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爱斌被无锡警方上门带走传唤失联至今

【民生观察2026年8月5日消息】近日，江苏无锡人权捍卫者沈爱斌被无锡警方上门带走，理由为涉嫌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其至今音信全无。据悉，沈爱斌目前仍处于取保候审期间。

2026年8月4日上午11点，沈爱斌被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广益派出所警察，以涉嫌违反监督管理规定从家中带走，此后他的消息全无。

网传视频显示，当天早晨约7点半，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广益派出所警察王晓明、卞志强及数名特勤来到沈爱斌的住处，要求其接受传讯。

视频中，沈爱斌拒绝开门，并隔着房门询问警方为何一早上门。警察表示，此次前来是对其进行传讯，并提到沈爱斌目前正处于取保候审期间。沈爱斌则表示自己尚未休息好，希望睡到上午九、十点后再配合，并要求现场人员不要继续影响其休息。

据家属通知书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已于2026年8月4日11时0分，将涉嫌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沈爱斌，传唤到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执法办案中心接受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沈爱斌，男，1973年10月15日出生，江苏无锡人，退伍军人、原城管系统干部、公民记者及维权人士。

1991年参军，后考入军校；2002年转业进入无锡市城管系统，曾担任中队长、副大队长、法制科科长等职。

他自2009年前后开始为访民提供法律咨询，并关注访民遭非法拘禁及所谓“黑监狱”等问题。

2013年，沈爱斌因参与营救被拘禁的访民而被捕。2014年，沈爱斌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刑一年六个月；2017年又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两年六个月；2023年第三次被判刑三年，于2025年4月30日刑满出狱，三次刑期累计七年。

2025年出狱后，沈爱斌继续申诉和参与维权活动，并再次遭到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及监视居住。

2025年10月下旬，沈爱斌因陪同无锡访民维权，无辜遭东亭派出所副所长戴沣派人将其殴打致伤，报案后却被无锡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抓捕刑拘，后又被监视居住在住所。

2026年5月30日，其强制措施由监视居住变更为取保候审。

广西横州受灾村民指水库管理不作为致人祸水灾

【民生观察2026年8月5日消息】近日，广西横州校椅镇受灾村民发文维权，指水库管理不作为致人祸水灾，拒绝镇政府以“每户每人数百元”补贴要求村民签字认赔、定性为自然灾害。

受灾村民称，现在广西横州市校椅镇政府为了推卸责任，让村民们签字说补偿每户每人几百块钱，文件是把这次水灾定为自然灾害，现在六蓝村所有村民一致认为不是自然灾害是人为。

第一、水库排洪口设置闸门，是最近几年才设有闸门以前从来没有。

第二、进入雨季，7月3号天气预报已经报后两天有台风暴雨，没有提前排洪腾库容。

第三、7月5号傍晚，水库服务部出公告说要排洪让村民们远离河边，但闸门没开，承包商说要网鱼。

第四，7月6号一早，水位爆涨，才去开闸门，但水压大闸门没开成，钢丝绳还断了。

第五，7月6号早上6点半，水位已经漫过东边的出水口往邓圩那边，此时邓圩已经被淹，那时还有电，还有信号，下游六蓝村村民没有接到任何形式的方式撤离。

受灾村民质疑，如果有通知撤离，为什么六蓝村还有人在家睡觉，连人和房子一起被冲走？

现在六蓝村所有村民一致认为这次水灾是人为事故，上级对水库管理严重不作为，出了事推卸责任。

受灾村民表示，这段时间镇政府为了安抚群众推卸责任，给六蓝村村民每户每人几百块钱的补贴，让大家签字，定这次水灾属于自然灾害。

但是六蓝村所有村民不认为是自然灾害，是人为，要求政府给村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另外，近日广西横州有灾民陆续发声称，临时安置点突然下达紧急通知、拿着大喇叭通知，要求灾民限期搬走、不准再住学校等临时安置点。据网友的评论，有通知要求“明天前必须全部搬走，不给住了”。

8月2日，有网友投稿称，广西横州独田村，凌晨3点左右，当地有人前来撤走临时安置帐篷。目前当地已无集中安置场所，受灾的居民只能自行掏钱外出租房居住。

该网友说：“为了安全，7月6号我们一大早就撤离家里了，结果家没了，为了安全第一个安置点7月15号凌晨又撤离了，为了学生7月22号第二个安置点学校也撤离了，回家搭起了帐篷，为了安全7月31号帐篷也拆了，连夜围起了铁皮。地基都回不去了。租房去了，省得搬了又搬，无家可归的无奈。”

8月3日，网友“昨天”发文称，广西横州溃坝灾区蓝色帐篷一夜被撤，现场遭围挡并限制拍摄。

在广西南宁市横州市六蓝水库溃坝灾区的村庄里，曾出现大量蓝色帐篷。据当地村民介绍，每一顶帐篷都对应一栋被洪水冲走的房屋，帐篷搭建的位置就是原房屋的地基。这些特殊的标记，也被一些航拍爱好者记录了下来。

然而，8月2日，村民发现，这些帐篷一夜之间被当地政府全部撤走。与此同时，当局连夜架设围栏，并出动警察阻止人们靠近和拍摄。

部分村民怀疑，当局可能担心这些帐篷暴露灾区房屋损毁规模，甚至让外界进一步追问真实的人员伤亡情况。

村民还透露，自8月2日起，外来人员进入当地需要出示身份证。

对此，有网友讽刺道：“通常被围起来的地方，不是为了遮丑，就是准备收费”、“这里已经成了国家秘密基地！”

竹知了与资本权力化的时代

近日，传统玩具“竹知了”意外成为中国互联网舆论场的焦点。起因是部分网友将竹知了转动时发出的“哇哇”声，与华为新品发布会上此起彼伏的惊叹声联系起来，制作了一系列调侃视频。然而，华为随后以“损害企业及企业家公众形象”“侵害企业及企业家名誉权”为由，向多个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发起大规模投诉，导致大量相关视频被删除，不少与事件并无直接关联的账号也受到波及。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网络玩梗，却因为企业的强力维权迅速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公共舆论事件。随着事件持续发酵，“竹知了”不仅没有因为投诉而淡出公众视野，反而迅速爆火，大量网友争相购买这种传统玩具，并模仿拍摄同款视频，以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回应这场风波。

竹知了本是一种流传多年的竹制民间玩具，外形酷似夏日常见的知了，转动时会发出连续不断的鸣叫声。近年来，“华为发布会，听取哇声一片”早已成为中文互联网广为流传的一个网络梗，每当华为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介绍新产品、新技术或公布价格时，现场观众频繁而夸张的惊叹声，总会被网友剪辑成各种二次创作视频。有网友发现，竹知了发出的“哇哇”声与发布会现场的效果颇为相似，便模仿余承东惯用的话术，配上“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遥遥领先”等文案进行戏仿。这种典型的网络二次创作，原本不过是互联网日常娱乐文化的一部分。

让舆论持续升温的，并不是这些视频本身，而是事件后续的发展方向。除了企业以维护商誉为由发起集中投诉之外，官方舆论也迅速介入，将原本属于网友自发调侃的网络文化现象，逐渐描述为针对民族企业的有组织舆论攻击。一些评论甚至进一步将事件与所谓“西方势力”“境外势力”“颜色革命”等政治叙事联系起来，认为这并不是普通网友的娱乐行为，而是一场借网络亚文化恶意攻击中国科技企业的舆论行动。至此，一件原本只涉及网络玩梗的普通事件，被不断赋予超出其本身的政治含义，也因此成为整个中国舆论场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近年来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形。2025年底，山东威海西初家村书记冯玉宽为了帮助村民销售地里出产的小米，模仿雷军举行产品发布会，以直播方式推广当地农产品。视频发布后，小米公司法务团队以“关联雷氏营销”“丑化企业及高管形象”等理由向平台发起投诉，相关助农视频很快被集中下架，涉事账号一度受到平台限制，最终当事人不得不公开道歉。

无论是竹知了事件，还是“小米助农”事件，它们虽然发生在不同时间，涉及不同企业，却呈现出高度相似的运行逻辑，企业首先将原本属于公众戏仿、评论甚至助农宣传的行为，上升为侵犯商誉的问题；随后借助平台规则和法务体系迅速完成内容清理；而普通个体由于缺乏与大型企业相匹配的法律资源、传播能力和制度支持，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删除、封禁乃至公开道歉的结果。它所显示的是中国的大型资本已经不仅拥有市场资源，还能够获得越来越强的权力支持此当代中国权力与资本的新型官商关系。

随着中共越来越借助中国大型企业推动产业政策、塑造国家形象并参与社会治理，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已经逐渐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它们不仅创造财富、提供就业，也越来越深地嵌入中共的国家战略、舆论控制和公共管理之中。当商业利益开始与政治目标相互绑定，企业商誉不断被赋予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民族品牌乃至维护国家形象的政治含义时，企业所拥有的便不再只是市场竞争优势，而是能够调动中共的制度资源的特殊能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竹知了事件，还是“小米助农”事件，都成为观察当下中国权力与资本关系的一扇窗口。

一家企业没有删帖权，没有封号权，没有行政处罚权，更没有跨省抓捕的权力。它之所以能够让成千上万条内容在短时间内消失，能够让平台迅速完成内容清理，能够让宣传系统同步定调，甚至能够让公安、网信、法院形成事实上的协同行动，并不是因为它拥有这些权力，而是因为今天的中国，资本已经越来越深地嵌入权力体系，企业利益成为所谓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大型企业越来越有底气，把原本属于市场竞争、公众评论甚至网络戏谑的问题，上升为国家机器介入解决。

在习近平时代的过去十余年，中共不断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强调“新型举国体制”，国家安全的概念不断扩张，经济、科技、金融、数据、文化乃至舆论，都被纳入所谓国家安全的范畴。当国家安全成为压倒性的政治目标之后，企业便不再只是创造利润的市场主体，而被赋予了科技突围、产业升级、国际竞争、民族复兴等越来越浓厚的政治使命。国家需要企业，不再仅仅因为它能够创造财富，而是因为它能够承载国家战略；企业依附权力，也不再仅仅因为它能够获得政策优惠，而是因为只有获得权力认可，才能在越来越依赖行政资源配置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感。

资本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中共权力提供制度保障，而中共权力又越来越需要资本承载产业政策、财政增长和国家叙事时，针对企业的批评便被阐释为影响营商环境、抹黑民族企业，甚至进一步被纳入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话语之中。在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企业名誉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明确要“靶向”保护企业名誉权。中央网信办也启动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整治涉企网络“黑嘴”。

在权力与资本越来越融为一体的大背景下，这些企业、商人虽然本身没有执法权，但他们通过利益输送、政治捆绑，让掌握公权力的权贵产生“损害商誉就是损害政府权威、财政”的共识，动用国家机器洗地，官方随时通过封杀、查禁，甚至动用“寻衅滋事”或跨省抓捕等行政司法强力，帮助企业压制、消灭民间批评或冲突。

在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官商关系其实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地方政府依赖资本。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地方财政高度依赖招商引资，企业进入地方，政府提供土地、税收和政策，双方形成的是典型的发展联盟。那时政府需要企业创造GDP、提供就业、增加税收，企业则需要政府提供制度便利。双方虽然利益交换虽然普遍存在，却仍然停留在经济层面。

第二个阶段，则是资本开始依赖权力。随着房地产、互联网、平台经济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真正决定市场格局的，不再是产品、技术和消费者，而是牌照、审批、融资、土地、监管乃至舆论。谁能够更接近权力，谁就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于是大量资本开始主动寻求政治资源，企业越来越主动进入中共的国家战略。

而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中国又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权力与资本开始真正融为一体。这种融合，并不是简单的官商勾结，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钱交易，而是整个制度性的利益共同体。大型企业承担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国际竞争等国家战略；国家则为这些企业提供市场保护、政策倾斜、金融支持乃至舆论护航。企业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而国家机器也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一部分。

过去，一个企业最大的护城河，是技术，产品，品牌。而习近平时代，企业最大的护城河，已经变成了政治。只要国家机器愿意替它删帖、封号、维稳，那么市场上的批评，舆论上的争议，完全被行政力量消灭。这个时候企业便已经脱离现代企业的范畴，是拥有特殊政治身份的利益集团。

所以，今天中国的大型企业所追求的，却已经不是消费者认可，而是政治认可。它们希望获得的是不仅不能批评，而且不能质疑不能戏仿的特殊身份。企业商誉被不断政治化，企业形象便不再属于企业，而成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批评企业就被阐释为抹黑民族品牌，讽刺企业也就被上升为攻击国家科技。这就是为什么普通网友的一个玩具、一段视频、一次模仿，被上升成所谓“境外势力操纵舆论”“有组织抹黑中国创新”。

这才是竹知了事件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它展示的，并不是一家企业法务部门有多么厉害，而是权力与资本相互强化的循环。资本不再满足于赚钱，而开始要求舆论服从，要求整个社会认可它、赞美它、维护它。而专制权力也乐于满足这种要求。

所以，今天中国所呈现的现实已经不是“官商勾结”这个旧词所能形容的，这已经是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此一新型的政治经济结构。资本获得了权力的外衣，权力获得了资本的面孔，它们彼此借力、彼此增益，共同塑造出一个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中，企业借助国家机器维护自身利益，国家也借助企业完成政治目标，而真正失去力量的，则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本的公众。

由此，竹知了事件并不是一个关于玩具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关于企业商誉的故事。竹知了发出的“哇哇”声，真正刺耳的，并不是它像不像华为的发布会，而是它碰到了一个权力不能被戏谑、资本不能被质疑，而公众连笑声都需要承担代价的时代。

年年创新高的反腐“业绩”注释极权罪恶与民生艰困

（编者按：7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这相比于过往年份的反腐“业绩”，可谓再创新高。然而，这种年年创新高的反腐，却未能扼阻中共权力集团的腐败，相反揭示着中共权力集团腐败的日益深重。世界历史一再证明，极端权力必然导致极端腐败。中共极权统治为了维系奴役国民的特权千秋万代永固，不断强化自身奴役手段，使权力不断走向极端，从而使腐败也不断极端升级。如此的反腐自然是南辕北辙，是抱薪救火。）

一、2026年上半年反腐官方报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7月25日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
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18.8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56.2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厅局级干部2773人、县处级干部2.3万人、乡科级干部7.5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5.4万人。处分41.2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0.7万人、政务处分13.4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厅局级干部2274人，县处级干部1.8万人，乡科级干部5.6万人，一般干部5.6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8万人。
根据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84.3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42.4万人次，占总人次的50.4%；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34.1万人次，占40.4%；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4.1万人次，占4.9%；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3.6万人次，占4.3%。同时，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立案行贿人员1.9万人，移送检察机关1938人。

二、2025年中共反腐上半年报表

2025年7月19日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5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5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2.1万件，处分42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30人。

三、2024年中共上半年反腐报表

官方2024年通报的当年上半年数据，数据显示，在175.4万件次的信访举报当中，有47.7万件次属于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已对40.5万件立案，共处分33.2万人，当中包括25名省部级干部、2127名厅局级干部。纪检监察机关已透过“四种形态”对相关人士作出惩处，有54.2万人次要接受第一种形态包括批评教育、训话和面谈等处分，占总人次61.6%；有27.1万人次需要接受包括警告、记过和降级等惩罚；3.1万人次要面对辞退和开除党籍等处分；只有3.6万人次被立案调查。而在1.2万名被立案的行贿人员中，有1941人被移送检察机关。

四、中共十八大后查处官僚的部分数据

中共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案件380.5万件，查处408.9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74.2万人。十九大以来有4.2万名干部主动投案。2014年开展“天网”行动以来，从120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9165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408人，追回赃款217.39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0名归案。2012年12月至2021年5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问题、“四风”问题62.65万起。

五、习党魁主导的两波反腐狂潮

时间跨度从2013年上半年至2025年10月20日，横跨12年，共406位落马高官。
按照他们被宣布调查的时间排布，发现这些高级干部落马有两个明显的波峰——

• 第一波峰：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持续三年，105人落马。
• 第二波峰：2023年上半年至今，截至10月20日已达154人。

第一波反腐高峰期间，高级官员的平均涉案金额为4674万元人民币，第二波中这一数字已达到1.65亿元。如果算总数，过去12年间，这406名高级官员有据可查的涉案金额已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的案件几乎都在审理中，并未公布涉案金额，因此第二波浪潮的总体涉案金额规模，还有部分尚未呈现。
对比显示：第二波落马人数是第一波的1.5倍，平均涉案金额是3.5倍。官方总体数据印证此趋势：2014、2015年分别处分23万和33万人；2023、2024年则为61万和89万人。
从级别看，第一波包括：1位正国级常委周永康，2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和郭伯雄，2位非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苏荣和令计划。第二波则无常委落马，政治局委员仅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另有「准副国级」军委委员魏凤和、李尚福和苗华。若排除这四位军人，文官系统无副国级以上官员落马。

六、越反越腐的制度困境

习党魁12年间，两次各持续三年左右的反腐高潮，似乎暗示一种工作方式上的路径依赖。
这背后可能有不得已的因素。史宗瀚举例，疫情后若真发现大量官员贪腐，要扩大调查规模，就不得不从非纪检部门调动大量资源，甚至从十个不同部委（审计、财政、公安、海关）调集几百上千名干部，需要额外调集这些人力，基本上就要启动一场运动才能推动。
一边掀起反腐浪潮，一边在官方文件中强调常态化反腐的重要性，即「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朱江南认为中国正经历从传统运动式反腐向制度建设的转型。十八大以来，高层有强烈政治意愿支持反腐，对腐败程度深的地方而言，非常必要。强烈的政治意愿赋予反腐机构权力和动力。已实施多项改革使监督常态化，比如中央巡视。事实上，许多腐败通过中央巡视揭露，所以常态化执法是有效的。
卡特娅·德林豪森（Katja Drinhausen）则持有不同的意见。她表示，尽管制度化和法律形式化有所推进，但运动式执法是这一体制的特征，而非缺陷。中共不依赖独立司法系统、调查性媒体和公民社会作为监督者，而是指挥纪律和执法机构的发力方向。2020年至2022年针对科技行业的大型监管运动提醒我们，运动式执法在党的治理方式中仍扮演关键角色。
但两波反腐浪潮的数据对比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何经历如此大力度、如此长时间的反腐后，还能发现更多、更贪的官员？
「持续不断的案件显示，在制衡有限的自上而下政治体制中，腐败多么根深蒂固。」德林豪森表示，习近平上任之初，贪腐就是中国人批评和抗议的关键，也被认为对中共执政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从刚上任前几个月的「八项规定」，到最近对吃喝之风的再次打击，再到持续公布反腐数据，都在努力向民众传达一个信息——领导层确实在监督官员。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认为，中国反腐机构没有独立性，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新加坡、香港等能解决腐败问题的地方，基本都有独立机构，而中国反腐过程中还有很多操控，要抓谁、不抓谁都由上头说了算，由最高层决定。腐败问题真实存在，习近平也想反腐，但反谁不反谁，可能有人为的、主动的考量或斗争情况在内。
「中国反腐是自上而下驱动的，是习近平自己的想法在主导。所以很难预测他什么时候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反腐，外界不知道。这些腐败案件基本处理不完，只是什么时候处理的问题。」吴木銮补充，没有独立司法体系，没有公民社会监督，怎么反腐何时反腐都靠党内处理，所以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斗争，即使不是，也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清洗。

七、不会改变的维持极权统治的反腐

腐败层出不穷，学者史宗瀚认为，深层次原因是高级官员尤其在地方层面拥有巨大权力，党治理社会方方面面，这是制度设计使然，而私人和企业得以贿赂官员获得额外利益。
「但我认为，党在权衡后认为这是值得的。」史宗瀚解释，通过赋予高级官员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能维持一个辖区内的政治垄断，如果真把监督地方官员的权力交出去，给人民监督的权力，共产党就不会那么强大了，政治垄断以外的任何替代方案都会增加某种颜色革命的风险，可能威胁政权稳定。
「从党的角度看，这些是非常危险的实验，是苏联后期政权进行的那种实验。我认为胡锦涛确实尝试过其中一些，而习近平不喜欢这些实验，事实上禁止了它们。」
那么在反腐这件事上，会一直反下去，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吗？
「不，」史宗瀚摇摇头，这不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这只是一场持续的战斗。「这没什么，你知道，党擅长处理那些不会消失的问题。」

八、网民评议中共反腐

@Fox-3d-q3e：反腐只是把刀，本质是肃反，是清洗，是恐惧工具
@赵赵先生-q2k：其实，他们更懂。真实的目的是这样的：1、借反腐清除异己。2、大声反腐吸引民众拥护。3、制度性“能腐”拿捏官员和让官员拥护制度（如不进行财产公开、政府运作不够透明）。
@霍广海：如果一个组织的核心领导层7人中有5人是犯罪分子，从组织学、犯罪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它基本可以被认定为以下几类组织之一（或高度重叠）：一、最直接的定性：犯罪型组织（Criminal Organization）这是最准确、最基础的判断。
核心特征：
犯罪人员占据决策层多数
犯罪行为不是个别偏差，而是系统性
组织目标、资源配置、规则制定被犯罪逻辑主导
@jy4399：国外的不贪，少贪与中国的多贪，大贪，有一个根本性区别，就是国外是由在野党和媒体监督的，也有比较健全的法制，所以贪污容易被发现。但在中国，除了上级以外，没人可以监督官员，所以贪污不容易暴露。
@JunXiao-n3f：绝对垄断的权力必然权力腐败，独裁统治者本身就是最大的贪腐分子。也是各级官员腐败的制造者。这是必然的历史规律。也是帝王统治秩序的必然现象❤❤❤❤
@ZhongHui-n4k：不难理解，制造一个不可能不犯罪的环境，这样天下就只有一个好人了。这样就舍我其谁了，就永远连任下去了。对你来讲是“失败”，对他来是成功。
@YafuSun-x7l：入党升官是一项高风险投入；入党为什么？为了带领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傻瓜已经没有了，入党提干就是捞更多的钱来提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腐败这是一个名词，做官就是捞钱，永远会有人贪污
@yelongchen-u4e：他们永远无法明白不要相信强人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人要相信人性。他们到现在还在说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们不知道制度决定行为，他们永远只知道哪个官员贪污了要抓，但他们不知道那是制度，是奖励机制造成的。
@yuesun9539：如果一个国家权力不受约束，官员不受监督，官员财产不公开，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示威游行自由……那么这个国家不可能成为现代国家，也不可能杜绝腐败。
@haoweihu1255：反腐是权力斗争胜者的清算机制，败者的退场机制。有些人是父子都被抓，象是陈良宇，周永康，有些只有本人承担
@willieb926：为什么反贪反贪越反越贪，因为由皇上自己开始到最低层村官都贪，所以不敢像香港97年前成立的ICAC，每个官员都要公开自己的财产，发现官职与收入不相符就是贪官，（可惜现在香港已经改变了）就减少贪官
@六度梵尘：虽然我部分同意马书记的观点，但有一点感觉马书记故意的，避重就轻了，欧美之所以可以设计出不贪比贪收益更大的制度，前提是民主和宪政，权利分散不会过度集中，这样个体收益非法有限，很容易利用福利和收入设计出制度，但在集权体制里，高薪养廉就是奢望，一个章，一个签字，就能值上亿，你制度能给我多少福利和工资能让我违背人性？集权的本身就注定了贪腐的必然，那么一切又回到了制度的根本性问题上。
@quyanhua0912：看看网上的评论，各个义愤填膺、似乎自己置身于腐败之外。当每一个老百姓认识到自己也是贪腐的一分子、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践行着关系学、人求人、公权力滥用。反腐才可能真正走向理性与成熟。多一点自省与同理心，少一点道德优越感，才是讨论反腐问题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反腐讨论才可能更加理性，也更具建设性。
@长相守：毛时代，被打倒叫“反革命分子”。习时代，被打倒叫“腐败分子”。叫法不同，目的一致
@cli9219：习时代反腐的目的不是为了清除贪官，而是为了篡位夺权。取得前任贪官的位子后，新的贪官有出现了。有一个辽宁落马的贪官，好像叫王眠，说了一句大实话，叫做：站对了队，贪而不腐。站错了队，不贪也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习反腐的真实目的！
@pirobert-m7k：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慧智出，有大伪；国家昏乱，有忠臣。我们需要的是制度，而不是圣人和明君。
@allen4s4：习其实根本不想彻底反腐吧，否则他也不会坚决反对类似“官员财产公示”、“政务公开”这样的制度设计。他只是想借反腐规训官僚体系，让他们忠于自己而已。
@意摩心：让我想起袁腾飞当年上课跟学生们说斯大林肃反，“希特勒听到斯大林杀了这么多苏联的高级军官，激动的要给斯大林授予纳粹铁十字勋章”
@Robin-cm7vg：赵瑞龙：哪有那么多腐败分子，说白了，它不就是你们内斗嘛。
@xiefei2429：用滥用权力的官员来惩罚滥用权力的官员，按照法律办事沦为口号，阉割的新闻媒体只是政府发言的复读机，反腐只是表演，老百姓只是观众，一声叹息。
@al·iikhlas：马列主义的核心是先锋队理论，先锋队是什么？是我的觉悟比你高，你应该服从我的领导，换到党上面就是，党是一个先进的群体，群众和国家应该服从这个先进的、觉悟高的党的领导。这就已经形成了极权的土壤。而再进一步，党为了保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不被颠覆，就只能牢牢的把权力抓在党的手里，而绝不能开放选举让其他党也可以参与选举，因为其他党如果赢的选举，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他们就有可能抛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所以马列党就必然是独裁的，而独裁第一个特点就是权力不受约束，最大的权力者向下要求的是忠诚，而什么能换来忠诚？不就是钱吗？不能直接给钱，那不就只能纵容他们贪吗？因此独裁是必然出现贪污腐败的，对这个问题产生疑问，真的毫无意义。
@红旗下的蛋-s9s：亲自提拔，亲自指挥，亲自清洗；再亲自提拔，再亲自指挥，再亲自清洗；再再亲自提拔，再再亲自指挥，再再亲自清洗。真可谓“满朝文武皆奸佞，独留圣上一明君”啊。崇祯如果泉下有知，都得惊呼“内行，牛掰”～
@millionhou9797：这好像是一个悖论，都知道习帝反腐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异己。如果官员人人都是包青天，海瑞，文天祥，那么习帝靠什么去拿捏，掌控，让自己子子孙孙，垂于无穷呢？习帝反腐越来越频繁，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异己越来越多，他越来越控制不住局面了。
@bl_cp：政治体制就像是一家公司的规章制度，现在共产党的制度就已经是在戈尔巴乔夫王朝末期的时代简单概括就是带着镣铐跳舞在钢丝球上，只要主体的政治体制上不去改革大方向上不去做这个就毫无卵用。所以只有一条路能行的通第一个就是把法院和司法全部独立出去让它们独立运营不做任何干预，建立起一套宪政法制和民主自由的制度去制约政府监督政府的行为准则而不是一言堂毫无卵用
@yangyu1992：抓的如果不是习提拔的：习利用自己的权利搞派系斗争，打压党内其他派系，做永远的皇帝。抓的如果是习自己提拔的：习亲自提拔亲自清洗，满朝文武皆奸佞，独留圣上一明君
@leebilibli3667：90%以上的政府官员都是腐败的，军队的腐败远高于政府官员的腐败，如果对这句话有异议，可以拿觉悟最高的深圳市交委（北极鲶鱼事件涉及深圳市交委），把深圳市交委所有政府公职人员筛一遍，看能不能查出100亿，还是500亿
@liulangdiqiu：事实就是，当官的贪，当兵的赌博。随便查一下就知道，一个三级士官，一年赌博就是输赢百万，当兵的明目张胆的在民间赌博，非常普遍，这样的军队就是吓唬老百姓而已，打仗就是笑话，可以参考下国民党兵
@daydayup-nj：在国外，官员腐败少不是因为三五年能按时晋级，而是有制度约束，不能腐败。另外同时要有申述的权利。如果官员按照制度操作并没有贪污，那就无罪。是否贪腐是可以依靠制度标准和法庭申辩得以澄清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按照制度行事。如果没有法治保障，也没有申辩的机会，无罪的人也会被认定贪腐。人治来认定谁贪腐是大问题。
@万物生-z8h：制度能做到反腐而不做，就说明有人故意让你贪，你不贪我就要脏手从别人兜里掏，你贪了别人我再抄了你，这才是既要又要。????依照奥克姆剃刀理论，这是最能解释所有不可理解现象的真实逻辑。习不贪，是不需要用贪的手段。否则，当年那种政治环境下他是白手起家协调各方力量的？你自己信吗？
@wangtao9664：针对老百姓，严格立法，选择性执法，老百姓噤若寒蝉。针对官员，放任贪污，选择性反腐，让官员如履薄冰。人人自危带来红色江山永固，这种骨子里的坏没得治的。
@呐喊者：在一个一言堂党国，实职副处往上不存在腐败不腐败的讨论，只存在好官坏官的区别，好官是收钱办事，自利利他，坏官是收钱不办事，损人肥己
@anqiumizi4364：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本身就不可避免的一定自上而下的贪无官不贪这个词可是从古至今这个国家的体系也从古至今没有改变过反腐反贪污不过就是一边打击自己认为的敌人一边给韭菜看给他们点心理安慰一点希望罢了！
@天子驾二-o4g：到最后演变成，不贪污说话就没有人听，越有能力贪，派系就越大，权力也就越大。所以官越大必然贪的越多。而且中国官员的权力非常大，很难让收益小于成本。除非打破这一切。

详情请参看：

1、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四十一点二万人
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6/0726/c1008-40767933.html

2、中共“越反越腐”上半年处分省部级高官翻倍
https://www.china5000.us/?p=228887

3、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

4、反腐篇：习近平为何越反越腐，越反，经济越差？
https://youtu.be/8tIaKSzS8lQ

5、越反越腐？中纪委上半年处分干部逾33万人
https://reurl.cc/beEKaX

6、习式反腐「打虎拍蝇」12年后，中共高官为何「越反越腐」？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x27l1rz6xko/trad

7、越反越腐上半年被处分中共干部同比增近三成
https://www.aboluowang.com/2025/0719/2249823.html

8、习近平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ZFcXvqdbcsU

9、九上将团灭，习近平军队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https://youtu.be/042xZgAbCiQ

无锡新吴江溪街道以黑恶手段抢劫老百姓财产

涉黑涉恶刑事报案信

报案人信息：
姓名：顾玲娣，性别：女，出生日期：1956年10月4日
公民身份证号码：320211195610042521
住址：无锡市新吴区前进花园274号301室，联系电话：13771527599
报案人系无锡市震东机械厂投资人张建中妻子。

犯罪嫌疑人信息：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街道，时任书记张毓夏，主任吴琪，副主任陈卫红（分管拆迁），拆迁办主任华进生，城管负责人张春泉，前进村委书记李云，及其长期雇佣的社会闲杂人员。

涉嫌罪名：

1. 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2. 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
3. 涉嫌滥用职权罪；
4. 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
5. 涉嫌抢劫罪；
6. 涉嫌盗窃罪；
7. 涉嫌非法拘禁罪；
8. 涉嫌寻衅滋事罪；
9. 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
10. 涉嫌敲诈勒索罪；
11. 涉嫌故意伤害罪；
12. 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涉嫌犯罪事实：
犯罪嫌疑人为了抢劫、掠夺报案人合法工厂，再通过拆迁获取巨额不法利益，先伪造城管印章，枉法将报案人合法厂房认定为违法建筑，再以拆违名义，滥权组织黑恶人员将合法厂房摧毁、铲平，自2012年起，犯罪嫌疑人实施下列犯罪行为：

1. 滥权作恶，采用黑恶手段，长期雇佣黑恶势力、工商、税务、环保、城管、公安介入，本人及其雇佣人员长期冲进报案人工厂，对报案人及其家人，包括工厂工人进行恐吓、威胁、辱骂、推搡、殴打、找茬滋事，报案人报警，民警竟持枪闯入充当黑恶侵权行为的保护伞；
2. 长期雇佣黑恶人员多次对报案人的工厂进行断水、断电、断路滋事；
3. 伪造城管印章制作处罚决定书，将报案人合法房屋违法认定为违章建筑；
4. 组织、领导黑恶人员，采用黑恶暴力手段，先将报案人夫妇绑架、非法拘禁，然后将报案人工厂内的所有设备和材料抢劫、盗窃一空，再将工厂摧毁，夷为平地；
5. 工厂被抢劫，报案人举报信访后，犯罪嫌疑人仍然雇佣被多次判刑人员上门恐吓、威胁，扬言“杀你全家”等。

报案人举报信访后，犯罪嫌疑人弄虚作假、瞒上欺下，歪曲、捏造事实向上级作虚假汇报，至今12年不返还财物，也不依法安置补偿和赔偿，导致报案人巨额财产损失。

报案请求：
恳请各级领导关注此案，责令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受理报案，对涉嫌犯罪事实依法开展调查，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并将受案、查处结果等程序性事项及时告知报案人。

事实与理由
一、房产合法来源
张建中（报案人丈夫）于1995年申请成立了无锡市震东机械厂（见附件1：《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厂址在前进文化用品厂内，前进文化用品厂属村办集体企业，因太湖花园配套工程（太湖花园农贸市场）建设所需，震东机械厂经营场所进行了搬迁，但未得到任何补偿。2000年6月，经张建中申请，由村、镇两级批准，先同意在村助剂厂内建房，后又变更同意在前进文化用品厂内未被征用区域的破旧厂房上翻建造房，厂区为二层及附房等设施，并与前进村委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协议》（见附件2），厂房于2001年5月建成完工后一直经营，在之后的十多年间，各级政府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根据当时的法律，该房产就属于合法财产。
从《土地有偿使用协议》可见，2001年1月1日，张建中与前进村委（法定代表人周培根签名）签订该协议，约定土地使用年限为30年，在“双方约定条款”第3项中明确“甲方同意乙方在原地旧房翻建，房产权乙方所有。”该条款即确认了报案人厂房的合法性和产权归属。
二、因拆迁，犯罪嫌疑人起歹念，伪造城管印章枉法将厂房认定为违法建设，并作出违法处罚决定，企图以此手段逃避安置补偿，抢劫、掠夺报案人财产。
（一）伪造无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印章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2012年起，震东机械厂房所在地块面临拆迁，犯罪嫌疑人安排城管多次上门找茬、骚扰。无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2年12月7日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锡城执案字[2012]第602154号）（附件3），枉法认定厂房为“未取得规划许可证建设”，并“建议当事人限期拆除”，震东机械厂根据要求立即制作《陈述申辩书》交给无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详细讲述了厂房的协议和历史来源及合法性。
（二）伪造无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印章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3年6月14日，犯罪嫌疑人伪造无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印章作出锡新城执案字[2012]第6021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见附件4），蓄意歪曲历史事实，滥用法律，枉法将厂房认定为违法建筑，并作出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震东机械厂于2013年6月26日作出《申诉书》交给无锡市新城执法大队。执法大队表示其没有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要求报案人向处罚决定书印章所示单位询问，还说那是江溪街道城管做的。
（三）无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确认其未制作该案件
2015年4月17日，报案人到无锡市城市管理行政支队，对其作出的锡新城执案字[2012]第6021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提出意见时，该单位工作人员明确告知报案人“该案件不在我单位，我单位未作出处罚决定书”，两名工作人员（许家庆、朱晓东）还手写了证明不是其单位制作案件的文字材料（见附件5）
三、犯罪嫌疑人为抢劫、掠夺报案人合法厂房和土地，不择手段，在雇佣黑恶势力人员对报案人全家进行骚扰、恐吓、威胁、辱骂，动用城管、工商、税务、环保等部门上门找茬的同时，还对厂房进行断水、断电、断路。
由于报案人全家不服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坚决不自行拆除厂房，因为这是报案人全家辛辛苦苦经营出来，也是唯一养活全家的依靠，现在犯罪嫌疑人竟然采取黑恶手段，企图逼迫报案人放弃合法财产，报案人全家痛苦万分。
为了实施抢劫，强制报案人停工拆除厂房，犯罪嫌疑人指使街道司法所杨建南（黑恶人员）多次强行冲进厂内，挑衅、刺激、恐吓、威胁张建中，并扬言要杀了报案人孙子；街道拆迁办的华进生多次强行冲进厂内扬言要把厂房和财产抢走，并把报案人全家灭口；前进村委书记李云还指使三次被判刑人员周近伟多次冲进厂房和住宅，威胁扬言要杀了报案人孙子和孙女，给报案人全家造成巨大心理压力，报案人多次报警，却招来“持枪特警”冲进厂房，对报警人进行吼训，并扬言要打死报案人全家和工人，公然包庇黑恶分子。
2014年9月30日晚8时至10月1日凌晨3时30分之间，犯罪嫌疑人指使人员将厂房的自来水进水管割断。10月8日晚上9时许，犯罪嫌疑人又指使人员将一翻斗车30多吨的建筑垃圾倒在厂房大门口，连门里也倒进了，导致出入厂房的道路被封堵，企图对工厂的正常生产经营进行阻挠、妨碍。当时有目击证人为我作证。张建中于10月10日报警，并提供《报案书》，公安不理。犯罪嫌疑人自开始拆迁，就时常对报案人的工厂进行断电，严重扰乱报案人工厂正常生产经营。
四、犯罪嫌疑人实施黑恶暴力“拆违”：组织、指使黑恶人员使用黑恶暴力，先将报案人夫妇绑架并非法拘禁，然后将报案人工厂所有设备和材料全部抢劫、偷窃一空，再将报案人合法厂房摧毁，绑架和非法拘禁导致报案人夫妇身患严重疾病。
（一）犯罪嫌疑人组织黑恶人员砸开厂门，冲进厂内绑架报案人夫妇
2014年11月27日凌晨5点，报案人在厂区打扫卫生准备开工事务时，以陈燕荣为首的黑恶人员和伪装保安穿着的黑恶人员砸开厂门，冲进厂区，采用暴力控制准备报警的报案人，并抢走手机，报案人呼救，在办公区睡觉的丈夫张建中从梦中惊醒，仅穿内衣裤冲出，发现办公室门锁已被砸开，冲进来的黑社会人员将丈夫张建中摁倒在地强行控制，后将报案人夫妇绑架并强制关押到事先准备好的停在外面的车内。
黑恶人员在对报案人施暴控制过程中，报案人说：“我认识你！”导致黑恶施暴人员立即撩起报案人上衣包裹报案人的头部，以蒙住报案人的眼睛，致使报案人上身全部裸露，报案人遭受巨大刺激，拼命呼叫“救命”，而黑恶施暴人员根本不理。在车内，丈夫张建中听到报案人突然没有声音，害怕出意外，就冲过来想帮报案人解掉蒙头衣物，被黑恶人员控制按住无法动弹，报案人丈夫就要求黑恶人员送报案人到医院，黑恶人员却猖狂叫道：“送你们去地狱！”
（二）犯罪嫌疑人非法拘禁报案人夫妇
犯罪嫌疑人使用暴力绑架报案人夫妇后，就将报案人夫妇押送到街道司法所，被分别关押在两个房间内。在房间内，黑恶人员将报案人夫妇严格控制，不让走动，不让小便，导致报案人尿裤子，直到11月28日凌晨2时许才将报案人夫妇押回家。
（三）绑架、非法拘禁致报案人夫妇身患严重疾病
报案人在阴冷的房间内穿着尿湿的裤子20多小时，导致下体双腿毒疹发湿起泡。
更严重的是，因报案人突然遭受黑恶暴力侵袭及强制裸露上体的刺激，心脏突然生病，停止跳动，生命垂危，多次抢救脱险，经连续几年医治，至今仍患严重心脏病和尿失禁，稍微受刺激就心跳变慢，全身无力瘫痪抢救，而报案人丈夫张建中则因只穿背心短裤被长时间关押在阴冷房间，受寒冷引发肺部炎症，病变成肺气肿至今。
（四）犯罪嫌疑人先将报案人厂内所有财物浩劫一空，再将厂房摧毁、铲平
将报案人夫妇绑架到街道司法所非法拘禁期间，犯罪嫌疑人先将报案人厂房内所有财物浩劫一空，包括生产设备、原料和成品、办公用品等等，再指使黑恶人员将报案人1200平方米的厂房摧毁、铲平，至今12年不归还、不安置补偿、不赔偿！
报案人有部分监控录像为证，供调查时提供。
犯罪嫌疑人在采用黑恶暴力手段摧毁报案人合法厂房时，有三人报警，分别是张晓春（身份证号码320211198503262514）、张晓云（身份证号码320211198012272523）、张和琴（身份证号码320211194902012526）。
五、犯罪嫌疑人采用黑恶暴力手段摧毁报案人合法房产，抢劫报案人财产的行为涉嫌犯罪。
犯罪嫌疑人涉嫌下列多个罪行，详情如下：

1. 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两项罪行）：为抢劫、掠夺、霸占报案人巨额合法财产，企图将报案人合法厂房认定为违法建筑并拆除，逃避安置和补偿，竟然伪造无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印章，制作处罚事先告知书和处罚决定书；无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的证言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是铁证。
2. 违法认定报案人厂房为违法建筑：报案人是2001年1月1日与无锡市郊区南站镇前进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协议》，取得30年土地使用权，获准在原前进文化用品厂旁原集体企业旧址翻建厂房，且翻建厂房产权归报案人所有。该行为适用《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1993）》和《土地管理法》（1998版），在当时，只要村镇同意，在村集体原建设用地旧址翻建不需要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在当时，报案人与村委签订协议就可以翻建，且相关手续由村委办理。虽然根据《城市规划法》第32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取得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开工。”但报案人所在区域属于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村村庄、原村集体企业旧址，在2001年属于未城镇化、未连片建成区、农村地区（规划区非建成区），也不适用《城市规划法》第32条规定。2008年实施的《城乡规划法》才要求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能用2008年的《城乡规划法》倒推2001年的行为。
3. 涉嫌滥用职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两项罪行）：未经法定程序，采用黑恶暴力手段，将报案人合法厂房摧毁、铲平，造成报案人巨额财产损失；
4. 涉嫌抢劫罪、盗窃罪（两项罪行）：犯罪嫌疑人将报案人夫妇绑架实施非法拘禁后，大肆抢劫报案人工厂内的大量财物，同时，将报案人厂房内大量财物偷窃，致使报案人工厂的所有财物全部被洗劫一空；
5. 涉嫌非法拘禁罪：报案人夫妇被从工厂绑架到车内，然后被押到街道司法所实施非法拘禁21小时许，期间不允许报案人夫妇离开房间，不允许走动，甚至不允许小便，完全剥夺人身自由。
6. 涉嫌寻衅滋事罪：犯罪嫌疑人及其纠集的黑恶分子自拆迁前开始，直到现在（拆迁后），仍然上门对报案人夫妇实施骚扰、恐吓、威胁、辱骂，企图以此手段胁迫报案人放弃合法权益，其断水、断电、堵路行为，均属于法定寻衅滋事犯罪行为；
7. 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犯罪嫌疑人及其纠集、雇佣的黑恶分子，在拆迁前随意侵入报案人工厂，拆迁后，又随意侵入报案人夫妇住宅；
8. 涉嫌敲诈勒索罪：犯罪嫌疑人自拆迁开始，除亲自对报案人夫妇实施上门恐吓、威胁、辱骂等外，还雇佣黑恶势力实施上述行为，而且动用工商、税务、城管、环保、公安等部门介入找茬、包庇黑恶势力犯罪，其目的是为逼迫报案人夫妇放弃权益，以获取巨额财物，构成敲诈勒索罪；
9. 涉嫌故意伤害罪：犯罪嫌疑人雇佣黑恶势力人员多次殴打报案人，在拆迁前和拆迁后均多次发生，导致报案人身心受到巨大创伤。
10.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罪嫌疑人及其雇佣的社会闲杂人员，形成一个有组织、有领导、分工明确的团伙，该团伙在犯罪嫌疑人的组织领导下，长期实施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将报案人的合法财产抢劫、偷窃一空，且事后为阻止报案人检举揭发，依法维权，犯罪嫌疑人仍然雇佣多次刑满释放人员上门恐吓、威胁，纠缠滋事，其行为特征完全符合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构成要件。

六、报案人举报维权，犯罪嫌疑人歪曲、捏造事实做虚假汇报，弄虚作假，瞒上欺下，相关职能部门包庇、纵容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
自合法厂房和财产被摧毁和抢劫后，报案人夫妇先后向村委、镇政府、区政府和市政府多次反映情况，他们一直答应解决，但都一直敷衍、推诿至今，更恶劣的是，江溪街道信访办主任陆建君却多次向上级捏造事实，称“已解决”报案人的诉求，造假账、假材料、假汇报，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企图瞒天过海，欺压报案人夫妇，这是多恶劣的行径？！
报案人夫妇还通过邮寄信件的方式向无锡市、江苏省和北京有关部门反映了遭遇，但均未得到重视解决，就这样，被欺骗、敷衍、拖延达12年！
（一）新吴区监察委包庇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
2020年11月10日，无锡市新吴区检察院接受报案人的举报，审查后将举报材料转新吴区监察委处理，并给报案人《群众来信回复函》（见附件6），但新吴区监察委至今未作任何调查处理，公开包庇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新吴区公安包庇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
2025年9月，报案人向中央第五巡视组举报上述情况，10月9日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给报案人《专门程序处理告知书》（见附件7），称“已转送南站派出所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同年11月20日，新吴分局又给报案人《关于顾玲娣反映问题的回复》（见附件8），称“公安机关已依法依规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但却没有任何人向报案人调查，也未依法给报案人送达《不予立案通知书》，剥夺了报案人对不予立案不服的法定救济权利，公然充当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的保护伞。
（三）犯罪嫌疑人继续滥权枉法，毫不顾忌地作出违法答复
2025年12月5日，在报案人向中央第五巡视组举报情况后，江溪街道给报案人《依法履职告知书》（见附件9），肆无忌惮地捏造事实，但也承认了多项违法犯罪事实。
恳请各级领导在百忙之中关注无锡的黑恶现状，责令无锡相关职能部门，对报案事项进行客观公正调查，对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查处，依法依规对报案人夫妇的厂房和财产损失进行合法合情合理安置补偿和赔偿，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报案人夫妇因遭遇黑恶暴力拆迁，巨额财产被抢，身体遭受创伤、摧残，精神饱受折磨，每日生活在悲愤与痛苦之中！
12年维权，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无处伸冤，饱受煎熬！

共产党的天下，难道没有地方说理、讲法吗？

此致
敬礼！

报案人：顾玲娣
报案日期：2026年月日

附：

1.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1份；
2. 《土地有偿使用协议》复印件1份；
3.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复印件1份；
4. 《行政处罚决定书》（城管）复印件1份；
5. 市城管工作人员许家庆、朱晓东手写材料复印件1份；
6. 新吴区检察院《群众来信回复函》复印件1份；
7. 新吴分局《专门程序处理告知书》复印件1份；
8. 新吴分局《关于顾玲娣反映问题的回复》复印件1份；
9. 江溪街道《依法履职告知书》复印件1份。

附件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附件2：《土地有偿使用协议》

附件3：《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城管）

无锡顾玲娣因工厂被抢12年报案无人理

【民生观察2026年8月5日消息】2026年6月27日，家住无锡市新吴区前进花园维权人顾玲娣以邮政挂号信方式，向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杜小刚、市长蒋锋、市委政法书记周常青、市委纪委书记时勇、市委社会工作部李江部长、市公安局长谭永生、新吴公安分局局长赵宏、市检察院控申中心、新吴区检察院控申中心、市中级法院党组、新吴区监察委邮寄了《涉黑涉恶刑事报案信》（详见附件：《邮寄凭证》），至今无人问津，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杜小刚领导下的政法队伍集体沉默，面对群众依法报案，集体渎职。

这就是中共无锡当下的依法治国！

1995年，顾玲娣丈夫张建中注册成立了无锡市震东机械厂，夫妻二人正常经营，期间因政府工程建设需要，经历两次搬迁。第一次，因太湖花园配套工程（太湖花园农贸市场）建设所需，震东机械厂经营场所进行了搬迁，但未得到任何补偿。第二次，2000年6月，经张建中申请，由村、镇两级批准，先同意在村助剂厂内建房，后又变更同意在前进文化用品厂内未被征用区域的破旧厂房上翻建造房，厂区为二层及附房等设施，并与前进村委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协议》，厂房于2001年5月建成完工后一直经营，在之后的十多年间，各级政府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根据当时的法律，该房产就属于合法财产。

2012年起，震东机械厂房所在地块面临拆迁，江溪街道和前进村委领导不择手段对其进行恐吓、威胁、骚扰，详见附件《涉黑涉恶刑事报案信》，2014年11月27日凌晨5点，在江溪街道组织下，一帮黑恶分子砸开工厂大门，撬开宿舍门，将夫妻二人绑架上车，然后非法拘禁到街道司法所22小时之久，在此同时，一帮黑恶势力将工厂厂房铲平，将工厂内所有设备、产品、材料及办公设备全部洗劫一空，顾玲娣夫妻向无锡市级、江苏省级、中央级领导和机关部门举报无数次，至今12年无人处理。

在这12年间，由于顾玲娣的上访维权，遭到江溪街道和村委领导雇佣社会闲杂人员不间断对顾玲娣夫妇进行不间断恐吓、威胁、辱骂、殴打，上门骚扰，扬言杀人等，给顾心理造成极度恐慌和不安，报警无数次，警察不闻不问。

在律师的指引下，顾玲娣于2026年6月份给无锡市级领导和公、检、法、政法委、监察委书面刑事报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监察法》及其《监察法实施条例》、《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均对报案、控告、举报的接受处理作了严格规定，令人惊讶的是，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杜小刚领导下的政法队伍已经腐烂之极，各级领导、公、检、法、纪监委对顾玲娣的涉黑恶刑事报案根本不理会，彻底无视、对抗法律，完全渎职，赤裸充分黑恶势力犯罪的保护伞！

顾玲娣说：“我们夫妻俩辛辛苦苦做了一辈子，最后全部被江溪街道和前进村委给抢劫一空，因为他们在抢劫时使用黑恶暴力，把我上身全祼，再将我们非法拘禁在寒冷房间里，我们身穿薄衣，还不让开暖空调，导致我受刺激心脏突发疾病，一动就晕到，大小便失禁，多次经抢救脱险，我丈夫也因此患肺心病，现在仍然需要医治。”

无锡梁溪访民吴某国说：“无锡现在是史无前例的黑，根本没有法律可言，我们老百姓有冤没地方诉，中央说得一套一套的，全在忽悠老百姓，我们现在找不到说理说法的地方，这哪里是依法治国？！是想把老百姓都逼到杀人！”

无锡梁溪访民沈某珍说：“现在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黑洞，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墨缸，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政府成了人民的敌人，官员时刻想着从老百姓那里抢劫土地和房产去谋取政绩，公、检、法成了公权抢劫老百姓财产的帮凶和打手，从上到下一条龙腐败，整个官场就是一个大粪坑，老百姓都被逼得喘不过气了，这样下去都要把老百姓逼得造反。”

顾玲娣恳请社会关注无锡的黑恶现状，恳请媒体和记者采访无锡黑恶暴力拆迁，联系电话：13771527599。

附件1：邮寄凭证；2、刑事报案信2026年6月27日，家住无锡市新吴区前进花园维权人顾玲娣以邮政挂号信方式，向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杜小刚、市长蒋锋、市委政法书记周常青、市委纪委书记时勇、市委社会工作部李江部长、市公安局长谭永生、新吴公安分局局长赵宏、市检察院控申中心、新吴区检察院控申中心、市中级法院党组、新吴区监察委邮寄了《涉黑涉恶刑事报案信》（详见附件：《邮寄凭证》），至今无人问津，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杜小刚领导下的政法队伍集体沉默，面对群众依法报案，集体渎职。

这就是中共无锡当下的依法治国！

1995年，顾玲娣丈夫张建中注册成立了无锡市震东机械厂，夫妻二人正常经营，期间因政府工程建设需要，经历两次搬迁。第一次，因太湖花园配套工程（太湖花园农贸市场）建设所需，震东机械厂经营场所进行了搬迁，但未得到任何补偿。第二次，2000年6月，经张建中申请，由村、镇两级批准，先同意在村助剂厂内建房，后又变更同意在前进文化用品厂内未被征用区域的破旧厂房上翻建造房，厂区为二层及附房等设施，并与前进村委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协议》，厂房于2001年5月建成完工后一直经营，在之后的十多年间，各级政府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根据当时的法律，该房产就属于合法财产。

2012年起，震东机械厂房所在地块面临拆迁，江溪街道和前进村委领导不择手段对其进行恐吓、威胁、骚扰，详见附件《涉黑涉恶刑事报案信》，2014年11月27日凌晨5点，在江溪街道组织下，一帮黑恶分子砸开工厂大门，撬开宿舍门，将夫妻二人绑架上车，然后非法拘禁到街道司法所22小时之久，在此同时，一帮黑恶势力将工厂厂房铲平，将工厂内所有设备、产品、材料及办公设备全部洗劫一空，顾玲娣夫妻向无锡市级、江苏省级、中央级领导和机关部门举报无数次，至今12年无人处理。

在这12年间，由于顾玲娣的上访维权，遭到江溪街道和村委领导雇佣社会闲杂人员不间断对顾玲娣夫妇进行不间断恐吓、威胁、辱骂、殴打，上门骚扰，扬言杀人等，给顾心理造成极度恐慌和不安，报警无数次，警察不闻不问。

在律师的指引下，顾玲娣于2026年6月份给无锡市级领导和公、检、法、政法委、监察委书面刑事报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监察法》及其《监察法实施条例》、《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均对报案、控告、举报的接受处理作了严格规定，令人惊讶的是，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杜小刚领导下的政法队伍已经腐烂之极，各级领导、公、检、法、纪监委对顾玲娣的涉黑恶刑事报案根本不理会，彻底无视、对抗法律，完全渎职，赤裸充分黑恶势力犯罪的保护伞！

顾玲娣说：“我们夫妻俩辛辛苦苦做了一辈子，最后全部被江溪街道和前进村委给抢劫一空，因为他们在抢劫时使用黑恶暴力，把我上身全祼，再将我们非法拘禁在寒冷房间里，我们身穿薄衣，还不让开暖空调，导致我受刺激心脏突发疾病，一动就晕到，大小便失禁，多次经抢救脱险，我丈夫也因此患肺心病，现在仍然需要医治。”

无锡梁溪访民吴某国说：“无锡现在是史无前例的黑，根本没有法律可言，我们老百姓有冤没地方诉，中央说得一套一套的，全在忽悠老百姓，我们现在找不到说理说法的地方，这哪里是依法治国？！是想把老百姓都逼到杀人！”

无锡梁溪访民沈某珍说：“现在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黑洞，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墨缸，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政府成了人民的敌人，官员时刻想着从老百姓那里抢劫土地和房产去谋取政绩，公、检、法成了公权抢劫老百姓财产的帮凶和打手，从上到下一条龙腐败，整个官场就是一个大粪坑，老百姓都被逼得喘不过气了，这样下去都要把老百姓逼得造反。”

顾玲娣恳请社会关注无锡的黑恶现状，恳请媒体和记者采访无锡黑恶暴力拆迁，联系电话：13771527599。

附件1：邮寄凭证；2、刑事报案信

张超因到天安门拍照悼念六四被刑拘逮捕

【民生观察2026年8月4日消息】山东枣庄维权人士张超（法名：释道果）在纪念六四37周年当天，至北京天安门拍照并附诗悼念发至朋友圈（不久后被封），已确认次日（2026年6月5日）凌晨被山东枣庄国保大队带离北京，后被刑拘逮捕羁押在看守所至今。

2026年6月4日，张超前往天安门广场，在栅栏外围拍照并附诗悼念发至朋友圈。结果在6月5日凌晨被山东枣庄国保带队带离北京，后被刑事拘留。

张超被抓捕的经过：其于6月4日早上7点他在前门通过手机发送1.自由属于人民；2.荣耀属于人民；3.国家属于人民；4.最终胜利属于人民等内容。

6月5日早上5点多，15-16个便衣在其住处把他抓捕，这15-16个便衣是枣庄市的国保，当时他发现这些可疑人员出现其住处时，他先报警，北京海淀分局花园路派出所的警察和这15-16个便衣对他实施了抓捕。

张超在前门通过手机发送后，将把手机格式化了并关机，警察用大数据锁定了他的行踪，他经过的地铁上15处监控都有他的影像。枣庄市国保支队动用了3辆警车，于6月5日晚10点多把他押送到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分局，6月6日晚11点张超被送到看守所。

6月18日，张超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

公开资料显示，张超，男，1970年生，法名：释道果，山东省枣庄市人，早年在北京务工期间觉醒，多年致力于网络民主理念宣传。

2014年6月张超在北京工作期间，因“散播反共反党言论”被供职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同年10月因给在京维权人士发提醒搜捕信息，被北京警方抓捕，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被关进丰台看守所36天。

获释后的张超剃度出家，成为一名人权和尚，他在云游四海、修行、研究佛学期间，依然不忘网络启蒙和对落难同道的救助，仍然关注着国内的人权状况，因此屡次被警方喝茶传唤，以致每有落脚寺庙即被当地警方驱逐。

2016年10月7日，天气转凉，北京的桥洞下依然住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张超购买一批保暖绒衣，分发给一部分流浪人员用予抗寒。由于无家可归者太多，其救助物资有限，张超在网上发起呼吁，希望能有更多人来关注和帮助这些难民。

2018年6月4日，退役军人张世军身穿军装在北京天安门拍照留影，张超随后在网上转发，之后被大批全副武装的枣庄山亭警察堵门骚扰，后被带往辖区派出所进行非法审讯。

2018年张超的女儿考入大学后，学校给其分配“网络信息”专业，就是大家熟知的五毛特培专业，张超怀疑此为当地警方和学校的故意安排，但苦于一直没有证据，为此他希望能把女儿送出国外，以脱离中共魔爪的摆布。

2019年7月23日张超预定了往返德国的机票，欲前往考察了解。7月24日张超突然遭到枣庄市山亭分局的抓捕，随即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同年8月29日，又被枣庄市山亭区检察院追加罪名，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予以批捕；

2020年7月21日，其案在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法院开庭受审；2020年9月8日，终被该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刑1年8个月，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最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2021年3月23日，其刑满释放。

邹开惠赴京上访被带回现遭传唤并拟实施处罚

【民生观察2026年8月4日消息】近日，重庆市渝中区维权人士邹开惠赴京依法反映房屋强拆未获补偿安置相关诉求，被警方查验身份信息后扣押，后交由驻京办强制带回重庆。目前，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南纪门派出所民警，电话通知对邹开惠进行传唤并拟对其实施治安处罚。

邹开惠，身份证号：51020219600710412X，住址：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77号附27号。

邹开惠本人名下合法住宅及经营性房产坐落于重庆市渝中区，自2007年起长期遭遇无合法审批手续的偷拆、暴力强拆与纵火损毁，截至目前长达十九年，征收相关单位始终未向邹开惠本人落实任何补偿安置方案。

邹开惠在多年维权过程中，还曾因维权被他人殴打致脑震荡，房屋权属证件、屋内大量财物均遭到损毁、扣押，邹开惠的财产权益与人身权益持续遭受严重侵害。

因房屋拆迁历史遗留争议长期得不到实质化解，邹开惠依法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申诉、信访权利，前往北京正规信访接待场所如实反映房屋被强拆、长期未获补偿安置的相关问题。

进京途中身份信息被相关人员核验后，送至久敬庄接济中心，2026年8月3日邹开惠被送回重庆住所。

2026年8月3日晚间，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南纪门派出所工作人员主动致电邹开惠，仅通过口头形式通知其于8月4日上午10时前往派出所接受调查，通话过程中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将会对邹开惠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自始至终派出所没有向邹开惠送达《传唤证》、询问通知书等任何加盖单位公章的书面法律文书。

邹开惠在北京停留期间，全程规范递交信访材料，不存在围堵机关办公场所、扰乱公共秩序、辱骂工作人员、缠访闹访等任何治安违法行为，无任何违法事实。

当前存在明确现实风险，南纪门派出所有可能在无任何合法传唤手续的前提下，上门强行拖拽、强制传唤邹开惠，甚至直接作出拘留决定，以此压制邹开惠房屋拆迁维权以及合法信访诉求。

房屋征收、强制拆迁本身属于行政征收纠纷，不在公安机关法定管辖范畴之内，南纪门派出所借邹开惠进京信访一事启动治安强制措施向其施压，本质上属于违规插手征地拆迁非警务活动。

南纪门派出所存在多项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具体如下：

第一，该所违规插手征地拆迁行政纠纷，借助信访事项动用治安传唤、行政拘留手段打压拆迁维权群众，违反公安部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的硬性纪律规定。

第二，办案人员未依法出具书面《传唤证》，仅通过电话口头通知邹开惠配合调查，同时明确扬言要对其实施行政拘留，若后续上门强行拖拽、强制传唤、违法拘留邹开惠，将构成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相关要求。

第三，邹开惠此次只是依法赴北京反映房屋强拆补偿历史遗留诉求，全程不存在滋事扰序、缠访闹访等任何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派出所却单纯以信访事由威胁对邹开惠作出拘留处罚，该行为属于打击报复信访人，严重违反《信访工作条例》。

第四，邹开惠进京相关行为全部发生于北京市辖区，南纪门派出所没有履行任何跨区域办案协作程序，也未取得合法异地管辖手续，却擅自拟对其实施传唤、治安处罚，办案管辖程序严重违法。

第五，派出所负责人与承办民警随意滥用治安行政执法权力，对待信访群众方式简单粗暴，存在乱作为、耍特权问题，违反《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五个严禁》《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相关纪律要求。

第六，本次违规执法行为完全违背2026年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推进信访法治化、禁止以强制措施压制群众合理诉求的工作部署，同时和中央政法委深化扫黑除恶、刀刃向内、整治政法干警滥用职权的工作要求相悖。

第七，倘若派出所后续执意对邹开惠实施强制传唤、违法拘留，相关责任民警必须依规依纪接受追责，同时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开展法律监督与责任追究。

基于上述全部事实、法律、政策与纪律依据，邹开惠现向重庆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及重庆市纪委监委，提出以下追责与整改请求：

第一，立即停止针对本人的口头传唤、强制传唤、行政拘留全部准备工作，禁止派出所工作人员上门强行将本人从住所带离。

第二，全面核查本次电话通知传唤、扬言拘留的完整全过程，出具正式书面核查结论，书面确认派出所存在传唤程序违法、异地跨区域办案程序违法、打击报复信访人、违规插手征地拆迁四项违法事实。

第三，对南纪门派出所主要负责人、本次承办民警同步启动执法过错认定以及党政纪调查处分程序，依据《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五个严禁》《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相关规定作出停岗、调离岗位等处理，并将书面处理结果依法送达本人。

第四，倘若办案机关查实认定本人存在治安违法事实，请依法出具加盖单位公章的正式《传唤证》，完整列明全部违法事实、佐证证据以及对应的法律条款；经核查确认本人不存在任何治安违法行为的，请出具书面澄清说明，永久不得以传唤、调查、拘留等方式干扰本人正常生活与合法信访权利。

第五，严格落实公安部严禁警力参与征地拆迁、2026中央信访联席会议、中央政法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相关要求，协调征收主管单位依法妥善处置本人房屋被强拆十九年未补偿安置的历史遗留诉求。

第六，今后如果南纪门派出所实施违法强制传唤、违法拘留行为，本人将同步启动国家赔偿申请程序，并将相关民警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滥用职权的线索移交渝中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律监督，核查相关渎职违法责任。

第七，恳请重庆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重庆市纪委监委开展同步专项监督调查，及时纠正南纪门派出所滥用治安职权压制拆迁信访群众的违规执法行为。

邹开惠电话：15501029401

李翘楚：剥权两年期满

2024年8月3日至2026年8月2日，是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从今天——8月3日起，这项附加刑已执行完毕。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公民，我重新完整地享有法律赋予我的各项权利；也意味着，若今后仍延续此前对我的种种限制，便于法无据。

两年前的此刻，刚过零点，我被通知从看守所释放。站在大门口的那一刻，我忽然感动得想哭——

我知道，从走出去的那一刻起，我不再是过去那个只有微弱火苗的女孩了——我是个有火把的人了，我积蓄了大量的火光，可以为更多身处困境的女性，照亮一段夜路。

致敬我们鱼死网破、又绝处逢生的胜利。

将庆祝这一天的手绘图分享给在苦难中不变形活着的每个人～

维权人士张爱民遭受滥用职权打压

【民生观察2026年8月3日消息】唐山维权人士张爱民寻衅滋事一案连续两次取保候审，一案件拖延战术好几年无结果。

张爱民在2012年11月11日因为本人没有来过北京，第一次来北京维权。也不知道去哪里能够管用，他就看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旗杆下很热闹，所以我就从怀里掏出来用白布黑字写的上访两个字，第一天开始上访维权是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旗杆下开始。当天晚上驻京办的和当地派出所的十几个人从久经庄接出用警车押到当地派出所第二天送到拘留所被拘留十五天。从此我就走上了维权之路只要我去各地声援维权也就会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和迫害。走到哪里维权就会在哪里受到拘留。

2012年被拘留多次没有给拘留证。
2013年5月被北京朝阳分局拘留五天。
2013年8月在北戴河拘留十五日。
2013年10月因为找到河北省委巡视组办公楼，因为在楼下带头高喊“打倒古冶区腐败分子”被拘留十五日。
2014年1月从石家庄强制带回拘留十天。
2014年2月从北京带回拘留十天。
2014年3月从北京带回拘留十天。
2014年6月从北京带回拘留十天。
2014年10月从北京带回拘留十天。
2015年1月在石家庄拘留7日。
2016年3月从北京带回拘留十天。
2016年11月从北京带回拘留十天。
2017年3月从北京带回拘留十天。

张爱民长期参加很多的声援活动、在北京参加过浦志强律师开庭的活动、在北京参加很多维权人士被抓开庭的活动。张爱民还和吉林省四平市的郭洪伟一起去湖北参加过秦永敏的开庭活动、四平市郭洪伟多次开庭都参加了。吉林省和龙市闫春凤也到场参加、沈阳市维权人开庭都积极参加开庭学习法律知识、山东省济南舒向新律师开庭、四川省成都市维权人开庭也到场参加庭审学习法律知识。辽宁省营口市维权人士开庭参加庭审。本地维权人士的庭审活动更是积极参加无数次。因为上访维权至今为止落下了一身的病、心脏病、高血压。

张爱民的妻子也是一个受张爱民维权牵连受到打击的人、她也是一个有脑梗、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

在2018年因为心脏病、高血压本人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因为治疗自己的病将家里唯一的一套房子卖掉还帐。现在张爱民夫妻俩人租房子居住。最可恶的是当地政府还以各地理由不给他们夫妻办理低保。

在2023年6月15日上午八点左右在国家信访局的大院里面排队时被北京警察直接带走后移交给唐山市公安局古冶分局京华派出所后被从北京押到唐山定成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直接刑事拘留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

在2023年7月21日被古冶区检察院逮捕。在被关进看守所古冶区检察院公诉人刘船到看守所提审时，然后还问张爱民你还找了一个北京的律师。张爱民理直气壮当时就回问公诉人，我找北京的律师不行吗？公诉人说行，找哪里的律师都可以，但是也的遵守这里的法律。可想而知公诉人说出“这里的法律”是什么意思呢？

张爱民回答问公诉人，我的代理律师不遵守法律了吗？全国法律不一样吗？公诉人就不敢接张爱民的问题了。(证据依据唐山市第一看守所第三提审室的监控视频语音为证据)

在2023年8月30日第一次开庭、第二次2023年10月19日开庭；
第三次2024年1月16日开庭；
第四次2024年9月4日开庭；
第五次2025年1月15日开庭。

每次开庭都说是最后一次开庭，我当时就让审判长先别敲锤。我问审判长是不是最后一次开庭。审判长说了最后一次开庭，然后宣布择日宣判。但是还是连续开庭没有结果。

在2025年1月14日上午十点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在被从看守所关押580天后取保候审。第六次开庭2025年6月27日一审又再次开庭。

然后我在2025年11月21日下午我接到古冶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我被判刑一年七个月。十日之内我上诉至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年1月21日立案。

唐山中级人民法院在2026年5月15日开庭在二审开庭的庭审中我的辩护律师马刚权讲述了在一审之中法官适应法律错误，事实不清。要求二审法官改判无罪。

在庭审辩护中马律师的辩护也得到了法官默认的许可。

我本人在法庭上也向审判长、审判员陈述自己无罪，在最后的陈述中向法庭要求不要发回重审。

在2026年5月15日下午16点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再次从新开始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

因为在二审的庭审中本人和律师讲出了一审判决书里面错误之处所以至使造成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6年7月1日裁定发回重审。这慢长的审理过程又要从一审法院从新开始了。我只能慢慢耐心等待。这迟到的正义我盼望早一点的到来！

张爱民的经历从以上叙述看到法律已经是空转的机器，河北唐山中级人民法院明知一审判决错误，不予纠错反而驳回重审，滥用职权浪费社会资源，直接给当事人张爱民造成极大的伤害与经济损失，更大的伤害是心里阴影的无休止的取保候审，等待解除无罪释放的期待摇摇无期。

所有的法律都不会让维权公民获得公平公正与自由，追责各部门负责人滥用职权集体犯罪，是维权公民唯一的权利，他们就是一群黑帮，习近平要开展扫黑除恶工作首先应该扫除公检法系统的黑帮。正义不会缺席，但是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正义为什么要迟到而不能正常到达？

本网将继续关注张爱民一个案件连续两次取保候审案件的后续进展。恳请唐山当局立即结案还当事人张爱民正义与自由。

周春英在十堰谋生遭镇政府人员轮班值守

【民生观察2026年8月3日消息】近日，湖北鄂州梁子湖区低保村民周春英在十堰租住期间，遭到涂家垴镇相关人员的轮班值守，周春英因担忧自身安全，遂报警处置无果。周春英恳请网友和媒体的关注。

2026年6月，周春英到湖北十堰张湾区租房，依靠拾废品谋生。

7月24日下午，涂家垴镇八名工作人员来到出租屋劝周春英返回鄂州。

周春英十分担忧自身安全，多次拨打110报警，东岳路派出所警察虽出警，但问题并未得到有效处置。

涂家垴镇相关人员依旧轮流在出租屋外值守，由镇政法委书记金安统一安排调度。

周春英恳请好心网友、媒体记者，帮忙拨打0719-110、0719-12345客观反映她的处境。

周春英已向省纪委监委、省信访局等多部门递交督察督办申请书，申请提级核查。

周春英请求立即停止异地蹲守行为，尊重公民人身自由，落实实名举报人保护制度。盼望上级全面核查全部诉求，依法公正处理并出具书面答复。

周春英本人承诺以上所述全部属实，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据悉，周春英，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镇低保特困村民。多年来，其实名反映人身受害、惠农资金监管缺位、案件办理存在争议等问题，其多方渠道逐级维权，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

周春英电话：18008681326

尹建根案将在和县法院公开宣判

【民生观察2026年8月2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南株洲自媒体人尹建根因言获罪案，将于近日在和县法院公开宣判。

2026年7月31日下午，辩护律师王大伟接到和县法院刑庭电话通知，尹建根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定于2026年8月6日上午9时，在和县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宣判。

2025年8月11日，尹建根（笔名：笔耕下的阳光）因发布涉及安徽和县历阳镇党委书记刘莹的批评文章，被马鞍山和县警方从湖南株洲跨省刑拘，关押于和县看守所；

2025年9月15日，和县人民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批准逮捕；

2025年12月中旬，案件移送和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6年2月中旬，和县法院开庭审理尹建根案，庭审持续近14小时，未当庭宣判；

2026年3月26日，和县法院报请马鞍山市中院批准，第一次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

2026年6月18日，和县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第二次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

2026年8月6日，该案一审将宣判。

从开庭到宣判，间隔近6个月；从被刑拘到宣判，尹建根将在看守所里度过整整360天。

据悉，控方将尹建根使用“笔耕下的阳光”和“春天那束光”两个微信公众号发布的450多篇文章整体打包，作为寻衅滋事罪的罪证，内容涉及对村社书记、街道办、政府部门、公安机关、法院等的批评监督。

辩护律师和网友认为，449篇长期公开发布均未被认定违规，真正触发抓捕的是其中一篇替安徽农妇陈德珍讨要9万元砖款、批评历阳镇党委书记刘莹的文章，其本质是舆论监督，并不具备寻衅滋事的客观行为。

西安锡安之光教案将召开庭前会议

【民生观察2026年8月2日消息】西安锡安之光教会的高全福牧师、庞羽师母以及唐秉义牧师，被西安警方以诈骗罪羁押至今，三人本是同案却被分成三个案件处理。高全福牧师案件将于近日召开庭前会议。

8月2日早上，高朴从律师那里得知法院将于8月10日，对其父亲高全福牧师的案件召开庭前会议。

高朴表示，时机很不好。一位近70岁的牧师仅仅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而被不公正地拘留了14个多月。自己的母亲也快70岁了，被拘留了13个多月，只是因为她是牧师的妻子。

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任何不能无条件释放自己父母的结果，都是他不能接受的。

据悉，2025年5月16日晚10点左右，68岁的高全福牧师在西安市碑林区家中被兴庆路派出所警察带走。

四天后，他的妻子庞羽师母才收到拘留通知书，得知高全福牧师因“涉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刑事拘留，羁押于碑林区看守所。后罪名被变更为“诈骗罪”。

次日，该教会的唐秉义牧师以及其他九位牧师、长老、传道师和同工相继被捕，并以相同罪名被刑事拘留。

之后有八位教牧同工获得取保候审释放，但仍被频繁传唤和讯问。庞羽师母则一直处于严密的监视居住中，未经允许无法离开住所、无法会见亲属、无法正常通讯，且所有证件均由警方代管。经过律师的努力，代理律师于2025年7月24日首次会见了庞羽师母。

庞羽师母的状态正在恢复中，她提出的会见家人申请将由值班警察转交审批。

2025年9月上旬，高全福牧师等人被控涉嫌“诈骗罪”一案，已由西安市碑林区检察院通知代理律师张凯团队，案件调查期限将延期一个月，至9月23日再转交检察院。

2025年9月3日8点，之前被监视居住的庞羽师母再次被西安警方以“诈骗罪”逮捕，与高全福牧师，唐秉义牧师一起被关押至碑林区看守所。

截止2026年3月7日，西安锡安之光教会教案自2025年5月16日始发，如今已快十个月了。案件已于今年春节前，被西安碑林区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至碑林区法院，律师们已阅卷，家属亦得知量刑建议。

律师会见后得知，高牧师和唐牧师身体状况良好。庞羽师母多年来有心脏疾病，在里面无有效药物加以控制，半夜值班时心脏时常疼痛，甚至不能正常如厕。

三位本是同一个案件，可是目前官方违背分案处理的法律依据，将同一案件以三个案件处理，这是不合理、不公正，并且是违法的。

据了解，锡安之光教会由高全福牧师创立，迄今已有四十多年历史。高全福牧师曾是2018年王怡牧师发起的《牧者联署：为基督信仰的声明》的第二批签署者之一。

李翘楚在为和许志永结婚争取权利

这两个月，他在狱中的通信、放风等受到限制，放风甚至被安排在正午高温时段。我致电监狱沟通未果，只能诉诸法律文件。

7月29日上午，我给鲁南监狱打电话，接通后，我刚表明身份、说要找科长问通信的事，再继续讲就冒很大杂音，对方说听不清。试了五次，说不了一句整话，杂音偏就追着我走。我无奈问：“是不是只要我一说话就这样？”最后只能简单重复：“请科长回电话。”这两句也在巨大杂音里，对方却听清了。

截至当日下班，我没有等到回电——这和以往不一样。3月底我去监狱时，科长曾说，能电话沟通解决的问题，不必都上升到法律程序。可如今，他口头承诺的这条咨询渠道，不知为何向我关上了。电话走不通，7月30日，我向鲁南监狱寄出询问函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询问函问狱政科：我作为收信人，了解信件扣留和处理的正当途径是什么？我在通话中明确要求狱政科科长回电，该诉求是否已被登记、转达？

在信息公开申请里，作为结婚申请当事人，我要求公开夏季高温下的放风安排、以及是否存在单独限制个别服刑人员放风的情形和依据——我关切的是，我在近两个月争取结婚权利、进行合法程序期间，许志永是不是因此在放风等基本权利上被区别对待。

放风制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让人透气、活动、见光。可安排在正午最烈的时段、实际又没能出去，就算真让出去——盛夏正午、最毒的日头，不也太容易中暑、被晒伤了吗？监狱对放风的管理裁量，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明知高温有害健康的情况下，偏挑最伤人的时段、形式上履行一下——这难道不构成虐待吗？我该怎么理解监狱的这些做法？是不是在让许志永替我们依法争取的一切承担代价，好让我因为顾虑他的处境，早点放弃？

在结婚申请期间，我所做的每一步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都是依法行使基本权利。这些正当行为，不该成为对许志永基本权利予以限制、乃至虐待的理由。

我寄出的法律文件如图，辛苦大家关注。

人权律师陈家鸿持续遭迫害急需医疗援助

【民生观察2026年8月1日消息】近日，广西人权律师陈家鸿在人行横道上遭遇车祸，断七根肋骨，因经济原因没有住院治疗。陈家鸿曾因代理敏感案件、呼吁民主宪政两次入狱，律师执照被注销公职被开除，最终重伤后无钱就医。网友呼吁外界对其进行医疗和法律援助。

2026年7月16日，陈家鸿在过人行横道时，被一辆飞驰而来的两轮电动车直接撞倒。起初他以为只是普通碰擦，没有立刻报警。伤势加重后借钱做CT检查，结果左侧多处严重骨折——断了七根肋骨。

由于长期遭受政治迫害，他既没有医保，也没有社保，眼下连住院的钱都拿不出。他在陈述中写下：“太严重了！……只有等死了！”这句话不是夸张，而是一个被反复打压后几乎被彻底剥夺生存资源的人，在身体崩溃时发出的真实绝望。

结合他过去一年“被撞三四次”的说法，以及维权圈对“恐吓式事故”的长期观察，外界很难不产生怀疑。像南京的绍明亮就是被国保让人开车撞断腿的。他不听国保的话、坚持革命活动，多次控告他们，导致相关人员被撤职或调离。他们对他恨之入骨，极有可能雇凶杀人。

无论肇事者是否受指使，结果是明确的：一个已经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收入的政治犯，在重伤后被彻底推到“等死”的边缘。七根肋骨骨折意味着剧烈疼痛、呼吸受限、可能的肺部并发症，以及漫长的恢复期。没有住院、没有系统治疗，任何一次感染或继发损伤都可能危及生命。

陈家鸿的遭遇并非孤立个案。中国人权律师群体自2015年“709大抓捕”以来，长期面临吊销执照、刑事指控、出境限制、经济封锁和身体伤害的多重压力。代理敏感案件本身就可能成为“犯罪”证据，公开批评腐败或呼吁宪政更是直接触碰红线。一旦被贴上“煽颠”标签，后续的社会性死亡——失去工作、失去保险、失去医疗资源——往往比监狱本身更持久、更彻底。陈家鸿出狱后仍无法正常生活，正是这种“狱外延续迫害”的典型写照。

更令人心寒的是，这种迫害已经从“限制自由”升级到“让人活不下去”。没有医保意味着任何重大疾病或意外都可能直接变成死亡判决。陈家鸿在陈述中用“只有等死了”四个字，把这个残酷逻辑说得再清楚不过。一个曾经为他人争取权利的律师，在自己最需要医疗和救助的时候，却被整个系统抛弃。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系统性剥夺的必然结果。

如果一个人为了代理敏感案件、书写批评性书法、呼吁民主宪政，就要付出两次入狱、执照被注销、公职被开除、最终重伤后无钱就医的代价，那么所谓的“依法治国”还剩下多少真实内容？如果连人行横道上的安全都不能保证，连骨折后的基本治疗都被经济封锁剥夺，那么“人权”这两个字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家鸿现在躺在病痛中，用借来的钱拍了片子，却没有能力住院。他的生命正在倒计时。外界每一天的沉默，都在缩短他的生存窗口。

网友呼吁对其进行医疗和法律援助。至少，让这个已经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不至于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因为断了七根肋骨而“等死”。

据悉，陈家鸿，又名陈文胆，1966年9月生于广西北流。早年执教小学，后成为南宁市百举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他代理过罗继标看守所离奇死亡案、余文生案、王藏案、覃永沛案等多起敏感维权案件，并以书法与公开言论呼吁民主、法治与反腐败。正是这些“不听话”的行为，使他成为当局长期打压的对象。

2017年，他因介入罗继标案被警方持枪围困，随后遭广西律师协会公开谴责，南宁市司法局给予停业半年处罚。2019年4月29日，北流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其抓捕并查抄家中，指控核心是他通过微信、书法作品（其中一幅写有“成立暗杀突击队！清算邪恶官僚，加速民主进程”等字句）以及行为艺术“攻击现行政治体制”。2021年12月，玉林市中级法院在辩护律师未到场的情况下一审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2022年4月刑满释放后，他很快被当地教育局开除公职，律师执业证早在被捕当天就被注销。

短暂的自由不足半年。2022年9月底，警方再次找上门，理由仍是他的反共书法。他被带走后，笔录流出，多名友人被传唤要求删帖。此后他被关押约两年六个月，直到2025年4月才再次获释。两次入狱、律师证被注销、公职被开除，意味着他彻底失去了合法执业和稳定收入的可能。长期关押也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和经济能力。

出狱一年多来，迫害并未因铁窗关闭而终止，反而以更隐蔽、更持久的方式全面展开。陈家鸿长年累月全天候被跟踪监视，家里楼下长期固定驻扎监视人员，铺面对面和老家的路口专门针对性安装了摄像头。公安机关、司法所、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经常强行进入他家进行所谓的“帮教”，实则是全方位控制其人身自由。只要他一出门，交警就会拦截。边境控制始终未解除，两部手机至今未返还。他起诉公安局要求解除边境控制、返还手机，法院却不予受理。

他曾控告报假案诬告陷害他的街道办主任兼工委书记罗第远，控告非法侵入住宅私下抓捕他的国保大队长张良，控告在看守所没收其辩护材料的所长李伟志，控告在监狱里虐待他的狱警刘浩和李冠锋，这些控告案件均不被受理。张良因他将问话笔录传到网上而致被撤职查办，公安局副局长也因此被调离公安队伍，玉林市国保支队长同样被调离。他们对他恨之入骨。

司法系统在对待他的民事案件上同样手段“独到”。2016年，陈家鸿在玉林获得一份70万元的债权判决书。2017年申请强制执行，查封债务人在武鸣区一家公司的股份时，发现对方已利用两个僵尸人的身份证完成六千万元股权的虚假转让以逃避债务。他遂起诉要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武鸣法院却称他不是合同当事人，没有资格起诉。他上诉至南宁中级法院，中院撤销了武鸣的裁定，明确要求武鸣法院依法以侵权责任受理，并只能按照非财产案件处理。武鸣法院起初也按非财产案件处理，只收一百元受理费。就在此时，他已被抓捕归案。

待到2022年出狱，他再次起诉要求确认债务人非法转让股权无效。此时武鸣法院却改按财产案件处理，要求按照债务人转让股权的总金额计算案件受理费25万多元。他不可能交纳这笔非法的受理费。不到五个月，他又被抓捕。等到他第二次出狱，也就是去年，他发现债务人的工厂1500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被武鸣区自然资源局起诉收回。眼看债权无法实现，他以此案没有通知利害关系人、判决书无效为由，以利害关系人身份起诉要求撤销该判决。武鸣法院受理了，却要按照财产案件的合同标的收取38003元受理费。他不交，同时再次起诉要求确认股权转让无效，武鸣法院又要收取22万多元受理费。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当事人不能单纯就诉讼费提出上诉。法院用高额受理费设置门槛，实质上剥夺了他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债权的权利。

王海琴为子维权事业遭受重创

【民生观察2026年8月1日消息】牛腾宇因“恶俗围基案”遭中共当局冤判14年，家属一直持续为其申诉，但遭到打压迫害至今。近日，牛腾宇母亲王海琴发文称，因为子维权一周之内自己失去了五十多位微信好友，艺术事业遭受重创，生活陷入困境。

今年4月，王海琴的人生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

短短一周时间里，王海琴的50余位微信好友相继将其拉黑。

他们之中，有认识多年的诗友、画友，有一路支持她的读者，也有购买过她画作的客户，还有准备与王海琴合作的人。他们来自不同城市，彼此之间大多互不相识，却几乎在同一时间与王海琴失去了联系。

最初，王海琴以为只是巧合。

直到越来越多的信息汇集到一起，王海琴才意识到，这样大规模、同步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巧合所能解释的范围。

据了解，有人陆续联系了王海琴的微信好友。他们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对王海琴进行各种污蔑，将王海琴描述成所谓“反华分子”“汉奸”“恐怖分子”等，并要求对方立即删除、拉黑王海琴。

如果有人表示怀疑，或者不愿相信，他们便进一步施加压力，声称如果继续与王海琴保持联系，今后可能会受到调查，甚至承担法律风险。

面对这样的压力，不少朋友最终选择了沉默，也有人不得不与王海琴断绝联系。

于是，仅仅几天时间，王海琴便失去了五十多位微信好友。

而真正失去的，不只是通讯录里的一个个名字。

那些一起讨论诗歌的人，那些欣赏王海琴绘画的人，那些准备购买作品的客户，那些曾经给予王海琴鼓励和信任的朋友，也一同离开了。

王海琴的艺术事业因此遭受重创。

王海琴是一个艺术工作者。

她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曾担任高校领导。从小，王海琴就在文学与艺术的熏陶中长大。

王海琴喜欢绘画，也喜欢诗歌；喜欢古典舞、古琴，也长期从事古典诗词和现代诗创作。

多年来，王海琴始终依靠自己的创作生活。

一幅画、一首诗、一场展览、一本书，不仅是王海琴的作品，也是她赖以生存的方式。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客户不再回应消息，当越来越多的朋友不敢再联系王海琴，她的收入迅速减少，生活也随之陷入困境。

这一切，都源于一场震惊世界的冤案。

2019年，广东当局为了拍马屁，杀良冒功，非法抓捕了一批无辜青少年，并对他们实施了极为残酷的拷打折磨。而后在中国某高级权贵的仆从——杨晔（上海）的命令下，广东省政法委要求广东各公、检、法机关串联办案，将其中24人冤判，包括数名未成年人。

王海琴的儿子牛腾宇便在这24人之中，其遭到了最为惨烈地拷打，两次被打至濒临死亡，两根手指被打废。而后杨晔（上海）将牛腾宇列为主犯，并命令广东当局冤判牛腾宇一个超长的刑期。于是牛腾宇在酷刑拷打、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被冤判了14年。

判决作出之后，王海琴开始为儿子持续申诉，希望案件能够依法得到重新审视。

也正是从那时起，王海琴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些年来，王海琴的人际关系、工作、生活都不断受到影响。她不仅失去了许多朋友，也失去了大量客户，正常的创作和谋生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王海琴从未想过放弃。

因为她不仅是一位艺术工作者，更是一位母亲。

对于一位母亲而言，孩子蒙受冤屈，她就没有理由沉默；对于一位普通公民而言，当自己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有权依法寻求救济。

王海琴知道，这条路并不容易。

可是，无论前方还有多少困难，王海琴都会继续走下去。

因为她相信，时间会留下答案，事实终将接受检验，而每一个追寻公正的人，都有坚持下去的理由。

直到儿子牛腾宇重获自由，王海琴都不会停止为其发声。（谷歌搜索牛腾宇了解详情）

戴振柱被寻衅滋事案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民生观察2026年7月31日消息】2026年7月22日，吉林维权人士戴振柱的亲友从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笃工派出所获悉：戴振柱被寻衅滋事一案，已移送至铁西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此前，戴振柱长期在北京上访。恰逢川普总统访华前夕，戴振柱坐车到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前门，被北京警察拦住，送至久敬庄信访分流中心。2026年4月15日中午，沈阳市铁西区法院院长助理贾丽以安排见法院院长为由，将戴振柱诱骗回沈阳。不料，戴振柱从沈阳火车站刚一出站，就被三名警察截住，说他涉嫌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强行将他带到铁西区公安执法办案中心。4月16日，戴振柱被刑事拘留。4月20日，铁西区法院院长助理贾丽打电话告诉家属，说抓捕戴振柱是铁西区政法委决定的，并经过大三长会议（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集体讨论同意的。5月22日，戴振柱被铁西区检察院批准逮捕，罪名变更为寻衅滋事罪。逮捕两个月之后，戴振柱的案件，由笃工派出所移送至铁西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悉，戴振柱系吉林省抚松县人，是吉F43059号中型普通货车所有人。因2014年的一起交通事故案件，事发地抚松县交警大队委托鉴定机构——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对车辆进行鉴定，但是，该鉴定机构所徇私舞弊，错误认定该起事故责任是同等责任，导致戴振柱无法充分获得保险理赔。后来，鉴定机构发现鉴定有误，又撤销了鉴定意见，并同意赔偿戴振柱的经济损失。但是，当戴振柱将鉴定机构告到铁西区法院后，承办法官徇私枉法，判决驳回戴振柱的诉讼请求。自此以后，戴振柱多次举报交通事故发生地的吉林省抚松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和交通事故鉴定机构所在地的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法院法官徇私枉法，均无果而终。

2019年3月15日，戴振柱开着一辆车，挂着横幅“请政府将执法犯法者绳之以法”到吉林省抚松县城游行。2019年6月5日，戴振柱穿着状衣“执法犯法、政府不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静坐，被带回原籍地抚松县，遭治安行政拘留10日。拘留期满后，戴振柱回到在租住地北京市房山区，又因参与劝阻外地截访人员绑架访民等活动，于2019年9月27日再次被遣送回原籍地吉林省抚松县刑事拘留，并于2019年10月31日被批准逮捕。2020年6月9日，抚松县法院一审宣判，判决戴振柱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自2019年9月27日起至2021年3月9日止。

刑满释放后，戴振柱继续上访，并就铁西区法院违法判案一事，先后八次到国家信访局进行信访登记。每逢敏感时期，铁西区法院由院长助理贾丽带队，对戴振柱进行劝访，说回去给解决问题。然而，当戴振柱回到沈阳后，铁西区法院的领导却避而不见。2023年7月，戴振柱先后三次回到铁西区法院，为了引起领导重视，戴振柱还在法院办公大厅内支起一个帐篷，地上摆着判决文书材料，高喊见院长，但仍无人接待。没想到事过两年以后，铁西区法院秋后算账，又以此为由，将戴振柱诱捕。

目前，戴振柱被关押在铁西区看守所，该案处于检察院审查阶段。

四川关注徐欣蕊志愿者到成华猛追湾与社区对话

【民生观察2026年7月31日消息】2026年7月31日上午，四川及成都各界志愿者代表，一年以来关注帮助被精神病人徐欣蕊的热心群众，再一次来到成都成华区猛追湾街道办事处，向负责对接徐欣蕊事件的社区工作人员，就自组织关心无果做最后的热心互动，财务收支账目转交等事宜。街道办主任与两位工作人员友好接待了7位志愿者代表。

成都市民、关注组协调人、退伍老兵李阳，就一年以来民间关注徐欣蕊的得失经验、成果意义，向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通报，也对今后如何继续关注徐欣蕊的身心做了建议交换。

李阳表示“临近八一建军节，希望街道同意允许我们这些代表，前往成都市德康医院看望慰问徐欣蕊，转交群众捐赠的慰问金与衣物。”

成都成华区市民、自愿作领养监护人洪英大姐，对未能顺利监护领养徐欣蕊，表示非常的遗憾，并承诺“如果今后还有可能，依然愿意也有能力，继续为徐欣蕊作监护人。”

成都市民、退休干部、关注组志愿代表张玉柏，代表一年以来关怀帮助徐欣蕊给予了捐款捐物群众市民，介绍了资金的使用，并按照徐欣蕊的意愿采购了几套冬夏女装，希望工作人员转交给徐欣蕊本人。可惜的是街道办工作人员拒绝了这一请求。

成都市民、被精神病人范晓蓉，对大家说“我是女人，也是母亲，更是‘被精神病’折磨的身心受害者。我非常理解此时此刻的徐欣蕊，我愿意为她站队、为她呼吁、为她争取权益。”

在沟通中，也有志愿者代表和街道办工作人员发生了不愉快的口舌之争。对存在推诿扯皮或是高高在上，直接拒绝不容质疑，表示出不满意的情绪宣泄和言语争执。

最后，街道工作人员完整记录了信访事项内容及请求，表示后续将以书面形式予以反馈给各位代表。对此，志愿者对本次接待表示满意。

中共重塑控制社会体系的核心对象

中共7月23日发布文件《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把党组织及政治宣传伸向互联网平台、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文件将所谓社会工作与中共“长期执政”直接挂钩，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脱离传统单位体制的劳动者，成为当局此次扩大基层管控的重点对象。国家发改委今年7月称，中国所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估算，口径更广的灵活就业人员2026年可能达到3.2亿，约占就业人口的44%。

中共2023年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后，将信访、基层党建及新就业群体党建等职能集中到这一党务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社会领域的控制。对外卖员的组织控制及信息收集此前就已展开，2024年中共市场监管部门下发文件，要求排查网约配送员中的党员，视情况成立行业党委，并开展政治宣传，引导外卖员“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表面上仍然延续近年来关于“加强基层治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官方表述，但从中国社会过去二十余年的演变过程加以观察，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党建扩张，而是中共控制社会逻辑的一次重大调整。文件之所以将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平台劳动者以及各种灵活就业群体列为重点对象，并不是因为这些群体已经构成现实意义上的政治反对力量，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正在成为传统单位体制之外，数量最庞大、最难控制、最具有组织潜力的新社会阶层。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单位社会"，那么在所谓“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今天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一个以平台、算法和数字劳动为基础的"平台社会"已经来临。这种新社会天然突破了中共过去数十年赖以维持统治的组织结构。因此，当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之后，又不断要求党组织进入平台企业、配送站点、行业协会乃至每一个流动劳动者之中，其真正目标，并不仅仅是加强党建，而是在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之前，率先完成政治意义上的重新组织、控制。

中共从来不仅仅依靠暴力维系统治，更依靠组织维系统治，这一点在其以暴力获取政权时期就已经奠定，并在建政后的单位制度中达到高度制度化的形态，其权力得以维持的关键机制，从来不在于外在强制力量的规模，而在于组织体系能够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每一个社会细胞，将个体生活、资源分配与身份归属全部纳入同一套结构之中，转化为内生秩序。

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有单位，这种单位不仅仅是劳动关系的归属，更是综合性的社会容器，发工资、分房、分粮票、办户口、安排子女上学、办理医疗、决定干部升迁，人的社会身份几乎完全由组织关系所定义，生活在单位之中，国家通过单位控制个人，党通过支部控制单位，形成了一套严密而稳定的组织网络，这种网络的关键不在于其行政层级的复杂性，而在于它成功地消解了社会的独立性，使得个体之间的横向连接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这种组织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因为所谓社会并不是简单的人口集合，而是指个体之间能够在组织之外形成稳定关系、利益协调与公共表达的空间，而在单位体制之下，这种空间被系统性地吸收进组织内部，个人无法脱离组织而存在，因此也无法形成独立社会力量，社会被组织化替代。

“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度逐渐瓦解，国企改革、大规模下岗、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单位，进入市场，在社会结构层面则意味着原有的组织垄断开始松动，个体开始以更为分散的方式进入社会关系之中。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退出控制社会，而只是暂时失去了原有的组织能力，它仍然试图通过新的制度形式重新嵌入社会以控制社会，只是其嵌入不再依赖单一的单位结构，而是在数字时代转向更加技术化的统治方式。

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不断强调“基层治理”“社区建设”“网格管理”“党建引领”，本质上都是试图寻找能够替代单位的新组织形式，这种寻找并不是出于理念更新，而是出于企图维系千秋万世统治中国人民的需求，因为当旧的组织网络瓦解之后，如果不能建立新的替代体系，权力就会面临无法控制社会的风险。

然而，中共打造的无论是社区还是网格管理，都存在“固定人口—固定区域”的根本局限，在当今流动性不断增强的社会中正在迅速失效，无法管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流动人口。今天中国最大的劳动群体，已经不是机关干部，不是国企工人，也不是传统制造业工人，而是平台劳动者。按照更广义的灵活就业统计，可能已经达到三亿多人，占全部就业人口接近一半，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劳动结构重组，而这种重组的核心特征，就是劳动关系从组织化向平台化转移。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庞大的、脱离传统组织体系的劳动人口，他们没有单位，没有工会，没有固定办公地点，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也没有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们每天依靠手机接单，通过算法工作，在城市中不断流动。对于市场而言，这是劳动方式的革命，因为它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重构了供需关系；但对于极权国家而言，却意味着组织体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因为它已经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每天在哪里，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能形成新的集体行动，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构成了中共对社会控制的深层焦虑。

过去，中共能够通过单位掌握个人，后来，又通过社区掌握居民，但是平台劳动者既不属于单位，也很少真正属于社区，他们是漂浮在城市空间里的劳动者，他们每天经过数百个小区、数十条街道，却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真正覆盖他们，这种空间上的不可固定性，使得传统控制社会逻辑遭遇系统性挑战。

正因为如此，他们逐渐成为近年来各种劳动维权事件最频繁出现的群体，外卖员因为配送价格下降集体停送，司机因为平台抽成提高共同罢工，网约车司机因为补贴取消集中抗议，这些事件虽然规模通常有限，却不断在各地重复发生。而对中共来说，其威胁性不在于冲突强度，而在于它们几乎全部脱离了传统组织，没有工会，没有固定领导者，很多抗议，仅仅通过微信群、QQ群或者短视频平台，就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迅速形成，这意味着新的组织能力开始出现，这种能力来自互联网，来自平台，来自共同利益。

对于一个高度依赖组织垄断的极权体制而言，这意味着新的统治风险。虽然并不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今天已经准备“造反”，事实上，大多数平台劳动者仍然关心的是收入、订单和生活，很少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甚至即使是偶尔的反抗也更多呈现为经济诉求而非政治意识，但真正令中共感到不安的是这些人具有形成政治能力的一切客观条件，他们年轻，熟悉互联网，拥有极高的信息传播能力，具有空间连接能力，长期面对劳动压榨，利益诉求高度一致，是高度流动、高度连接、高度数字化的新劳动群体，这意味着潜在的快速动员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社会工作部成立以后，首先瞄准的就是所谓“新就业群体党建”，可能有人会把党建理解为意识形态教育，其实这是对中共组织传统的误解，因为中共的历史实践中，党建首先是组织工程而不是单纯的思想工作。组织意味着建立联系人，建立党员骨干，形成信息渠道，从而把提前化解不确定性。

此前，当局只能依靠社区干部和网格员获取信息，现在对平台的扩大管控，又增加了新的信息渠道。一些地方的基层控制将骑手称为“移动探头”，并要求其利用“随手拍”“随手报”上传各类情况，非常准确地揭示了中共“新就业群体党建”的真实定位，意图把此群体转变为基层治理网络的一部分。当中共的数字时代控制能力与基层党建、网格治理、社会工作体系结合之后，一个覆盖线上线下的新型控制社会体系便逐渐形成。它试图消灭的，并不是反抗本身，而是反抗形成的可能性。

因此，中共今天全面收编平台劳动者，是整个统治、控制逻辑不断向社会深处延伸的表现，说明在一个越来越依赖数字经济的平台社会里，当局已经意识到，维持既有秩序稳定与否的，最大的变量是那些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于城市街巷之间、依靠算法维持生计、却又彼此通过互联网保持连接的数亿流动劳动者。他们不仅构成了中国数字经济最重要的劳动力基础，也正在成为政权重新塑造控制社会体系的核心对象。

中共必须把权力不断向前延伸，不断扩大组织边界，以回应自身不断增长的不安全感。然而，这种不断外延的组织扩张，在逻辑上并不等同于控制能力的同步增强，相反，它往往意味着控制成本的指数级上升，以及控制体系内部张力的持续累积，因为当中共试图将各类平台劳动者重新纳入组织体系之中时，它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的社会碎片，而是一个已经在市场机制与数字网络中不断连接的流动群体。这个群体虽然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形式，却并不缺乏信息传播与共情能力。

对于这些流动劳动者而言，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并不仅仅是被纳入或被规训的单向过程，而是持续的身份重构过程，他们在日常分散状态下看似原子化，但在特定条件下却可能迅速形成基于共同处境的临时性集体意识，一旦与现实利益冲突叠加，就会转化为极具爆发力的社会行动，形成超出预期的集体行动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台劳动者并不必然构成一个立即的政治反对力量，但他们正在构成缓慢生成的、但不可逆的历史变量。因此，中共对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以及各类新就业群体的全面纳入，无论在短期内如何强化控制效果，都无法改变历史前进趋势，即中国社会正在通过技术与经济的方式重新生成自身的集体行动逻辑，而这种逻辑一旦成熟，就必然会对极权政治形成持续性的内生压力。

而历史往往正是在这种持续累积的压力之下，悄然完成方向的转折。

李靖网上揭露官员违纪被跨省施压骚扰

【民生观察2026年7月31日消息】近日，现居重庆原中国商报记者李靖，因网上发文南京空姐投诉事件，内容涉及南京月牙湖派出所民警郑某及退休原省政法委领导朱书记违法违纪等问题，随即遭南京警方跨省上门违规施压骚扰，对方全程未出示传唤证和执法手续，多次以谈话为由要求其开门，遭到李靖拒绝。另外，南京空姐相关涉警舆情案，第一爆料人王甘霖已被南京警方抓走，所有证据被删除和清空，手机电脑被没收。

2026年7月27日，李靖遭遇南京市秦淮区分局民警跨省上门违规骚扰，带队人员自称张耀华（警号21401），一行四人，全程未身着警服、未出示任何传唤、协作、执法相关正规手续，也未提前联系重庆属地公安、辖区派出所对接，仅以“找你随便聊几句"为由多次敲门要求李靖开门。

李靖隔着窗户全程录像、录音留存完整交涉证据，多次向对方提出，跨省依法办案必须通过两地公安走正规协作流程，出示证件文书、对接本地辖区民警，但对方始终回避提供完整身份与办案手续，只反复催促开门，无法说明具体事由，存在明显程序违法。

整件事根源，源于南京月牙湖派出所民警郑某(化名)长期违纪、多方不正当关系纠纷，相关完整录音、聊天、病历、转账等证据李靖全部留存：

1.投诉人(化名小徐)：先后和月牙湖5名民警交往，其中4名单身民警为正常婚恋相处，已婚民警郑某婚内与其长期保持情人关系；另有已退休原江苏省政法委原书记，2014年起与其维持十年地下情人关系，期间其曾怀孕流产，留有病历、通话录像、聊天记录实锤，当年他还利用职务插手徐和前夫的民事诉讼。

2.涉事民警郑某(月牙湖已婚社区民警)：婚内与徐保持不正当关系，服役期间存在嫖娼行为，微信转账记录、二人聊天记录均可佐证；妻子在其管辖社区经营馒头店，依靠他的公职身份对接社区资源获取便利；还多次向徐泄露警务案件、主动教唆徐上访、事后指使徐销毁手机聊天监控证据对抗纪委调查，四处散播私事导致流言满城风雨，现已被纪委立案关禁闭。

3.退休原省政法委领导朱书记：婚内与其维持十年情人关系，二年前分手，徐握有完整录音、流产病历、聊天截图作为铁证。

如今南京秦淮区分局民警无任何合法手续、未走跨省办案法定流程，直接千里奔赴重庆上门施压骚扰李靖，其办案程序严重违规违法！

李靖目前人身、生活安宁受到极大侵害，现紧急向大众、相关监督部门求助，恳请转发曝光，希望公安督察、纪检监察机关介入核查两件事：一是南京民警跨省上门违规执法问题，二是郑某、朱书记公职人员不正当关系、各类违纪违法问题，李靖本人可全套提交录音、视频、书面证据配合调查！

今天他们在北京搞定了媒体人封了口并在四处寻找投诉人。李靖本人全套证据齐全，所写文章根据媒体人王甘霖发布的视频，且全文未提属地、职位、单位名称和名字。

当日，在李靖的强烈要求下，南京警方去了重庆两江新区新牌坊派出所。

之后新牌派出所严警官致电李靖称没什么事，南京方面没出手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不会耽误多长时间，也不会采取措施。

李靖答应严警官一个小时内过去派出所。

李靖表示，一个厅官的丑闻，能够动员国家机器删除所有曝光稿件，可见权力之肆意。

另透露一个小细节，因南京空姐相关涉警舆情一事，南京警方25日兵分四路奔赴多地处置、平息相关舆论！

第一组前往北京寻找涉事空姐并将其带回南京；第二组找到事件爆料人王甘霖；第三组赶赴西安对接《华商报》沟通处置相关报道；第四组直奔重庆上门找李靖，也就是上述发生冲突的现场。

据了解，执法人员抵达王甘霖住所后，一行人进门便上前控制，一黑衣将其按压在地，称你随便投诉。拉扯过程中，王甘霖反抗致使民警受伤。

随后工作人员收缴了王甘霖的手机，删除设备内所有与空姐事件相关的素材，同时清空电脑里留存的全部案件证据，之后将其传唤至派出所，期间仅提供两顿馒头作为餐食。

当时赴重庆的这队人员也曾上门找到李靖的住处。所幸李靖发布的文章内容均基于客观事实、不存在违规问题，对方无法对李靖采取强制措施，此行唯一目的只是索要、删除李靖手里留存的相关资料。

事后回想，倘若当初李靖开门配合，大概率会遭遇和王甘霖相同的对待。

公权私用，让当事人和警方有所忌惮的是，大家手里面都有他们高层领导的把柄，这才是他们不敢有太过激的行为。

由此可见李靖此前的判断、广大网友的分析全部属实，恳请各位朋友持续关注此事。

截止目前，南京空姐相关涉警舆情一事最新情况如下：1、涉案江苏省政法委副书记朱光远已调任人大；2、涉案空姐已被南京警方抓走，下落不明；3、第一个爆料人王甘霖已被南京警方抓走，所有的证据被清空和删除，电脑手机被没收；4、空姐的情夫月牙湖派出所民警被抓了。

任培玉到省厅举报被绑架打伤押回当地

【民生观察2026年7月30日消息】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公民任培玉，前往省公安厅举报自己被警察敲诈勒索，随即遭到多名警察的绑架并打伤，在被押送回当地途中，任培玉要求治伤遭拒。

2026年7月27日，任培玉在向河南省公安厅举报，荥阳市豫龙派出所所长张永闯在2024年12月9日敲诈勒索任培玉2000元钱。

当日，张永闯和郭辉（副所长）带7人，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将任培玉绑架，并将任培玉打伤。

之后，任培玉被带上车牌号为：京PJ9Q59的车上，身上多处受伤。

车辆在行驶到高速公路后，任培玉因疼痛难忍，遂提出治伤请求，但遭到拒绝。

据悉，任培玉，女，身份证号42282219791020XXXX，住址为：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二十里铺村二十里铺832号。

任培玉因房屋拆迁问题多次前往信访局上访，但诉求至今未获解决。

近期，任培玉因维权诉求未果而联合他人提起行政诉讼。

2026年7月，任培玉与侯帅、王志彬、徐爱兰、董青波、王春玲等共6人，联合向法院递交行政起诉状，起诉郑州市信访局不作为。

起诉原因为，6人此前多次在荥阳市委书记接访日排队但未获接待，遂向郑州市信访局提交信访材料要求督促处理，但郑州市信访局逾期未依法履行受理职责及出具告知书。

上述6人请求法院确认郑州市信访局未履行受理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判令其依法履行受理和分类办理的法定职责。

任培玉电话：15788982644

熊凤莲房屋被偷拆至今未获补偿安置

【民生观察2026年7月30日消息】福州晋安区涧田村村民熊凤莲的新房旧房，于2016年8月24日被当地政府偷拆了，拆迁后至今没有给予房屋安置，赔偿也没有到位。熊凤莲逐级维权上访，却遭遇打压迫害，被判刑被拘留，被监视跟踪和多次拦截。

2016年7月14号，熊凤莲家面临拆迁，她们去和拆迁方谈判，但谈判失败；2016年8月24号，熊凤莲的房子被偷拆了。

熊凤莲家的房子拆迁方只补给她们一平方七、八百元的价格，熊凤莲她们不同意，公安就抓熊凤莲去坐牢，判刑一年半。

房子被偷拆了，熊凤莲又被抓去坐牢，然后她丈夫急得生病，成了肺癌晚期。熊凤莲女儿因照顾父亲，之后得了乳腺增生三期以及甲状4期。

熊凤莲因为坐牢的原因，之后手脚麻木以及患上了胃病。这个胃病就是因为吃那个牢饭吃的，她们一家都很惨。

据悉，熊凤莲是福州的一位老访民，其信访事件有二：其一，控告当地公安机关伪造笔录，代按指印作假，严重侵害她的合法权益事件；其二，因祖居房屋和田地被强拆无安置补偿而上访维权。

2007年9月，熊凤莲被新店派出所以涉嫌“参与赌博”为由传唤关押。期间警察王峰对她实施刑讯逼供，将其打成血尿、腰椎间盘移位、耳膜穿孔等重度伤害；并且警方伪造笔录、代按指印制造冤案，从此她被逼走上维权之路。

熊凤莲在维权中觉醒，参加福州访民“每周一聚”帮扶互助，抱团取暖，长期为良心犯送饭；

2015年5月赴南昌江西高院外声援“乐平冤案”和福建老乡屠夫；多次在福州马尾等地街头举牌为屠夫、望云和尚、王宇律师等公义人士鼓呼；

2016年6月与福州众维权人士集体举牌“勿忘六四”。

2016年8月24号，熊凤莲的房子在无安置补偿的情况下被偷拆。

2016年8月底，无家可归的熊凤莲与多个福州冤民一起，前往宁德屏南白水淀散心。9月2日在宁德火车站被福州市晋安区新店派出所段警以莫须有的罪名，先行政拘留10天，再刑事拘留30天，后被“取保候审”释放。

释放后熊凤莲才知道，警方是因为9月初杭州G20峰会维稳，就滥用公权力肆意报复迫害她。

熊凤莲也是“小709案之福州大抓捕”的当事人之一。2018年8月4日，熊凤莲拘留期满获释，福州众多维权人士前往福州第二看守所，迎接她光荣出狱。

2025年3月7号，熊凤莲坐火车欲进京信访，在合肥被警方以涉嫌赌博为由拦截，被带回新店镇派出所后，经多次交涉在证明自己没有赌博后，熊凤莲才被获释回家。回家后的熊凤莲处于有限自由状态。

熊凤莲电话：1379936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