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南通劝烟猝死事件随行家人遭警察威胁

【民生观察2026年6月18日消息】江苏南通网红店《帅氏药膳鸡》老板帅云峰，因提醒一位男食客不要抽烟而被打成重伤，送医后抢救无效，于2026年6月9日去世，年仅55岁。家人还说他平时看到有人吸烟都会提醒，因为店内空间不大、开空调后较闷，且店里有很多年轻顾客。近日，红星新闻记者陈馨懿携丈夫前往南通市崇川区事发地采访“药膳鸡”，被带至派出所，随行家属遭警察威胁“涉嫌寻衅滋事”要求做笔录，但遭到陈拒绝，随后陈馨懿拨打了投诉电话。

2026年6月16日，据公众号《the witness见证者》报道：

近日，江苏南通一餐饮店经营者家人劝阻顾客吸烟，双方发生冲突后该家人去世一事，引发网络关注。红星新闻、极目新闻、南方日报等多家媒体采访报道了此事。

据媒体报道，此事由餐馆内的吸烟和劝阻引起，双方发生语言争执、拉扯、推搡。吸烟顾客离开几分钟后，劝阻吸烟的店主家人突然倒地猝死。当地警方介入调查处理。与此同时，网上伴随一些“被殴打致死”“气死”等传言。

为搞清事情经过，6月16日，红星新闻记者陈馨懿前往南通市崇川区事发地采访居民，然而却遭到当地派出所民警的阻挠和威胁恐吓。

6月16日，陈馨懿前往南通，因不会开车，新婚丈夫开车送她到南通。中午前后，陈馨懿在事发地点附近采访居民，下午4点多，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以沟通为由将陈馨懿和丈夫带走，其间又有民警称“接到群众举报”。

据了解，两名便衣民警到现场后，陈馨懿出示了记者证，表明了身份和采访目的。

民警称所里很关心此事，有需要可以去所里了解。于是，陈馨懿和丈夫一同前往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询问室，陈馨懿回答了民警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单位、身份证件、采访目的、到来的交通方式、采访过程、受访人信息等。“我理解民警的工作，十分配合，积极回答沟通。到这里还一切正常”

陈馨懿称，突然，民警询问身边的丈夫信息，陈馨懿解释称“他只是开车的”，没有参与任何采访过程。

这时另一名民警过来，要求陈馨懿丈夫过去做询问笔录，被后者明确拒绝。

陈馨懿问，为什么他要做笔录？该民警对陈馨懿丈夫说，“你涉嫌寻衅滋事”又称“因为你们闯入别人家”。

陈馨懿感到非常震惊。她多次问，是哪个群众举报，有无投诉记录信息，始终未获回应。

陈馨懿表示，自己事前曾和死者家属发过短信，告知了即将去店里采访，对方并未拒绝。此外，她采访时敲门，也只敲了三下，声音很轻，时间很短，全程没有不当言行。

陈馨懿表示，丈夫被指控“涉嫌寻衅滋事”，她感到十分愤怒。“要求新闻工作者配合我可以理解，但指控根本没参与采访的陪同人，我不能忍受。”

因此，她据理力争，并拨打了12389投诉电话。

据了解，当日17时10分许，陈馨懿和丈夫离开派出所，随即离开了南通。

目前，上述文章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已无法查看。

公开信息显示，陈馨懿为持有新闻记者证的记者，长期关注和报道社会重大、热点事件和具有鲜明社会价值的话题、人物。

中共北京人权论坛与行动计划掩盖不了人权灾难现实

（编者按：6月11日至12日，中共在北京举行“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并发布没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基本人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中共官方借此强调发展权、生存权和各国自主选择人权道路的重要性，以此来对抗国际人权法相关普世人权准则。网络上民众对中共这种苦心孤诣粉饰践踏人权罪恶，并企图篡改世界人权标准的行径给予极大嘲讽与抨击，从而警醒世界看清中共反人权的本性。）

一、中共在北京举办人权论坛

2026年6月11日至12日，“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官方借此强调发展权、生存权和各国自主选择人权道路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围绕中国言论自由、互联网审查和公民表达空间的争议再次受到关注，使这场论坛不仅成为国际人权治理会议，也成为不同人权观念交锋的窗口。
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近百个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参会。会议主题围绕《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发展中国家人权道路以及国际人权合作展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国官方在论坛期间表示，发展是实现人权的重要基础，各国应根据自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探索适合本国的人权道路。中方代表还强调，生存权、发展权、和平稳定、减贫、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是衡量人权进步的重要内容。

二、中共歪曲国际法所确立的人权概念

中国政府星期四到星期五(6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VOA)，北京“利用这一平台歪曲国际法所确立的人权概念”。与此同时，多个人权组织也告诉美国之音，中国重新定义人权的努力已经在“全球南方国家”产生影响，国际社会应该警惕中国在人权努力争夺话语权的做法。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说，“北京利用这一平台歪曲国际法所确立的人权概念，并掩盖其在国内外令人不安的人权记录，令人担忧。”
国务院还对中国持续针对宗教团体、异见人士及少数族群实施侵权行为“深表关注”。国务院的声明说：“我们对中国持续针对宗教团体、异见人士以及包括维吾尔族、藏族和基督徒在内的各族群实施的侵权行为深表关切。同样，我们也反对中国实施的跨国镇压行为，这些行为侵犯了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国家主权。”
中国官方称，有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嘉宾与会。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
《发展权利宣言》是联合国在1986年12月通过的。《宣言》第一条便是：“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

三、中共生存发展权至上与公民言论权利交锋

北京方面长期主张，人权问题不应被政治化、工具化或用作干涉别国内政的手段。中国官方认为，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不同，不能以单一模式评价所有国家的人权状况。按照这一逻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基础设施改善和公共服务提升，是中国人权叙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不过，此次论坛举行之际，美国政府及部分国际人权组织再次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批评。批评者认为，人权不能只被解释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指标，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同样属于现代人权体系的重要内容。
言论自由因此成为此次争议中的关键议题。国际人权体系通常将表达自由视为基本权利之一。《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提出，人人有权享有意见和表达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将表达、获取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列为重要权利内容。批评者认为，如果公众无法公开表达不同意见，无法批评政策，无法讨论历史事件，无法监督公共权力，那么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完全说明人权保障已经充分实现。
在中国国内治理环境中，言论自由问题长期受到外界关注。中国宪法文本中列有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在现实执行过程中，公共表达受到政治、法律、平台规则和行政管理等多重因素影响。新闻出版、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影视作品、学术讨论和公共舆论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内容审核和表达限制。
在互联网环境中，政治敏感议题、重大历史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高层政治人物以及社会不满情绪相关讨论，常受到平台审核和内容管理影响。删帖、屏蔽、限流、禁言、账号封禁、敏感词过滤等现象，长期被外界视为观察中国表达空间的重要依据。部分批评者认为，这些机制不仅影响新闻传播，也影响普通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监督。
中国官方则强调，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公共表达空间需要依法治理。北京方面认为，相关管理措施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和网络生态，防止虚假信息、极端言论、煽动性内容和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传播。中方同时反对外部力量借人权议题干预中国内政，认为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
围绕发展权与表达自由的争论，反映出当前国际人权话语的深层分歧。一方面，中国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强调，贫困、战争、饥饿、教育落后和公共服务不足，同样会严重影响人的尊严和权利，因此发展权应在人权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另一方面，美国及西方人权机构则强调，发展不能取代自由，国家稳定也不能成为长期限制个人表达和公民权利的理由。
从会议结果看，北京此次论坛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参与并塑造全球人权治理话语的意图。中国官方继续将发展权、生存权和国家自主选择道路作为其人权叙事核心，并试图通过国际会议平台扩大这一理念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及人权组织仍将焦点放在中国国内的言论自由、审查制度、宗教自由、少数群体权利和公民社会空间等问题上。
这场争议显示，中西方在人权定义、权利排序和国家治理边界上的分歧并未缩小。北京强调发展成就和社会稳定，批评者则强调表达空间和个人自由。两种叙事的差异，使中国人权议题继续成为国际政治、外交关系和全球治理讨论中的敏感焦点。
观察人士认为，发展权与言论自由并非必然对立。发展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表达自由则关系到社会能否公开讨论问题、监督权力运行和推动制度纠错。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和公民自由如何平衡，都是人权治理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中国继续推动自身人权治理叙事，发展权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预计仍将是国际社会评估中国人权状况的重要焦点。

四、人权组织：警惕中国在人权领域争夺话语权

与此同时，多个人权组织的领导者告诉美国之音，近年来，中国政府力图将自身标榜为社会与经济权利的捍卫者，并利用国际人权论坛、通过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视角重新定义人权，企图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严重人权侵犯问题的关注。国际社会应该警惕中国正在人权领域争夺话语权的做法。
“人权观察”(HumanRightsWatch)组织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MayaWang)告诉美国之音(VOA)，社会、经济、文化、公民及政治权利共同构成了国际人权体系，中国政府无论是在其宪法中，还是在参与联合国事务时，均承诺会对这些相互关联的权利予以保护，但是，王松莲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非但没有保护这些权利，反而试图对其进行重新定义，旨在削弱其实际成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是中国官方提出的人权发展理念，官方视生存权与发展权为首要任务，认为吃饱穿暖和国家稳定是享受其它人权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理念与西方普遍强调的个人天赋人权存在显著差异。
王松莲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力图将自身标榜为社会与经济权利的捍卫者；而且这种宣传攻势已产生实际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执行主任周锋锁告诉美国之音，这种人权论坛是很典型的习近平的执政方式。周锋锁表示：“(习近平)就是要把他的中国模式和他个人影响力推广到全世界，尤其值得警惕的就是他在试图重新定义‘人权’所包含的内容。”
周锋锁补充说：“中共把所谓的经济增长变成了压制人们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理由，把国家权力完全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这跟国际人权宣言完全是对立的。”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Citizen Power Initiatives for China)创办人杨建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坦率表达了同样的关切。“中国是世界上人权侵害最严重的国家。它对人权的侵害涉及到各个领域，包括言论、财产、信仰、集会等等这些最基本的人权都无法保障。”他还强调，“中国在这个时候来抢夺国际人权的话语权，这个意图非常明显，民主自由世界应该警醒。”
人权组织的领导者们表示，近年来，中共政府力图将自身标榜为所谓的社会与经济权利的捍卫者，而且这种宣传攻势已产生实际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
不仅如此，中共并利用国际人权论坛、通过经济发展视角重新定义人权，企图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共在国内严重人权侵犯问题的关注。

五、北京利用论坛“歪曲国际法所确立的人权概念”

美国国务院周四对此表示担忧，指中国政府利用此论坛“歪曲国际法所确立的人权概念”，试图掩盖其在国内外侵害人权的纪录。美国国务院并对中国政府持续施压宗教团体、异议人士及少数族群等行为表达关切，并反对中国“实施跨境镇压”、侵犯美国与各国主权。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Maya Wang）表示，尽管中国在宪法中承诺赋予人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权利，不过中国政府“非但没有保护这些权利，反而试图重新定义”。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执行长周锋锁也表示，习近平欲将“中国模式和他个人影响力推广到全世界……最值得警惕的是他在试图重新定义‘人权’所包含的内容。”
此次论坛也关切AI发展下的人权，探讨如何弥平技术鸿沟导致的发展不均。不过，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杨建利指出，中国政府利用AI进行监控、审查，甚至引导舆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数位极权，“即使是依照中国自己所讲的发展权的标准，现在中国每个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都受到了AI巨大的威胁”。
人权观察2月4日发表“世界人权报告”，提及中国政府在人权议题上的威胁，包括持续强化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系统性剥夺言论与宗教自由、迫害批评政府人士，并对藏人、维吾尔人实施强迫同化等；香港则在国安体制下全面收紧民主空间，民主派政党解散、海外异议人士遭悬赏通缉。

六、中国恶劣的人权现状

2月4日，“人权观察”发布的《2026世界人权报告》指出，2025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当局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和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侵蚀公民的基本自由。
报告同时指出，藏人、维吾尔人、港人和其它具独特认同的社群，包括非官方教会成员，都面临极其严厉的人权打压。
“人权观察”的王松莲表示，即使北京再举办高端人权论坛，但目前中国的人权现状是不言自明的。她说：“在中国，农民工等最贫困、最脆弱的群体既无权为自己发声，也无力推动变革。当遭受侵害时，他们无法追究当权者的责任。”
刚刚到华盛顿特区参加了“六四”37周年纪念活动的周锋锁表示，中共选择在六四之后的这一周举办人权议题论坛，显示出与现实之间巨大且冷酷的反差。
周锋锁说：“今年六四，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打压都是创了纪录的。比方说不准天安门母亲群体去万安公墓祭拜，六四前后对大部分异议人士都是全面监控，让他们没有言论和行动自由。”
周锋锁表示，他很希望这些去北京参加人权高端论坛的与会人士，能去拜访一下天安门母亲，跟她们进行交流，听听她们的想法。
周锋锁告诉美国之音，今年六四期间，中共在香港的打压也非常严重。周锋锁指出，本来香港是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但是现在很多方面可以说达到了“统治严酷的程度”，甚至有“新疆化倾向”。
他举例说今年在打压纪念六四活动时：“不准人摆手势、不准人点蜡烛、不准艺术家绑红线等等，这些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七、中共举办人权论坛的图谋批判

主要的批判焦点包含以下几大维度：
1.概念篡改与“词语劫持”

• 重新定义人权：国际人权组织（如人权观察）指出，中国非但没有切实保护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反而企图重新定义国际人权标准，将其内涵从普世价值和个人自由，转移并局限于
• “生存权”与“发展权”。
• 规避实质问责：学者和评论人士批评中国政府在论坛上大谈国家发展，实则是为了避开对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宗教信仰及政治参与等核心人权保障的实质检视。

2.压制异见与极权监控

• 数位极权：针对论坛中探讨的“科技与人权”，批评者指责中国政府利用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进行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社会监控、言论审查及舆论引导，对个人的基本生存权造成了巨大威胁。
• 打压异见人士：美国国务院与人权团体多次呼吁中国停止对维权律师、异见人士、少数族裔的打压，并要求中国对强制同化政策及跨国镇压等行为作出交代。

3.剥夺特定群体权益

• 民族与宗教：国际社会不断对中国在西藏和新疆地区实施的强迫同化政策，以及对宗教团体持续施压表示严重关切。
• 香港民主倒退：香港在国安体制下的民主空间大幅收缩、民主派政党解散及对海外异议人士的通缉，也被视为是对人权承诺的公然违背。

4.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 大外宣工具：有分析指出，北京举办此类论坛是一场“防御性进攻”，意在通过“全过程民主”等概念混淆视听，试图将中国威权模式推广至全球，挑战并扰乱由西方主导的普世人权秩序。

八、网友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评议

莫言：中共本无人权
尤智弘：杀人犯伪装大善人，
留万河：我都笑了
KokhinYue：强必盗寇最差人权
PioneerChie：共产式人权！
DFSamuelChan：中共所谓嘅人权满口歪理.
史雅露：没人权的地方，讲人权一定是不符合人权的人权，不需要浪费时间讨论。
詹正慧：世纪大笑话在共产党的世界有这个名字叫做人权
简荣成：魔王波旬化身中国共产党
VergilWei：中共办人权论坛，就如同太监在办性爱论坛！
杨哲铭：人权？共产党从头到尾有这种东西吗？
LucyLucy：强摘器官的国家，谈人权太奢侈。
EricChen：要谈人权？开放媒体！看你有没有这个种！
DanPoon：共产党讲人权？味捻玩喇！
JohnnySu：跟强奸累犯大谈两性尊重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屁

@chloechen4151：没有人权的国家办人权论坛，他们知道什么是“人权”吗？？？
@alexcn6544：说了那么多，可以总结为中国特色的人权对吗？还各美其美！连互联网都要设置防火墙的国家，还谈什么其他的人权……
@benchang888：食人族主办素食讨论会。
@lauwuwang5335：中国的有特色人权就是：我说你有人权，你就有人权。至于人权是什么？一般人也讲不清楚。
@MyJessicalo：天大的笑话发生了！
@Mama十円もらいたい：全球人矿韭菜论坛
@buster0989：如果我是”联合国人权事务办事处”的专员，当我看完中国提交的报告后，我肯定会有智商被狠狠的污辱了的感觉。
@Just.observe：作为一个国内大学生，我可以解释一下他们的这套逻辑。首先，中国是否认“普世价值”这一说法的，他们取而代之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套理论。如果说“普世价值”是全世界、全人类普遍奉行的规律、公理定理，那么中国则不承认这套说法，即中国不承认这世界的价值观具有唯一性、通用性、普适性。中国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论，认为不同文明地区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价值只能在特定的地理人文范围内具体考量，文化不同，价值规律也不同，文化改变，适用的价值规律也得改变，不同文明的价值理念只能求同存异、不断归纳，无法统一、无法得出普世结果。套用到人权问题上，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政府公权力不断扩大、打压社会不稳定因素，就是保障人权；中国解释美国人权问题，就是抓住美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问题，并把责任推到美国公权力能力下降上——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质上是一种诡辩话术。最终的结果是让国内人民认为公权力膨胀就是好的，社会一切恶性现象都是个人主义的私心导致的，从而达到了转移公权力压迫私权利的矛盾的目的。
@desphysallau：结尾很关键，反正专制国就用尽可能曲解原意避重就轻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劣势……人权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权利、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获得工作和教育的权利以及其他更多权利。(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只有一次）
@ShuviDoura意志の体：暖心都在中国，责任都在美国
@penghe-lk1yq：说的真好，人权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地位等同于生存权利，与生具来，不证自明。而中国意思就是只要你生活过的好，要什么人权，人权可以为经济让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路
@meour65：有些话耳熟能详：牺牲小我保全大家，个人服从集体，集体听党指挥，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全体要绝对忠诚。
@tangpingkaibai：中国所有报告，都是在标榜党的领导与宏观政策的正确性，完全没有到微观公民群体的案例、与对相关质疑的具体回应。也可以说不敢回应，只能模糊概念
@koisamaioptwryy8920：这下不得不去下一份了，感觉智商都被这报告给污辱了
@pengchen6048：老百姓有钱了=有人权了，说白了就这逻辑
@yuliawhite-we1ns：中国将权力等同于权利，有钱了、能活着能说明就有人权吗？
@adongxiao878：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承诺是保障生存权，也就是活着或者是更好的活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由此带来的一些伤害个体，抹杀个体的行为是有合理性的，这就是中国的人权观。而西方首先是要承认尊重个人，是和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存在冲突的。因此，中国的人权报告首先必须强调，自己人权的特殊，与西方的标准不同。当然很多中国人也是认可这一套的，为了生存，人权也是可以放弃的，这一方面来源与政府的宣传，另一方面是由政府对民众的榨取，使其一直处于较低的精神层次。
@yinchen7835：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一句用来逃避普世价值与常识的遮羞布
@Histone11：他们给联合国看的所谓的人权报告，和他们在融券报告里内容所用的逻辑是一样的，内容的逻辑是我给你做了这么多培训，你就有了人权，同样人权报告的意思是我给了联合国你人权报告，这说明中国已经有了人权。
@Berserker-c4c：中国的人权报告，其实不是他们没有逻辑，是他们不想用常规的逻辑，因为那样就露馅了，哈哈哈
@Miko22-0：人权是有国际人权标准的人权报道报道不是针对谁，是按这套标准来衡量对美国也一样独裁政府没有共同认识和普世价值自说自话尴尬又愚昧
@sw5722：有笑话可以听又有钱拿来一次不亏
@贤-t9l：北京举办人权论坛会是太监办性高潮经验分享讲座？

详情请参看：

1、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
https://tv.cctv.com/2026/06/11/VIDE6Vt0MUEFB9TwiilfqYAz260611.shtml

2、北京人权论坛强调发展权，言论自由与审查争议同步升温
https://is.gd/Co1QHM

3、中共办人权论坛 美国务院与人权组织怒轰
https://www.mnewstv.com/hotnews.php?id=34645

4、北京办人权论坛美批“歪曲国际法人权概念”
https://www.zaochenbao.com/news/china/202606/1273990.html

5、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1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
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60611/d71eaa384a0847338b499ad2f3850986/c.html

6、北京举办人权论坛遭批“试图重新定义人权”
https://x.com/dw_chinese/status/2065403482173997255

7、北京举办人权论坛之际，美国务院批评其利用这一平台“歪曲国际法所确立的人权概念”
https://is.gd/IECdNE

8、美国人权报告为何让中国暴怒？
https://youtu.be/N7K3im9fjBc

9、中国主办「全球人权论坛」习近平致贺信
https://youtu.be/jQDyWKM23RM

3.2亿灵活就业者折射出的中国长期停滞时代

6月初，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年中国蓝领就业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经达到3.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4%。这意味着在今天的中国，每十个劳动者当中，就有超过四人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固定雇主，也缺乏完整的劳动保障，他们主要依靠送外卖、开网约车、做家政、跑腿接单或者各种临时性工作维持收入。

所谓“灵活就业”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语言陷阱。在过去几年，中国官方和媒体不断强调灵活就业人口增长，将其描述为数字经济发展、就业形态创新以及劳动市场多元化的体现。然而，这种表述是在掩盖大量劳动者之所以进入所谓灵活就业，并不是因为他们主动追求更加自由的工作方式，而是在正式就业岗位减少、失业压力上升以及收入来源不稳定的背景下，被迫接受的生存选择的现实。

“灵活就业”实质是经过包装的政治表述。按照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市场分类，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属于失业边缘人口、非正规就业人口或者缺乏稳定劳动关系的零工劳动者。如果使用更加直接的描述，人们看到的将是正式岗位减少、就业质量下降以及劳动保障弱化的现实；而当这些现象被统一纳入“灵活就业”这一听起来积极甚至带有现代化色彩的概念之后，原本尖锐的就业问题便被掩盖起来，失业被说成就业，缺乏保障被说成灵活选择，劳动市场恶化则被包装成就业形态创新。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官方不断强调灵活就业规模扩大，却从来不允许讨论这些岗位是否能够提供稳定收入、职业发展空间以及完整社会保障。对于许多劳动者而言，问题从来不是工作形式是否灵活，而是除了这些工作之外，他们是否还拥有其他选择。当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进入外卖配送行业，当越来越多失业白领开始驾驶网约车，当越来越多中年劳动者依靠零工平台维持收入时，人们看到的并不是职业自由的扩大，而是稳定就业机会的收缩。

因此，3.2亿灵活就业人口所揭示的，首先不是劳动市场的繁荣，而是中国就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更重要的是，当这一群体已经接近劳动力总数的一半时，它所反映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就业市场本身。因为当越来越多劳动者脱离传统劳动关系、失去稳定保障并被纳入各种平台和零工体系之后，受到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他们今天能够获得多少收入，而是整个社会风险承担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因为当灵活就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它所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劳动者今天能够获得多少收入，而是意味着越来越多原本应由企业和社会承担的风险，正在被转移到劳动者个人和家庭身上。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逻辑建立在稳定就业基础之上。无论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是住房公积金，其制度设计都默认劳动者拥有长期、稳定的职业身份。企业承担缴费责任，劳动者承担部分成本，政府负责统筹管理。虽然这一体系并不完善，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量劳动者进入正式就业市场，使得这种制度安排能够维持运转。

然而，灵活就业人口的大规模扩张正在改变这一前提。对于许多平台劳动者而言，他们虽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并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企业不再承担完整的用工责任，平台则通过技术和合同设计将自身定位为信息中介，而不是雇主。结果便是，过去由企业承担的部分风险开始逐渐脱离企业本身。

从企业角度看，这是成本优化。从劳动者角度看，这却意味着风险承担方式发生了变化。一个拥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其失业风险、工伤风险、养老风险和医疗风险，通常需要由企业、个人和社会共同承担；而一个平台骑手所面对的同样风险，却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个人解决。

这种变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收入变化本身。因为收入下降只是生活水平问题，而风险承担方式的变化则决定着一个社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从表面上看，平台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与此同时，它也在悄然改变风险分配方式。过去由企业承担的责任开始转移到平台，平台又通过算法管理、众包模式和劳务外包进一步将风险转移给劳动者个人。当劳动者无法独自承担这些风险时，最后承担责任的往往又变成家庭，而家庭最终又将压力传导给整个社会。

如果仅仅从个体角度观察，这种变化似乎并不明显。一个骑手依然能够获得收入，一个网约车司机依然能够维持生活，一个家政服务人员依然能够找到工作。然而，当数亿劳动者同时处于这种状态时，问题就已经超出了个体生计的范畴。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养老体系。今天的大量灵活就业人员仍然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因此养老问题尚未充分暴露。但任何人口结构变化都具有时间滞后性。二十年后，当今天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和平台劳动者逐渐进入老年阶段时，人们将不得不面对大量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没有建立稳定的社保缴纳记录，也缺乏足够的个人储蓄，而家庭养老能力又正在随着少子化趋势不断削弱的现实。

过去中国养老体系能够维持运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庭承担了大量隐性养老功能。但随着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主流，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传统养老模式本身也正在失去基础。因此，灵活就业问题最终会转化为养老问题。

同样的逻辑也会体现在消费领域。任何国家的消费增长，都建立在居民对于未来收入和未来保障具有基本信心的前提之上。一个拥有稳定职业、医疗保障和养老预期的人，更愿意购买住房、汽车以及其他长期消费品；而一个无法确定自己后面是否仍然拥有收入来源的人，则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近年来消费疲软并不仅仅是收入增长放缓的问题，更与社会保障预期下降有关。当越来越多人进入灵活就业状态之后，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也在同步增加。收入的不确定、养老的不确定以及医疗保障的不确定，共同塑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谨慎心态。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一种理性的风险应对；但对于整体经济而言，却会进一步削弱消费需求。

因此，灵活就业问题最终又会转化为消费问题。而消费问题进一步发展，则会与人口问题相互交织。年轻人决定是否结婚、生育，并不仅仅取决于收入水平本身，更取决于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当职业缺乏稳定性、收入缺乏持续性而社会保障又难以提供足够支持时，人们自然会倾向于推迟婚姻和生育决策。

事实上，中国近年来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很大程度上正与这种未来预期的变化有关。对于越来越多年轻人而言，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长期责任，而他们甚至无法确定自己未来几年能否维持当前收入水平。在这种背景下，少生或者不生便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于是，灵活就业最终又与人口问题联系在一起。

养老、消费和人口，看似属于三个不同领域，但其背后却指向同一个巨大的社会矛盾。在福利国家体系之下，灵活就业往往意味着职业自由。劳动者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工作方式，而社会保障体系则承担基本风险管理功能。因此，即使就业形式发生变化，人们依然能够保持对未来的信心。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保障体系极之不完善的环境下，灵活就业所代表的往往不是自由，而是风险转嫁。劳动关系越灵活，责任承担越模糊；就业形式越灵活，未来预期越不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3.2亿灵活就业人口所揭示的并不仅仅是就业结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风险结构的变化。

这种变化未必会立刻导致剧烈的危机。中国更有可能进入一种长期停滞状态，经济保持低速增长，就业维持基本稳定，但收入改善变得困难，未来预期持续下降，越来越难以通过工作改善自身命运。

社会并不是在危机爆发时发生变化，而是在长期停滞过程中逐渐积累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公共诉求。当经济增长无法继续提供足够机会，当家庭越来越难以独自承担风险，当越来越多社会成员发现个人努力不足以解决制度性问题时，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便会不断增加。最初，这种关注可能表现为对养老、医疗、教育和就业政策的讨论；随后则会逐渐延伸到资源如何分配、政策如何制定以及权力如何运行等更深层问题。

从历史上看，现代社会摆脱专制模式，并不一定源于某一次突然爆发的经济危机，而更多源于社会结构长期变化所积累的压力。当越来越多公民意识到自身命运与公共制度密切相关，并开始要求更稳定的权利保障、更透明的公共决策以及更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时，政治变迁的社会基础才会逐渐形成。

因此，3.2亿灵活就业者所揭示的，已经不仅仅是就业市场的变化，而是新的社会现实正在形成。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相对稳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持续创造新的机会。即使收入存在差距，即使资源分配并不均衡，人们仍然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相信个人努力能够改善生活，相信下一代能够拥有比上一代更好的处境。这种对于未来的信心，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然而，当灵活就业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当越来越多劳动者失去稳定职业保障，当养老风险、医疗风险和失业风险不断向个人和家庭转移时，这种建立在增长之上的信心也开始发生变化。

对于许多人而言，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今天收入减少了多少，而是不知道五年之后、十年之后自己将处于什么位置；最令人焦虑的也不是工作本身有多辛苦，而是不确定这种辛苦是否能够换来更安全的未来。当越来越多人发现努力工作未必能够带来稳定生活，当越来越多家庭不得不独自承担原本应由社会共同承担的风险时，经济问题便开始超越经济领域本身。

如果风险不断向个人转移，而个人又缺乏足够保障；如果机会越来越稀缺，而资源越来越集中；如果社会成员承担越来越多代价，却无法参与决定这些代价如何被分配，那么经济问题最终就会演变为制度问题。

风险与权利从来都是对应的。当国家要求个人承担更多风险时，个人也必然要求更多保障；当社会要求家庭承担更多责任时，家庭也必然要求更多参与；当越来越多公民意识到自己的养老、医疗、教育和就业问题无法仅凭个人努力解决时，他们终将开始关心这些问题究竟由谁决定，又应当由谁负责。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因此，3.2亿灵活就业者这个数字真正昭示的，并不是一种新的就业形式，而是一个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中共通过依靠经济增长不断掩盖问题、不断推迟矛盾爆发的时代正在结束；而一个普通人越来越难通过个人努力解决自身困境、越来越多社会问题开始指向制度本身、越来越多人开始追问权力为何不受约束、国民为何不能参与公共问题的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

之所以不可避免，因为推动它的，不是少数人的思想启蒙，也不是政治运动，而是越来越多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积累的不满与压力。

当养老越来越没有保障，当收入越来越难以增长，当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育，当越来越多家庭发现仅靠个人努力已经无法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时，人们迟早会开始追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谁在决定这些规则？普通人为什么无法影响这些决定？

对于一个长期依靠经济增长维持合法性的政权而言，真正的挑战从来不是经济增速下降本身，而是增长放缓之后，人们开始把原本归因于个人能力的问题理解为制度问题。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并非个人失败，而是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权力运行和公共决策方式的结果时，社会关注的重点就会从如何适应现实，逐渐转向如何改变现实。

因此，中国未来最大的变量并不是经济是否继续增长，而是越来越多正在被迫承担代价的人，是否会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权利、保障和参与。当数亿劳动者承担着养老、医疗、失业和家庭压力，却无法决定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公共政策时，这种矛盾就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

极权体制最稳定的时候，往往是能够持续创造机会的时候；而当机会越来越少、风险越来越多、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的时候，人们最终质疑的便不再只是某项政策，而是中共整个权力大厦本身。历史上真正改变一个社会的力量，往往并不来自某一次危机本身，而来自无数普通人在长期压力之下逐渐形成的共同觉醒。

而这，才是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真正起点。

秋雨圣约教会刘小琼派出所做笔录被警察威胁

【民生观察2026年6月17日消息】2026年6月17日下午14时左右，按照与辖区警察约好的时间，成都市秋雨圣约教会的会友刘小琼（实名刘晓琼）来到成都市高新区新川派出所做笔录。

做询问笔录的是一位态度和蔼、看起来像90后的唐姓警官。唐警官问刘小琼的问题是“是否于2025年9、10月份左右收到过一件名为《发生在以色列的故事》”的书，刘当即表示记不得、似乎没收到过。当询问快结束之际，一位佩戴警号为011752、着警服的警察突然走过来，冲着刘小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许在这里录音录像！刘小琼觉得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不由自主回了一句：我没有录音录像啊！？警号011752的警察继续冒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态度不要那么抵触嘛！刘小琼更觉得莫名其妙了，因为她在接受唐姓警官询问期间，并未流露出任何一句抵触之词以及抵触之表情，何况她也觉得唐姓警官找她做笔录，是其工作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守法公民，应当给予辖区警察应有的理解与支持。

然而这位警号为011752号的警察的出现，瞬间打乱了原有的氛围和节奏，也让和谐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与焦灼起来。刘小琼问警号011752的警察姓氏，他说他姓吴，刘小琼指出吴姓警察态度不好，他反过来指责刘小琼态度不好，两人随即在言语上交锋起来。吴姓警察威胁要找刘小琼的老公和儿子（“喝茶”），还威胁刘小琼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影响三代人。刘小琼对吴姓警察说：我是一个合法的公民，难道还怕你的威胁吗？吴姓警察看刘小琼不吃他这一套，立马又发出新的威胁信号：你离进去只有一步（之遥）了，下次就给你开传唤书了！刘小琼正色对吴姓警察说：我要去投诉你。吴姓警察脸露不屑的表情回应道：随便投诉。

下午16时左右，刘小琼拨通了“12345”市长热线（打“12389”警察违纪热线未通），将成都市高新区新川派出所警号为011752号的吴姓警察对她的威胁恐吓及蛮横无理的举动投诉给了市长热线，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的一个重视与回复。

张琪沅因反独裁被关精神病院发出求救后再度失联

【民生观察2026年6月17日消息】15岁的河北男孩张琪沅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独裁统治，并公开呼吁独裁者习近平下台。他于去年6月被警方逮捕并失踪，近日其突然发布了一段视频寻求外界帮助，但随后张琪沅再度失联至今。

昨天，张琪沅突然通过个人X账号发布了一条安全更新。

他表示目前在拘留地点经常被警察用木棍威胁。恶意警官的警号：FJ0141（可能是辅警）。

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张琪沅在河北保定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家精神病院）被非法拘留数月，随后被转移到河北保定春城学校，继续被非法拘留数月。

张琪沅请求网友转发这段视频，呼吁大家继续关注，为他的安全带来更多帮助，并对迫害者和刽子手施加更多压力。

张琪沅在发出上述求救视频后不久，再度失联至今。其提供2张照片分别是：自己在精神病院医院亲人探监时用家人偷拍的画面，以及医院为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

对此，推友“届立建”表示，张琪沅曾发布声明，宣称自己不会自杀——如果他死了，将是被中国政府谋杀并灭口的。我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国内反共少年张琪沅的安全。

公开资料显示，张琪沅，2010年11月4日出生，河北少年。

2025年7月10日，张琪沅因在B站博主直播间公开质疑习近平是否为独裁者，被河北保定市东风派出所传唤。

去派出所前，他曾录视频声明表示：我不会自杀，如果有电视认罪，“那是我受到的威胁所导致的”，是假的。

自此张琪沅失联，一直音讯全无。

近日，其录制视频向外界说明近况并发出求救，随后再次与外界失联。

王治芬等五人在京被查身份证后关进警务站

【民生观察2026年6月17日消息】近日，重庆公民王治芬、徐廷芬、邹开会、危文元及杨炳合，在京上访期间，遭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大栅栏派出所警察拦截要求检查身份证，查完后被强行带往大栅栏巡逻警务站关押，之后交给当地驻京办，遣返回原籍。

2026年6月16日上午，王治芬坐公交车到了北京前门，下车后去上厕所出来，巧碰到其他的重庆公民徐廷芬、邹开会、危文元及杨炳合等被警察查身份证，他们几人也配合了警察。

王治芬与几人结伴而走，此时一警号为029253的警察又追来，该警察从后面追到和平门外来小区路上，并叫徐廷芬把身份证给他检查，此警察把身份证交给另一名警察，然后警察就不还给徐廷芬身份证了！

后面又有几个警察追来，还要检查王治芬的身份证，王治芬也配合警察检查，大家都配合了检查。

王治芬说：我又没违法。警察说：不能走，外宾要来了，必须配合。

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号为02363）把危文元和王治芬强行架走，用车拉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大柵栏巡逻警务站。

王治芬和几人选择了报警。警号为02363的警察说：你报吧，报警也没有用，打12345也没有用。

几人先后打了报警电话和市民热线，反映自己在京无故被拦截关押的问题，但没有什么结果。几人被关押限制自由数小时，就是不让离开。

警察说，要等当地的驻京办来才还放她们走。

目前王治芬已经安全返回重庆家中，其它几人情况不明。

王治芬表示，“这几天北京到处都在查身份证，昨天我们在出租车上路过西单商场都被查身份证，还有陶然桥北，公交车站旁边也有很多警察对路人，看似像信访人的，就对身份证进行查验。

听说国条院下令今年在7月10日前，要对信访合理诉求进行全面清零。不过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把群众的合理诉求，全都变成了无理，国家信访局与地方政府相互勾结，对群众不合理的理由和文件政策，他们都不记录在官网上。

并且我2026年6月15在国家信访局1021室反映时问工作人员，我们如何能查到工作人员，为我们登在官网上的信息。工作人员回答，访民看不了，他们只是传给了当地政府。

但我发现我写的材料被国家信访局人员篡改了，明明是地方政府没有按政策落实，偏要将这不真实的法律让地方强加于人民群众。”

李怀庆狱中被限制放风和消费

【民生观察2026年6月17日消息】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多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目前在贵州兴义监狱服刑。近日，家人得知其狱中被限制消费，放风时间少，长期被限制在室内等情况。

6月16日，李怀庆妻子包艳发文称，昨日我家人李怀庆从贵州兴义监狱来电，反映长期被限制在监室内、放风时间甚少！食品价格高昂且疑似存在过期问题，并遭受与其他服刑人员不同的消费限制待遇……

家属强烈呼吁贵州兴义监狱，及相关部门公开回应并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停止任何不公平对待！请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李怀庆的处境。

2025年1月15日，李怀庆妻子包艳也曾发文称，其先生李怀庆在贵州兴义监狱内因营养不良面临健康问题，恳请大家的关注!

李怀庆目前在贵州兴义监狱服刑。然而，他的健康状况正因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环境而迅速恶化。监狱内缺乏必要的食物供应，导致他身体健康出现胃部问题。

怀庆虽然在服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应该被剥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健康权!”

在此，家属希望通过此声明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呼吁改善监狱内的饮食和卫生条件，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

李怀庆，重庆市人，曾经营典当行生意，长期关注和资助弱势群体。

2018年1月31日，其被重庆警方以涉黑罪名抓捕刑拘；同年2月其名下公司、妻子包艳及胞姐资产及帐户，被警方以打黑名义冻结，涉及财产上亿元。

2020年11月20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重判李怀庆有期徒刑20年。

在一审过程中，李怀庆曾当庭揭露邓恢林、谭平为组长的专案组对他残忍的刑讯逼供。其自述被铐在老虎凳上一个月，不准他睡觉，只有大小便时才可以解开。审讯期间李怀庆曾晕厥3次，两次被送进看守所医院进行抢救！在医院抢救住院时都给戴上重型脚镣、手铐。并且，重庆警察威胁他要把其妻子和12岁儿子抓捕折磨为由，逼迫他承认自己没有的罪行。其审讯期间被羁押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

李怀庆被判刑二十年后，其本人提出上诉，其妻子包艳更换了辩护律师。北京著名律师张凯的团队和广州葛友喜律师接受委托，为李怀庆提供二审辩护。

2021年4月15日上午10点30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李怀庆案二审进行宣判。据家属称，宣判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违法行为。

2021年4月29日，李怀庆被重庆公安机关移送至重庆南川监狱服刑。家属被告知，新到狱犯要整训三个月家属才能会见。

家属委托代理案件的申诉律师要求会见李怀庆，回复称犯人需要等待15日的隔离期后才能预约会见。

2021年5月18日，15日的隔离期结束后，代理律师申请会见李怀庆，监狱又告知因本案是涉恶案件，会见需要去监狱管理局办理申请会见手续，家属查询了相关《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后，并无相关法律规定，猜测是南川监狱故意为难律师和家属会见李怀庆。律师和家属要求会见困难重重，申诉之路漫长。

2023年5月31日，李怀庆被转监了，一周后家属才知道被转到贵州省六盘水监狱。5月30日下午，经过层层程序，家人终于见到了李怀庆。他比之前要憔悴一些，估计到了一个新环境需要适应吧。

2024年5月27日，家属前往探望李怀庆，被告之其又换到了贵州兴义监狱。此次已是李怀庆进行服刑的第三个监狱，其被频繁更换监狱的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家属对换监一事更是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