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农村、农民、农业的所谓“三农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关心中国前途命运人士，中国农村衰败惨象刺痛着国人的心，而众多生活于农村的民众的煎熬注解着中国所谓崛起、脱贫、繁荣的虚幻。撕开中国宣传机器对农村的粉饰，会看到那血淋淋的真相呈现着农民权利缺失，农民被奴役剥夺的残酷现实。不管中共给出中国农村困局的多少解释，中共极权统治下中国农民权利缺失才是导致今日中国农村困境的根本症结，而要想摆脱中国今日农村困境，切实落实农民土地权等等基本权利，结束中共极权对农民的剥夺，就是必经之路。）
一、中国农村衰落惨况
中国农村“衰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深度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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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空心化”与“三留守”危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务工，农村留下了庞大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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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富先老：许多村庄常住人口仅剩几成，且大多为60岁以上的老人。随着他们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农村面临丧失基本活力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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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孤寂与赡养缺失：空巢老人在生病或面临意外时缺乏即时照顾，乡村的心理健康支持和养老医疗保障系统极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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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副业化”与传统小农的消亡：传统的“男耕女织”或家庭精耕细作正在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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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低下：土地分散导致小农耕作的经济效益极低，种子、化肥等农资成本上涨，仅靠种地无法维持家庭开支，迫使农民必须依赖“务工”作为主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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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闲置与抛荒：在不少丘陵和山区，大量耕地和宅基地处于长期闲置或荒废状态。虽然现代化、规模化的“大型农场”或“机械化农业”在平原地区开始兴起，但这也意味着个体小农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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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衰退与文化碎片化：人流、钱流的外溢，导致农村本地的社会公共资源加速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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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医疗撤并：由于乡村学龄儿童减少，“撤点并校”导致大量乡村小学关闭，孩子必须前往镇上或县城上学，增加了农民的教育成本。乡村卫生室缺乏优秀的年轻医生，基层医疗能力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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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淡漠与人伦退化：传统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瓦解，红白喜事由繁入简甚至名存实亡，乡村文化正在失去载体，许多古村落逐步变成没有烟火气的“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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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而未亡”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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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将目前的中国乡村形容为“衰而未亡”。由于现行的宅基地和土地制度，农民虽然人搬到了城市，但根和资产（如老房）还在农村。这导致村庄既无法彻底转化为高效的现代化农业工厂，也无法重新恢复往日的繁荣，在城市化夹缝中尴尬地“收缩”。
二、郑会霞教授的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体制困境：农村社区“行政化”倾向明显。乡村治理及其治理现代化，理应是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合作共赢的良性互动。就基层社会而言，是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但是，有的地方乡镇与上级政府职能部门存在职责范围界定不清、管理体制不顺、职能错位的问题，一些职能部门以“属地管理”为由下压任务、推卸责任，乡镇政府越来越成为县级政府的执行机构，经常以“二传手”的角色，把相关工作任务直接转交村委会办理。加之，乡村振兴政策的制定大多是自上而下型，为此，在行政压力驱动下，就容易出现层层加码到乡镇政府，然后再“下卸”加压到村委会的情况。而村委会主要依靠行政资源开展工作，习惯运用行政命令治理社会，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从长远来看，“行政性下沈”不仅压缩了乡村的自治空间，还对乡村的自治活力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制度困境：乡村治理“碎片化”问题比较突出。健全的制度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基本形成了涵盖基层党建、基础保障等各个方面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优化了乡村治理的制度环境。但是，有些制度缺乏统一规划和有机整合，乡村发展规划、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统筹不够，治理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存在一些障碍，多数地方存在资金投入分散化、工作人员配置不合理、服务不精准等问题，乡村治理的规范化、统筹化程度相对较低，没有形成推进工作的合力。此外，由于乡村基层政府自身的权责、成本、效率、专业化程度等方面的局限，对内外资源配置、整合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乡村治理“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
人才困境：乡村人才“流失化”现象普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事关民生的许多公共服务职能延伸到村一级组织，各项政策、资金、资源都在向基层倾斜，乡村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事务，使得乡村治理工作量大大增加，亟需大量优秀的治理人才。但是，中西部乡村普遍存在干部储备总量不足、党务干部队伍建设不够、社会治理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尤其是偏远山区出现了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而且，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许多农村优秀人才选择进入大城市，导致村干部的选择余地较小，农村后备干部力量“补给不足”。此外，乡村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待遇却普遍较低，加上社会地位不高、缺乏职业晋升通道、发展空间较小、激励保障机制不健全，职业荣誉感、成就感、获得感、尊严感普遍不强，年轻的村干部难以安心从事基层工作，人才流失现象较为普遍。
技术困境：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滞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现代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极大地改变甚至重塑了社会生产、交往和组织的关联形态，在改变人们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乡村治理方式，对乡村治理效果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但是，我国乡村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资金投入不足，信息化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低，硬件设施不健全，数据平台互联共享不足，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不能及时应用。一些地方乡村治理方式缺乏有效创新，线上、线下与网上、网下统筹治理能力不足，未实现对辖区人口、民生建设、公共服务的数字化管理，不能有效运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党员教育管理、社会舆情引导、就业创业信息获取、技术技能培训等，乡村治理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不高。
三、于建嵘教授的中国农村四大困境
一）农民困境：不是不愿回，是权利进不了城、资产出不了村
乡村所有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权利问题。
城乡公共资源长期失衡，教育、医疗、养老差着一截，这是老话。但更深的病根是，农民手里的地，只是种东西的地，不是能抵押、能流转、能继承、能变现的资产。
他要想进城，几乎是空手进。承包地不能押，宅基地不能卖，集体收益看不见。
他要想回村，村子里学校没了，卫生所没人，红白事都凑不齐人。
所以我一直说，城镇化不能是强迫人进城的手段。农民进城，应该是带着财产走，不是被发展指标赶走。
现在很多人处于三重悬浮。乡土留不住，城市扎不下，县城又接不住。
这不是农民不努力，是土地产权没理顺，城乡权益不打通。
新农人、乡村电商、乡土文旅，当然有点活气。但它们靠流量、靠补贴、靠热度，稳不住、铺不开。微观自救有意义，但改不了大趋势。
可大趋势归大趋势，趋势不该成为侵犯权利的理由。都要城镇化了，所以你的地权、成员权可以慢慢化掉，这是我最反对的逻辑。
二）农业困境：小农不是落后，是财产关系把农民锁在产业链底端
一说农业不行，就有人喊规模化、机械化、工业化。这是懒人逻辑。
中国地形这么碎，平原保粮，山地搞生态种养，丘陵搞特色农业，城郊搞景观农业。农业现代化本来就该是因地制宜的多元现代化，不是效率最大化一刀切。
家庭承包解决了温饱，没解决产权。农民有承包权，却没有完整的收益、抵押、转让、处分权。村委能谈价，资本能圈地，政府能征储，唯独土地承包户被挡在增值收益门外。
于是产业链短，加工弱，品牌被人拿走，高附加值全留在城里。不是农民不会种，是他种出来的东西，对应的完整权能并不属于他。
我不反对规模经营，但我反对两种现象。一是政府拿政绩推流转，把小农挤出去。二是市场主体通过股权整合吞并农户权益，农民逐步失去自主经营权，沦为被动受益的一方。
农民比官员更知道自己要什么。你给他完整权能，他自己会租、会合作、会入股、会退股。
三）村庄困境：可以收缩，但不能人走权灭
村庄空心、邻里松散、熟人社会退潮，我认这是结构性现象。普通农耕村、偏远村常态化收缩，不是悲情口号，是现实。
但学界和政策界一说有序收缩、体面转型，就把普通乡村定位成粮仓加生态用地，把人居价值、乡土文化、邻里温度全部归入非生产价值予以淡化。
乡村的尊严是生活出来的，不是规划图划出来的。
我见过太多地方。村合并了，老人被集中上楼，羊没有地方拴，祖坟远在山下，食堂饭菜不合口味，日常处处别扭。
这不是振兴，是用规划的体面掩盖生活的衰败。
所以我经常说，建制可以撤，但农民附着在土地、集体资产、成员身份上的权利不能跟着撤销。
承认大势，不代表漠视人文价值。正视收缩，绝不等于放弃农民尊严。
四）县域困境：不是县里不行，是权力驱动城镇化的末端被夹死
县城本该是城乡之间的枢纽。就近就业，补农业产业链，托底人居与权益。
可现实是村庄空心、县城悬空、农民悬浮。很多人简单归因于县域治理能力弱。这是表层看法。
真问题是，中国城镇化长期是权力驱动的城市化。政府当主角，拿地、融资、招商、考核、造城，农民是治理对象而不是主体。
省里控编控债、上收权限，市里虹吸产业与土地指标，上级考核重台账、重亮点，层层加压之下，县域处于权责最不对等的末端。权力向上集中、压力向下传导、成本最终下沈乡村、由农民承担，这就是县域承压、农民失语的核心机制。
所以县城不是该崛起而没有崛起，是被夹在层级中间。上面收权限，下面流失人口，自身背负层层考核。它成不了区域增长极，但可以、也必须成为权益枢纽、人居枢纽、兜底枢纽。
冷链、初加工、劳务服务、基层康养、基础医疗、新能源运维，这些业态产值不高，但意义不在于拉动GDP，而在让乡村不彻底断联、不彻底失序。
县城的使命不是带动乡村复兴，而是守住农民退出村落时最后那道权利接口。
至于这套层级结构为什么难以改革。粮食安全需要垂直管控，治理秩序统一要求人事财权上收，全局性改革成本巨大，现有考核工具短期内没有替代方案，这些现实约束我都承认。
但认清结构约束，不等于默认农民沉默具有合理性。体系承压，不能拿农民的权利垫背。
四、于建嵘给出的解决中国农村困境的方案
一）土地改革：底线可以守，但权能不能再冻着
土地是三农问题的总根子。
现在乡村改革最大的假象、最普遍的假改革，就是经营权放开流转，承包权却彻底僵化不动。集体资产名义上量化到户，增值收益和年度分红，常年落不到外出农民手中。看似盘活乡村资源，实则变相坐实人走权灭，用制度一步步稀释外出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权分置有好处。承包权稳定到户，经营权得以放活。但现实多为短期转租，经营主体缺少长期预期，农田水利、耕地提质这类长线投入就少有人做。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虽然可以入市，可规划、用途、审批门槛，把绝大多数村庄挡在门外，改革红利很难落到普通村民身上。
宅基地的矛盾最突出。权益和村民身份深度绑定，数亿平方米农房常年闲置，农民守着资产，却不能抵押、不能市场化处置。
两条红线，土地集体所有、粮食安全，短时间不会变动。但集体所有不等于行政所有，更不等于村干部所有。
在严守制度底线与粮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改革必须动真格。集体所有权保持不变，耕地用途管制保持不变，必须把土地占有、收益、流转、继承、抵押的全套完整权能，依法、全面、平等固化到每一户农民名下。
不触碰顶层制度框架，不松动安全底线，只彻底纠正权能残缺的制度顽疾。让农民可以带着可估值、可流转、可传承的完整土地权益进城，不再空手城镇化。让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依靠农户自主选择，不再依靠行政推动与资本强制整合。让农业增值收益归种地人，让资产增值收益归权利人。
现在官方口径是适度盘活、严禁彻底市场化。我理解其中的风险顾虑，但只盘活不确权，农民拿到的只是租金。确权到户，农民拿到的是完整的公民财产地位。前者舒缓一时痛感，后者才称得上实质性改革。
二）制度破局：完善基层代议渠道，让农民有嘴、有账、有票
传统乡村自治依托地缘聚居与熟人社会维系运转，然而人口持续外流、村落持续收缩，地缘型治理根基已然消解。未来的乡村治理，不再依赖物理村落的空间聚合，而是需要依托产权归属与集体成员权益，构建稳固长效的乡村利益共同体。
而且，今天的农民早已不是利益均质的群体。在村务农群体、半工半耕兼业群体、常年外出务工群体、城市定居脱农群体，诉求各不相同。种地农户在意流转价格与耕地保障，外出农户在意资产保全与公平分红，在村大户在意规模经营空间。群体内部天然存在利益差异甚至利益冲突。
承认农民分化，不等于消解农民权利的普遍性。农民权利是统一的公民法定权利，利益表达必须分层实现。统一权利主体，对应分层表达机制，这是化解内在张力的关键。
统一的成员权、财产权、资格权，是所有农民共享的法定底线。差异化的诉求、博弈、表决，需要按照人群结构分层吸纳。不能用单一群体意志，替代全体农民的集体意志。
真正的破局方式，不在于新增机构，而在于做实现有制度，激活基层法治与自治空间，把法定权利落到地上。
这要求依托农业农村部门确权数据库，乡镇统筹、财政保障，把在村、兼业、外出、脱农但未退出成员权的人群全部锁定。人走，权不走。村撤，份额不灭。统一固化权利资格，解决分化之后资格混乱的根源问题。可以考虑县级财政统一购买第三方审计服务，用中立公开制度，平衡村内强弱群体的信息差与权力差。还要给补齐程序正义，弥补外出群体的表达弱势，重大集体资产事项，设置多群体比例代表机制，在村户、兼业户、外出户分别参与表决。杜绝在村少数大户垄断决策、替代外出群体权益。
农民内部利益不同，所以治理不能一刀切。农民权利底色相同，所以底线必须统一。分层制衡解决分化博弈，统一确权守住公平底线。
五、农村的前途，是农民权利的前途
城镇化大势不可逆，乡村村落的收缩迭代是客观规律，但农民的法定权利绝不能随之退场。
长期以来，政府主导一切建设与分配，农民始终是被动安置的治理对象。乡村真正的出路，是从权力驱动走向权利主导，不从政府退场开始，而从农民能拒、能谈、能分开始。
村庄只是乡土社会的物理载体，可大可小可存可撤。真正支撑乡村存续的根，是农民恒定不灭的成员权、财产权与生存尊严。
人可离乡，权不离场。村可收缩，利归农民。结构难破，底线要守。只要农民握得住自己的地、自己的房、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尊严，乡村就永远有根。
这也许正是中国农村的前途所在。
六、刘奇研究员的中国农村十大困境
困境一：离农越远，离现代化越近
一些人，尤其一些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误区里打转转，认为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才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而农业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落后文明形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离农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这是一种流行广泛的认识误区。由此导致一些地方一些人或谈农色变，或谈农无言，或只尚空谈，中央的“重中之重”战略成了“轻中之轻”。
人类文明有三大基本载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社会分工专业化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三大文明是人类社会所有文明的基本载体，任何文明形态都依附于这三大文明之上。理清这三大文明之间的关系是走出认识误区的关键。
作为最早发育起来的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母体文明，它是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共生共荣的一种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相比，农业文明提供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和生存方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文明，是其他一切文明的基础。
因此，没有农业文明的文明是残缺的文明，没有农业文明的经济是断裂的经济，没有农业文明的社会是危险的社会，没有农业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农业文明不是落后、腐朽、该抛弃的文明，它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关系。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舒尔茨就质疑刘易斯的工业化发展思想，反对以轻视和牺牲农业来发展经济的做法，强调人力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
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继起性。后一层次的文明是在前一层次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美国就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然后实现工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中国如果农业这条短腿不能加长，那么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基于人类文明继起性的特点，文明的发展不可倒序。
我们今天走的是刘易斯外延式扩张，把工业、把城市做起来，然后反哺农业的路子。其弊端已很明显，仅靠输血解决三农问题是不可能的，农业必须同时走舒尔茨内涵改造的路子，像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一样，把诸多现代元素注入农业，培育农村内生性的物质基础，增强造血功能，让农业农村农民同时现代化起来，农业这条短腿才能加长，农业文明才能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同时发展、同步发展、同样发展。
在三大文明的关系问题上，有的人是真糊涂，有的人是装糊涂。真糊涂好办，装糊涂可就难办了。
困境二：从法苏到访美的邯郸学步
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效仿苏联集体农庄，大搞人民公社，用那种大一统的政治思维处理需要市场分散决策的经济问题，最后走入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困境。
今天当年效法苏联的余悸尚在，一些人又在大力鼓吹美国的大规模经营。美国的家庭农场平均3500亩，我国每户不足十亩，美国3亿多人，我国比美国多10亿人，但是美国的耕地差不多比我国多10亿亩。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农业：人多地少型和人少地多型，我国显然是人多地少型的，在人口稠密的广大农村走美国式的大型农场规模化之路显然是不可行的。
况且，土地规模化经营超过一定程度，效益就会下降。到目前为止，日本2公顷以上的农户也仅占15%左右。以1970年的日本和美国为例，美国农民1人1台拖拉机，日本45人一台，美国劳均生产粮食是日本的10倍，而单位土地产量仅为日本的1/10。
美国农业追求的逻辑目标是单位劳动力产出最大化，中国农业追求的逻辑目标是单位土地产出最大化。美国拼的是土地优势，中国和日本一样，没有土地优势，只有劳动力优势。
中国农业必须考虑到现实国情，中国的工业化还处于中级阶段，吸纳就业的能力还很有限，因此，转移农民需要把握速度。土地过度规模化经营，100个人的地给1个人种，其余99个人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现实问题。只看经济效益，不看社会效应是行不通的。当年效法苏联教训惨痛，今天效法美国带来的后果还难以估量。
因此，我国不能盲目效法美国，不能违背农民意愿，不能违背经济规律，更不能违背中国的现实。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土地适度规模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一是适应现代农业的规模要求，在产业布局、产业链条、组织、服务和适合工厂化生产的种养业五个方面着力推进规模化。土地规模化必须严把适度关，农业部专家钱克明估算适度规模南方以30亩－60亩为宜，北方以60亩－120亩为宜。
二是建立农地经营的准入和退出制度。农业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不熟悉情况，不掌握技术，很容易失败。我国现在谁都可以去搞农业经营，很多企业到农村圈地因不具备经营能力和条件，不仅导致损失惨重，也浪费了珍贵的土地资源。因此，我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必须建立准入和退出制度。
三是把经营方式选择权还给农民。中国所有改革都是农民的创造，革命年代，中国革命是农民的革命，中国农民是革命的农民；改革年代，中国改革是农民的改革，中国农民是改革的农民。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自己，没有谁比农民更清楚自己该走什么路，也没有谁比农民更对自己负责。农业的经营方式只能靠农民自己选择，是出租，是入股，是合作还是转包，由农民自己决定。政府要做的只可以按照经济规律，加以引导，同时做好各种服务。
诚然，土地需要流转，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应分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需要靠行政力量推动的，我们称之为“行政流”。即把一户不足十亩的承包地分为七八块，怎样合成一块。这是一家一户办不了、也办不好的事情，必须依靠集体组织统一行动，当年靠行政力量细分，今天还应靠行政力量整合，在此基础上完成确权登记颁证。这方面，安徽蒙城、河南民权等地都有很多成功经验。
第二个层面，需要市场推动的，我们称之为“市场流”。在完成“一块田”行政整合、做好确权登记颁证的背景下，是合作、是入股、还是出租，由农民按市场规律自由选择。政府只应做好服务，不可强行干预。
第三个层面，需要法律推动的，我们称之为“法律流”。如抵押、担保、买卖是现行法律不允许的，必须在国家修改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的前提下，才能依法流转。当前各地政府应充分理解中央土地流转的初衷，充分尊重农民的选择。首先应做的是抓好“行政流”，做实“一块田”，不应只紧盯着“大规模”的企业规模化，而不屑于“小规模”的家庭规模化，过分热情地插手“市场流”和“法律流”，使该做的没做好，不该做的做过了头。“行政流”是“市场流”和“法律流”的基础，只有做好“行政流”，才能顺畅推进“市场流”和“法律流”，不然将遗患无穷。
以人少地多的美国模式移植想象，解决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问题，带来的只能是亦如效法苏联的折腾后果。因此，中国农业应该、也必须跳出“东施效颦”的怪圈，因国制宜，发掘传统农业精华，借鉴现代农业经验，用“历史的耐心”走好自己脚下已经生成的道路。
困境三：经营主体的选择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有六个类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小农户。不论哪种类型，都离不开家庭经营这个核心要素。家庭既是基本经营单元，也是主体、主力、主导。
但不少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强力推进土地集中连片，千方百计扶持所谓的龙头企业搞成千上万，甚至几万亩的大规模经营，以为政府和企业才是农业经营的未来主体，这是十分荒谬的。
农产品生产相对于工业产品生产有六大自身特点：不可间断、不可倒序、不可搬移、是活的生命体、遵循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两个规律、结果只能最终一次性显现。
这六大特点决定了农业必须以家庭经营为单位。这是古今中外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小岗村的大包干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功能。农产品生产无法并列交叉作业，生产的继起性、周期性、季节性、地域性比较强，栽种、管理、收割等各阶段的劳动强度不同，要求劳动者有非常好的执行和协作精神。
自然因素、外界环境等影响较大，同一地块的农产品生长都有差别，要求团队劳动者之间能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这些都要求整个劳动团队的每个劳动者都要尽心尽力，尽心尽责，这样的劳动团队只有以家庭为单位才能做到。同时，农产品生产很少有中间产品，而且产品个体具有独特性。
对具体劳动者在某一单独时期、某一批次产品的劳动质量、效率和重要性，很难具体衡量，衡量不准就不能做到准确激励。如果进行全过程监督考核，其成本高到无法承受，因此，农业必须由一个最佳利益共同体经营，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只有家庭能够做到在劳动分配中执行力最强、劳动最尽责、监督成本最低，也只有家庭能够做到在劳动成果和利润分配过程中矛盾最小，离心力最小。
家庭是无与伦比的最佳利益共同体，只有家庭才能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化。在发达国家，美国家庭农场占86%，法国占88%，欧盟15国平均占88%。在中国，2亿多农户进行家庭经营，用占世界1/10的耕地生产出占世界1/5的粮食总产量，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这是最有力的证明。
历史的教训已经昭示我们：农业经营的主体不是政府，不是企业，而是家庭。当年“公社+社员”，是政府在种地，种到饿死人。“公司+农户”，是企业在种地，弊端正在显现。中国农业必须走“农户+农户”的路子，才是正途。目前，全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大约1500万家，这1500万家企业平均寿命5年左右，农业企业的风险更大，大公司经营农业随时都有破产的危险，这个风险立马就会从社会转嫁到政府头上。今天鼓动兼并，到时苦果自食。
困境四：现代农业等同于农业现代化
不少人把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混为一谈，以为只要土地实现规模化，再加上现代设施、现代技术，就是农业现代化了。这种片面的理解，很容易把农业现代化建设导入歧途。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不是同一个概念，最根本的区别是追求目标不同，现代农业追求的目标单一，就是经济；农业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体现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
人类农业发展已经历了三种形态，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原始农业就是刀耕火种的农业；传统农业就是农业在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状态下向前滚动发展的农业；现代农业就是打破了封闭的内循环格局，注入外力，拉长产业链的农业，就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提升。现代农业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现代时期有两个主要标志，即注入了两个外力，一是化肥、农药的使用，二是用机械代替了人力、畜力；后现代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拉长了产业链条，建立了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服务业这样一个一、二、三产联通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就是我国现阶段农业现代化需要建设的产业体系。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就是要通过科学技术的渗透、工商部门的介入、现代要素的投入、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服务体系的建立，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农业现代化，农业是本体，农民是主体，农村是载体。现代农业只要求实现“本体”的现代化，这是不完整的现代化，“主体”和“载体”如果不能同时实现现代化，“本体”农业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只追求单一的经济目标，不追求五位一体的综合目标不是农业现代化。因此，必须重构农业现代化体系，重启农业现代化议程，做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体共化”，即作为本体的农业，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载体的农村要共同实现现代化。“十农并进”，就是要在农村人才、农民组织、农民工、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土地、农产品与农资价格、农村金融、家庭农场、农村环境等方面共同建设，同时推进。
总之，从理论层面上看，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应着力于“五个创新”：一是内涵创新，构建一、二、三产融合，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产业体系；二是外延创新，实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是目标创新，逻辑目标追求是土地产出最大化，不同于美国的劳动力产出最大化；综合目标追求是“五位一体”，不同于现代农业的单一目标；四是路径创新，外延扩张带动与内涵改造提升并重，让刘易斯模式与舒尔茨模式并重；五是结构创新，重构农业生态系统，从广义的生态学视角出发，使农业现代化追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五大目标领域按照生态学原理在重构自身的同时，建造五位一体的整体构架。
困境五：“钱途”茫茫
“货币战争”的硝烟已经弥漫在世界角角落落，唯有九亿人口的中国农村还处在盲区。农村金融是农村生产生活的血脉，但是从1997年开始，原来在农村设有网点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了降低成本，纷纷将分支机构撤离农村，退出农村市场，对农村实行只存不贷，从农村“抽血”，输向城市、输向工业的一边倒方针。
长期以来，一些县市存贷比高达70%－80%，中国20多年以来农贷在全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仅5%左右，印度均在20%左右，高的年份达到25%，有关资料显示，印度农户贷款率97.1%。印度进行过三次农业革命，过去吃不饱饭，现在成了农产品出口大国，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金融比较适合农业发展的需要。他们3-5个村都开办一个政策性的银行，为方便贷款，力求给每家都开设账户。刚组建不久的新一届政府又在猛推“大众金融计划”，即广泛开展为社会成员开户活动，以此激发社会的活力，创造创业环境。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示范，值得我国借鉴。
美国有9000多家银行，我国只有1200多家银行，其中上千家是村镇银行。台湾地区1949年就成立了土地银行。目前全国小贷公司发展较快，全国8000多家都没有身份证，监管上也存在许多漏洞。因此，要解决农村“钱途”问题，政策性银行必须伸腿下乡，农村本土金融必须快速成长。
1999年1月，国家一纸命令将4.5万家乡村两级合作基金组织全部砍掉，今天看来这是过于草率之举。如当时进行规范整顿、扶持成长，中国今天的农村经济社会将是另一番景象。在市场化、全球化的今天，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让农民在货币战争的“正规战”中学会“游击战”，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首先应大力发展各类农民互助金融组织，这是解决2亿多小农户资金奇缺最有效、最便捷，也是最成功的路子，各地应鼓励发展，放手发展，帮助发展，扶持发展。其次，从实践看，安徽农信社改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做法也值得推广，全省83家法人机构中，已有64家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其余19家年底完成改制，省社也在积极推进改制。
截至2014年6月，全系统存款余额由2004年的712亿元猛增到5583亿元，增长了7.9倍，贷款余额由513亿元增加到3713亿元，增长了7.2倍，不良贷款由39.3%下降到2.99%，历年亏损挂账得到全部消化。存、贷款占全省银行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18.26%和17.26%，服务三农能力大大增强，累计无偿代发三农补贴4亿笔。金农卡、社保卡和ATM机市场份额均居全省第一。但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有一定的政策约束，确保其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能变。
困境六：耕进草退、北粮南运、人畜争粮
中国农业整体布局的走偏，带来诸多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错位：系统错位、格局错位、利用错位。
一是系统错位。人类农业有两大系统：草地农业系统和耕地农业系统。我国现在是草地农业系统越来越萎缩，“以粮为纲”的“粮食情结”使耕地大举侵占草地，耕地农业越来越发达，草地农业在逐步退化，而人类对肉食的需求又在与日具增，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由8:1:1变成4:3:3（即过去吃8斤粮1斤肉1斤菜，今天吃4斤粮3斤肉3斤菜）。草地超载过牧达到36%，超载过牧又使草场不断退化。内蒙古超载1000多万头。建国以来，国家给内蒙古草地的补贴每年每亩仅0.16元，近几年虽大幅提高，每亩也仅3元。草地农业与耕地农业两大系统的错位发展，带来诸多隐患，一些土地亟待退耕还草，恢复自然生态。
二是格局错位。我国南方雨水充足，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南粮北运”的格局。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今天南方一些地方不再种粮。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30%，福建、浙江不到40%。中国粮食“十一连增”，主要靠的是水土光热条件差的北方生产，缺水就抽地下水，过度超采已使华北平原2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为解决北方缺水，国家投巨资搞三条南水北调工程，专家测算，送到北京的水，仅成本价每吨就要30元，如果用这个水去种小麦，每斤小麦仅水的成本就高达15元。用“南水北调”的水种出粮食，再把粮食运到南方供应市场，这又是变相的“北水南调”，是到了该严令南方产粮地区实现粮食自给的时候了。
三是利用错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人吃种子、畜吃根茎叶”，然后人畜粪便还田作肥料，农业就是在这种循环中向前发展。我们今天打乱这一规律，让动物与人争粮。2013年，全国养牛1.5亿头，羊5.6亿只，加上其他畜类和家禽消耗，饲料粮高达3.8亿吨，动物吃掉6亿吨粮食总产量的大半，近年来每年都以10%左右的幅度在增长。按照传统养殖模式，一只羊日食3斤草、7个月出栏；一头牛日食15斤草、一年出栏。全国每年仅6亿吨农作物秸秆就可以饲养出数亿头（只）的牛羊。因此，应大力发展草食性畜牧业，尊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规律，这样才能实现生态有机、可持续的发展。而目前的现实是，大家都急功近利、心态浮躁，不喂秸秆喂粮食，从而导致农作物秸秆无处存放。农民为争种植茬口，一火焚之。政府为防焚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围追堵截，干群矛盾极端对立。为农作物秸秆找个合理出口，一面采用新科技综合开发利用，一面恢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规律才是万全之策。
困境七：种子被殖民化
中央已明确对粮食供给定位：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人的饭碗里主要装自己的粮食。当今控制世界有“三金说”，货币是黄金，石油是黑金，粮食是白金。发达国家正以“白金战略”，从源头上控制别国粮食安全、粮食主权。
美国在种子问题上有着极强的控制力。2013年，世界销售排在前十位的种子公司中，美国占4席，第一、第二、第七、第九位种子企业都在美国。2013年，世界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孟山都总收入149亿美元，毛利77亿美元，利润率高达51.7%。中国7000多家种子公司不及美国一家，美国杜邦先锋的玉米种子占世界80%销量。我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的原产地，但是我国大豆已被美国转基因大豆击垮，基本上全军覆没。目前，进入我国种业的外资企业已有25家，他们均以强劲的势头挤占我国种业市场，挤兑我国种业发展。种业主权已经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高度关注。美国“9·11”之后出台生物国防法，日本、印度等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种子帝国控制，争取种子民主。欧盟诸国也纷纷出台法案，防止种子被殖民化。
转基因种子是种子帝国实施种子殖民化的关键手段，这是被美国人称为“屠龙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从1962年就开始研究转基因，到现在已有50多年历史。基因编辑器具有删除、添加、激活、抑制等多种功能。美国目前的技术可以使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能实现转基因化。转基因是技术，是不是科学还有待验证。技术就带有主观性，科学才具有客观性。人们常说真善美，自然科学解决真、人文科学解决善、艺术科学解决美。转基因属于自然科学，只能解决真，是把双刃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强调，“中国人的饭碗里主要装自己的粮食”，对于转基因问题必须坚持“研发要深入，推广要慎重”。
种业是农业的基础产业，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种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的前提是种业安全。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就必须把种业紧紧握在自己手中。种业必须上升到国家理念、国家意志、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谋划。
困境八：农业后备军的培养
全国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加上两千多万随父母到城里漂流读书的孩子，这个群体就是中国未来农业的后备军。江苏盱眙县调查，青少年案件中87.5%都是来自于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已成差生孩子和问题孩子的代名词。
农民进城打工，虽然挣了一些钱，与务农相比即期收益有所提高，但许多无形的、非物质性损失和未来长期性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特别是儿童教育问题，目前可以说是令人忧心。199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联合国承诺，教育投入到2000年占GDP的4%，这一目标到2013年才得以实现。教育投入不足，全国推行撤点并校，由原来的50多万所撤并到20多万所，撤了一半。农村小孩面临着新的上学难，有关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家离学校的平均距离为10.8里，初中生为35里。农村教育落后导致严重后果，5亿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为7.8年，1亿多初中生不能上高中，直接走上社会打工，使我国的农业后备军科学文化素质难以提高。
近年来，日本实施接班人计划。1993年，日本制定《农业经营基础强化法》之后，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认定农业者”指那些在改善农业经营效率和扩大规模上有积极性的农业经营者，政府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募有志于此者然后培养，由市町村进行选择和认定，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经营者的能力，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农业经营接班人。被认定者即可获得诸多农地经营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即将有600多所本科院校改成职业技术学院，这是一件符合中国实际的好事。农村教育，尤其贫困地区、农业大区的教育，应改变千军万马挤一条独木桥的现状，由精英教育模式改为生存教育模式，让大多数孩子从小就学习掌握一门生存发展的技能，以此培养大量的“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印度有一万多个教育机构，80%以上都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美国正在开展“工匠运动”，在社区兴办“工匠空间”。原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4年6月18日举办“白宫工匠嘉年华”活动，并拟拨1250万美元作为奖金，奖励全国工匠教育和培训。美国把这项活动作为培养制造业人才的平台。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和城市中两千多万的“小漂族”是中国未来农业的后备军，未来职业化农民只能从这个群体中产生，他们的综合素质问题事关农业现代化的成败。不抓好他们的教育，农业现代化只能是“空话”。
困境九：“后打工族”的后顾之忧
“后打工族”是指由于年龄、身体、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返回家乡重新务农的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乎和谐社会的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质量。当一些80后、90后农民工拖着拉杆箱，哼着网络歌曲三三两两进城寻梦时，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工正陆陆续续扛着标志性的蛇皮袋卸甲归田。但这绝不是荣归故里，更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种苦涩的选择，一种无奈的回归。
之所以打道回府，要么是年龄大了，干不动了；要么是自身的技术不能与时升级，干不了了；要么是伤病缠身，不能干了。他们是被城市“干完活走人，市民权免谈”政策遗弃的一族。
他们很爱城市，但城市不爱他们。北京有800万北漂，但每年只有18万转户口指标，户口已炒到70万一个。积分制是一条入户通道，但上海、深圳实行积分制的城市，一年靠积分入户的仅3000个左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农民工普遍向往城市，有回乡意愿的仅占7%，但现实是在城里买房的仅占0.7%，这两个“7”的巨大反差，值得社会深思。从表面上看，“后打工时代”表现为用人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背后隐藏的却是现行的农民工体制，无法保证他们在年轻时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型。
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数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无法实现“能力再造”，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等方面权益，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简单的、机械的、低水平的劳作，通过出卖体力和青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一旦没有体力可出、青春可换，那么“回家”也就成了农民工唯一而又无奈的选择。“用之而不养之，用之而不护之，用之而不留之”，“后打工时代”集中体现了我国现行农民工体制的弊端，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对他们来说，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是历史的宿命，想挣脱都挣脱不了。尽管中央正在出台一系列政策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但对于老一代农民工为时已晚。
这个群体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职业病问题。全国有两亿多职业病患者，主要是农民工群体。
一份调查显示，85.7％的农民工职业病患者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在人生面临生与死两大关头的关键时刻，身处何处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在家还是在医院是生活质量的根本体现。社会上将看得见的流血的伤叫“红伤”，看不见的不流血的伤叫“白伤”。后打工族群体主要是“白伤”问题。如果若干年之后这些人职业病高发，打工挣的钱也已花光，那不光是个人的痛苦，更是家庭的负担、社会的包袱、政府的责任。上亿患者对农村、农业的拖累，今天很难想象出会是怎样的结果。
困境十：日益恶化的资源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有3亿多亩耕地没了，英国有个“羊吃人圈地”运动，中国有个“房吃人圈地”运动。我们20亿亩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积的不足十分之一，但我们要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们人均耕地只是美国的十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连比我们穷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们的1.2倍。我们比美国多十亿人口，但美国却比我们多近十亿亩耕地，我们粮食总产6亿吨，每年还需要进口约10亿亩土地的产出物才能满足社会需求。
全世界粮食总产25亿吨，参加国际贸易的只有3亿吨，我们每年购买9000多万吨，购买量占总贸易量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小麦、玉米、大米、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样样需要进口。即便全世界粮食贸易3亿吨，全买来还不够我们消费半年的，那样我们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世界公敌，全世界有上百个国家缺粮，我们全买了，人家就完了。
耕地的数量锐减，质量也在严重退化。化肥、农药、农膜、重金属污染愈演愈烈。过去10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3倍，而用水量增加了7倍，水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7%，且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占81%，而长江以南的耕地只占全国的36%，北方少水，且雨量时空分布不均。
到2013年底，中国有水库98002座，水电站46758座。百米以上大坝全世界45000座，中国占22000个，世界第一，美国只有6600个。大坝造成的生态破坏十分严重，以湖北鱼苗为例。湖北是中国四大家鱼天然鱼苗产地，年产200亿尾，2007年三峡蓄水后，年仅2亿尾，锐减98%。2005年长江水域已建成水库45694座，占全国53.7%，长江鱼类捕捞量因此由1954年的45万吨下降到近年的6万吨。最近美国流行的大片《拆坝》纪录美国如何正为恢复生态而拆除水坝，美国人认为凡是河流都必须有自然生长的鱼类，这才是正常的生态。
近年来，美国拆坝年均50－60座，中国人依然在筑坝，且以世界最高为骄傲，它截断的不仅仅是水，而是无数条赖以生存的生态链。物种的多样性也会因生态链的断裂而趋于消亡。
到2011年，全国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的河流已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5万多条减少到2.29万条，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的河流仅有4.5万条，还不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域100平方公里的多。
水体污染不仅受到农业的农药、化肥面源污染和工业的废水排放污染，更受到医药的污染。
我国人均消费抗生素138克，是美国的10倍以上，居世界第一，我国地表水含有68种抗生素，有的含量高达几百纳克（工业发达国家一般小于20纳克），另有90多种非抗生素药物从地表水中检出，说明每个人每天只要一张嘴都在被动地吃下150多种药物。工业废水已经使我国产生了260多个癌症村。我国已有1/3国土被酸雨覆盖，可谓逢雨必酸。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农业生产严重受挫，食品安全源头受阻。
中央提出对生态环境损害要实行责任终身追究制，这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制度，但落实起来还需要深入细致的制度探讨，因为它时长、面广、人众，责任的分割、认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些人就是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在不择手段地“改天换地”，“只要垒起金山银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是他们的座右铭。
杜甫当年慨叹：“国破山河在”，我们今天绝不能让“国在山河破”。全社会都应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错误认识，树立“人只是自然中的一员”的正确理念。自然生态的恶化实质上是社会生态扭曲的恶果。
七、网络对中国农村困境的评议
@林这慧勤：有钱军舰机天天绕台，没钱照顾百姓，恶魔！！！
@苏正村-c8n：一个国家富不富强就看人民生活
@8964-good：党治理下的农村遥遥领先全宇宙五千年
@cyl24816：欧美国家的农民，都是大地主，过得很优渥的！只有独裁国家的农民难过！
@swordflylong9194：200斤真的是祸国殃民。短短13年间可以把中国搞成啥样子了
@yehranger297：中共只想留下人矿及党员，其他拖累的人(老人、不赚钱的)最好是早早走了，还可以省下养老金，根本不管死活
@SuperTree4858：共产党人是上一代穷人迎接进门的，七十多年后共产党人变得富有，穷人却比上一代穷人还更穷。但是共产党老大却说：“中国全民脱贫”，有良心的手下说了“中国有6亿人的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之后却被灭了口。
@华人-r5z：我下辈子要当农民但是我要在台湾当农民
@maymay-fm4ei：二百斤他说全国已经奔向小康了？
@situnc：城里的工厂没订单只好关厂停工，大量失业人口，将来会再发生上山下乡，将年轻人赶去种田。
@wuneirongshangchuan：共产党的宗旨是坚决不能给任何好处给底层人民，给了就会养成坏习惯，宁愿饿死也不管，更别谈什么生病养老教育了，主打一个让人民自生自灭敲骨吸髓肥了自己稳了江山就OK了
@忠信-o4i：中国有些农村看起来像3000年前没进步过。
@vincerolastcrusader500：坑蒙拐骗是共产党最拿手的！当初就是这样用农民（尤其山东，特别是孟良崮附近的最傻，被陈毅玩的团团转）学生，从国民党手中抢得江山！
@poonkinchuan4341：短暂的盛唐荣景，X大一上台立马X落解放前深谷
@梁伟宏：中国人民要站起来，推翻共产党，要自由争民主，效法孙中山，陆皓东，黄兴精神，打倒万恶共产党，让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自由的社会。
@yellowchan7618：中共70多年搞得民不聊生，而中共大小官吃香喝辣，开豪车住豪宅，中国人不反抗，大小粉红还岁月静好，歌舞升平，真是悲哀。
@imt4033：200斤撑越久、中国百姓就越惨！
@chinlaing500101：共产党因农民工而起，却惨对农民工。
@marvotsu-wangchen6552：超过三亿人民在贫穷在线，还成天对外大洒币，脑子里都想什么呢？
@王松溪-p8r：农民没有钱生活呀！农作物没有保障价格呀！农业局要保障收农作物呀！农民才会好好耕作呀！台湾在戒严令的独裁统治时，农民也是很穷呀！1988年解严后，台湾变成自由民主制度国家，农民生活才改善呀！农民也有退休金(农保)，台湾实施全民健保制度，农民生活比较好呀！农作物有保障收购，杂粮也卖的很好喔！台湾的农民生活比工人好喔！
@jasonluswe：习包子的共产党在等农民工人不是「死在烽火下，就是饿死在田野」的关键时间。中国数十朝代证明了。
@刘佳奇-b7z：只要共产制度之下，农民肯定不会富有只能当牛马啊，土地还不是农民自己的，都是共产党的，真可悲……
@zmgu6447：这是我的党制国的手段，吃多了吃饱了会生事的
@卡斯特利奥：怪诞诡异的国家，几十年前都抢着当农民，否则就被共产主义小红卫兵划拉成地主，富农，贫上中农，随时羞辱，甚至拉出去砍了。几十年后都抢着当地主，小资产阶级，富农，否则被人看不起，踩在脚下，永无出头之日。
我最近看我们以前那个村庄的信息，刚上任一个村书记，秃头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现在农民面前威风凛凛，大有准备指点江山的气势。那就是中共的狗官，一个村长都成了土皇帝。
@HillockYu：习包子不是说他小时候被下放并干过农活，他很了解农民生活的苦，那为何把钱拿去搞军武、大搞基建、一带一路、去大撒币，也不给贫穷线的农民发钱、补贴。
@wupenghong5592：其实中国还是很落后的，不要以为什么芯片高科技什么遥遥领先，不要吹得这么大，看看国外的农民是怎么样的群体，都是机械化作业，农民也是大学生呀，是农场主，百亩地也是家里几个人，而不是你零零碎碎的几亩地的农民
@杨振东-c4t：中国人可怜！中国人的贫穷是源自共产党一党专政统治。共产党使中国成为「党富民穷」的奴隶社会。共产党是奴隷主，人民是奴隶。奴隷主剥削奴隶的最主要手段有4个，一是：「奴隷不允许有土地」，二是：「奴隶主决定奴隶的收入」，三是「奴隷的人民币不准自由兑换外币，甚至限额提领」，四是「国家法律皆是为党服务」。如此捆绑下，即使中国人民赚再多外汇，都被共产党员掠走，人民的权益遭剥夺，维权无门求助无路。任由9900万的共产党员，夺走全国95%的财富。剩下的13亿人民才分剩下来的5%。未来共产党会越来越富有，中国人却是一代比一代穷苦！
@Kimyuechung：农村困境。
@cliffordrichardc：特色光棍村值得去旅游景点参观
@lobngppp6304：是超级大崩溃
@Ziwei-7777：共产党血腥统治人民的逻辑，完全建立在一个残酷的结论上，那就是「韭菜变富必会作乱」。由于现在中国的人太多了，几亿人口还是嫌人太多，目标是仅剩1-2亿人口。因为政府根本养不起，全年高达数兆人民币的维稳代价，已经让财政彻底崩溃，因此当局认为绝对不能让太多中国人活下来，否则这些庞大的人口，随时会集结起来推翻他们。为了达到消灭人口、巩固政权的意图，他们开始采取极端的手段。首先是不给薪水，企图活活饿死老百姓，这种恶意欠薪的现象，现在连国企和央企都一模一样。对于那些至今还在拼…命工作、苦苦等待领取薪水的人，由于维稳体制的压制，底层打工者因投诉无门，最终在绝望中采取了放火烧工厂的极端手段，以玉石具焚的决绝抗议这个不公的体制。
针对那些在农村种田的人，政府同样嫌人太多了，于是疯狂地利用水库进行泄洪放水，用滚滚洪水淹死大部份生产粮食的基层农民，借此制造人为的粮食危机。与此同时，当局看到街上开车的人也太多了，非常害怕愤怒的人民会集体开车冲撞高官高层，因此故意实施无预警泄洪，在各大城市制造大量的泡水车，彻底瘫痪民间的移动与反抗能力。
在经济活动方面，因为开公司和开餐馆的人实在太多了，政府便派出各种执法人员，家家户户进行恶意刁难并开罚数万元，用这种毁灭性的经济重罚逼基层商家倒闭，让更多的人找不到东西吃、早点饿死。甚至连那些躲在自己家里的人，当局也觉得人太多了，于是在各处偷偷放炸弹炸死一点人，或者故意把房子盖的极其烂、全是豆腐渣工程，等到房子垮塌或出事后，再随便给个理由编造说是什么「地板自动爆炸」，并公开警告底层民众这很正常、别大惊小怪。
不仅如此，政府又因为害怕人太多了，开始在食品安全上动歪主意。他们利用各种高科技化学手段，制造有害的「科技活食物」充斥市场，并强迫、诱导底层农民去种植带有剧毒的农药蔬菜来供应民间，而高官权贵们自己却关起门来，享用着绝对安全且严密把关的「特供菜」，企图通过毒害食物来削弱人口健康。同时，当权者又怕人民实在太多了，竟然盯上了百姓的身体，大肆搞起所谓的「器官捐献」，导致社会上出现大量骇人听闻的人口失踪案件。为了让这一黑色产业链合法化与常态化，他们甚至从小就开始对儿童进行洗脑教育，灌输要为国捐献器官才是「爱国」的荒谬观念，从娃娃抓起进行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榨取。
更为可怕的是，当局又因为害怕人太多了，开始在产业科技上动起恶念，疯狂搞起AI（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他们大力发展自动化、无人工厂和智慧监控，根本不是为了科技进步，而是想用机器彻底取代人工。因为人太多了，当局便借由这股科技浪潮，故意让工厂、企业和各行各业裁员，导致民间爆发全面性的结构性失业，无数基层劳工与白领阶级一夕之间失去生计、面临彻底破产。当人民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又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时，便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这正是当局利用高科技加速消灭底层人口、逼死老百姓的阴险毒计。
@qwe12380：民穷国富，国富的钱都花掉了，一带一路都没反馈，烂尾楼多也是，工程项目发包回扣被贪太多了；人民普遍穷苦，没消费也不敢消费，大家也没钱可赚，显然国家没法救济，人民也没钱花，贪官都逃走了或把他的钱先逃到外国，现在是国穷民穷，许多人等死。要不是共产体制，至少人民还有相当的钱，可以活络民生，彼此交易，起死回生
@建波汪：邪党一直人为制造贫困，用商鞅的法家思想奴役中国人，社会上流动钱无法养活十四亿人口，所以说邪党不亡中国人亡
@wa-kv1id：农村人少了，城市人也少了，人去那了？
Joshua：于老师写的好，土地所有权还是要给农民
拂晓的桦树林：城镇化不是只强大城市！而更应该完善乡镇，从农民的生老病死入手，完善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当然农民的法定权利更不能丢！
冯辉文fhw：农村，农民，农权！！！
详情请参看：
1、如何突破乡村治理面临的四重困境
https://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20-06/20/content_1999077.htm
2、于建嵘：中国农村还有前途吗？
https://mp.weixin.qq.com/s/Sl9x8spMAA5F6pj1CUz_aQ
3、刘奇深度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十大困境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5811.html
4、贺雪峰：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及其困境
http://www.ias.fudan.edu.cn/article/3484
5、环境越来越差，如何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悖论”？
https://www.guancha.cn/wangyahua/2024_01_07_721514.shtml
6、老无所依？——中国农村的养老困境
https://theinitium.com/20250522-mainland-rural-elderly-lack-supporting-system/
7、陆城乡差距惊心农村老人的「数位困境」比缺钱更可怕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60315700372-430801
8、国家资本主导的中国农村发展与村落原子化困境
https://www.tpsr.tw/node/1405
9、不平衡发展格局下的农村发展的困境
https://www.lishiyushehui.cn/article/download/927
10、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与“浑沌”的治理逻辑
https://html.rhhz.net/njnydxxbskb/20190506.htm
11、小康、盛世的假象！被无视的中国农村凄惨现状！农民不如乞丐！
https://youtu.be/i0w96slhHOw
12、中国年前农村现状！光棍村、史上最冷清的小年，失业第一批回家的人，农村养猪致富就是笑话
https://youtu.be/0b6nk2qIS7U
13、经济衰退冲击全面扩大！中国农村「空心化」加剧，年轻人逃离家乡！大量村庄变空城，背后真相曝光！
https://youtu.be/XiO-CA6s_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