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最近网上热议，徐州丰县铁链女，八个孩子的妈妈，让我的内心无法平静，不同的人生经历，遭遇不公，同是一个无奈的母亲，我因上访被地方打击迫害判刑2次，共6年，儿子关孤儿院快8年了。我在狱中曾遭受酷刑共64天，手拷脚镣连在一起不能洗漱，拉屎撒尿受限制威胁拉裤裆里等等非人待遇。”
李玉：“地方政府打击报复我，曾在2014年把我和儿子刘治党（刘博霖）囚禁在枣庄军转干部培训中心；2014年6月10日，我在培训中心宾馆砸了窗户想跑，听到孩子的哭声犹豫了一下被发现了。孩子刚过一岁生日。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武连宝从我的怀中抱走了我儿子，接着两个人架着我穿着拖鞋去了永安乡派出所受审！”
“谁能够理解作为母亲，与襁褓中孩子隔离的痛苦？出狱后，只见了孩子三次，孩子又黄又瘦，那种惧怕的眼神，他才多大呀，才5岁，就懂得看人家眼色行事，第一次听到孩子叫“妈妈”，却又感到如此的陌生，血浓于水的亲情，抱在怀里跟小时候一样，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就融化了，儿子那期盼的眼光每一分每一秒都希望自己的妈妈接他回家。”
李玉：“孩子特别懂事，懂的感恩，跟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小朋友们说，我会回来看他们的！可我一次又一次让他失望！短短20分钟，一别又是三年多，我的儿，妈妈想你，看到你的照片，妈妈不苦!”
李玉，女，1983年4月8日出生，家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永安乡黄庄村523号。家有父亲李培学，母亲吕显芬（瘫痪在床），有2个哥哥，大哥李根，二哥是中学老师，李玉本人为本村村民，农业户口。
李玉自述：我家原有住房600平方米，是个二层楼。还有门市360平方米，经营日用百货、蔬菜水果、五金电器、儿童玩具等，已经近30年。还有两亩口粮田，种一家人的口粮。一家人以此为生，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也算小康。
2007年我家遇到了拆迁，在我家所在的村子基础上，建了多个高档商品住宅小区——东湖豪庭、东湖明珠、金泰御苑等，这些小区内建有人工湖、游泳池、健身馆等高档设施，房价极高。
其中有一、两栋楼是专为区乡公务员盖的，房价仅为市价的一半；其中区、乡委书记一级的可认购155-200平方米，科级、科级以下、事业单位教师等可认购120平方米。
在拆迁中，给我家的补偿极不合理，我一家不能同意。为此，有关部门采取了“株连”的方式，即让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家人做“工作”，工作做不通，调离原单位或开除。我二哥大学毕业后，在市中区黄庄中学当中学老师，作为农村孩子能当上中学老师，他很是珍惜。为此有关人员找到我二哥，让我二哥做我们一家人的工作，同意他们的不合理的拆迁补偿。
作为家人，我们很是珍惜我二哥的中学老师的职业，一个农村孩子能当上中学老师多么不容易。但是，由于拆迁补偿太不合理，我们实在无法接受。黄庄中学校长殷泽明当着我们全家人、村委会、拆迁办，对我二哥说，如果做不通你家人的工作，就不要来上班了，你就不要当老师了。
2008年5月14日我家遭强拆，我们一家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我姥姥看我们一家人实在可怜，暂时收留了我们。为此我一家人不得不走上了上访的道路，先后到了村、乡、区、市的有关部门。可是在2年的上访中，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还受尽了屈辱，被打、被骂。
到了2010年，我二哥对我们说，拆迁方给了三套安置房，一个80平方米，两个105平方米，20万元。我和家人则认为：
1、这个安置实在是不合理，我们家原有960平方米，才补偿290平方米，我们实在是不能接受。
2、作为家长，我的父亲李培学一直没有签字，是我二哥代签的，完全不符合手续。
3、我父母住在80平方米的那套房，我大哥住在一套105平方米的那套房，二哥住在另一套105平方米的那套房，（我二哥应当享受事业单位教师认购的120平方米，可是以这105平方米这套拆迁安置房顶替了）。我没有房子住了。
4、我2007年拆迁的时候25岁，是当村的村民，是常住人员，是农业户口，2亩口粮田中有我的一份。可是在拆迁中，我没有得到一套住房，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偿。
为此，我个人开始了上访维权之路。先后到了村、乡、区、市的有关部门，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还受尽了屈辱，被打、被骂。为此到省（济南）上访，还是得不到解决，于是不得不来到北京上访，可是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
为了寻求“包青天”，为了得到路过的“有关的大领导”注意、关注，我写了上访材料摆在街头，曾点过鞭炮，曾在首长路过时“拦轿喊冤”，为此我曾被警告、训诫、行政拘留、取保候审。18大期间，在我怀孕2个月时，曾被关黑监狱，是永安乡夏庄一个被废弃的水泥厂。也许我的做法太傻了，但我不后悔，因为我想只有如此，我的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但是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有时我十分悲观失望，尤其是我怀孕在身，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感到没有一点前途，不如一死了之。一天我走到天安门，实在想不开，想跳金水河，被武警救下。我很是感谢这个武警警察，不然我和我的孩子，都不会活到现在。
没有想到，我想不开要跳天安门前金水河，因为无家可归面临生孩子时到了天安门，等等这些都成了我的罪状，在孩子刚满1岁时，还需要吃奶时，我就被抓，后被判刑4年。
在狱中4年，我经历了很多苦难。如被带15斤脚镣，并被手铐脚镣连着一起，这样的日子过了半个多月，只能弯着腰，抱着腿，不能站直，无法走路，不能吃饭，不能自己大小便，夜里还要值班，无法入睡。
我曾被关单人牢房2次，共64天，没水洗漱，每天只给1个小馒头，不到2两，有时一天一顿都没有。不让换洗衣服，只能坐在小凳子上，不许活动，头痒了都不让挠。
手脚浮肿，血压低，有病也不给看，曾因晕倒都不给就医，还让接着站立，站不住，别人扶着也要站。
这些都不算什么，最痛苦的是对孩子的想念。在我坐牢期间，孩子被送往山东枣庄福利院。
我出狱后去福利院看我的孩子，福利院不让我见，对我说，需要找村主任和乡的民政部门开证明，还需要找派出所的警察带着你来。
费了很多周折，我终于见到了孩子，我发现孩子面黄消瘦，很不健康，我很是揪心。并发现，这里的软硬件条件都不是很好，一个阿姨需要照顾好多孩子，照顾不过来。
我很想把孩子接走，可是我能把孩子接到哪里去了，我出狱后，依旧是无家可归，自己的温饱都时常遇到困难。我的孩子是生在上访维权的路上，难道还要陪着我一直在上访维权的路上走下去吗。
上访维权道路可能是一条没有结果的道路，也许我的问题一生都得不到解决，我一生都要走下去，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和我一样。我希望我孩子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我希望有爱心的主内肢体能够收养我的孩子，使他能过上常人的生活。
多年的上访维权经历，使我对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一点信心，我希望欧美国家的有爱心的主内肢体能够收养我的孩子。
李玉电话：1352160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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