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中，终于熬到了开庭的日子。
2018年12月28日，一个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早晨。我被戴上冰冷沉重的脚镣手铐，在警车的押解下回到了颍上县法院。车轮驶入法院大院的那一刻，我隔着车窗，远远便看见数十位亲友正伫立在刺骨的寒风中，翘首以盼，只为了能见我一面。
当他们看到我一头白发、面容枯槁，戴着死刑犯般的脚镣手铐艰难地从车上挪下来时，亲友们忍不住都哭了。侄女本能地拿出手机准备为我拍一张照片，却在落泪的刹那被一旁的法警饿虎扑食般迅速夺走。事后我才得知，那天法庭外密布着大量负责维稳的警察，他们如临大敌，生怕有同道中人前来声援。可悲的是，在这个因言获罪的荒诞剧场里，除了血脉相依的亲人，压根没有一个外地同道敢前来声援。
尽管我早已按照他们的要求认罪悔罪，但这场审判的结局从来都由不得法律。法治彻底让位于政治需要，我被当庭宣判：寻衅滋事罪，获刑三年。当权力需要你成为罪犯时，结局在开庭前早已注定。
我的身体已经濒临崩溃，根本没有资本去折腾上诉；家人也明确传达了外界的警告——上诉不仅不会减刑，反而会被视为“抗拒改造”而面临加刑。回到看守所后，一位同犯私下里向我透露，管教在找她谈话时，她亲耳听到看守所的一位领导对管教说：对我的判决“太轻了”，如果到监狱后不老实改造，立即发回重审、随时准备加刑。恐惧如附骨之疽，无孔不入，我不敢再存一丝一毫侥幸，彻底死了上诉的心。
就这样，在看守所痛苦煎熬了半年后，我再次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往安徽省女子监狱。我以为自己已经见识过了人间的深渊，到了监狱才知道，我是从十八层地狱坠入第十九层，跌入了深不见底的深渊。
八、牲畜权的剥夺
这是一场将人彻底牲畜化的押解。我们八个女囚被套上冰冷的脚镣手铐，像几头待售的牲口被塞进警车。为了防止脱逃，狱方采用了极其恶毒的连环铐：其中两个人的手和脚被死死锁在一起，另一只手和脚艰难地拖着笨重的行李包，在一片金属碰撞的沉闷声中，我们八人狼狈踉跄地爬上了警车。虽然屈辱至极，但在离开看守所的那一刻，我的内心竟然难掩一丝扭曲的兴奋——在那张塑料凳子上被囚禁了大半年，身体几近残废，如今终于能透过车窗一窥外面的世界。那一刻，我暂时忘却了自己卑微的罪犯身份，拼命地伸长脖子，恨不得将头撞破车窗，贪婪地凝望着外面的一切，试图以此确认自己还活在人间。
然而，地狱的法则很快在旅途中露出了獠牙。民警在途中停车用餐，将我们所有人死死锁在密闭的车厢内，一顿饭吃了四十多分钟。整个行程长达近五个小时，随着车辆的颠簸，膀胱的胀痛开始演变成火烧火燎的剧痛。车厢内一片死寂，无人敢开口提上厕所，我低声向同犯说想请示方便一下，却被她们齐声喝止：“不行，别找事！”。
那一刻我悲凉地意识到，这群囚犯已经被体制彻底驯化成了牲畜，她们不仅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尊严，更不能容忍同类试图唤醒生而为人的权利。一个个大活人快被尿憋死愣是没人敢请示，自己不敢请示也就罢了，还一起制止我，不允许我请示。到达安徽省女子监狱时，恰逢门口的值班民警下班。我们八个犯人戴着沉重的铁镣，在监狱大门口的寒风中又苦苦等待了近两个小时。直到下午三点多，履行完烦琐的入监手续进入监狱院内，脚镣、手铐才被卸下。
到了监狱卫生所体检时，在我的强烈抗议和哀求下，方才获准去厕所。整整八个小时没有解手，腹部胀裂如同遭遇了一场酷刑。出狱后，体检时被查出肾脏严重受损并伴有囊肿，医生明确告诉我，这与过去的极端憋尿有着直接关系。
谁能料到，这长达八个小时的憋尿，不过是漫长监狱生涯的一段残酷序曲。在日后的两年半里，憋屎憋尿成了常态，人类生存的最低限度尊严，在无法抑制的生理本能面前被彻底碾碎。
因为生产车间的流水线指标永无止境，根本不允许犯人随时上厕所。每天仅有的几次集中解手时间，必须由两百多人一起排队，往往还没轮到你，厕所的铁门就被无情锁闭。在狱中，你必须练就一套超越肉体极限的“憋功”，否则，唯一的选择就是拉在裤裆里。
尽管《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曾庄严宣告：“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都应得到人性化待遇，并尊重其作为人所固有的尊严。”但在这座冰冷的高墙内，我们完全被剥夺了作为灵长类动物的基本生存权利。别说人权了，这里连“牲口权”都没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家畜会活活被尿憋死。
为了减少排便的次数，以节约那救命的几分钟流水线时间，唯一的选择就是少吃、少喝。进监狱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便暴瘦了四十斤，原本在墙外近140斤的肥胖体态，一下子瘦成了90多斤皮包骨头。监狱从来不是改造灵魂的圣殿，它是一座用饥饿与高压搭建的、最残忍的减肥训练营。
九、新兵连的洗礼与特权阶层
监狱，是一座被绝对权力与军事化管理笼罩的冰冷铁血堡垒。
新到来的囚犯，须先进入新犯过渡监区——十二监区（新犯教育监区）。一进监区，大门便向我们展示了体制的绝对顺从逻辑：我们在看守所里熬了半年、家里好不容易送来的一堆衣物、被子等物品，被勒令全部扔掉。这让我想起刚进看守所时，自己新买的皮鞋和长筒丝袜同样被剥夺的场景。监狱里盛行着“零带入”的铁律，所有生活用品必须自费从监狱重新高价购买，其间的资源浪费触目惊心。
在新犯监区，首要的生存法则就是背诵那本几十页的监规，其次是无休止的队列训练与内务整理。负责我们培训和日常训导的并不是狱警，而是老犯人，我们必须卑微地尊称她们为“老师”。这些“老师”虽然同样穿着囚服，却个个衣着整洁、皮肤白净，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机关干部气质。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号房里的“老师”号长，在外面时都是体制内落马的官员——厅级、处级、科级的在里面比比皆是（至于更高级别的，早已去了秦城）。她们在外面过着锦衣玉食、前呼后拥的生活，入狱后凭借某种心照不宣的规则，依然无需从事底层的体力劳役，反而摇身一变，成为管理与压榨新囚的中间代理人，因为她们有权随意加码惩罚我们新犯人。
高墙抹平了阶级，却衍生出更严苛的新的阶级；在剥夺自由的泥潭里，特权依然能长出罪恶的花朵。新犯人在她们面前如同旧社会的奴仆，讨好、谄媚这些“老师”，成了新犯人唯一的生存之道。捶背、按摩乃至进贡一切在狱中属于稀缺资源的物资，成了心知肚明的潜规则。过年的时候，监狱象征性地给犯人发了一点水果和几颗小糖。我自己都舍不得动一下，却在互监组长的逼迫下，不得不挑出其中最好的一份，毕恭毕敬地“上贡”给了我们的号长黄HJ，黄在墙外曾是亳州某局的局长。尽管我奉上了行贿的“贡品”，但她并没有因此对我多一分宽厚。相反，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的眼神里始终带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忌恨与嘲讽。因为她敏锐地察觉到，我打心眼里瞧不起她，我不会长袖善舞，更不会像狗一样在她面前摇尾乞怜。我的骨气，让她在面对我时无法获得那种变态的特权优越感。为此，我彻底得罪了黄，迎接我的，是她几乎每天不重样的当众羞辱、体罚与恶意的告密。
我一进到她的监室，她问我有哪些特长时，我就告诉她计算机软硬件及互联网的基本操作都没问题。可是等到干部来要一名会电脑的新犯人时，她却说我们监室没人会电脑。在她的打击报复下，我彻底失去了从事电脑操作的宣鼓工作。
安顿下来后，新犯人就可以给家人写第一封信了。在看守所时，任何形式的对外联络都是绝对严禁的。然而，这封信并不是自由的表达，号长发给我们一张严格的写信模板，所有人的信件内容必须千篇一律地复制：
“我于某月某日已经安全下到监狱。这里的警官非常好，对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这里的环境非常优美，伙食也非常好……”
我记得最清楚，也最感到讽刺的一句话是：“我在外面就得过某某病，来到监狱体检时依然有某某病……”
这行字的荒谬之处在于，很多疾病明明都是我们失去自由遭受摧残、虐待后才落下的病根，但在体制的逻辑里，你必须白纸黑字地替它开脱，证明那是你“带病入狱”。写完之后，号长和狱警会逐字逐句地进行政治审查，只要发现有一句话没按照模板复制，便会迎来严厉的惩罚，信件也会被当场撕毁。
在“老师”们的驯化下，我们还学会了一套荒诞的狱中礼仪：只要狱警找谈话，必须立刻单膝下跪，右手握拳举在耳朵旁边，开口的第一句话必须是：“报告警官，我是罪犯XXX！”。如果狱警进入监室，所有人必须像弹簧一样立即全体起立，一边机械地鼓掌，一边齐声狂呼：“警官好！”，就像朝鲜的官员见到了三胖一样。
除了这些服从性训练，还有无休止的“应知应会”背诵。一本长达60多页的意识形态与监规手册，必须在三天之内一字不差地全部背完。背不出来的犯人，不仅不给饭吃，还要面临通宵罚站。在队列训练时，只要你动作稍不到位或稍显迟钝，老犯人的拳脚和辱骂便会如雨点般砸过来。
十、生产监区：三监区的绞肉机
新犯过渡监区10数天培训结束后，2019年3月7日，我迎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我被正式下放到了全监狱最苦、最累的劳动绞肉机——三监区。
这里是一座专门用来压榨无钱、无权、无背景的“贱民罪犯”的集中营。当我第一天被带进生产车间时，眼前的景象让我窒息：巨大的车间里，两百多名囚犯如同长在机器上的零件，高速而疯狂地运转着。没有一个人敢抬一下头，每个人的手脚都快得令人目眩，空气中只有密集的、如同暴雨轰鸣般的机器马达声。
因为我的颈椎和腰椎病在看守所已经坐废，双腿酸麻无力，根本无法踩动高速的缝纫机，我被分派到了更为繁重的岗位——熨烫衣物。
干活还不到半个小时，那个负责带我的老犯人“师傅”白了我一眼：“我一看你的手势就不是干活的料！手脚这么迟钝，干活不行，你的苦日子在后头呢！”没想到，她的话第二天就变成了现实。第二天开始，沉重的产量指标便如大山般压在我的肩头，我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却因为长期不干体力活，动作慢，拖累了整条流水线的工序进度。收工的当晚，我被惩罚站军姿两个小时。白天在滚烫的烫台前已经站着干活十几个小时，烫台里蒸腾出的高温热气不断摧残着我的呼吸和皮肤，晚上还要继续罚站军姿。在罚站快结束时，我双腿一软，整个人如同一摊烂泥瘫倒在地。我的倒地不仅没有换来一丝怜悯，反而被牢头狱霸立刻围了上来，对我展开了一顿密集的拳脚相加与下流的辱骂：“装死是不是？干活不行，连站个军姿都站不好！”我挣扎着爬起来，向当班的指导员控诉她们打人。然而，指导员只是冷漠地瞥了我一眼，吐出了一句让我浑身冰凉的话：“活该！打得好！打轻了，谁让你没本事干活的？不打你打谁？活干不好，你挨打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那一刻我才明白，在这座绞肉机里，产量是唯一的信仰，暴力则是维持信仰的鞭笞。
后来我才知道，狱警特意把我安排到三监区2号房，这个最恐怖的牢笼，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专门用来对付、摧残新犯人的头号牢头狱霸。直到今天，她的名字依然像噩梦般刻在我的脑子里——郑M。郑M长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气。她唯一的笑容，只会在面对管教干部时谄媚地绽放；而面对普通犯人时，她眼珠一瞪，就能让人吓得魂飞魄散。如果不是在公共浴室洗澡，你根本看不出她具备任何女性的特征。干部们都器重这样的人渣，将质检员和监管员的大权牢牢交在她手里，把她当成一条最忠诚的恶犬，专门用来摧残、训诫不听话的新犯人。
在2号房，只要你的坐姿或站姿稍有一毫米的不标准，便会遭到郑某M肆意的踢打与加倍的体罚。在整个三监区，没有一个人敢挑战她的淫威。因为她的父亲是宿州的公安干警，与我们的指导员是老乡、老同事。有了指导员这把巨大的保护伞，郑在高墙内可以说是只手遮天。
有一次，她又没事找事无端对我进行恶毒的打骂，我向值班的小干部反映情况。那个小干部听完后，四下张望了一番，竟然无可奈何地小声对我说：“你就忍忍吧，反正她也快走了，我也管不了她，在很多事情上，连我都得迁就她。”
干部的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有指导员在背后罩着，郑M就是这里的地下皇帝。因为郑M兼任车间的质检员，我的产品，在她的剪刀和标准下无一例外全被判定为“不合格”。她甚至当着我的面，恶狠狠地抛下一句话：“在我刑满释放之前，我会让你天天受罚。你干得质量过关了，产量肯定完不成；产量够了，在质量上我也绝不能让你过关！”她说到做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因为这个质检员蓄意的找茬与刁难，我的活不仅质量“永远不合格”，产量也“永远达不到指标”，我被她硬生生坑进了无休止的惩罚深渊。
在三监区，狱方拥有一套五花八门、将人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惩罚机制：罚款、打扫恶臭的厕所、站夜岗、剥夺吃荤菜和水果的权利、不准打电话、不准家属会见、不准看书、不准购买生活用品、扣分、站军姿……总之，我作为一个囚徒所能拥有的最后一点点微薄的生存“福利”，被她用手中的权力完全剥夺殆尽。
因为不允许购买生活用品，同时监狱又严禁我向别人借用，我的卫生纸很快就消耗殆尽。到了生理期，为了节约那几张救命的纸，我每次小便时只敢小心翼翼地撕下一格使用。郑M发现了这个细节，这成了她羞辱我的绝佳素材。她开始在两百多人的车间里到处大肆宣扬、杜撰，大声嚷嚷着我上厕所从不擦屁股，是“三监区最脏、最臭的女人”。
在晾衣服时，我的衣物也成了罪恶的象征。监狱实行残酷的联保体制，严禁一至两个人单独行动，无论上厕所还是去晾晒场，必须凑齐互监组的三个人集体行动。因此，平时的衣服都是放在几个盆里由三名值班员统一端去晾晒。然而郑M却下令，我的衣服“带有政治犯又脏又臭的病毒”，不得与任何人的衣服同盆。只有轮到我自己值日，获准进入晾晒场时，衣服才能混入集体晾晒。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洗干净衣服，我只能将湿漉漉的衣物直接穿在身上，用自己的体温生生将其“焐干”，因为号房里决不允许挂任何衣物。
十一、人渣的乐园与买纸笔的讽刺
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一分一秒都是在油锅里煎熬，直到几个月后，郑M终于刑满释放，我的处境才得以稍微喘息。
然而，地狱从不因为一个魔鬼的离去而变成天堂，它只是换了另一个魔鬼来执掌皮鞭。郑M走后，张某、王某等别的牢头狱霸很快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在女子监狱里，最不缺的就是整你的人渣。
这些犯人在墙外原本就干着偷抢扒拿、坑蒙拐骗的勾当，处于社会的边缘；入狱后，在极端扭曲、高压的权力生态中，她们的人性迅速发生了变态与癌变。在面对狱警干部时，低眉顺眼像一群温顺的绵羊；而在面对我这个毫无反抗能力的政治犯时，她们便瞬间化身为凶残的豺狼。她们要把自己在干部那里失去的尊严，从我这个更弱者身上百倍、千倍地捞回来。在这片封闭的罪恶之源里，折磨同犯，竟然成为她们枯燥囚禁生涯中唯一的精神娱乐。两百多个女犯，就像两百多只红了眼的母老虎，随时随地准备张开血盆大口将你撕碎，她们有一万种合法的、非合法的方法将你的肉体与精神彻底摧毁。
政治犯在里面的处境尤为卑劣，在那些刑事犯眼中，我们连普通的杀人犯都不如。为了防止我传播“危险言论”，除了日常盯防我的号头狱霸，狱方还专门指定了两个犯人作为我的专属“监视哨”。她们每个月都要打我的小报告，为抹黑我专门撰写“思想汇报”，捕风捉影地揭发我一切可能的违规行为。作为回报，每监督我一个月，她们的卡上就会多加上宝贵的3分减刑分。
更让人感到极度荒谬与愤怒的是，这两个监视我的犯人，经常厚颜无耻地要我为她们买纸和笔，因为每个月都要写我的黑材料。如果我不买，她们就威胁要在下个月的思想汇报里添油加醋，编造更多莫须有的罪名来诬陷我，把我推进更深的苦难里。在那个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野蛮世界里，为了换取片刻的安宁，我最终选择了屈服。我自己都舍不得花一分钱，却用可怜的账上余额，买下了纸和笔，亲手递给了这两个随时准备咬死我的告密者。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林昭——在她被执行枪决后，冷血的体制要向她年迈的母亲索取五角钱的子弹费。而我，竟然在几十年后，亲手为戳向自己脊梁骨的笔尖买单。
如今每每回想起来，我都恨自己的窝囊与懦弱，但在当时的极度恐惧下，生存本能压倒了一切，我的大脑早已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与逻辑。
十二、女魔头段XL
因为每天站在烫台一干就是11个小时，我的眼睛被热气哈得天天红肿、流眼泪，眼疼得都睁不开，视力严重下降，加上经常被罚吃不上荤菜、水果等，体重暴降40多斤，1.63m的身高瘦得不足50公斤，形同一具移动的干尸。由于严重缺乏维生素，我的牙齿也毫无征兆地碎裂、脱落了两颗。我写信让家人给我带眼镜，很快家人在会见时就给我带了两副新眼镜。虽然眼镜早就送到，可等到我要眼镜时居然比登天还难。当时是一个叫段XL的教导员带我去会见的，段是干部中最凶残的女魔头，人长得倒是挺漂亮，但却是一个非常冷血、残暴的女人，对犯人毫无人性，很多惩罚犯人的制度都出自她的手。三伏天让犯人中午站在太阳底下练队列训练，经常导致犯人休克。按说那次她带我会见结束后，就应该把眼镜给我，可她就是一直拖着不给，跟她说过几次，没有眼镜没法干活，人家才不管这些，反正活干不完受罚的又不是她。不仅不给，还冲我大吼大叫：“你烦不烦，天天眼镜眼镜的，干部啥都不干了，就天天伺候你了？滚！”。没办法了，我只有去求我的承包干部，后来还是承包干部把眼镜给我送来了，而且家人明明送了两副新眼镜，最终只给了我一副。
十三、窒息的十分钟与带状疱疹
在这座地狱里，活是永远干不完的，时间永远不够用。
管教干部们每天巡视车间时，嘴里最常挂着的一句话就是：“这批活十万火急！十万火急！所有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干完自己的工序！”。在“十万火急”的催促下，两百多名犯人每天的吃饭时间被压缩到了不足十分钟，那根本不是在吃饭，那是往胃里疯狂地塞入食物。天天都是饭还没有咀嚼咽下，肚子还没填饱，干部就催促出工，所有人必须立刻收拾碗筷，出去站队。
在监狱里，你的全部生命都被出工干活所填满。因为节奏太快、活太多，如果你的速度慢了一秒，你就注定吃不饱，更注定“拉不上”。每天车间里所有人上厕所的时间都是被精确计算且固定的，两百五十名犯人，整个车间却仅仅只有十个简陋的蹲坑。每一次上厕所的时间被限制在半小时以内，上午和下午各有两次机会。这意味着，两百五十人每天共享的总如厕时间不足两小时。
在那种极端的无序排队中，常常是还没排到自己，厕所的门就被值班员锁上。有时虽然幸运排上了，刚蹲下就被人拽起来，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生生憋回去。
而在夜间的号房里，虽然角落里有一个蹲坑，但那早已成为了牢头狱霸的“特供圣地”。我肯定是没有资格排大便的，只有她们才配在夜间排泄。为了减少排便的次数，少给自己在这座高墙里找麻烦，我不得不强忍饥饿少吃——尤其是晚饭，哪怕肚子饿得咕咕响，我也绝不敢多吃一口。
在监狱服刑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从来没有一顿晚饭敢吃饱过。也正因为如此，在长达九百多天的夜晚里，我从来没有过一次大便。长期的极度饥饿、营养不良加上毒素的常年累积，便秘和闭经很快成为了我身体的常态。
由于体内毒素无法排出，我的免疫系统彻底崩溃了。很快腰部、臀部、大腿等处毫无征兆地爆发了严重的“带状疱疹”，密密麻麻的水疱如同毒蛇的鳞片般在我的皮肤上蔓延，夜里睡觉时感觉犹如千万根钢针扎进肉里，剧痛折磨得我彻夜不眠，身上的惨状连最冷血的同犯都不忍直视。
我先后向干部请示数次去卫生所，但由于车间的活总是“十万火急”，我的请示一直不被允许。病情又拖延了三四天，水疱几乎蔓延全身，直到星期天，车间稍微喘了一口气，当班干部才极不情愿地把我带到了监狱卫生所。
我坐在卫生所的凳子上，匆匆挂了吊水。打完吊针、拔掉针头，我连一分钟都不敢停留，就立刻被押回充满粉尘和高温的车间，继续加班赶制衣服（在生产监区，星期天无条件加班是常态）。
在连续吃药和挂了一个星期的吊水后，这场带状疱疹的急性期才勉强过去，但直到今天，我的腰部和腿部依然留下了大片触目惊心的乌黑疤痕。
在卫生所打点滴那短暂得如同恩赐的喘息时间里，我看着头顶一滴滴落下的药水，转过头，对身旁另一个生病的同犯低声说：“在这里宁做病人，不做犯人。”她听后，脸上浮现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苦笑，无力地了点头：“谁说不是呢……”
十四、无人性的高墙：绝对利润与免费机器
在这座高墙内，犯人从来不是需要被挽救的迷途灵魂，而是一台台免费运转的挣钱机器。“劳动改造”是至高无上的唯一定律。
凡是能干活、手脚快、能给监狱创造巨额财富的犯人，处境就会好很多。在三监区，所有的牢头狱霸，无一例外都是靠着变态的“高产量”硬生生熬出来的。这些奴隶主般的重刑犯，在里面处于“一人之下，两百人之上”的特殊阶层。她们除了对狱警干部表现出摇尾乞怜的顺从外，剩下的两百多名普通犯人，都必须死死压在她们的窒息阴影下，仰她们的鼻息苟活。
监狱里所谓的“思想、文化、技术、监管、劳动”五大改造，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全是虚伪的扯淡。真正的刚性现实只有两个：监管与劳动。为了最大程度地榨干我们，监狱在承接外来服装订单时毫无底线。因为囚犯不需要支付工资，无论外面的加工费被压得多低，监狱都敢闭着眼睛接单。
那几年，高墙之外的普通服装厂因为人工成本暴涨、订单稀缺纷纷倒闭；而高墙之内，车间的订单却永远如潮水般源源不断。无数在外面嫌利润太低、没人愿意接的廉价衣物订单，最终都流向了监狱进行秘密加工，贴牌后重新流向市场。资本在外面因成本而颤抖，权力在里面却用免费的血汗铸造了暴利的温床。订单如绞肉机里的齿轮，日夜不停地转动，将我们每一个人死死裹挟在无尽的劳役洪流中，形同机械。
十五、女性的消逝与野蛮的丛林
监狱，是一座专门泯灭女性痕迹的原始丛林。极端恶劣、高压的生存环境，像一把粗暴的板刷，成系统地抹去了女性的一切特征。放眼望去，整个车间里满是剪得参差不齐的超短发、肥大臃肿的灰色囚服、粗劣至极的塑料囚鞋或凉鞋。
到了酷暑盛夏，所有人更是清一色的大裤衩和半截袖褂。在这里，没有人穿胸罩，更没有一个人穿袜子。因为出工的时间被精确计算到了秒，你多穿一件衣服都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偶尔有一个讲究尊严、试图穿着内衣的犯人，会被人唾骂为“装B犯”。
那些重型生产机器和成箱货物，全靠女犯人用肉体凡胎去生拉硬拽。长期的重体力劳役，让里面的女人个个练得双臂粗壮、力大如牛。因为常年处于高度的焦虑与戒备中，她们嗓门震天，脾气暴烈得如同一点就着的干柴。
我曾经编过一个顺口溜：在监狱交通靠走，通讯靠吼，运输靠手。这里没有现代文明的温存，只有赤裸裸的肉体高压。
两百五十人的监区里，除了十几个专门侍奉狱警干部起居、处理杂务的“事务犯”外，剩下的两百三十人，无一例外全被卷入了高强度的生产机器中。我们加工的大部分是警服，监区下达的硬性指标是日均1200套。在流水线的精密咬合下，均摊到每个人头上的工作量，平均每天要保质保量完成五套多的成品。
这种工作量，是把人当成永动机在极限压榨，所有人都在超负荷运转，没有一个人能偷得片刻清闲。因为高强度、长时间的疲劳战，车间里经常发生犯人手指被各种机器碰伤致残的惨剧。我的手和胳膊经常被熨斗烫伤，伤口都是自己慢慢愈合。而在地狱的逻辑里，因公受伤不仅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公费医疗，反而会被狱方视为“因操作不当蓄意破坏生产”，而迎来加倍的体罚与惩处。
虽然每个月都有法定的一天家属会见日，但好多犯人包括我本人几次都被迫放弃。因为会见家人，会直接占用生产时间，完不成当天的产量是天大的罪过，会直接触发各种残酷的严惩。
在产量的逼迫下，为了活命，犯人之间不得不疯狂地相互倾轧、自相残杀，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中。比如为了赶自己的工序进度，每个人都会把手里的活干得飞快，至于质量合格与否，只要流转到下一道工序，大家就会心照不宣地把责任推给上一道或者下一道的同犯。
因此，车间里每天都会因为产品质量的责任归属不明，爆发无数场歇斯底里的对骂甚至厮打。监狱仿佛成了一座秩序崩塌的原始废墟，宛如动物世界般奉行着弱肉强食的铁律。未完成任务的惩罚严酷如刀，时刻悬在头顶，让每个人的心弦紧绷到几乎断裂。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温柔的细语，所有人开口都是焦躁的咆哮，语气里蓄满了高压带来的戾气。
十六、洗澡的屠宰场：尊严的终极丧失
在所有的折磨中，洗澡是一场高密度的肉体炼狱。
两百五十名女犯，整个浴室却仅仅只有区区十个破旧的淋浴头。为了完成任务，狱方将所有人分成三批，每一批的洗澡时间被死死限制在十分钟以内。
每一轮都有八十多名女犯如潮水般蜂拥而入，为了争夺那可怜的十个喷头，浴室瞬间变成了一个尖叫、推搡的屠宰场。像我这样手脚迟钝的“窝囊废”，常常是十分钟的倒计时结束了，我连热水的边还没摸到，身上未淋到一滴水，就不得不寻找衣服匆匆离开，晚走一步就会被重罚。偶尔侥幸挤进了喷头，在人挤人无法转身的空间里，只要我一弯腰，臀部便会冷不丁挨上重重的几巴掌。等我惊恐地回过头，才发现是身后的同犯在弯腰搓脚时，脸无意中撞到了我臀部。
而我的脸几乎每天都被迫与他人的臀部和各种私密部位发生亲密接触。但为了活命，为了不引发新一轮的群殴，我只能佯装未觉，将所有的恶心与羞耻硬生生咽回肚子里。
由于白天的生产任务异常繁重，上厕所的时间被看守员严格卡死，许多人在车间里根本排不上队。于是，大批女犯便在洗澡时，借着流水的掩护在浴室里直接随地小便，用过的肮脏卫生巾更是被随手扔得满地都是。
十几平方米的密闭卫生间被挤得一丝风都透不进来，地上的污水横流，空气中弥漫着廉价肥皂、劣质洗发水与人体排泄物混合在一起的骚臭，令人作呕。由于我经常挨罚，长期被罚打扫这个恶臭熏天的浴室和厕所。每次清洗完那些排泄物，我都恶心得几天吃不下饭，整个人像从粪坑里捞出来一样。
十七、闭嘴的哲学：监狱与看守所的殊途同归
在高墙内摸爬滚打到最后，我将监狱和看守所的区别，简单总结成了八个字。
监狱的日子是：闭嘴干活；看守所的日子是：闭嘴坐好。
相同点都是不允许你说话，每天一到集中学习时，值班劳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嘴动记名字。也就是说发现你嘴动一下就要受处罚。看守所与监狱本质上是一对孪生畸形儿。其内核，都是制定一套极其惨无人道、精准剥夺基本人权的严格惩罚制度，互监组连坐，一荣不俱荣，但一损肯定俱损。此制度无限鼓励犯人之间通过互相监督、恶意举报来换取自己的生存空间。
这套庞大的极权机器，完全依赖于囚徒自身的内耗来实现完美的自我运转。如果犯人们在面对迫害时能抱团取暖，大家的境遇本可以得到明显改善。可悲的是，国人的劣根性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被无限放大。在这里，大家永远都在互相算计、互相倾轧，演化出一场精密的“人吃人”大戏。因为我“因言获罪”的敏感政治犯身份，我几乎天天遭到同犯为了讨好干部而进行的算计与举报，其结果，便是我几乎天天都面临不重样的处罚。
有一次，我突然被队长叫去谈话。一进门她面色阴沉，冷冷地问我：“你最近有没有私底下给别人传纸条？！”
在里面，私传纸条属于最高级别的违规，注定要被关进暗无天日的单人禁闭室。我怎么敢干这种自寻死路的事？我当然否认。队长立马喊来了一个叫王HY的犯人，盯着她问：“你不是说小草给周YY传纸条了吗？”
王HY当着队长的面，像一条疯狗一样猛地转过脸逼视着我，尖叫道：“你没传纸条？要是没传纸条，她昨天怎么对你说‘还没顾得上看’呢？！”原来是前几天的应知应会考试结果公布了，在车间时我偷偷问了周YY一句：“你这次考了多少分？”她回答我：“还没顾得看呢。”因为分数出来后贴在墙上，一个人不能单独去看，要三个人一起才能去看分数。这一句再普通不过的日常询问，落到负责监视周的王某耳朵里，便成了“私传政治密信”的铁证。
队长听完王某的对质，转过头狠狠地剜了我一眼，破口大骂道：“你不知道周YY是邪教犯吗？谁准你跟她说话的？没传纸条也不行，只要你敢跟她说一句话，就是违反监规纪律！今天夜里，继续罚站夜岗！”
高墙内的告密，不需要事实，只需要动机；在这里，连一缕试图流动的正常空气，都是一种罪。
终章：不熄的梦魇与撕开的黑幕
三年的囚禁，是一场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凌迟，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生理机能彻底摧毁。在看守所的长期久坐；在监狱面对高强度的强制劳役：沉重的机器设备、成箱的服装零部件，全靠这具血肉之躯人力搬运；滚烫的熨台前，日夜重复着单调飞速的动作。腰椎和颈椎就是在那时留下了不可逆的重创，如今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已恶化到极限，还压迫到了下肢，整天腰腿疼痛，无法正常坐立——这两万字的实录，正是我如今只能瘫在床上、用手机一字一句敲出来的见证。高墙虽不在了，但它留下的残疾，却成了刻进骨血、终身赎不清的刑期。
身体在狱中经历了全方位的摧残：体重断崖式下跌；常年被滚烫蒸汽熏蒸，视力急剧衰退，眼前时常出现不明飞行物晃动；满口牙齿因长期营养不良和极度焦虑，也毫无预兆地碎裂、脱落几颗。曾经健硕的躯体，被那台冷酷的轧榨机连皮带骨榨干、榨残了。更可怕的是恐惧本身——对暴力的极度恐惧，已经固化成一种无法逆转的肌肉记忆。直到走出监狱大门的前一刻，我的双手仍在神经质般地机械劳作，因为在里面只有不停地拼命干活，才有资格活下去。
经历过监狱的人都清楚：高墙之内，本质上是一座披着合法外衣的血汗工厂。劳动从不是改造，而是赤裸裸的生存代价。不干活，各种冠冕堂皇的监规就会慢慢把你整死；想活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心甘情愿地变成一台免费的赚钱机器，主动榨干自己，直到自由降临的那一天。
虽然重获自由四年了，我依然逃不出那段岁月的阴影。每到深夜，那种刺骨的恐惧与屈辱就化作最狰狞的梦魇，一次次把我从梦中惊醒。那些被亲手撕开、又撒一把盐的伤口，这辈子都好不了。灵魂一旦被高墙染黑，就再难洗净。
四年后的今天，我强忍着旧伤崩裂的剧痛写下这些，并非为了博取廉价的同情，而是想用这支笨拙的笔化作一把刀，撕开高墙外表那层堂皇光鲜的帷幕——让人看清里面藏着的黑暗；看清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如何在这套冰冷的系统里被一点点碾碎、相互吞噬；看清一个原本清白的普通人，怎样被逐步驯化、剥离，最后退化成一头没有尊严和灵魂的牲口。
文字太轻，苦难太重，装不下那1096个日夜里万分之一的痛苦。但我还是要把这些浸透了血、脓和恶臭的真实记忆，一笔一笔钉在人间。因为历史从不该只由胜利者用墨水书写，也该由幸存者用血泪铸成。暴政最爱的祭品是沉默，而对抗遗忘最锋利的武器，就是记录。记住高墙内每一声惨叫、每一个被黑夜揉碎的冤魂，同样的悲剧才有可能不再重演。一个被彻底碾碎的人，唯一剩下的权利，就是把自己的碎片，拼成镜子，照出那个制造碎片的黑暗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