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我写一篇《以司法程序之名行违法行政之实——信访答复的法律悖论》网文，阐述了我奉政府旨令上京上访的经过。
一、我奉旨上京上访亲身经历
我6月17日到北京。因我维权20多年，从没有到国家信访局上方过，从6月22日到30日，三次到国家信访局排队上访，每次是头一天晚上去排队，到第二天晚上还没排到接待处就清场了。第三次（6月29日）的晚上，我们的队伍排到A区，安保人员发慈悲了没有清场。当晚下着大雨，密密麻麻的访民按安保人员的安排拿着自己的小板凳坐着，尽管大雨淋湿了全身也没人离开去找避雨的地方。30号，我终于进入信访局被接待了。但接待人员告诉我，经过高法判决了要到最高法院去反映。其实多年来，按法律程序我都走遍了——
我寄信信访、反映、举报都被发到无权处理的下下级单位或被举报单位。
我按法定程序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不给答复。
我走访，最高法的门都不让进叫我去最高检。找最高检接待处，叫我去找国家纪检委。找纪检委接待处，叫我去找最高法。在纪检委被推诿的那刻，我痛声大哭：好好一个国家怎么成这样了？
一年前（2025年11月7日），我到国家自然资源局反映问题，接访人员看完我的反映材料后说，他会转到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如果60日内不受理或受理了不满意可以再来。后来每次进京都被拦截。直到2026年7月15日，我带着厚厚一叠材料，再次到自然资源部门前。这一次，自然资源局门口没有长队，只有两个人。这次也没有像过去20多年那样，材料被“发回下级”，而是被直接告知：“没有省级信访局的书面证明，我们不受理。”，我反映的是省级部门的违法，他的上一级本来就是国家级的，另外，我向省级反映20多年，他们都发到无权处理的乡镇或被举报单位，根本不给任何书面答复。我话没说完，对方以“关门”作为答复。门口这时干净了，唯有的两个访民也走了。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
不是他们变了，而是规则变了。而这场“规则之变”，始于2026年7月1日生效的《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
办法第四条的规定，被官方称为“规范秩序”，但在我——一个被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三级政府与法院系统20余年“程序空转”折磨的访民眼中，
它更像是一道制度性高墙。
二、从“人山人海”到“持证准入”：信访生态的冰火两重天
在2026年7月1日之前，国家信访局门口是另一番景象：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甚至发生过踩踏事故。22日凌晨到天亮，救护车来了两次，一次踩踏伤了两人，一次有人在拥挤中昏厥。很多人排两三天队仍未能进入信访局大门。更荒谬的是——排队期间不能买吃的、不能上厕所，一旦离开队伍，就得重新排。
7月1日之前的信访，是“拿肉身去赌抢眼”；如今的信访，是“拿规矩来赌活路”。
新规实施后，你不再需要“排队挨挤”，但你必须先拿到“省级文书”——而这个“文书”，在现实中，往往意味着让侵权者自己给你开“通行证”。这不是“规范”，这是
用程序正义，掩盖实质不公。
因为省级的信访局的文书最终都被一层层转到原被举报单位。
三、提级管辖申请vs普通信访：一场被混淆的法律定性之争
7月15日，我带着厚厚的提级管辖申请材料及证据向自然资源部提交的，不是普通的“申诉求决”，而是《提请提级管辖暨责令查处、责令履行土地确权法定职责申请书》。依据《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第13条，
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权对下级违法案件提级管辖。
然而，自然资源部接待人员将其归类为“信访事项”，并套用《信访工作条例》的“属地管理”原则，要求我提供“省级信访局证明”。
这暴露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信访制度与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在实践中被严重混同。
信访，是群众向政府反映问题、提出诉求的渠道，核心是“协调解决”。
提级管辖，是行政机关内部对违法行为的层级监督，核心是“纠正违法”。
当我申请的是“提级管辖”，却被当作“信访”处理，并被设置“省级文书”门槛——这无异于用信访的程序，扼杀行政监督的实质。
我维权25年，都是依法定程序一层层往上反映，而有权处理的机关却以踢皮球的方式一层层往下踢。这不是“程序”，这是“闭环”。
针对这次新规，我问过其他访民省信访局是否会给他们开书面答复，有一访民告诉我：“省信访局有书面答复，他们按信访答复去处理，最终也是被一层层转到被举报的单位。”
和访民聊天的这截图道出了信访制度最深的悲哀：
当地方权力成为“利益共同体”，中央部门的“程序把关”反而成了阻断救济的“合法围墙”。
四、新规的悖论：用“省级文书”倒逼履职，还是用“省级壁垒”阻断维权？
《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第四条，初衷是“引导群众依法文明有序走访”，但实际效果却是：
对守法访民：增加了维权成本，必须“先找省级”，而省级往往就是“踢皮球”的起点。
对侵权者：获得了“程序豁免”，只要信访材料转下来不给你处理，你就可以“合法”被拒之门外。
对中央部门：规避了“直接受理”的责任，将矛盾“安全”地推回地方。
这就像一个“闭环陷阱”：
你反映省级违法→省级不给处理→中央部门不受理→你回省级→省级继续踢皮球→你再上京→仍被拒→……
这不是“规范”，这是“制度性堵死”。
当权力系统内部形成“攻守同盟”，个体的正义诉求，便成了“无根之木”。
五、结语：在制度的夹缝中，寻找一丝光亮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控诉，而是为了记录——记录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庞大体制时的挣扎、困惑与不屈。
20多年来，我从一个依法维权者变成“访民”，再变成了一个“制度观察者”。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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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制度从“人山人海”走向“持证准入”，形式变了，本质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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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级管辖从“法定职责”沦为“信访事项”，法律被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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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皮球从“地方保护主义”升级为“制度性闭环”，维权难上加难。
但我也看到一丝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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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我向中央第十巡视组寄送举报信，虽然被踢回，但至少我的材料进入了中央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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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自然资源部虽拒收，但我拿到了“不予受理告知书”，这至少是一个“程序痕迹”，未来或可成为申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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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全国各地的访民遭遇大同小异，发现我不是一个人，我们的遭遇，正在形成一个“沉默的共识”。
制度可以改变，但人心不会熄灭。
我依然会继续反映，继续申请，继续等待——哪怕前路仍是“省级文书”的高墙，哪怕脚下仍是“踢皮球”的轮回。
因为，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除非，我们放弃追问。
后记：
这篇文章，是我20多年维权路的缩影，也是中国信访制度变革的一个微观样本。我愿将它公之于众，不为博取同情，只为唤起更多人对“程序正义”与“实质救济”的思考。
如果你也曾被“踢皮球”，如果你也曾在“省级文书”前折戟，那么，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一起，等待制度的春天。
（本人声明：该文只是本人遭遇的事实与经过作出个人分析，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如果那只狗牙齿痒了想咬我，先咬咬我写出来的每段文字）
王秀英
2026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