另说
@georgebogo：死亡人数还能校正回归？这8人是复活还是炸尸啊？数字在中国是门玄学
@flj8392：出事就藏着掖着捂着，这套动作是刻在DNA里的，从上到下。李文亮被训诫也是这样
@夏文-n3o：全世界没有比这个盐碱地还会玩外包零时工制度了公务员政务服务前台外包事业单位教师也能外包警察消防也能外包成辅警和战斗消防员甚至连挖煤都能外包外包的挖煤工甚至连工服手套水榭都要自费购买
@gzsunny99：湖南和山西接连发生极其严重的工业生产事故，说明中国经济在日渐衰退时人心浮动消极应付，导致过去被压制的积弊慢慢地显露出来了
@rzrzrzrzrzrz61：出事了捂嘴就行，不让拍，不让播，省多少安全成本，赔钱都能少赔很多，赢，赢麻了，遥遥领先的制度
@令狐近平：死的只是牛马，对官员来说只能算是倒霉而已
@chenghonggoh4746：死了人，该罚的就罚，该道歉的就道歉平抚民怨。让后生活再继续下去一样的干。公司拿基成工人的命来赚钱，政府收红。
@zengzeng7549：那些当官的在那里假装默哀的可不知一个个腰包里早就富得流油了。还是那句话，赔个几万，下去继续干
@frankshao7068：作为中国人我非常确定这种事还会有还会犯，煤矿是黑的政府是黑的商人心是黑的。82条人命，换做其他国家可能是几十年才会遇到一次，在China每隔几年有一次。你指望那些在办公室叼着烟头打牌的商人有责任心会整改？只能靠运气，视人命为粪土的国家
@振宇杨-g4z：安全年年讲，年年出事/百姓如果有选择也不会去当矿工。鞠躬道歉学日本吗？看来鞠躬道歉也有用，基本盘不是最看不起鞠躬道歉吗？
@InfiniteWUJI：山西作为煤矿生产重要地区，首要任务就是隐患预防和安全生产。矿难发生本质是企业漠视法规，中共官员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草菅人命的结果。暴露只是遮盖不住，且只是冰山一角。
@badman119：年年都有，隔几年又有，呢个地方人命贱到地底泥
@joemui6341：庆幸有网络这种东西不然在北韩发生的事没人知道讲错这是北韩的大哥？神秘的东方古国
@木头-i8x：这些人额命有老爷们的乌纱帽重要？从政者从上到下没有道德没有人性他们的荣华富贵从来不来自这些人。这些人的遭遇不是偶然，是必然。对遇难者我的认知是活该，下一个未必不是你。别人呐喊这些人都在歌颂施暴者，不是蠢而是坏！
@yuailiu5106：他们会“自责”？！呵呵…中国何来监管部门？如果有监管部门的话就不会有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和各类“意外”
@lz3704：中国底层人的命在权贵眼里屁都不是，根本不给你发声的机会！
@rocwong7183：山西是大陆内地很黑暗无光的地方，近代有比较出名的晋商，但是后来出现了震惊世界的童奴，还有些身体或智力缺陷的被拘禁为工奴，不仅没有基本的工资还要遭受殴打。
@internet123loveyou：中国想似欧美加矿场一样做足现代化先进的安全措施一个字冇可能，基本安全措施有做已经很好。安全措施成本贵加上拨款被贪污，几多人当时在矿场他们一定知道，但不会话你知
@longjiang1365：一天天的笑话人家美国枪支泛滥，校园枪击案，又是美国的什么水管爆了，这下老实了不用笑话人家了，都2026年了一个煤矿还能死这么多人，丢人丢大发了。这事如果发生在国外总统都得下台。
@zxx-b1d：题目肯定错误！这起事故是当地政府维稳不利,导致事故外逸，给习总书记带来些许小麻烦！
十七年间，多次重特大事故，从省市到县，安监部门作案(洗白)，公安部门维稳(堵嘴)，涉事老板(国企私企…)掏钱(70%资金流入官员，30%资金+配套省级列支维稳经费用于补偿死者[每个人起步1百万])…都是这样消于弥形…只能说这届山西省书记省长无能！
@reality94088：中共报出的数字在对中国正面的起码要打对折以上，对中国负面的可能要乘以10~100以上会比较接近现实！！
@Sailor-75：煤矿瓦斯爆炸就说是私企违法操作，还能牵涉资本就是原罪；地震死那么多人，就怪天灾，其实地动是死不了人，都是被建筑物给压死的，偷工减料的房屋才是元凶；年年都水灾，年年防洪拨款，但还是死很多人，那就来个百年，千年不遇吧，不知道拨款修的防洪设施干嘛去了；化工厂、烟花厂、煤气罐爆炸，年年都会发生，又是资本的恶导致非法操作。道路、桥梁倒塌年年有，年年死人，抓个合同工来当替死鬼。这个国家到处充满了死亡，普通民众却觉得很安全，我想这侧面印证了这个国家贪污腐败如此严重，国家机器不作为而杀人无数，民众却无动于衷的真相吧。
@peterequations：新闻需要批准，所以中国人看到的「新闻」都是党「批准」过的。看得到真相才怪
@森山Mikiダイコ：煤矿开采本来就是一个高危工种，还有很多工种在中国基本上就是危险系数很高，但是依旧有很多人抢着干，再加上中国的社会底色就是无劳动法无工会无福利待遇，基本上都是加班加点疲劳工作，还有就是安全制度流于形式，老板们预先都想好了，真要出事了就私了，死几个人一人五十万搞定不起诉，只是这次发生了80多人大规模遇难的事情，地方实在捂不住，这就是中国特色。
@hsubuzz6948：下去237个人，只有一半有合规保护装备。地下坑道的实际状况和官方图纸大相迳庭，这些都表示官商勾结长期非法超额开采所谓的黑煤，赚到的黑钱送党领导。连中共持股的BBC对这种体制问题都不敢揭露，更何况中国国内的媒体环境？反正体制不改，黑煤照挖，黑钱照送。出事换一批免洗民企领导，党又双叒叕表示痛心，指示严查。

详情请参看：

1、中国山西矿难至少82死十七年来最致命事故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e8ppdxe023o/simp

2、中国15年来最严重煤矿事故后，民众怒火升温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8jvvywlmezo/simp

3、聚焦山西沁源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更新）
https://mp.weixin.qq.com/s/nf0f55e914Cgl7-DVkB53Q

4、山西矿难中被消失的矿工
https://www.rti.org.tw/news?uid=3&pid=210542

5、山西近年特大矿难史
https://www.chinamine-safety.gov.cn/zfxxgk/fdzdgknr/sgcc/sgtb/

6、山西煤矿爆炸事故已致82人死亡，仍有人下落不明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60525/xi-coal-mine-explosion-rescue/

7、一文看懂：中国历年重大致命煤矿事故
https://www.8world.com/greater-china/china-coal-mine-fatal-accident-3159021

安徽阜阳麦种归正教会案将开庭

【民生观察2026年5月28日消息】安徽阜阳麦种教会教案发生于2025年6月29日。张森牧师､常顺牧师和马涛长老以涉嫌“组织非法聚集罪”被关押在阜阳看守所｡该案件将于2026年6月9日至12日开庭｡

安徽阜阳麦种教会是一间信仰纯正的基督教长老会系统的归正教会。

因坚持家庭教会立场、拒绝加入三自教会，教会自2021年屡遭当局打压；

2023年10月21号傍晚，归正教会六七位基督徒在一个办公楼内学习圣经时，被辖区派出所、社区、宗教局等多部门联合冲击，在未出具任何扣押清单的情况下带走基督徒的书籍和电脑。当晚几位男信徒被带到属地街道办事处扣押至凌晨两点多才释放。

2023年11月4日，教会同工韩旭日、常顺、韩猛因聚会活动分别收到，阜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发出的行政处拘留通知书，韩旭日、韩猛、常顺分别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

2024年3月10日，教会聚会时受冲击，18位基督徒被带走，9位基督徒被行政拘留，其中常顺传道被行政拘留15天，其他基督徒被行政拘留13天。这是半年内常顺传道第三次被拘留。

2025年6月29日，教会遭当局冲击，常顺牧师、马涛长老被刑拘；

2025年7月9日，张森牧师被捕；

2025年10月，张森牧师、常顺牧师、马涛长老被以组织非法聚集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目前三人被羁押在阜阳市看守所已十个月有余。

他们被控告的罪名是“组织非法聚集罪”，而其中控告理由竟然是：

1. 作为牧师受邀参加并主持了弟兄姐妹的婚礼。
2. 2024年3月去看守所接因信仰被行政拘留的基督徒回家。

2026年5月7日，阜阳市颍州区法院召开了庭前会议。

2026年5月26日，张森牧师之妻徐超、常顺牧师之妻李云艳以及马涛长老之妻李梅发出代祷，恳请弟兄姐妹为法官及相关办案⼈员代祷，求主赐他们公义的心使用所拥有的权力，还他们丈夫清白与自由。

据悉，“阜阳麦种归正教会”是安徽省阜阳市的一间家庭教会，教会带领人曾参与2018年王怡牧师发起的“牧者联署：为基督信仰的声明”的签名，坚持家庭教会立场，公开拒绝加入三自教会。

随着政府对各地家庭教会的打压，“阜阳麦种归正教会”低调地艰难地坚持聚会，直到被政府取缔。

甩包袱，又甩锅：三十万人被清退背后的中国现实

5月21日，司法部高调宣布，在所谓“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中，全国一年内“调整清退不符合资格条件的行政执法人员30多万人”，同时“清理不必要执法事项40多万项”。消息一出，中国网络上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官方预想中的“拍手称快”，反而迅速引发大规模质疑与讽刺。

大量网民追问既然这些人“不符合资格条件”，那么他们当初是如何进入执法系统的？这些年又是谁授权他们对社会和企业进行执法、罚款、检查乃至暴力管理？三十万人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意味着过去长期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缺乏正式资格的灰色执法体系，而今天官方却仅仅以一句“清退”轻轻带过，既没有责任追究，也没有任何合理解释。在微博平台，报导此信息的官媒因为评论区的质疑与批评太多，而关闭了评论区。这种舆论反应本身，其实已经说明了中国社会对中共治理方式的认知，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官方惯用的叙事方式，是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基层、归咎于“执行偏差”、归咎于个别人“乱作为”，从而把整个体制塑造成一个原本正确、只是偶尔被局部扭曲的权力运作体系。但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所谓“编外执法”“协管执法”“临时工执法”，并不是什么局部失误，而恰恰是整个中共统治体系长期运作的一部分。

如果仅仅把这次清退理解为一次“依法行政”的修正，很容易低估它背后的现实含义。事实上，这场所谓“清退30万执法人员”，本质上是中国财政危机、维稳体系膨胀以及社会合法性衰退共同作用下的一次治理收缩。它既是“甩包袱”，也是“甩锅”。

长期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存在大量身份模糊的执法力量。辅警、协警、联防队、城管协管员、街道网格员、借调人员、合同制执法辅助人员，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灰色治理网络。这些人往往不具备正式执法资格，但却长期承担着实际执法功能。在许多地方，真正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和执法人员，反而退居幕后，而大量直接面对社会、执行强制措施、进行罚款检查乃至暴力维稳的人，则是这些编外力量。

这种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并不是因为“管理疏漏”，更不是偶然形成，而是中共统治逻辑本身的产物。

中共的统治机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它一方面需要不断扩大对社会的控制范围，另一方面又试图尽可能降低自身直接承担的政治风险。于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基层控制体系便逐渐形成。正式机构掌握权力和资源，而那些最容易激起社会矛盾、最容易引发民怨、最容易产生违法争议的事务，则被大量外包给编外人员。

这种机制对中共来说有几个明显的好处。首先，它可以以较低财政成本迅速扩张治理触角。正式公务员体系受到编制、财政以及程序约束，而协管员、辅警、网格员等编外力量则具有更强的弹性。地方政府可以根据维稳需要快速扩招，也可以在财政紧张时迅速裁撤。

其次，它可以降低责任风险。正式执法人员违法，往往涉及程序责任与行政责任，而编外人员由于身份模糊，出了问题可以迅速切割。中国社会这些年反复出现的“临时工”现象，本质上正是这一治理逻辑的体现。真正的制度责任被隐藏在背后，而具体执行者则被当成一次性的消耗品。

更重要的是，这种体系与中国地方财政长期存在的“罚款财政”形成了结合。过去二十年，中国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高速扩张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高度依赖行政收费、罚款创收与运动式执法的治理模式。许多基层部门实际上承担着隐性的创收压力，而这些编外执法人员，恰恰是最适合承担这种任务的人。

因为他们既缺乏正式身份带来的制度保障，也缺乏法律边界意识，他们的收入、续聘乃至生存本身，都与“完成任务”高度绑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完成任务”，往往意味着更高强度的罚款、更频繁的检查以及更粗暴的执法方式。

所以，问题从来不只是“有些人乱执法”，而是整个制度本身就在鼓励高压性、掠夺性的基层权力运作模式。而今天，中共之所以突然高调宣布“清退30万人”，最直接的原因，其实并不是法治改善，而是财政压力已经开始迫使这个体系收缩。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地方财政之所以能够维持庞大的维稳与基层控制体系，一个重要基础是房地产繁荣带来的土地财政收入。在土地财政高峰时期，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巨额收入，再以这些收入维持行政扩张、基础设施投资、债务滚动以及维稳系统运转。也正是在那个阶段，中国基层治理体系不断膨胀，大量编外人员被吸纳进入各种半官方岗位。

但今天，这个基础已经开始崩塌。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土地出让收入大幅缩水，地方债务风险快速累积，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进入财政紧缩状态。许多地方不仅基建停摆，甚至连公务员工资都开始出现拖欠、降薪和福利削减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原本依附于财政扩张而存在的大量编外人员，首先成为被裁撤的对象。因为相比正式编制人员，他们最容易处理。不涉及复杂的体制调整，不需要触碰真正的权力利益分配，也不需要承担政治责任，只需要以“规范执法”的名义，就可以完成大规模财政减负。所以，“清退30万人”的第一层含义，其实是地方财政已经无力继续维持过去那种无限扩张的基层控制体系。

而与此同时，中共又必须面对另一重问题，那就是社会怨气的迅速积累。近年来，中国社会对基层执法系统的不满明显上升。企业对于“远洋捕捞式执法”、运动式罚款、重复检查的不满快速增加；普通民众则普遍对城管、辅警、网格员等基层力量存在强烈反感。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期，当大量个体商户、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本身已经处于高压生存状态时，基层执法体系对社会的掠夺感会被进一步放大。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开始试图重新塑造叙事，即把过去大量社会矛盾归咎于“基层乱作为”“编外人员违规执法”，从而将自身从整个问题中切割出去。换句话说，这不仅是在“甩包袱”，更是在“甩锅”。

官方通过高调宣布“清退30万人”，实际上是在向社会传递刻意塑造的叙事，试图将过去那些令企业与民众长期不满的乱罚款、乱执法以及粗暴管理，解释为基层存在大量“不合格人员”所导致的局部失控，而非制度本身的问题，并借此营造出中央已经开始主动“纠偏”、整顿基层乱象的形象。

但问题在于，中国社会越来越不相信这种叙事。因为越来越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些人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不是社会自发形成的力量，而是整个权力体系长期默许、鼓励甚至主动扩张的结果。是谁允许大量无资格人员长期参与执法？是谁默许基层部门通过罚款创收？是谁不断推动维稳体系向社会毛细血管渗透？是谁把基层治理变成一种高压性、运动式、指标化的结构？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中共的极权制度本身。

而且，中共当前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财政吃紧，更在于过去那种依靠持续增长掩盖内部问题、缓冲社会不满的统治模式，已经开始失去作用。过去，中共之所以能够维持高度集中的权力运作体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缓冲效应。在增长时期，社会虽然承受大量不公，但收入上升、机会扩张以及城市化红利，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掩盖制度问题。很多人即使不满，也仍然相信生活会继续改善。

但今天，这种增长逻辑正在失效。经济增速下降，青年失业持续高位，民营经济信心崩塌，外资撤离，房地产收缩，中产阶层资产缩水，地方财政危机不断蔓延。在这种背景下，原本可以被增长掩盖的问题，开始以更直接、更尖锐的方式暴露出来。

尤其是，当民众发现自己一边承受经济压力，一边还要面对越来越强的行政性汲取时，社会心理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收入下降”那么简单，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合理性怀疑——为什么经济越来越差，但收费越来越多？为什么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但行政检查越来越频繁？为什么财政出了问题，首先被转嫁成本的永远是普通人？为什么真正拥有资源和权力的人，从不承担责任？

这些质疑不断累积之后，原本彼此孤立、分散存在的不满，也开始逐渐从具体事件上升为对整个体制运作方式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社会不满的早期阶段，人们往往只会把问题理解为局部现象，例如某个部门腐败、某个地方乱收费、某个执法人员粗暴。但当类似现象持续反复出现，并且呈现出高度一致的逻辑时，人们就会逐渐意识到，问题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而是整个权力体系的运作方式本身。

而这恰恰是中共最担心的部分。因为任何政权的稳定，最终都依赖某种形式的正当性。它可以来自经济增长，可以来自意识形态，也可以来自历史叙事，但无论形式如何，都必须让社会相信这种权力运作具有某种合理性。

过去，中共很大程度上依赖经济增长维持这种正当性。但今天，当增长放缓、财政恶化、汲取加强时，问题就会发生转化。原本被视为“发展代价”的负担，开始逐渐转化为对制度本身的质疑。

而且，中共当前正陷入典型的“高压—低效”循环之中。财政越紧张，越需要加强对社会的汲取；汲取越加强，经济活力越被削弱；经济越下行，财政压力越恶化；财政越恶化，维稳需求越上升；维稳需求越上升，行政系统就越依赖高压与控制。这种循环一旦形成，就会不断自我强化。

问题在于，一个高度依赖财政供养的维稳体系，其稳定本身是有成本上限的。当经济扩张结束，财政无法继续无限支撑庞大的控制机器时，整个体系就会开始进入“收缩状态”。而极权体制最脆弱的时候，往往恰恰是从扩张转向收缩的时候。因为过去所有稳定机制，都建立在资源持续扩张基础之上。当资源开始不足时，它不仅无法继续收买社会，也开始无法维持原有的利益分配结构。

这种变化正在不断扩散到整个社会，不仅普通民众的不满日益明显，企业对未来愈发悲观，甚至连过去依附于维稳体系和基层权力结构生存的人，也开始出现明显的不安全感。那些被清退的编外人员，其实很多原本就是中国经济下行中的边缘人口。他们缺乏稳定职业能力，只能依附于基层治理体系生存。而现在，当财政无法继续维持这种体系时，他们同样会被抛弃。

这意味着，过去依附于维稳体系的一部分社会群体，也开始被重新推回社会。这对中共来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它意味着，中共不仅无法继续通过利益扩张稳定社会，甚至开始失去对自身外围依附结构的维持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清退30万执法人员”所引发的舆论震荡，其意义远远超过事件本身。它真正暴露出来的，并不是中共正在变得更法治，而是这个高度依赖扩张与控制的体系，已经开始进入资源收缩、合法性衰退以及原有统治秩序不断失去平衡的新阶段。

而任何一个高度集中的极权体系，当它越来越依赖把自身危机向社会转嫁来维持运转时，它实际上也在不断削弱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础。当这种削弱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主转型便不再只是抽象意义上的理想，而会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议题。

吉林上访维权人士戴振柱被异地诱捕

【民生观察2026年5月28日消息】2026年5月23日，吉林访民、维权人士戴振柱的家属从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笃工派出所获悉，戴振柱已于当天被铁西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此前，戴振柱长期在北京上访，恰逢川普总统访华前夕，被北京警察送至久敬庄分流中心。2026年4月15日中午，沈阳市铁西区法院院长助理贾丽将戴振柱骗出来，问他想见哪位领导。戴振柱说：我就想见铁西区法院院长。贾丽当场表态说：可以，这次你出去，想见谁都让你见！随后，贾丽买好高铁票，“护送”戴振柱到沈阳。不料，戴振柱从沈阳刚一出站，就被三名警察截住，说他涉嫌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强行将他带到铁西区公安执法办案中心。4月16日，戴振柱被刑事拘留，关押在铁西区看守所。4月20日，贾丽打电话告诉家属说抓捕戴振柱是铁西区政法委决定的，并经过大三长会议（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集体讨论同意的。

据悉，戴振柱系吉林省抚松县人，是吉F43059号中型普通货车所有人。2014年7月4日，戴振柱驾车行驶在吉林省抚松县北岗镇鹤大线公路上，被一无证驾驶报废车车牌号为吉P42817倒车碰撞，造成车上人员一死一伤。随后，抚松县交警大队委托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对车辆进行鉴定。但是，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徇私舞弊，错误认定该起事故责任是同等责任，导致戴振柱无法获得保险理赔。后来，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发现其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存在错误，又撤销了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因沈阳佳实司法鉴定的错误鉴定，给戴振柱的保险理赔金带来巨大经济损失，故，戴振柱将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起诉至铁西区法院，要求赔偿损失。但是，铁西区法院承办法官徇私枉法，驳回了戴振柱的诉讼请求。自此之后，戴振柱多次举报铁西区法院承办法官，无奈官官相护，不解决任何问题。走投无路之际，戴振柱只好进京上访。每逢“两会”、国庆等重大国事活动期间，铁西区法院都会派人与戴振柱见面，劝说戴振柱回铁西区给解决问题，然后将戴振柱骗回。但是，当戴振柱回到铁西区后，铁西区法院的领导却避而不见。戴振柱只好在铁西法院门口守着，高呼见院领导，却遭法警驱赶。现在，铁西区法院又反咬一口，说戴振柱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简直荒唐至极。

对于戴振柱的遭遇，本网将持续关注。

沈显素信访被龙洲湾派出所带走强制传唤

【民生观察2026年5月28日消息】近日，重庆市巴南区视力残疾人沈显素，在巴南区信访办依法信访时，被龙洲湾派出所民警强制带走，以其2月份涉嫌违法为由进行传唤。沈显素认为，龙洲湾派出所民警涉嫌滥用职权，打击报复信访人等多种违法违纪行为。

沈显素，女，系持证视力残疾人，持有合法有效残疾人证。现住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

2026年5月26日，沈显素在重庆市巴南区信访办接待场所依法、文明、依规信访，全程无争吵、无滞留、无闹访、无扰序，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当日，龙洲湾派出所民警在信访现场，在无前置口头传唤、无合法事由、无正当执法程序的前提下，直接将沈显素强制带离，并出具案涉《传唤证》。

沈显素认为，龙洲湾派出所民警在本次执法中，存在五种根本性且无法补救的严重违法情形：

（一）法律适用根本性错误，执法文书自始无效
（二）事实认定严重不清，口头事由与书面事由相互矛盾，全部违法证据缺失
（三）强制传唤不符合法定条件，执法程序严重违法
（四）对待残疾群众歧视性执法，违背残疾人法定优先保护义务
（五）超期办案故意拖延，利用旧案报复合法信访群众，违反中央信访政策

沈显素表示，此次民警执法同时存在法律适用致命错误、违法事实证据不足、执法程序严重违规、歧视残疾弱势群体、超期逾期办案、恶意报复信访等多项违法行为，案涉全部传唤行政行为整体违法，自始至终不具备法律效力。

沈显素请求立即撤销渝公巴南（龙洲）行传字〔2026〕167号《传唤证》；依法确认此次强制传唤、强制带离全部行政执法行为违法；

责令公安部门清空警综平台、内部办案系统当中本次所有传唤档案、办案记录、个人负面备注，彻底消除一切名誉不良影响；对当班办案民警滥用职权、程序违法、歧视残疾人、打击报复信访人的违纪违法行为正式启动调查追责；

其本人依法保留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检察法律监督、纪检监察控告、申请国家赔偿的全部法定维权救济权利。

据悉，2002年重庆市巴南区花溪镇政府将沈显素所在村22社村民的承包地和房屋全部丈量强征无公告。2009年属巴南区龙洲湾街道，因补偿不合理，2011年政府部门把残疾人沈显素关起后，把她家几亩地的蔬菜、央苗等全部摧毁，没有赔偿也没有合理的安置、补偿，也未按残疾人保障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被征地后不但大大降低了沈显素原有生活水平，且找工作困难而且沈家也是菜蔬基地，两费(土地补偿费和人员安置费)每人2万多元太低，征收土地必须购买社保。

政府征地违反了2002年1月1日起实施的国土资源部令10号规定的法律程序，没有举行听证，没有告知村民土地的用途，没有公开依法向老百姓吿知两费的补偿标准，确权时没给村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克扣村民土地亩分和所有补偿款，依申请信息公开没有集体土地证、交地协议，社的集体土地每个社员只分配了几百元，山边队有林贰叁拾万补偿款，其它资金去向不明未向社员公开也未分配。

其父沈定安1983年建造土墙瓦盖房屋九字第45472号，结婚后因没有住房父亲就申请住房6人，当时大家庭8口人，由于当年审批领导无视国家政策只批了70平方，房屋修好后不给分户，贰仟元押金只退了950元。

2002年、2011年政府征收村民小组村民沈显素、沈定安大家庭成员10人，拥有花溪镇道角村22组21号一套，地址在土地塝土墙瓦盖，一套在鞋底板砖混二层楼房1幢，实际总面积416.45平方的合法住房；拥有合法承包土地、自留地、林权地等10余亩(蔬莱基地，自留山全部是种植的果树)。

2002年其父沈定安九字第45472号房屋搬迁至红线外，巴字笫996号房屋在红线外，03年红线内的水管搬迁至红线外，由于施工单位在拆迁水管安装入户自来水时偷工减料未承担漏水的水费，导致沈家担水用八年。

沈显素电话：18723086720

黄晓敏：刑满一年的感谢感知和感悟

2025年5月28日，是我第三次被“寻衅滋事”（第一次不叫“寻衅滋事”而叫“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但行为和目的都是控制言论和写作自由）服刑四年，重获自由回归社会的第一天。

365天以来，我和自己对话、互动、和解、提升、再认识。在国内国外亲朋友人、非政府组织、社团机构，关怀关心、资助安抚、激励鼓励下，被摧残的身体得到修正、受伤的心理得以安抚、生活的渺茫变得光明。

在过去的大半年时间里，我住院三次蜕变的身体得到了治愈恢复；社会动荡面对不确定因素理顺了生活的压力；挑战技术环境的变化适应了AI发展的现实；学会适应超越了过去的那个自我。很快在下半年就回到了四年前那个充满理想热情的本我。

由于众所周知的家庭内部原因，我从成都看守所到成都锦江监狱失去自由的四年里，几乎是与外隔绝的四年生活。我不知道朋友的情况，朋友也仅仅知道我失去了自由。不过，通过很多蛛丝马迹还是让我感觉到，有朋友在关心我、帮助我，为我呼吁呐喊、奔走营救。这是我的精神锦囊，也是我存在的生命动力，更是我坚持力挺、自我安抚、肉身治愈的动力药丸。

所以我自由后做的第一件事请，就是给有关部门写投诉举报信，要求公开回应我写给金牛区、成都市、四川省、中央北京的投诉喊冤举报信，不仅没有答复回应我，为何还不允许我带出监狱。这就是想给办案单位一个下马威，你们四年的关押，不仅没有压垮我，反而给我更多的话语和话语题材。同时，北京有关部门七月上旬公函答复告知：没人对你有言论行动的控制！言外之意就是我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有司）不可以干涉我的权利。

在一边积极熟悉学习适应网络变化的自身需要下；又一边住院接受检查手术治疗配合下；还一边向成都司法、成都市中院、成都市检察院，和四川省人大、四川省纪监委、四川省监狱管理局，询问、投诉、反应和争取个人权益，力争活动空间回旋余地还有主动权。

我举报了金牛区的公检法；我举报了律所和律师的乱作为；我反映了监狱内的诸多乱象；我掌握了自媒体发声的主动权；我学会了AI技术制作简单的短视频；我有了自己的语术和互动圈子；我开始拥有自己的发布平台，回到了四年前的个人影响力，正走向超越以往的上升阶段和稳定状态。

目前，我的案情尚未完全终结，但已进入申诉复查的关键阶段。三级法院严重超时，多次催问始终没有任何答复；高检和区检一再延期，说是“案情重大复杂”；省司法厅就一个方式宁死不正面，就是一句话“你还是去找法院吧”。当下，我已经将不作为和不履约的律所、律师起诉到了锦江法院，进入程序正式立案将走诉讼。

回首过去的三百多天，再展望我们共荣的未来时光，虽然我因为发布网络言论，被强制传唤十余次，做笔录也有8次，被打招呼的删帖不少于30多次（不包括平台主动过滤和自动闭屏接近百帖），扬言断网罚款、没收设备和上网工具，甚至还有刑事诉讼的口头威胁，但我依然认为我们的未来光明可期。

我们处在一个最糟糕的岁月，我们也处在一个最有可能出现曙光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动荡不安地环境，也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刺激的不稳定社会。我们都在一个没有退路回不过去的季节，我们又都在因素变动焦躁不安从无需到有序的前夜！

结婚申请程序中的小插曲 01

我在5月20日下午正在忙着处理美篇app的文章申诉程序，突然接到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的电话，对方说收到我寄过去的一个行政起诉立案的材料，跟我说一下我的行政起诉不归他们管，要是维权的话按照规定的法律渠道进行，提出把我寄过去的文件退给我。

我其实有点想不起来了，觉得可能是去年什么时候进行过的关于监狱通信权的行政程序，给区法院寄过立案材料。就说“嗯好”，对方就把电话挂了。

当天晚上我查看了一下当时的文件才想起来：

我在今年1月24日曾向该法院就鲁南监狱行政欺诈行为（按要求修改信件后又以未修改为由扣留）向基层法院提起了行政起诉，后来网上直接显示“审查不通过”，审核意见直接引用了《最高法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认定我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一般网上立案阶段出现“审查不通过”，多为简单的材料形式问题。但我收到的审核意见已经是法院进行了实体性驳回，也就是不予立案的决定。只是法院故意用“审核不通过”这种平台用语代替了《不予立案裁定书》，等同于剥夺了我的救济权利。

我觉得这个违法过于明显了，就在2月9日邮寄了《关于要求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的申请》，要求在签收后7日内出具书面裁定。之后再没有消息，我也没有再继续追着了。

这都大半辈子过去了吧，才打电话说收到材料，也没有提书面裁定的事情，就只明确说不归他们管。那我邮寄的申请材料也不是在反映该不该立案的事情呀，就要个书面裁定。该不该管也得是有了书面裁定继续上诉才会涉及的问题呀。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会儿追着联系我，他们也看到我那篇结婚申请程序的文章了吗：哦，当时寄书面申请的是这个女的吗？那赶紧把她的材料退回去。傍晚我拒收了从法院退回的文件材料。

其实如果不是法院主动且执着的又打电话又退材料，我已经完全把这个事情忘了。那现在我还是先保留对该违法行为的法律救济权利吧。这都是些什么人间疾苦？？？？

李翘楚202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