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金堂退役军人事务局故意抹黑援朝老兵

【民生观察2026年4月15日消息】1951年3月，24岁的四川金堂县淮口镇现役军人肖代富，响应政府号召加入志愿军，从四川剿匪转战朝鲜战场，编制到第60军181师警工营二连。肖代富身临其境冲锋在前，参加过载入世界战争史的第五次战役和金城战役。

1953年回国退役转业。肖代富掩藏功名自食其力回到乡村，还将这种情怀变成家风，先后送儿子、孙子参军入伍，一门三代满门军士。直到2010年辞世之际，拿出荣誉留下遗愿：“立功授奖光宗耀祖，把身世和功勋写入县志”。

后人们小心谨慎地把各时期颁发的荣誉证书打开整理，发现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颁发，加盖志愿军政治部公章、60军181师批准公章，证件贴肖代富本人照片并加盖钢印，明示是法定功勋荣誉凭证。四川省军区授予“荣立连一等功”、“师二等功”、“师集体二等功”、“连二等模”等荣誉证书称号。所有证书和证据都指向肖代富是有多项荣誉的共和国功臣。

肖代富的后人为完成父亲的遗愿，兑现那辈人的传统老思想，带着所有的原始证件满心期待，找到金堂县军人事务局。

接触之始就被明确拒绝，先说“人已去世了，不办！”。后面说“找不到档案！”再到后面找了一个理由干脆地说“找到档案了，但是（我们的）档案和你手里的不一致！”

不甘心的后代翻阅档案，发现档案有明显的被人涂改痕迹，从出生年月到“二等功变成三等功”多处被人故意篡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不负责任也不耐烦地说“肖代富（你父亲）一等功不被承认，就是一个连队嘉奖而已！”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又说“（指档案）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个人保管档案（资料）”。

肖代富的子女对此说辞和处理模式绝不接受。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用青春生命换来的隐藏多年的证书，怎么就变成一堆废纸了呢？便带着疑问携带原始证件，前往金堂、成都的退役军人事务局（部）反映投诉，要求核查档案涂改、纠正立功登记错误、向原部队发函协查，给肖代富和亲属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2026年3月4日，金堂县军人事务局作出书面答复。一会说“档案的审定与认定属于军队政治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一会又说“在我局认为有必要时进行鉴定时，再进行鉴定工作”；同时同文同函又套用退役军人事务部[2021]65号人事档案管理文件，以“证件由个人保管，直接认定无效、不真实。”明确否定了肖代富的功勋荣誉。

这个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的处理意见函，令肖代富的后人们极端不满，立即发文发表声明认为这是对“英雄的极大侮辱！”批评反驳军人事务局在档案核查事实认定中，自相矛盾懒政怠政适用政策错误，推诿责任拒不履行法定职责。刻意否定国家军队颁发的原始功勋证件，侵害援朝老兵的合法权益，纯属漠视与践踏革命功臣荣誉，是典型的抹杀历史抹杀荣誉抹杀英雄情怀。

为此亲属们大声疾呼：恳请社会各界、媒体大量转发，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不能让金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无耻行径逍遥法外。

就在本网通讯员和肖代富后人沟通联系，探讨新闻报道重点和内容的时候，金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猜测预感到问题的后果，还有可能触发的社会反应，于是在4月14日下午主动和肖代富的后人进行了联系，和气温婉的说“我们还有商量的余地。”这个事件如何发展，本网将继续关注报道。

成都交管所折腾近八十岁老人兰玉林

【民生观察2026年4月15日消息】兰玉林，1947年生。1975年领驾照，安全行驶200多万公里，无重大交通事故。他持有C1驾照，有效期从2012年10月16开始，十年有效期。

2022年9月14日，他到位于陴都区犀浦镇的成都市交管所，按规定请求更换驾照。工作人员告诉他，换证需要「三力」测试（200道有关交通知识方面的题，随机抽20道，考试成绩需100分）通过后，方能更换驾照。

这就苦了这75岁老人。起初，他按工作人员指点的，花了几百元在网吧进入交管所有关「三力」测试的网站学习。测试的过程是：花几十元钱，先学习，再进入测试。如不通过，又交费几十元，再学习再测试。这样他反反覆覆也没有通过。工作人员又指点他，让他到驾校学习。于是他花了2000元钱到驾校学习。学习完测试仍没过。

他怀疑是不是成都交管所有意刁难他，他听说德阳什仿比较开明、公正，于是他到什仿参加测试并换证。2022年10月24日在什仿测试通过后，正准备办理换证手续，突然网络出问题。工作人员告诉他，他测试已过，可以回去户籍所在地办理，没有问题。

这样兰老先生又回到成都市交管所。然成都市交管所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仍然不能给他换证。

无奈，揪心的兰玉林老人就自己的遭遇投诉到四川省公安厅、成都市公安局。这更激怒成都市交管所。2023年3月14日，成都市交管所干脆注销了兰玉林老人的驾照。

这之后，兰玉林老人花1.5万元请了律师，将成都市交管所行政诉讼告上法庭。2023年8月1日，都江堰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最后判决兰玉林老人败诉。

之后，兰玉林老人又走在上访之路⋯⋯

2026年的今天，兰玉林老人仍然到处上访。成都市交管所是他经常去上访打卡的地方⋯⋯

他在想，他都79岁了，成都市交管所何时才给他换驾照啊？！

樟木头收容所的历史血泪必须直面

（编者按：近日网络披露广东樟木头收容所，在1992年到2003年11年间，累计收容83万人次，官方档案里没有失踪人口专项统计，也从未公开过非正常死亡、逃跑失踪、被贩卖、误遣、下落不明的汇总数字。按照历史背景与比例保守估算，11年间至少有800到4000人死于虐待、饥饿、疾病、殴打。其他包括失踪、下落不明的，包括逃跑、贩卖、误遣、无名尸等，有2500到8000人永久失踪。民间共识的结论是，非正常死亡加失踪人数至少在数千人级别。此消息引发社会关注与热议，大家纷纷要求彻查当年历史，还原真相，反思制度症结。）

一、樟木头收容所死亡和失踪的总数至少数千人

4月8日，一名中国博主发布视频，呼吁严查樟木头收容所失踪人员下落。该博主推算，在1992年到2003年这11年间，樟木头收容所死亡和失踪的总数至少数千人。
该博主在视频中说，这11年内樟木头累计收容83万人次，官方档案里没有失踪人口专项统计，也从未公开过非正常死亡、逃跑失踪、被贩卖、误遣、下落不明的汇总数字。官方只承认个别事件，公开可查的只有零星个案与个别恶性事件，没有系统性数据。
博主指出，按照历史背景与比例保守估算，11年间至少有800到4000人死于虐待、饥饿、疾病、殴打。其他包括失踪、下落不明的，包括逃跑、贩卖、误遣、无名尸等，有2500到8000人永久失踪。
因此，民间共识的结论是，非正常死亡加失踪人数至少在数千人级别。

二、造成这种惨状的直接可见制度性原因

收容所完全黑箱管理，无登记、无监控、无家属知情权、内部混乱、档案不全、随意销毁、假名登记。被抓后家属很难查到人，人没了就说「已遣返」。
在收容所被打死、病死、饿死是常态，都不通知家属，直接火化，埋在荒坡。还有许多人通过翻墙、跳车、逃亡山林等方式逃跑时失踪，死在野外、无人认领。此外，收容所还向家属勒索赎金，如果家属没钱赎人，就强制遣返，遣返时不核对身分，出现大量错送、漏送，还有人被故意半路甩下，造成大量人员永久失踪。
人员大量失踪也与贩卖人口有关，尤其是女性，会被直接转卖、强迫卖淫、卖给偏远地区。当地曾出现打工妹群体失踪。当年打工人的共识是「樟木头漂亮女工最容易失踪」，她们的去向包括被贩卖、强迫卖淫、转卖黑工、虐待致死、误遣后失联、逃跑后死亡等。
该博主最后说：「今天的结论：樟木头收容所的失踪人口是一笔糊涂帐、死帐、被掩盖的帐。」
收容制度在中国实施多年。樟木头的惨剧只是全国收容制度罪恶的冰山一角。
2003年3月，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孙志刚被收容致死事件」。刚毕业一年多的27岁湖北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市当局以「三无人员」为由拘禁，在短短3天就被收容所人员毒打致死。官方坚称是「因病死亡」。此事引发的舆论风波，导致中共当局同年废除了收容制度。

三、孙志刚收容所死亡事件

孙志刚（1976年7月29日－2003年3月20日），湖北黄冈人，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艺术系艺术设计专业，2003年2月24日被广州市达奇服装有限公司雇佣。由于刚来广州，他未办理暂住证。3月17日晚上他出门上网，也没有带身份证。在当晚11点左右，他在路上被查暂住证的警察送往黄村街派出所。在这里，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朋友，要求对方把他的身份证明文件送往该派出所。可是当对方携带保释金及孙志刚的身份证到达派出所之后，疑因孙志刚之前顶撞警察，仍被当事民警无理拒绝保释。孙志刚随后被转送往收容站，其收容表格上莫名其妙说其是三无人员，符合收容条件；而事实是孙本人有正常住所、有合法工作、有合法的身份证件，并不符合收容条件。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
官方最早坚持孙志刚是正常因病死亡，但《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他是被毒打致死。后官方不得不重新进行调查，最后公布的结果是孙是在医院中被护工和同房病人殴打致死。乔燕琴等十多名涉案人员随后被拘捕。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6月9日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第二主犯李海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十名罪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无期徒刑。另有六名有关官员因而被控渎职罪，判监一至三年。乔燕琴等十二人不服，提出上诉。6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决，驳回乔燕琴等人上诉，维持原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授权，核准乔燕琴死刑，当日执行。同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案的官员李耀辉等五人的上诉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因暂住证引发的惨剧

孙志刚死了，他，有户口，有身份证，有正当的职业，但没有办理“暂住证”，所以被广州市黄村街派出所抓了去，“处理”后转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最后死在了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法医鉴定的结果，是死前几天内曾遭毒打并最终导致死亡——这样的冰冷字眼让我不
寒而栗，谁毒打了孙志刚，黄村街派出所，还是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一个月快过去了，司法机关没有任何的公开调查结果，也拒绝接受任何媒体对此事的采访，大家只有揣测。我寒心，甚至不想再去揣测些什么，这样的揣测有意义么？这样的类似事件，公开报道的，已经多得快让人麻木：
1999年，江苏女青年苏萍在广州一收容医院里被轮奸至疯；
2000年，19岁的少女宋苏朵在昆明火车站因无证件，从警车摔下至死；
2000年，28岁的鞍山女子李某在沈阳因无暂住证，在警车内被轮奸；
2000年，在深圳打工的湖南青年张正海，在东莞市樟木头收容所，“离奇”死亡；
2001年，广西青年农民张森，在广州市收容站“离奇”死亡；
2001年，成都某小区查暂住证，惊吓一6岁女孩从4楼跳下，左侧枕叶脑挫伤；
2001年，一名未办暂住证的18岁少女在郑州金水警方查办在的清查中，从４楼坠地身亡；
2002年，广东东莞某公司主办会计王某，被查暂住证的镇治安员殴打成脑震荡；
2002年，抚顺村民朴某在沈阳在收容遣送站里遭到７名暴徒数次殴打，经抢救无效死亡；
2002年，深圳民工蔡某被派出所治安员和便衣民警当街殴打，“离奇”死亡
2002年，19岁的湖北少女刘荷在深圳的第一天，即因没有暂住证而被送进了收容站，遭冒领遭辱。……

五、网络评论的怒潮

有关樟木头收容所视频一度引发大陆网民大量转发和呼应，几乎每段相关视频都引来成千上万的评论。许多网友纷纷留言，回忆当年收容所的恐怖：「我的初恋94年闯广东，一去再无音讯，其母受不了打击，不到三年郁郁而终」「当时我被关在樟木头收容所，还看到5岁男童带着一个3岁妹妹，不知道他们是否出去了」「04年在东莞长安宵边，茅草地随时可以看到尸体」「百万民工下广东，村村都有未归人」。
还有网友直指：「现在的缅北就是以前的樟木头」、「缅北园区的雏形，原来在广东」。也有网民控诉，当年全国失踪的总人口可能数十万甚至更多。
苏姐姐：太恐布的国家。不用战争就自己的国家就死了千千万万的生命无疾而终。每个死法都及为恐布。剥削人民的生命。天理馁。为什么为什么不反攻独裁正权的国家呢？你们要的不是民主。民生。自由。这些你们都没有。还在死多少冤魂呢？
@xianzhongwang5665：远远超过日本的罪恶！！！！
ChangYuLi：人们不知道的在共匪统治下的黑暗残忍不知????多少怨魂，人民总有一天要与他们算这笔账。
MoonSpring：希望中国能文明，透明，能讲真话。
@iamsad198：当年深圳、东莞的收容所就是现在电诈园区的前身！
@外卖骑手炒美股频道：暂住证是需要单位给办的，不能自己办。而且博罗农场到了收割播种的季节，根本不管有没有暂住证，只要没有户口就随便抓，要是第二天单位没有来领人，就直接送到博罗农场去了。
@angus7823：现在诈骗园区跟东莞当年的事情如出一辙，差别仅仅换个地方，继续喝血
@Kimyuechung：大家都说共产党是土匪，共产党还不承认。事实却一直证明共产党就是土匪团伙。
@solos_ddln：以前不提樟木头，现在怎么开始提了？是中共私下授意比下有余安抚不满，还是要重启设施，先看看韭菜反应？
@wchuang：疫情封控三年，大白权利大的很，其严厉程度不比这个事件差
@WinyLine：樟木头收容所，即宝山收容遣送站，只为赎金，无人赎的也不白养，会被分派各地无酬劳动，甚至去大西北开荒，所以樟木头收容所是一个暂收容的中转站，管理看守人员仅是拉杂民兵，制服是廉价向公安局买的，看守人员冒充公安唬吓在囚者而已。所以万人坑之谣，根本站不住脚，失踪死亡的未必在樟木头。
@hifi2844：应该是95年左右，全国都这样，联防队公安局乱收费
@tn-hw8cc：这是为重启占住证制度铺路吗
@ChengYang-ly9iq：早期出门要露条，后来才有暂住证，早期各地方乡镇收钱的手段，hiyou广州到东莞中间的新塘路段，每辆车都要90块钱的洗车费，1993年，我在广州，长长要跑村政府要人，每个人要罚款100。
@oneaegg：深圳经济特区，1980到2005年。。就是类似偷渡，非法打工吧？……
@galaxypearl：已经是2003的隐情了，樟木头收容所被取缔，广大民工应感谢被虐史的“三无人员”大学生孙志刚，虐史饿史打死必有，但“万人坑”，在下存疑
@赖俊良-d5b：有什么好意外的中共就是对韭菜人矿压榨最狠的明清2代的再加强版
@lemel21：小粉红说笑话：中国法治在全球领先地位(但是走失的孩童跟年轻人一个都找不回来)
@到处瞎逛：这些恶行必须要追责，中共要对人民道歉。
@终焉之栞：中国历史只会不停循环各省财政枯竭后还会再回来的打打秋风就够吃饱了
@oneaegg：共产独裁封建，顺昌逆亡，就是物而已，
@洪洪-y5d：这种制度，不跟封建时代一様吗？
@hschou6057：生在中国真可怜，无法无天的罪行没人被究责吗？现在那么多年轻人失踪，满街的摄像头为什么找不到？好在没生在大陆。
@rzrzrzrzrzrz61：当年的恶政，坑了多少人？计划生育，城乡二元体制，反正红朝说啥都别信都别听，哄你去买彩票，哄你去股市，哄你去买房，哄你生孩子，哄你给你生育补贴给你养老。太坑了！这么黑的体制
@xianzhongwang5665：远远超过日本的罪恶！！！！
@Guurlus：那个年代要是器官贩卖猖狂的话。这几十万人剩下的寥寥无几
@栋-y8w：冤有头债有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dannydai952：六七十年代的夹边沟，九十年代的收容所。共产党统治的罪恶历史。
@TACOkingx：意思就是我们要搞现代化的收容所党要真正管起来
@Job-o1x：反基督上帝的无神论极权共产党中国是地狱在人间的映照，统治中国的人背后是魔鬼撒旦

六、收容遣送制度的异化

1982年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立法初衷是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教育、安置和遣送，属于社会福利与救济性质。
但进入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广东珠三角地区吸引全国数千万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管理压力激增，户籍制度、居住管理、就业管理尚未配套，地方政府逐步将收容遣送功能从“救助”转向“管控”，执法对象从流浪乞讨人员扩大至全体“无证件外来人员”。

七、暂住证制度的生存门槛性质

1.收费高昂
暂住证年度办理费用普遍在150—300元之间，部分地区加上治安联防费、卫生费等合计可达500元。而同期珠三角普工月工资仅300—600元，相当于半个月至一个月收入。大量底层务工者、临时工、零工群体无力承担。
2.办理条件苛刻
需用工合同、居住证明、户籍地证明等多重材料，无固定工作、无正式租房合同者根本无法办理。
3.执法泛化
暂住证从“管理证件”异化为“生存许可”。无论是否有工作、是否有住所，只要无法出示暂住证，即可被当场认定为“三无人员”并强制收容。

八、执法体系构成

1.执法主体
正式民警、派出所协警、街道联防队、村社治安队、厂区保安联合执法，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临时聘用人员单独上街抓捕。
2.执法方式
街头巡查、公交站盘查、菜市场围堵、出租屋凌晨入户清查、工业区门口拦截，形成全天候、网格化抓捕网络。
3.权力滥用特征
执法过程不出示文书、不告知理由、不通知家属、不允许申辩，随身财物、身份证、现金常被没收，人身自由被瞬间剥夺。

九、广东收容遣送的完整运行链条

（一）第一环节：街头抓捕与临时关押
被抓捕者先被带至辖区派出所临时留置室，空间狭小、通风恶劣、无饮水、无医疗。多人挤于一处，打骂、体罚现象普遍。此阶段已出现少量人员因外伤、突发疾病死亡，但多数不登记、不通报。
（二）第二环节：区级收容站转运
派出所统一将人员送往区级收容站。登记极度简化，仅简单记录性别、大致年龄，不核实真实身份信息，不采集照片，不录入系统。家属此时若寻亲，几乎无法查到任何线索。
（三）第三环节：市级中转站集中关押
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东莞樟木头收容所是珠三角两大核心枢纽。

• 东莞樟木头收容所1993—2003年累计收容超83万人次；
• 日均关押量长期超千人；
• 食宿、卫生、医疗完全缺失，成为疾病、虐待、死亡高发区。

（四）第四环节：分流处置

1. 交钱赎人：200—500元保证金，交钱即可放人，形成事实上的“罚款经济”。
2. 强制遣返：运往户籍省份，路途遥远、条件恶劣。
3. 强制劳役：无钱无身份者送往采石场、砖窑、工地。
4. 随意丢弃：部分车辆半路将人赶下车，节省成本。

这一链条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人员失踪。

十、收容人员失踪的五大具体路径

（一）路径一：收容站内非正常死亡后无名化处理
1.死亡原因构成

• 冻饿致死：冬季无棉被、无足够食物；
• 疾病死亡：呼吸道、消化道传染病集中爆发，无任何救治；
• 殴打虐待致死：管理人员、牢头狱霸暴力体罚；
• 突发疾病延误救治：心脏病、阑尾炎、胃穿孔等常见病因不送医死亡。

2.典型数据
广州收容救治站2002年10月—2003年3月，4个月内非正常死亡58人，平均每月超14人。
3.失踪化处理方式

• 不核实身份；
• 不通知家属；
• 不刊登寻尸公告；
• 直接火化或掩埋；
• 档案标注“无名尸”“已遣返”。

家属长期以为亲人失踪，实则早已死亡。
（二）路径二：遣送运输途中死亡与跳车失踪
1.运输工具恶劣
封闭式货运卡车，无窗、无通风、无座位，数十人挤在一起，夏季车内温度超50℃，中暑、窒息频发。
2.跳车逃生现象普遍
被收容者听闻收容所内虐待、劳役、贩卖，恐惧之下大量跳车，导致：

• 当场死亡；
• 重伤后被遗弃；
• 成功逃脱但无钱无证件无法回家，流落他乡。

2.重大交通事故
2001年深汕高速汕尾段收容转运车起火，25名被收容者全部死亡，无完整身份名单，家属均按失踪处理。
（三）路径三：强制劳役与非法贩卖导致永久失踪
1.劳役场所分布
东莞、惠州、清远、河源等地采石场、砖窑厂、林场、建筑工地。
2.劳动模式
无偿高强度劳动，每日工作12—16小时，打骂、饥饿、限制人身自由，逃跑者被抓回后常遭严重殴打。
3.人员贩卖链条
部分执法人员与非法用工方勾结，将年轻男性贩卖至黑矿、黑窑，女性贩卖至偏远地区婚嫁或强迫卖淫，篡改身份、切断联系，形成永久性失踪。
（四）路径四：身份不明人员被随意处置
大量务工者为进厂打工冒用他人身份证，被收容后无法核实真实身份，既不能遣返，也不愿长期关押，最终被随意丢弃郊外或长期关押后死亡，彻底无迹可寻。
（五）路径五：档案销毁与系统性信息屏蔽

1. 收容登记本就不规范，大量无姓名、无地址、无照片记录；
2. 2003年制度废止后，大批纸质档案集中销毁、封存；
3. 公安、民政、收容站数据互不联通；
4. 机构撤并、人员调离，原始线索彻底断裂。

十一、保守推算失踪人员情况

1.总收容人次
1990—2003年，广东全省年均收容30—50万人次，14年合计约420万—700万人次。
2.非正常死亡人数
依据广州收容站4个月死亡58人的公开数据，结合行业内部保守死亡率0.1%—0.3%计算：
14年死亡人数约4200—21000人。
其中90%为无名死者，被家属视为失踪。
3.纯粹失踪人数
包括遣送途中失踪、劳役贩卖失踪、跳车失踪、身份不明失踪等，按保守失踪率0.05%—0.2%计算：
14年合计失踪2100—14000人。
4.综合失踪规模
合并死亡后无名化与纯粹失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总规模保守区间为6000—30000人。

十二、制度反思与历史遗留问题判断

1. 广东收容遣送时期大规模失踪现象，并非个别执法者违法，而是制度性、系统性、利益链性共同导致的群体性悲剧。
2. 收容制度在地方执行中异化为“罚款工具”“管控工具”“劳动力贩卖渠道”，基本人权被完全忽视。
3. 失踪人员均为社会最底层外来务工青年，无话语权、无保护、无记录，成为时代代价的承担者。
4. 至今无官方道歉、无名单公布、无赔偿机制、无真相调查，属于重大未了结历史遗留问题。

详情请参看：

1、大陆博主：樟木头收容所死亡和失踪至少数千人
https://www.facebook.com/NTDChinese/posts/

2、东莞收容所惊爆万人失踪死亡黑幕比缅北更可怕
https://info.51.ca/articles/1532177

3、比缅北园区可怕！东莞收容所传「万人失踪」人间炼狱黑幕曝：用铁笼车押送
https://today.line.me/tw/v3/article/l2G311B

4、近日，两名博主讲述东莞樟木头收容所的悲惨回忆。
https://x.com/whyyoutouzhele/status/2043200187888484818

5、孙志刚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孙志刚事件

6、中国的纳粹集中营——东莞樟木头收容所
https://is.gd/wdMslT

7、深挖“万人坑”，东莞樟木头收容所掀政治风暴，
https://youtu.be/_TLETnc0xGk

8、东莞收容所惊传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失踪网批：比缅北诈骗园区更可怕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6-04-11/1029232

9、丧钟为谁而鸣？——孙志刚事件的一点沉痛感受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report/sunzhigang14.txt

10、这几天墙内突然允许爆料樟木头收容所
https://youtu.be/JUg5nOseUIw

11、维权网：2003年以前广东省收容遣送制度下失踪人员专项调查报告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6/04/2003.html

12、东莞樟木头收容所曾关押83万人，当年去广东打工全是冒着生命危险，治安队见人就抓，为完成指标撕掉暂住证罚款，缅北园区其实是复刻当年东莞，全民声讨广东收容所暂住证条例
https://youtu.be/3gSkpYnP0hU

13、打工仔的噩梦，东莞樟木头镇宝山收容所。无暂住证被关进收容所。宝山工业区许多厂房倒闭，我钻进某个厂房，感受到了曾经的辉煌，眼前是满目破败凋零。
https://youtu.be/P1oEMNSi0gs

14、一起收容站逃亡事件的调查
https://zqb.cyol.com/content/2000-09/06/content_71944.htm

沈爱斌被监视居住至今要求看病不被允许

【民生观察2026年4月15日消息】江苏无锡人权捍卫者沈爱斌目前仍被无锡警方执行监视居住。自2025年11月30日监视居住的第一天起，他就向梁溪分局和广益派出所民警，反映身体不舒服，要求就医，但至今反映十几次，且已四个多月过去了，仍未允许其到医院就医，公然剥夺其生命健康权，赤裸对其实施滥权迫害。2026年4月13日，沈爱斌在网上发出郑重声明，称自己被剥夺医疗权，如有任何意外，直接责任人就是梁溪分局和广益派出所相关领导。

2025年10月27日，沈爱斌在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东亭派出所大厅内，无故遭副所长戴沣先抢手机，再指使不明身份人员将其殴打致双侧鼻骨骨折，左侧鼻骨伴移位。

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和梁溪分局个别司法败类，为帮戴沣掩盖和逃避刑事责任，竟然以寻衅滋事罪将沈爱斌抓捕，刑事拘留30天后，又将其监视居住在住所。

自2025年11月30日监视居住的第一天起，沈爱斌就向梁溪分局民警和执行机关广益派出所民警反映身体不舒服，要求就医，但至今反映十几次，且已四个多月过去了，仍未允许其到医院就医，公然剥夺沈爱斌的生命健康权，赤裸对其实施滥权迫害。

在此，沈爱斌声明：由于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蓄意滥用职权，剥夺其生病就医权，企图以此手段对其身体进行残害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今后，如若沈爱斌身体有任何不适，直接责任人即为梁溪公安分局局长李恒、副局长袁波、广益派出所所长唐征辉、副所长沈可行。

据悉，沈爱斌，男，1973年10月5日出生，退伍军人，原中共党员，住江苏无锡市梁溪区广益佳苑。

其曾任无锡市锡山区城管局大队长，后成为公民记者和人权捍卫者。因维护自身权益以及多次参与营救访民的行动，曾多次被捕入狱，维权过程中多次遭到打压迫害。

2025年10月27日，沈爱斌因陪同访民浦兴娣到无锡公安局锡山分局洞庭派出所拿传唤证，被副所长戴沣派人殴打致鼻梁骨折后又被抄家刑拘；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沈爱斌提起刑事报案，指控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东亭派出所副所长戴沣涉嫌故意伤害等；

在被刑拘一个月后，沈爱斌于2025年11月30日被变更强制措施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2025年12月2日下午，律师前往会见了沈爱斌。

沈爱斌家门口有派出所人员携带执法记录仪不间断看守，家门口增加了好几个摄像头，沈家变成了一个大号监室。

律师会见在派出所的一间会议室内，律师指出监视居住期间比照看守所内安排会见是非法的，正常访客派出所不应该禁止。

律师了解到，沈爱斌得了感冒，在看守所内打针治疗，回家却没有任何治疗措施。

他的生活现在政府不管，也不让他下楼活动，这样在家中监视居住还不如看守所。

杨丽各项医学指标持续恶化许冬青接受临终照护

【民生观察2026年4月15日消息】江苏常州当局为阻断杨丽和母亲许冬青就医，派人跟踪监视跨省施压各地医院，致使医院纷纷拒绝收治。目前，杨丽身体状况极为糟糕。其母亲许冬青正在金坛人民医院接受临终照护，杨丽为了陪伴母亲度过最后时光，被迫在同一医院接受透析治疗。然而，由于医疗设备和药物受到严重限制，她的各项医学指标持续恶化。目前，她的血红蛋白水平仅为5.6g/dL，已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

家属强烈敦促金坛地方当局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与家属协商安排权威肾内科专家为杨丽进行全面的医学评估，并提供适当且专业的治疗，同时确保她能够获得符合国际医疗标准的必要药物和治疗手段。

此外，金坛当局还应尽快确保她能够就其另外十余种疾病获得必要的检查和治疗。

2026年4月14日，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再次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杨丽及其家人的骚扰与恐吓，并确保她能够立即、充分地获得其自主选择的医疗救治。

2026年1月29日，联合国四位特别报告员曾就杨丽遭任意拘留、狱中遭酷刑、被拒绝医疗救治、家人遭骚扰和监控等致函中国政府。

联合国特别程序就杨丽遭医疗剥夺、任意拘押、酷刑虐待向中国政府发出以下函件（AI翻译）：

中国：关于女性人权捍卫者杨丽被任意拘留及剥夺医疗权的情况（联合通报）

发布日期：2026年4月14日

文章类型：官方函件与声明

以下内容基于联合国人权捍卫者问题特别报告员及其他联合国专家于2026年1月29日致中国政府的通报。该通报在公开前保持了60天的保密期，以便政府有时间做出答复。遗憾的是，政府未能在该期限内回复。若随后收到回复，其内容将公布在联合国特别程序通报数据库中。

自通报发出以来，据报杨丽继续被剥夺其所需的医疗救治。特别报告员收到报告称，2026年2月11日，杨丽再次前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寻求治疗。在查阅其血液检查结果后，多位专家明确告知她的病情极其危重，必须立即进行透析。

然而，医院在实际操作中拒绝接收其住院，转而要求她返回江苏接受治疗。2026年3月3日，据报杨丽及其父母被便衣警察强行带回江苏省金坛区。

杨丽目前的身体状况正在迅速恶化，对其生命构成了紧迫且严重的威胁。特别报告员再次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杨丽及其家人的骚扰与恐吓，并允许她完全、立即地获得其选择的医疗救治。

附：原始通报的简编版本。

背景

主题：关于女性人权捍卫者杨丽涉嫌遭到任意拘留及被剥夺医疗权利的情况。

杨丽女士是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的土地权利捍卫者。自2009年以来，她一直针对当地政府涉嫌非法征地和清理作物的行为进行维权。2014年，在未征得杨丽家人同意的情况下，其家庭农田被当局占用，地上的树木也遭到破坏。此后，她一直致力于为家人及该地区其他受征地影响的农民寻求救济。她曾因维权努力多次被拘留，包括在2014年反对破坏公共通道时，被以“妨碍公务”为由行政拘留10天。她的母亲也曾因寻求家庭和社区土地权利的救济而多次与她一同被拘留并被刑事定罪。

指控事项

2023年2月13日，杨丽与母亲前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医。途中，她们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局就征地问题进行上访。两天后，据报她们在医院就医时遭到阻拦，并被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的警员绑架并强行带回江苏。期间，相关人员未出示任何证件或法律文书。

2023年3月至2024年7月期间，杨丽与母亲多次尝试前往北京就医和上访，但每次均遭到便衣人员跟踪，并被绑架、肢体攻击及涉嫌任意拘留。杨丽曾于2023年9月17日、2024年4月18日及2024年6月，被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三次处以10天行政拘留。

2024年9月14日，杨丽家人从金坛区委书记处获悉，带离杨丽母女并阻止其就医的命令来自江苏省信访局局长和常州市委书记。据报他还警告称，全家已被列入“重点人员”名单以阻止其前往北京。当晚，金坛公安分局副局长致电杨丽家属，警告他们劝说杨丽母女停止在北京上访，并威胁若继续上访将面临监禁。

2024年3月7日，杨丽在北京期间遭到金坛公安局蒙面人员的肢体攻击，其头部和胸部多次遭到猛烈撞击，导致她失去知觉。

2024年10月15日，杨丽前往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她公开抗议其母亲在两天前被刑事拘留，并控诉多年来母女二人被剥夺医疗权利的情况。中午时分，北京警方在抗议现场将其拘留，并带往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该设施常被公安机关滥用于拘留和转移上访人员）。在那里，她的手机、身份证及个人财物被没收，并被拘留两天。

2024年10月16日，六名未出示证件的便衣人员（据信为金坛区政府驻京办工作人员）将杨丽从久敬庄强行带往金坛滨湖派出所。

2024年10月18日，杨丽从滨湖派出所获释回家。

2024年10月19日上午，杨丽据报被便衣人员诱导离家，随后家人与其失联。当晚，家人获悉她已被带往滨湖派出所强制传唤。

2024年10月20日，杨丽被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转入常州市看守所。

2024年11月8日，杨丽在看守所遭到同室羁押人员殴打。据报负责该监室的管教告知杨丽，她不会干预他人殴打杨丽。殴打事件后，杨丽被强行戴上重约7.5公斤的脚镣及手铐，持续三天三夜。杨丽为此开展为期四天的绝食抗议，期间遭到强制灌食。随后手铐被解除，但脚镣又持续佩戴了15天，且脚镣被固定在地面的一点，限制了其活动能力。

2024年11月26日，杨丽被金坛区人民检察院正式批捕，罪名改为“煽动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

2024年12月初，杨丽在接受提审时，其嘴部被封，脸颊被挤压，双臂被强力反拉。这导致杨丽口内出血、面部红肿及手臂瘀青。看守所拒绝了她进行伤情鉴定的申请。

2024年12月12日，杨丽获准与其律师进行捕后首次会面。据报会面过程受到严密监控，导致两人无法进行私密交谈。

2024年13月31日，家人获悉杨丽的[内容删节]恶化，并出现了严重的[内容删节]，且首次出现了[内容删节]症状。

2025年1月，杨丽为抗议被戴上手铐脚镣，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绝食。绝食第四天，据报她被强制灌食。常州市看守所官员封锁了杨丽的所有对外通信，并隐瞒其病情。

截至2025年5月，看守所医生曾多次警告杨丽病情危急，不适合继续羁押，但看守所以“领导未批准”为由拒绝释放。杨丽曾就医疗剥夺问题向驻所检察官投诉，结果被关入约2平方米的“黑牢”单间。这导致杨丽再次绝食12天，期间全程被强制灌食。据报她还被泼冷水，长期被剥夺更换干净衣物的权利，且必须在极小的牢房内饮食和排泄。杨丽总共被单独关押了一个月。

2025年9月12日，杨丽被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15个月。据报该判决依据的是警员和政府官员的证词。

2025年11月7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5年11月26日，杨丽的父母在常州市看守所与其会面。看守所医务科正副科长及看守所副所长在场。杨丽在会面中陈述，除基本检查外，她未获得任何治疗，其长期服用的处方药已被停用。她还提到自己被强制灌食、单独关押及戴上手铐脚镣的情况。杨丽表示其健康已恶化到需要[内容删节]的程度，但看守所拒绝将其转至医院。看守所副所长据报承认杨丽目前的身体状况不宜羁押，并证实看守所领导曾多次提议变更强制措施，但均被上级部门拒绝。该副所长还确认，看守所未获得将杨丽转院治疗的官方授权。医务科长据报承认，由于杨丽抗议其遭受的待遇，医生已亲口下令停止为其提供符合病情的饮食。

2025年12月18日，杨丽接受体检，结果显示[内容删节]。医务科副科长警告称，如果不立即救治，存在诱发[内容删节]的严重风险。羁押期间，医院曾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其[内容删节]明显恶化。据此，看守所副所长曾三次前往负责该案的公安、法院和检察院沟通，告知医院证明情况并请求变更羁押措施，但均遭到拒绝。

2025年12月28日，杨丽的一名旅居海外并一直为其发声的近亲获悉，其手机号码已被中国系统标记为诈骗号码，导致其无法拨打国内电话。该亲属向当地电信运营商核实，确认并非技术故障。这严重阻碍了杨丽与家人的沟通，限制了外界获取其处境信息的渠道。

2025年12月29日，看守所官员告知家属杨丽[内容删节]。他们称，在杨丽刑满释放的次日，她将需要立即急诊住院以维持生命。与此同时，杨丽的母亲也因2025年12月23日遭受的[内容删节]而在医院抢救，处于危急状态。

2025年12月30日，在杨丽预定的刑满释放日，家属未获得任何释放信息。家属查看家门外的监控录像发现，当天早些时候有数辆车停在附近路口，多名着装警员在房屋周围盘旋。车辆在门外停留了很长时间。在杨丽亲属公开此信息约30分钟后，这些车辆离开了监控范围。随后，家属联系了滨湖派出所所长，得知杨丽被羁押在派出所内。

当家属要求立即安排就医时，所长据报回应称杨丽本人并未提出此类要求。

2025年12月31日，在预定释放时间24小时后，杨丽仍被扣押在滨湖派出所。她被允许与家人简短通话。她的病情已发展至[内容删节]，并患有多种其他疾病。尽管她多次请求医疗护理，但未获回应，且时刻受到两名男警员的严密监视。据报她未获得任何关于继续扣押理由的信息。

2026年1月1日，滨湖派出所当局据报通知杨丽可以离开。然而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杨丽无法独立行走，需要协助才能离开。杨丽致电金坛区委书记求助，对方据报回复称警方应安排就医。当杨丽将通话内容告知滨湖派出所所长时，对方据报声称未收到任何安排医疗护理的指令。在牢房中，杨丽尝试对着监控摄像头详细陈述其被剥夺医疗权利的情况，随后监控设备据报被更换，她也被警员强行制服。

2026年1月3日，滨湖派出所所长拨打了急救电话。然而，急救人员仅告知杨丽其面临[内容删节]导致[内容删节]的死亡风险，并未提供实质性治疗。

2026年1月4日，杨丽的父亲前往滨湖派出所尝试接她回家。一名警队队长据报告诉他，他们会“等着杨丽死”，并称其父母几年后也会死，等全家人死光后，政府将没收其所有土地。最终杨丽获准由父亲接回家。当天晚些时候，她终于得以接受医疗检查。

2026年1月7日，由于母亲病情恶化，医院告知杨丽一家需将母亲转往更高级别的医疗机构。杨丽的父亲发现无法动用积蓄支付转院费用，据报这些存款因银行网点员工涉嫌诈骗案而被当地政府扣押。为解决资金问题，杨丽与父亲前往金坛区政府反映情况并说明医疗急需用钱。然而在接近办公大楼时，他们被警方拦截，据报被带往金坛办案中心。警方未提供任何法律依据或解释。父女二人被固定在审讯椅上很长时间，手脚被束缚，并接受讯问。两人均拒绝签署笔录。据报警员在他们耳边长时间大声播放歌颂党的歌曲。杨丽的手机被扣押，理由是涉嫌“扰乱单位秩序”。杨丽所有的医疗记录和挂号信息均存储在该手机中。在被涉嫌任意拘留数小时后，两人被送回家中。

2026年1月9日，为抗议手机被扣押，杨丽尝试拆除自2023年3月起就设置在自家门口的监控哨位。驻守哨位的警员曾向其家属暗示，他们家中的谈话受到当局监听。杨丽尝试使用农具拆除哨位建筑，随即被警方制止并再次带往金坛办案中心。大约5小时后杨丽获释。但警方要求必须记录其就医挂号信息，才肯归还手机。

2026年1月11日晚，杨丽与父亲抵达北京，准备前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医。这是因为金坛当地的许多医院据报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在进京途中及在京期间，两人据报一直被多名身份不明人员跟踪。

大约在此时，杨丽亲属手机号码的通话限制被解除。

2026年1月12日，杨丽尝试与父亲前往北京海淀区玉泉山，因传闻国家主席当天在那，她希望尝试申冤。然而警方在路边拦截并拘留了他们，且未提供理由。由于杨丽身体极度虚弱，其父拨打了救护车。尽管杨丽出示了当天下午的挂号单并请求送医，警方仍阻止其乘坐救护车。两人被带往海淀公安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杨丽家属致电派出所告知其病情并要求送医，但警方未作实质回应。当天晚些时候，两人被转往海淀区公安局办案中心，并在未获解释的情况下被采集了血样。

当晚7时许，两人被送回四季青派出所。抵达后，北京警方允许来自金坛的便衣人员和安保人员强行将父女二人带离警车。随后，他们被分别塞进两辆无标识车辆带回江苏，并再次带往金坛办案中心。在被扣留约4小时后，两人被告知可以回家。

2026年1月13日下午2时许，杨丽与父亲从办案中心获释。随后两人前往滨湖派出所询问所长为何将他们从北京截回，但所长拒绝接见。由于感到愤怒和沮丧，杨丽将办公桌上的几块宣传牌推落。为此，金坛东城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向两人签发传唤证，随后罪名改为“寻衅滋事”。两人被取保候审，但被限制离开金坛。据报警方从未提供关于这些罪名的法律文书，并拒绝了两人的索要请求。警方亦未解释为何由东城派出所跨区办理此案。

2026年1月14日凌晨1时许，五名警员将父女二人载至距家约700米处丢弃在路边。杨丽在羁押期间病情恶化，双腿严重浮肿导致无法独立行走。由于无法获得药物和正常治疗，她服用了过期药物，随后出现面部失去知觉的情况。

2026年1月18日，杨丽与父亲离家准备前往北京参加已预约好的门诊。该预约是针对[内容删节]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的咨询。两人在金坛火车站准备上车时被金坛公安局拦截。他们再次被带往金坛办案中心扣留数小时。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没收了两人的手机，并下达了取保候审通知。警员再次向杨丽重申不得离开金坛。这些限制和对手机的没收有效地阻止了她获取急需的医疗救治。由于杨丽已无法独立行走，最终由两名村委会成员搀扶回家。

2026年1月22日，杨丽病情进一步恶化，出现了[内容删节]并伴随[内容删节]相关症状。她多次拨打新任金坛区委书记的电话，均未获回应。杨丽随后向家门口的监控摄像头举牌求助。当天，杨丽发布了一份公开遗书。她表示准备在未来几天前往医院寻求治疗，如果再次被拦截，她将尽力反抗；如果无法到达医院，她也不打算再回家。

2026年1月24日中午12时许，杨丽与父亲在常州北站刚购买完前往北京的火车票，就被多名便衣警察拦截。随后两人被强行带往金坛办案中心。此次涉嫌任意逮捕行动似乎由金坛公安局官员领导。

在羁押期间，杨丽遭到警员肢体攻击。她的五个手指甲被拔除，头部被强行按下并反复撞击地面，双臂被塑料扎带勒紧导致严重肿胀。杨丽在袭击中失去知觉。办案中心当局随后呼叫了救护车，但救护人员到达后据报并未进行实质性的检查或治疗。她的手机再次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没收。

当晚10时许，杨丽被送回家中，当时她仍处于半昏迷状态。监控录像显示，警员不得不将失去意识的杨丽抬进屋内。到家后，她持续神志不清并呕吐，其父随即再次拨打救护车。急救人员用担架将杨丽抬出家门。随后在医院进行的医学检查显示[内容删节]。据报医院拒绝为杨丽提供转院或转诊，最终她在未获得充分治疗的情况下返回家中。

关注事项

在本次沟通中，我们对杨丽多次涉嫌遭到任意拘留、在服刑期间及获释后持续被剥夺医疗权利、在刑满后仍被超期羁押、在狱中遭受酷刑和虐待以及对其家人的骚扰和监控表示极度关切。我们对杨丽在绝食抗议期间被强行鼻饲的信息深感担忧。通过威胁、胁迫、暴力或身体束缚进行的强行喂食等同于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违反了免受酷刑和虐待的绝对权利。

我们也特别关注杨丽在刑满后仍被无理扣押六天的情况。此外，对于杨丽获释后短时间内密集发生的、缺乏法律依据的涉嫌任意拘留，我们表示进一步关切，这些行为似乎与她行使言论自由权以及最重要的获取医疗救治的努力直接相关。

所获信息显示，自杨丽首次被拘留至其刑满释放，由于反复被剥夺医疗权利以及遭受的恶劣条件和虐待，其健康状况大幅恶化。剥夺在押人权捍卫者的医疗权利是多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向中国政府提出过的问题，并已形成明显的模式（参考CHN21/2025，16/2024，11/2023，12/2021，4/2021，17/2019）。

自其获释以来，她获取必要医疗的尝试似乎不断受到阻挠，包括在就医过程中被涉嫌任意拘留，或在无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没收其手机。

邓志春因截访被控故意伤害罪现已被批捕

【民生观察2026年4月14日消息】今年3月上旬，福建福州晋安区访民邓志春，前往国家信访局信访，遭北京先农坛派出所民警王剑阻碍其正常信访，后违规将其交给黑保安强制带回户籍地。途中邓志春因要求上厕所遭拒而跟维稳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后，持械伤了维稳人员。邓志春被控涉嫌故意伤害罪遭刑事拘留，目前已被公安机关批捕。

邓志春，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鹤林村人。

2026年3月4日早7时左右，邓志春在国家信访局第一道安检刷身份证时，被北京先农坛派出所民警王剑（警号：024901）无故扣留，剥夺他进去信访权利，并强行交给属地雇佣的黑保安手上押解回属地。

途径河南新乡市封丘县高速服务区路段，因邓志春要上厕所，看押人员不让厕所，只允许在路边就地解决。

邓志春想往偏僻地方走点，看押人只以为邓志春要跑，就拽邓志春，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后，邓志春伤到了看押他的黑保安，之后邓志春被控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羁押在封丘县看守所。

之后邓志春的妻子因为丈夫维权也遭抓捕，于近日取保获释。当天众多友人前往迎接其获释。

目前邓志春已被羁押37天，经检察院批准已由公安机关逮捕，家属为其聘请张敬辉律师代理此案。

越控制越需要控制：中共维稳体系的自我强化困局

近期四川成都被披露实施一套针对“重点人群”的分级预警系统，由基层街道与派出所具体执行。当局这套稳控措施将6类人群统一纳入“不放心人员”之列，并划分为红、橙、黄、蓝四个等级，其中红色为最高等级，对应重点监控对象。

人员一旦被纳入，管理不会随流动而结束，相反会以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方式延续下去，即使迁往外地，仍会被持续跟进调查数月，并通过安排打卡岗位、固定接触以及调取出行信息等方式进行跟踪。个体不再属于某一具体社区，而是被嵌入一张跨区域流动的数据网络之中。所谓“离开”，不过是物理意义上的移动，而非制度意义上的脱离。

在全国性重要时段，如“两会”或“国庆”，这套机制会进入加压状态。原本就处于监控之中的人群，会面临更严格的干预，上门询问成为常态，出行被限制，甚至通过房东、单位等中介施压，迫使其离开原有居住地。这种控制并不总以直接命令的形式出现，而往往通过外围关系网络完成，从而在形式上保持“柔性”，在效果上却更加深入。

被纳入重点监控的人群范围极为宽泛。台湾人、基督徒、失业者、新疆籍汉人，与精神障碍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三失一偏”群体及信访、涉法涉诉人员，被并置在同一分类之中。原本性质截然不同的身份，被统一压入一个名为“不放心”的框架之内。近年来，这一分类还在不断扩展，从“三失一偏”演变为“五失一偏”，其边界始终处于可被随意推移的状态。来自西藏、新疆及相关民族地区的人群，更是被单独设立类别，形成一种带有明显身份指向的长期管理对象。

如果把成都这套“分级稳控机制”仅仅理解为一项地方性的维稳手段，那无疑是误判。类似的重点监控安排，并不限于成都，而是在各地以不同形式普遍存在。成都之所以引发关注，仅仅因为其细节被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来。换言之，它不是例外，而是样本。这套机制早已嵌入日常运转之中，“红橙黄蓝”的分级，不过是把一套长期存在的控制逻辑，以更直观的方式展示出来。

这套机制最根本的荒谬，在于它颠倒了行为与判断的关系。一个人无需实施任何行为，便可以被预先界定为风险。“不放心人员”这五个字，几乎成为中共的极权主义性质最赤裸裸的宣告——这个政权不再需要证明你有罪，只需认定它对你“不放心”。只要被认定为“不放心”，个体便从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滑落为需要被持续限制与监控的对象。这里没有具体的罪行，也不需要具体的证据，有的只是一个模糊却极具弹性的判断标准——是否“可控”。这个标准看似模糊，实则提供了最大的操作空间。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这一机制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在过去多年中逐步成形。它经历了一个从“重点时期加强管控”到“日常化风险预防”的转变。过去，“两会”“国庆”等时间节点，构成了维稳的高峰期；而如今，这种高峰正在被拉平，转化为持续运转的系统，不再是启动控制的起点，而只是加码的节点。成都所呈现的，正是这种转变完成后的状态。

在这一状态下，“不放心人员”不再是某个时期的临时维稳名单，而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维稳数据库；“分级管理”不再是应急措施，而成为日常操作；“上门询问”“限制外出”“跨区域跟踪”等手段，也不再需要额外授权，而是嵌入在中共的社会控制既有体系之中。

这是一种以预判取代事实的控制社会方式。在这种方式之下，对公民进行分类、贴标签成为核心技术。不同人群被赋予不同的风险权重，被放置在不同等级之中。所有被纳入者，已经被排除在正常公民状态之外。等级的差别，只意味着控制强度的不同，而不意味着权利的存在。

更进一步看，这种分类本身具有强烈的扩张倾向。最初，它或许针对少数被认定为“特殊”的群体；但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会被纳入其中。失业、负债、生活不稳定，这些在任何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的状态，在这里被重新编码为“潜在风险”。如2024年11月11日发生在广东珠海体育中心的差别针对公众的血腥报复社会事件后，当局把“五失一偏”人群定调为严控目标群体。当这种编码被制度化，控制对象便不再是少数，而是逐渐逼近多数。

走到这一步，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就不再是“谁被纳入目标”，而是“谁还能例外”。所谓“重点人群”，原本意味着少数特殊对象，但在不断扩展的逻辑之下，这个概念本身正在失去边界。它不再指向某一类人，而是一种随时可能落在任何人身上的状态。

这正是这种机制最具危险性的地方——它不以稳定为目的，而以不确定为前提。人们无法确知标准，也无法预判边界，只能在一种模糊的压力之中不断调整自身。所谓“可控性”，并不是一个可以被清晰界定的条件，而是一种随时可以被扩大、被重新定义的权力语言。

既然这种机制如此危险，那为什么却在近年来不断加码，几乎没有停顿？答案并不复杂。它首先源于中共根本性的焦虑。一个对自身合法性缺乏安全感的政权，无法容忍不确定性，也无法承受自发秩序的存在。任何无法被预先安排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潜在威胁；任何不完全服从的群体，都会被纳入风险考虑。

这种焦虑，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尚可被掩盖。资源分配可以缓冲矛盾，机会扩张可以消解不满，许多问题被延后。但当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流动趋紧，原本被掩盖的张力开始显现，专制权力的本能反应便是收紧，而不是放松。于是，控制成为唯一被不断强化的手段。

与此同时，技术条件的变化，为这种倾向提供了现实可能。数据收集、身份识别、信息整合，使得对个体的持续监控变得低成本、高效率。过去需要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事情，如今可以通过系统自动完成。这种能力一旦存在，就很难不被使用，而且只会不断被扩大使用范围。权力与技术的结合，使得控制从“可行”变为“便捷”，再从“便捷”变为“依赖”。

在这样的背景下，控制的逻辑开始自我强化。每一次扩大监控范围，都会带来短期内的“稳定效果”；这种效果又反过来证明手段的“有效性”，从而为进一步扩张提供理由。久而久之，控制不再只是工具，而成为路径本身。其他可能的治理方式——例如让渡空间、容忍差异等，逐渐被排除在选项之外。

这也是为什么，在习近平时代，这种机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它不再是对特定问题的回应，而成为一种全面覆盖的治理习惯。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再渗透到日常生活，控制的边界不断外移，而几乎没有回缩的迹象。

在这种路径依赖之下，可以预见到中共政权未来控制社会的变化方向。首先，是更彻底的整合。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将进一步打通，形成更加统一的个人档案系统。一个人的教育、工作、社交、出行，将被汇入同一套评价体系之中，彼此之间不再分隔。任何一个维度的变化，都可能触发整体评估的调整。在对锡安教会的镇压方式，就凸显出中共此新的技术整合能力。锡安教会成员的被捕呈现出高度同步性，涉及十余城市，显示数据监控与行动协调的系统化。过去几年中国构建了庞大的“宗教信息数据库”，结合实名通信、社交媒体监控与AI语义分析，对网络布道、群聊祷告、资金流动实现了可视化追踪。

其次，是更精细的分类。现有的“红橙黄蓝”，只是一个初步框架。未来的划分会更加细密，更加动态，甚至可能实时变化。一个人的风险等级，不再是阶段性的判断，而是持续更新的状态。标签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但这种流动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意味着更难摆脱。

再次，是更隐蔽的执行。直接的行政命令，可能会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平台、单位、社区等多层结构进行传导。限制不会总是以禁止的形式出现，而可能表现为机会的减少、选择的收缩、路径的引导。控制因此变得更加难以察觉，却更难以抵抗。

最后，是更深层的内化。当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外在的监控将逐渐转化为内在的约束。人们会在做出选择之前，先行评估其“风险”，在表达观点之前，主动删减可能带来的后果。许多限制，不再需要被明确提出，而在无形中完成。

这是一种看似稳定、实则不断消耗社会活力的状态。因为一个依赖全面监控来维持秩序的体系，必然以牺牲信任为代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谨慎而疏离，公共空间被压缩，真实表达被替换为安全表达。表面上的安静，掩盖的是更深层的不安与压抑。

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制无法真正解决它所面对的问题。失业不会因为被监控而减少，社会矛盾不会因为被压制而消失，不满情绪也不会因为被分类而终止。它们只是被迫转入不可见的层面。而被长期压抑的问题，往往以更不可预测的方式重新出现。

因此，这套机制所制造的，并不是持久的稳定，而是一种不断累积的紧张。它试图通过控制消除不确定性，但实际上却在不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它试图通过标签简化社会，但最终却让社会变得更加僵硬、更加脆弱。

从长远看，这种路径并不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当所有矛盾都被以控制作为解决的方式，社会便失去了调整自身的空间。分歧被压制，矛盾被转移，不满被消音，看似减少了冲突，实则只是把冲突推入更深的层面。表面越平静，内部越紧绷；秩序越整齐，裂缝越隐蔽。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无法容纳不同声音的体制，终将面对更剧烈的震荡。不是因为外部力量的突然冲击，而是因为内部张力的长期积累。那些被压下去的利益冲突、被封住的表达渠道、被否认的现实问题，不会消失，只会在更隐秘的空间中发酵。当这种发酵持续到一定程度，原本被维持的平衡就会失效，积压的压力会以更集中、更不可控的方式释放出来。

当这种张力达到临界点，原本看似牢固的政权，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断裂。因为它所依赖的，并不是社会的真实认同，而是持续运转的控制结构。一旦这一结构出现松动，哪怕只是局部失效，连锁反应便可能迅速扩散。越是高度依赖集中控制的体系，越难承受局部失灵所带来的冲击。

因此，无论是对国民实行监控机制的未来演变，还是对这一政权自身的走向，其实都不难判断。控制只会继续加码，范围只会继续扩大，手段只会更加隐蔽而精细；与此同时，由此积累的社会紧张，也会不断加深。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延后的矛盾、被遮蔽的现实，不会自行消散，只会在沉默中积聚力量，直到必将到来的时刻整个社会的爆发，而那就是中共政权的末日时刻。这是极权主义不可避免的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