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一个国家怎么成这样了......

维权25年，今年是头一次到北京上访，也是第一次从家里成功到达北京。

排队所见

2月27日早上7点多，我到国家信访局门口排队，我不知道平时上访的人多不多，27号这天的访民多的数不胜数，我环扫周边估算一下，不少于万人。在人挤人中，这边传来被踩踏的呼叫声，那边传来互不相让的吵架声，维护秩序的安保拿着一条长棍子阻止有人强挤的呼喊声，那比肩接迹的场景加上各种叫声，对我这么一个对祖国充满美好憧憬的人来说，好比站在世界末日的边沿。

我从早上7点多，排队排到下午3点多，离被接待的窗口还有几十米，前面还有几百人没被接待，工作人员告诉我到4点就清场了，明天来重新排队。

2月28日。我4点多起床，5点多到信访局门口排队。

与27号相比，28号的访民至少少了三分之一。不到9点，我就通过第一道关卡，进入信访大门，信访大门进去，里面排队的同样连绵不绝。

首访全国人大

由于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与纪委监委的接访处都在同一个地方，我看全国人大接访处排队的人较少，我先去了全国人大，到人大接访处除了安检严格、繁琐一点，接访倒是挺顺，由于，我第一次去信访，工作人员登记了一下，我就出来了。

我这皮球到国家纪委监委被踢哭了

接下来，我要去的是国家信访局与国家纪委监委。因国家信访局队伍很长，我想纪委监委应该和全国人大一样人快。于是，我就到纪委监委登记“盖章”（第一个接待窗口在访民的信访材料上盖个章后再排队等待）。当我进入排队时10点左右，前面有20多人，我以为早上可以被接待。到了11点多，安保传话，上午的接待已经截止，排队的人下午继续接待。这时我的前面还有16人，我都排了那么久了，只能继续排下去。可，我从早上4点多起来到11点多滴水未进，再等到一点半接待开始，轮到我估计也要2点多了。于是，我叫两边的访民给我留住我的位置，我出去吃点东西。

当我走到门口，和安保商量我身份证给他，我出去吃点东西回来继续排队，安保随口机械性的回答：“出去后回来就得重新排队，回去排队吧，那么多人都没有吃。”我只能重新回到“队伍”中。

将近下午两点，我终于可以进入纪检接访的检查环节。“手机关机、脱衣、脱鞋、搜口袋、寄存包包”等一系列检查后进入了接访窗口。接待厅有四个接待窗口，我被安排在第四窗口，该窗口正在接待一个较老的女访民，接待人员很耐心，详细问他很多细节，我坐在椅子上估计等了近半个小时，轮到我了，接待人员向我要了高法的判决书，登记一下，并不像接待上一个访民那样细心询问问题，也没问我到纪检反映什么问题，登记后给我一份“信访指南”，叫我去最高法。

也许是20多年来经历政、法机关毫无约束的权力放任与黑暗，也许是因为我20多年来第一次千辛万苦挨冷挨饿挤到国家纪检委，换来的只是一张“信访指南”，这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哭着说我已经多次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再审申请材料都没回复。接待人员和我说要人亲自去，面对面沟通。我说我去过（2024年11月，有政府的人陪同去过），可门口保安不让进，要我向南京巡回法庭申请，当时我把已经申请多次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就叫我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我去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待人员看了材料之后压低声音让我请他楼下的律师，我说北京的律师我请不起，之后他就说他们不受理，叫我去找国家纪检委。那次去一下高检就被政府的人带回去了，而这次我到国家纪委，纪委又叫我去找最高人民法院，这不是踢皮球吗？我歇斯底里地哭着问：政府强行抢劫农民土地，一分钱不给，法院枉法裁判，国家各权力机关互相推诿，一个好好的国家这么会变成这样？当时接待厅里访民只有几个，而安保人员很多，我的哭声把安保都招过来了，但，大多数的安保听我的话都沉默，只有一个在打官腔。这时，一个安保人员把我的材料收好递给我，安慰的说已经登记了，都登记了，然后送我到寄存处取回包包。

20多年坚强与隐忍的决堤一旦崩塌，泪水已经不是说止住就能止住的，当我从纪检委出来不到3点，饿了一天头晕晕的，但，脚还是不由自主的往信访局的队伍走。这时，政府截访的人员给我发信息，问我现在在哪接待，我告诉她在信访局排队，但我饿了一天头晕，我说话时也在哭。我说明天不会跟他们回去，我要在北京呆9天，一天去一个地方我才不累，另外是政府抢我村的土地给我带来几十年的麻烦，凭什么我还要配合你们赶时间走访？我边说边哭。截访的人员和我说别哭了，听见我哭的声音，她的心都碎了。

后来我想就算来得及被接待，但我此时的泪水根本止不住，我带着哭腔怎么向接待的人反映问题。于是，我就走出信访接待处。当晚就被政府截访的人带回来了。

以下这张哭肿眼睛的照片是在信访局排队时拍的：

被黑社会绑架的王义翠再被乡村政府限制自由

【民生观察2026年3月4日消息】 2月25日晚间，在北京租住地被暴力绑架挟持回到四川内江全安镇的王义翠，又在27日凌晨用手机向北京和内江等地公安报警，要求协查绑架黑幕和背后组织成员，并连夜到全安镇派出所当面提出三项要求。随后从27号正常工作日开启维护个人的基本权益。

王义翠首先给急救中心120拨打医院求助电话，申请救治和伤情鉴定。等了两个小时未见救护车辆到来，结果是全安镇和乡村某些官员，在必经的交通要道拦截阻止劝回了救护车辆。王义翠气愤的要求救护中心“给一个合理公开的说法。你们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不是政府的行政机构！”救护中心也很委屈的一再申明“是政府工作人员不让我们通过，我们也没有办法！”王义翠继续追问“是哪些官员，叫什么名字？又是哪一级政府，他们有什么权力干扰你们的工作？”最后急救中心的电话接线员也变得很不耐烦，以种种理由拒绝回答和接听王义翠的合理质疑。

2月28日，气愤不过的王义翠简单直入与全安镇乡村官员、派出所民警，质询核实绑架的内幕、救护车拦截的真假、参与绑架嫌疑人到案情况等违法乱纪责任人的具体真实内幕。乡村官员和地方民警开口闭口说“你是刑满释放人员，还在监控被限制的管理范围内。去北京上访属于越级非法行为。”王义翠反驳回击的说“我刑满了就是自由了。凭那一条法律条款，你们有权限制我的出行自由？又凭那一部法律授权，可以用暴力绑架挟持将我绑架强行带回？”这些官员一再回避正面话题不提法律，只说就是听领导安排和要求。再质问绑架犯罪嫌疑人的查处和调查情况话题时，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左右而言顾其他，说“这不属于我们应该管辖的职责范围，那是内江市局和省厅公安的权限职责。”

3月1日，王义翠又将质疑询问的对象用电话报警的方式，拨通联系到内江公安和成都警方。内江公安开始还有耐心正面回答责任和法律问题。问到具体调查的深入话题时，又把责任推给上一级的刑事调查机构。再向成都警方询问沿路立案调查情况，以及投诉内江公安不作为的督察电话，成都、内江相互推诿责任和管辖权，最后干脆将王义翠号码拉黑，让王义翠无法刨根问底和质疑投诉，无法向上一级反应不作为的懈怠工作模式。

面对一再诉说求得解决无门的现实情况，王义翠强调“我没有违法，也没有过错。是你们一再超越我的底线，侵犯我的合法权益。”承诺坚持把维护个人基本自由、基本尊严、基本身体的权益抗争进行到底。

庄磊被警方传唤家属要求书面通知遭拒

【民生观察2026年3月4日消息】近日，福建福州维权人士庄磊因经济案件突被鼓楼区公安传唤，家属要求出具传唤证遭拒。家属在网上发出关注信息后，庄磊于4日凌晨时分获释。早年，庄磊因房屋被强拆维权，至今未获赔偿安置，后因关注侵权事件频遭当局打压。

2026年3月3日下午三点左右，庄磊家属突然接到自称鼓楼分局刑侦大队江警官电话，告知：因福建长颂发展投资公司报案庄磊拒不执行法院欠款判决，已被鼓楼区办案中心传唤。

家属要求公安出具传唤证，其回应说口头告知你了。

庄磊家属王东红称，上述欠款案件系因福州仓山公安违法抓捕并错误关押庄磊50天，导致其经营的公司破产所致，庄磊向国家提起赔偿时却分文不补。

而庄磊因鼓楼区政府暴力强拆其房屋十多年分文未补，却又屡遭迫害，无力支付。但庄磊从未拒绝执行判决，也一直表示有能力时尽快履行。庄磊也有与长颂公司工作人员保持联系。

王东红表示，3日下午，庄磊将要去南京和朋友洽谈茶叶生意，福州公安此时的做法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鼓楼当局屡次掐断庄磊的谋生之路，庄磊家里还有两位80多岁老人无法协助照料，他们一家不知道如何生活。家属呼吁外界关注。

今天，从庄磊家属处得知，庄磊已于2026年3月4日凌晨时分回到家中，家属表示感谢大家的关注。

据悉，2010年，庄磊房屋在协商期内遭暴力强拆，七旬岳母被打伤抬入医院，老人被威胁恐吓，被停医停药不让救治，导致住院期间昏迷摔伤，造成骨折，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今年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妻子带着母亲天天去看病，已经是举步为艰。

因强拆10年来，拆迁方不给分文补偿，没有任何安置，原本安详的生活瞬间被打入谷底。

庄磊也由强拆受害者变为人权捍卫者，因关注侵犯人权的热点事件，一直以来遭遇中共当局的监控、骚扰和打压。

王东红电话：13559107545

刘冬宝在陕西被两部截访车严防死守

【民生观察2026年3月4日消息】近日，在陕西旅游的上海维权访民刘冬宝，被上海警方不远千里赶到陕西，警告其北京两会期间不得进京上访，因刘未作表态，随即家门口被政府雇佣人员严防死守。此前，刘冬宝曾因上访被关黑监狱并遭到暴力殴打，案件至今未作处理。

2026年中共两会前夕，上海政府为了实现“零上访”，其中来自上海石门二路派出所的警察，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告知刘冬宝今年“两会”不要到北京上访，最后还加了一句“知道不”，刘冬宝未回答，恐怕祸从此起。

刘冬宝是今年2月7日回妻子家陕西安康过春节的，但2026年3月2日上海两会维稳开始，石门二路街道的一帮人就赶到了陕西。

刘冬宝位置离上海1300多公里、离北京1000多公里，石二街道一帮人赶来做啥了？更奇葩的是，这一帮人在离开后，刘家门口停着两部截访车，对刘冬宝严防死守。

据刘调查，是石二街道一帮人从西安雇了八位大汉、两部车，为了不让刘冬宝上北京，为了实现大上海“零上访”之目标！

但是，这是在陕西省啊！刘冬宝不是上访是在旅游过春节。刘妻得知后，告知家人，现在家中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双方谁也不让，矛盾随时有激化的可能。

现在，农村的人也是懂法律的，如要抓人必须是警察，你黑保安他们根本不会理睬，事情发展要看陕西警察的水平。

在此，还是要说说《信访工作条例》第十八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和第二十七条“各级机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维护正常信访秩序”，这二条规定是中共政治局批的，也就是刘冬宝上访的兜底保障。

2026年3月3日，石二街道要与《信访工作条例》拼一拼，留个案底也好。

尽管他们有“尚方宝剑”，但刘冬宝毕竟没违法。据说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如侵犯他们的权利就要砸车，那么这就是“零上访”在挑起事端，上面二条兜底信访条例就是本案的依据。

农村的七大姑八大姨不是一个二个，一下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结局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据悉，刘冬宝是上海静安区的一个拆迁户老访民，因进京赴中南海连续被刑事拘留近10次，累计300多天，他已经是大上海访民中打不死的“刘冬宝”。

然而，2025年7月26日，刘在家里睡觉，突然来了警察敲门说是石门二路派出所的，刘一看是四个警察，对面还有一部警车，二话没说警察将刘冬宝带至派出所，刘坐在候审室。注意：刘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程序本身就违法。

直到下午，严重的事件发生了，六个黑保安前门不走走后门，冲入候审室，喊刘冬宝，并称他们是静安区信访办的。

刘说有工作证吗？黑保安即上前一手抢掉刘冬宝手机。刘不从，黑保安便使用暴力，将刘冬宝扛头扛脚，强行推入事先就停在后门的面包车里。

黑保安开始发泄早已预谋的仇恨计划，先是拳打脚踢，接着对刘的头部、脸部猛击，刘的两个牙齿被打落，头脑骨异形，更厉害的是，他们用脚踩刘胸部，刘差一点被闷死。

当时，面包车上连驾驶共七人了，应该是奉命将刘冬宝送入崇明黑监狱，刘已经全身伤痛了，加上腿疼复发不让治，无奈之下刘报了二次案，但作用不大。

刘冬宝在黑监狱经过92天的折磨与迫害，双腿红肿已经无法行走。

到2025年10月24日晚上，黑保安又是奉命释放刘冬宝，但驱车把刘扔在离家一公里的西康路安远路处。刘借了路边好心人的手机，与家人取得了联系。

随后，刘冬宝在派出所报案，要求获取《验伤单》，刘冬宝的伤势不轻，将接近重伤。

为了支持声援刘冬宝，自2025年11月2日起，访民们在网络上发起接龙“支持向政府提交信息公开申请”以为刘冬宝讨回公道。

截止2025年11月14日共有136位访民参与（其实“接龙”被屏蔽了，只好暂停，否则还有访民朋友会参与），由刘冬宝与其中四位访民协商作为申请人代表完成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程序，并于11月16日通过挂号信件送达静安区政府信息公开受理点，并由受理点工作人员送交政府。

接下来大家耐心等待回复，按照《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二十个工作日政府一定要给回复，如不服，还可以走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

2025年12月中旬，刘冬宝收到静安区政府的答复，称“信访”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

从裸露到禁忌：一个雕像折射的时代转向

年初，位于西安临潼华清池景区的“贵妃出浴”雕像，被卷入舆论漩涡。网友发帖指责雕像袒露上半身，“不雅观”，甚至可能“败坏社会风气”。一石激起千层浪，数万网友随之卷入激烈辩论。

这尊雕像出自著名雕塑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潘鹤之手，创作于1991年，安放方案当年经政府文化部门审核认可，其初衷是为烘托华清池作为唐代皇家园林的历史氛围。《杨贵妃》这尊雕像的意义，早已超越艺术本体。它诞生于思想解冻的年代，是艺术家在禁锢渐松的空气中凿下的一道裂痕，是那个时代对身体与美的重新确认。2009年潘鹤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因为“这是打破艺术禁锢的一次突破”。然而，雕像摆放三十余年相安无事，却在今天忽然成为“伤风败俗”的对象。雕像没有变，变的是时代的空气。所谓“贵妃穿衣”的呼声，不是审美进步，而是政治气候的逆转。

事实上，这并非孤立个案。早在2012年，央视节目介绍古典雕塑时曾给人体艺术打上马赛克，引发公众讪笑。近年类似现象愈发频繁，文学创作者因情色描写遭严厉打击，公共艺术被反复审视，网络私密空间被纳入治安条款。艺术、表达、身体、私人领域，逐渐被纳入道德与行政双重规训体系。其共同特征，是私人经验被政治化、审美判断被道德化、文化空间被制度化。这种趋势不是零散个案，而是政权重新极端化的体现。

极权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将私人领域持续纳入公共治理视野。传统极权控制言论与组织，而当代极权则更进一步，延伸至情绪、审美乃至身体。身体不再只是自然存在，而成为价值正确性的象征物。贵妃的裸露因此不再属于雕塑语言，而被转换为“是否符合时代文明形象”的政治问题。艺术在这一瞬间完成了政治化转化。对身体的规训，是任何专制政体稳固自身的基础工程。

“贵妃穿衣”的争议表面是尺度问题，实质却是对女性身体可见度的再规范。并没有明文规定“唐装不得露肩”，但在“正能量”“清朗”“公序良俗”等意识形态语汇的持续灌输下，一条模糊却有效的红线被重新划定。裸体艺术、人体表达、人类正常的审美经验，不是突然变得“低俗”，而是在新的政治标准下被重新定义。当审美差异被上升为道德问题，身体便被重新编码为政治符号。女性不再只是个体，而被绑定为“民族形象”“传统尊严”“主流价值”的承载物。她的身体，不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国家叙事。

政治空间越收紧，文化表层越强调“传统”“复兴”“国风”。这不是巧合。威权体制在合法性承压之际，往往诉诸文化民族主义，以传统象征填补现实困境。经济增长放缓、社会流动受阻、青年焦虑蔓延之时，传统被重新塑造为秩序的来源。然而，这种“传统”并非历史意义上的多元传统，而是经过权力筛选与包装的政治传统。它去除开放性与复杂性，只保留服从性与象征性。所谓“国风”，既是审美风格，也是政治姿态——敬畏权威、服从秩序、克制欲望。

更值得警惕的，是大量网民对雕像主动举报与道德批判的现象。这显示出长期高压环境下形成的社会心理：忠诚不再需要动员，而是内化为习惯。无需明文禁令，公共空间已形成预判机制——宁可更保守，也不愿越界。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个体为了规避风险，会选择站在比官方更保守的位置。久而久之，社会形成“安全本能”，与其等待审查，不如主动收缩。这种超额忠诚，是新极权最稳固的社会基础。

当政治表达受限，道德议题便成为替代出口。人们无法触及制度问题，却可以评判他人生活方式；无法讨论权力结构，却可以争论雕像尺度。道德批评既安全，又充满情绪张力，于是成为公共讨论的主要形式。新极权不必时时高压，它通过不确定性塑造恐惧，通过风险结构引导自我规训。人们不知道红线在哪里，于是不断后退。所有领域的退却叠加在一起，便构成整体的保守化。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加剧了这一趋势。当时代上行，人们更宽容；当时代下行，人们更焦虑。焦虑需要出口，出口往往寻找最易动员的对象——身体、性、艺术。在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氛围中，“管起来”“规范起来”被误认为秩序与安全的来源。于是，一尊雕像成为焦虑的投射面。给雕像加衣，比改善制度更容易；整肃艺术，比开放权力更省力。

“贵妃出浴”之争真正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它让人意识到这不是偶发的舆论风波，而是风向本身。当宏大叙事需要道德证明时，身体成为最廉价的祭品。今天是雕像，明天可能是舞蹈、绘画、电影乃至私人聊天。极权的推进并不总以轰轰烈烈的姿态出现，它更多表现为边界持续收缩，直到人们习惯了窄小的空间。

极权时代最大的讽刺，在于它以“文明”“纯洁”“健康”为名，对社会实施系统性规训。贵妃被裹起的不只是身体，而是公众对差异的容忍度，是艺术的自由度，是个体表达的空间。当身体成为政治标本，艺术沦为合规表演，社会就不再拥有真正的文化生命。

这种不断向私人领域渗透、不断以道德名义扩张控制的治理逻辑，本质上正是中共极权体制的结构性特征。它无法容忍自发的美，无法容忍未经授权的欲望，无法容忍超出叙事框架的表达。它把公民当作需要时刻校正的对象，把社会当作必须永远整肃的现场。所谓“贵妃穿衣”，不过是又一次信号。一个连雕像都必须接受政治审判的政权，早已不是文明的守护者，而是文明的扼杀者。

在京维权访民侯晶被劫持至河北固安

【民生观察2026年3月3日消息】近日，黑龙江维权访民侯晶，因被黑龙江截访警察从北京劫持至河北固安，现摆脱掌控欲乘夜趟过滔滔永定河，前往北京继续上访，生命安全正面临严重威胁，现恳请媒体和网友关注。

侯晶，家住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身份证号码：22040319730212XXXX。

侯晶因现役军官哥哥侯俊、黑龙江武警边防总队鹤岗支队绥滨边防大队干事24年军龄少校军衔，溺水死亡，公安出具死亡证明是溺水，部队上报病故，侯晶母亲对儿子死亡定性不服依法逐级维权。

母女二人因维权，于2012年在国防部边防局接待室内遭到劫持殴打绑架、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9天，侯晶被打至脾破裂摘除，至今东花市派出所不给立案。

2019年，在侯晶和母亲没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又被打压迫害以莫须有的罪名，寻衅滋事罪各判刑三年。

可怜侯晶那七旬老母在监狱患病得不到及时救治，含冤死在狱中，遗体至今存在哈尔滨殡仪馆，不能入土为安。

侯晶于2022年3月出狱后继续为母亲和哥哥维权，各部门相互推诿形同虚设。至今五年了，侯晶母亲的遗体不能入土为安。

侯晶表示：“苍天在上我所说句句属实，跪求好心人转发帮我为家人伸冤！”

此前，在京边打工边维权的侯晶，自身深陷困境仍不忘援助他人，江苏常州维权人士杨丽和父母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续命的三件军大衣，正是她紧急援助的。

侯晶电话：15948990333

杨丽及父母在与北京警方谈话后失联

【民生观察2026年3月3日消息】江苏常州维权人士杨丽因捍卫权利被刑事报复，拘押期间病情恶化至尿毒症末期，刑满后依然被剥夺医疗。2026年2月中旬，杨丽和父亲杨国良、母亲许冬青进京来到北京大学第一人民医院看病被拒，院方称需领导同意才能救治。目前杨丽已滞留北大一院20天时间，期间杨国良出医院寻求帮助，曾2次被警察带走关押与家人失联，之后被送回，其中第一次遭到威胁与殴打。在京维权人士林春芬、侯晶在得知上述情况后，前往医院探望杨丽，遭到警方的盘问和传唤。3月3日凌晨3点左右，北京警方在与杨丽及父母谈话后，杨家3人随即与外界失联。

2026年2月11日，杨丽和父母来到北京大学第一人民医院就医遭拒，截止2026年3月2日，已滞留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内科走廊20天时间，目前仍得不到紧急透析和相关治疗。

2月24日下午，杨国良外出寻求帮助，路上遭到北京警方核查身份信息，后疑似被带往海淀区办案中心关押。

3天前，杨国良外出时曾被北京警方扣押后，带往海淀区四季青派出所关押，后被江苏常州金坛驻京截访警察倪卫兵从该所接出送回医院，期间杨国良遭到倪卫兵的拳击殴打，并威胁要将其活埋。

家属致电北京四季青派出所询问杨国良的下落，警察拒绝告知其下落。

2月25日晚上20点，杨国良被江苏常州金坛驻京截访警察倪卫兵和一车便衣，送回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其被整整拘押了25、6个小时左右。

期间北京四季青派出所始终没有告诉家属，杨国良被拘押在何处。家属曾无数次尝试与院方和北京12345沟通，均得不到回应。

2月27日，北京海淀维权人士梁安慧大姐听闻杨丽的遭遇后，特意做了几份饭菜委托林春芬送到医院。梁大姐自己双腿不便，却仍惦念她人的处境。林春芬频遭警方骚扰，却仍坚持援助杨丽一家人。

2月28日，目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将历经17天都没有收治杨丽的理由归咎为没有挂号。当日下午，家人为杨丽挂了透前和血管通路门诊号，但杨丽仍未被医院收治。

截止2026年3月2日，杨丽滞留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走廊已经20天时间仍被医院拒绝救治。

3月2日晚上7点左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派出多位医护人员找杨丽谈话，杨丽姐姐杨彩英参与了谈话。一句话，还是拒绝收治。

这次医生给出的理由，不是没有床位、不是没有挂号、也不是没有领导批准，而是透析治疗需遵循属地原则，此次所有参与谈话人员拒绝告知姓名职务。同时，谈话现场还出现了北京厂桥派出所的民警。

3月3日凌晨3:30分左右，北京厂桥派出所2名民警和多名保安到场，告知杨丽，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报警称杨丽的病情不符合透析指征，要求杨丽和父母尽快离开医院。

杨丽和家人提出持有医院开具的住院通知单，要求警方协助收治入院遭到拒绝；杨丽又要求提供医院认定不符合收治指征的书面材料，也遭到拒绝。

就在警察离开约10分钟后，杨丽和父母均与外界失联。

据悉，杨丽和母亲许冬青因上访揭露江苏当局违法征地拆迁（涉农地约5000亩、农户约2300户），二人在遭近2年的绑架拦截阻止就医后，又在2024年10月遭江苏省政法委书记李耀光下令刑事打压，并分别被判刑1年3个月和1年2个月。

关押期间，母女二人都遭到长期的酷刑虐待、强迫劳动和医疗剥夺。刑满释放后，又持续遭到地方医院的医疗迫害。

无奈之下，杨丽和父母只好前往北京就医，却被医院拒绝治疗。多名在京访民前往协助与医院交涉，希望对杨丽进行治疗，医生称需领导同意才能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