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国投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病去世，在网上引发哀思潮。终年55岁的高善文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他在2024年12月3日公开表示，疫情封控结束之后，中国社会随处可见的现实可被归纳为“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在2024年12月12日，高善文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无法知道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真实数字。我个人推测，过去两三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平均值可能在2%左右，尽管官方数字接近5%。”他的社群平台账号随后就被当局封禁，在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下，他后从国投证券离职。
7月11日，高善文的丧礼由北大校友会等举办，东礼堂大门上的挽联写着：“立心立命开太平，续关中千载文脉”“为国为民忧天下，添燕园百年光辉”。四五百人前往八宝山为他送行，很多人感怀他敢说真话，道出经济现实，并且为此付出被打压的代价。众多财经圈友人发文悼念高善文，大陆媒体也纷纷设“追思”相关专题。
知名经济学家林采宜的悼文《大悲无言——林采宜祭高善文》在网络热传，悼文中透露，早在2018年，一名中共官员就在北京金融街的一场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高善文，称“领导对你够宽容的，指示我们对你的言论要加强引导”。林采宜写道：“如今，这么多的悲伤在财经圈流淌，与其说是哀悼高善文的离去，不如说是哀悼一个能够自由表达观点的时代落幕。”
悼念高善文这股哀思潮引发当局的不安。新浪网有关高善文去世的专题，曾转载了《大悲无言——林采宜祭高善文》，但文章目前已被下架。曾长期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专职“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共吹鼓手明金维在其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要警惕一些人将高善文“无限拔高的倾向”，以宣扬“新自由主义”，宣扬“不与政府合作、挑战权威”的错误思想。明金维声称，高善文打着“为国为民”“敢于说真话”的旗号，发表了大量错误的、经不起推敲的言论。并指2018年高善文称“30岁以下的年轻人就洗洗睡吧”是对美“投降主义”。文章还批评高善文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生前种种言论，无一不暴露出他崇美、畏美、媚美的底层思维逻辑”。
固然，高善文在公开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真实性之后，便已经触怒了习近平。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援引知情人士披露，习近平曾亲自下令调查并处分高善文，此后的封号、禁言、离职，不过都是这一政治后果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善文生前早已完成了权力意义上的"处理"。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高善文去世之后当局所表现出来的紧张才更值得玩味。一个已经离开公共生活的人，本应不再构成任何现实威胁，但从删帖、删文到重新组织舆论批判，整个应对过程却透露出一种近乎条件反射式的不安。
这意味着，当局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一个曾经得罪党魁的经济学家，而是他的死亡可能重新聚集起早已弥散于社会各处、却始终缺乏出口的公共情绪。一个人的死亡，本来只是一个生命的终结，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在习近平时代，这样一件本来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却总是很容易被推到公共空间之中，并且被赋予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含义，使公共情绪总要借死亡寻找出口，一个已经离开的人，反而能够让一个时代的压抑、疲惫和绝望突然显形。
这并不是偶然。习近平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收紧，而是整个中国公共生活日常表达空间的持续塌缩。这种塌缩并不仅仅表现为媒体审查更加严密、互联网监管更加精细，也不仅仅表现为知识分子、律师、记者或者企业家越来越谨慎，而是意味着一个社会原本赖以通过正常交流而形成共识的公共空间，正在一点一点失去它原有的功能。久而久之，人们失去的已经不仅仅是表达的自由，而是表达本身的能力。整个社会看似安静下来，实际上已进入高度原子化的沉默状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开始承担它原本并不属于自己的社会功能。一个人去世，按理说只是很私人很个体的事情，朋友悲伤，同事怀念，同行纪念，仅此而已。但是在社会的公共表达空间不断收缩，越来越多的话题无法公开讨论，死亡就不再只是死亡，人们悼念一个人，却不仅仅是在悼念这个人，他们表达悲伤，也不仅仅是在表达悲伤本身，死者只是这一过程的媒介。
换句话说，死亡并没有政治化，真正政治化的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压抑时代高度痛苦的情感，而情感之所以会被政治化，不是因为死者本身具有多么强大的政治能量，真正赋予死亡政治含义的，也不是死者的身份，而是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很久没有正常说话的能力了。人们便只能借助对于死者的纪念，说出那些活着的时候无法说出口的话。
高善文之死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典型意义。公众真正怀念的，并不仅仅是高善文这个人，而是林采宜在悼文中所写的，与其说是在哀悼高善文，不如说是在哀悼一个能够自由表达观点的时代。这句话之所以迅速传播，是因为它已经不再只是对于高善文个人命运的评价，而是在借由高善文的离去，对整个习近平时代作出概括性的总结。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善文才逐渐具有了超越其个人身份的象征意义。人们怀念他的，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说过几句后来被证明正确的话，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为自己的表达付出了代价，而是因为在一个越来越习惯于回避现实的时代，他仍然坚持经济学首先应当尊重事实，而不是服从官方政治需要，按照权力希望它呈现出来的样子被描述。人们悼念的，其实并不仅仅是高善文本人，而是借由他的离去，表达对于整个时代的失望。
也正因为如此，高善文之死的悼念潮才让当局如此强烈的不安，从删帖、删文，到迅速组织舆论批判高善文。因为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政治时刻，都不是因为某个人具有多么强大的政治号召力，而是因为他的离去，突然成为社会情绪寻找出口的机会，公众纪念的对象只是一个象征，真正爆发出来的，却是长期压抑的集体情感。1989年胡耀邦去世就是如此。今天，高善文去世，在整个痛苦、压抑的时代再次出现类似的心理机制。
当然，它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也不能简单类比，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特点，死亡本身不是政治事件，公共情绪却可能赋予它政治含义。一个已经去世的人却可能因为公众持续不断的纪念，而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之中，并且获得生前未必拥有的象征意义。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并不是死者本人，而是围绕死者形成的公共情感寻找出口。因此，人们借由纪念一个人所表达的，往往早已超出了对于死者个人的怀念。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善文之死真正揭示的，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的个人命运，而是习近平时代公共生活不断萎缩之后所呈现出来的荒谬政治景观，一个人的离开之所以仍然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是公共生活的不断萎缩之后，死亡才成为公共情绪最后的寄托。当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借助对于死者的纪念，说出那些活着的时候无法说出口的话，于是，公众所哀悼的，也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而是对所此的持续凋零时代的绝望与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