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集中研究2025年中国“被精神病”（即未患精神障碍的个人被强制收治）情况，以期发现其特点，了解其趋向，探求解决之道。
就在本报告行将成文之际，中共大媒官媒《新京报》于2026年2月3日发出《记者卧底调查精神病医院骗保内幕：承诺免费住院，入院容易出院难，“住院相当于坐牢”，曾有病人多次要求出院无果后自杀》的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被精神病”的严重状况，印证着本报告的研究。
当然《新京报》报道意在揭露精神病院骗保，并未着重“被精神病”问题。虽然“被精神病”在中国媒体不再那么敏感，但由于其通常普遍而深度涉及公权力的违法侵权，而成为权力极力掩盖封杀的话题，因此相关信息披露极其艰难而有限。本报告从2025年媒体披露的“被精神病”有限信息中选了10个较具典型的案例，集中观察分析，力求全面系统揭示2025年中国“被精神病”的本质特征。
在选取的案例中，云南宋赫“被精神病”尤显独特，这是过往年月未曾涉及的当事人完全不知情，却被地方政府行政指标（千分之四点五）划定为精神病的“被精神病”案例。由这种偶然暴露出来的指标，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中国“被精神病”的庞大数据后的复杂背景。而徐欣蕊“被精神病”8年后，在举世瞩目，律师介入，社会尝试启动司法程序救济下，居然毫无进展，显示出公权对社会营救“被精神病”的强大而顽固抗力。而众多案例中“被精神病”者在敏感时期反复被当局精准拦截绑架送入精神病院，也从另一方面揭示出当下中国大数据管控下公民无可逃遁的现实。
当然，面对国际社会、人权机构不断关注揭露中国严重的“被精神病”违法侵权状况，中共当局也不得不作出一些政策法规性的回应。2025年中共出台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关于开展“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2025-2027年）的通知》、《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等，对“被精神病”问题从防范、监督上作出了些规定，但让人悲哀的是，诚如过往出台的相关法规，对改变现实“被精神病”的残酷收效甚微。
如何解开中国“被精神病”困局？这是本报告多年汲汲以求的课题，而针对今年中国“被精神病”特点，本报告抛砖引玉提出几点求解建议，以供大家参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报告立足于“被精神病”问题上中共当局政策法规变动与现实典型案例的跟踪、搜集、调查与分析，以事实为依据，力求客观理性反映出中国在2025年中“被精神病”问题的准确状况。
报告所关注分析的所有政策法规均是中共官方业已颁布实施而涉及“被精神病”问题的条款内容。来源均选自中共官方权威部门如新华社、人大、卫健委等等官网正式发布。
报告所跟踪采集的现实“被精神病”案例，主要来自国内外新闻媒体报导、网络自媒体报料、独立调查人、“被精神病”者亲历亲见亲闻、医院诊断书、电话访谈等等。
针对这些“被精神病”案例，研究者尽力联系当事人与相关人员予以核实了解，追踪案例进展。
由于中共当局对一切揭露公权违法侵权的所谓负面消息都予以封禁，“被精神病”自然成为中共控制舆情负面信息的重要方面，所以全国“被精神病”案例很难爆料出来，也因此中国真实“被精神病”人数无法统计，本报告只能从极其有限爆出的案例中遴选10个较为典型案例以观全国“被精神病”概貌。
三、年度主要数据统计
中国“被精神病”的总体人数状况，可以从《新京报》披露襄阳一市居然有20多家精神病院及大量收治非精神病人情况，以及宋赫案中澎湃新闻披露出千分之四点五的“重精神病诊断指标”等，推测出这个群体数据的庞大。
由于中共极权统治对信息舆情的控制日趋严酷，一切披露社会负面的消息皆被列入不稳定因素，甚至被视为敌对势力的别有用心，披露者不仅面临被警告、威胁、禁言，工作生活受到影响，而且有的被拘押、判刑。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可能对“被精神病”情况数据作出准确统计，而只能通过网络、人权机构、独立调查人士、公民记者、受害人控诉等等渠道，来搜罗相关信息，作出挂一漏万式的统计比较，以期通过管中窥豹，冰山一角来分析评估“被精神病”概况。下面根据相关案例进行统计比较分析。
1、“被精神病”地域分布与结构
本报告选取了2025年中国“被精神病”10个典型案例：四川成都女孩徐欣蕊“被精神病”8年；四川乐山女大学生李艳丽一年三次被关精神病院；四川成都维权人士叶建被关精神病院6年多；四川成都范小蓉“被精神病”10年；云南23岁宋赫“被精神病8年”；上海72岁上访者姜祖国被关精神病院至今4年；江苏无锡孙建明因上访先后两次被关精神病院；福建福州上访维权人士王红被关进精神病院失联至今；辽宁维权人士朱桂芹被关精神病院；内蒙古罗贵莲因上访维权再次被关精神病院与家人失联。
由案例统计可见发生地：四川四例，云南一例，上海一例，江苏一例，福建一例，辽宁一例，内蒙古一例。显示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到内地经济落后地区，从中心大都市到边远小山乡，都会发生“被精神病”事件。这事实说明地无南北，人无东西，只要在中共统治区域，“被精神病”就随时可能发生。
在此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选取的十个典型案例中，有四个发生于四川，这并不足以证明四川就是2025年中国发生“被精神病”最多的，或最严重的，而是更可能说明四川因为如独立调查人士、维权人士的关注，及爆料途径的原因，而恰巧暴出了较多的“被精神病”案例。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在2025年中没有暴出“被精神病”案例的地区，并不意味着“被精神病”情况减轻或消失。根据我们多年的观察跟踪，中国大地“被精神病”问题是制度性的普遍存在，而没有幸免之地。
从十个典型案例来看，女性占6人，男性占4人。这与我们多年观察所得女性是“被精神病”受害的主体相符。
2、“被精神病”典型案例反映出的特点
四川成都女孩徐欣蕊是因为举报社区书记在图书馆打麻将“被精神病”；四川乐山女大学生李艳丽因劳资纠纷法院判决不公而上访维权被关精神病院；四川成都维权人士叶建因反映村干部涉农民土地征收经济问题被关精神病院；四川成都范小蓉因反映拆迁问题“被精神病”；上海72岁姜祖国因上访维权被关精神病院；江苏无锡孙建明因上访先后两次被关精神病院；福建福州王红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辽宁朱桂芹因维权被关精神病院；内蒙古罗贵莲因上访维权再次被关精神病院。唯有云南23岁宋赫是被政府定指标划定精神病人数时充当“被精神病8年”。
这十起案例中除了云南的宋赫是在完全不知情下被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面划定重型精神病指标而“被精神病”外，其余9人中直接上访维权占8人，而徐欣蕊举报公职人员不良行径，本质上也是公民对公权力进行监督而行使公民权利。由此可见，公民奋起维护自己权利而不听从权力摆布，进而产生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矛盾，是公民“被精神病”最普遍的原因。
从被绑架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时间与地点可以发现：时间上多是中共“两会”、“十一”或重大节庆的所谓“敏感期”，如李艳丽、叶建、孙建明、王红等都在两会期间或十一前被从北京绑架送回当地精神病院关押。地点上：从住家附近绑架后送入精神病院的有四川成都李欣蕊，江苏无锡孙建明，辽宁朱桂芹，内蒙罗贵莲；而被当地维稳人员从北京上访地绑架遣送回户籍所在地后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有四川乐山李艳丽、四川金堂县叶建，上海姜祖国，福建福州王红。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被精神病”10个典型案例中，有徐欣蕊、李艳丽两人是大学毕业生，受过良好教育，也就是说相对普通底层民众有更好的法律知识装备及社会身份，居然仍难以幸免“被精神病”。显见公权力对一切不服从人士的强大制服力，以及“被精神病”问题上知识分子面对公权的无理可讲有口难辩的窘境。
这10个典型案例中，除了云南宋赫在无声中被定性成精神病，其余9人皆遭致地方基层权力组织与警方联合的维稳势力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并在精神病院的配合下完成“被精神病”过程。在2025年的10个典型案例中，无不显示着公权力在整个“被精神病”中的主导地位。
3、直接参与制造“被精神病”事件的机构
从2025年选取的10个典型案例中可以发现直接参与制造“被精神病”事件的公权机构及精神病院名录如下：
四川成都女子徐欣蕊是被成华区猛追湾街道石油社区及所在地派出所人员强制送入成都德康精神病院。
四川乐山市女子李艳丽被户籍所在地便衣警察从北京绑架送回，由乐山市中区分局全福派出所民警，协助全福街道办事处男女四人，强行送入乐山市精神病医院。
云南会泽县男子宋赫，在本人不知情下，被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王某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且纳入了当地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被公安部门取消驾照。
四川成都男子叶健，先被成都市拦访截访至成都市驻京办，随后被绑回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之后被当地赵镇街道社区和派出所直接送入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院淮洲分院(金堂县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关押。
上海老人姜祖国，先被上海维稳人员截访羁押在上海静安区看守所，“释放当日”即被当地维稳人员直接转押至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
四川成都女子范小蓉，被成都街道办拆迁办与人大办工作人员，打着维护稳定的名义，强制送入成都精神病院。
江苏无锡男子孙建明，被无锡市梁溪区公安分局清名桥派出所民警强制送进无锡市济康精神病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访民王红，在今年中共两会期间前往北京上访，被带回福州后关进某宾馆，之后转移至福州精神病医院关押。
辽宁抚顺朱桂芹，被抚顺派出所强行送到沈阳沈北新区康源精神病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翰尔族自治旗腾克镇库木尔肯村民罗贵莲被地方政府和警方联合送进了莫旗医院精神科。
四、2025年中共当局对“被精神病”问题在政策法规上的动向
随着国际人权机构及相关新闻媒体不断追踪揭露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中共当局不得不在政策法规上作出一些应付性努力，除了2013年5月1日实施《中国精神卫生法》外，分别在不同年份也对“被精神病”问题有些政策法规上的制定、修改、增补。
2025年，中国在精神卫生法律体系方面就“被精神病”问题，主要围绕明确“诊断”与“行政手段”的边界上，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2025年1月10日颁布《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3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收治范围，强调必须落实“监护人意见听取”与“社会监督”机制。该办法首次提出建立“异议处理程序”，表面为患者提供起一种内部纠错路径。
《国家赔偿法》与《民法典》适用细化中提及有关“被精神病”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通过修订《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公权力机关非法送医的赔偿标准。针对“无病收治”情况，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谁赔偿”的联动责任制，提高了违法送医的行政成本。
2025年4月25日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2025-2027年）的通知》：强调精神卫生服务的专业性与公益性。通过加强二、三级公立医院的心理门诊建设，推行“首诊负责制”和“交叉复核制”，规定凡非自愿住院必须经过两名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非本院医师参与的联合鉴定。
2025年6月中国卫健委发布的《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中，首次将“违规收治非自愿精神病人”列入穿透式监管范围。对于配合基层政府进行“非法收治”的精神专科医院，实施一票否决制，并追究院长和主治医生的法律责任。
显然这些政策法规是为避免“被精神病”而作出的努力，但是现实中似乎并没有反映出相应的收效，而是依旧让人看到严重的违法侵权“被精神病”存在状况。
五、2025年沉重的十个典型“被精神病”案例简述与评析
案例一｜四川成都女孩徐欣蕊因反映社区书记在图书馆打麻将被关精神病院8年
2017年，成都石油社区女大学生徐欣蕊实名举报社区女书记在图书馆聚众赌博，三日后被社区及猛追湾派出所人员带走，未经医学诊断即被送入成都德康精神病院强制收治至今。八年间，她被强制服用精神类药物，拒绝则遭捆绑、电击。
据“民生观察”2025年12月报道，曾被关入精神病院的何姓女访民向独立调查人吴淮军介绍，徐欣蕊根本没有精神病，她爱好文学，之前经常在网上与知名的文学老师有联系。她们至少两次关在一起，经常交流，在里面徐欣蕊还多次劝她出去不要上访了，不然又被关进来生不如死。
从何姓女子的口中得知，精神病医院的伙食很差，缺油少盐，谈不上营养和美味，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所需。何姓女子称，“长期在精神病医院治疗后，身体会出问题，在平地走路时都会经常摔倒。”何姓女子就亲眼见到徐欣蕊曾在平地上摔倒过两次。
在知晓徐欣蕊的遭遇后，吴淮军决定将她从精神病院救出来。吴淮军和徐欣蕊通上电话后，徐欣蕊在电话里小声告诉吴淮军，在里面每天被强制服用精神病药，稍有不从就被捆绑，被多次全身通电“惩罚”过，希望社会能将她解救出来。
通话时，吴淮军明显感觉徐欣蕊很害怕，旁边看守的医护人员说话声音都很清晰。
在知晓徐欣蕊的遭遇后，于凯、杨晖两位律师前去德康医院了解情况，医院领导说此事对医院及当地造成影响，具体情况无可奉告。
两位律师又分别前往了石油社区和猛追湾派出所，提出徐欣蕊已康复，2017年送医的猛追湾派出所可以把徐欣蕊接出院等等，有关人员以涉及隐私不便回复予以推诿。截至2025年11月26日，两名律师（于凯、杨晖）已介入，司法机关尚未公开回应。
据悉，透露徐欣蕊“被精神病”有关信息的何姓访民遭到有关方面的威胁，而关注声援徐欣蕊的人亦遭到打击报复。而成华区官方发布信息一口否定外界的所有质疑，有关部门至今拒绝释放徐欣蕊出院。
通观徐欣蕊“被精神病”事件可发现存在如下系列违法侵权情况：
1、送治程序涉嫌严重违法。根据《精神卫生法》第30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仅在有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时，才应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强制住院治疗，但徐欣蕊完全不具备强制住院的要件。
2、未经医疗鉴定。徐欣蕊入院前未经任何专业诊断，入院后也无公开、合法的鉴定程序。律师前往调查时，医院无法提供明确的初始诊断证明，仅以“合规”敷衍。这种诊断过程的不透明，反映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缺乏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当诊断结论可以根据送治人的意愿定向“定制”时，医学逻辑便彻底臣服于政治或维稳逻辑。
3、无送治主体。徐欣蕊作为社区图书馆工作人员，送治主体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这些都不在《精神卫生法》第28条明确规定的送治主体范围内。
4、以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借口阻止出院。徐欣蕊父母双亡，并无直系亲属，而医院长期坚持以“谁送治谁接回”为由拒绝让其出院，这一规定却毫无法律依据。
5、医院、社区与派出所以“无可奉告”拒绝履行公共事务透明公示原则。律师前往医院无法获得相关诊断材料；前往石油社区，有关领导对所有实质性问题均以“无可奉告”回应；前往公安部门则一律以“涉及隐私不便回答”拒绝回应，甚至对“派出所是否参与了送医行为”这样的程序性问题也避而不谈。这种全面的信息封锁，令本应透明的公共事务调查举步维艰。
6、警方以推诿来拒绝立案，阻断徐欣蕊司法救济路径。律师在成都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经历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内部请示后，被大队长推诿至属地派出所报案。而在草市街派出所，警方仍无法提供正式报案回执。一起涉及非法拘禁、诈骗和滥用职权的重大案件，竟无法完成立案程序，使司法救济成为空头口号。
7、医院、社区与派出所公然剥夺《精神卫生法》赋予徐欣蕊面对“被精神病”自救的权利。《精神卫生法》第32条明确规定，徐欣蕊有权要求再次诊断与医学鉴定；第82条则赋予其提起诉讼的权利。然而，在相关部门集体沉默的情况下，这些法定权利难以实现。
8、司法审查的缺位。在法治国家，非自愿收治必须经过法院的听证程序。而在中国，精神病收治本质上仍是一种行政许可或事实行为，缺乏及时的司法审查。徐欣蕊在院内遭受的“电击、捆绑”，由于身处封闭环境，极难取证，这使得精神病院成为了事实上的法外之地。
9、本案还有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在媒体披露徐欣蕊“被精神病”而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讨论下，律师介入调查并通过司法程序报案、起诉来救援，但四川成都有关部门丝毫不为所动，使舆论关注与司法救援全部落空。这相对于2024年底南昌李宜雪“被精神病”引发舆情而得救事件，可以看到现在地方政府制造“被精神病”的无所顾忌。这显示着在“被精神病”问题上权力在进一步远离舆论与司法监督的残酷现实。
信息来源：
成都女子检举官员后被送进精神病院8年受虐官方一概否认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512020372.aspx
律师介入徐欣蕊被精神病案提出应尽快释放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25/1126/24856.html
于凯律师：徐欣蕊被强制收治八年，呼吁成都市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5/11/20251127.html
女大学生被关精神病院8年，徐欣蕊事件反转了吗？
https://www.163.com/dy/article/KFS9U4C50550B6IS.html
全网关注的“成都举报者被精神病”事件，
https://www.toutiao.com/w/1850540729881600/?wid=1768397166567
案例二｜四川大学生李艳利被关精神病院
2025年12月17日凌晨，李艳丽在北京行走在上班的路途，被户籍所在地乐山市中区全福派出所便衣警察，无事由、无手续、无家属的情况下，协助全福街道办事处男有四人强行绑架，并转移至乐山市精神病医院。根据可靠的见证人说“李艳利被安排在精神病住院部五楼，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不能外出，被强迫接受程序性治疗。早期可以接听电话，但是向外界发出呼声以后，便失去了所有的联系。”
2025年上半年，李艳丽曾遭遇过两次“被精神病”的非法收治。第一次是1月20日至3月24日，第二次是5月21日至9月16日。一年之中发生三次非正常收治住院，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特点，即选择所谓的国家“敏感期”。第一次是“全国两会”，第二次是“六四”，第三次是“全国宪法日”。这三次都是乐山当局多人不远千里从乐山驱车前往北京，通过非法定位和搜集个人信息，盯梢跟踪，绑架，强行将李艳丽掳回户籍地，再送进乐山市精神病院关押控制。
四川乐山又一位女子被迫害为“精神病”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26/0115/25018.html
继李宜雪之后的李艳利！网友投稿：女大学生李艳利三次被中共送精神病院调查纪实！
https://www.wyzxwk.com/Article/qingnian/2026/01/518588.html
由李艳丽一年三次“被精神病”可见：
李艳利案是一起典型的公权力滥用医疗手段实施“维稳”的恶性案例。一名因劳资纠纷上访的大学生，在一年内三次被跨省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其过程之荒谬、手段之粗暴，严重践踏了现代法治底线，具体表现如下几方面。
1.跨地域的“非法绑架式”收治：地方政府（全福街道办与派出所）在无家属陪同、无医学诊断、无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不远千里从北京跨省将李艳丽“掳回”。这种行为本质上是绕过刑事与行政处罚程序的非法拘禁，将基层治理异化为黑社会化的暴力手段。
2.“时间节点”的政治化诊断：事件最荒谬之处在于三次收治的时间均精准对应“两会”、“六四”、“宪法日”等所谓敏感节点。这证明了送医动机完全并非基于李艳利的健康状况，而是为了完成“进京零上访”的行政指标，医学诊断沦为政治维稳的附庸。
3.对《精神卫生法》的全面公然违反：法律明确规定强制医疗需满足“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的条件。李艳利在北京正常工作谋生，仅因行使宪法赋予的申诉控告权即被定义为“精神病”，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权与申诉权的毁灭性打击。
由此鲜明揭示出中国“被精神病”存在的严重制度问题
1、精神病院的“收容化”与“监牢化”：乐山市精神病医院在收治过程中不仅未履行专业审核义务，反而配合限制其通讯与人身自由。这反映出部分精神卫生机构已沦为地方政府的“编外监狱”，医疗职能被维稳职能彻底吞噬。
2、救济路径的断裂：李艳丽从早期可接听电话到最后失去联系，显示出受害者一旦进入“精神病管理体系”，便陷入了无法自证清白、无法向外呼救的法律孤岛。这种“自循环”的侵害模式让公民的人格权极易被抹除。
3、维稳成本的异化：动用警力跨省跟踪、长期住院关押，消耗了巨大的公共财政资源。这种“以违法治维权”的逻辑，不仅未能解决底层的劳资纠纷，反而制造了更深刻的社会仇恨与治理危机。
案例三｜云南23岁青年宋赫“被精神病8年”
2025年4月24日，云南会泽县卫健局表示，病情诊断证明书已确认宋赫无精神疾病，之后会按程序将他移出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网络，并同步给公安部门以尽快恢复其驾照。至此，“被精神病”8年之久的宋赫才得以脱掉重症帽子。
2024年4月10日，远在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打工的宋赫突然收到一封由昆明市车管所寄送的快递，告知因其身体原因，他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D照）将被注销。后经多方了解才得知，原来在2016年9月2日，正在上初一的宋赫在本人完全不知情下被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王某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且纳入了当地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
宋赫称自己既未前往卫生院做过精神健康筛查，也未曾接受过涉事医生王某的专业诊断，且王某在2017年5月才取得精神卫生专业的执业资格。此外，宋赫还称，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和纸厂卫生院在未联系他本人的情况下，竟然填写了2016年9月至2024年7月期间的随访服务记录表和疗效评估记录表，他质疑对方数据造假。
宋赫经多方反映后，2025年3月，会泽县卫健局作出了一份处理意见书，称经调查核实，当年宋赫因“行为异常、交流困难、情绪激动”，其父亲带他到卫生院做现场诊断后，会泽县精神卫生项目办根据相关规定纳入管理，承认随访工作存在不到位的问题。
宋赫对会泽县卫健局作出的前述处理意见不予认可，已于4月23日向法院提交材料，起诉县卫健局未履行法定职责。
澎湃新闻调查发现，会泽县卫生局曾于2016年9月下发过《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确诊、评估等工作的通知》文件。前述文件中明确了筛查工作指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确诊率必须达到辖区总人口的4.5‰以上。
信息来源：
23岁小伙“被精神病8年”续：今日将被移出“重精”管理系统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UDGI8GR0514R9P4.html
“男子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最新消息南方都市报
https://mp.weixin.qq.com/s/Krk2JPjUFdlJ49fdO6Y1kA
由23岁青年宋赫在完全不知情下“被精神病8年”揭示的问题
宋赫事件是一起典型的因基层行政指标化、医疗造假而导致的严重侵害公民权利案件。长达八年的“被精神病”经历，不仅折射出基层权力运作的随意性，更暴露了中国精神卫生管理体系中存在的深层顽疾。
1、程序正义的全面崩塌：根据《精神卫生法》，精神障碍的诊断必须由专科执业医师通过客观临床表现作出。本案中，诊断医生王某在2016年尚未取得执业资格便签发证明，属于无证执业与非法诊断。
2、公文造假与行政失职：医院与卫生院在八年间从未实际接触宋赫，却编造了跨度数年的随访服务记录和疗效评估。这种系统性数据造假不仅是对医疗诚信的践踏，更涉嫌滥用职权与怠于履行法定职责。
3、指标化考核的“吃人”逻辑：事件中最荒谬的根源在于会泽县卫健局下发的“4.5‰确诊率”考核指标。将医学诊断变成任务摊派，为了完成政治指标而“凑数抓人”，使本应治病救人的医疗体系异化成了侵害公民权利的行政工具。由此也可推测出中国“被精神病”的严重程度。
4、“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网络”的黑箱化：公民被纳入管理网络时缺乏告知、复核与退出机制。宋赫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背负“重症帽子”八年，说明该系统的权力运行缺乏透明度，公民的知情权与申辩权严重缺位。
5、权力对医学专业的霸凌：当行政考核凌驾于医学鉴定之上，医生沦为填表员，科学诊断便让位于行政需要。这种“按比例确诊”的思维不除，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宋赫。
6、维权成本与救济渠道的脱节：宋赫若非因驾驶证注销，可能终身无法洗清“病名”。这反映出当前纠正此类冤假错案的自发动力严重不足，公民必须付出巨大的司法成本才能恢复正常身份。
总之，宋赫案不仅是个案的失职，更是对法治底线的严重冲击。它提醒人们，必须废除精神疾病的比例考核，建立严苛的诊断回溯机制与问责体系。
案例四｜成都维权人士叶建被关押精神病院6年多
2025年12月6日，据新华社独立调查人吴淮军发布消息称，叶建自户籍地土地征收时发现自己户口消失了，开始关注当地农民反映的村干部涉农民土地征收经济问题，开始逐级反映举报成都金堂县问题。
2019年9月叶健去北京上访，先被成都市拦访截访至成都市驻京办，随后被绑回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之后被当地赵镇街道社区和派出所直接送去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院淮洲分院(金堂县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关押，至今在该院急性精神科被关押六年零多。同样遭遇强制服用精神类药，殴打、捆绑、电击。
营救叶建相关电话号码：成都第四人民医院淮州分院精神病病院医院急性精神科电话：02884991374，成都市人民政府政务热线：02812345，成都市公安局报警电话：028110
信息来源：
吴淮军呼吁营救因举报被关精神病院的叶建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25/1210/24905.html
由维权人士叶建被关精神病院6年可见中国“被精神病”严重问题：
1、公权力涉嫌严重违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本案最严重的涉嫌违法点在于基层政府及公安机关涉嫌滥用职权，将维权人士叶建强行送入精神病院。根据《精神卫生法》第30条，非自愿住院医疗必须满足“患有严重精神障碍”且“存在伤害自身或他人危险”的双重标准。叶建因举报土地问题被拦访后直接送医，若缺乏法定医学诊断及危险性评估，相关单位行为已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严重侵犯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
2、强制医疗程序的程序性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精神卫生法》规定，强制医疗具有严苛的法律程序：
其一、诊断与鉴定缺失：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专科执业医师作出。若派出所与街道办事处在未获得法定鉴定意见的情况下，直接剥夺叶建自由，属于典型的行政越权与违法行政。
其二、超期羁押与监护缺位：叶建被关押时长达六年零三个月。法律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定期进行评估，对于不具人身危险性的人员应及时解除。长期关押且拒绝家属营救，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3、医疗机构的侵权与虐待行为。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淮州分院作为专业机构，其法律责任不容忽视：
其一、违规收治：医疗机构若明知送医流程违法仍配合收治，属于医疗违规与侵权。
其二、暴力医疗与虐待：报告提及的“强迫服药、殴打、捆绑、电击”，若属实则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第75条，涉嫌侵害患者人格尊严与身心安全，严重者可能触犯虐待罪。
4、侵犯公民申诉控告权。叶建的遭遇起因于对土地征收及村干部经济问题的举报。当地相关部门以此为由实施截访并送医，是典型的打击报复行为，严重践踏了公民的申诉控告权，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案例五｜上海72岁上访者姜祖国被关精神病院至今4年
上海静安区72岁上访者姜祖国至今已被关精神病院4年，期间其患上脑梗病危但仍遭当局阻拦医治。
2021年12月，姜祖国因在北京抛撒上访材料，反映问题，被上海维稳人员截访羁押在上海静安区看守所，“释放当日”即被当地维稳人员直接转押至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至今。
期间姜祖国多次脑梗发作，家属请求医治却被拒绝，连确诊病情所需做的核磁共振检查都不被允许，目前病情恶化至右侧肢体轻度偏瘫。
其女姜劲男为解救父亲上访屡遭打压、拘禁，她痛诉父亲连死刑犯应有的医疗权利都被当局剥夺。家属表示，目前姜祖国病情持续恶化，她们请求立即停止非法关押并允许其及时治疗。
姜祖国和妻子范莉箐早在2001年进京上访后被当地公安关押精神病院一个月，当时关押他们的理由是在北京拉横幅闹事，事后七名亲属集体进京，并询问北京公安姜祖国夫妇是否拉横幅，被北京公安否认。
回到上海后，七名亲属表示如果再不放人他们仍然会到北京讨说法，在强烈要求下，姜祖国夫妇被释放。
2009年圣诞节期间，姜祖国因进京上访被抓回后给予拘留十天的行政处罚。到了2010年1月5号拘留期满后，姜祖国没有被释放回家，而是被上海公安送往闸北区精神病院关押。后在家属反复营救下得释。可见，姜祖国因上访维权至今三次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
信息来源：姜祖国因上访被关精神病院脑梗发作要求医治遭拒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25/1202/24877.html
由72岁老人姜祖国“被精神病”可见中国法制存在的严重问题：
姜祖国案例是典型的“被精神病”乱象，折射出地方政府在维稳压力下，如何利用行政权力规避法律监督，将医学手段异化为非法拘禁工具。其核心违法侵权行为：
1、变相非法拘禁：根据《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治疗必须满足“患有精神障碍”且“存在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双重条件。姜祖国在看守所释放当日被直接转入精神病院，程序上完全绕过了医学诊断标准，属于借医疗之名行非法拘禁之实。
2、剥夺基本健康权与医疗权：院方与维稳部门阻拦病危患者就医、拒绝核磁共振检查，不仅违反了《医师法》，更是对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诚如其女所言，即便是死刑犯也享有必要的医疗保障，而公民姜祖国却被剥夺了救治权。
3、滥用职权与程序违法：姜祖国三次“被精神病”均紧随上访及行政拘留之后，显示出强烈的政治惩罚色彩，而非医疗救治目的。
同时也揭示出制度性问题：
1、维稳体制对法治的凌驾：地方政府为追求“进京零上访”或解决“老户”，将精神病院视作不受刑事诉讼法约束的“法外监狱”。这种做法成本低、无需庭审、期限模糊，极易成为基层管控异议人士的利器。
2、司法救济渠道失效：当受害者家属通过法律途径或再次上访寻求救济时，面临的是更严厉的打压（如姜劲男被拘禁）。这说明在地方行政干预下，法院与检察院的监督职能往往在“维稳大局”面前失守。
3、精神鉴定与收治程序的封闭性：目前精神病院的收治往往只需维稳部门与院方单方面衔接，缺乏第三方独立的医学与司法复核机制，导致公民面对行政暴力时几乎没有任何防御手段。
案例六｜四川成都范小蓉“被精神病”10年
2025年5月，成都街道办拆迁办与人大办工作人员，打着维护稳定的名义，再次强制将范小蓉送精神病院。
2013年中，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观音巷居民范小蓉，因对地方政府拆迁时搞阴阳合同，截留侵吞赔偿款、分割住房面积等问题不服，就此开启了坎坷漫长的维权之路。
2018年地方政府将她绑架后，强制送到县精神卫生中心。在那里她被灌精神病药，身心多次遭受侵袭，最后以小便失禁等症状，定性为严重精神病患者。从此成为高危人群。
因为是“被精神病患者”，社区负责人经常对她人身侵犯、人格侮辱。2022年7月，金堂县和街道社区信访工作人员，利用欺骗的手段，要求范小蓉写下获得194平米住房赔偿等内容，然而至今毫无结果（据悉这笔款项已经被冒领截留侵吞）。同年，范小蓉还遭遇社区人员，再一次强制送进金堂县精神病中心，接受监护治疗。
信息来源：范小蓉：我被精神病已十年！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25/1201/24868.html
（范小蓉“被精神病”事件内涵着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中的主要违法侵权元素。）
案例七｜江苏无锡孙建明因上访先后两次被关精神病医院
江苏无锡梁溪区孙建明因单位未给他交失业保险导致其无法办理好退工和退休而上访维权。期间被无锡市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无锡公安联合先后2次送进精神病医院关押，释放后没有任何依据及病例，维权无门。其在关押期间被强迫吃药和被护工打伤。
之后就到旁边的无锡市同仁医院，医生连孙的面都没有见，直接送进病房，进去后也没有和孙说过话，直接给药他吃。护士对孙吃药看的很严。直至2001年3月24日孙逃离医院。
关押期间孙建明被用新苏机械厂制造的电疗诊麻仪治疗2次，直接导致小便失禁，头一直痛，恶心呕吐。
2025年3月17日下午15时，孙建明第二次被关进精神病医院。
此次是无锡市梁溪区公安分局清名桥派出所到梁溪区五星小区北门口，强行将其带上非警车，直接送进无锡市济康精神病医院的病房，无任何医生与孙建明交谈。
进去后约一周，医生对他说：是不是冤枉的。孙回答：我不冤枉是没有人权。他再对医生说：你收治我就是我没有人权。
直至2025年4月16日下午15时，无锡市粱溪区迎龙桥派出所接其离开，但病历都被一个穿便衣的女人拿去。
孙建明也没有拿到出院后吃的药。直至现在他都没有拿到病历，也没有任何部门给他办残疾证。
据其讲述，在关押期间他于2025年4月7日下午16时30分被送饭车压伤左脚；4月15日下午16时左手上臂被护工打伤。
信息来源：孙建明因上访先后两次被关精神病医院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25/0728/24454.html
（孙建明“被精神病”事件中突出的特点是，警方与相关部门在对孙建明制造“被精神病”后，不给任何诊断、住院等等书面手续，也不给药品，目的是完全消灭“被精神病”证据，以使孙建明维权无门。）
案例八｜王红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医院失联至今
民生观察2025年6月1日消息，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访民王红，在2025年中共3月两会期间前往北京上访，3月4日被带回福州后关进某宾馆，之后转移至福州精神病医院关押至今。当地信访部门拒不告知家属具体关押地点。
当地热心网友在了解王红的情况后，纷纷拨打市民热线进行投诉，但效果甚微。他们希望以此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尽量保证王红在精神病医院里的生命安全。
王红是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连潘村村民。其房屋于2014年9月遭到政府强拆，但未给予合理赔偿和安置，从此她开始进行上访维权。
王红母亲李文英电话：15806062018
信息来源：
王红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医院失联至今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25/0601/24318.html
王红两会期间被关黑监狱现被送入精神病医院
https://msguancha.com/plus/view.php?aid=24224
（王红“被精神病”突显着地方政府做贼心虚，违法侵权，强制关押上访人入精神病院而欺瞒家属与外界的情况。）
案例九｜内蒙古罗贵莲因上访维权再次被关精神病院与家人失联
2025年5月6日晚9点左右，罗贵莲被当地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到莫旗精神病院，之后家属和友人多次拨打其手机，但无法接通。家属经多方打听，得知罗贵莲被地方政府和警方联合送进了莫旗医院精神科，其具体情况无法得知。
罗贵莲，网名：雷劈黑腐，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翰尔族自治旗腾克镇库木尔肯村
2016年9月26日，罗贵莲准备再次进京上访，但是却在火车站被查出访民身份，随即就被报告给了辖区派出所及乡政府。不久，乡政府和派出所就赶来多人，把她强行拉到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并出钱让医院给她做了一份精神病鉴定和病历，之后就由乡领导代替家属签字同意，把罗贵莲强制送进了该院精神病科收治。
此次罗贵莲被关了一周左右时间。罗贵莲在精神病院里反复向医护人员申明自己没有精神病，但是医护人员却完全不听她辩解，他们每天逼迫罗贵莲服药和打针，罗贵莲拒绝服药时，他们就会捆绑她，强行撬开罗贵莲的嘴巴给她灌药、打针。
有一次，他们要给罗贵莲注射不明药物，罗贵莲要求他们告知注射的是什么药物，但他们不理会，罗贵莲多次申明“病人”有知情权，他们就恼羞成怒的用约束带把罗贵莲手脚困住，强行给她注射。注射完毕，罗贵莲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开始头晕目眩，说话困难，上下颚麻木，咬合力丧失，致使罗贵莲两天无法进食。
还有，经过两天所谓的“医治”，罗贵莲的大小便也开始失禁了，排泄物直接排在裤子里，身上和床上一直都湿漉漉的，气味很难闻，这时护工也不及时给她更换衣物和床褥，由于没有及时更换，罗贵莲的下身被污物浸泡的感染发炎，奇痒难忍，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罗贵莲就央求其他病人把他们的卫生纸给自己，自行擦拭及包裹下身，以免感染进一步恶化。
罗贵莲的丈夫张宝君被政府和警方多次恐吓，政府把罗贵莲送进精神病院时，其丈夫就被多名政府人员和警察全程围困，逼迫其丈夫来到医院表示“家属同意送罗贵莲进精神病院医治”。不仅如此，当地乡政府还多次警告其丈夫，说他必须配合政府维稳，否则会没收他的承包土地，还会加重处罚罗贵莲。罗贵莲的丈夫生性老实懦弱，因为害怕遭到打击报复，害怕维稳人员折磨罗贵莲，就多次配合政府的维稳行动。
还有，当地乡政府和警方还不时给其丈夫发放维稳金，要其丈夫监控罗贵莲的行动，如有异动就必须报告给维稳部门。罗贵莲在精神病院里备受折磨，其丈夫后来到医院看望罗贵莲时，罗贵莲向丈夫哭诉了自己在医院里的悲惨遭遇。最后，丈夫才央求政府派人去医院放罗贵莲出来，罗贵莲也是在第七天时才被释放出来。
回到家中的罗贵莲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维稳人员还是会经常性的非法控制她，特别是在全国和地方各种会议期间，他们都会派人来非法看守罗贵莲，不准她出门上访，就连她在医院治疗外伤时，他们都会派人到医院里看守她。
罗贵莲的第二次被关精神病医院是在2017年7月18日，关在齐齐哈尔精神卫生中心，是乡村大队书记和法院法警等多人把罗贵莲押送去的，他们还找来了罗贵莲的丈夫，命令他配合送罗贵莲去精神病院“治疗”。政府人员开车把夫妻二人送到齐齐哈尔精神卫生中心，然后命令罗贵莲的丈夫签字同意送医。
这一次是因为罗贵莲到法院信访，法院领导得知后就通知当地乡村领导来维稳。他们的维稳手段就是以罗贵莲有精神病为由，把她送去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罗贵莲这一次被关押了4天时间，在这家精神病医院里，罗贵莲被强行捆绑在床上，医护人员给她注射了不明药物，撬开罗贵莲的嘴巴给她强行灌药。头两天，因为罗贵莲强烈反抗，医护人员把她的双手捆的非常紧，手都被捆扎的红肿了。
在被灌服药物和打针以后，身体反映首先就是不停的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然后就是头昏脑涨，扭动头部时就会感到天旋地转，眼冒金星。无奈，罗贵莲只有尽量的多睡觉，以减轻痛苦。
此次罗贵莲在被关了3天后，她的丈夫来医院看望她。此时，恰巧遇到一位好心医生批评她丈夫说：“你妻子没有精神病症状，她只是因为外伤长期卧床出现了一些轻微精神抑郁，但这没有关系，长期卧床的病人都会有一点抑郁现象，这不是什么严重的精神疾病，不需要入院治疗。目前，重要的是及时给她医治外伤，外伤好转后，她能够接触社会了，轻微的抑郁症状就会不治而愈。你现在赶快想办法把她接出去，转送到外科医院治疗外伤，不能再在这里耽搁时间了，否则贻误病情，可能会留下更严重的后遗症。”之后，罗贵莲的丈夫就找到乡镇政府和辖区警方，告知罗贵莲在精神病院里难以忍受，并且转告了医生劝她转院的情况，要求政府同意释放罗贵莲出院，此后政府和警察才到医院把罗贵莲接出了精神病院。
罗贵莲曾表示：“辖区的乡政府和警方，他们就是想诬陷我是精神病人，以便肆意非法稳控我，阻止我上访。他们多次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关押，主要是想给我安一个精神病的帽子，用以日后找借口打压我维权，方便他们稳控我这个所谓的‘不稳定分子’，简单粗暴的完成他们所谓的维稳政绩”。
罗贵莲电话：15540597288
信息来源：内蒙古罗贵莲再次被关精神病院与家人失联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25/0509/24270.html
（罗贵莲因上访维权几次“被精神病”突显着地方政府为了维稳不择手段，阴险利用人性的软弱（罗的丈夫的老实懦弱）来逃避自己制造“被精神病”的违法责任。）
案例十｜辽宁维权人士朱桂芹被关精神病院
据“民生观察”2025年5月13日消息，朱桂芹仍旧被强制关押于精神病院，5月4日后无法再取得联。
朱桂芹，辽宁抚顺人，1963年1月29日出生，辽宁马三家第一酷刑劳教人、未婚单身，基督徒。
2024年12月被抚顺派出所勾结抚顺中医院强迫她出院。在从医院打车回家，到家门囗刚一下车，朱桂芹被派所副所长李博勋等人强行架上警车，又送到沈阳沈北新区私开黑监-康源精神病院，直到今天。
朱桂芹2024年6月12日被当地公安送进了开源康宁私开精神病院，遭到虐患整五个月，到当年11月12日面目全非被接出康宁医院。在沈阳医大、二大、抚顺中医院住院拍CT磁共振，胸部共有8、9根肋⻣骨折并肺大泡，只好在中医院住院治疗。
获释后的朱桂芹向开原市卫健局及疾控中心监督所递交了实名控告信，讲述自己在铁岭市康宁精神康复医院被非法收治期间的经历和所见所闻。2024年12月，朱桂芹再次被抚顺派出所强行送进沈阳沈北新区康源精神病院关押至今。
朱的两个手机卡在服务台充电时，被一把手院长李总用利器划坏，不能接听外拨。
朱桂芹微信：19004137387
（朱桂芹根据自己在精神病院亲历亲见亲闻写出长达上万字的揭露控诉“被精神病”信——《朱桂芹致开原市卫健局及疾控中心监督所的实名控告信》，让世人看到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严重违法侵权状况。信件附本报告后面，供大家参看。）
附：朱桂芹致开原市卫健局及疾控中心监督所的实名控告信
https://msguancha.com/plus/view.php?aid=24249
信息来源：
朱桂芹女士被强制关押于精神病院近一年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25/0513/24277.html
朱桂芹因维权再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关押至今
https://msguancha.com/plus/view.php?aid=24249
朱桂芹的万言控诉信（全文附后）揭露出中国“被精神病”系统性深层问题：
朱桂芹实名控告信的内容详尽得令人触目惊心。这封信不仅是一个受害者的血泪控诉，更是一份关于中共基层治理失效、医疗权力异化、人权保障真空的深度调查样本。通过朱桂芹的自述，我们可以剖析出中国“被精神病”现象中存在的以下核心违法与侵权问题：
1、非法收治：行政维稳对司法程序的全面替代。朱桂芹的入院过程是典型的“欺骗+强制”模式，反映了收治程序在源头上的非法性。具体表现为：
其一、诱骗与强制转送：派出所人员以“旅游”为名诱骗，实则强制送往精神病院。这种行为跳过了《精神卫生法》规定的精神障碍诊断评估，属于行政权力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非法剥夺。
其二、违规收治与手续缺失：朱桂芹明确指出，她在“没有家属签字、未经体检”的情况下被非法关押。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完全放弃了其医疗属性，沦为行政部门的私设监狱。这种“先关人、后找理由”的模式，使《精神卫生法》的自愿原则沦为废纸。
2、暴行与酷刑：精神病院内的“准监狱化”管理。控告信中详细描述的虐待行为，已经超出了医疗护理的范畴，构成了严重的刑事犯罪。具体为：
其一、暴力惩罚制度化：护工王影利用病患（苏静）攻击另一名病患，这种“以夷制夷”的手段极度卑劣。使用不锈钢盆猛砸脸部、拳击、塞嘴、勒颈等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
其二、保护性约束的滥用：法律规定的“约束”本是为了防止患者自伤，但在康宁医院，捆绑成了常规的惩罚手段。朱桂芹因“吐药”或“回嘴”即被四肢捆绑长达二十余日，导致肌肉萎缩、手部肿胀、满地尿液，这实质上是中世纪式的肉体酷刑。
其三、医疗救治权利的剥夺：朱桂芹在被打至胸部可能骨折时，院长长达两个月不予理睬。这种对生理性损伤的刻意忽视，是医疗机构严重的失职与草菅人命。
3、利益剥削、掠夺：腐败与贪渎形成的经济利益链。精神病院不仅是管控场所，更成为了相关人员贪婪攫取的“私产”。表现为：
其一、财物非法占有与贪渎：副院长朱小莉私拆信件、贪污病人家属寄来的食物（牛奶、梨、蛋）、衣物，甚至变相套取政府及家属为病患提供的生活保障资金。这种“吃拿卡要”对象竟是毫无还手之力的精神病人，反映了该机构内部管理的极度腐败。
其二、账目黑箱化：强制代购、价格不透明、扣留病患低保卡（由院长家属掌控），构建了一个封闭的内循环剥削系统。在这里，病患不再是人，而是移动的“经费包”和“提款机”。
4、监管缺位：医疗、行政与监督部门的集体失灵。朱桂芹在信中提到的“卫健局核实名额”过程，精准地揭示了监管是如何被玩弄的。表现为：
其一、形式化审查：监管人员进场检查时，面对未被点名的病患和明显的陪护乱象“瞎眼又瞎心”，说明地方监管部门与被监管机构之间存在利益输送或严重的行政懈怠。
其二、监控系统的选择性失明：院长声称可以调监控，但护工施暴前先用黑塑料袋套住监控。这种技术性对抗说明，病院内部已经形成了规避法律、逃避监督的成熟亚文化。
另外，《新京报》记者对精神病院调查揭示骗保利益驱动下大规模“被精神病”问题
2025年12月《新京报》记者以应聘护工的名义进入襄阳、宜昌的精神病医院进行暗访。发现，在襄阳，多家精神病医院可以把正常人收进精神病医院住院，有医生表示，可以帮忙虚构出精神疾病。“一个襄阳市，居然有二十多家精神病医院”。这些精神病医院为了多挣钱，除了拉拢更多人住院外，还会千方百计阻挠病人出院，不少病人明明病情康复却被迫住院数年，出院成为奢望。卧底期间，记者也多次目睹了医护人员扇病人耳光，脚踹病人，甚至用水管抽打病人的情形。
记者从多方渠道还了解到，2025年6月份，宜昌夷陵康宁医院曾发生了一起住院病人自杀事件，尽管医护人员三缄其口，但不少病人对此一清二楚，“没有人身自由，过不惯，受不了，就寻短见了。”记者从其亲友处了解到，那名病人之前并没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只是因为嗜酒被诊断为使用酒精引起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信息来源：记者卧底调查精神病医院骗保内幕：承诺免费住院，入院容易出院难，“住院相当于坐牢”，曾有病人多次要求出院无果后自杀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770080618129412.html
六、2025年“被精神病”典型案例揭示的严重问题
2025年中国“被精神病”案例延续着过往多年来“被精神病”的种种违法侵权性，同时突显出如下几方面严重状况。
一）中共权力异化，精神医疗成为基层维稳的“替代性监禁”。
在2025年发生的徐欣蕊、李艳丽、叶建等等维权人士“被精神病”案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精神医疗被高度政治化与工具化。
1、“被精神病”成为绕过法律程序的“便捷手段”。相比于正式的刑事拘留或行政处罚，将公民送入精神病院无需经过检察院批捕或法院审判，程序模糊且期限不明。地方政府（如街道办、派出所）通过“跨省截访”将维权者直接送医，本质上是利用法律漏洞实施非法拘禁。
2、“被精神病”成为中共政治敏感期的精准收治。李艳丽在一年内三次因“重要会议”被强行送医，清晰地揭示了“被精神病”已成为基层政府应对进京上访、消除异议声音的常态化维稳工具。这种现象反映出基层治理思维中“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逻辑依然根深蒂固。
二）“被精神病”为行政指标绑架，说明医学诊断向行政指令彻底低头。
云南宋赫案揭示了另一种更为荒谬的制度恶果：指标化管理导致的“被精神病”。其集中反映出中国“被精神病”存在的深层制度性问题。
1、说明确诊率的“大跃进”：部分地方政府为完成所谓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指标”（如会泽县曾要求的4.5‰确诊率），将行政任务强加于医学诊断。在这种背景下，基层医疗机构为了完成考核，不惜在未见本人的情况下伪造随访记录、虚构病历。
2、说明职业伦理的集体失守：医生本应是防止“被精神病”的最后一道专业屏障，但在宋赫案中，无证医师或配合造假的医院成为了权力的共犯。当医疗机构的经费补贴、等级评定与“发现率”挂钩时，医学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便荡然无存。
三）中国“被精神病”程序陷阱的非自愿收治制度的机制性缺陷。
尽管《精神卫生法》规定了“非自愿住院”的双重标准（患病且有危险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严重的制度空转。
1、“送诊人”权力的无限扩大：在现实操作中，只要派出所或街道办作为送诊方，医院往往迫于压力或利益诱惑，在缺乏第三方独立鉴定的情况下即采取强制措施。公民一旦进入系统，其知情权、申辩权和通讯权立即被剥夺。
2、“出院难”与“自证清白”的悖论：精神病诊断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徐欣蕊、李艳丽、孙建明等等的案例中，受害者陷入了“如果不承认有病就说明病情严重（偏执），如果承认有病则更不能出院”的逻辑陷阱。同时，现行制度下“谁送进来谁接走”的不成文规定，使受害者完全受制于送医单位的意志。
四）司法屏障的虚设，即救济渠道的滞后与低效。
2025年的案例反映出，司法系统在介入此类侵权案件时往往表现出软弱和滞后。具体表现为：
1、证据灭失与鉴定垄断：被关押者被强迫服用精神类药物与强制治疗（如李艳丽、叶建所述的电击、捆绑），这些药物和治疗手段本身会损害受害者的思维能力，使其在后期申诉时难以表现出“正常人”的状态。此外，重新鉴定的机构往往也是系统内部单位，存在利益关联。
2、行政追责的缺失：宋赫被错认精神病八年，驾照被吊销，人生轨迹被改变，但最终的处理仅为“移出网络”。这种低廉的违法成本，导致基层官员在实施“被精神病”行为时毫无顾忌，缺乏威慑性的制度约束。
五）不合理的医保制度驱动精神病院大肆吸纳“被精神病者”谋利，丧失医疗伦理。
《新京报》曝光2025年底的卧底调查，撕开了部分精神专科医院在利益驱动下，将治病救人的场所异化为“合法囚笼”的惊人黑幕。在医保预付制与按床位补贴的机制下，精神病患者成为了医院眼中流动的“人民币”。其违法侵权集中表现为：
1、非自愿入院的滥用：医院模糊了精神卫生法中“自伤或伤人”的收治门槛，将普通纠纷或轻微心理问题定性为重症，甚至公然将人骗入精神病院以获取利益。
2、“社会性死亡”的制造：患者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环境下，抗议被视为“躁狂”，沉默被视为“抑郁”。“住院相当于坐牢”的绝望感，最终诱发了病人自杀的悲剧，这是对生命权与尊严的极端漠视。
七、2025年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趋势与变化
自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以来，中国在防止公民“被精神病”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进入2025年，随着社会治理体系的深度数字化以及心理健康服务的扩容，该问题并未消失，而是演变为一种更加隐蔽、制度依赖性更强的社会现象。具体在法律定性、收治逻辑、技术介入及救济路径四个维度出现系列变化。
一）从过往赤裸裸的“暴力收治”在一些地方部分转向“程序化收治”
在过去，“被精神病”往往表现为直接的强力绑架或缺乏法律依据的长期非法拘禁。但在2025年，这一现象在一些地方的个别案例中表现出一定“程序化”特征。
1、门槛的弹性化：尽管《精神卫生法》确立了“自愿原则”和“伤人/自伤”的强制收治标准，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对于“危险性评估”的解释权依然具有较大弹性。2025年众多上访维权者在北京被绑架遣返送入精神病院的趋势显示，收治依据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治安冲突，而是被纳入了更宽泛的“公共安全预防”范畴。也意味着将来可能有更多人更大可能在公共安全大旗下“被精神病”。
2、“医警协同”制度的常态化：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推进，基层医疗机构与社区警务的联动愈发紧密。这种协同在提高重性精神病人服务率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当公民的行为被界定为“偏执”或“扰乱社会秩序”时，原本属于法律裁决的范畴容易被转化为医疗评估，从而实现了某种形式的“合法转办”。徐欣蕊、李艳丽、孙建明、叶建等等案例中都能看到这种因素。
二）数字化监控与精准定位：技术治理下的新困境
2025年的显著特征是数字治理的深度渗透。大数据与AI在精神健康领域的应用，为“被精神病”赋予了技术外壳。
1、情绪监控与算法预警：随着重点人群信息化管理的升级，部分地区试行了基于社交媒体行为和消费轨迹的情绪风险预警系统。这种“算法识别”可能导致部分具有特殊表达习惯或处于极端维权状态的公民被贴上“潜在精神风险”的标签，从而触发前置性的干预或收治。如李艳丽一年三次“被精神病”案例，就有此种成份作用。
2、电子围栏与远程监管：相比于过往的物理禁锢，2025年的“约束”手段更加多元。出院后的“被精神病”受害者往往面临电子手环、定位App等数字监控措施。这种“院外延伸”的控制，使“被精神病”的边界从封闭病房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空间。这是所有“被精神病”者在今天数字化管控下面临的困境。
三）法律救济的推进与制度性阻碍并存
2025年的法律环境下，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救济渠道发生了一些变化，表面的法律更新似乎也关注到对“被精神病”问题的回应，但现实的依旧残酷，显示着新的博弈。
1、司法化转型的探索：2025年前后，学术界与实务界对“强制医疗司法化”的呼声转化为了部分地方法院的审判实践。越来越多的非自愿收治案例开始要求引入司法听证，而不单纯由医生决定。由此提起诉讼增多。如律师为徐欣蕊提起诉讼，孙建明设法搜集证据提起诉讼等。
2、证据链的倒置难度：尽管救济渠道增加，但受害者证明自己“没病”的难度依然巨大。在2025年的法庭上，面对专业的医疗评估报告，普通公民往往处于话语权洼地。医院作为收治主体的“免责程序”往往因手续齐全而难以被追究法律责任。如徐欣蕊被医院隐瞒各种手续，孙建明被医院与相关送治机构毁灭证据等等。
八、建议与对策
针对2025年中国“被精神病”问题，要从根本上防范这一现象的产生，必须建立起一套涵盖法律、医疗、技术监管及社会救助的立体防御体系。在数字化治理的背景下，以下是几条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
第一、完善“非自愿收治”的司法前置审查机制
目前的《精神卫生法》虽规定了“伤人或自伤”的收治标准，但在执行层面，诊断权仍高度集中于医疗机构。
建议：推动非自愿医疗的司法化改革。对于非紧急情况下的强制收治，应引入“听证”制度。在采取强制措施前，应允许公民本人或其委派的律师申请独立第三方评估。
具体操作：参考国际经验，建立由法官、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心理健康法庭”或专家委员会。除非发生正在进行的暴力行为，否则任何强制收治决定都应经过司法裁定或准司法程序的合规性审查，打破“医生说了算、家属送了算”的二元困境。
第二、建立“大数据算法标签”的申诉与纠偏机制
2025年，数字化监控已渗透进基层治理。为了防止“数字预防”异化为“数字迫害”，必须对算法介入心理评估进行强力约束。
建议：确立“数字画像”的透明度与知情权。政府及第三方平台在利用社交媒体行为、消费记录进行情绪监控或心理风险预警时，必须向公民开放申诉通道。
具体操作：立法禁止仅凭算法预测结果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依据。当公民被系统自动标记为“精神不稳定”或“潜在风险人群”时，法律应赋予当事人要求人工复核的权利。同时，建立算法审计制度，防止偏见性或带有歧视性的行为特征（如高频率上访、特殊的言论偏好）被错误地等同于精神疾病。
第三、强化收治机构的“去利益关联”与动态监管
部分“被精神病”案例的背后，往往潜藏着医疗机构利用社会制度缺陷（如医保中的不合理）或某些行政权力的利益交换（如赚取住院费或协助社会维稳）。
建议：实施收治全程的电子痕迹化管理与独立监察。通过区块链等技术记录入院评估、知情同意书签署及后续诊疗全过程，确保证据不可篡改。
具体操作：建立由第三方（如律师协会、心理卫生协会）组成的巡视员制度，定期对精神卫生机构进行不定期抽检。重点审查“长期住院且无出院计划”的患者名单，核实其是否有真实的医疗指征，并严厉查处接受不当行政指令、配合非医疗动机收治的医疗机构。
第四、健全“出院即救济”的权利回归通道
“被精神病”受害者的核心痛点不仅在于“被进去”，更在于“出不来”以及出院后的“社会性死亡”。
建议：设立独立的心理权利法律援助热线与庇护所。确保被收治者在院内能够不受监控地联系外部律师或维权机构。
具体操作：在精神卫生机构内显著位置张贴心理健康法律援助信息。法律应强制规定：一旦患者或其代理律师提出出院请求，且医院未能在法定期限内证明其仍具备即时危险性，必须立即释放。同时，建立“名誉平反”机制，对于经查实属于误诊或非法收治的案例，相关部门应强制删除其医疗系统中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标签，防止其在出院后仍受数字围栏的困扰。
当然，诚如过往多年来研究“被精神病”情况，要想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被精神病”问题，还得扭转权力的性质，切实做到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
从2025年典型“被精神病”事件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与警方是制造这些“被精神病”事件的元凶（哪怕是精神病院骗保，究其根本仍难脱权力在背后的操弄），从强制送医，到在医院暴力整治，到剥夺“被精神病”者一切通讯、申诉等等权利，再到阻止出院，都是基层政府与警方在主导，医院配合。可以说中国大地发生的针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群体等等所有不顺服于权力者的“被精神病”，都是公权力维稳、报复所致。所以，在中国要想从根本上扼制“被精神病”灾难，就必须得将权力由维护极权统治的工具转变成维护公民权利的利器。为此必须落实公民对公权力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实现公权力由人民选举授权，由人民监督考核，由人民罢免更换。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权力制造“被精神病”的动机与动力。
2026年元月至2月编撰
附：朱桂芹实名致开原市卫健局及疾控中心监督所控告精神病院黑幕的信
开原市卫健局及疾控中心监督所：
我叫朱桂芹，1963年1月29日出生，抚顺市人。以下是我自2024年6月12日至2024年11月12日被铁岭市康宁精神康复医院非法收治期间的经历和所见所闻，现向贵单位据实控告。（注：见证病人的名字是按读音写的，不一定准确）
一、康宁医院工作人员暴力殴打、虐罚病人的情况。
2024年6月12日，抚顺市长春派出所教导员崔涵上我家敲门，说带我去旅游，我随其上了警车，却一路被拉到开源铁岭康宁精神康复医院。停车后，教导员下车进了楼里，过会儿我想上厕所就也下了车，当我看到精神病院牌子才知被骗。这时从医院里面出来一男一女两个白大褂，见到我上前直接架起就往楼里拖，任凭我呼喊抗拒，还是被拖到了三楼。这天，正是护工王影当班，她招呼病人苏静对我动手，两人当着架我的两个白大褂的面，对我大打出手，当时张素艳等多名病人在场。两人边打边把我拖进无人居住的晾衣房，将我四肢绑在床上。
6月14日王影当班，当晚她当着杨护士的面，边骂我，边用给病人接屎尿的直径34厘米多的不锈钢盆底照我脸“咣咣”使劲猛力拍砸了大七下。
这一次直到6月底才给我松绑，那天张素燕出院。张素燕是开原人，这次被绑期间一直是她在照顾我吃喝拉撒等事宜。
康宁医院有两个女护工，一天一轮换，每天早上八点换班。
7月1日这天，我从卫生间窗户看到抚顺警车，就冲着车呼喊。苏静照我后腰猛踹一脚，我一转身，她又朝我右胸猛踹一脚，当时病人刘雨竹、张凤鸣等都看到了。结果医院对我和苏静同时绑床、后同时解绑。当时我右胸剧痛无比，我要求拍CT做检查，强调右胸肯定骨折了，但要求了两个月，康宁医院院长张希纯始终不理此事。直到9月13日抚顺亲友来接见，我右胸还有痛感，我跟亲友提出赶紧联系我姐拉我出去拍CT。
9月13日亲友又来看我，给我带来不少吃的，其中有一袋梨。三天后的16日我发现当班的王影竟偷我梨吃，还往装梨的袋里倒水，剩下的梨全给泡了“澡”。王影下三滥经常偷吃病人食物，也经常偷拿病人食物送给她想送的其她病人，还大胆的把病人食物往家拿给孙子吃。“把梨泡上水”这样损毒的事，也就她这个靠着父母单位指标、从农村抽调到城里安置在父亲单位的馋嘴恶妇才干的出。
10月1日早下班前，王影向杨护士反映我把药吐厕所了，于是再次把我捆绑在床。10月4、5日院长张希纯来我床前，答应我这两天马上给我松绑。我向院长反映王影偷我梨吃，还给梨袋里剩下的梨倒水泡澡，问他这事如何处理，院长说：“调监控，如果属实，扣她工资，给你看工资条。”（这样看来，医院可查调20天内的监控。）
10月8日王影当班，当天早8点接班后以及9日交班前，两次对我进行暴打。王影因自己偷吃病人食物的丑事被轰曝于所有男女工作人员面前，又轰传罚了她一月工资而恼羞成怒，向我大骂闲杂，我回怼了她。她见我回怼她，怒火爆发，冲到我面前开始对我施暴：挥起她农村野蛮悍妇的双拳，拳击般的直击我双侧脸，我当时四肢被捆绑于床，我遭到了我人生60年空前暴虐酷刑暴打，这毒蛇恶妇站在我床头，一开始用左手使劲捏住我鼻子，右手拿大钢羹匙上下不断翻转使劲撬我牙齿，接着往我嘴里塞长条蓝色麻布手巾（已提供这条蓝麻布毛巾上面沾有斑斑血迹），毒蛇恶妇还觉不解气不赶劲儿，外面又加一层手巾，连麻布带手巾，两双道使劲勒于我脑后，紧紧系死；紧接着又拿来一条长结实带子，从我胸口通过双腋窝下、带子两端穿过床头栏杆使劲往上勒吊、使劲往后扽，我当时憋不上气，从双肩到十根手指尖通麻刺痛，从双肩直接刺痛通麻到十个指尖儿，毒蛇妇问我“还骂不骂?”我嘴软了心酥（输）了，痛苦难忍，连连惨痛撕心裂肺般回答："不骂了、不骂了，不骂了。”我四肢捆绑于床，动不了一点，就差跪地讨饶、求饶、告饶了!可蛇妇王影还是一边向我施暴一边说：“扣我这排工资，我还有一排。”（王影是退休反聘人员，她是63年生人）。我上下唇里面与口腔上下牙膛都被勒破蹭破皮、长条蓝麻布毛巾被沾上3大块斑斑血渍（已向贵单位提供过这条带血蓝麻布毛巾）；我上左门牙与下门牙左侧的牙都被大钢羹匙撬崩瓷了，胸部总感憋闷、手麻木颤抖、双臂无力没劲儿，四十多位女患都见到我惨遭酷刑、被惨无人道虐刑暴打（董桂双是老实怕事的人、可对王影10月8日、9日两天在我身上的暴行，全程看在眼里，有一次曾在苏静在场的情况下，自言自语在寝室里当着许多人面说：“王影太毒恶太坏了，能下这样毒手把人往死里打”。事后我提醒董桂双“说话注意点，别当苏静面前乱说”。）对10月8日、9日我两次遭王影暴行，我提供一些见证人：李素香、齐艳斌（冰），于泽元、江林、毛丽华、刘素兰（与我并床），其实四十多女病人都看见了。
大概10月12、14或16日，是王影当班的一个日子，女患都已从三楼搬到了一楼，王影故意让苏静给我解绑上厕所，从厕所出来，苏静故意将靠墙的床位拉至离墙有一尺远让我躺床上，然后使劲往墙上咣当。我从床上下来与她叽咕起来，苏静拎起岁数大之人的尿桶，把桶里的尿全泼我身上，并对我拳打脚踹，又将我挠个满脸花，董桂双、刘雨竹、董雪、于彬慧娘俩都在场看见，并且王影当班在场不管。之后四十多女病患、科长袁丽、贾护工、张希纯、八十多岁刘桂兰（已出院）儿女探视都看见了，结果我被四肢捆绑在床，苏静则平常的跟没事人一样。王影说：“院长没吩咐我绑苏静，我不能随便绑人家。”
10月24日晚上，我姐让医院发一个我收到包裹的视频。朱小莉想拍弄虚作假的视频，先把床架绑我的带子解开，当她要打开我手腕上绑带时，我厉声严辞拒绝她在我身上拍虚假视频。当我姐看到我被绑着双腕，人瘦成皮包骨，赶紧联系抚顺派所所长徐健要求探视，说人都要给折磨死了。25日早8点一过，女患都从一楼再搬回三楼，我四肢继续被绑，近9点杨护士来给我松了绑，这次从10月1日至10月25日被绑期间，按以往规定我一天得吃五粒药，但我一粒也没吃。
10月27日早6点多我们都提前排队打早饭（6点30分正式打饭）。6点15分左右，张希纯来女病房逛悠一圈，走出病房，穿过打饭排队三、五步远，突然180度转身，冲着打饭排的队，向王影发出军官般指令似的，假借指着26日下午被勒嘴捆绑抬进来的大喊大骂的重病患，实际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杀鸡儆猴针对我来，吓声厉色，说：“王影！她要再敢喊、作、闹，你对她往死打！往狠揍！”这是10月9日全体女病患，从三楼搬至一楼十天后的一天，我被松绑由董桂双陪同上厕所，在走廊遇到了张希纯，我向张希纯反映了医院轰曝王影因偷我梨吃又往梨袋倒水而被扣罚一月工资（其实一分没罚，只是借朱小莉、王影个别人的口，让我相信王影因偷我梨吃被扣罚一月工资），王影因自己偷吃丑闻被曝光全院男女工作人员面前，因而羞愤对我施行报复殴打，酷刑、暴虐，请院长查看监控。王影偷吃梨若能扣罚一月工资，看他院长针对王影10月8日、9日对我实施报复、惨无人道施行酷刑暴虐，他院长又会如何对待。万不曾想，院长查看了监控、看到我遭毒蛇恶妇王影暴行的情景后就差跪地讨饶，求饶、告饶的情景，便以为我被王影这农村彪妇悍妇打服了、吓怕了，恶妇惨无人道的恶行在我身上彻底奏效了，竟当着排队打饭的众多病患面前继续怂恿、纵容毒蛇恶妇王影对我施行残暴手段。我听到张希纯如此猖狂嚣张的叫嚣，我的头炸了，精神大受刺激，打完饭，我向我前边排队的李素香与身后排队的二、三人（大概有齐斌）求证是否听见张希纯狂妄纵容唆使王影暴打病患，她们都点头说听见了，如此求证，证实我不是出现幻听幻觉，我心中怒气愤然而生，走向电视机，用手猛力将电视机推翻于地，王影立即呼叫上来一男一女，把我抬到里间寝室靠墙床头冲卫生间的床，又把我四肢捆绑于床。7点30分左右，苏静走过来用木头棍子向我腹部重打了几下，过了几天又是王影当班，强行给我灌药2粒，连灌2次共4粒。并且从10月27日至11月12日，只要是王影的班，我就被王影、苏静天天用手巾使劲塞嘴，然后手巾两端紧紧系死在脑后。而另一护工的班，苏静就不敢如此嚣张，是因为有一次贾护工当班的一天，苏静以为能像王影的班一样，随意苛待我，都会得到恶妇王影的欣赏或默许，她正毫无理由到我身边拿起手巾就勒我嘴，而贾护工刚从卫生间出来经过我的床，刚走过不出七八步远，听到我嘴被勒呜噜不清呼喊“贾姐！贾姐！”的救声，她猛转头，看见苏静正使劲在我脑后系手巾，贾护工两步并一步到苏静身边，一把薅住苏静拖拽到一边，把手巾给我打开，把苏静臭损一顿。从此，苏静再不敢在贾护工的班向我逞凶苦虐我了。还有一次，苏静在王影的班又用手巾把我嘴使劲勒住了。当早八点即将换岗，接上下班的车已进院停于医院楼前，接班工作人员正上楼梯。苏静三步并两步冲到我床边，仓惶打开系于我脑后的手巾死扣，把手巾扔于床上匆忙离去，不一会贾护工已换好工作装白大挂出现于我的视野中了。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10月29日这天，我姐因看到10月24日朱小莉所拍我接货视频中我双手被勒着长带子、双手肿胀，并且人瘦的皮包骨，要派出所到康宁医院对我探视（因为康宁医院毫无理由多次拒绝我姐对我探视。这天我第一次见到我姐，她与派出所所长徐建和另两位教友同来。她们看到我手脸有伤很气愤，拍了照要求做检查。11月6日、7日我姐与抚顺派出所民警带我上医院检查，检查结束回到康宁医院，我四肢继续被绑于床上。
11月7日王影当班，晚上6点王影在外间寝室与病人打补克。我喊着要尿，要求松绑。王影置之不理。病人姚芳为我走到玩牌兴趣正浓的王影身边，告之我要解尿。王影用她农村彪妇、悍妇般金钢指照姚芳刚剃光头不久的后脑猛力狠弹一下说“就你多事”，然后无动于衷继续玩牌。姚芳回到我面前说“她不管”，又用手捂着后脑勺说：“弹得可疼了”。这之前，护工把我吃喝排泄任务都交给董桂双，像我初入院时吃喝24小时任务交给张素艳一样。因我冲监控臭骂了张希纯，张希纯不知如何发泄郁闷，把气撒在了吃饭时给我解绳的董桂双身上，以董桂双给我解绳这一莫须有罪名，把董桂双单手铐在了床上。造成11月7日、9日、11日这三天，也是毒蛇恶妇王影当班的这整三个晚上、把我整个后背全身泡在了冰凉的尿液里，直到11月12日9点钟左右我被接出康宁医院，董桂双还单手被铐于床上不能下地活动，这天我面目全非见到了来探视的我大姐，我因面目全非被接出医院，才彻底脱离了阴曹地府般的人间炼狱辽宁开源铁岭康宁（所谓）精神康复医院。
11月10日这天吃完早饭，王影带着苏静到我面前做交班前找我麻烦的工作：她先是向我开骂闲杂，我回怼她；这农村彪妇悍妇立刻怒发冲冠，上前把我打得口鼻流血，然后怒冲冲解开捆我手脚连床架一侧的带子，又怒冲冲使劲拽着依然绑于脚踝的带子，把我从床上拽拖于地上，然后，又把湿漉漉浸满尿液的褥子全蒙在我的脸与身上，王影与苏静两人开始对我从头到脚实施暴力拳打脚踹，在二人对我拳打脚踹同时，其中一人说：监控蒙上了，现在谁打的都看不见。其中一人又把手伸进褥子里撕抓挠我的脸，我口腔上下牙膛，与嘴唇里面上下唇肉、嘴的周围都被撕挠抓破，惨不忍睹，巨痛难忍，令我撕心裂肺般的痛，左脚中趾全然乌黑、1月7日还淤血黢黑，直至2月9日依然是白灰颜色。11月10日这天，我的双侧肋骨因被重踹，痛的不行，双脸遭踹被挠，巨痛不已；嘴的上下外唇周围肿胀老高。接班的贾护工看到我第一眼被吓一跳，说：“怎么打这么狠！”刘雨竹站我床边向贾护工说：“她们打之前，把监控套上了黑塑料袋”。
两天后的11月12日王影交班前，指使苏静拽下我尿湿的裤子。苏静见到我脸上嘴周的伤，胆怯了没敢伸手。王影对她吓叱道：“叫你拽裤子你也不敢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以往苏静对我大打出手、拳打脚踹，岂不都是在王影的授意唆使下吗?我骂王影马上遭天报！彪妇悍妇王影立刻又用布带子勒我嘴，然后在我双脚被捆一起的情况下，用双手使劲拽我双脚上的布带子往地上捞我，我后脑咣当坠地，痛的我对她痛骂。
11月12日这天，我姐约好带我去沈阳医院做检查，街道男司机小郭与女工作人员贺丹及长春派出所民警与我姐在医院大门外等了好长时间不见我出来。当9点左右我从住院楼出来走近院门口时，见到我面目全非的情景，他们都惊愣震呆了（而当时我脸与上下外唇的表面已消肿了不少，可看着还是可怕），他们立即对我拍了照。
王影不仅对我暴打、对其她老少女患也同样心黑手辣，不管是已入院五年多的七十多岁只能坐在床不能下地的盲聋哑人李素芹，还是瘦弱的只有60斤体重的聋哑人李雪、以及70多岁不到一米四个头的罗锅女教师王素芹，并对患有严重癫痫的张凤明，都会用她毒蛇彪妇悍妇的重拳暴打暴揍，重拍老盲人后脑勺，不许老盲人喝水，嫌乎老盲人（又聋哑）老撒尿，其实从我入院从未见王影侍候照顾过老盲人。一次另一护工每隔一天当班都给老盲人洗脸、擦一次全身，至于白晚排解二便、三餐饮食都由全病院公认“老好人”憨厚的董桂双心甘情愿、任劳任愿、不贪不占、不报不怨，比照顾亲娘还忠还义地侍侯照顾着老盲人。毒蛇恶妇王影没有丝毫理由嫌乎老盲人因喝水尿勤尿频就用恶毒之手重拍老盲人后脑勺、左右开弓暴扇罗锅王老师耳光；拳脚相加打倒张凤鸣后还用脚狠踹其肚子；对神智不清、四肢约束在床的于彬慧重扇两耳光（我亲眼所见），又在于彬慧神志不清时两次骗她的方便面；瘦弱单薄的聋哑人李雪多次遭王影暴打捆绑，不但如此，她经常怂恿纵容苏静毒打暴揍小哑巴李雪：一次王影当班，再次唆使苏静暴打李雪，苏静随手从王影所坐的工作椅旁边拿起贾护工脚面带花的鞋暴打了小哑巴，把贾护工鞋面上的花打坏了。第二天贾护工上班发现鞋坏了，有人告诉了贾护工实情，贾护工雷厉风行当着王影的面向苏静大发火爆脾气，正告苏静要从她低保证里扣她一百元钱，王影当时很难堪无语；一个臂短身长的克亚氏症智残人付艳珍，因臂短够不着肛门，屎沾裤裆，遭毒蛇恶妇王影多次左右开弓暴扇耳光（李素香说王影扇过付艳珍四、五次耳光），后来一位79岁信基督的老太太与四十多岁信佛的于泽元照顾付艳珍，每次陪着付艳珍上厕所照顾她，付从此不再挨打（79岁老太已出院，于泽元还在医院。若于也出院，付该咋办）。一次付艳珍在厕所蹲着，于泽元在场，王影见到付就无原由的来了气，上前一脚踢在付的右眼眶上，当时付右眼眶踢破起了大包；2024年10月20日左右，一位叫董玉英的重病患重复入院。这位病人因喊嚷被王影、苏静四肢捆于床上，苏静用董玉英所穿带跟的鞋照董的脸咣咣猛砸狠拍，董玉英凄惨喊护工求救，王影站在董床尾，说：“该打!就该打你!打得轻!”
请有关领导认真调查住康宁医院半年以上的病患的遭遇，包括董桂双、姚芳、李素香、张凤明、解秀满、刘雨竹，调查王影死党：苏静，曹焕英。
另外，王影还暴打暴扇过伊广珍、于泽元，用拳重怼过董桂双，并没有任何理由用脚重重的狠狠的照董桂双后腚猛踢一脚，造成董桂双疼痛二十天有余不敢坐床、躺下也疼。
强烈要求严惩毒蛇恶妇护工王影，对凶悍恶妇王影必须施予法律惩处!
强烈要求重惩重判张希纯阉割的女太监、恶妇王影领养的母恶犬苏静!
二、举报康宁医院及副院长朱小莉贪渎病人财物的情况
我被送进康宁医院当天随身背着一个单肩包，里面有两千多元现金。在康宁医院期间，张希纯两次向我说：“你账上有钱，可以订吃喝货物”。朱小莉副院长与袁莉科长都可给病患定吃喝（朱小莉给病患专职定货），院方在我没提要求买吃喝的情况下，给我买过两次雪饼，一次三块方便面，三根香蕉，一次饼干。三块方便面我送董桂双一袋，另两袋隔两天我退还给朱小莉了，朱小莉竟当贾护工的面，吩咐我把两块面饼给在场的刘雨竹了。我问了句：这账怎么算?朱没答话，显然是出于贪渎从我与刘雨竹两人账上同时扣面饼钱。有如此这般订货的吗？三块方便面、三根香肠、两次雪饼、一次饼干，任何吃喝从不告知多少钱，订多少次吃喝从不给病患记账，任她在一百多号男女病患身上随意贪渎，把病患搞得迷迷糊糊稀里又糊涂。我11月12日出院是问了我姐、街道、派出所，这三方面都没往康宁医院充钱，显然是我入院时，两个白大褂从我肩上抢下单肩包，后来交给领导，院领导把我包里的两千多元钱充进了医院病患账簿上了。一次朱小莉给我送来一包家里捎来的多套夏天衣裤，一双拖鞋，两双凉鞋，新旧都有，所谓旧的都有八、九成新，否则朱小莉不能以无耻贪渎不要脸的嘴脸冒充说她给我买的，我毫不客气当着在场之人的面顶她，揭穿她损劣无德贪腐不要脸的嘴脸，这一天又是贾护工的班，她正在当场。贾护工隔了两天在杨护士的班、当我面针对朱小莉在方便面的事上与冒认我家捎来的衣服裤子鞋是她给我买的两件事，向杨护士说：“朱小莉账面不清”。
9月21日街道给我寄来了被褥与两箱同为9月17日生产日期的纯牛奶与核桃奶，这一天还是贾护工的班；9月25日又是贾护工的班，朱小莉通知贾护工给我做一个假喝奶的视频传给她朱小莉。当时贾护工以一种惊异不可思议的眼神冲我低声说：“这奶不是你家捎来的吗?她作啥视频?”这一系列纯属朱小莉贪渎贪腐想借此敲诈街道或院方的嘴脸。此外朱小莉为了张希纯能永久安排她给医院食堂和男女病患采购食品货物，她大胆克扣病患账上的钱给张希纯夫妻及院长爹妈，每月买各样吃喝贡品及喝不完的各类高档奶，她还把过期和临期的食品从院长家中拎出卖给病患，或与病患的食品调包。我家9月13日接见拿来的两箱奶。一箱为9月8日生产日期，另一箱则为6月15日生产日期（已向贵局展示）。6月15日的整箱奶至今完好没动。而因打12345投诉电话被收入康宁病院的陈娇与我一样没经体检便收入康宁病院，朱小莉给她拎来一箱差四天便过期的奶，陈娇一直要见院长调换，此事最后不知结果。
2024年7月间我给街道两次捎信，叫给我捎鸭蛋、鹅蛋。第一次的鹅蛋全被朱小莉贪昧，一箱海鸭蛋她四个、四个给我，共给我三次，我不清楚一箱该有几十个。第二次寄给我的海鸭蛋一整箱被朱小莉全部贪墨，只给我十个双黄小鹅蛋；另外，我向街道方面简单核实了一些，我通过朱小莉传话给街道的王丽丽，把我入康宁医院前，长春派出所给我买的核桃露、杏仁露、冰红茶、蛋菜与带吸管的奶、袋奶，两双新鞋（每双超百元），搓澡巾条、搓背长条巾不知几条（我都准备送与病患的）送来，这些吃喝全被朱小丽贪昧扣押，另外还贪昧一套夏天衣裤，一双鞋，几个澡巾，几个搓背巾，我冲窗外向朱小莉喊骂之后，她才给我拿来一双经她调包的鞋，一套夏天衣裤。
再者，家属、亲朋寄邮给病患的吃喝物品，朱小莉本该当着病患拆箱、做视频发给寄邮方，但她从来都先私自拆开。朱小莉因我接收的一切吃喝物品都是街道出钱买的，因此竟胆大妄为贪渎腐败，接收寄给我的吃喝一切物品，从不留医院地址、她自己姓名及手机，并且大胆擅自拆开（或由她家人拆开），她相中的或她家人相中的，毫不客气的昧下，把几件零碎转给病患，（她巴不得全部贪味不给病人留一件，只是怕露馅）。我的澡巾、搓背巾与圣经是一个纸盒箱寄来的，还是我冲窗外臭绝臭骂她，她才给我拿出来的。因这次点名道姓冲窗外对她臭绝臭骂，她把已经拆过箱敞开盒的圣经及教会其它四本书和七个澡巾与一个搓背巾交给我，并怒冲冲向我发威说：“朱桂芹，你再敢骂，我就给你绑床上至少半个月，你信不信?!”我因看到盒子里的圣经与其它日夜想看的四本书，我用眼翻愣她一眼，暂没作声。没隔几天，有上天的灵启发我，她必把我让街道把我家里的冰江茶、梁茶，杏仁露、核桃露、带吸管的奶与袋奶等等街道寄来的吃喝食品都贪墨了。于是我再次在她开车（她是院里专职接送工作人员上下班的司机兼副院长，及给医院食堂和男女病患购买食品货物的）接工作人员上班的一个早晨，车一开进康宁医院大院停在住院部楼下，车门一开工作人员一开始下车，我立刻推开窗户，从三楼敞开嗓门儿，点名道姓把朱小莉臭绝臭骂诅咒一顿，并大声揭露她贪渎腐败事实。她装模作样下车要接招，袁力科长立即给她下台阶，把她推回车上（我近视眼没看到这一幕，是董桂双告诉我的）。
再有，董桂双的姐2023年探视董桂双时，给董桂双向医院存了二百元。因朱小莉是给男女病人订货的，钱自然交到了朱小莉手里。因她在采购食品货物上，已贪吃贪喝富得舌头流油了，为了永久保住这职务，她竟把这二百元交给院长张希纯了，给院长吞吃病患腐败流油提供了机会。直到我去年11月12日离开康宁医院，张希纯手揣董桂双的二百元一年多，只给董桂双买过两双廉价军板（其中一双只穿一星期就坏了），买过三块方便面、三根香蕉：去年10月1日，在一切病患的低保卡都存放张希纯"三老婆"手中把控的情况下，张希纯只给屈指可数的几个病人各买了一个鸡腿，董桂双却眼巴巴瞅着别人吃鸡腿，自己只能咽口水。
有一位又聋又哑七十多数的老盲人李素芹，入院五年多，一直由董桂双白晚照顾吃喝拉撒，并时常照顾其她岁数大的。从三楼搬到一楼时，我、于彬慧和董玉英三人同时被约束捆绑于床，再加盲聋哑李素芹与另一岁数大的，董桂双白晚照顾五个人拉撒，又需照顾盲人与我的三餐吃喝，我一宿至少起夜五六次，董从来照顾任何人都不厌其烦，就这样一个老好人，伺候盲人至今该有六年了，王影说怼一拳就怼一拳，说踹一脚就踹一脚。从三楼搬至一楼时，我一宿起五六次夜，都由董桂双给我解绑，被安排必须陪我上厕所，每回上厕所需走大七十步来回，回到寝室再给我绑床上，然后自己才能重新躺床休息。这样的医院，养肥了护工，坑毁了董桂双这样的"劳工"。
从10月1日至11月6、7日，一直由董桂双白晚侍候我的拉撒和一日吃喝洗碗，张希纯因我当面当众绝骂他，火无处发泄，却以董桂双为发泄筒。11月7日，院长才想起了一招，以董桂双私自给我解绑为名，把董她单手铐在了床上（用需解锁的带子铐的），直到11月12日我离开了这个阴曹地府人间炼狱的康宁所谓精神康复医院，董桂双依然被铐在床上。
三、康宁医院违规收治病人的情况。
我来康宁医院在没有家属签字没经体检的情况下，整整被非法关押并欲强行用药整五个月。
我在康宁医院住院期间，大概8月份，有一名重复入院的于彬慧再次入院，这次入院一个月余出了院，没过三四天在家犯病，再次重复入院，又住了两个来月。这两次入院都没病案记录，是她母亲向张希纯甩钱行贿办入院的，院长为其母设了一个舒适的单间房，其母名义是在食堂帮厨，实际是给自己与女儿做特殊灶。医院有外来施工人员需给施工人员做特殊灶时，其母就随施工人员吃特殊灶，而所有病患只能吃猪食般的滥炖菜。10月中旬以内的一个日子，应该是卫健局部门来康宁一楼核实病人入院名额实情，所有病人都被点名、对照身份证作了核对核实（除了八十多岁卧床病人，与聋哑盲人李素芹除外），但于彬慧的名字没被点到，她一直躺在床上纹丝不动，她母亲就坐床头侧边与女儿脸对脸，双肘挂在女儿面前的床边，床头直对着门。当点名核实完毕，核实人员装模做样挨屋走动一圈所进的第一间屋，第一眼所见的就是于彬慧的母亲。核实人员问了一句："你是病患吗?“母亲回答：“不是，我是陪护”，于是核实人员瞎眼又瞎心，踩着地面、摸着空气在屋里转了一圈就出去了。
张凤明低保有四百元是最初低保线（后来低保线上没上升，本人一概不知。并且所有病人低保卡都攥在张希纯的三老婆手里）。我2024年入康宁医院时，张凤明已入院四年，不知哪一年张凤明需要镶门牙，张希纯开车带她去他姑爷子开的牙院给镶了一颗门牙，告诉张凤明1200元，这里是否有腐败情节？因为院里病人每人每年600元交费，一月50元，一切生活用品免费发，看病免费。
以上情况均是我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请贵单位核实查处。
控告人：朱桂芹
2024年11月
信息来源：朱桂芹因维权再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关押至今
https://msguancha.com/plus/view.php?aid=24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