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后被第一时间精准定位

近期多个案例显示，公众通过政务平台投诉后遭遇个人信息泄露，被投诉方迅速“精准定位”并施压的现象引发广泛关注，矛头直指政务服务的隐私保护漏洞。网友担忧维权导致“失业”“报复”，“敢怒不敢言”的沉默螺旋。网友质疑：泄露事件削弱公众对政务平台的信任，政务泄密比商业泄密更恶劣，直接打击政府公信力。这种“解决投诉人而非问题”的思维，违背公共服务初衷，政务投诉中的“精准定位”实为信息保护机制失效的缩影，需从权限管控、问责力度和意识培训多维度修补漏洞。当投诉不再等于“自曝家门”，公共服务才能真正成为民意的安全通道。

典型案例

1. 刘先生举报企业养殖污染后，环保部门要求其“好评”，随后隔壁乡镇工作人员通过其朋友施压，甚至泄露其亲属信息协助二次施压。
2. 上海邱先生投诉小区违建，物业经理将含其手机号的12345工单截图转发被投诉人，对方10分钟内即掌握其住址及家人行踪。
3. 杨女士举报化工厂污染后，乡镇干部精准定位并胁迫其父放弃村干部竞选，以工厂岗位作为“封口费”。
4. 深圳李先生明确要求12345勿联系本人，但投诉信息仍被转交物业，遭物业电话质问。

网友评论

@八爪鱼气死了：处罚措施基本没有，当然尽情违法了。

海报新闻：4月27日（报道），人民日报重磅发文，直指政务投诉信息泄露的乱象，看完让人无比气愤！刘先生通过政务平台举报企业养殖尾水污染问题，环保部门和他沟通后，仅仅几小时，隔壁乡镇工作人员就联系他朋友施压，甚至还把他的亲属信息泄露给环保部门，通过亲属继续对他施压。杨女士也遭遇同款问题，她在网上举报当地化工厂污染环境，刚举报完就被乡镇干部精准找到，不仅被施压逼迫，还导致身为村干部的父亲换届落选，对方甚至想用工厂工作当封口费，让她不再举报。还有市民投诉违建、污染问题，个人信息立马被转给被投诉方，遭到威胁、封口，苦不堪言。本该严格保密的投诉信息，却被随意泄露，专家表示：政务投诉泄密比普通信息泄露更恶劣，建议加强惩处力度，建立投诉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制度。

@wonderful拉拉拉：人民日报天天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措施屁都没有一个。

@诗意浩然：我实名反映情况，就是镇政府纪委的人泄露的，他把我的信息一点开，就身份信息全部出来了，被我反映的人拿着回执单就来打击报复我。实名反映情况，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律保护了谁？

@诗意浩然：本人2011年实名反映情况，就遭到打击报复，当时报警，被帽子辱骂恐吓，要我赔钱给被我反映的人。

@kanichi_lu：所以轻易不要打投诉电话。我有一次打12345投诉环保污染问题，我们这儿环保中队直接打我手机，问我想怎么办。我打12345的时候也说了不需要给我回电话，我只是反应问题，不需要知道结果。

@琉璃瓶里的樱花瓣：现在的政府公信力是怎么丢失的呢。因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汪喵喵吖：呵，亲身经历。第一天匿名举报，反身信息就被泄露。第二天被举报者电话就打来了，接着就是各种威胁，还找到家里，威胁说把举报电话停用，就这样真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茶水思考：泄露投诉人信息虽然很多但从没听说过被追究责任的，有制度不执行=没制度。

@奔跑D蜗牛丫：最神秘的部门，有关部门。

@陆压司天：实名制的好处就是让多管闲事的老百姓闭嘴。

人民日报：人们通过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反映问题时常需要留下姓名、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这些信息有时却被泄露给第三方甚至被投诉人。有读者、网友反映，投诉了一个问题，被投诉对象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这是怎么回事？

@大爷大小八卦：网络实名制后，个人信息就像摆在了货架上。

@段云织梦藏星宝：谁来保证大家的信息安全啊。

@稚嫩芋泥寄信：我们没有个人隐私哈。

@如果是演的我真的不欣赏_：关注投诉人信息是怎样被泄露的。

@天上掉金子-：泄露给第三人到底是谁泄露的，是否有黑色产业，需要特别关注。

@小丑王黄土豆：没有惩罚，所以无所忌惮。

@storesun：官方将会依法保护当事人信息，结果总是出现当事人信息泄露的严重恶果，所以，不可信，让人窒息。

@维扬书生微博：这种现象很常见，现在一般人都不敢举报，不敢投诉。

@芒着摸娱：匿名本是给举报者的保护罩，却被学校撕得粉碎。查人的功夫用在整改上多好，非要逼着学生沉默，这样的校园何来公平可言？

@jhengxuhe：泄露人的惩罚呢？

新京报：刚在政务服务平台投诉了一个问题，就被投诉对象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4月27日，《人民日报》刊文披露此类现象，并追问投诉人信息是怎样被泄露的。投诉人被“精准定位”，不仅生活受到严重困扰，更因此背负巨大心理压力。

投诉人个人信息被泄露，追根溯源并不困难。现在大多数政务服务平台都鼓励或者原则上要求实名投诉，直接征集投诉人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实名投诉意味着真实可信，便于核查，相关部门接到投诉后一般会优先处理、重点督办。政务服务平台也可以根据相关部门的处理进度，及时向投诉人反馈信息或者征求意见。

遗憾的是，一些政务服务平台依然对投诉人个人信息处理存在过度征集、随意泄露等问题，甚至不能排除个别工作人员为了工作便利、转嫁责任，可能故意将投诉人个人信息传输给被投诉人，成为泄露个人信息的“内鬼”。

政务服务平台保护投诉人个人信息，必须在技术层面加密“电子围栏”。政务服务平台转交投诉事项，应该做到“对事不对人”，主动对投诉人个人信息加密或者脱敏，严禁随意共享。所有查阅或者访问投诉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都应该全程留痕。如此，即便有“内鬼”隐在幕后做手脚，也经不住倒查，随时会暴露真面目。

芒着摸娱：上午匿名投诉，下午精准被揪，这哪是处理问题，分明是杀鸡儆猴！学生揣着一腔勇气举报，赌的是匿名机制能护他周全，结果却被学校用“精准定位”的骚操作，狠狠摁在了地上摩擦。匿名投诉的意义，本就是给那些怕被穿小鞋的人留一道遮羞布，现在倒好，遮羞布被一把扯烂，连带着最后一点敢说真话的底气都给碾碎了。到底是技术手段成了权力的帮凶，还是有人拿着师生信息当私产？今天能凭着投诉内容顺藤摸瓜找学生，明天就能拿着花名册给异见者穿小鞋。学校本该是讲理的地方，却玩起了“谁举报整谁”的阴招，这波操作不仅寒了一个学生的心，更是断了所有想提意见的人的路。以后谁还敢张嘴？谁还敢说真话？当沉默成了唯一的自保方式，这样的校园，还有半点教育者该有的样子吗？

躺平风波是人心变化的信号

4月28日中共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文《煽动“躺平”的他们，正忙得脚不沾地》，将中国互联网上的“躺平”情绪，归因为境外势力渗透，称有境外组织系统性地开展“躺平洗脑”，侵蚀中国青年的思想。

国安部列举种种“危害”，却始终没有指明所谓“某境外组织“究竟是谁，也未说明哪些网红接受资助、资助路径与具体影响何在。在中国网络平台上，对国安部指责青年人被”躺平洗脑“反弹强烈，网民普遍觉得侮辱了他们的智商，骂声一片。

从网民的反应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之所以引发“翻车”，并不只是因为措辞失当，而是因为其叙事结构本身与现实发生了冲突。国安部的叙事结构是典型的极权政治面对现实困境时的条件反射，把一切极权体制无法解决也不愿解决的问题，指鹿为马变成“敌我矛盾”，然后归因于一个模糊而万能的对象——“境外势力”。

“躺平”是什么？如果从官方叙事看，它是一种“消极避世、拒绝奋斗”的危险思潮，是需要被打击、整治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事实上“躺平”的出现是经济结构、社会压力与政治压抑共同作用的结果，房价与物价长期高企，职场中的压榨，阶层流动通道的收窄，高强度却低回报的无效内卷，以及养老与育儿的双重负担，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等等。

在这样的因素下，“躺平”并不是拒绝奋斗，而是对社会失衡的被动回应，是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而非积极的政治抗争。它只不过是普通人在现实困境下相当克制的尽量在有限条件下维持基本的生活尊严的选择。对中共来说，“躺平”之所以被视为威胁，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多大的破坏力，而是因为它暴露了党国体制现有的发展模式，正在失去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与说服力。

这种现实，如果被正面承认，就意味着社会政治、经济皆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而根本性的调整，往往会触及既有的权力与利益分配。这对以一家一姓一党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头上的中共极权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于是把内部矛盾外部化就成为必然选择。把“躺平”解释为境外势力的结果，不仅可以避免对内部体制的反思，还可以通过制造外部威胁，来强化内部凝聚。

将“躺平”归因为“境外势力”的影响，这种手法的极权主义经典的惯用手段。在极权主义体制下，当社会出现危及政权统治的情绪或行为时，政权往往将其指控为“外部渗透”或“敌对势力”的结果。这种逻辑使政权可以迅速把复杂问题转化为简单的敌我关系，从而为继续加强控制社会提供正当性。

而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随着把政权安全视为中共统治的首选项，国安治国愈来愈成为显著的现象。近年来，“国安”语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经济、就业、舆论、甚至生活方式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这种扩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共对社会治理逻辑变化的外在表现。

现在将“躺平”纳入安全话语体系，其实反映的就是中共认为社会情绪本身，已经被视为可能影响整体稳定与发展能力的变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相关议题不再仅仅由宣传系统回应，而是由更高等级的安全机构发声。因为在这种逻辑中，问题不再是如何评估社会情绪，而是“如何评估社会动员能力的变化对中共统治的冲击”。

但问题在于，中共的统治逻辑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因为年轻一代的经验世界，已经与这种叙事脱节。他们面对的，不是抽象的“敌对势力”，而是具体的房租、工资、裁员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当政治叙事无法覆盖这些经验时，它就会显得空洞，甚至滑稽。这次舆论的“炸锅”某种程度上是被压抑情绪的集中释放。

人们用段子、梗、反讽来表达不满，而不是直接的对抗，这并不是因为问题不严重，而是因为表达空间有限。在这样的语境中，幽默、反讽既可以规避风险，又可以形成共识，当大量共同情绪同时出现时，它实际上就成为“低强度的集体表达”。

真正值得注意的，或许并不在这些表达本身，而在表达背后那种更深层的变化，民众不再相信中共的话语逻辑，而是回到自身经验，去重新理解受控的社会现实。这种变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任何一种统治，最终都建立在某种程度的信念与认同之上；而当这种认同悄然松动时，表面的稳定往往已经开始出现裂纹。

“躺平”本身不会带来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冲突，但这种情绪所代表的，是中国民众广泛的心理退场。历史反复证明，真正改变政权的，往往不是一时的激烈对抗，而是人心的长期转向。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对既有政权抱有期待时，表面的秩序仍然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支撑这种秩序的内在力量，已经开始悄然流失。

当一个社会进入这种状态时，最先发生变化的，往往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人们对制度的心理距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场围绕“躺平”的风波，不仅仅是一次舆论事件，而是关于人心变化的信号。

王海琴作品屡获奖却遭公职人员要求下架

【民生观察2026年5月2日消息】河南焦作公民王海琴多次荣获国内权威艺术大奖，近期却有人冒充“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的人员要求下架其作品；更有大量公职人员散布谣言，导致众多微信好友将王海琴拉黑。只因王海琴的儿子牛腾宇遭受构陷入狱，王海琴为儿伸冤，便遭到冤案炮制者的残酷迫害。

近日，王海琴接连斩获四项重要奖项：扶摇阁全国艺术大赛特等奖、浅艺全国艺术大赛冠军、国粹传承金奖、华夏诗词金奖及神韵诗词金奖。同时，王海琴受邀参加由浅意艺术与中国美术学院、上海牡丹画院、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等权威机构联合主办的线下艺术展览。

然而，就在获奖名单公示后，约50位粉丝、画友和诗友突然将王海琴拉黑。其中一位理性细心的诗友透露，有人私信她，称王海琴是“汉奸”“卖国贼”，还指控王海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要求她远离王海琴。该诗友心生怀疑，要求对方表明身份，对方随即惊慌挂断电话。这一系列针对王海琴的诋毁，显然是有人在幕后蓄意操作。

不仅如此，负责收录王海琴诗词作品的一位编辑，也接到自称“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工作人员的电话，要求立即下架王海琴的全部作品。编辑当即判断此电话不合常理——国家层面的出版管理部门绝不会直接联系基层编辑，因此认定是有人恶意冒充。

这一切的根源，源于六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冤案。2019年，广东省政法委与时任公安厅厅长李春生为邀功请赏，炮制了“部督1902136专案”。

广东当局非法抓捕近30名无辜青少年，并对其施以残酷刑讯逼供。中国某高级权贵的仆从杨晔（上海）为让其子逃脱罪责，指使广东省政法委必须重判这些青少年。

茂名市公检法随后按照指示，采用诱供、诈供、篡改供词、伪造证据等手段，将其中24人枉法重判，多名未成年人亦未能幸免。王海琴的儿子牛腾宇便是受害者之一。

牛腾宇在遭受坐老虎凳、坐电椅、鞭打、双手反吊殴打、注射生理盐水致皮肤溃烂、性侮辱等酷刑后，杨晔又指使广东当局试图对牛腾宇杀人灭口。

随着王海琴将此冤案公之于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并予以谴责，广东当局与杨晔难以下手，便将迫害矛头转向王海琴。

他们认为，只要把王海琴迫害致死，便无人再为其儿子牛腾宇鸣冤，国际关注也会随之消散，届时便可对牛腾宇痛下杀手。

于是，他们勾结全国各地部分公安、国保、国安等公职人员，对王海琴实施包括投毒、绑架、罗织罪名抓捕、制造噪音骚扰、恐吓亲友、威胁商业伙伴、断水断电断网、冻结银行卡和手机号等一系列迫害。

近期，因王海琴的诗词和艺术作品频频获奖，他们再次加大迫害力度。通过内部系统调取王海琴的微信好友列表和聊天记录后，逐一散布谣言，称王海琴是“汉奸”“卖国贼”；在诗友、画友群中诋毁王海琴的画作是印制品而非原创，诗词是抄袭而非自创。其手段之卑劣、用心之歹毒、动员公职人员数量之多，实属罕见。

在儿子牛腾宇遭遇冤案、全家遭受迫害之前，王海琴是一名深受当地喜爱的艺术家。

王海琴出生于书香门第，奶奶是苏州知名才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父亲曾担任高校领导，中西乐器无不通晓。在这样的熏陶下，王海琴自幼习艺，擅长国画、古典舞、木雕创作，以及小说、格律诗、宋词、回文诗、现代诗等多种体裁。在山西晋城和河南焦作，王海琴曾颇具知名度，年轻时以“鼓上舞”成名，艺名“飞燕”，被当地人称为“赵飞燕”；又因常创作小说与诗词，被誉为“大陆琼瑶”。

那时的王海琴，靠舞蹈表演和艺术品销售，在河南焦作过着相对优渥的生活。

2019年的冤案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得知儿子牛腾宇在广东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王海琴悲痛过度，哭坏了眼睛。后来又遭暗算导致膝盖半月板严重损伤，从此再也不能起舞。视力稍有恢复后，持续不断的迫害又让王海琴的合作伙伴和客户纷纷离去，画作无法售出，收入完全断绝。

如今，王海琴的生活全靠亲友资助，艰难维持。而支持王海琴的亲友，也不断遭受晋城市个别领导和反诈中心的威胁。他们多次冻结亲友为王海琴准备的生活费银行卡，在王海琴准备前往晋城讨要说法时，又迅速解封并矢口否认冻结过。这种“麻雀战”式的骚扰，正是他们惯用的疲敌扰敌之策。

王海琴表示，“无论那些手握公权者如何阴险狡诈，无论我将面临怎样的虐待与迫害，我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儿子牛腾宇维权，直到他重获自由。”

锡安教案庭审延期羁押人员健康面临恶化

【民生观察2026年5月2日消息】锡安教会案，18位牧者同工被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关押于广西北海市第一、第二看守所，至今已进入第205天。被羁押人员近期收到延期通知（至2026年6月18日），并面临健康恶化、医疗缺失、营养不良及羁押条件恶劣等问题。同时，通信权利受限。呼吁当局依法保障被羁押人员的基本权利！

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中18位仍被羁押的牧者及同工，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关押于广西北海市第一、第二看守所，至2026年5月1日已进入第205天。

1. 截至2026年4月21日被羁押的牧者同工收到书面延期通知，期限是4月19日至6月18日。理由是：因有可能判10年有期徒刑以上。办案单位北海市公安局银海分局。
2. 被羁押人员出现严重健康状况，甚至生命威胁，仍未得到有效医疗保障；天气炎热，严重营养不良，住宿环境恶劣。
3. 三月下旬被关押在第一看守所的姊妹们有个别收到圣经，由于律师团队陆续遭受到恶劣打压，家人无法得到全面及时的信息反馈。呼吁所有的姊妹们都能拿到圣经。
4. 被羁押牧者同工通信权利受到严重践踏：他们寄出的信件，无法被家人接收。家人寄去的信件书籍也无法被接收。

2026年5月1日，锡安教案18位羁押牧者同工家属团强烈谴责一切在黑暗中的卑劣行为，呼吁办案单位按照国家的宪法及法律，尊重被羁押人员被赋予应有的权利。

求神继续用他大能膀臂坚固所有被羁押牧者同工们，赐下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也继续迫切祷告惟愿公平如大水滔滔，公义如江河滚滚。尽快看到光明和良善在这地上彰显。

据悉，2025年10月9日至11日，北京锡安教会共计有27位牧者同工被广西北海警方从多地押解回北海拘留。之后有9位先后被释放或取保候审，18位牧者同工仍遭羁押。

2025年11月18日，经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北海公安局银海分局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为名，向18位锡安教会的牧者同工家属发出了逮捕通知书。

目前18位牧者同工分别被羁押于北海一看和二看至今。2026年3月23日，18位羁押牧者同工家属，刘春丽、苏子明等11人网上发布了联合声明。

家属称，他们强烈抗议当局打压为他们亲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团队，要求立即停止对律师团队的一切威胁、约谈、警告和打压；

恢复所有被停业、吊销执照律师的执业资格；保障律师能够正常履行职责，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地为他们的亲人提供法律援助。

陈树庆养老金维权行政复议受挫

【民生观察2026年5月1日消息】陈树庆于2025年12月25日已满60周岁3个月，实际已缴社会保险统筹24年4个月，超过了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在2025年12月办理退休手续时，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事人员以陈树庆于2007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和2016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6个月为由，将社保缴费年限扣除两项刑期累加年限剩余缴费仅9年多，已不足最低缴费年限，拒不办理陈树庆的退休手续。

交涉中陈树庆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25年12月25日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陈祖朋在其办公室出具《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办理事项告知单》、《告知书》及《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此件依申请公开）》（浙人社函[2010]358号）。

陈树庆认为前述文件所依据的法律及政策明显适用不当或效力不足，于2026年1月27日就此事申请行政复议，拱墅区人民政府于2026年2月3日予以受理。复议期间因陈树庆提出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审理期限依法中止及恢复导致延长。2026年5月1日，陈树庆收到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于2026年4月30日做出的《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2026]67号。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申请人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5年12月25日做出的拒不办理陈树庆退休手续的《告知单》，表明陈树庆养老金维权在行政复议阶段受挫。

鉴于陈树庆本人及打工企业、家属等在过去缴纳或补交社保费用时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告知；鉴于杭州市拱墅区政府在最终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中，一如被申请人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案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无视人社机关在办理陈树庆退休事项中的行政失信责任（政府行为的信赖利益保障原则），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其他任何一个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包含的具有法律地位与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于服刑期间的社保参与人并没有强制性条款明确排除，无视法院对于本案申请人已生效判决只明确剥夺人身及政治权利并没有剥夺社会经济权利（包括社会保险的权利），无视申请人服刑期间参加劳动及我国政府已经加入或批准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对于公民同工同酬及普遍无例外的社会保障要求；鉴于人社机关对于法律解释与适用时对己对人双重标准(同样是“范围”，自己超越法律明确规定的限制范围并严重违反同工同酬的法律要求大量使用劳务派遣，执法犯法；但以“服刑在教人员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的参保对象范围”，抵赖对陈树庆已经缴纳的社会保险责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陈树庆不服，准备尽快提出行政诉讼，希望司法监督和权力制衡，在本案中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安徽阜阳麦种教案将召开庭前会议

【民生观察2026年5月1日消息】2025年6月29日，安徽阜阳麦种教案爆发，先后约有20人被当局带走，其中包括几名儿童，后十几人相续获释，张森牧师､ 常顺牧师及马涛长老被以涉嫌“组织非法聚集罪”刑拘羁押在看守所至今。近日获悉案件将召开庭前会议。

安徽阜阳麦种教会教案发生于2025年6⽉29日。张森牧师、常顺牧师和马涛长老以涉嫌“组织非法聚集罪”被关押在阜阳看守所，至今已经十月有余｡ 该案件将于2026年5月7号召开庭前会议｡

2026年4月30日，张森牧师之妻徐超、常顺牧师之妻李云艳、马涛长老之妻李梅发布代祷信息，恳请弟兄姊妹：

1. 为法官及相关办案⼈员代祷，求主赐他们公义的⼼使⽤所拥有的权力，还我们丈夫清白与自由；
2. 求主赐给律师勇⽓与智慧，靠着主的恩典有⼒辩护；
3. 为被羁押的三位牧者代祷，求主赐给他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在看守所荣耀神的名，求主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

主耶稣亲自纪念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代祷，以马内利！

据悉，阜阳麦种归正教会是位于中国安徽省阜阳市的一间家庭教会，建立于2014年7月，教会牧者同工有张森牧师，常顺牧师和马涛长老。

麦种教会坚持正统归正神学，拒绝加入官方“三自”教会体系。该教会带领人曾参与2018年王怡牧师发起的《为基督信仰的声明》牧者联署，公开表明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立场。自2018年《宗教事务条例》修订实施以来，麦种教会的牧者和会众面临持续监控、骚扰、拘留。

2018年，教会带领人签署了由王怡牧师发起的《牧者联署：为基督信仰的声明》，公开表达不加入“三自”教会的立场。此后，教会进入当局的维稳视野，遭到持续的监控、骚扰和恐吓。

2021年8月，麦种教会小组聚会时遭遇第一次冲击，执法过程暴力，不许弟兄姐妹用手机拍摄，殴打张森牧师，强制取缔教会。后社区人员没有告知的情况下，拉走教产，没有给出物品扣押清单，公然放在社区使用。

2021年8月31日，颖州区民政局向张森牧师送达了取缔、没收财物、罚款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2021年9月2日，张森牧师提起了行政听证申请，后民政局得知教会配聘请了律师，取消了该次听证会。

麦种教会第一时间聘请律师维权，向各部门进行行政复议、投诉控告。但是各部门均不予理会，拒收材料。

民政局的取缔公告发在政府网站，没有向被指控的三位牧者中任何一人送达。

此后麦种教会便频遭打压，张森牧师成为重点维稳对象，经常被警方找去“喝茶”和被长期跟踪。

10月9日，传道人常顺在信徒家中带领祷告聚会时被警方带走。他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当时因疫情原因暂缓执行）。

2023年是逼迫显著升级的一年，当局从骚扰转为针对教会领袖的频繁的行政处罚。

2024年，当局扩大了打击范围，不仅针对主日聚会，还针对在家联合教育。

进入2025年，当局不再满足于行政拘留，而是对核心同工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意图彻底瓦解教会的组织结构。

2025年“6•29麦种教案”：主日敬拜期间，麦种归正教会的一个小组遭警方暴力突击。19人（包括4名儿童）被带走。与此同时，张森牧师的家被警方破门而入，切断电源，删除监控录像，张森牧师当时不在家，他的妻子也被带离住所（后被释放）。常顺牧师家也被破门，常顺牧师在家中被带走。

此后，常顺牧师和马涛长老被警方刑事拘留，关押于阜阳市看守所。他们被指控“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

2025年7月9日，张森牧师被捕。张森牧师当时在外省（江苏省徐州）一位朋友家中住宿。当日下午约17:30，阜阳市警方跨省赶至该地，撬门进入后将其带走，反手戴上手铐，并押上一辆阜阳牌照的商务车。随后，他被带回安徽省阜阳市，以“组织非法聚集罪”刑事拘留。

张森、马涛和常顺目前依然处于被羁押状态，面临起诉和判刑的风险。其他信徒仍面临严密的监控，部分信徒被强迫搬家，教会活动空间被极度压缩。

至2025年11月，案件仍在公安阶段补充侦查，家属争取通信权等基本法定权利，但当局仍然剥夺通信权利，也拒绝向被羁押的基督徒提供圣经。

阜阳麦种归正教会的遭遇是中国家庭教会近年来处境恶化的缩影。其受逼迫路径清晰地呈现了“监控骚扰->取缔->行政处罚->刑事化定罪”的模式。

当局的目的在于通过抓捕领袖和切断聚会（包括在家教育），彻底驱散非官方控制的家庭教会。

尽管如此，该教会依然通过法律手段（行政复议、诉讼）进行维权，并坚持信仰立场。

赵金海因目睹互殴事件遭办案人员刑讯逼供

【民生观察2026年5月1日消息】2026年4月28日，辽宁沈阳。赵先生通过视频反映，他07年在当地一家饭店打工，有天店里有两名乘客发生争执随后发展为互殴，他看到后报警。09年，一伙自称是沈阳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找到他，让他再叙述一下当年的情况。赵先生如实说完后，办案人员说“你这么说不行，你再好好想想”对方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后，便殴打赵先生，逼着他做了一份笔录，口供里称赵先生收了5000元。几个月后，办案人员再次找到赵先生，又用同样的方式逼着他做了一份口供。赵先生说，沈阳的办案人员找我做了两份口供，都不是我想说想写的，我被他们刑讯逼供，不得已写下了这两份口供。我怎么也没想到只因目睹一个打架斗殴事件居然会遭遇这些事。我希望有关部门能还我一个公道。目前该条视频已被删除。

2007年，赵金海在沈阳金花园饭店打工。

2007年的一个晚上，有一桌客人发生了冲突，吵了起来。然后，其中的一个挺高挺胖的一个男人，被一个老大爷劝到了那个饭店的外边，然后那个和他吵架的那个人了，在那个饭店那屋里边坐着。

赵金海见也没什么大事了，且当时正是那个吃饭的时候，吃饭的人挺多，然后了赵金海就到后厨去催菜了。大概几分钟之后，具体多长时间赵金海也记不太清楚了，等赵金海再出来的时候，就发现饭店的外面站了很多人。

赵金海就出去看了一眼，结果那个挺高挺胖的那个男人，就被打伤了趴在地上，然后流了一地的血，看着挺严重也没人管。

赵金海就打电话报了警，没过一会儿，那个120和110都来了，120把这个伤者拉走了。然后，110把赵金海拉到这个当地派出所，做了一份这个笔录。

因为赵金海是报案人，然后赵金海就把事情的经过，都跟警察说了一遍，那事情的经过就是：两个人吃饭在吵架，然后其中一个被劝到了外边，然后了另一个在屋里坐着，赵金海见没什么事，就上后厨了。等赵金海再出来的时候，那个外边的人就被打伤了。这就是事情的整个经过，是赵金海知道的和他看到的。

这个事大概过了一年多，2009年具体几月份赵金海记不太清楚了。沈阳来了一伙这个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到这个黑龙江的老家找到了赵金海。

让赵金海把当时打架这个经过再说一遍。赵金海还是按照那个当年做笔录的时候，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因为这个是赵金海知道的和他看到的，他就知道这些，这就是整个事实的经过。

结果办案人员说赵金海这么说不行，让他再好好想想。但赵金海也不知道怎么想，他再想也是这么回事啊。

那些办案人员因为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就殴打赵金海，然后在他们的迫使之下，逼着赵金海做了一份口供。

这份口供是办案人员说，赵金海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如果赵金海不按照他们的意愿去说，就要遭到殴打，然后还逼着赵金海说自己收了5000块钱。因为赵金海没收这个钱，没法承认。办案人员问了赵金海好几遍，赵金海都没承认。于是赵又遭殴打，没办法赵只能承认。

因为赵金海当时太小，才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受不了办案人员这个殴打。没办法赵金海就承认了自己收了5000块钱，然后那个做完了笔录之后，办案人员让赵签了字，摁了手印。

结果过了几个月之后，这几个办案人员又来了，还是用同样的手段和方式，又逼着赵金海做了一份口供，也是殴打他。

赵如果不按照办案人员的想法去说，不按照办案人员想的去做，赵就要挨打，赵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又按照办案人员的这个意愿做了一份口供，然后同时办案人员还让赵写了一份自述材料。

赵金海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自述材料怎么写，然后办案人员就说赵就写，当这个第二份笔录和这个自述材料写完了之后，办案人员又让赵签了字，摁了手印。

现如今赵金海想声明的是：沈阳检察院部门的这些办案人员来找到我，做了两份口供和这个一份自述材料，都不是我想说的，都不是我想写的。

我都是在他们的逼迫和这个殴打之下，做了这两份口供和这一个自述材料，都是假的。

赵金海在视频中称，“现在提起这个事，我这心里面一直就有点阴影，挺闹心的。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打架斗殴的事件，没想到结果会发展到这样。

我希望如果有关部门能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希望还我一个公道。”

最后，赵金海在视频中表示，“因为我们也属于受害者，毕竟是在他们的迫使和殴打之下，做了这么两份笔录。这两份笔录也都不是我想说的，也不是我想写的。

至于到现在这两份笔录和这一份这个自述材料里面写的什么内容，我都不知道，因为都是他们在说，我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行了。

因为当时我太年轻太小，又紧张又害怕，说的所有的东西我也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希望有关部门能给受害者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