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狱中会见权和通信权未依法得到保障

【民生观察2026年10月4日消息】秋雨圣约教会的王怡牧师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9年有期徒刑。在其服刑近8年期间，其与家属会见权和通信权一直未能得到依法保障，外界对其身体情况也知之甚少。近日网上流传王怡牧师有关患病消息，为此秋雨圣约教会发布公开信，要求依法保障王怡牧师的会见、通信及通话权，并向家属提供准确的健康和医疗信息。

2026年10月3日，秋雨圣约教会发布公开信称，近期网络上传出关于王怡牧师身体健康状况的信息，教会与大家一样十分关切。

就信心而言，我们相信上帝护理万有的主权；就人的责任而言，在长期缺乏正常会见、通信，和无法及时获得王怡牧师健康信息的情况下，我们丝毫不能轻忽任何有关王怡牧师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信息。

2019年12月，王怡牧师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此后转至成都市金堂监狱服刑。

自被捕至今已近八年，他与妻儿、父母之间正常的会见、通信和通话长期受到严格限制，家人很难及时、准确地了解他的生活和健康状况。

在王怡牧师服刑的八年间，其与家属正常会见和通信的基本权利一直未能得到依法保障；八年间，家属成功会见次数未超过五次，家属及外界对他目前的精神与健康状况知之甚少。

正因如此，我们理解近期相关媒体、主内肢体和社会人士在获得有关信息后所发出的呼吁。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信息的来源；但根据目前能够掌握的情况，我们尚无法确认王怡牧师是否已经患病，也无法准确了解他目前的健康状况。

正因过往曾发生过被羁押或服刑的良心犯在羁押期间突发罹患重病（无论是人为所致还是出于自然）、因未能得到充分医疗，甚至在获释前后不久离奇死亡的案例（并非少数）。

因而在此等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作为王怡牧师所牧养的教会，我们既不把目前的信息当作已经确定的事实，也不认为那是空穴来风，就轻忽这些信息和预警。

我们所期待的是：监狱管理方依法保障王怡牧师与家人的正常会见、通信和通话，向家属提供准确的健康和医疗信息，并确保他在需要时得到及时、充分的医疗照顾，并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让家人及时知情。

另外，2026年10月4日，秋雨教会一位弟兄联系上了王怡的父母。听到儿子生病的消息后，两位80多岁的老人极其焦虑，父亲因捉急，牙疼得厉害，睡不着觉，母亲肩周炎发作，很痛，每天都要吃安眠药。

王怡父母打电话给监狱，工作人员说正在放假，科长在休假，要等几天。他们很气愤，人生病多大的事，难道因为休假就没人管啦？

他们要求政府执法守法，马上安排会见自己的儿子，并提请监狱的上级主管部门——四川省监狱管理局，督促其下级监狱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维护在押犯人的身体康健和合法权益。

中国大陆精神障碍人数激增的困境

（编者按：据9月初媒体爆出有关世界医学权威刊物《柳叶刀》对中国精神障碍病例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约有1.912亿个精神障碍现患病例，其中自闭症约为692.2万例；年龄标化后，每10万人约552.1例。报告一出，引发网络热潮，众多网友认为真实数据可能还远远不止于此，因为中共极权的精神高压与经济的困顿，使中国近年来民众生活日益绝望，教育、就业、养儿养老、重病医疗等等无尽的压力，使整个国民陷身在无休无止的困苦中，中国普遍性出现精神失常已是有目共睹的现实。如此国民精神健康的严峻的形势控诉着中共极权统治的反人性反文明本质。）

一、触目惊心：中国精神障碍人数达1.912亿

2026年7月27日，一项发表于《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的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约有1.912亿个精神障碍现患病例，其中自闭症约为692.2万例；年龄标化后，每10万人约552.1例。

这项研究使用的是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3数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评估了1990-2023年中国及33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精神障碍负担。
两个月前，GBD2023精神障碍协作组已在《柳叶刀》发表全球分析：2023年，全球约有11.7亿个精神障碍现患病例，造成约1.71亿个伤残调整寿命年，在全部疾病和伤害中排第5位；如果只看伤残生存年，精神障碍已经位居第1位。
在中国，对应的由精神障碍造成的伤残调整寿命年约为2635万，占中国全部疾病和伤害负担的6.7%。
自闭症、ADHD及其他神经发育条件也被纳入这项分析。结果显示：
2023年，中国自闭症现患病例约692万，不到ADHD的三分之一，但造成的伤残调整寿命年约129.8万，高于ADHD的94.3万和特发性发育性智力障碍的67.5万；
各种神经发育条件的地区分布有很大差别：年龄标化后，北京的自闭症比例点估计较高，约为四川的2.4倍；ADHD以上海较高，约为辽宁的3.7倍；
年龄曲线也有明显差别，焦虑障碍患病率在10-14岁达到高点，到了15-19岁，抑郁和进食障碍的影响进一步显现，而这个阶段也是自闭症从神经发育和教育支持转向精神健康需求的关键阶段。

二、33年间，病例数增加45.6%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是一套持续运行的全球健康“总账”，它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世界各地分别有多少人患病，疾病造成了多少死亡和带病生活，以及不同疾病、地区和年份之间是否可以比较。
项目起始于1990年代，最初的研究由世界银行委托，以1990年为基准年。此后，世界卫生组织曾负责过一段时间该项目的协调。2007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成立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IHME），并由其协调新一代GBD研究。
目前GBD已更新到2023年版本。本次全球和中国的精神障碍疾病负担研究，正是在GBD2023的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的。
结果显示，相比1990年中国约有1.313亿个精神障碍现患病例，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已增加至1.912亿，增幅为45.6%。同期的年龄标化患病率从每10万人11085例升至12706例，增加14.6%。
病例总数的增幅较大，部分来自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年龄标化患病率也在上升，则说明排除这些因素后，精神障碍总体的患病水平仍有增加。不同病种的变化幅度并不相同，不能由总量增幅推断每一类精神障碍都同步增加。
相比之下，GBD2023的全球精神障碍分析结果中，前述两个指标的增幅相差更大。1990-2023年，精神障碍现患病例数增加95.5%，年龄标化患病率增加24.2%。
需要说明的是，GBD统计的数字并非医疗机构逐人登记的总和，而是通过汇集不同年份和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人口资料以及患病率、发病率、病程等信息，再用疾病模型推算没有直接调查的地点、年龄和年份，最后得出基于统一标准下可比的结果。
中国2023年约1.912亿个精神障碍现患病例，就是这样得到的模型估计，95%不确定性区间为1.757亿-2.132亿。
GBD的另一个关键指标是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用来衡量总体健康损失，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伤残生存年（YLD），用来衡量带病或伴随健康损失生活的年份；另一个是早逝损失寿命年（YLL），衡量的是过早死亡造成的寿命损失。
精神障碍的DALY主要来自前一部分，也就是伤残生存年。从分析结果看，这一指标同样在增加。
1990年，中国精神障碍造成约1726.4万个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到2023年增至2635.3万个，增加52.7%。同期，年龄标化DALY率从每10万人1452升至1718，增加18.4%。这说明即使排除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影响，精神障碍造成的健康损失仍在增加。
全球的变化幅度更大。1990-2023年，全球精神障碍造成的DALY从8360万增至1.71亿，增加104.8%，年龄标化DALY率增加28.9%。
从结果指标看，2023年，精神障碍在全球全部疾病和伤害的DALY排名中由1990年的第12位升至第5位；如果只看伤残生存年（YLD），已经排在第1位。

三、北京自闭症比例较高，上海ADHD点估计居前

GBD2023的中国精神障碍分析，也对全国各省级地区精神障碍疾病负担进行了分析。
整体数据方面，2023年，中国精神障碍总体的年龄标化患病率为每10万人12705.5例。分省看，香港的点估计最高，为15592.1例；甘肃和澳门随后，辽宁最低，为11349.1例。最高与最低相差约37%，而多数地区的95%不确定性区间有较大重叠。
如果换成现患病例总量，广东省居全国第一，约有1674.65万例；其后是山东1423.42万例，河南1346.33万例。三地精神障碍造成的DALY也位居前列，分别约为229.29万、205.00万和183.26万。最直接的原因是常住人口基数大。
具体到自闭症、ADHD和特发性发育性智力障碍，省际分布又与精神障碍总体的病例数和年龄标化患病率并不相同。
自闭症方面，年龄标化后，北京的点估计在全国最高，为每10万人958.2例，95%不确定性区间为694.2-1348.0；相对较低的四川为每10万人405.7例，不确定性区间为272.7-597.0。病例总量最大的依旧是广东，约80.31万例；随后是山东的54.09万例和河南的53.74万例。
ADHD的省际跨度更大。年龄标化患病率最高的是上海，为每10万人2643.9例，其次是广东，为2616.3例，辽宁只有715.9例。按病例数计算，广东约有303.47万例，远高于上海；河南、四川和山东也都超过130万例。
特发性发育性智力障碍的高点出现在甘肃，年龄标化患病率为每10万人2043例，全国为936.7例，北京为706.7例。病例总量还是广东最多，约115.51万例，其后是河南、山东、江苏和四川。
北京和上海的总体精神障碍年龄标化患病率都低于全国平均，但分病种看，北京的自闭症、上海的ADHD点估计却分别处在较高位置。广东则在多个病种的现患病例总量上居于前列。
这些省级差异，可能同时受到人群构成、病例识别、诊断和服务可及性、人口迁移以及原始资料多少的影响，GBD模型本身不能给出单一原因。
总体而言，像广东、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需要按病例规模准备更多的服务，而数据估计明显偏离全国水平的地区，则需要补做直接调查，不同病种还要分别考虑评估、教育、精神卫生和长期照护的缺口。
研究团队也据此提出，资源政策需要从“普遍扩容”逐渐转向“结构平衡”，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病种的服务缺口调整配置。

四、中国大陆精神心理卫生现状总况

精神疾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
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的增加以及对于精神疾病的正确认识，精神疾病就诊人数持续增长，2014-2019年中国精神病医院总收入不断增加，2019年中国精神病医院总收入为661.6亿元，较2018年的580.1亿元同比增长14.0%。
导致目前精神疾病患病率飙升有多个原因。首先是目前的诊断工具较为敏感，更容易发现患者所存在的精神疾病；其次，与以往相对，目前大众更加注重心理健康，能更容易感知到自己的精神症状，也更愿意暴露出自己的心理痛苦。
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经济、文化和生活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现代人遭遇的心理应激也日益增加，相应地，与应激密切相关的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患病率也会增加。在中国将近14亿人口中，有2.3亿人会在他们一生中可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如心境障碍、焦虑障碍、物质使用障碍、进食障碍、间歇爆发性障碍、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等。而这些疾病的患病率目前也处于上升的趋势，如何预防和治疗这类精神疾病成为我国精神卫生亟需解决的问题。

五、中国精神疾病患者总数已过1亿，92%重症者未接受治疗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共有3亿人患有抑郁症，约6000万人患有双向情感障碍，2300万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人数达110万。
普通人理解的精神病主要是指重性精神障碍，表现为思维、情感和行为紊乱等。按照1%发病率推算，人群中大约有1600万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北京安定医院曾参与的一项国际性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精神疾病存在巨大的“治疗缺口”——需要治疗却没有寻求或未能获得治疗的患者所占比例极高。在我国，有92%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
对于很多精神疾病患者而言，打人对象大多都为亲近的人。有的精神病患者情绪压抑、愤闷，于是攻击他人作为一种宣泄手段，而有些精神病患者出现幻听、幻觉，或者出现思维、推理误判，总是觉得别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要对他不利等，于是产生攻击行为。最让患者痛苦的是病情稳定后，会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愧疚，但是在行为发生时依然不受控制。也许，精神分裂患者最难过的，莫过于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对家人的伤害，却不能自已。
在这些患者习惯性“打人”的背后，和家属承受同样煎熬的还有精神科医生。“有时候，门诊就像一个战场。有时热战，有时冷战。曾经的诊室里，每位医生的桌子下面都会有一个小板凳。”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这个板凳的作用是在来就诊的精神病患者躁狂发作时做一个阻挡，不能还手，拿这个先挡一下，找机会赶紧跑。“现在好了，有报警器。”精神科医生的极大压力也让很多医学毕业生选择不进此类科室工作，“美国人口有3亿多人，是我国人口的1/4，但精神科医生就有3.8万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院士告诉记者时曾这样举例对比，“美国还有一个职业叫临床心理治疗师，有20万人。精神科医生负责诊断和开药，心理治疗师专门从事心理治疗。”而我国，平均1.49名/10万人口，除了患者总数大，还有个原因就是很多医学生不爱选择这个行业，性价比太低。
“与之对应的是，精神科病人好起来很难，需要漫长的观察和治疗，而且大部分患者依从性并不好，经常是刚开始两三次还能来看病，后来就销声匿迹，随访工作也极其困难。”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每次经历这种情况，都会深深觉出了现实的“骨感”。
虽然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但家庭及个人负担仍然非常重。和贫困地区的患者相比，很多原本“小康”的家庭也都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根据WHO推算，2020年，我国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四分之一。在2012年到2030年期间，精神疾病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缩水超过9万亿美元。
很多精神疾病患者得不到及时的诊疗，“看不上病”背后是医疗资源巨大缺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是通病。据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介绍，我国目前为了减少精神疾病患者病情波动，提倡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分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三个阶段治疗。急性期主要在医院治疗，巩固期在康复机构，维持期回到社区。“但现实情况是，医院床位、医生数量明显不足，床位20万张，但服务1600万患者中10%是需要住院的人，严重不足。”王绍礼说。
而在很多患者向往的大城市大医院，精神疾病医生也面临着窘境。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在2017年5月公布了一组数字：我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有27733人，心理治疗师5000余人，总计只有3万多人。心理健康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专业医生的数量、质量不足，已成为我国精神卫生心理健康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六、中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6.8%，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

2021年9月21日，《柳叶刀-精神病学》(TheLancetPsychiatry)发表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领街的“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流行病学现况研究”(简称中国精神卫生调查)。这是我国首次全国成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这项调查研究首次提供了我国成人抑郁障碍流行病学患病率及其分布特征、临床症状严重程度、社会功能损害程度、获得各类治疗状况的全国数据，从临床卫生服务利用角度对于制定精神卫生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抑郁障碍流行病学特征和相关因素具有重要学术地位，是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此项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津台)18岁以上社区居民，在157个县/区1256个村/居委会中抽取受访者32552人。经过加权调整计算，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其中抑郁症为3.4%，心境恶劣障碍为1.4%，未特定型抑郁障碍为3.2%。抑郁障碍12月患病率为3.6%，其中抑郁症为2.1%，心境恶劣障碍为1.0%，未特定型抑郁障碍为1.4%。
我国抑郁障碍的流调特征中显示：就罹患任一抑郁障碍亚型而言，女性与男性的加权终生患病率分别为8.0%和5.7%，女性显著高于男性。12月患病率分别为4.2%和3.0%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女性患任何一类亚型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和12月患病率均高于男性。此外，家庭主妇、退休、失业人员的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和12月的患病率均高于有工作者；分居、丧偶或离婚者的抑郁障碍患病率明显高于已婚或同居者。
研究表明，抑郁障碍患者社会功能受损明显，但卫生服务利用率却很低，很少获得充分治疗。由于多数抑郁障碍患者未到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因此仅有0.5%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
在抑能障碍各亚型里者中，抑郁症患者寻求精神心理专科治疗的比例最高，也仅为4.7%；心境恶劣障碍电者为3.0%；未特定型抑郁障碍患者接受中医或其他治疗的比例最高为3.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就诊的抑郁障碍患者中，仅有7.1%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

七、30—39岁人群，多重压力集中叠加

从年龄来看，精神障碍负担并不是平均分布的。研究显示，5—19岁、30—39岁和50—59岁，是精神障碍疾病负担相对较高的三个年龄阶段。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焦虑和神经发育障碍的高负担，与竞争激烈的学习环境、家庭教育方式、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社会环境以及数字媒体暴露等因素有关。
进入30—39岁之后，压力来源则明显变化。研究人员指出，这一年龄阶段的人群往往需要同时面对职业竞争和经济压力，又承担着养育子女和照顾年迈父母的双重责任。
事业、家庭、经济和照护压力在同一个年龄阶段集中叠加，使30—39岁成为精神障碍疾病负担相对较高的人群之一。
到了50—59岁及更高年龄阶段，身体慢性疾病增加、退休前后的角色转变、经济不确定性，以及“空巢”带来的孤独和社会隔离，又成为新的风险因素。
从学生时代的学业压力，到中年的职业、家庭和经济压力，再到老龄阶段的疾病和社会隔离，精神健康风险几乎贯穿整个生命周期。

八、抑郁症“魔爪”伸向青少年，患病率24.6%

目前我国青少年群体中，患有抑郁症人数十分惊人。根据《2023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下称《蓝皮书》）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达9500万人，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28%，超2800万人。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学生。
遗传、家庭、社会等因素，以及应激事情都有可能成为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致病因子，《蓝皮书》显示，人际联系、家庭联系、学业压力三个关键词对学生影响最深。这也说明学校和家庭在关注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校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老师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家长在忙碌的平时，也不能忘记对孩子的关怀，否则孩子很有可能会误认为父母不爱自己，感受不到家的温暖，最后失望而去。
由北京安定医院牵头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历经近9年的研究，对全国73000多名6~16岁少年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资料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其中，焦虑障碍占4.7%，重性抑郁障碍占2.0%。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身体和心理发展的高速阶段，也是出现抑郁症的最高发阶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2021年8月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中，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这其中就包括相当比例的青少年抑郁。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与发展中心最新研究数据也验证了以上数据。该研究对山东、河北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3万名10-19岁的青少年开展了一次心理健康素养调查研究。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患病率为24.6%，这个数字意味着每4个青少年中，就有1个青少年在经受抑郁困扰。
青少年抑郁患病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小学阶段抑郁检出率为10.0%，初中阶段检出率为30%，高中阶段抑郁检出率为40.0%。大量研究一致发现，我国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发展轨迹在10-19岁呈现线性增长趋势。
与成人抑郁不同，儿童青少年抑郁出现时更为隐蔽，发生风险更高，是成人的4-5倍，且有一个缓慢而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孩子们自我觉察力低，易被忽视，因此，家长的认知，极大的影响了儿童青少年患者的干预时间和治疗方向。
大多数家长发现孩子患病，是从孩子宣布不上学时开始的。面对孩子情绪低落、易怒、无价值感，注意力不集中，还伴有睡眠、饮食障碍等躯体症状，家长们通常缺少“警醒”和“觉察”，少有家长能认识并接受，孩子的“行为问题”，可能是一类精神疾病。
认知不到位、觉得抑郁不过是“想不开”，强烈的病耻感，社会对抑郁症的误解甚至嘲讽，使得患者往往“讳疾忌医”。调查显示，我国抑郁患者群体就诊率极低，不足20%。
家长的觉察和成长决定着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疗愈可能，而家庭也的确是孩子成长的最直接的土壤。当然，将孩子的抑郁症简单归咎于家长也是不准确的，家长也是被时代所裹挟的个体，是社会大趋势的被动依从者。尽管青少年抑郁症具有独特的临床表征，但同处一个时代和社会，成人和孩子精神困境的根源并不是割裂的。
但是，为孩子营造具体生活环境的大人，应该做出相对独立的判断。很多父母望子成龙，对孩子的要求和期望都很高，有的父母甚至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让孩子来实现。还有一些高成就、高功能的父母，把企业管理的经验和官场运作的思路用于教育孩子，忽略孩子的心理特点，压抑孩子的感受和体验，给孩子讲大道理，甚至订立严密的管理制度。其实，与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成才相比，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专家也给出了实用的建议，当孩子出现以下两个信号时，要考虑精神障碍和及时就医了：第一，如果一个孩子的情绪、行为表现跟他的年龄、受教育水平、所处环境不相符合时；第二，如果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给孩子自己、家长或者学校造成持续的麻烦和痛苦时。孩子可能比成年人更早、更剧烈地感知到外界环境的变化。当他们反常地沉默，应该被所有人当成一种警醒。

九、造成中国高精神障碍人数的中共极权制度成因

政治学与人权批判视角：体制压力与“被精神病”现象
批评中国政府体制的人士与人权组织则从政治和权力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威权或极权体制对精神健康有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

• 高压社会控制的心理代价：有观点认为，严格的社会监控、言论审查以及缺乏救济渠道的维稳体制，加剧了公民个体的无力感与焦虑情绪，成为心理疾患者增多的体制性诱因。
• 非自愿收治与“被精神病”：诸如民生观察等组织长期关注中国在信访和维稳过程中，将部分未患精神障碍的异见人士、维权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非自愿收治现象（俗称“被精神病”），认为这是政治体制对精神医学的滥用。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研究者在探讨体制因素、社会结构与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时，经常提到的几个核心层面：1.结构性竞争与高度社会焦虑体制驱动的评价体系：在资源分配由体制高度主导的环境下，教育（如高考、考公）和就业领域的竞争往往具有单一和绝对的特点。这种高度同质化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模式，极易引发从青少年到中青年的系统性焦虑与抑郁。内卷与生存压力：经济增速放缓与体制内外交织的竞争压力（如“996”工作制、职场年龄歧视），导致个体在缺乏多元化出路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强烈的无力感（习得性无助）。2.社会支持系统的碎片化民间组织与互助网络的受限：在强社会管控的模式下，独立的NGO（非政府组织）、社区自治互助团体以及宗教心理支持网络的发展空间有限。当个体遭遇心理危机时，往往缺乏体制之外的、弹性的社会安全网来提供即时缓冲。原子化社会特征：高度的社会控制在客观上削弱了传统熟人社会和社区的紧密纽带，使个体更加“原子化”。缺乏深层的社区支持和自由的表达渠道，会加剧个体的孤独感和精神孤立。3.公共政策与社会转型代价政策的剧烈波动：例如过去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大量“失独家庭”以及沉重的养老压力；而过去几年突发、严厉的公共卫生管控措施（如长期封控），也被多项公共卫生研究证实对民众的焦虑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病率产生了显著的推升作用。救助与保障机制不足：尽管精神障碍人数受到关注，但医疗资源（尤其是心理咨询和精神科医疗资源）在体制内分配不均，且存在较强的社会污名化，导致许多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4.意识形态与个人表达的冲突表达空间受限：公共舆论场和个人言论空间的收紧，使得公众在面对社会不公、经济压力或个人挫折时，缺乏健康的宣泄与讨论渠道。长期压抑负面情绪且无法诉诸公开对话，容易转化为内省式的精神心理疾患。

十、网友对高精神障碍人数的热评

lcccoccc：1.9亿患者，那算上家里人，至少好几亿人间接或者直接受到影响
腰鼓城故人事：不是30-39高发，是40以上都不敢去看，肩上讲座大山，再扣个精神问题在头上，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哪有什么病，全靠硬抗
leileilei：充分展示出我国人民的韧性
YOYO：内卷加网络，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造成的
扶桑浴日：实际数字还可能被大幅低估
老吴：我是做精神科业务的，我说实话，精神科是这几年来患者增长速度最快的科室，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几乎很多都有抑郁症，焦虑症，甚至双相情感障碍症
邓志斌：信息过载综合征侯群，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合理利用工具，多读国学经典，多接触大自然，才是对治办法。整个社会都忽略了这点，老是让孩子信息过载，静不下来，灵性就流失，自主探索现实的能力就弱了。
西湖边的欢喜哥：我失眠焦虑也在吃药，可以说去医院正规看病的这些人还只是一部分人。焦虑抑郁用药很贵，加上看心理医生的话。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时间和钱，去正常看病，有身心问题都在硬抗。
十八子：就业太难，失业、待业、工作不稳定，会显著升高抑郁、焦虑、躯体化障碍的发病概率。
原始道：网贷催收功不可没。
悟道；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必须要得到全社会的重视！
锐芃：建议建立健全，严格审查精神病的鉴定标准，光凭医生自己断定和测试真的不那么能断定病症，我之前遇事心理上爸妈怕我有问题，一定让我去做检查，他们的那个测试测出来的结果跟我本人差异相去甚远，最后竟还能配了精神类的药物我表示质疑，首先精神类药物副作用大，再者像人的思想也好，情绪也好是很复杂的，精神科亦或是心理科医生本着上门就是病患的原则，无基本判断就已经在按照对方说的情况对应病症，也就是来者就是病人，说出来的话就是病症这真的很难被理解，我就医的时候明确提出检测结果与本人情况不符，依旧配了精神类药物且医生未给出合理答复我也很难理解。
香芋西米：我也觉得挺无语的这些医院为了挣钱，除了挣这些无其他可挣，乱开药，迟早医闹
锐芃；我觉得这个人性很复杂，有些人会为了利益做很多突破三观的事，就比如如果地方不大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医院也有心理精神科，又专门开了一家治疗这块的医院，狼多肉少，会怎么办，（前提没有其他食物了）畸形点的狼群先开始吃死了的狼对吧，如果死的吃完了想活下来的会不会有同类厮杀，所以在市场结构出现问题患者少，医院多，如果需要会不会让正常人需要看病，然后盈利？我想是有这个可能的。
hb5828：普通百姓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太大了……
萧郎：确实多，我经常路上碰到，公车上也碰到，太多了，人天性都是喜欢自由的，却被各种束缚
锐芃：同时也坚决抵制超出市场规模的精神病院存在，为保护院方权益同时也了保证未成为患者的你我他权益，建议严格审查精神病院的审批制度，同时严格控制地方设有精神类权限的医院数量，同时严格规范精神类科室的就医权限问题。
燧人鑫玥：看到这数字我不惊讶，甚至觉得可能还是少了，因为以前和身边认识的人就不少我初中就有这样的同学，处境艰难；高中时学校里有老师，平时听她说话不对劲，结果还真是；再说当时学校休学的好多啊，听老师们说，那些学生及其家长说话和状态都很不正常，班里遇到过没休学但脑子不正常很影响其他同学的；我妈一个朋友，她女友有精神问题，但她让女友管理公司财务，我妈劝她另花钱聘一个，她不听，之后破产了还刚好遇上疫情……
A星星火a：据新华社报道统计：2012年全国精神医疗机构2916家，截止到2023年已经发展到了5936家，增长了205%。据业内数据统计受国家管控类精神药物的销售额更是增长了300%！大部分这个特殊行业的从业者，把人短期的心理情绪问题和精神疾病的诊断混为一谈，进行理论模糊。让西方精神医学的概念标签，经过漫长的发展和人为操纵，做成了隐秘的医学文化渗透和药企药商资本的完美收割闭环，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利益收割产业链…
马生；内卷加长期忽视心理健康的恶果
旭日有情：为什么会这个样！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精神病人！！？
lufftransient；家长太卷了，什么都让学生学。去精神防治院看下就知道，有些年纪很小的一开始以为心理疾病，最后诊断为精神疾病，俗话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说到底还是大家有追求，追求还是人。工作追求升职加薪，学习追求第一。能不累死吗
DavidH：肯定不止，现在要想找个心理和智力都正常的国人聊天非常困难
归去来兮：不少是生活压力的因素
MICHELEBEAUVALFOSSE：这种社会已经没希望了大家都疯了
金祥：少说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有精神问题
᭄峯_520：人口大国，老弱病残。。
ATAO：抑郁的很多，压力太大

详情请参看：

1、柳叶刀最新发布，中国精神障碍33年暴涨45.6%，自闭症家庭负担被严重低估
https://www.huxiu.com/article/4891755.html

2、2023年中国精神障碍患病人数达1.9亿
https://www.sina.cn/news/detail/5341184463208589.html

3、中国精神障碍患者已达1.9亿，过去30年增长近五成，30-39岁成高负担人群
https://mp.weixin.qq.com/s/FgIU_O41Wo-W53T6Tt7JDg

4、中国精神卫生报告：常见精神障碍发病率暴增50倍
https://www.hbs6yy.com/news/view_229.html

5、2025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
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2/2026/0208/25094.html

6、中国精神卫生现状及对策分析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wm/20260924/content-1678023.html

7、研究指中国精神障碍者增加30年间升近五成
https://www.exmoo.com/article/265521.html

8、中国近2亿人患有精神障碍
https://www.wenxuecity.com/blog/202608/81697/14756.html

9、政治抑郁症：中国人到底怎么了？“润”真的有用么？我们还有救吗？
https://youtu.be/V6fEhkXSa3k

付国艳案因协助家属找律师多人被暴力带走

【民生观察2026年10月4日消息】贵阳女企业家付国艳因涉嫌严重违法遭贵阳警方抓捕，近两年间罪名几经变更，目前其处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状态。付国艳之子马祥弘欲帮母亲寻找律师，而协助家属寻找律师的亲友及员工十数人，于近日突遭警方无证暴力破门、强行闯入抄家后连夜带走，截止目前仍有多人失联。

付国艳，女，一个做了三十七年蜡染、刺绣、银饰，企业给上海世博会贵州馆提供过九成展品，产品被选作国礼送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她本人拿过国务院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2024年11月25日，付国艳在贵阳龙洞堡机场准备去海南养病时被带走。此后近两年，罪名从“涉嫌严重违法”，变成家属所称的“协助隐瞒犯罪所得九百万元”，最后落到她和企业从未有过业务往来的岑巩县，写成“涉嫌聚众淫乱”。企业停摆，两千多名绣娘断了订单。

付国艳之子马祥弘后来公开请求把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求母亲和员工还能活。

家属材料里的数字一直没变：要求付国艳承认九百万元，称已支付七百二十万现金，差额要用低价转让商铺、房产来补。

付国艳的企业是手工艺零售，从未涉矿、未征地。与她发生关联的，据报道只是丈夫一位远房亲戚、自然资源系统落马官员。

把远亲落马扩成长期强制措施，再和“还差一百多万”绑在一起，就是先射箭、后画靶。当监察调查被当成化债工具，案子就不再从事实出发，而从“这个专案要出多少钱”出发。

2025年8月，付国艳留置九个月后被接出，身高约一百六十厘米，瘦到七十多斤，头发花白，走路要人搀扶。

2026年4月17日，原专案相关人员、省纪委监委第十审查室原副主任夏伟被宣布接受审查。

4天后付国艳被通知补充口供，一去失联。次日家属收到岑巩县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罪名写成聚众淫乱，据称缺地点、缺办案人、缺联系方式。

律师要求会见，警方出示盖有省纪委监委印章的公函，以案情特殊不准见。省监说不是纪委的案子，县公安说只是奉命办案。锅甩来甩去，人关在付国艳从未踏足的县城。

聚众淫乱与隐瞒犯罪所得不是一类事实，羞辱就是施压工具。付国艳被指居五十多天后，同一批警察到贵阳调取财务流水，当场对员工说：现在查隐匿犯罪所得，不查聚众淫乱了。罪名是门面，资产才是正文。

家属还称，付国艳拒绝按剧本指认他人之后，才换上这顶最脏的帽子；随后又出现一份自愿解除委托律师声明，放弃各阶段会见、阅卷与申诉。声明出现在拒绝会见一个多月之后，落款对不上，不像长期隔绝、身体极差的当事人能独立写出的文本。

而辩护权一旦可以被逼着签字放弃，律师法就成了附件。

2026年9月30日晚，贵阳兴隆枫丹白鹭城市花园的路被堵住了。据家属及小区业主在微信群里的陈述，便衣与武警部队上百人入驻小区，封锁出入道路，并不出示搜查令，不出示证件，也不开启执法记录仪，对多户实施暴力破门、强行闯入，以抄家方式扣押私人物品，连夜带走十数人。

被带走的，不是另案在逃的嫌疑人，而是协助付国艳之子马祥弘寻找律师、依法维权的亲属、朋友和企业员工。

北大毕业生史嘉伟在被带走者之列，于10月1日晚被放回，仍遭便衣盯防；截至目前，仍有多人失联。

这不是孤立的夜间行动。家属称，此次由贵州省纪委联合贵阳市公安局指派片区派出所执行。执法记录仪不亮、证件不出、搜查令不在，三样同时缺失，程序就已经先于罪名破产。

县级公安与片区派出所在未出示法律文书的情况下破门抄家、带走协助找律师的公民。若答案只是“上面让办”，刑事诉讼法就不是法，而是一张可以随时收走的介绍信。

被威胁的还有付国艳的助理张艺博，前香港《大公报》记者。家属称，她遭多次上门传唤与言语威胁，被逼承诺立即返回香港。

讽刺在于，史嘉伟与张艺博原本都是贵州对外树立的“贵漂”典型：一个从北大出来，向往诗和远方；一个从港媒转身，投入当地扶贫与文化事业。招商册上的人才故事还没换页，人已经被写成麻烦，甚至被要求离开。一边宣传引进，一边对扶贫典型、前港媒记者实施传唤与逼离，营商环境还如何自圆其说？

更荒诞的是尚未放回的人。律师向家属分析：失联者中有几名当地亲属是佛教徒，此前出于对家人的关切，自发筹钱请僧众为被关押的付国艳诵经祈福。办案组正试图把这种捐钱念经，定性为“以宗教信仰开展迷信活动干预法律”。

2026年的法律文本里，宗教信仰自由仍写在纸上，为亲人请一场经，本是寻常民俗。把它套上“干预司法”，等于宣布：你不但不能请律师，也不能为母亲烧一炷香。罪名走到这一格，已经不是适用法律，而是因人设罪。搞笑的不是佛教，是权力把自己的歇斯底里写成了法条。

2026年9月30日当天的抓捕是这条管道的延伸。律师被挡住，而帮忙找律师的人就成了下一个目标；口供需要隔离，祈福的亲属也就被预备写成干预法律。从资产到隐瞒所得，再到聚众淫乱、涉密，如今又是念经。管辖可以换县，罪名可以按羁押需要更换。

安彦魁被以“非法组织宗教活动”为由拘留

【民生观察2026年10月3日消息】近日，太原郇城归正教会牧者安彦魁传道，被太原警方以“非法组织宗教活动”为由行政拘留15日。

2026年9月29日上午十点半左右，安彦魁传道被太原市公安局以涉嫌“组织非法宗教活动”从家中带走。

9月30日，姚师母接到太原市公安局电话，被告知安传道因“非法组织宗教活动”，被行政拘留15日。

据悉，郇城教会是一所在官方“三自”体系之外运作的家庭教会。

2020年1月底，安彦魁、张乘豪和汾阳五位基督教徒，一起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了“2020福音与文化大会”。

当时他们都是持护照从海关正常出入，并无违法行为。

2021年11月21日，安彦魁传道和张乘豪弟兄被山西汾阳的吕梁县公安局带走。2021年11月22日，俩人被汾阳市公安局以涉嫌“偷越国境罪”刑事拘留。

而汾阳教会的五位弟兄也均被以“偷越边境罪”刑拘、逮捕、判刑，五位弟兄均在2022年年初陆续刑满释放。

安彦魁传道和张乘豪弟兄在被羁押8个多月后，于2022年8月5日上午九点在汾阳法院开庭审理，之后二人被汾阳市法院以“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分别处罚金5000元。

刑满释放后，安彦魁传道仍多次遭警方拘留。

2023年，他参加教会青少年营会后被行政拘留15天，期满当天又因罚金执行问题被司法拘留15天；

2025年10月，同一教会主日敬拜遭警方介入，安彦魁等11人被行政拘留15天。

张翠英为女维权遭网络平台封禁屏蔽

【民生观察2026年10月3日消息】时年10岁的重庆女孩张进宝因遭校园霸凌致终生残疾，其母张翠英为女维权至今无果，期间反遭地方多次打压。2024年张进宝被学校、政府及警方联合强行从家中抬走，送进丰都县精神病院，与外界失联至今生死不明。张翠英在网上发帖为女维权，近日却遭微信平台封禁屏蔽。张翠英要求丰都县公安局立即释放被害人张进宝，并解除管控恢复人身自由还其基本人权公道。

张翠英，女，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居民，残疾人，系张进宝亲生母亲兼法定监护人。

2013年3月13日上午，张进宝在学校教室里自己座位上，遭到校霸男同学代云飞暴力殴打致左肾、脾破裂伤，医生告知换肾是唯一生机，张进宝病卧医院7年多无人管。

2019年3月22日，张进宝被丰都县公安局、政府强制抬离医院扔回家，任由其病情恶化。

更为残忍的是2024年11月22日上午9点多，校长组织丰都县公安局等部门，带30多名公职人员破门，将等待换肾生命垂危的张进宝绑架抬上无车牌号码黑救护车，强制送入丰都县精神病医院（黑监狱），系统性改名换姓非法拘禁至今22余月，切断与外界全部联系，张进宝至今生死不明音讯全无。

张翠英穷尽一切办法也无法将女儿张进宝救出。

十年来，张翠英母女和姐姐张翠珍三口人，挤在一间20平米左右的“救济屋”里互相依偎取暖，苟且卑微地生活着。但这唯一的安身立命之处，也即将面临着失去。

2024年12月21日，张翠英接到社区居委会通知，让她们搬离居住房，社区将依法提起诉讼，申请法院追缴2013年至今的房屋占用费及水电费且强制执行。

收到这纸“限期搬离强制追缴费用”的《通知》后，张翠英随即到重庆市民政局反映情况时，一个信访接待室工作人员拿着一份《汇报材料》念给她听：每年补助张翠英7500元钱，分一套80平方的房子给张翠英住着，每月补助张翠英500块钱......

张翠英看到，这份涉嫌严重造假的《汇报材料》，上面盖着丰都县民政局的大红章。

张翠英要求市民政局给予复印件一份遭拒，理由是：这是绝密文件。

2026年10月1日，张翠英向全网发布了女儿张进宝的境况，希望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解决问题。但是，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遭到微信平台的封禁和屏蔽。

张翠英表示，“所谓‘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解决事’，我在网上发的全部事实客观真实有据，没有违规，若有虚假我张翠英愿意承担法律责任，为什么把我的视频和文章、贴封禁成违规？只要发贪官污吏坏事干尽就被屏蔽了？

试问，微信公共平台检测中心是专门充当腐败分子的保护伞的吗？谁家没有孩子，请微信公共平台检测中心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一下。”

因信访举报为女维权，张翠英先后两次被送进看守所羁押了2个多月。

在关押期间，她曾多次遭多名同监人员毒打，受尽百般折磨，被打断四根肋骨，三根腰椎被打骨折，被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20余天，不准上厕所大小便拉在裤子里……

2017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正在北京的张翠英，遭到暴力截访。

她被戴上脚手铐，被十多名相关人员毒打到口吐白沫昏死过去。被截回地方后，张翠英又被关押进一间她所谓的“黑监狱”里，在严密看守中度过了二十多天暗无天日的岁月，多次被殴打折磨昏死过去。

因为女治病加上长期奔波为女讨说法，张翠英早已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债台高筑。

张翠英电话：19923906878

于凯取保候审期间被警方多次传唤和家访

【民生观察2026年10月2日消息】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主任于凯律师因在司法部举牌，被北京西城区执法办案中心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带走调查，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羁押在北京西城区看守所。代理律师李国蓓申请对其取保候审遭拒。几天后于凯律师被转到山东青岛第一看守所关押，后取保获释。取保候审期间，于凯律师被警方多次传唤和上门家访。

2026年10月1日早上，于凯刚接到辖区派出所来电，说是按上级（青岛市公安局政保支队）要求让他到派出所做笔录，于凯说没有时间，挂掉电话。

于凯反映的律师行业问题，涉及到90万律师的合法权益，应当整改，他自认没有错。

2026年3月31号下午即被拘的第5天，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受司法部部长贺荣的指派见了于凯，双方达成转治安处罚的承诺。

转回青岛后，青岛公安杀良冒功，以寻衅滋事罪对于凯取保候审。自4月26日于凯被取保候审后，公安来到于凯家中访问3次，将其传唤到派出所2次，导致其不胜其烦。

于凯表示，“这一次非强制不奉传”。

据悉，于凯现任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主任，曾有九年基层警务工作经历，后转行从事律师职业，长期深耕刑事辩护领域，是兼具执法实践与司法实务经验的法律工作者。

2023年8月，于凯与其他法律工作者联名提交立法建议，直指寻衅滋事罪罪状模糊、易成“口袋罪”，建议废止。

2024年7月，于凯因“违规炒作案件”被青岛市司法局处以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

2026年3月26日，于凯在北京司法部门前“和平举牌”，举牌内容直指青岛市司法局局长邓焕礼涉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随后，于凯被北京警方带走与外界失联。

3月27日，获悉于凯因在北京“和平举牌”被刑事拘留，关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涉嫌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

3月31日，李国蓓律师成功会见到了于凯。其一切还好，只是看守所的环境简陋了些。

之后，李国蓓律师申请对其取保候审遭拒。据称，当局继续扩大调查于凯在各地合法、合宪行使公民权利的举牌行为，拒绝对于凯变更强制措施，于凯仍被羁押！

4月9日，于凯被青岛崂山公安接回并送至青岛第一看守所关押，案件管辖已变更。此处住宿条件较西城看守所好很多，于凯本人状态良好。

4月26日，于凯取保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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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高升举报吉安监狱强迫劳动至今无果

【民生观察2026年10月2日消息】江西省吉安监狱长期强迫肖高升和其他家庭贫困服刑人员，长时间疲劳劳动，因为太累太困还要继续操作机器经常发生工伤事故。出狱后，肖高升向多部门举报吉安监狱违法强迫犯人劳动，但至今无果。因肖高升处于监视居住期间，遂只好在家中举牌维权。

2021年肖高升被抓捕，后被以虚假诉讼、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6个月，2026年3月18日刑满释放。

据称，2023年至2026年肖高升在江西省吉安监狱服刑期间，牢头狱霸郯国梁，雷哲明，葛裕才，钟信德等人，经常用下流语言对肖高升等弱势服刑人员的母亲耍流氓，殴打，辱骂，虐待举报人等弱势服刑人员，还经常抢劫弱势服刑人员的小货……

上述这些事实，监狱的监控视频可以证明。监狱每个角落都有监控，而且360度无死角。江西省吉安市中级法院和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法院在不调查事实的情况下，随意给牢头监霸们减刑。

2025年11月9日，因疲劳操作打扣机，肖高升的右手食指被打扣机打掉一块大肉，伤口一公分多，肖高升向警察曾三万、彭捷报告后，二人不理不睬，创口贴也不给一块。

被迫无奈，肖高升只好在地上拾了一块脏布条扎住伤口止血，马上又继续劳动。

因为警察没有人性超时强迫劳动，吉安监狱劳动车间经常发生工伤，而且发生工伤后，警察不让受伤者去医院消毒缝线包扎伤口。

2026年3月18日刑满释放后，肖高升依法向江西省司法厅，检察院，监狱管理局举报后，至今无果。

2026年4月3日，青原区法院收到了肖高升的诉讼材料后至今没有办理立案手续，为此肖高升再次依法进行举报。

2026年5月8日，肖高升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举报信，依法举报江西省吉安市中级法院负责人为牢头狱霸郯国梁，钟信德，雷哲明，葛裕才等人减刑的法律责任，以及追究青原区法院负责人不依法为举报人肖高升办理立案手续的法律责任。

因江西省政府部门长期对肖青山监视居住，不让其外出，肖高升被迫无奈于2026年10月1日在家里进行举牌抗议。

公开资料显示，肖高升，又名肖青山，1967年2月17日出生，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下厅村人，吉安市吉州区白鹭苑居民，劳工维权法律援助者，“肖氏诉讼法”发明者，实名举报人，民主维权公民，人权捍卫者，中国曾押维权人士。

早年在广东省广州市打工谋生期间，曾因工伤事故致残后自学法律，而后即在广州市成立了一家旨在帮助农民工群体维权的法律服务所；后又因受到广东当局对其帮助劳工维权行为的打压，遂被迫进京上访；

期间，曾因成立肖青山维权团队，辗转全国各地专为劳工弱势群体维权，故而逐渐成为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权捍卫者；然正是基于其不断进行公义维权，因而屡遭中共当局打压逼迫；

多年来，曾因多次在广东省东莞市、深圳市、江西老家及进京为劳工者维权，致使自家亲属子女受牵连，遭遇不公等。因维权抗争、拉横幅呼吁、向地方司法机构提起诉讼等，而屡被抓捕、传唤和胁迫恐吓；

2009年1月9日—13日，曾遭广东省东莞市劳动局/长安分局/厦边劳动服务站以土匪暴行方式抄抢住房钱财，其报警后警方竟拒不出警，又向东莞市第二检察院投诉控告，亦遭无视；同年5月6日，曾因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政府大门前公开支持和纪念64学运20周年，而被警方抓走拘留数天；

曾因替劳工维权抗议，其手机短信功能多次被东莞市警方封掉；曾因欲去香港旅游，而遭东莞和江西警方联合拒办签证手续；曾因替他人维权，遭打击报复而致其在江西老家的田产被乡村干部霸占，未给任何补偿；曾因公义维权，其亲属家庭纷纷受牵连，或遭查抄，或钱财被抢，喊冤多年，至今未果；曾因进京申冤，不但未果，反被几次拘押；

近年来，因其不断举横幅和上网呼吁，要求江西省各级政法机关及纪检部门依法惩治司法败类，且举横幅喊口号都有出处，遂屡遭警方警告威胁；

2021年9月底“国庆节”前夕，其突然被江西省吉安警方秘密抓捕，后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羁押于江西吉安市看守所；2021年11月9日，家属收到逮捕通知书，得知其于2021年11月5日被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执行逮捕，后被判刑4年半。其亲属遭恐吓均被禁言，不愿透露其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