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

中共无锡对沈爱斌的义行枉法裁判

2014年11月27日,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锡滨刑二初字第0118号刑事判决书(见附件1),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将沈爱斌判刑一年六个月。沈爱斌上诉,2015年2月5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锡刑二终字第0014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是时任中共无锡市委政法委书记蒋洪亮(已跳楼死亡)指令市公、检、法精心蓄谋策划制造的枉法裁判,是典型的司法腐败案、滥权迫害案,沈爱斌在该案中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和见义勇为。

一、案发经过:

2013年6月18日,无锡市滨湖区太湖街道五位访民丁永金、丁国英(女)、丁鸿祥、杨剑艳(女)和周静娟(女,已故)在北京上访,被中共无锡驻京办雇佣社会闲杂人员拦截后绑架回无锡,途中被抢走所有随身物品,6月19日到达无锡,从梅村服务区下高速,又在原地绕了近4小时,再将五人套上黑头套关押到位于安镇的东郊商务宾馆,每人一个房间,每个房间安排有3名社会闲杂人员负责看守,不让他们离开房间,不准与外界联系,后通过案卷资料才发现,五人是被中共无锡市委联席办、滨湖区委联席办和太湖街道联席办(简称“三级联席办”,均为同级党组织下私临时机构,不属于行政序列)强制秘密举办“信访群众法制教育学习班”(俗称“黑监狱”)。

2013年6月22日22时许,无锡沈爱斌和丁红芬等人找到关押地东郊商务宾馆后,立即召集20余人,将被“三级联席办”以举办“信访群众法制教育学习班”名义非法拘禁在东郊商务宾馆内的五人营救出来。

这是沈爱斌第五次参与营救,第一次是到“新利新宾馆”营救吴国新,第二次是到“姚湾一号营救丁红芬和沈果冬夫妇”,第三次是到“锡山党校”营救李梅芳,第四次是到“新芳园宾馆”营救丁红芬父亲丁永金。

与以往几次不同的是,以往几次当营救人员到达宾馆呼喊,房间内的“学员”听到外面声音,立即大声呼喊“救命、救命”,营救人员寻声赶到敲门,里面的看守人员会立即开门仓惶而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而这次,当营救人员听到房间内的“学员”呼喊“救命、救命”赶到房间门口敲门时,里面的看守人员却堵住门,阻止营救。面对这一突发意外情形,营救人员当机立断,在未经与任何人商量和允许的情况下,立即用脚踢开房门,成功实施营救,因此,东郊商务宾馆有几扇房门和锁被损坏,还有沈果冬在营救时损坏了一个房间的水池和马桶。

这是一起典型的公民运用私力救济权利解救正在被非法拘禁访民的合法正当行为,只因实施非法拘禁者是中共无锡“三级联席办”,因此,沈爱斌等人遭到中共无锡司法败类毫无人性的滥权迫害。

二、办案经过:

时任中共无锡市委政法委书记蒋洪亮成立“6.22”专案,指令市公安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立案。2013年6月26日11时许,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沈爱斌从小区抓捕传唤(见附件2:传唤证),立即对住宅进行搜查,扣押了大量物品,然后将沈爱斌套上黑头套押到滨湖分局东绛派出所,6月27日下午3时许又将沈爱斌转移到派出所对面的兴隆宾馆。

在东绛派出所的27小时里,沈爱斌遭到滨湖分局刑警大队民警朱向东、薛勇、东绛派出所民警吴元超,还有一不知名的民警(案卷中未记载)四人,在派出所的会议室内,对其采用“梯刑”逼供、殴打、体罚、虐待、辱骂、恐吓、威胁,不给吃、不给喝,不让坐、不让睡,让沈痛不欲生,刻骨铭心。

在东绛派出所会议室,民警朱向东一边拍桌子一边对沈吼叫道:“沈爱斌,我就是刑讯逼供的祖师爷,只要政府有决定,我就有信心,这次不仅要搞你,还要搞你家人,没有我做不到的。”

2013年6月28日22时许,又将沈爱斌套上黑头套转移到湖滨商业街上的宝隆宾馆323房间,直到7月3日17时许再将沈传唤押到东绛派出所,刑讯逼供做了6-7份笔录后,于23时许才将沈爱斌押送到无锡市第一看守所。

2013年8月6日,经滨湖区检察院批准,沈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见附件3:逮捕通知书),随后移送审查起诉。

2014年3月18日,在滨湖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历“两退三延”的最长期限最后一天深夜,滨湖区检察院强制对沈爱斌进行取保,从无锡市第一看守所释放(见附件4:释放证明书),而法律规定此时只能作出起诉或者不予起诉决定,没有赋予其作出取保的职权,此时,沈已经被羁押8个多月。

后经了解得知,是时任市委书记黄莉新为把此案办成铁案,邀请江苏省高级法院和省检察院的专家对该案进行把关,结果专家审查案卷后一致得出两点:一是从案卷中太湖街道联席办制作的《信访群众法制教育资料》(民生观察《人权观察》栏于2026年4月21日已报道)中确认该“学习班”剥夺学员人身自由,涉嫌秘密非法拘禁学员,二是联席办属于党委临时机构,对访民举办学习班也无法律依据。于是,滨湖区检察院才在审查起诉的最后一天深夜23时许无奈地将沈爱斌取保。

由于沈爱斌等五人从2014年3月20日(每周四检察院接待日)起,每周四都去滨湖检察院控告侦查机关酷刑等灭绝人性的行为,还有检察院违法取保等问题,激怒了滨湖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赵文清(在职)和公诉科长项勉(已主动离职做律师),2014年5月29日,当沈爱斌等人等11次去滨湖区检察院控告时,遭到抓捕,随即被滨湖区法院逮捕(见附件5:逮捕通知书),被送无锡市第一看守所羁押,5月30日滨湖法院送达检察院的《起诉书》(见附件6:起诉书),指控沈爱斌等五人犯故意毁坏财物罪。

2014年10月25日(周六)和26日(周日)无锡市滨湖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中共无锡市委政法委调集全市公、检、法到滨湖区法院进行防控,法院周围几公里范围内全是公、检、法便衣,全国各地前来旁听人员把法院周围的路都堵了,周围小区都停满车辆。但旁听人员却被事先安排满了。因此,开庭期间法院周边挤满人员,空中还不时有无人机飞过。据事后有消息传出,说在法院四周都安排了枪手。这也是全国首例专门安排在双休日开庭的案件(见附件7:开庭传票)。

最终,滨湖法院还是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沈爱斌一年六个月徒刑,为此,沈爱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15年3月12日沈爱斌从无锡市看守所刑满释放。

三、本案的真相:

本案是无锡司法败类精心蓄谋,人为制造的徇私枉法案、滥权迫害案,沈爱斌的行为依法属于紧急避险和见义勇为。

(一)裁判文书蓄意歪曲事实,断章取义。
  1. 从案卷中太湖街道联席办制作的《信访群众法制教育资料》,即可证实五位“学员”是被秘密非法拘禁。
  2. 从所有参与营救人员的笔录中均可见证,当晚沈爱斌、丁红芬召集20余人到东郊商务宾馆的目的即动机,是为营救被非法拘禁在宾馆的五位访民。
  3. 侦查机关制作的《提请批准逮捕书》和《起诉意见书》均证实当晚沈爱斌和丁红芬召集人员的目的和动机是从“学习班”“抢人”。
  4. 当晚营救前准备铁棍和布条的目的,铁棍是为排除营救障碍,即一楼的铁栅门的妨碍,是用于撬开大门,只有进入该大门,才能进入一二楼,布条是用于捆绑实施非法拘禁人员(在房间里负责看守访民的社会闲杂人员)。
判决书中只讲“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19日,本市滨湖区太湖街道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因居民丁永金、丁国英、丁鸿祥、周静娟、杨剑艳非法上访,在位于本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的东郊商务宾馆内对上述人员进行法制教育。”而对案卷中五位学员的《信访群众法制教育资料》视而不见,对庭审中五被告和辩护人多次提出的非法拘禁学员的事实充耳不闻。其次,蓄意歪曲沈爱斌、丁红芬召集人员去东郊商务宾馆的动机,将救人歪曲为毁物,且这一动机不符合常理和逻辑,这些人与东郊商务宾馆有什么矛盾?为何要在深更半夜去踢坏宾馆的房门?

(二)沈爱斌的行为依法属于紧急避险和见义勇为。

最高法2018年6月20日发布的第十八批指导性案例.指导案例93号.于欢故意伤害案中明确,对正在进行的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的“不法侵害”,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不仅从案卷中太湖街道联席办制作的《信访群众法制教育资料》中能够确认五学员被剥夺人身自由,从实际营救现场也能确认,当营救人员走进宾馆过道时,里面的学员在大声呼喊“救命、救命”,且营救成功之后,家属在现场拨打110报警,学员现场向警察讲述了遭遇非法拘禁的经过,但本案侦查机关却未向五位学员调查并制作笔录,蓄意掩盖学习班非法拘禁学员的事实。但营救全程视频完全能够证实这一事实。
五位学员被非法拘禁在宾馆房间内,人身自由权益正在被不法侵害,也属于“正在发生的危险”,营救人员为保护五位学员的人身自由权(重大法益),在营救遇阻,无法和平进入房间,不得已采取踢门的唯一手段实施营救,造成宾馆几扇房门和锁被损坏,属于紧急避险行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且未超过必要限度,这也是公民的私力救济权利。
宾馆的损失依法应当由实施非法拘禁的人承担。
因被营救的五位学员与沈爱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沈爱斌组织营救的行为又属于见义勇为。

(三)侦查机关通过指使价格评估机构虚抬物价,达到5049元的立案标准。
本案中,所有损坏的物品总价仅在2000多元,但,侦查机关指使滨湖区价格评估机构通过虚抬损坏物品价格的手段,将总价抬高到5049元,以达到5000元的立案追诉标准,其中,还有149元的税费,依法不应当计入总价。

(四)沈爱斌在整个营救过程中没有毁物行为。
沈爱斌召集他人前往东郊商务宾馆的目的,是为营救被非法拘禁的学员,当时仅考虑到一楼有一扇铁栅门要突破,于是,有人带了撬棍。营救过程中的踢门行为,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情形,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营救人员当时的踢门行为也是突发、紧急的自发行为,未经与任何人商量和允许。
当天,沈爱斌进入宾馆就到总台与服务人员理论,直到看见五位学员已经被营救出来走到大堂,沈爱斌才在李苗全程摄像的情况下走进去,看到房门损坏了,沈爱斌还很惊讶地询问情况,方得知其中原由。
沈爱斌在整个营救过程中,自己未有任何毁物行为,也未授意他人毁物,案卷及裁判文书中亦未见证明沈爱斌毁物的证据。

四、江苏省高级法院夏道虎院长充当中共无锡迫害沈爱斌的帮凶,蓄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终结该案,阻止最高法受理此案。

2019年6月9日,沈爱斌向最高法邮寄了《刑事申诉状》,等待2年之久,眼看最高法就要受理立案,2021年9月,江苏省高级法院启动涉诉信访终结审查程序,2021年12月31日作出《涉诉信访终结告知书》(见附件8),枉法将此案终结,但却在2022年3月31日到无锡市看守所骗取沈爱斌签字的《送达回证》,经沈爱斌索要近一年,才于2023年2月16日经由看守所民警顾晓江将《涉诉信访终结告知书》交给了沈爱斌。
因为此案是中共无锡市委政法委指示批办,江苏省高级法院夏道虎想为无锡捂盖子,不想让中共无锡揭丑,帮无锡掩盖徇私枉法案。无锡市中级法院也明确告知沈爱斌称“此案属于内部请示案件!”

目前,沈爱斌正在向最高法和最高检进行控告和申诉,期待最高法和最高检依法纠正中共无锡党政官员插手、干预司法作出的滥权迫害案,向全世界宣告中共依法治国和司法公正的誓言不是谎言和儿戏。

五、本案恶人榜:

(一)蒋洪亮(已跳楼死亡),原中共无锡市委政法委书记;
(二)侦查机关:
赵志新,原无锡市公安局局长;
邵伟民,原无锡市滨湖区公安分局局长;
朱向东、薛勇、吴元超,滨湖公安分局民警;
(三)公诉机关:
赵文清,滨湖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在职)。
丁宏伟(现已升任无锡市新吴区检察院检察长)、项勉(现已主动离职做律师)、张子扬(在职),原滨湖区检察院检察官。
(四)审判机关:
王锐、徐克兵、崔晓平,滨湖区法院一审合议庭成员;
马小卫、张健彤、范凯,无锡市中级法院二审合议庭成员;
(五)夏道虎,原江苏省高级法院院长。

本网将对该案进展持续跟踪报道。

贾学伟被指定监居无通信和律师会见权

【民生观察2026年5月13日消息】秋雨圣约教会副执事贾学伟于2026年1月6日,再次被失踪,后经弟兄姊妹多方打听,得知其被刑拘于四川德阳看守所,家属至今未收到法律文书。目前,贾学伟处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已经超过3个月,弟兄姊妹无法得知他是否被酷刑,他最基本的与亲属的通信权利不被保障,会见律师的权利也不被保障。

贾学伟,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副执事。

他曾任中新社记者,外派欧洲工作,也曾担任作家并出版过书籍。因当时女友从北京来到成都,他随女友来到成都,并委身于成都秋雨圣约教会。

不久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秋雨2018年1209教案。当时接近一千人的教会被中国政府强制解散,会堂被强占,所有教会物品被没收,教会牧师全家被捕,住所被换锁查封,其他核心同工均被抓捕,其他教会会友一百多人被关押至所谓“法制教育中心”。这次教案至今已七年有余,教会牧师王怡还在监狱服刑,他的妻子蒋蓉仍长期被软禁,外界无法得知她的具体情况,也无法与她取得联系。

贾学伟当时目睹了教案发生的全过程。初来教会时,大多数人不认识他,但很快大家通过他的文章认识了他。他凭借写作才华和多年记者经验,记录了教案发生的经过,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录在《沉默如雪崩而来》一书中(网上可搜索到这本书的电子书)。

在教案发生后,教会许多人被逼迁,连夫妇均是盲人的教会会友也不放过,他见此情此景,便主动在教会中帮助弟兄姊妹搬家、探访有需要的人,将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提供给教会成员。这些行为使他从当局之前未关注的人,变成当局极为不满的对象。

当局开始逼迫他的房东解除租房合同,停水、停电、停气,并堵锁眼,他无家可归,有时夜宿书店、快餐店,甚至只因有租房的教会会友仅提供卫生间供他洗澡而被株连搬家。在他几次租房均遭此对待后,他被迫成为流浪者,将家中物品寄放在教会弟兄姊妹家,只携带几件换洗衣物,住在价格低廉的青年旅社中。住旅社需要登记身份证,通常不久后警察就会找到他,要求旅社店主赶他走,他只能换另一家旅社,这种生活持续至少一年以上。

即便如此,他仍对教会弟兄姊妹说:“有事让他来扛,他没有妻儿需要照顾,你们都有妻儿要照顾。”后来,他被选为教会副执事,不再从事记者工作。他带领小组查经,注重让弟兄姊妹多说、自己少说,将人引向福音本身。他特别喜欢孩子,给孩子讲故事,孩子们很喜欢他,亲切的称呼他为“贾叔叔”。

他在教会服事期间,多次被当局行政拘留。因未婚且父母已去世,只有弟弟和妹妹在外地且尚未信主,他拘留时没有家属关注。有一次,他在大街上被警察突然按倒,戴上黑头套直接押走,被拘留几天后才有人知晓他失踪了。

2026年1月6日,当局再次迫害秋雨圣约教会,这是秋雨圣约教会的二次教案。贾学伟再次失踪,他的手机无法联系,出租屋无人。教会弟兄姊妹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他被刑拘于四川省德阳市看守所。他的弟弟妹妹至今未收到任何关于他被刑拘的法律文书。

目前贾学伟已不在看守所,他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指定监视居住是一种完全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的刑事强制措施,家属不知道其具体关押地点。关押环境为全软包小房间,24小时专人看守,无人讲话并有高频次的提审,被指定监视居住的人可能会随时被剥夺睡眠,被烤、饿、晒、冻等变相酷刑而不被监督,当局不允许律师提供任何法律服务,被指定监视居住的人唯一可以讲话的人就是提审他的警察和国保,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中正常人也会精神崩溃。

据曾经历过指定监视居住的人表示,与看守所相比,即使中国的看守所环境非常恶劣,但与指定监视居住相比简直是天堂了。

我们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秋雨圣约教会被指定监视居住的贾学伟与另一位教案被指定监视居住的叶丰华正在遭受这种酷刑。

彭永和前往北京被拦截后遣返回沪

【民生观察2026年5月13日消息】近日,前上海律师彭永和前往北京,刚出北京西站便遭北京警方拦截控制,之后被上海警方接回居住地上海。此前,彭永和曾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公开发表入党申请公开信。

彭永和,前上海律师,江西籍,现居上海。因涉及政治倾向问题,于2021年1月,被上海市司法局注销律师证;

2026年1月底,彭永和到达北京,当天就被上海国保带到了北京的一个派出所,警察说彭永和在公安部的黑名单里,不能待在北京。

2026年5月11日,彭永和临近中午火车到达北京西站,刚走出车厢即被北京警方控制,当天晚上被上海警方带回上海。

彭永和自述被中共维稳长达9年时间,期间律师证被吊销无法工作,出远门均被拦截,手机被监控,多次遭警方传唤等。

附:中国公民(前上海律师)彭永和的入党申请公开信

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

申请人:彭永和,中国公民(前上海律师),76年生,江西籍,无固定住所地。

本人彭永和,希望能像前总理朱镕基那样,怀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而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时,我正式邀请习近平你作为本人的入党介绍人。

我深知,以我现在可疑的政治立场,上海方面不可能接受我的入党申请,其它省份的又根本不了解我,所以,目光只能投向你!至于理由:“你懂的”!

本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和目的:

1.消除误会:

在长达九年的被维稳过程中,说本人有政治倾向问题;说本人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和所作的事情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为此,前几年我特意给上海市司法局和市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本人坚决反对专政、反对独裁、接受普世价值”——如果这是政治倾向的话———这可不是我彭永和首先提出来的,早在抗战及国共内战时期,“新华社”就向全体国人公开发表过类似的表态;毛泽东也曾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提到,中国应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能是政治倾向有问题?这能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意思?

之后,记得还曾经两次给上海市长龚正写公开信明确表示希望“消除误会”然,从未得到回应。

2.害怕打击报复:

他们曾跟我说:“你我是敌对关系,……”。

3.可以自由去北京看升国旗、敬礼:

今年1月底,我到北京的当天就被上海的国宝带到了北京的一个派出所说:“你在公安部的黑名单里,你不能待在北京……”。北京的那个国宝也对我说:“我是不可能让你待在北京的……”。

4.恢复律师证:

因涉及政治倾向问题,2021年1月份我的律师证就被上海市司法局注销了,注销前的申辩书的标题是“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具体内容你去看看,国保那有。

5.兑现对上海全体律师的承诺博取名声:

我说过要努力促成《上海市律师协会选举和罢免规则》的尽早颁布,2022年本人就制定了此规则草案发给了上海市律师协会和司法局,就在今年的3月份在给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长龚正的公开信(二)中还提及了此事,甚至在总理李强当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借助疫情的公开信寻求过他的帮助。

6.获得巨额赔偿:

在今年3月份给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长龚正的公开信(一)中公开进行索赔,我估算了一下大概一百五十万元左右。

你想,如果我入了党,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同志了对吧,也就说明之前确实是个误会阿,既然是误会,那么这么多年的不能律师执业的损失就应该赔偿给我对吧?

7.被养老金分配状况刺激、担心自己十年后:

如今,公务员、事业单位退休每月平均六七千,农民和城市居民平均二百多点。而,2025年世界银行修订,联合国统计司(UNSD)发布的国际绝对贫困标准线是“日均生活消费3美元”。折合人民币约每月630元,也就是说还不到国际贫困线的一半!

如果我今年入了党,那么,我一定会同你一道还有其他同志一起想办法把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养老金到明年提高到每月一千元,后年继续提高,直至跟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相当的水平。

哎!要是李克强总理还活着,我想,他一定会全力支持我们的!

8.被医疗保障制度所刺激,担心自己和孩子看不起病:

网友总结为:不是没有免费医疗,而是免费医疗的名单里没有你!

如果我今年入党了,我就跟你一起不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目标是在三年内实现全民“平等基础保障的免费医疗”。

9,被(2026)沪7101行初309号行政裁定书所刺激:

一审法院裁定书表述如下:……实际系对市司法局是否履行了对上海律协的监督管理职责的异议,明显不属于《条例》所调整的范畴,被诉告知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如果真如法院认为的那样,本人为何不去控告、投诉或者以行政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又或者如给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长龚正的公开信(二)中那样明确要求对上海市司法局相关涉案人员渎职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反而是申请信息公开律师协会的财务审计报告和材料———到底是法院脑残还是本人脑残?

另,法院不开庭,就可以避免查明:本人立案时提交的律师执业证证据上面记载的时间和本人的实际执业年份在所申请的上海律师协会第十、十一届期间,从而关系到本人的财产权、知情权、监督权。如此,就可以装糊涂用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结案,从而避免上海律协每年“亿”元会费的实际支出情况被公开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到上海几万名律师的心情和律师行业的稳定!

10.被于凯等言论自由权案件的刺激:

我的朋友于凯律师,因在司法部门前举牌反映“律协自治、会费、黑名单等问题被涉嫌寻衅滋事犯罪。

黑名单问题,我是亲历者,被明确告知上了上海市司法局黑名单。

外交部发言人反复说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权,没有任何一个公民会“因言获罪”。我入党之后,我将更有力量与你一起和其他同志促使《新闻法》在一年之内制定和颁布。届时,将明确言论自由权的边界,避免类似如我朋友于凯案的再次发生。

我初步的设想的言论自由的边界是:非因故意制作、编造、发表或明知是虚假旨在攻击、诋毁政府及工作人员履行公职行为或现状的言论、信息而传播的,不得为罪。

前款因故意除已然造成社会功能上的停止或丧失,或已然处于紧迫状态政府不得不通过武力对公共场所和秩序所进行干预、预防和布置外的,也不得为罪。

11.对阳光法案的期盼和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金额上调至300万的刺激:

《公职人员财产公示法》已然是被绝大多数国家已验证的最好的反腐败方法之一,只要该法颁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金额根本无需上调,反而可以下调甚至废除此罪。如,新加坡。如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律按“贪污处理”。

我入党之后,将与你并肩作战,二年内颁布《公职人员财产公示法》,如你曾说的“扎紧制度的篱笆”,自己亲自为自己带上“枷锁”、拴上锁链、筑起笼子。

12.我的兄弟丁家喜和朋友张展案件的刺激:

我的兄弟丁家喜,这次又被判刑12年;朋友张展这次又是4年。

我知道,那些办理他们案件的公检法人员也知道,他们的追求和目标其实跟你跟党是一模一样———民主、宪政、法治中国。

这激起了我强烈的对隐藏在党内的腐败份子清除欲望。届时,你我将并肩作战,对腐败份子0容忍。

13,……太多了,待续。

以上,或许有人会说——彭永和,你动机不纯,贪名贪财阿,你这种人怎么能入党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的答复是:我是血肉之身,不是特殊材料制作的,所以,我必须直视人性尊重人性,一切从人性出发,不叫口号,事实求是,不隐瞒不欺骗组织。我想,只有这样才具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资格吧。你说是吧?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要以公开信的方式。原因就是:既然我决心要为人民服务,那么,本申请书涉及的信息和“服务事项”就自然应当公开接受全民的核实检验和监督,如果在本申请书中你发现或经举报核实有任何故意捏造的事实,本人将永远不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主席、全体中国公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其他八个党派党员、川普总统、内塔尼亚胡总理、泽联斯基总统、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等所有文明的境外势力和追求文明的人们,如果你认为我彭永和更有可能真的会履行共产党的宗旨、践行共产党对十四亿中国人的承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请支持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谢谢!

今日去北京!此入党申请书公开前,该不会又被上海或北京的公安控制了吧!

申请人:彭永和
电话微信:13816353773
邮箱:jiangxixiansheng@gmail.comjiangxixiansheng@163.com
2026年5月10日

5.12十八年四川访民默哀纪念

【民生观察2026年5月13日消息】离2008年5月12日地震整整十八年了,人们还有多少记得这场人祸+天灾?还有多少人记得因豆腐渣工程无辜死去的孩子们?

十八年了,民间艾胖子@aiww还拿出了一个五千多人的详细名单。官方的详细名单在哪里?

十八年了,推友@Likebook还在每天坚持更新“五月十二日。今天是15个遇难学生的生日,他们是:陈冬,陈建华,陈娅,樊浩澜,冯强,廖文君,彭欣茹,王国杨,王杨,尹泽阳,张雷霆,张雅雯,付鹏,刘红艳,龙洋。#512Birthday”的推文 ⋯⋯

据笔者了解,五年前,陈云飞先生花了二个多小时念完了艾胖子@aiww统计的五千多孩子的名字。正当他在广泛征集死去孩子母亲、大学生及老师、九年义务教育学生等人群参与“念念”活动时,他被共军伏击了(因此他征集的录音也被官方抄家收缴)。也以此诱因,他被判刑4年。

2026年5月12日,来自四川各地访民聚集在一露天河边,为十八年前“5.12”因豆腐渣工程无辜死去的孩子们默哀一分钟,以此纪念!

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

邢文香提前获释遭当局监控并限制人身自由

【民生观察2026年5月12日消息】2015年,浙江省金华市城区基督教会圣爱堂拒绝强拆十字架,遭当局打压;2015年7月26日,邢文香牧师与丈夫包国华牧师等12人被捕;2016年2月25日,邢文香被判刑12年;包国华被判刑14年。2025年,邢文香牧师提前获释。其出狱后遭当局监控、限制人身自由。

2015年,因拒绝配合拆除教堂十字架,两位牧者与多位同工遭到抓捕。后来,包国华牧师被重判14年,邢文香牧师被判12年。

近期,有消息称邢文香牧师已获减刑出狱,但长期牢狱生活已使她身心承受极大创伤。“一头青丝,归来已满头白发。”而包国华牧师目前仍在服刑之中。

听闻邢文香牧师在入狱前,三十多年以教堂为家,户口也落在教堂,为主忠心侍奉、尽心牧养。如今经历十年牢狱迫害后归来,本应是欢喜快乐,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却面临没有稳定居所、缺乏供养的艰难处境,并仍背负高达139万元的罚金压力。

更令人痛心的是,如今城区基督教会被掳,现任负责人也恶待邢牧师,不仅不允许她继续牧养教会,甚至不让她居住教堂。

邢牧师的生活与行动受到诸多限制与监控,出行也不得自由,就连前去探望、关心他们的弟兄姐妹,也同样承受压力与关注。

看到这样的处境,实在令人心痛。

恳请大家继续为浙江金华城区教会的邢文香牧师与包国华牧师迫切代祷:
  1. 求主保守仍在狱中的包国华牧师,以及已出狱的邢文香牧师,在长期压力与患难中,仍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医治与刚强。
  2. 求主亲自为邢文香牧师预备生活所需、安稳居所与属灵同伴,不叫忠心事奉主的人缺乏。
  3. 求主看顾金华城区教会中仍渴慕真理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在混乱与压力中,明辩是非,依然能够寻求真道、持守信心。
  4. 求主赐下公义与怜悯,使一切逼迫、伤害与撕裂得以止息。
  5. 求主坚固所有愿意探望、扶持他们的弟兄姐妹,赐下智慧、勇气与爱心。
公开资料显示,邢文香,女,浙江省金华市人,基督徒,原金华市城区基督教会圣爱堂牧师。

曾与丈夫、原金华市城区基督教会牧师包国华,供职于浙江省金华城区基督教会圣爱堂,并负责管理教会事务和进行传道活动,在当地拥有许多信徒;

2015年6月,曾因与包括包国华牧师在内的多名教会神职人员拒绝配合官方机构——金华市宗教局强制“整改”拆除教堂外顶部十字架行动,并严正声明其所在“新教堂的施工、规划手续齐全,不属违法建筑,不应整改(拆除)”,拒绝配合金华市民宗局开展的宗教活动场所财务大检查行动,遂遭当局的打压。

2015年7月26日,与其丈夫包国华等共计12名神职人员被金华市警方突然抓捕,并被以涉嫌“宗教名义,侵吞教徒奉献款和非法经营教会”等罪由刑拘,后又以涉嫌“金华包国华犯罪团伙”案正式逮捕,并羁押于浙江省金华看守所;

2016年2月25日,被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一审以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经营罪以及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4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60万元,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刑期至:2027年7月25日。

此前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四分监区(杭州市育新路16号,邮政编码:310019)服刑。

2025年11月7日,邢文香获减刑两年,于近期出狱。

贵州凯里市教会六名基督徒被以诈骗罪批捕

【民生观察2026年5月12日消息】近日,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一间教会,有六名弟兄姊妹被以诈骗罪和组织未成年人实施破坏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名字批捕。

六名弟兄姊妹名字为魏永强,何晋宝,权小龙,龙剑,程勇兵,周桂霞。

所谓的组织未成年人实施破坏治安管理活动罪的理由,就是向小孩子传福音和主日学等日常活动。

此前凯里市曾以诈骗罪名义,重判一名复临安息日会的张姓传道人12年,开启先河,此后全国多有传道人被以该罪名判刑。此次以组织未成年人实施破坏治安管理活动罪批捕亦属全国首见。

家属已经委托律师介入,但检察院在未听取任何律师法律意见的情形下,直接对六人全部做出了批捕决定。

组织未成年人实施破坏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前提,是未成年人打架,盗窃等危害社会治安等行为。子女和父母一起参加宗教活动,是基本人权的体现,明显不属此列。

最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未公开征求民众意见的情况下,在第三十一条将非法宗教活动与参与邪教并列,已经有多地的传道人被行政拘留。有些地区的部门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进一步扩大打击面,激化了矛盾。

另外,“中国的下午五点钟”国度祷告会带领人陈慧珍传道被行政拘留。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龙海分局以“组织、教唆、逼迫、诱骗、煽动从事邪教、会道门、非法宗教活动”为名,对中国下午五点钟国度祷告会的带领人陈慧珍传道行政拘留12天(2026年5月9日至2025年5月21日)。

一尊政治下的数字谎言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地方招商引资竞争日益困难的背景下,中国基层政府数据造假问题再度被公开揭露。地方上报数据与实际凭证之间的差距之大,引发外界对基层数据真实性的质疑,话题被推上热搜。

官媒央视在4月份披露,河南多地招商引资数据上的造假乱象,其中,舞阳县上报省外到位资金78亿元人民币,实际仅约1亿元,造假比例超过70倍。而在郑州市管城区的报表中,企业一分钱没投,却硬编出了9.6个亿。

面对荒唐的数据差距,当地基层官员在镜头前直言“基数本来就虚高,上面的指标年年加码,下面只能靠编”。河南省舞阳县商务局局长说:“基数本来就虚高,上级还要求连年递增,我们也很无奈。”

河南招商引资数据造假的新闻,其实并不新鲜。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舞阳县把一亿元“包装”成七十八亿元,也不是郑州某区能在企业“一分钱没投”的情况下做出九点六亿元到账资金,而是整件事曝光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很少有人真正感到震惊。舆论里最普遍的反应,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近乎疲惫的反应——原来又是假的,原来还是这样。

这种反应本身,恰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这意味着,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官方数据造假”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社会共识。人们未必知道真实数字究竟是多少,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本能地不再相信那些被公布出来的数据,无论是GDP、失业率、消费增长、房地产成交、地方财政收入,还是招商引资规模,社会对这些数字的第一反应已经不是“这说明了什么”,而是“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水分”。

而河南这次新闻真正刺眼的地方,在于它无意间揭开了今天中国政治运行最核心的现实:数据已经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而正在越来越深地变成中共为维持专制统治而粉饰现实叙事的工具。尤其是那个县商务局长面对央视镜头时说出的那句“基数本来就虚高,上面还要求逐年增长”,几乎等于把整个中共基层治理的真实逻辑直接说破了。

过去的数据造假,至少还带遮遮掩掩。地方会做假,但不会承认;上级未必完全相信,但也不会公开点破;整个体系仍然维持着一种“统计真实性”的表面姿态。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造假”,而是整个官场对于造假本身都出现了一种近乎公开化的麻木。

因为基层越来越清楚,在今天的习近平治下,数字根本不能难看,经济必须增长,投资必须增加,就业必须稳定,市场必须有信心,地方必须“向好”。这就是所谓的“讲政治”。可问题在于,当现实已经无法支撑这种“讲政治”叙事的时候,地方唯一还能调整的,就只剩下报表。

于是,今天中国基层真正擅长的事情,已经不再是发展经济,而是修饰经济。这种现象不再是个别地方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共专制逻辑的必然结果。不少人至今仍然喜欢用“上面是好的,下面执行歪了;中央想要真实,地方为了政绩故意造假”这种简单逻辑看待中国政治。但这种逻辑,在今天其实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

因为在一个税务、银行、财政、工商全面联网的时代,一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真实投资,一笔资金有没有到账,一个项目有没有真正落地,中央不可能完全不知道。恰恰在于中央知道地方在造假,地方也知道中央知道自己在造假,但整个系统仍然必须继续维持这种越来越荒诞的数字游戏。

原因很简单,因为习近平时代数据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更准确地说,数据已经成为维系“一尊政治”稳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中国虽然同样存在数据失真,但在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逻辑,与今天其实并不一样。邓小平时代以后,中共合法性的核心来源,主要建立在“发展”之上,也就是说,只要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那么体制内部保留一定弹性、地方存在一些夸大数字、统计存在部分水分,整个系统仍然可以维持运转,因为现实层面的增长本身,足以为这种合法性提供支撑。

但习近平时代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个人权威开始越来越深地与“国家成就”直接绑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再只是一个抽象口号,而越来越被塑造成一种必须持续胜利、持续正确、持续向上的政治叙事。在这种叙事里,最高权力不仅不能犯错,而且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历史正确性;不仅要强调“中国正在崛起”,还要强调这种崛起是因为“核心领导”的英明正确。

因而,经济数据就不再只是统计意义上的经济指标,而逐渐变成了一种政治忠诚指标。GDP不能太差,因为太差会影响“制度优势”;青年失业不能太高,因为太高会动摇“治理能力”;房地产不能崩得太明显,因为那意味着整个发展模式出现危机;地方债问题不能完全暴露,因为那会冲击金融稳定与政治信心。

换句话说,在今天中国政治现实中,数据已经承担起维持权威合法性的功能。因此,它们不能难看。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时代虽然反复强调“反对形式主义”“防止统计造假”,但现实中数据失真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因为真正决定一个系统是否敢于面对真实的,不是口头上的整顿,而是这个系统有没有能力承受真实带来的政治后果。

而“一尊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无法承受任何一点失败。在权力归于一尊之下,所有成绩都会被归于“核心”,而所有问题理论上也都会指向“核心”。于是,为了维持这种高度个人化的独裁体系,整个政治系统就会本能地倾向于过滤坏消息、美化现实、修饰数据。因为一旦真实经济持续恶化,一旦失业、债务、消费低迷这些问题完全暴露,那么受到冲击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信心,而是整个政治叙事本身。

所以习近平时代才出现数据的“政治化”。青年失业率太高,立刻暂停公布;土地财政断裂,必须强调“新发展阶段”;地方财政恶化,叫“阶段性承压”;外资流出明显,就要宣传“高水平开放”;消费疲软,则要强调“消费潜力巨大”。这就是典型的极权主义话语术,重新定义现实,重新包装现实。

在这种一尊政治体系下,地方政府也会主动配合这种政治需要。因为基层非常清楚,今天决定仕途安全的,已经不再是你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而是你是否能够维持“形势向好”的表象,是否能够与上级叙事保持一致,是否能够让报表看起来稳定、乐观、可控。修饰数据、制造繁荣、维持乐观氛围,成为一种政治安全选择。如此中共整个系统就不可避免的全面扭曲,现实越恶化,越需要包装;压力越增大,越不能承认;经济越下行,数字越要“稳定向好”。

于是,整个体制开始逐渐失去面对真实问题的能力。而一个无法面对真实问题的体制,最终一定会越来越依赖虚假来维持自身运转。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基层官场普遍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疲惫感。过去很多官僚虽然同样浮夸,但他们至少还相信发展、GDP增长、财富积累和市场繁荣最终会让整个体系继续运转下去。换句话说,当时很多数字即便有水分,背后仍然对应着某种真实的增长现实。

而今天,整个官僚体制自己都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东西。在今天的政治结构中,经济增长本身已经不再是最核心的目标,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与整体政治安全,才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政治任务。用中共头号马屁精李鸿忠的话来说就是“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是当代中国最大政治”。

而今天中国政治已经陷入全面的体系性僵化,既无法真正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时代,也无法承认增长神话正在终结,于是只能不断依赖更强的宣传、更严的控制,以及更夸张的数据包装,来继续把这场戏演下去。

河南这次数据造假问题被央视公开揭露,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突然开始认真反对造假,而是在经济下行、地方债恶化与外资持续撤离背景下,主动释放一种“中央仍然掌控局面”的信号,通过有限度揭露局部问题,建立“主动纠偏”的形象,同时缓解外界对中国经济信用的持续怀疑。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习近平时代的数据造假,已经不是靠“整顿”能够解决的技术问题,而是整个专制统治逻辑本身制造出来的结果,在高度独裁的权力结构下,“核心正确”“形势向好”“制度优越”本身已经变成政治安全的一部分,于是真实数据一旦过于难看,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会被视为政治风险。

这就形成了无法解开的死结,经济越下行,体制越需要漂亮数字维持稳定;而越依赖漂亮数字,系统就越无法面对真实。于是,反对造假只能停留在局部表演,真正触碰整体真实,则会直接冲击整个权力叙事本身。因此,习近平时代不可能真正解决数据造假,因为它首先无法承受现实对权力神话的冲击。

到最后,最危险的其实已经不只是数据造假本身,而是整个体制开始逐渐失去分辨现实的能力。当所有层级都长期沉浸于“形势大好”的表演之中,当坏消息不断被过滤、修饰、掩盖,最终被虚假信息反噬的,就不仅是社会与市场,也包括权力本身。大跃进时期“亩产万斤”的荒唐,从来不只是地方欺骗中央,而是整个极权体系在层层加码、层层献忠中的集体疯狂;而今天,中国政治其实正在重新出现某种相似的危险倾向——地方不敢说真话,官员不敢报忧,统计越来越服务于政治,现实越来越服从于叙事,于是整个国家表面上仍在不断强调“稳中向好”“前景光明”,内部却越来越弥漫着压抑、疲惫、失望与不安。

历史上所有极权体制,最终都败给了它们自己制造的谎言。因为一个不允许真实存在的制度,也终将失去继续纠错与更新的能力。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不是“正确的数字”,而是说真话的权利;不是“统一的口径”,而是监督权力的自由;不是被包装出来的繁荣,而是公民对于国家真实的参与,那么极权赖以维系的根基,其实就已经开始松动。

因此,中国今天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数据造假,而是一个拒绝真实、压制真实、惧怕真实的政治体系正在走向自身的尽头。民主之所以终将到来,并不仅仅因为人们向往它,更因为一个长期建立在虚假之上的体制,最终注定无法长久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