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前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德睿去年落马，官方斥其“妄议中央”。近日，周德睿的“妄议”言论曝光，包括嘲讽习近平的所谓“共同富裕”及房地产政策，把“房住不炒”调侃成“房住不吵，越吵越涨”等，引发网络热议。
近年不少高官落马原因包括“妄议中央”，但涉及什么言论往往不公开。今年2月6日，中共海南省委原秘书长倪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网络热传原因为倪强因酒后吐真言，“妄议中央”称习近平主导搞的海南自贸港会注定是一个烂尾工程，是第二个雄安，这段谈话被人偷录了上交到省纪委，倪强因此被双开。
这些细节主要来自网络传播，尚缺乏完整的官方材料证实，但是这些传闻本身已经构成了习近平“定于一尊”时代非常值得观察的政治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官场，一名高级官员究竟说了什么，已经不再只是个人言论问题，而随时可能被指责“妄议中央”，成为决定其政治命运的问题。
“妄”者，胡乱也，“妄议”也就是“胡讲”。所谓“妄议中央”，中共自己的解释，是指对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妄加评论、指责，不负责任地说三道四。这个定义看上去似乎非常明确，问题就在这里。什么叫“妄加评论”？什么叫“不负责任”？什么叫“说三道四”？谁来界定一个官员究竟是在讨论政策还是在“妄议中央”？
事实上在专制政权下，”妄议”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中共从建党开始，就从列宁那里学来"铁的纪律"，纪律严明就意味着残酷的整肃斗争。这里所谓的“纪律”，从来不只是要求党员遵守组织程序、完成工作任务，更重要的是要求党员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在关键问题上保持一致，最终达到组织意志高于个人判断的状态。一个人可以在生活上有自己的性格，在技术问题上有自己的专长，却不能在政治上拥有真正独立于组织之外的立场。因为一旦允许党员，尤其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可以公开表达与中央不同的看法，那么所谓“统一领导”就会立刻面临究竟谁有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政治路线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这也是列宁主义政党与普通政党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普通政党当然也需要纪律，也会要求成员服从党内多数决定，但这种纪律通常建立在程序、竞争和权力可以更替的基础上。今天的多数可以成为明天的少数，今天的党魁也可能在选举中失去权力，因此党内意见分歧本身并不意味着制度受到威胁。列宁主义政党则不同，它把自己理解为一个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先锋队。既然党被认为掌握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那么反对党的路线，就不仅仅是意见不同，而可能被理解为站在历史进步的反面；而一旦党的政治正确性与国家的政治正确性合而为一，对党的怀疑也就被解释成对国家的怀疑，对中央的批评也就很容易被解释成破坏政治秩序。
因此，中共现在炮制出的“妄议中央”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一个政治体系为什么需要创造出这样一个罪名。一个官员可以批评一项具体政策吗？当然可以。中央文件也经常强调要开展调查研究，要听取不同意见，要允许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如果一个官员的批评必须首先获得上级批准，如果他无法知道什么范围内的批评属于“正常讨论”，什么范围内的批评会突然变成“妄议”，那么所谓的言论空间就不是真正的言论空间。因为真正决定言论边界的，不是法律，也不是一套事先明确的规则，而是权力本身。
这正是“妄议”最重要的政治含义。它并不要求你什么都不能说，而是让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不能说。这种不确定性，比一部明确规定禁止哪些言论的法律更有效。因为明确的法律至少会让人知道边界在哪里，而模糊的政治禁忌则要求每一个人自己猜测边界。今天某句话可以说，明天同一句话可能不能说；在一个普通干部那里只是牢骚，在另一个干部那里却可能被认定为政治问题；同样的政策批评，如果由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提出，是“实事求是”，如果由一个地方干部私下说出，就可能变成“妄议中央”。于是，官员最终学会的并不是如何讨论政策，而是知道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人面前不能说，什么场合不能说，甚至什么表情都不能有。
这便是政治高压真正深入官僚体系之后的结果，权力不再需要时时刻刻亲自命令每个人闭嘴，因为每个人都会主动替权力管理自己的嘴巴。从这个意义上说，“妄议中央”并不是习近平时代突然出现的新现象。它当然与近年来权力高度集中、“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以及“定于一尊”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但它背后的制度逻辑远比习近平个人的政治风格更加久远，习近平只是把这种逻辑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时代已经如此。在毛泽东时代，一个干部危险的并不是工作能力不足，而是在政治上被怀疑“不忠”。路线斗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因为在那个制度体系中，政治路线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由公开程序裁决的独立标准。谁掌握组织权力，谁就拥有解释路线的权力；谁拥有解释路线的权力，谁就拥有判断谁“犯了政治错误”的权力。于是，所谓思想问题最终都转化为组织问题，组织问题最终又转化为个人命运问题。
反右如此，“反右倾”如此，“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一个人昨天还可能是忠诚的干部，今天因为一句话、一次表态、一次会议发言，突然成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这种政治生活之所以能够长期运行，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判断这些言论的权力掌握在别人手里，而这个“别人”又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职务、待遇乃至人身自由。
所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中共这一组织原则并没有消失。毛泽东时代那种公开的群众性政治斗争减少了，政治运动也不再以过去那种方式频繁出现，官员开始按照行政能力、经济绩效和专业能力进行管理，市场经济也逐渐进入社会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已经从一个要求思想一致的列宁主义政党，转变成一个允许真正政治多元的普通执政党。
邓小平时代强调“反对个人崇拜”，实际上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巨大政治灾难之后，对这种权力结构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而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形成的集体领导，又进一步降低了最高权力个人化的程度。党内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竞争，但至少形成了某种政治上的相互牵制。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民主，而只能说明专制制度内部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弹性。
习近平时代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正是这种弹性不断缩小。当“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两个维护”成为官员政治忠诚的核心标准，当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权威与党中央权威越来越难以区分时，党内意见分歧的政治成本自然也会越来越高。过去可以在内部会议上表达不同意见，现在即使是在私下场合，也可能担心谈话被录音、被举报、被上报。
由此，“妄议中央”真正改变的并不是一个词，而是一种官场心理。它让官员逐渐明白，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中，最安全的不是分辨正确错误，而是与最高权力保持一致。因为政策错了，最多可以解释为工作失误；但如果政治上被认为与中央不一致，那么错误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于是，所有人都会把政治安全放在专业判断之前。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一个现代国家越是复杂，就越需要专业官僚提出不同意见。经济政策需要有人指出风险，金融政策需要有人提醒泡沫，房地产政策需要有人指出地方财政和居民债务的问题，外交政策需要有人分析国际环境的变化，公共卫生政策需要有人指出基层执行中的副作用。真正有效的行政体系，不可能所有人都只负责赞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如果只有一个声音，表面上看是高度统一，实际上却可能意味着信息系统正在失灵。
因为下面的人一旦发现，说真话的成本高于说假话的成本，组织就会逐渐失去获得真实信息的能力。官员开始报喜不报忧，地方开始层层包装数据，会议上的“意见一致”越来越多，私下里的抱怨越来越多；文件中充满正确的政治语言，现实中却不断出现与文件相反的问题。于是，最高权力得到的不是社会真实情况，而是经过层层筛选之后的政治安全信息。这正是专制政治最深刻的制度困境之一：它要求所有人忠诚，因此最终得到的却可能是所有人对权力的迎合。
“妄议中央”在这里发挥的作用，就是把“说错话”的风险提高到足以让整个官僚体系自我审查的程度，这其实就是独裁政治最典型的权力结构。独裁并不意味着统治者每天都必须使用暴力，恰恰相反，一个成熟的独裁制度，往往是在暴力很少直接出现的时候，权力才真正有效。因为真正稳定的统治，不是让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害怕，而是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害怕什么。
“妄议”就是这样一种恐惧。“妄议中央”很难通过客观标准判断，因为“妄议”的对象不是一个具体行为，而是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因此，一旦“政治态度”成为决定官员命运的重要标准，那么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和政治意义上的忠诚就会发生混合。官员面对的便不再只是“我有没有违法”，而是“我的思想是否符合组织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专制政治最终必然会进入思想控制。
这里所说的“必然”，并不是说中国历史注定要产生共产党，也不是说共产党的统治从历史起点上就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从来不是这样简单的因果链条。所谓“必然”，是指一旦一个政党以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建立国家权力，并且长期垄断政治竞争，那么权力高度集中、组织纪律优先、政治忠诚高于个人观念，就会成为这个制度不断自我强化的结果。
所以，“不许妄议”并不是独裁政治的偶然现象，而恰恰是独裁政治的常态。
中共是一个以列宁主义组织原则为基础、以一党垄断和思想统一为核心、以领袖不可公开质疑为前提的政治形态。“不许妄议”不是中共某一时期的偶然现象，而是这一制度形态维持自身的内在需要。因此，“妄议中央”并非一个普通的纪律用语，而是中共政治形态的历史缩影，它把对政策的质疑转化为对组织的挑战，把对最高权力的批评转化为政治上的不忠，并以此要求整个社会在事实面前服从权力、在现实面前服从口号。从毛泽东时代的路线斗争，到今天“定于一尊”下对言论和思想的严密控制，形式虽有变化，逻辑却一以贯之。
从现实效果上看，中共的“妄议”所压制的已经不只是言论，而是一个政权认识自身、修正自身和延续自身的能力。专制制度往往不是因为反对者突然强大而崩溃，而是因为内部已经没有人敢说真话，最终失去自我修复的能力。中共正在走向这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