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2026年9月15日消息】方金虎是浙江甲鱼养殖户。2019年,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连具塘村委会弄虚作假,谎称因国家重点项目需征收案涉甲鱼塘,余杭区公职人员逼迫他签补偿协议。2020年,政府对其养殖场断水断电,他只得低价卖甲鱼,损失惨重。虽按协议处理附属物,连具塘村却索要高额占用费。2024年,连具塘村更是申请法院冻结其账户及股票。方金虎依法向法院提交履职、复议、诉讼等三项申请,但至今无立案、无裁定、无回复。对此方金虎表示,维权不止,誓要讨回公道。
根据微信公众号“江畔论理苑”,2013年,方金虎合法承租连具塘村集体土地,手续完备、合规合法,倾尽毕生积蓄打造标准化生态甲鱼养殖基地。十余年间,他潜心经营、规范养殖,只想靠双手踏实养家、安稳立业。
谁也想不到,一场无批文、无依据、无规划的“口头征地”,将他千万基业彻底清零,更将一名守法百姓,逼入维权无路、身负限高的绝境。
2019年,仓前街道突然召集辖区养殖户开会,口头宣告启动国家重大项目征地,要求所有养殖场即刻关停、无条件清退。
在“政府征地、公共利益、重点工程”的权威话术压制下,普通农户无从核实、不敢抗拒。随后统一发放空白制式退养协议,关键条款全部留白、待后补填,养殖户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被动签字配合。
所有人都以为:配合大局,必有公正补偿;服从安排,自有制度兜底。可一纸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彻底戳破这场精心编织的谎言。
经官方核查确认:自2019年至今,案涉地块无征地批复、无征收公告、无立项备案、无规划文件。
所谓国家征地,全程无手续、无依据、无项目、无审批。
说白了,这是一场假借公共利益之名、擅自启动、全程违法的强制清退行动。无任何法定支撑,却敢于大面积摧毁群众合法产业,权力任性之甚,令人震惊。
没有合法审批手续,逼退手段却粗暴至极、违法至极。
甲鱼养殖是高度精细化产业,一池活水、稳定水电,是养殖的命脉根基。水体停滞、断电断供,意味着整池养殖产品必死无疑。
为逼迫方金虎妥协签字、接受不合理补偿,当地授意村委会强行切断养殖场三相电、彻底断绝生产用水。这是法律明文禁止的暴力逼迁行为,却在基层被公然滥用。
短短数日,养殖池水质腐坏、生态崩溃,大批量甲鱼缺氧暴毙、种苗全军覆没。数年投入、日夜管护、千万资产,瞬间化为乌有。
经统计,本次人为清退,直接造成方金虎近千万元经济损失。半生积蓄付诸东流,十年基业毁于一旦。
合法产业被强行摧毁,巨额损失无人担责,受害百姓还要被迫接受霸王补偿方案。不签字就毁业,不妥协就破产,这不是基层治理,是赤裸裸的强权碾压。
而真正的荒诞,始于百姓维权之后。
产业尽毁、血本无归,方金虎始终克制理性,坚持依法维权、索要公正赔偿,拒绝不公处置结果。
可坚守正义的代价,是精准报复、恶意构陷。
为打压不肯屈服的维权者,有人串通村委会凭空捏造债权,以“场内有狗活动、占用土地”的荒唐理由,虚构土地占用费用,对方金虎提起虚假诉讼。
最终,这场莫须有的诉讼,导致方金虎账户被强制划扣、财产被执行。受害的创业者,反而被贴上失信标签,背上限制高消费记录。
施暴者安然无恙,滥权者无人追责;守法者倾家荡产,维权者人身受限。
是非颠倒、黑白倒置,莫过于此。一纸限高令,彻底锁死方金虎的事业、出行与生活,让一名本分创业者,蒙冤受屈、无处申辩。
蒙受奇冤、遭遇绝境,方金虎始终相信法治尚存、正义犹在,全程走法定渠道理性维权,从未过激、从未越线。
但现实给他的回应,是维权无门、救济全堵。
2026年2月,方金虎依法提交履职申请,要求街道核查违法清退、纠正过错、赔付损失。正当的履职诉求,被粗暴归类为普通信访,一纸敷衍答复回避全部实质问题,权责不究、损失不赔。
随后方金虎提起行政复议,案件标的巨大、争议明确,他依法申请公开听证,渴望当庭质证还原事实。复议机关直接漠视法定权利,跳过听证程序,径直驳回诉求,程序正义形同虚设。
在官方指引下,2026年8月,方金虎邮寄行政诉讼材料至余杭法院,时至今日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无立案、无裁定、无回复。
履职、复议、诉讼,三条法定救济通道全部失灵。百姓依法维权无路,权力肆意妄为无界,基层法治彻底空转。
方金虎的维权仍在继续,这起基层冤案亟待纠偏。
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
许惠珠出行被街道雇佣人员跟踪监视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5日消息】近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太湖街道的许惠珠,被多名街道雇佣人员跟踪监视,其报警后警方已到场处理。据悉,许惠珠的婆婆李旭芳曾因赴京维权遭刑事拘留,许惠珠因此也遭警方强制传唤,理由是曾经开车送李旭芳坐火车。
2026年9月15号,许惠珠被4名太湖街道工作人员安排的人员跟踪,已经报警处理。
许惠珠今早出门,在路上发现有几名不明身份的人尾随在身后,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许惠珠刻意变换行走速度、改变路线,对方依旧跟随着,让许内心高度紧张。
许惠珠随后迅速前往人多的公共场所避险,并记住对方的体貌特征后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警察到达现场后,分别询问了几名跟踪者,随后离开。
据悉,李旭芳,女,家住在江苏省湖滨区湖滨镇大福村山门口44号,维权人士。
2023年,邵念君、李旭芳夫妇居住的房屋周边参天古树被滥伐盗伐,两边的场地被填高做了停车场,导致下水管道常常堵塞。特别是2024年“贝碧嘉”台风来袭时,房屋几乎被倒灌的污水淹没,三个冰柜、两个冰箱等大量财物受损,全家人无法正常居住生活。
李旭芳向相关部门反映诉求却屡屡被推诿搪塞,报警警方又不予立案侦查,反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
2024年9月,李旭芳进京上访,反映周边树木无手续被砍伐,报警后警察不但不处理,而且还勾结串通在一起,砍掉更大面积的树木。
2024年9月19日,李旭芳被无锡市公安局无锡市经济开发区分局鼋头渚派出所警察抓回原籍,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在无锡市女子看守所。
2024年9月21日,李旭芳儿媳妇许惠珠(同为维权人士)也被无锡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抓走,理由是曾经开车送李旭芳坐火车。期间将许惠珠上手铐,并分别送到二个不同的派出所审问,拒绝出示传唤证文件,经力争之下给了一份复印件。许惠珠前后被扣押8个小时。
2024年10月5日,李旭芳丈夫邵念君向无锡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法律监督申请书,强烈要求纪委监委、人民检察院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督促无锡警方纠正错误,立即无罪释放李旭芳。
2024年10月18日晚8点左右,李旭芳被释放,并由社区工作人员签字取保候审一年。
2025年两会前夕,李旭芳因外出被不明身份人员跟踪,报警后警察不处理问题,反而抢李旭芳的手机,手机被摔坏,还被警察推了一下。
2026年9月15号,许惠珠被4名太湖街道工作人员安排的人员跟踪,已经报警处理。
许惠珠今早出门,在路上发现有几名不明身份的人尾随在身后,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许惠珠刻意变换行走速度、改变路线,对方依旧跟随着,让许内心高度紧张。
许惠珠随后迅速前往人多的公共场所避险,并记住对方的体貌特征后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警察到达现场后,分别询问了几名跟踪者,随后离开。
据悉,李旭芳,女,家住在江苏省湖滨区湖滨镇大福村山门口44号,维权人士。
2023年,邵念君、李旭芳夫妇居住的房屋周边参天古树被滥伐盗伐,两边的场地被填高做了停车场,导致下水管道常常堵塞。特别是2024年“贝碧嘉”台风来袭时,房屋几乎被倒灌的污水淹没,三个冰柜、两个冰箱等大量财物受损,全家人无法正常居住生活。
李旭芳向相关部门反映诉求却屡屡被推诿搪塞,报警警方又不予立案侦查,反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
2024年9月,李旭芳进京上访,反映周边树木无手续被砍伐,报警后警察不但不处理,而且还勾结串通在一起,砍掉更大面积的树木。
2024年9月19日,李旭芳被无锡市公安局无锡市经济开发区分局鼋头渚派出所警察抓回原籍,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在无锡市女子看守所。
2024年9月21日,李旭芳儿媳妇许惠珠(同为维权人士)也被无锡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抓走,理由是曾经开车送李旭芳坐火车。期间将许惠珠上手铐,并分别送到二个不同的派出所审问,拒绝出示传唤证文件,经力争之下给了一份复印件。许惠珠前后被扣押8个小时。
2024年10月5日,李旭芳丈夫邵念君向无锡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法律监督申请书,强烈要求纪委监委、人民检察院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督促无锡警方纠正错误,立即无罪释放李旭芳。
2024年10月18日晚8点左右,李旭芳被释放,并由社区工作人员签字取保候审一年。
2025年两会前夕,李旭芳因外出被不明身份人员跟踪,报警后警察不处理问题,反而抢李旭芳的手机,手机被摔坏,还被警察推了一下。
《人民公社好》刺痛着亿万国人神经
(编者按:9月4日,一篇题为《人民公社好》的文章出现在《辽河文苑》第4版。版面中央,“人民公社好”五个黑体大字极为醒目,文章上下分别配以带有鲜明毛泽东时代审美特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传画:强壮的农民挥舞农具,群众围绕水利工程劳动、欢呼,一整套熟悉的“集体劳动、改天换地、社会主义建设”视觉符号被重新搬回公众视野。此文引发舆论哗然,网民怒潮汹涌。人民公社导致1959-1961年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时期,期间经济倒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同时出现严重粮食短缺,人群普遍营养不良。据各方估计,大饥荒共造成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如此惨痛史实,今天居然成为了中共再度祭出美化招魂的对象,从中显见中共极权的邪恶企图。)
一、令人吃惊的“人民公社好”重新登上版面
2026年9月4日,一篇题为《人民公社好》的文章出现在《辽河文苑》第4版。版面中央,“人民公社好”五个黑体大字极为醒目,文章上下分别配以带有鲜明毛泽东时代审美特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传画:强壮的农民挥舞农具,群众围绕水利工程劳动、欢呼,一整套熟悉的“集体劳动、改天换地、社会主义建设”视觉符号被重新搬回公众视野。
二、值得警惕的只记录人民公社留下的,不记录人民传出的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老人回忆年轻时在生产队的生活,这篇文章或许没有太多政治意义。但从全文内容来看,作者并不是在简单记录个人经历,而是在系统性地重新评价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时期虽然生活艰苦,却完成了大量水利、农田和基础设施建设,塑造了集体主义精神,并为后来农村发展留下了重要基础。文章最终形成的并不是“我怀念过去”,而是一个更加明确的结论——那个制度值得肯定,甚至值得重新赞美。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一句“人民公社好”,而是这篇文章为了得出这一结论,究竟选择记住了什么,又选择遗忘了什么。
人民公社被重新写成“建设史”,制度代价却从叙事中消失
文章对人民公社时期的描述高度集中于建设成果。水库、渠道、农田改造、集体劳动、乡村基础设施和工业化配套被不断罗列,“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战天斗地”成为贯穿全文的核心词汇。这种写法很容易让读者形成一种印象:人民公社时代虽然贫穷,但农民精神昂扬,国家依靠集体力量完成了大量今天仍在受益的工程建设。
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
任何严肃讨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叙事,都不可能绕开1958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制度性灾难。人民公社化与“大跃进”几乎同步展开,高指标、浮夸风、粮食高征购、公共食堂以及基层层层加码共同构成了那个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学术研究对1959年至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死亡规模估算存在差异,但均指向数以千万计的巨大人口损失;相关研究也把僵化的粮食征购政策、农业产出下降和制度性失灵视为灾难的重要成因。
然而,在《人民公社好》中,这一整段历史几乎被从叙事中删除。文章保留了“艰苦”,却没有解释这种艰苦中有多少来自政策失误;文章保留了“奋斗”,却没有讨论农民在高度行政化的生产体系中是否拥有真正的选择权;文章保留了“建设成果”,却没有计算为这些工程付出的劳动成本、粮食成本和生命代价。
这使文章形成了一种极具政治意味的历史账本:只记录人民公社留下了什么,却不计算人民为这个制度付出了什么。
三、为毛时代招魂
《人民公社艰》宣传画不是装饰,而是在重新制造毛时代政治记忆
这篇文章的版面设计同样值得注意。
如果编辑部只是希望讨论人民公社历史,完全可以使用历史照片、农业档案、统计资料或当年真实生产场景。但版面选择的却是具有强烈政治宣传审美的绘画:体格强健的劳动者、欢快的集体劳动、水利工程和群众笑脸。
这种视觉语言并不承担史料功能,而是在制造情绪。
它让读者迅速联想到一整套毛时代政治符号:劳动光荣、群众力量、改天换地、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艰苦奋斗。当文章结尾再出现“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一类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表述时,这种怀旧已经不仅是个人情感,而是对特定政治文化的一次重新激活。
换言之,文章不是在让读者理解人民公社,而是在引导读者重新“感受”人民公社。
当事实讨论让位于情绪唤醒,政治宣传往往也就完成了它最有效的一步。
四、为什么现在出现这种为文革招魂文章
作者的党委宣传系统背景,让文章更具有观察价值
据公开网络资料,于德宽曾在鞍钢民政企业集团公司担任党委宣传、党委工作相关职务,并曾参与企业文化和社科研究活动。相关公开报道对其履历的具体表述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本文只把这一背景作为理解文章语言风格的参考,不将其作为推断刊物编辑意图的证据。
这一身份背景,与文章的语言风格高度吻合。
“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精神财富”“为后代奠定基础”等表述,本身就是中国党政与国企宣传系统长期形成的政治语言。全文的结构也并不是私人回忆常见的生活细节叙述,而更接近一篇具有明确价值结论的政治文化文章。
这意味着,《人民公社好》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个个体的怀旧情绪。它更像是一个长期处于党委宣传和企业文化体系中的作者,用个人经历和地方建设记忆,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重新正名。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这种叙事在2026年重新出现
仅凭一篇文章,当然不能得出“中共准备恢复人民公社”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政策层面,目前都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这种判断。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公社好》没有政治观察价值。
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官方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至少保留过一定程度的历史纠错叙事。人民公社最终退出,也本身构成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标志。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的官方历史逻辑中,人民公社至少曾经属于“必须被改革”的制度之一。
如今值得注意的是,毛时代制度和政治符号正在以“历史经验”“集体主义精神”“基层组织能力”“艰苦奋斗传统”和“国家建设基础”等语言被重新评价。是否已经形成系统性政策转向,仍需持续观察;但当这种叙事与近年来不断强化的党组织领导、粮食安全、基层动员以及意识形态教育等议题相互叠加时,它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追问的历史记忆问题。
过去的改革叙事强调的是:为什么必须改变旧制度。
新的政治叙事则可能更倾向于强调:改革之前同样伟大,甚至正是那些旧制度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中共为毛时代招魂的目的
当“纠错”被改写成“继承”,历史责任自然也就越来越难被追问。
真正被改变的,是中国人被允许记住怎样的历史
一篇《人民公社好》本身未必能够改变历史,但它揭示了一个更值得警惕的问题:历史不一定需要通过公开否认来被修改。
更有效的方式,是选择性记忆:
真正的历史并不是这样形成的。
任何制度都应该同时接受成就与代价的检验。人民公社时期留下的水利设施可以讨论,农村基层动员能力可以研究,集体经济中的某些经验也可以分析,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抹去大跃进、大饥荒、行政强制和农民权利受限的理由。
如果一种叙事只允许人们记住国家建设,却不允许记住普通人为这种建设付出的代价;只允许歌颂集体,却不允许讨论个人是否拥有选择权;只允许赞美历史成就,却不断把制度灾难从记忆中移除,那么这种书写就已经不再只是历史研究。
它开始成为政治记忆的重塑。
而这,或许才是2026年《人民公社好》重新登上版面真正值得追问的地方:
人民公社消失四十多年之后,为什么今天又有人需要重新告诉中国人——“人民公社好”?
六、中共党魁毛泽东发出“人民公社好”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工作,多次与当地的负责同志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许多当地的负责同志在汇报工作情况时也都强调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在河南,当地方领导汇报他们对“大社”的名称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的原因时,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对“人民公社”的特点作了概括,“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当地负责人请示“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在60年代之后成为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基层无产阶级政权的典型口号。(人民网)
七、什么是中共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国家为过往的社会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一种“政社合一”组织,分为“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而以前者最为著名。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之一,1958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肯定下,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展开。依据施行制度的定义,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其核心是生产队,普遍存在的时期为1958年至1984年]。其中,农村人民公社属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而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解体、全部被乡级行政区取代。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的“平均主义”以及“公共食堂”等政策和制度,被认为是导致中国大陆三年大饥荒(1959-1961年)的原因之一。1961年“大跃进”结束,人民公社未有撤销,不同意相关政策措施等继续下去的意见都被视为“反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政策更强调其所代表的集体劳动必要性。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恢复政治权力,人民公社制度依旧运作至改革开放前期。
1978年改革开放前公社化运动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善,并让人民公社成为支配农民生活的权力机构,农民丧失几乎所有自由,严重伤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令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之中。同时公社化更让农民失去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收归公有,宅基地由农民私有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民使用;1983年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土地转轨由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农民仅保有使用权,没有得回最大损失的补偿。
八、中共治下人民公社的起源
1959年十周年国庆时,银川游行人群举着标语“人民公社万岁”。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公社”的起源,存在多种解释,包括“意识形态说”、“吹出来说”、“工业化引起了粮食紧张”等,还有学者认为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推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他本人要彻底改造‘旧中国’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其中,“吹出来说”认为,“人民公社”最早是刘少奇与其他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闲聊中产生的:1958年4月底,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
据中国大陆官方文献记载,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与山东等地的农村视察,与当地的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在河南新乡七里营,当地方领导汇报他们对“大社”的名称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是使用了“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道:“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毛泽东还总结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时,当地负责人询问“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四处响起“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等口号。
九、人民公社运动的直接影响
主要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政策和制度因素,中国大陆于1959-1961年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时期,期间经济倒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同时出现严重粮食短缺,人群普遍营养不良。据各方估计,大饥荒共造成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影响包括以下方面:
@DIEwanese-g8n:习近平不愧是一己之力断送改开三十年经济成果带领全中国返回老毛时代的大灾星
@yinghuo3872:老毛干过的事儿,他要原封不动的走一遍!现在连编和骗都省了!
@cloverbio:东北的衰败源于共产党的政策,而不是源于东北人的思想。
@JeanYan-g3f:人民公社就是现代农奴制。
@hgtsgt4540:你搞的不是商品经济,你搞的是皇家计划经济。比计划经济还坏。
@心医人心:释放了不作不死的信号
@TAI8-WAN9-HOT6-CAT4:锁国预备,管人,管钱,目标北朝鲜
@David-f8o7p:摸石头过河,然后又摸回去了,可见这些人真是没救
@ssaf98:往朝鲜迈进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peisteid9380:人民公社的时代那有提供农民基本的生活需要呀?是没鞋子穿,不够保暖的褴褛衣衫,吃不饱的参着红薯土豆的粗粮,儿童没学上,有的式许在不成学校的破房子读个一二年级,没有正规医疗……
@BCA-cw2nv:如果政治不改革经济必定归零
@恵比寿-k2d:还有上山下乡马上轰轰烈烈地搞起来!
@liaofrank979;人民公社好?不是亩产万斤,最后饿死三千万吗?
@wantonglao-f5g:就是想把人民管起来,不能让人民太自由了。嘿嘿!
@黄雀50:中共已走到穷途末路才想到人民公社进行统购统销,一切按分配规定每人多少实行粮肉布票这些都是人民公社的产物。
@宋檀郎:我记得十……年前吧,就习近平上台后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就开始一大批人出来洗“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是论坛,大陆人民大部份对这些人都是集体“公干”的。文革没洗成,但是氛围改了,改成“批判公知”。现在是想一退到底,是想最后一博吗?是习要没时间了?
@cli4g67graS:人民公社导致了普遍贫穷,生产力严重下降。
@michaelrolins8676:这个政府的无耻在于,死皮赖脸缠着你想知道你的研究,告诉他道理和他的错误,他又不想改…给他机会他又接不住,只想臭水平偷窃别人劳动和别人的创意生产垃圾和搞砸机会…哪里有他们哪里混乱和道德败坏,哪里就是炼狱…
@musin3000:中国要重回人民公社时代了?应该叫人民集中营吧?
@张皦如-u5s:中共国先给人国民打鸡血,已预测到整个中国会回到从前了。
@席炮子-v1t:以毛泽东为首的这群土匪,夺取政权后就没干人事,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把中国人都运动坏了……
@rubylaser8601:经济下行所以要打造一个像北韩的制度才能管住这个社会不乱。
@PANPAD-c4e:从它们准备搞一村一食堂开始,想用代销社统购统销开始,就知道要拉什么屎!但它们就没拿大模型运算过,这帮没文化的文盲,根本运转不了,因为今天的中国,体量太大!也低估了民众反击的力量!现在的民众可不是几十年前那批文盲了,这是与世界接过轨一群人,平时不痛不㾕搞搞还可以,真到了生死存亡,还会出现《定西孤儿院》?作梦!
@0009o9o:由于吹牛逼泛滥,现在吹小牛逼已经安慰不了中国人的心灵,超英赶美已经不够使了,所以要遥遥领先,吹牛逼要吹超大的!我觉得有必要再来搞亩产万斤,这次十万斤铁定不够,要百万斤,才能遥遥领先!
@peterst956:东北是习共看重的退守根据地,一是粮食充足,二是背靠俄罗斯,三是相对更封闭更接受中共统治……可以尝试另类版一国两制~东北搞农民公社,南方还是维持现状
@hajimegenkai6345:人民公社就是老毛模仿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出的花招,有了大锅饭成全了那些好吃懒做的人。国家变得越来越穷。什么时代了,还搞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那一套。
@physicsy9258:不搞人民公社还算了,要搞就会和以前一样,3年破产,如果破产后又来一轮改革开放,到时候就不会再有人信改革开放了,只会一个结局,苏联一样,共产党解散,倒台。
@weiwei-qj6ys:人民公社是党政军一体的农村基层统治组织,一定会恢复起来来吸纳城市回乡人员。城市也会恢复过去的一大二公社会形态以尽可能保证低水平的充分就业,以及社会管理和稳定。熟悉的味道都会回来的。这是四十年洋务运动失败,被美西方抛弃后的必然选项。
@xinghuawei8811:人民公社好啊,人民公社好!大家都来吃他大锅饭啊,吃他大锅饭!饿死7000万啊,饿死7000万。再来一次人民公社啊,人民公社好!吃他大锅底朝天啊,底朝天,饿死他7万万!
@Zeusmg:大清朝更好。中国人是需要有主子的,14亿奴才必须都跪下来做牛做马才能确保我党吃喝嫖赌,自己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性福生活世代相传。
@Mtrl-new:他们心底最深处想:我们就是要左转政治,商品经济搞不过南方人,就故意让你们也变穷鬼。中国太大,还是分家,各省过各的。
@nejsnddnndnd-m5t:是习近平灭亡的回光返照!!!只是杂音而已!!!中国经济崩溃习近平阻止的了吗???
@大仙王-i2n:中华这片土地干啥都不行共产党来之前地主豪绅强并土地国府无法有效收购和平衡地主和佃农之间利益几个大军阀各自形成土皇帝国府中央无法实际管控农村宗族势力强大蒋走了来了毛大搞没收土地运动实行共产化集体化公社化搞的连蝗虫,都饿死不是一个极端就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是快上帝都放弃的土地!
@brianzhang2315:某些人没逻辑分析,结论先放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扼杀个体经济生长可能性。既然东北愿意那就东北搞公社,南方保护私有经济。逻辑是,首先得说明为何过去公社没了不继续的问题,大锅饭结果,亩产百斤误导,千百万饿死会重演。过去公社死亡原因是大一统现在还是。结论是公社必然死亡。
@溯源-h3j:牺牲农民是为了工业化?你也这么认为吗?胡扯!什么脑子吗?农民有钱才能有工业化!当年,所谓工业化就是围绕农业转,生产拖拉机和收割机、化肥和农药。当年大学里开的物理课好像就是柴油机原理及拖拉机维修。结局是农民买不起,人民公社也买不起,所以工业化搞不下去。在本人小时候,成天吹的就是有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叫四化,但是公社里没钱,有拖拉机到村里转了一下,村民们都惊呼:现代化要来了。喇叭也宣传,要农业现代化了。但是要钱买油,要维修人员,据说啊,当年本人还小,只是听老人们说,因为没有钱,公社里买不起拖拉机。事情不了了之。
详情请参看:
1、“人民公社好”重新登上版面:大饥荒与强制集体化被抹去后,毛时代农村叙事正在怎样回潮?
https://reurl.cc/lnn0mE
2、“人民公社好”
https://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70/4467343.html
3、人民公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人民公社
4、危险信号?传地方党刊公然吹捧“人民公社”
https://www.ntdtv.com/gb/2026/09/08/a104131297.html
5、这张伟人视察照片,告诉你“人民公社好”与哪个公社有关?
https://www.sohu.com/a/916225338_120073393
6、第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看到简章“如获至宝”
https://news.sina.com.cn/c/sd/2009-08-14/141218436048_2.shtml
7、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严重经济与社会灾难,1960年代初……
https://x.com/SomeCharlieBear/status/2096963563998896438
8、官媒发文:人民公社好。释放什么信号?
https://youtu.be/lT-8z4b3WBw
一、令人吃惊的“人民公社好”重新登上版面
2026年9月4日,一篇题为《人民公社好》的文章出现在《辽河文苑》第4版。版面中央,“人民公社好”五个黑体大字极为醒目,文章上下分别配以带有鲜明毛泽东时代审美特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传画:强壮的农民挥舞农具,群众围绕水利工程劳动、欢呼,一整套熟悉的“集体劳动、改天换地、社会主义建设”视觉符号被重新搬回公众视野。
二、值得警惕的只记录人民公社留下的,不记录人民传出的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老人回忆年轻时在生产队的生活,这篇文章或许没有太多政治意义。但从全文内容来看,作者并不是在简单记录个人经历,而是在系统性地重新评价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时期虽然生活艰苦,却完成了大量水利、农田和基础设施建设,塑造了集体主义精神,并为后来农村发展留下了重要基础。文章最终形成的并不是“我怀念过去”,而是一个更加明确的结论——那个制度值得肯定,甚至值得重新赞美。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一句“人民公社好”,而是这篇文章为了得出这一结论,究竟选择记住了什么,又选择遗忘了什么。
人民公社被重新写成“建设史”,制度代价却从叙事中消失
文章对人民公社时期的描述高度集中于建设成果。水库、渠道、农田改造、集体劳动、乡村基础设施和工业化配套被不断罗列,“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战天斗地”成为贯穿全文的核心词汇。这种写法很容易让读者形成一种印象:人民公社时代虽然贫穷,但农民精神昂扬,国家依靠集体力量完成了大量今天仍在受益的工程建设。
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
任何严肃讨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叙事,都不可能绕开1958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制度性灾难。人民公社化与“大跃进”几乎同步展开,高指标、浮夸风、粮食高征购、公共食堂以及基层层层加码共同构成了那个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学术研究对1959年至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死亡规模估算存在差异,但均指向数以千万计的巨大人口损失;相关研究也把僵化的粮食征购政策、农业产出下降和制度性失灵视为灾难的重要成因。
然而,在《人民公社好》中,这一整段历史几乎被从叙事中删除。文章保留了“艰苦”,却没有解释这种艰苦中有多少来自政策失误;文章保留了“奋斗”,却没有讨论农民在高度行政化的生产体系中是否拥有真正的选择权;文章保留了“建设成果”,却没有计算为这些工程付出的劳动成本、粮食成本和生命代价。
这使文章形成了一种极具政治意味的历史账本:只记录人民公社留下了什么,却不计算人民为这个制度付出了什么。
三、为毛时代招魂
《人民公社艰》宣传画不是装饰,而是在重新制造毛时代政治记忆
这篇文章的版面设计同样值得注意。
如果编辑部只是希望讨论人民公社历史,完全可以使用历史照片、农业档案、统计资料或当年真实生产场景。但版面选择的却是具有强烈政治宣传审美的绘画:体格强健的劳动者、欢快的集体劳动、水利工程和群众笑脸。
这种视觉语言并不承担史料功能,而是在制造情绪。
它让读者迅速联想到一整套毛时代政治符号:劳动光荣、群众力量、改天换地、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艰苦奋斗。当文章结尾再出现“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一类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表述时,这种怀旧已经不仅是个人情感,而是对特定政治文化的一次重新激活。
换言之,文章不是在让读者理解人民公社,而是在引导读者重新“感受”人民公社。
当事实讨论让位于情绪唤醒,政治宣传往往也就完成了它最有效的一步。
四、为什么现在出现这种为文革招魂文章
作者的党委宣传系统背景,让文章更具有观察价值
据公开网络资料,于德宽曾在鞍钢民政企业集团公司担任党委宣传、党委工作相关职务,并曾参与企业文化和社科研究活动。相关公开报道对其履历的具体表述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本文只把这一背景作为理解文章语言风格的参考,不将其作为推断刊物编辑意图的证据。
这一身份背景,与文章的语言风格高度吻合。
“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精神财富”“为后代奠定基础”等表述,本身就是中国党政与国企宣传系统长期形成的政治语言。全文的结构也并不是私人回忆常见的生活细节叙述,而更接近一篇具有明确价值结论的政治文化文章。
这意味着,《人民公社好》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个个体的怀旧情绪。它更像是一个长期处于党委宣传和企业文化体系中的作者,用个人经历和地方建设记忆,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重新正名。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这种叙事在2026年重新出现
仅凭一篇文章,当然不能得出“中共准备恢复人民公社”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政策层面,目前都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这种判断。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公社好》没有政治观察价值。
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官方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至少保留过一定程度的历史纠错叙事。人民公社最终退出,也本身构成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标志。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的官方历史逻辑中,人民公社至少曾经属于“必须被改革”的制度之一。
如今值得注意的是,毛时代制度和政治符号正在以“历史经验”“集体主义精神”“基层组织能力”“艰苦奋斗传统”和“国家建设基础”等语言被重新评价。是否已经形成系统性政策转向,仍需持续观察;但当这种叙事与近年来不断强化的党组织领导、粮食安全、基层动员以及意识形态教育等议题相互叠加时,它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追问的历史记忆问题。
过去的改革叙事强调的是:为什么必须改变旧制度。
新的政治叙事则可能更倾向于强调:改革之前同样伟大,甚至正是那些旧制度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中共为毛时代招魂的目的
当“纠错”被改写成“继承”,历史责任自然也就越来越难被追问。
真正被改变的,是中国人被允许记住怎样的历史
一篇《人民公社好》本身未必能够改变历史,但它揭示了一个更值得警惕的问题:历史不一定需要通过公开否认来被修改。
更有效的方式,是选择性记忆:
- 只讲水库,不讲饥荒;
- 只讲集体劳动,不讲农民有没有拒绝的权利;
- 只讲国家工业化,不讲农村为工业化承担了怎样的粮食和价格代价;
- 只讲“艰苦奋斗”,却不区分哪些困难来自自然条件,哪些灾难来自政治决策。
真正的历史并不是这样形成的。
任何制度都应该同时接受成就与代价的检验。人民公社时期留下的水利设施可以讨论,农村基层动员能力可以研究,集体经济中的某些经验也可以分析,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抹去大跃进、大饥荒、行政强制和农民权利受限的理由。
如果一种叙事只允许人们记住国家建设,却不允许记住普通人为这种建设付出的代价;只允许歌颂集体,却不允许讨论个人是否拥有选择权;只允许赞美历史成就,却不断把制度灾难从记忆中移除,那么这种书写就已经不再只是历史研究。
它开始成为政治记忆的重塑。
而这,或许才是2026年《人民公社好》重新登上版面真正值得追问的地方:
人民公社消失四十多年之后,为什么今天又有人需要重新告诉中国人——“人民公社好”?
六、中共党魁毛泽东发出“人民公社好”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工作,多次与当地的负责同志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许多当地的负责同志在汇报工作情况时也都强调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在河南,当地方领导汇报他们对“大社”的名称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的原因时,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对“人民公社”的特点作了概括,“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当地负责人请示“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在60年代之后成为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基层无产阶级政权的典型口号。(人民网)
七、什么是中共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国家为过往的社会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一种“政社合一”组织,分为“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而以前者最为著名。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之一,1958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肯定下,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展开。依据施行制度的定义,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其核心是生产队,普遍存在的时期为1958年至1984年]。其中,农村人民公社属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而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解体、全部被乡级行政区取代。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的“平均主义”以及“公共食堂”等政策和制度,被认为是导致中国大陆三年大饥荒(1959-1961年)的原因之一。1961年“大跃进”结束,人民公社未有撤销,不同意相关政策措施等继续下去的意见都被视为“反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政策更强调其所代表的集体劳动必要性。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恢复政治权力,人民公社制度依旧运作至改革开放前期。
1978年改革开放前公社化运动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善,并让人民公社成为支配农民生活的权力机构,农民丧失几乎所有自由,严重伤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令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之中。同时公社化更让农民失去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收归公有,宅基地由农民私有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民使用;1983年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土地转轨由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农民仅保有使用权,没有得回最大损失的补偿。
八、中共治下人民公社的起源
1959年十周年国庆时,银川游行人群举着标语“人民公社万岁”。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公社”的起源,存在多种解释,包括“意识形态说”、“吹出来说”、“工业化引起了粮食紧张”等,还有学者认为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推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他本人要彻底改造‘旧中国’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其中,“吹出来说”认为,“人民公社”最早是刘少奇与其他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闲聊中产生的:1958年4月底,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
据中国大陆官方文献记载,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与山东等地的农村视察,与当地的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在河南新乡七里营,当地方领导汇报他们对“大社”的名称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是使用了“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道:“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毛泽东还总结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时,当地负责人询问“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四处响起“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等口号。
九、人民公社运动的直接影响
主要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政策和制度因素,中国大陆于1959-1961年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时期,期间经济倒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同时出现严重粮食短缺,人群普遍营养不良。据各方估计,大饥荒共造成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影响包括以下方面:
- 农民工作过度:人民公社使农民在初期都工作过度、筋疲力尽,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即按需计酬,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 导致食品短缺:人民食堂需要将农民私有的粮食全部收缴,统一烹调之后再按需分配给所有公社社员,有人将之形象化地称为“吃大锅饭”,然而由于大量浪费,且农民无法自由退出,公社食堂有限的粮食储备被迅速消耗完毕,导致了随后的食品短缺。
- 挫低劳动积极性:由于农民所得并不直接与个人付出成正比,没有直接反馈的集体化生产逐渐挫低了人们的积极性。耕种公地的最终结果是农民们没有直接的责任感,生产积极性不高,发生了社会懈怠现象,当个体认为自己的工作已湮没在团体之中,就会在团体中懈怠下来。造成类似于苏联农业集体化后的产量下降。
@DIEwanese-g8n:习近平不愧是一己之力断送改开三十年经济成果带领全中国返回老毛时代的大灾星
@yinghuo3872:老毛干过的事儿,他要原封不动的走一遍!现在连编和骗都省了!
@cloverbio:东北的衰败源于共产党的政策,而不是源于东北人的思想。
@JeanYan-g3f:人民公社就是现代农奴制。
@hgtsgt4540:你搞的不是商品经济,你搞的是皇家计划经济。比计划经济还坏。
@心医人心:释放了不作不死的信号
@TAI8-WAN9-HOT6-CAT4:锁国预备,管人,管钱,目标北朝鲜
@David-f8o7p:摸石头过河,然后又摸回去了,可见这些人真是没救
@ssaf98:往朝鲜迈进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peisteid9380:人民公社的时代那有提供农民基本的生活需要呀?是没鞋子穿,不够保暖的褴褛衣衫,吃不饱的参着红薯土豆的粗粮,儿童没学上,有的式许在不成学校的破房子读个一二年级,没有正规医疗……
@BCA-cw2nv:如果政治不改革经济必定归零
@恵比寿-k2d:还有上山下乡马上轰轰烈烈地搞起来!
@liaofrank979;人民公社好?不是亩产万斤,最后饿死三千万吗?
@wantonglao-f5g:就是想把人民管起来,不能让人民太自由了。嘿嘿!
@黄雀50:中共已走到穷途末路才想到人民公社进行统购统销,一切按分配规定每人多少实行粮肉布票这些都是人民公社的产物。
@宋檀郎:我记得十……年前吧,就习近平上台后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就开始一大批人出来洗“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是论坛,大陆人民大部份对这些人都是集体“公干”的。文革没洗成,但是氛围改了,改成“批判公知”。现在是想一退到底,是想最后一博吗?是习要没时间了?
@cli4g67graS:人民公社导致了普遍贫穷,生产力严重下降。
@michaelrolins8676:这个政府的无耻在于,死皮赖脸缠着你想知道你的研究,告诉他道理和他的错误,他又不想改…给他机会他又接不住,只想臭水平偷窃别人劳动和别人的创意生产垃圾和搞砸机会…哪里有他们哪里混乱和道德败坏,哪里就是炼狱…
@musin3000:中国要重回人民公社时代了?应该叫人民集中营吧?
@张皦如-u5s:中共国先给人国民打鸡血,已预测到整个中国会回到从前了。
@席炮子-v1t:以毛泽东为首的这群土匪,夺取政权后就没干人事,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把中国人都运动坏了……
@rubylaser8601:经济下行所以要打造一个像北韩的制度才能管住这个社会不乱。
@PANPAD-c4e:从它们准备搞一村一食堂开始,想用代销社统购统销开始,就知道要拉什么屎!但它们就没拿大模型运算过,这帮没文化的文盲,根本运转不了,因为今天的中国,体量太大!也低估了民众反击的力量!现在的民众可不是几十年前那批文盲了,这是与世界接过轨一群人,平时不痛不㾕搞搞还可以,真到了生死存亡,还会出现《定西孤儿院》?作梦!
@0009o9o:由于吹牛逼泛滥,现在吹小牛逼已经安慰不了中国人的心灵,超英赶美已经不够使了,所以要遥遥领先,吹牛逼要吹超大的!我觉得有必要再来搞亩产万斤,这次十万斤铁定不够,要百万斤,才能遥遥领先!
@peterst956:东北是习共看重的退守根据地,一是粮食充足,二是背靠俄罗斯,三是相对更封闭更接受中共统治……可以尝试另类版一国两制~东北搞农民公社,南方还是维持现状
@hajimegenkai6345:人民公社就是老毛模仿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出的花招,有了大锅饭成全了那些好吃懒做的人。国家变得越来越穷。什么时代了,还搞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那一套。
@physicsy9258:不搞人民公社还算了,要搞就会和以前一样,3年破产,如果破产后又来一轮改革开放,到时候就不会再有人信改革开放了,只会一个结局,苏联一样,共产党解散,倒台。
@weiwei-qj6ys:人民公社是党政军一体的农村基层统治组织,一定会恢复起来来吸纳城市回乡人员。城市也会恢复过去的一大二公社会形态以尽可能保证低水平的充分就业,以及社会管理和稳定。熟悉的味道都会回来的。这是四十年洋务运动失败,被美西方抛弃后的必然选项。
@xinghuawei8811:人民公社好啊,人民公社好!大家都来吃他大锅饭啊,吃他大锅饭!饿死7000万啊,饿死7000万。再来一次人民公社啊,人民公社好!吃他大锅底朝天啊,底朝天,饿死他7万万!
@Zeusmg:大清朝更好。中国人是需要有主子的,14亿奴才必须都跪下来做牛做马才能确保我党吃喝嫖赌,自己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性福生活世代相传。
@Mtrl-new:他们心底最深处想:我们就是要左转政治,商品经济搞不过南方人,就故意让你们也变穷鬼。中国太大,还是分家,各省过各的。
@nejsnddnndnd-m5t:是习近平灭亡的回光返照!!!只是杂音而已!!!中国经济崩溃习近平阻止的了吗???
@大仙王-i2n:中华这片土地干啥都不行共产党来之前地主豪绅强并土地国府无法有效收购和平衡地主和佃农之间利益几个大军阀各自形成土皇帝国府中央无法实际管控农村宗族势力强大蒋走了来了毛大搞没收土地运动实行共产化集体化公社化搞的连蝗虫,都饿死不是一个极端就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是快上帝都放弃的土地!
@brianzhang2315:某些人没逻辑分析,结论先放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扼杀个体经济生长可能性。既然东北愿意那就东北搞公社,南方保护私有经济。逻辑是,首先得说明为何过去公社没了不继续的问题,大锅饭结果,亩产百斤误导,千百万饿死会重演。过去公社死亡原因是大一统现在还是。结论是公社必然死亡。
@溯源-h3j:牺牲农民是为了工业化?你也这么认为吗?胡扯!什么脑子吗?农民有钱才能有工业化!当年,所谓工业化就是围绕农业转,生产拖拉机和收割机、化肥和农药。当年大学里开的物理课好像就是柴油机原理及拖拉机维修。结局是农民买不起,人民公社也买不起,所以工业化搞不下去。在本人小时候,成天吹的就是有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叫四化,但是公社里没钱,有拖拉机到村里转了一下,村民们都惊呼:现代化要来了。喇叭也宣传,要农业现代化了。但是要钱买油,要维修人员,据说啊,当年本人还小,只是听老人们说,因为没有钱,公社里买不起拖拉机。事情不了了之。
详情请参看:
1、“人民公社好”重新登上版面:大饥荒与强制集体化被抹去后,毛时代农村叙事正在怎样回潮?
https://reurl.cc/lnn0mE
2、“人民公社好”
https://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70/4467343.html
3、人民公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人民公社
4、危险信号?传地方党刊公然吹捧“人民公社”
https://www.ntdtv.com/gb/2026/09/08/a104131297.html
5、这张伟人视察照片,告诉你“人民公社好”与哪个公社有关?
https://www.sohu.com/a/916225338_120073393
6、第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看到简章“如获至宝”
https://news.sina.com.cn/c/sd/2009-08-14/141218436048_2.shtml
7、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严重经济与社会灾难,1960年代初……
https://x.com/SomeCharlieBear/status/2096963563998896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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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
唐秉义被控诈骗罪一案将召开庭前会议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4日消息】本网获悉,锡安之光教案唐秉义牧师被控涉嫌“诈骗罪”一案,将于近日召开庭前会议。
2025年5月16日始,锡安之光教会先后十一人被捕,后八人取保;2026年1月,高全福牧师、庞羽、唐秉义牧师三人被以涉嫌“诈骗罪”审查起诉。
唐秉义牧师一开始,公安机关是以“涉嫌利用迷信犯罪”抓捕,后检察院起诉时却更改为“诈骗”罪起诉。最近家属得到法院通知,唐秉义牧师的案子在2026年9月15日开庭前会议。
唐秉义的妈妈张玉香今年69岁,爸爸唐秋合今年70岁,妻子刘君丽今年42岁,一家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全家信主。
唐秉义牧师生于1986年9月8日刚在狱中过完40岁生日,他和妻子经家人介绍2018年结婚,婚后生育一个女孩名叫唐恩卓,今年七岁。
唐秉义2006年高中毕业后,考上二本读了一年大学就辍学外出打了一年的工,后来经高全福牧师介绍,在西安读了三年神学,2010年开始服侍神,途中去北京锡安教会深造两年,毕业后回西安锡安之光教会服侍。生活费从开始的每月350元起,三年涨一次,期间有过500元每月到800元每月等,被捕前每月3800元。
妻子刘君丽曾在公交公司上班,现因公司生意不好下岗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
他们结婚后,一家人在西安租房子居住生活,2017年开始搬至40平的公租房,出行是两轮电动车。
为此,唐秉义牧师的家人恳请弟兄姊妹为唐秉义牧师祈祷,求三一的神帮助带领唐牧师,赐给他智慧和能力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打美好的仗,荣耀神的名。
恳请为唐秉义牧师的辩护人曾玥律师和罗韬律师祷告,求神大大的使用曾玥律师和罗韬律师,赐给他们智慧和力量,发挥他们所学的法律知识和从神而来智慧能力为唐牧师辨护。
另外,2026年8月10日,高全福牧师案已举行庭前会议。
据起诉书及量刑建议书,检方将教会长期奉献款认定为诈骗金额,以“诈骗罪”起诉高全福,并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12至13年。
案件开庭在即,而罗列的证据更是荒谬绝伦:说高全福牧师是假牧师;说基督徒给教会的奉献款是诈骗,锡安之光教会自2008以来,近二十年用于教会发展和宣教的所有奉献款都算做高全福牧师的诈骗款;高全福牧师的妻子庞羽师母,从未拿过教会一分工资,也被株连;抓了高全福牧师和教会的牧者同工,教会用于请律师的律师费也算做庞羽诈骗。
2025年5月16日始,锡安之光教会先后十一人被捕,后八人取保;2026年1月,高全福牧师、庞羽、唐秉义牧师三人被以涉嫌“诈骗罪”审查起诉。
唐秉义牧师一开始,公安机关是以“涉嫌利用迷信犯罪”抓捕,后检察院起诉时却更改为“诈骗”罪起诉。最近家属得到法院通知,唐秉义牧师的案子在2026年9月15日开庭前会议。
唐秉义的妈妈张玉香今年69岁,爸爸唐秋合今年70岁,妻子刘君丽今年42岁,一家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全家信主。
唐秉义牧师生于1986年9月8日刚在狱中过完40岁生日,他和妻子经家人介绍2018年结婚,婚后生育一个女孩名叫唐恩卓,今年七岁。
唐秉义2006年高中毕业后,考上二本读了一年大学就辍学外出打了一年的工,后来经高全福牧师介绍,在西安读了三年神学,2010年开始服侍神,途中去北京锡安教会深造两年,毕业后回西安锡安之光教会服侍。生活费从开始的每月350元起,三年涨一次,期间有过500元每月到800元每月等,被捕前每月3800元。
妻子刘君丽曾在公交公司上班,现因公司生意不好下岗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
他们结婚后,一家人在西安租房子居住生活,2017年开始搬至40平的公租房,出行是两轮电动车。
为此,唐秉义牧师的家人恳请弟兄姊妹为唐秉义牧师祈祷,求三一的神帮助带领唐牧师,赐给他智慧和能力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打美好的仗,荣耀神的名。
恳请为唐秉义牧师的辩护人曾玥律师和罗韬律师祷告,求神大大的使用曾玥律师和罗韬律师,赐给他们智慧和力量,发挥他们所学的法律知识和从神而来智慧能力为唐牧师辨护。
另外,2026年8月10日,高全福牧师案已举行庭前会议。
据起诉书及量刑建议书,检方将教会长期奉献款认定为诈骗金额,以“诈骗罪”起诉高全福,并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12至13年。
案件开庭在即,而罗列的证据更是荒谬绝伦:说高全福牧师是假牧师;说基督徒给教会的奉献款是诈骗,锡安之光教会自2008以来,近二十年用于教会发展和宣教的所有奉献款都算做高全福牧师的诈骗款;高全福牧师的妻子庞羽师母,从未拿过教会一分工资,也被株连;抓了高全福牧师和教会的牧者同工,教会用于请律师的律师费也算做庞羽诈骗。
倪玉兰控告西城警方扣押其生活物品拒不退还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4日消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倪玉兰家和许多北京居民的房屋遭到政府强行拆除。她在遭受强拆和关押期间受到严重虐待,导致身体残疾,需靠轮椅或拐杖行动。因维权她曾数次被警方拘留和判刑,罪名包括“寻衅滋事”和“诈骗”等。近日,倪玉兰对北京西城警方扣押其财物、断其生路进行了举报控告。
倪玉兰的全部生活物品已被西城警方封存扣押共计5640天拒不退还。(2011年4月6日-2026年9月14日)
2026年9月14日,是倪玉兰今年拨打的第四十三通政府热线举报控告电话。
举报控告西城公安分局和厂桥派出所封存倪玉兰的财产近十六年拒不退还的问题。封存财产的地址是:西什库大街19号御鑫宫宾馆1018房间。
西城警方违法扣押倪玉兰的全部生活物品,严重影响了她与家人的正常生活。
倪玉兰要求西城公安分局朱炳文局长尽快退还全部物品,并依法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据悉,倪玉兰,北京人,基督徒,人权捍卫者。长期为房屋遭强拆的受害者与弱势群体发声,曾经三次被坐牢,受尽酷刑折磨,落下终生残疾。
多年来她和家人频繁遭遇暴力逼迁、流落街头以及长期的警方骚扰与监视。
2002年4月27日上午,倪玉兰因拍摄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55号强拆现场,而被警察拉到新街口派出所殴打,致其“大小便失禁、多次昏迷”。后警方以倪玉兰“阻碍办公秩序”为由,要求将其行政拘留10天。7月3日,西城公安分局以倪玉兰“涉嫌妨害公务罪”向西城检察院提请逮捕。7月10日,西城检察院将案卷退回西城公安分局,当天倪玉兰才得以回家,期间被拘留75天。随后倪玉兰开始上访。
9月27日,倪玉兰试图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反应冤情,被新街口派出所民警刘俊杰、闫修建殴打,致其摔断尾骨,并将其关押。11月14日,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倪玉兰提起公诉。11月27日,西城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倪玉兰有期徒刑一年,其律师资格被吊销。
她自述在狱中得到了法轮功狱友的照顾,但因为伤势没有得到救治,此后落下残疾,双腿无法行走,生活已不能自理。
2003年7月12日,倪玉兰获释。此后继续上访维权,也继续受到警方的打压,根据她的陈述,2003年10月15日她又被警察李楠等人抓进新街口派出所“非法拘禁”三天共50个小时;从2004年7月27日至2006年3月16日,她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97天。 2008年4月15日,因倪玉兰家西城区前章胡同19号面临强拆,后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因拆迁施工纠纷,倪玉兰“暴力阻碍工人施工”,致使工人“受轻微伤”,此后倪玉兰被民警带至新街口派出所接受调查,倪玉兰“不服从民警管理,踢打民警肖巍下体,致使其睾丸挫伤,被当场抓获”,而以“妨害公务罪”起诉倪玉兰。而根据倪玉兰的陈述,4月15日她被“塞进汽车后备箱中,拉到新街口派出所,关押在小黑屋内”,并遭到“多次刑讯、毒打”。
倪玉兰的律师胡啸在探视倪玉兰后,告诉记者,“她确实身体非常不方便,可以说一步一步挪着走,拄着双拐,身体瘦弱,非常苍白。从我看见她从楼下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大约有半个小时了。”
11月,倪玉兰家被强拆。12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倪玉兰有期徒刑二年。
倪玉兰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李方平表示,法院“突然宣布开审,在没有辩护律师,只有一名家人获准旁听的情况下进行,而公诉方指控倪玉兰打警察的重要证据,现场的录像竟未有当庭播出,所有证人亦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开庭两日后就迅速作出一审判决,律师多次到法院查阅档案遭拒”。法院拒绝二审开庭,2009年3月,律师收到维持原判的书面通知。
另据媒体报导,倪玉兰被关押后,九个月内一直不获准与家人见面。倪玉兰丈夫董继勤将拆迁相关案件通过网上举报中心举报至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0年4月14日,倪玉兰出狱,当天她接受媒体采访,陈述其在狱中的悲惨状况,“我有拐他们不让我用,扶着凳子也不行,每天让我在地上爬行,每天还让我到车间去干活,装一次性的筷子,从早到晚不停的干”,“我每天从五层的楼上往下爬,爬到楼下,再爬五百多米到车间,再从楼下爬到楼上,这种每天要爬四个来回,算起来一天要爬六个小时,正常人每次走十分钟的路,我要爬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天热的时候我是这样爬的,地非常的烫,我的手和腿全都烫出了大血泡,所有的辅助工具都不让我用”。“每天早晨别人到外面做操,我就到大厅里撅着,就跟文化大革命时知识分子被批斗的时候一样,四肢撑在地上,有的时候我的腰根本撑不了,她们就弄两个人来监视我,一看不行了,就把我提了起来,出操的人回来后要让他们看我,说谁像我一样不认罪就会遭到同样的惩罚”。“就是我上厕所他们都不让我上,我上去了,进去了,把裤子扒下来往下蹲,结果他们看到我蹲就强迫把我拖出去,不让我解手,说是队长不让我解,他们从厕所里给我拖出去,我的牙撞到门板上掉了一半。我经常的被从厕所里拖出去,警官说这就是对你不认罪的惩罚。他们白天不让我们解大手,晚上也不让,因为他们经常在里面,我喝不上水,就甭说要刷碗,洗脸,漱口了。”
因为房屋被强拆,倪玉兰和丈夫董继勤先是住在小旅馆,但因受到警方压力,两人只得露宿北京街头。
2010年5月7日,倪玉兰案的二审代理律师刘巍被北京司法局吊销律师证。
2010年6月下旬,《南方人物周刊》报道了倪玉兰的事迹,随后被腾讯、网易等国内主要门户网站转载。
2011年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来到倪玉兰临时住所看望她,同年她获荷兰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但无法前去领奖。
2012年4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促请中方释放残疾维权人士倪玉兰夫妇。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认为,骆家辉的有关言论,并不适当。
2012年4月,倪玉兰再度被以“寻衅滋事”和“诈骗”罪名判刑2年8个月,而她的丈夫也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刑2年。
2018年,倪玉兰表示自己再度搬家。
倪玉兰的全部生活物品已被西城警方封存扣押共计5640天拒不退还。(2011年4月6日-2026年9月14日)
2026年9月14日,是倪玉兰今年拨打的第四十三通政府热线举报控告电话。
举报控告西城公安分局和厂桥派出所封存倪玉兰的财产近十六年拒不退还的问题。封存财产的地址是:西什库大街19号御鑫宫宾馆1018房间。
西城警方违法扣押倪玉兰的全部生活物品,严重影响了她与家人的正常生活。
倪玉兰要求西城公安分局朱炳文局长尽快退还全部物品,并依法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据悉,倪玉兰,北京人,基督徒,人权捍卫者。长期为房屋遭强拆的受害者与弱势群体发声,曾经三次被坐牢,受尽酷刑折磨,落下终生残疾。
多年来她和家人频繁遭遇暴力逼迁、流落街头以及长期的警方骚扰与监视。
2002年4月27日上午,倪玉兰因拍摄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55号强拆现场,而被警察拉到新街口派出所殴打,致其“大小便失禁、多次昏迷”。后警方以倪玉兰“阻碍办公秩序”为由,要求将其行政拘留10天。7月3日,西城公安分局以倪玉兰“涉嫌妨害公务罪”向西城检察院提请逮捕。7月10日,西城检察院将案卷退回西城公安分局,当天倪玉兰才得以回家,期间被拘留75天。随后倪玉兰开始上访。
9月27日,倪玉兰试图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反应冤情,被新街口派出所民警刘俊杰、闫修建殴打,致其摔断尾骨,并将其关押。11月14日,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倪玉兰提起公诉。11月27日,西城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倪玉兰有期徒刑一年,其律师资格被吊销。
她自述在狱中得到了法轮功狱友的照顾,但因为伤势没有得到救治,此后落下残疾,双腿无法行走,生活已不能自理。
2003年7月12日,倪玉兰获释。此后继续上访维权,也继续受到警方的打压,根据她的陈述,2003年10月15日她又被警察李楠等人抓进新街口派出所“非法拘禁”三天共50个小时;从2004年7月27日至2006年3月16日,她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97天。 2008年4月15日,因倪玉兰家西城区前章胡同19号面临强拆,后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因拆迁施工纠纷,倪玉兰“暴力阻碍工人施工”,致使工人“受轻微伤”,此后倪玉兰被民警带至新街口派出所接受调查,倪玉兰“不服从民警管理,踢打民警肖巍下体,致使其睾丸挫伤,被当场抓获”,而以“妨害公务罪”起诉倪玉兰。而根据倪玉兰的陈述,4月15日她被“塞进汽车后备箱中,拉到新街口派出所,关押在小黑屋内”,并遭到“多次刑讯、毒打”。
倪玉兰的律师胡啸在探视倪玉兰后,告诉记者,“她确实身体非常不方便,可以说一步一步挪着走,拄着双拐,身体瘦弱,非常苍白。从我看见她从楼下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大约有半个小时了。”
11月,倪玉兰家被强拆。12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倪玉兰有期徒刑二年。
倪玉兰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李方平表示,法院“突然宣布开审,在没有辩护律师,只有一名家人获准旁听的情况下进行,而公诉方指控倪玉兰打警察的重要证据,现场的录像竟未有当庭播出,所有证人亦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开庭两日后就迅速作出一审判决,律师多次到法院查阅档案遭拒”。法院拒绝二审开庭,2009年3月,律师收到维持原判的书面通知。
另据媒体报导,倪玉兰被关押后,九个月内一直不获准与家人见面。倪玉兰丈夫董继勤将拆迁相关案件通过网上举报中心举报至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0年4月14日,倪玉兰出狱,当天她接受媒体采访,陈述其在狱中的悲惨状况,“我有拐他们不让我用,扶着凳子也不行,每天让我在地上爬行,每天还让我到车间去干活,装一次性的筷子,从早到晚不停的干”,“我每天从五层的楼上往下爬,爬到楼下,再爬五百多米到车间,再从楼下爬到楼上,这种每天要爬四个来回,算起来一天要爬六个小时,正常人每次走十分钟的路,我要爬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天热的时候我是这样爬的,地非常的烫,我的手和腿全都烫出了大血泡,所有的辅助工具都不让我用”。“每天早晨别人到外面做操,我就到大厅里撅着,就跟文化大革命时知识分子被批斗的时候一样,四肢撑在地上,有的时候我的腰根本撑不了,她们就弄两个人来监视我,一看不行了,就把我提了起来,出操的人回来后要让他们看我,说谁像我一样不认罪就会遭到同样的惩罚”。“就是我上厕所他们都不让我上,我上去了,进去了,把裤子扒下来往下蹲,结果他们看到我蹲就强迫把我拖出去,不让我解手,说是队长不让我解,他们从厕所里给我拖出去,我的牙撞到门板上掉了一半。我经常的被从厕所里拖出去,警官说这就是对你不认罪的惩罚。他们白天不让我们解大手,晚上也不让,因为他们经常在里面,我喝不上水,就甭说要刷碗,洗脸,漱口了。”
因为房屋被强拆,倪玉兰和丈夫董继勤先是住在小旅馆,但因受到警方压力,两人只得露宿北京街头。
2010年5月7日,倪玉兰案的二审代理律师刘巍被北京司法局吊销律师证。
2010年6月下旬,《南方人物周刊》报道了倪玉兰的事迹,随后被腾讯、网易等国内主要门户网站转载。
2011年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来到倪玉兰临时住所看望她,同年她获荷兰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但无法前去领奖。
2012年4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促请中方释放残疾维权人士倪玉兰夫妇。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认为,骆家辉的有关言论,并不适当。
2012年4月,倪玉兰再度被以“寻衅滋事”和“诈骗”罪名判刑2年8个月,而她的丈夫也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刑2年。
2018年,倪玉兰表示自己再度搬家。
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
张毅获律师会见其身体状态良好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3日消息】今年7月上旬,武汉公民张毅在西藏拉萨旅游期间被拉萨警方带走拘留,关押10多天后转为刑事拘留,7月底张毅被拉萨警方批捕,涉嫌罪名煽动分裂国家。近日,律师前往拉萨看守所会见了张毅,其身体情况良好,其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
2026年9月11日律师在拉萨市看守所会见到了张毅。案件还在侦查阶段。
目前张毅状态良好,轻微腰疼。之前在刑拘阶段出现过严重高反晕倒情况。之后被查出高血压(张毅之前从没有过血压问题)。之前因抗高反和降压药物不足有过争吵,目前换了药后血压正常。
据悉,2026年7月1日,张毅和弟弟张玄在拉萨旅游,张毅在色拉寺里(因语言不通想借用朝拜垫子)给藏民在手机上展示了达赖喇嘛的照片,并没有其他交流。
兄弟俩于17:30左右在寺内被警察带走至拉萨公安城关分局,张玄做完笔录后被放,国保警察口头告诉张玄说“张毅十五天”,但未出具任何法律文书。
7月18日,即张毅被拘留17天后,张玄接到电话通知,西藏国保说张毅属于“煽动”,让他给张毅转生活费,说过几天书面通知会邮寄到武汉。
随后家属收到通知,得知张毅于7月18日被拉萨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名义刑事拘留,关押在拉萨市看守所。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东路7号,拉萨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邮编850011
7月28日,张毅被拉萨市公安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执行逮捕,羁押在西藏拉萨看守所。
据了解,张毅此前曾向户籍所在地出入境管理局申请办理边防证遭拒。
张毅,湖北武汉人,是著名的“八九一代”民主异见人士及维权人士。其在1989年时曾是武汉大学法律系学生,“八九学运”期间,作为武汉地区学生引领人之一的张毅在事后被当局控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获刑两年,在狱中遭到酷刑并导致一只耳朵永久性失聪。
出狱后,张毅仍坚持不同政见,20多年来,他还一直坚持纪念“六四”及公民维权,张毅因此被当局列为重点监控对象。
2018年6月,张毅曾因发放“刘晓波衣冠冢”的照片并策划相关纪念活动,被当局行政拘留。
2018年12月30日,张毅因拒绝配合国保提出的非法维稳要求,在武汉市汉阳拦江路“罗鱼头”餐馆门旁的停车场门口,被武汉市东西湖区闵姓国保及常青花园派出所警察高峰,暴力拦截殴打。
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不仅向外界披露了真实的疫情状况,还多次与武汉国保及政法委系统交涉,公开要求释放公民记者方斌。
2026年9月11日律师在拉萨市看守所会见到了张毅。案件还在侦查阶段。
目前张毅状态良好,轻微腰疼。之前在刑拘阶段出现过严重高反晕倒情况。之后被查出高血压(张毅之前从没有过血压问题)。之前因抗高反和降压药物不足有过争吵,目前换了药后血压正常。
据悉,2026年7月1日,张毅和弟弟张玄在拉萨旅游,张毅在色拉寺里(因语言不通想借用朝拜垫子)给藏民在手机上展示了达赖喇嘛的照片,并没有其他交流。
兄弟俩于17:30左右在寺内被警察带走至拉萨公安城关分局,张玄做完笔录后被放,国保警察口头告诉张玄说“张毅十五天”,但未出具任何法律文书。
7月18日,即张毅被拘留17天后,张玄接到电话通知,西藏国保说张毅属于“煽动”,让他给张毅转生活费,说过几天书面通知会邮寄到武汉。
随后家属收到通知,得知张毅于7月18日被拉萨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名义刑事拘留,关押在拉萨市看守所。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东路7号,拉萨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邮编850011
7月28日,张毅被拉萨市公安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执行逮捕,羁押在西藏拉萨看守所。
据了解,张毅此前曾向户籍所在地出入境管理局申请办理边防证遭拒。
张毅,湖北武汉人,是著名的“八九一代”民主异见人士及维权人士。其在1989年时曾是武汉大学法律系学生,“八九学运”期间,作为武汉地区学生引领人之一的张毅在事后被当局控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获刑两年,在狱中遭到酷刑并导致一只耳朵永久性失聪。
出狱后,张毅仍坚持不同政见,20多年来,他还一直坚持纪念“六四”及公民维权,张毅因此被当局列为重点监控对象。
2018年6月,张毅曾因发放“刘晓波衣冠冢”的照片并策划相关纪念活动,被当局行政拘留。
2018年12月30日,张毅因拒绝配合国保提出的非法维稳要求,在武汉市汉阳拦江路“罗鱼头”餐馆门旁的停车场门口,被武汉市东西湖区闵姓国保及常青花园派出所警察高峰,暴力拦截殴打。
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不仅向外界披露了真实的疫情状况,还多次与武汉国保及政法委系统交涉,公开要求释放公民记者方斌。
吴五清沈晓庆被以非法组织传教为由行政拘留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3日消息】2026年9月11日下午,秋雨圣约教会恩慈团契在举行日常读书会期间,遭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派出所警察冲击,11名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全部被带走。至9月12日,9人于早晨8点40分获释,吴五清长老、沈晓庆弟兄的家属收到警方通知,两人涉嫌“非法组织传教”,予以行政拘留10天并分别罚款500元与300元的处罚。成都武侯区国保警察公开表示“在武侯区搞一次活动就拘留一次”。
2026年9月11日下午3至4点左右,恩慈团契举行日常读书会。恩慈团契是以老年会友为主的团契,当时共有11人参加,分别为吴五清长老、沈晓庆弟兄、范丁文弟兄、王鸿飞姊妹、王红彬姊妹、夏金菊姊妹、曾碧辉姊妹、刘彩萍姊妹、贺富涛姊妹、齐雅珍姊妹、陈娇枝姊妹。聚会内容为共同阅读合法出版物《走过苦难》并进行分享。
期间,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派出所警察进入现场,据现场获得的信息,此次行动由武侯区政保大队相关人员组织。11人随后全部被带往派出所。
在处置过程中,部分警察态度恶劣。面对前来询问情况的老人家属,警方故意声称被带走人员是在参与“邪教活动”。
秋雨圣约教会是一间持守历史基督教正统信仰、改革宗神学和长老会治理传统的基督教会。2018年有关部门取缔秋雨圣约教会时,所使用的行政定性是“非法社会组织”,从未将秋雨圣约教会认定为“邪教”。现行法律也将“邪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作为不同概念分别规定。
因此,办案人员向家属使用“邪教”这一高度污名化的称呼,并不是准确的法律表述,也与既有行政文件不符。
扣留期间,夏金菊姊妹遭到警察言语羞辱和刺激,情绪激动,随后出现贫血性脑梗相关症状,120急救人员到场进行处置,此后相关人员的态度才有所收敛。参加此次读书会的会友多数为老人,但警方并未充分考虑他们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众人从下午被带走后,一直被询问至9月12日凌晨3点左右才陆续结束。
警方同时将参加者携带和正在阅读的书籍全部扣押,其中包括合法出版物《走过苦难》。目前仍需进一步确认警方是否依法向各物品持有人出具扣押清单,以及扣押这些书籍所依据的具体理由。
当晚,多名弟兄姊妹一直守候在红牌楼派出所外,等待被带走的会友。期间,相关国保人员对等候的弟兄姊妹冷嘲热讽并进行威胁,称:“你们近期极不安分,挑衅政府,在武侯区搞一次活动就拘留一次。”这一表述已经超出对某一次具体行为是否合法的正常执法解释,而表现出明显针对秋雨圣约教会持续聚会行为的威慑性。
至9月12日,其余9名弟兄姊妹获释,吴五清长老、沈晓庆弟兄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据目前获得的信息,警方给出的理由是所谓“非法组织传教”。9月12日恰逢沈晓庆弟兄90岁母亲的生日。沈弟兄此前已经为母亲安排家庭生日宴,却在母亲九十岁生日当天被行政拘留,无法与家人一同为母亲庆生。
2026年9月12日,秋雨圣约教会针对此次教案作出回应如下:
1.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权,不是政府授予的特权
《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政府亦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政府的责任首先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而非以行政监管不断压缩这一基本权利。我们认为,以行政权力禁止基督徒正常的敬拜、读经、团契和传扬福音,是对宪法权利的侵犯,也是法治的倒退。将一群老人阅读合法出版物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甚至以“邪教”对教会加以污名化,更暴露出此次执法对基督教信仰明显的敌意,而非对具体违法行为的中立判断。
2.对老年会友长时间讯问的执法方式
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延长询问查证时间,但同时要求公安机关保障被询问人的饮食和必要休息等正当需求。此次参加者多数为老人,部分人年龄超过70岁,警方从下午持续处置至凌晨3点,期间夏金菊姊妹因受到言语刺激出现脑梗症状,并需要120急救人员介入。即使询问时间没有超过法定上限,其执法方式的必要性、比例性以及对老人健康和人格尊严的保障仍值得严重质疑。
3.扣押全部合法出版物需要明确的法律依据
警方将参加者所携书籍全部扣押,其中包括合法出版物《走过苦难》。依法扣押应限于与案件有关且需要作为证据的物品,并依法出具手续;警方应说明扣押依据并及时返还不应扣押的书籍。
4.“搞一次活动就拘留一次”的表态反映出明显的针对性
治安处罚应当针对已经发生的具体违法行为,并根据事实和法律分别判断。国保人员公开表示“在武侯区搞一次活动就拘留一次”,如果按照其通常含义理解,实际上是在预先宣告:只要秋雨圣约教会继续在该区域聚会,就将继续采取拘留措施。这种执法思路表现出的已经不仅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法律判断,而是对特定教会持续聚会的敌意和威慑。
5.教会的属灵立场:第一,我们将此次逼迫看为上帝对教会信仰的熬炼。秋雨圣约教会多年来一直按照圣经的吩咐敬拜、读经、祷告、团契和传扬福音,我们所践行的信仰并没有改变,是执政者进一步加大了对教会正常信仰生活的逼迫。我们相信这一切仍在上帝的护理之中,祂也必借着患难炼净和坚固祂的教会。
第二,我们将此次事件看为为信仰、为福音、为义所受的逼迫。弟兄姊妹因基督徒的身份、因参加教会团契、阅读基督教书籍而遭带离、羞辱和拘留,我们愿意按照主耶稣的应许来看待这样的患难:“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5:10)
第三,我们仍将照着圣经的吩咐践行信仰。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敬拜、祷告、读经、团契和传扬福音是主亲自托付给教会的使命。因此,我们不会因威胁和拘留停止聚会,也不会停止公开见证福音;当人的命令与基督的命令发生冲突时,我们仍持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
第四,我们谴责此次事件中的一切恶行,同时呼吁行恶者悔改。我们谴责执法过程中对老人实施的羞辱、恐吓、污名化和其他不义行为,也呼吁有关人员停止以权力逼迫基督徒,在上帝和自己的良心面前省察悔改。我们不以仇恨回应逼迫,也不以暴力抵抗权柄;我们仍然为逼迫教会的人祷告,盼望他们离开不义,认识真理,并按公义履行自己的职分。
最后,恳请弟兄姊妹们为仍被行政拘留的吴五清长老、沈晓庆弟兄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在十日拘留期间的身体和心灵,赐给他们平安、忍耐和勇气;特别求主安慰沈晓庆弟兄90岁的母亲,在九十岁生日无法与儿子团聚的时候亲自扶持她。请为夏金菊姊妹祷告,求主保守她在此次事件中出现的脑梗症状得到及时、充分的治疗,不留下后遗症;也求主安慰所有遭到长时间询问、言语羞辱和恐吓的老年弟兄姊妹。请为参与此次行动的警察、政保人员祷告。求主约束执政掌权者的权力和恶意,使他们停止以侮辱、恐吓和污名化的方式对待基督徒、积蓄上帝的愤怒,能够按照事实和法律履行职责,并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与良心。也请为秋雨圣约教会祷告,求主赐给教会智慧,使我们既不因威胁而惧怕,也不因受到不公义的对待而陷入愤恨;使我们能够诚实地记录事实,依法维护弟兄姊妹的权利,并继续忠心地敬拜、团契和服侍。
2026年9月11日下午3至4点左右,恩慈团契举行日常读书会。恩慈团契是以老年会友为主的团契,当时共有11人参加,分别为吴五清长老、沈晓庆弟兄、范丁文弟兄、王鸿飞姊妹、王红彬姊妹、夏金菊姊妹、曾碧辉姊妹、刘彩萍姊妹、贺富涛姊妹、齐雅珍姊妹、陈娇枝姊妹。聚会内容为共同阅读合法出版物《走过苦难》并进行分享。
期间,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派出所警察进入现场,据现场获得的信息,此次行动由武侯区政保大队相关人员组织。11人随后全部被带往派出所。
在处置过程中,部分警察态度恶劣。面对前来询问情况的老人家属,警方故意声称被带走人员是在参与“邪教活动”。
秋雨圣约教会是一间持守历史基督教正统信仰、改革宗神学和长老会治理传统的基督教会。2018年有关部门取缔秋雨圣约教会时,所使用的行政定性是“非法社会组织”,从未将秋雨圣约教会认定为“邪教”。现行法律也将“邪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作为不同概念分别规定。
因此,办案人员向家属使用“邪教”这一高度污名化的称呼,并不是准确的法律表述,也与既有行政文件不符。
扣留期间,夏金菊姊妹遭到警察言语羞辱和刺激,情绪激动,随后出现贫血性脑梗相关症状,120急救人员到场进行处置,此后相关人员的态度才有所收敛。参加此次读书会的会友多数为老人,但警方并未充分考虑他们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众人从下午被带走后,一直被询问至9月12日凌晨3点左右才陆续结束。
警方同时将参加者携带和正在阅读的书籍全部扣押,其中包括合法出版物《走过苦难》。目前仍需进一步确认警方是否依法向各物品持有人出具扣押清单,以及扣押这些书籍所依据的具体理由。
当晚,多名弟兄姊妹一直守候在红牌楼派出所外,等待被带走的会友。期间,相关国保人员对等候的弟兄姊妹冷嘲热讽并进行威胁,称:“你们近期极不安分,挑衅政府,在武侯区搞一次活动就拘留一次。”这一表述已经超出对某一次具体行为是否合法的正常执法解释,而表现出明显针对秋雨圣约教会持续聚会行为的威慑性。
至9月12日,其余9名弟兄姊妹获释,吴五清长老、沈晓庆弟兄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据目前获得的信息,警方给出的理由是所谓“非法组织传教”。9月12日恰逢沈晓庆弟兄90岁母亲的生日。沈弟兄此前已经为母亲安排家庭生日宴,却在母亲九十岁生日当天被行政拘留,无法与家人一同为母亲庆生。
2026年9月12日,秋雨圣约教会针对此次教案作出回应如下:
1.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权,不是政府授予的特权
《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政府亦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政府的责任首先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而非以行政监管不断压缩这一基本权利。我们认为,以行政权力禁止基督徒正常的敬拜、读经、团契和传扬福音,是对宪法权利的侵犯,也是法治的倒退。将一群老人阅读合法出版物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甚至以“邪教”对教会加以污名化,更暴露出此次执法对基督教信仰明显的敌意,而非对具体违法行为的中立判断。
2.对老年会友长时间讯问的执法方式
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延长询问查证时间,但同时要求公安机关保障被询问人的饮食和必要休息等正当需求。此次参加者多数为老人,部分人年龄超过70岁,警方从下午持续处置至凌晨3点,期间夏金菊姊妹因受到言语刺激出现脑梗症状,并需要120急救人员介入。即使询问时间没有超过法定上限,其执法方式的必要性、比例性以及对老人健康和人格尊严的保障仍值得严重质疑。
3.扣押全部合法出版物需要明确的法律依据
警方将参加者所携书籍全部扣押,其中包括合法出版物《走过苦难》。依法扣押应限于与案件有关且需要作为证据的物品,并依法出具手续;警方应说明扣押依据并及时返还不应扣押的书籍。
4.“搞一次活动就拘留一次”的表态反映出明显的针对性
治安处罚应当针对已经发生的具体违法行为,并根据事实和法律分别判断。国保人员公开表示“在武侯区搞一次活动就拘留一次”,如果按照其通常含义理解,实际上是在预先宣告:只要秋雨圣约教会继续在该区域聚会,就将继续采取拘留措施。这种执法思路表现出的已经不仅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法律判断,而是对特定教会持续聚会的敌意和威慑。
5.教会的属灵立场:第一,我们将此次逼迫看为上帝对教会信仰的熬炼。秋雨圣约教会多年来一直按照圣经的吩咐敬拜、读经、祷告、团契和传扬福音,我们所践行的信仰并没有改变,是执政者进一步加大了对教会正常信仰生活的逼迫。我们相信这一切仍在上帝的护理之中,祂也必借着患难炼净和坚固祂的教会。
第二,我们将此次事件看为为信仰、为福音、为义所受的逼迫。弟兄姊妹因基督徒的身份、因参加教会团契、阅读基督教书籍而遭带离、羞辱和拘留,我们愿意按照主耶稣的应许来看待这样的患难:“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5:10)
第三,我们仍将照着圣经的吩咐践行信仰。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敬拜、祷告、读经、团契和传扬福音是主亲自托付给教会的使命。因此,我们不会因威胁和拘留停止聚会,也不会停止公开见证福音;当人的命令与基督的命令发生冲突时,我们仍持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
第四,我们谴责此次事件中的一切恶行,同时呼吁行恶者悔改。我们谴责执法过程中对老人实施的羞辱、恐吓、污名化和其他不义行为,也呼吁有关人员停止以权力逼迫基督徒,在上帝和自己的良心面前省察悔改。我们不以仇恨回应逼迫,也不以暴力抵抗权柄;我们仍然为逼迫教会的人祷告,盼望他们离开不义,认识真理,并按公义履行自己的职分。
最后,恳请弟兄姊妹们为仍被行政拘留的吴五清长老、沈晓庆弟兄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在十日拘留期间的身体和心灵,赐给他们平安、忍耐和勇气;特别求主安慰沈晓庆弟兄90岁的母亲,在九十岁生日无法与儿子团聚的时候亲自扶持她。请为夏金菊姊妹祷告,求主保守她在此次事件中出现的脑梗症状得到及时、充分的治疗,不留下后遗症;也求主安慰所有遭到长时间询问、言语羞辱和恐吓的老年弟兄姊妹。请为参与此次行动的警察、政保人员祷告。求主约束执政掌权者的权力和恶意,使他们停止以侮辱、恐吓和污名化的方式对待基督徒、积蓄上帝的愤怒,能够按照事实和法律履行职责,并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与良心。也请为秋雨圣约教会祷告,求主赐给教会智慧,使我们既不因威胁而惧怕,也不因受到不公义的对待而陷入愤恨;使我们能够诚实地记录事实,依法维护弟兄姊妹的权利,并继续忠心地敬拜、团契和服侍。
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
江苏吴菊芳在北京西站遭派出所强制带走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2日消息】2026年9月11日,江苏南京维权女士吴菊芳在微信发出求救信息,称其在北京西站的九路公交车站候车时,一辆警车突然停在她身旁,警察直接检查她的身份证和随身物品,检查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却不放她走,民警向所里汇报后所里要求把她带到派出所,吴菊芳要求民警出示传唤证并据理力争,不同意到派出所,然后派出所又派了第二批警察,警号为020793,将吴菊芳强制押到东便门派出所,现失联中。
据了解,吴菊芳因房屋拆迁问题一直在上访,南京户籍地公安为了对她的上访实施打击镇压,已经连年、多次对其采取刑事和治安相结合的滥权手段进行打击迫害,吴菊芳已经多次被刑事立案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已经因上访被治安拘留十几次。
附:吴菊芳在微信群里的发布的文字截图信息
据了解,吴菊芳因房屋拆迁问题一直在上访,南京户籍地公安为了对她的上访实施打击镇压,已经连年、多次对其采取刑事和治安相结合的滥权手段进行打击迫害,吴菊芳已经多次被刑事立案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已经因上访被治安拘留十几次。
附:吴菊芳在微信群里的发布的文字截图信息
四川雅安陈明燕状告公安执法“黑恶化”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2日消息】9月10日,被“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半,服刑届满30天的四川雅安市雨城区居民陈明燕,携带数份投诉举报信,来到四川省公安厅,成都市七道堰公安厅信访接待中心,就若干年以来,遭遇的有公安背景人员从事的“黑恶行为”进行投诉举报。工作人员耐心听取了陈明燕声色俱厉的情绪宣泄,干脆利索地受理了陈明燕的几份纸质控告信,当场开具了《转送去向告知单》,明确交办雅安公安分局甄别处理答复。
其中一封举报信说“2009年9月1日,我带着三岁女儿到北京上访。9日在宾馆被不明人员强制带回,没有手续的被送进雅安看守所。羁押30天后的10月9日无罪释放。回家发现女儿精神状态异常,神情陌生沉默寡言,夜里睡觉频繁惊醒哭闹。调查后获悉,孩子在我关押期间,遭遇过被临时监护的西城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暴力侵害。为此向时任所长也是我的案件直接承办人张文清所长讨要说法,但是张文清推诿扯皮刻意掩饰企图逃避,拒不依法提供执法视频证据材料,罔视家属递交的问责追责申请报告。我们家属认为:张文清作为案件直接经办人,也是该所第一负责人,明显存在严重的违法履职义务。张文清的行为严重侵害我和女儿的权益,违背执法公正,严重损害公安机关的公信力。长期呼吁鸣冤,至今没有哪家机构予以接洽依法处理。”
还有一份举报信说“2012日,3月26日,雅安雨城区公安分局,对当事人(陈明燕)捏造案情诬告构陷(虚设举报人)实施关押90天;进而不经本人同意,也无家属签字,更无律师在场,强行进行精神鉴定,随后送至德康精神病医院。强迫服用精神类药物,限制人身自由直到2013年1月29日,累计失去自由长达7个多月,身心遭受不可逆的伤害。整个事件完全是雨城区公安为主其他机构配合,滥用职权超期羁押纸面释放,是公安侵犯人权的严重刑事犯罪。”
另一份举报信说“2022年,时任雅安市雨城区副区长、雅安市公安局雨城区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邱特;还有雅安市公安局雨城区分局副局长,分管领导朱彦军;以及把冤案变成个人仕途晋升的原西城派出所直接主办本案的所长王鹏等,他们集体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引诱取证歪曲事实,指使他人伪造证据隐匿关键证据,出具虚假证言胁迫签署息诉罢访材料,构成职务犯罪形成职务侵权等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责任。雨城区公安局办案人员,联系重庆江津派出所工作人员,配合办案制作虚假材料,伪造关键证据,用来佐证该虚假事实,以此拼凑证据链,构陷我构成寻衅滋事罪。”
回到社会还没有完全平静的陈明燕,面对公安信访接待的倾听者,依然还是耿耿于怀的愤怒样子。她最后总结性地说道“公安执法者是司法公平的第一道关口,他们可以没有理由,也可以不讲亲疏,但是他们不能没有法律,更不能没有底线边界,否则他们的执法行为就是类黑社会化的,就是邪恶没有人性的。我不会忘记,也不会放弃,为了维权权益不惜自由的再一次失去!”
其中一封举报信说“2009年9月1日,我带着三岁女儿到北京上访。9日在宾馆被不明人员强制带回,没有手续的被送进雅安看守所。羁押30天后的10月9日无罪释放。回家发现女儿精神状态异常,神情陌生沉默寡言,夜里睡觉频繁惊醒哭闹。调查后获悉,孩子在我关押期间,遭遇过被临时监护的西城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暴力侵害。为此向时任所长也是我的案件直接承办人张文清所长讨要说法,但是张文清推诿扯皮刻意掩饰企图逃避,拒不依法提供执法视频证据材料,罔视家属递交的问责追责申请报告。我们家属认为:张文清作为案件直接经办人,也是该所第一负责人,明显存在严重的违法履职义务。张文清的行为严重侵害我和女儿的权益,违背执法公正,严重损害公安机关的公信力。长期呼吁鸣冤,至今没有哪家机构予以接洽依法处理。”
还有一份举报信说“2012日,3月26日,雅安雨城区公安分局,对当事人(陈明燕)捏造案情诬告构陷(虚设举报人)实施关押90天;进而不经本人同意,也无家属签字,更无律师在场,强行进行精神鉴定,随后送至德康精神病医院。强迫服用精神类药物,限制人身自由直到2013年1月29日,累计失去自由长达7个多月,身心遭受不可逆的伤害。整个事件完全是雨城区公安为主其他机构配合,滥用职权超期羁押纸面释放,是公安侵犯人权的严重刑事犯罪。”
另一份举报信说“2022年,时任雅安市雨城区副区长、雅安市公安局雨城区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邱特;还有雅安市公安局雨城区分局副局长,分管领导朱彦军;以及把冤案变成个人仕途晋升的原西城派出所直接主办本案的所长王鹏等,他们集体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引诱取证歪曲事实,指使他人伪造证据隐匿关键证据,出具虚假证言胁迫签署息诉罢访材料,构成职务犯罪形成职务侵权等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责任。雨城区公安局办案人员,联系重庆江津派出所工作人员,配合办案制作虚假材料,伪造关键证据,用来佐证该虚假事实,以此拼凑证据链,构陷我构成寻衅滋事罪。”
回到社会还没有完全平静的陈明燕,面对公安信访接待的倾听者,依然还是耿耿于怀的愤怒样子。她最后总结性地说道“公安执法者是司法公平的第一道关口,他们可以没有理由,也可以不讲亲疏,但是他们不能没有法律,更不能没有底线边界,否则他们的执法行为就是类黑社会化的,就是邪恶没有人性的。我不会忘记,也不会放弃,为了维权权益不惜自由的再一次失去!”
关于支联会成员被重判的严正声明
我们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及前主席何俊仁被重判,表示最强烈的抗议与谴责。
三十多年来,支联会一直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在香港公开悼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死难者,呼吁中国政府平反六四、追究责任,并推动民主与自由。这个组织曾经是香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世界持续保存六四公共记忆的重要民间力量。
如今,支联会已经被迫解散,而其领导人仅仅因为坚持“结束一党专政”这一政治主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多年监禁:李卓人七年,邹幸彤七年三个月,何俊仁在认罪并扣减刑期后仍须服刑五年两个月。
我们认为,这一判决不仅是对三名个人的惩罚,更是香港政治与法治空间进一步坍塌的象征。支联会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遗忘的抵抗。它告诉世人,一个社会即使经历漫长的政治高压,也仍然有人愿意记住那些死难者的名字,仍然有人相信历史不应该由极权单方面书写。而如今,连这样的记忆也成为罪行。
我们要特别向三十多年来坚持六四记忆的支联会成员、志愿者以及一代又一代香港市民表示敬意。我们感谢他们在漫长岁月中所承担的压力、孤独与代价,也感谢香港这座城市曾经为中国人的公共记忆保留过这样一个珍贵的空间。
无论今天中共极权如何涂抹过去,都无法改变曾经有人死去,曾经有人追问,曾经有无数普通人因为相信自由、民主与人的尊严而走上街头的最基本的事实,也无法以一纸判决抹去三十多年间香港人点燃过的一支又一支蜡烛。
我们尤其向邹幸彤致敬。在量刑陈词中,她拒绝把自己的陈词称为“求情”。她选择面对判决,拒绝向不义低头,选择承担后果,拒绝背叛自己的良知。在她的陈情书中,有一句话尤其令人震撼:“我宁愿做一个罪犯,都不要做一个背叛良知的人。”我们认为,这句话已经超越了一宗案件,也超越了香港本身。这是一个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对精神奴役所作出的拒绝。
极权政治对人民的压迫,从来不是监狱的高墙,而是让人民主动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因此,一个人即使失去行动自由,却仍然拒绝放弃独立思考和道德判断,这种精神上的不屈服,本身就是对奴役最有力的抵抗。
我们相信,邹幸彤的陈情书将成为香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献,也将成为本世纪人类抵抗奴役、反抗专制、捍卫良知与人格尊严的重要文献,也必将进入香港的历史记忆,并在更长久的人类历史中留下自己的位置。
我们必须指出,今天对支联会及其成员的判决,是香港政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法治原则进一步倒退的明确信号。当“结束一党专政”这样的政治主张可以成为重罪的依据时,香港所谓的政治多元已经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
然而,历史最终会记住的,不只是判决书上的罪名,也不会只是刑期的数字。历史会记住,在一个要求所有人忘记的时代,仍然有人选择记住;在一个要求所有人低头的时代,仍然有人选择站着。
那些在黑暗中仍然拒绝背叛良知的人,终究会被记住。因为一个时代真正的尊严,从来不在于极权曾何等的耀武扬威,而而在于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仍然有人宁愿失去自由,却不曾失去良知的坚持。而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恰恰是因为总有人在这样的时刻守住这一个“不”。
我们向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以及所有因为坚持六四记忆、民主与自由而承受政治迫害的人致敬。我们感谢支联会三十多年来所守护的记忆,也感谢无数香港人曾经用自己的身体、声音和烛光守护过那段历史。
我们坚信,香港自由终将到来,中国自由终将到来。
民生观察 2026年9月11日
三十多年来,支联会一直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在香港公开悼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死难者,呼吁中国政府平反六四、追究责任,并推动民主与自由。这个组织曾经是香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世界持续保存六四公共记忆的重要民间力量。
如今,支联会已经被迫解散,而其领导人仅仅因为坚持“结束一党专政”这一政治主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多年监禁:李卓人七年,邹幸彤七年三个月,何俊仁在认罪并扣减刑期后仍须服刑五年两个月。
我们认为,这一判决不仅是对三名个人的惩罚,更是香港政治与法治空间进一步坍塌的象征。支联会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遗忘的抵抗。它告诉世人,一个社会即使经历漫长的政治高压,也仍然有人愿意记住那些死难者的名字,仍然有人相信历史不应该由极权单方面书写。而如今,连这样的记忆也成为罪行。
我们要特别向三十多年来坚持六四记忆的支联会成员、志愿者以及一代又一代香港市民表示敬意。我们感谢他们在漫长岁月中所承担的压力、孤独与代价,也感谢香港这座城市曾经为中国人的公共记忆保留过这样一个珍贵的空间。
无论今天中共极权如何涂抹过去,都无法改变曾经有人死去,曾经有人追问,曾经有无数普通人因为相信自由、民主与人的尊严而走上街头的最基本的事实,也无法以一纸判决抹去三十多年间香港人点燃过的一支又一支蜡烛。
我们尤其向邹幸彤致敬。在量刑陈词中,她拒绝把自己的陈词称为“求情”。她选择面对判决,拒绝向不义低头,选择承担后果,拒绝背叛自己的良知。在她的陈情书中,有一句话尤其令人震撼:“我宁愿做一个罪犯,都不要做一个背叛良知的人。”我们认为,这句话已经超越了一宗案件,也超越了香港本身。这是一个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对精神奴役所作出的拒绝。
极权政治对人民的压迫,从来不是监狱的高墙,而是让人民主动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因此,一个人即使失去行动自由,却仍然拒绝放弃独立思考和道德判断,这种精神上的不屈服,本身就是对奴役最有力的抵抗。
我们相信,邹幸彤的陈情书将成为香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献,也将成为本世纪人类抵抗奴役、反抗专制、捍卫良知与人格尊严的重要文献,也必将进入香港的历史记忆,并在更长久的人类历史中留下自己的位置。
我们必须指出,今天对支联会及其成员的判决,是香港政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法治原则进一步倒退的明确信号。当“结束一党专政”这样的政治主张可以成为重罪的依据时,香港所谓的政治多元已经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
然而,历史最终会记住的,不只是判决书上的罪名,也不会只是刑期的数字。历史会记住,在一个要求所有人忘记的时代,仍然有人选择记住;在一个要求所有人低头的时代,仍然有人选择站着。
那些在黑暗中仍然拒绝背叛良知的人,终究会被记住。因为一个时代真正的尊严,从来不在于极权曾何等的耀武扬威,而而在于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仍然有人宁愿失去自由,却不曾失去良知的坚持。而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恰恰是因为总有人在这样的时刻守住这一个“不”。
我们向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以及所有因为坚持六四记忆、民主与自由而承受政治迫害的人致敬。我们感谢支联会三十多年来所守护的记忆,也感谢无数香港人曾经用自己的身体、声音和烛光守护过那段历史。
我们坚信,香港自由终将到来,中国自由终将到来。
民生观察 2026年9月11日
秋雨圣约教会遭冲击多人被带走仍有二人被扣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2日消息】近日,四川成都红牌楼派出所冲击了秋雨圣约教会的老年团契,现场带走10多名老人弟兄姐妹,截止9月12日上午时分,已有9人被释放,目前仍有2人未释放。
2026年9月10日下午三时左右,在位于四川成都市武侯区内,秋雨圣约教会吴五清长老正带领老年肢体读书,成都红牌楼派出所人员突然闯入,现场兄弟姊妹11人被强行带走,
据称,被扣留的会友中,绝大多数年龄在60岁以上,其中有两三位已年满七旬,仅有两位年龄为五十多岁。
随后,有数名弟兄姐妹前往派出所守望,并打听被扣押弟兄姐妹的情况。
当天晚上被扣押的弟兄姊妹没有被释放,期间曾有120救护车驶进派出所内。
截至9月12日上午十点,红牌楼派出所释放了9人,吴五清长老和沈晓庆弟兄仍在继续羁押中。
据悉,秋雨圣约教会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是中国最著名的家庭教会之一。
2018年12月9日,秋雨圣约教会牧者同工遭到中共大范围抓捕,王怡牧师亦遭逮捕入狱。
2018年12月14日,秋雨圣约教会被中共政府宣布取缔。
2019年12月,王怡牧师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026年1月6日,秋雨圣约教会教牧同工多人被抓,至今仍有三人被羁押。
李英强长老、戴志超传道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组织非法聚集罪”移送检察院,近期律师收到通知,案件已退回侦查。
贾学伟副执事被以涉嫌“组织非法聚集罪”批捕,目前仍处在侦查阶段。三人至今已被羁押超过8个月。
2026年9月10日下午三时左右,在位于四川成都市武侯区内,秋雨圣约教会吴五清长老正带领老年肢体读书,成都红牌楼派出所人员突然闯入,现场兄弟姊妹11人被强行带走,
据称,被扣留的会友中,绝大多数年龄在60岁以上,其中有两三位已年满七旬,仅有两位年龄为五十多岁。
随后,有数名弟兄姐妹前往派出所守望,并打听被扣押弟兄姐妹的情况。
当天晚上被扣押的弟兄姊妹没有被释放,期间曾有120救护车驶进派出所内。
截至9月12日上午十点,红牌楼派出所释放了9人,吴五清长老和沈晓庆弟兄仍在继续羁押中。
据悉,秋雨圣约教会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是中国最著名的家庭教会之一。
2018年12月9日,秋雨圣约教会牧者同工遭到中共大范围抓捕,王怡牧师亦遭逮捕入狱。
2018年12月14日,秋雨圣约教会被中共政府宣布取缔。
2019年12月,王怡牧师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026年1月6日,秋雨圣约教会教牧同工多人被抓,至今仍有三人被羁押。
李英强长老、戴志超传道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组织非法聚集罪”移送检察院,近期律师收到通知,案件已退回侦查。
贾学伟副执事被以涉嫌“组织非法聚集罪”批捕,目前仍处在侦查阶段。三人至今已被羁押超过8个月。
潘敖齐企业被强行侵占申诉十余年无果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2日消息】浙江民营企业家潘敖齐响应地方招商进入山东潍坊投资,在项目发展为近20亿元规模的资产后,却被一步步夺走企业控制权,巨额企业与个人资产相继被迫通过股权转让、诉讼、拍卖与执行等方式被强行侵占。为此,潘敖齐申诉维权十余年,至今未获得被听见、被追问和被公正审视的机会。
潘敖齐,196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92年开始创业,其先后创办照明制造、合资制造和房地产开发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企业曾进入绍兴市综合三十强和浙江省出口百强。其曾获得地方优秀民营企业家荣誉,“浙江省上虞个私十强”、“十佳青年企业家”、浙商山东十佳投资人等荣誉称号,并先后担任第十三届上虞市政协委员、第十四届绍兴市政协委员、上虞市人大代表、第十五届山东滨州市滨城区政协委员、潍坊寒亭区政协委员及山东浙江商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其企业累计纳税上亿元,每年为上千名员工提供工作岗位。
他曾经相信,只要守法经营、踏实投资、按合同办事,企业家的合法财产就应当得到保护。正是基于这种信任,潘敖齐响应山东潍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带着资金、项目经验和全部事业希望进入寒亭区,投资建设当地重点商业项目。
然而十余年后,潘敖齐不仅失去了企业控制权,其创办的房地产企业凯利置业的主要资产也先后进入诉讼、评估、拍卖和非法执行程序。时至今日,近20亿元规模的资产项目被强行侵占,洗劫一空。
潘敖齐实名指控:自己所经历的是一条从地方权力介入、利益索求、融资受阻、股权被迫转移,到银行诉讼、司法拍卖和执行不断叠加的资产迫害链条。他愿意以真实姓名承担陈述责任,也愿意合盘展示原始协议、付款凭证、判决书、庭审笔录、执行材料和录音,接受逐项核实,并欢迎所有被指称方公开回应。
2008年12月4日,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家饰品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红星美凯龙)签订合同,约定在寒亭区建设红星美凯龙商场及配套设施。由于红星美凯龙方未实际投入资金,项目迟迟未能推进。2009年4月,经上海红星美凯龙蒋小忠推介,潘敖齐实地考察后决定与该公司合作、由潘敖齐全额投资开发该项目,并得到寒亭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与支持。
2009年6月24日,潘敖齐与上海红星美凯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约定由潘敖齐全额出资设立项目公司-潍坊凯利置业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投资商场及配套项目建设;商场建成后委托红星企管按“上海红星美凯龙”标准经营管理物业。当地政府向潘敖齐展现的是一幅充满希望的蓝图:重点项目、政策支持、土地保障、建设大型商业中心的机会。
为了让项目落地,潘敖齐调动了自己多年创业积累的资金、信用和人脉。根据潘敖齐的财务材料,项目建设所筹集和投入的资金总额逾6亿元,来源包括自有资本、个人借款、银行贷款和项目销售回款。2011年6月,红星美凯龙商场开业;2013年,项目进入价值快速增长阶段。
如今回头看,潘敖齐怀疑自己从来不是什么被欢迎的投资者,而是一头被“招商引资”诱入围场的猎物:先用政府信用把他骗进来,利用他的资金、信用和多年积累把荒地变成价值近20亿元的项目;等果实成熟,融资被截断、退路被封死、股权被夺走,诉讼、拍卖和执行接踵而至。所谓招商,是诱饵;所谓合作,是围栏;而他投入毕生财富建成的企业,最终成了权力与利益集团等待瓜分的猎物。
2010年,凯利置业申请项目贷款。银行提出,融资主体需要具备相应房地产开发资质。在时任寒亭区主要领导陈平(现任山东省副省长)协调下,山东华安集团有限公司进入凯利置业股东名册,登记持有45.6%的股份。根据潘敖齐持有的书面材料,华安公司并未承担该部分股权的实际投资,该安排属于为满足融资和资质需要而形成的代持,并约定在贷款及利息偿还后归还股份。
但当项目逐渐显现巨大价值后,代持关系开始发生质变。按照潘敖齐的实名陈述,2010年12月21日,时任潍坊市房管局副局长兼华安公司负责人王刚约潘敖齐见面,转达有关陈平希望潘敖齐无偿交出代持股份的意思。王刚说:“陈书记说你已经赚了10亿多,要求你将华安公司代持的45.6%股份无偿赠送陈平”,潘敖齐当场拒绝。随后,王刚向潘敖齐提出借款要求。2010年12月23日,潘敖齐以借款形式向华安公司支付1000万元,并保留了付款凭证和借款材料。不到十天,对方再次提出2000万元要求,当时凯利置业正处于持续投资关键期,资金紧张,且一味满足恐助长贪欲,故未答应,由此得罪了王刚及幕后主使陈平。此后,开始持续制造障碍,严重干扰公司正常运营,并逐步演变为恶意侵吞资产。
2013年底,凯利置业计划以经营性物业融资3亿元,用于偿还原有贷款和后续建设周转。根据潘敖齐的陈述,融资手续已经推进至放款阶段,却在放款当日因一项身份不明的举报突然停止。银行人员曾暗示,举报者是其无法得罪的人,并询问潘敖齐是否得罪过寒亭区领导。该说法仍需相关银行和经办人员核实。
此后,潘敖齐曾主动联系多家企业,希望通过正常市场交易转让项目、退出困境。上海上市公司新黄浦方面曾表达并购意向,并据称为此设立项目公司。但在与地方方面接触后,并购没有继续。其他潜在收购方也相继退出。
在企业无法正常经营、外部融资和自主转让渠道连续受阻的情况下,潘敖齐已经没有平等谈判的空间。2015年1月29日,在寒亭区开元街道相关负责人施其聪组织和见证下,凯利置业、光彩国际、华安公司、银行等相关方签署五方《合作协议》。潘敖齐将自己及相关股东名下合计42.45%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地位转至光彩国际方面。
协议约定,光彩国际应在限定期限内支付股权对价并解决银行债务;如未能履约,应当无条件退还股份、恢复原状。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很快完成,但潘敖齐指称应当支付的对价并未按约落实。会后,施其聪对潘敖齐说:“你现在既不是凯利置业股东,也不是凯利置业法人,已经出局了。”
至此,潘敖齐作为潍坊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全额投资人,在陈平、施其聪等人操纵下,完全出局。
2015年五方协议对股权、债务偿还和项目接管作出安排。此后,工行寒亭支行围绕三笔贷款分别提起诉讼。潘敖齐与时任工行寒亭支行副行长靳永政的录音文字记录显示,靳永政称,当地城投公司曾介入并向银行偿还有关贷款,银行随后将有关债权、抵押权或抵押资产交由城投处置,后续律师及诉讼事务亦可能由城投方面推动。这段陈述可通过银行流水和城投协议进行核实。
2015年1月29日的五方《合作协议》后,凯利置业原股东与光彩国际完成股权转让和法人工商变更登记。2015年5月,施其聪约见光彩国际新任凯利置业法人刘毅,据刘毅陈述:“施其聪通过公、检、法威胁刘毅内容:1、该项目不是你投资的,必须听从政府安排;2、叫刘毅不要付股份对价款;3、他作为凯利置业法人,从来没有收到潍坊中院、寒亭区人民法院关于诉讼开庭的传票、资产评估通知、资产拍卖等相关资料(有律师和刘毅对话录音)。”受此影响,光彩国际未能履行五方《合作协议》。五方协议签订三个月后,除了完成变更股权和法人工商登记外,光彩国际根本并未按照约定支付股权对价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利息,才导致银行依约提前终止贷款并起诉至法院,以及后来凯利置业巨额资产表面看似经过法院程序、实际上法院徇私枉法,程序严重违法将凯利置业资产低价变卖。
潘敖齐遂诉至法院,请求光彩国际及时归还他的凯利置业股份和法人地位。2022年3月16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光彩国际退还潘敖齐42.45%的凯利置业股份。然而,判决生效至今已逾四年,在陈平等人操纵阻挠下,光彩国际始终未配合办理股权变更及法人工商登记,潘敖齐仍无法恢复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职务,经营管理权完全被架空。
其中在所有材料中,最清晰、最容易由普通公众理解的疑点,是(2017)鲁07民初389号案涉及的8400万元。
2017年4月25日,工行寒亭支行向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凯利置业偿还8400万元本金及利息。
2017年8月3日,在第一次庭审之前,工行寒亭支行出具的盖章收据显示,其已经收到8400万元执行款。
2017年9月14日第一次开庭时,银行变更了利息请求,却仍保留8400万元本金请求。
2018年2月5日第二次开庭,现有材料中仍未看到该笔同额收款得到充分说明。
2018年2月24日,潍坊中院判令凯利置业承担84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
2019年2月1日,银行依据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并对相关责任人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
2021年7月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确认工行寒亭支行于2017年8月3日收到8400万元,并据此调整相应利息计算。
这笔8400万元并不能仅凭一张收据就断言银行实施了犯罪,但它足以要求银行、法院和城投平台公开说明资金来源、债权归属、会计处理和执行依据。如果城投付款与法院执行款针对的是同一债权,就必须解释是否存在重复受偿;如果针对不同债权,就应当公布两笔款项各自的合同和法律依据。
潘敖齐指控,在相关诉讼和执行过程中,自己和部分重要当事人没有得到有效通知,部分案件采用公告送达,导致当事人无法及时出庭、质证和提出抗辩。相关法院是否依法穷尽其他送达方式,应当由送达记录和卷宗予以回答。
凯利置业主要资产随后进入法院拍卖程序。材料显示,1号馆红星美凯龙商场以约3.99亿元成交;2、3、4、6号馆后来以约1.9亿元成交;另有部分房产在工程款纠纷中被执行或抵偿。每一项拍卖所依据的案号、评估价格、成交价格、买受人、价款到账账户和最终分配方案,都应当对案件当事人公开。
2021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三宗关联银行借款案件作出再审判决。现有分析认为,三份判决对银行已经取得的相关款项采用了不同的扣减或计算方式。该问题不能只凭情绪判断,必须将三份判决的本金、利息、还款和执行款逐笔对照。但如果同一债权人、同一借款人、同日作出的关联判决确实采用不同标准,司法机关就有义务作出清楚解释。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22年3月16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据称已经判决光彩国际返还潘敖齐42.45%的凯利置业股权。判决生效后,潘敖齐仍未能恢复股东登记和经营管理权。若这一判决至今没有得到执行,法律给予潘敖齐的权利就仍停留在纸面。
这些年,潘敖齐多次委托律师查阅执行卷宗、追查拍卖款去向,却始终无法取得能够完整解释资产处置结果的材料。潘敖齐也曾向纪检监察机关实名举报。举报系统长期显示事项正在办理,监察机关曾来电核实,但许多核心问题至今没有公开答案。
潘敖齐还陈述,银行诉讼代理人员曾在他继续举报时对其作出“再敢举报就整死你”之类的威胁。
潘敖齐的经历并不只是一名企业家的个人悲剧。它为观察中国民营企业过去三十余年的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个沉重而具体的样本。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民营企业家依靠市场扩张、地方招商和信贷增长迅速成长。高速增长创造的财富,也可能暂时掩盖地方权力缺乏制衡、政商边界模糊、监管失衡,以及金融和司法资源被特定利益方工具化的风险。
当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收缩、地方财政承压,社会开始讨论“国进民退”时,缺乏政治靠山和制度保障的民营企业,可能首先承担资金链断裂、资产处置和控制权丧失的后果。曾经被地方政府作为招商对象欢迎进入的企业家,也可能在利益格局变化后成为被牺牲的一方。
陈平现任山东省副省长。对这样一名现任高级官员,潘敖齐所提出的指控得到公开回应和调查的希望也随着他升官而变得愈发艰难,收到越来越大的阻挠和人身威胁。
潘敖齐已经61岁。十余年的维权消耗了他的事业、健康和家庭生活,但他仍然选择实名站出来。不是因为他不知道风险,而是因为沉默意味着这些资产将永远没有答案,也意味着下一名被招商进入的民营企业家,可能重复他的命运。
潘敖齐愿意接受国内外媒体的视频、电话或书面采访,愿意提交原始材料并接受严格核查。他也愿意面对所有被指称方的公开质疑。他的要求并不复杂:让证据说话,让资金有账,让判决得到解释,让权力受到监督。
可供核查的核心材料:
寒亭区政府与上海红星美凯龙方面的项目合同及补充协议;
凯利置业设立、历次股权变更及出资材料;
华安集团有关股权代持的书面声明;
2010年12月23日1000万元付款凭证及相关借款文件;
2015年1月29日五方《合作协议》;
光彩国际股权转让、对价履行及返还股权诉讼材料;
2013年资产评估报告及相关资产清单;
工行三笔贷款合同、起诉材料、庭审笔录及执行申请;
2017年8月3日工行收到8400万元的盖章收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年相关再审判决;
法院拍卖公告、评估、成交及执行材料;
潘敖齐与靳永政、刘毅等相关人员的录音及文字记录;
纪检监察举报记录及有关部门来电核实录音。
潘敖齐联系方式:panaoqi@proton.me
潘敖齐,196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92年开始创业,其先后创办照明制造、合资制造和房地产开发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企业曾进入绍兴市综合三十强和浙江省出口百强。其曾获得地方优秀民营企业家荣誉,“浙江省上虞个私十强”、“十佳青年企业家”、浙商山东十佳投资人等荣誉称号,并先后担任第十三届上虞市政协委员、第十四届绍兴市政协委员、上虞市人大代表、第十五届山东滨州市滨城区政协委员、潍坊寒亭区政协委员及山东浙江商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其企业累计纳税上亿元,每年为上千名员工提供工作岗位。
他曾经相信,只要守法经营、踏实投资、按合同办事,企业家的合法财产就应当得到保护。正是基于这种信任,潘敖齐响应山东潍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带着资金、项目经验和全部事业希望进入寒亭区,投资建设当地重点商业项目。
然而十余年后,潘敖齐不仅失去了企业控制权,其创办的房地产企业凯利置业的主要资产也先后进入诉讼、评估、拍卖和非法执行程序。时至今日,近20亿元规模的资产项目被强行侵占,洗劫一空。
潘敖齐实名指控:自己所经历的是一条从地方权力介入、利益索求、融资受阻、股权被迫转移,到银行诉讼、司法拍卖和执行不断叠加的资产迫害链条。他愿意以真实姓名承担陈述责任,也愿意合盘展示原始协议、付款凭证、判决书、庭审笔录、执行材料和录音,接受逐项核实,并欢迎所有被指称方公开回应。
2008年12月4日,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家饰品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红星美凯龙)签订合同,约定在寒亭区建设红星美凯龙商场及配套设施。由于红星美凯龙方未实际投入资金,项目迟迟未能推进。2009年4月,经上海红星美凯龙蒋小忠推介,潘敖齐实地考察后决定与该公司合作、由潘敖齐全额投资开发该项目,并得到寒亭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与支持。
2009年6月24日,潘敖齐与上海红星美凯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约定由潘敖齐全额出资设立项目公司-潍坊凯利置业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投资商场及配套项目建设;商场建成后委托红星企管按“上海红星美凯龙”标准经营管理物业。当地政府向潘敖齐展现的是一幅充满希望的蓝图:重点项目、政策支持、土地保障、建设大型商业中心的机会。
为了让项目落地,潘敖齐调动了自己多年创业积累的资金、信用和人脉。根据潘敖齐的财务材料,项目建设所筹集和投入的资金总额逾6亿元,来源包括自有资本、个人借款、银行贷款和项目销售回款。2011年6月,红星美凯龙商场开业;2013年,项目进入价值快速增长阶段。
如今回头看,潘敖齐怀疑自己从来不是什么被欢迎的投资者,而是一头被“招商引资”诱入围场的猎物:先用政府信用把他骗进来,利用他的资金、信用和多年积累把荒地变成价值近20亿元的项目;等果实成熟,融资被截断、退路被封死、股权被夺走,诉讼、拍卖和执行接踵而至。所谓招商,是诱饵;所谓合作,是围栏;而他投入毕生财富建成的企业,最终成了权力与利益集团等待瓜分的猎物。
2010年,凯利置业申请项目贷款。银行提出,融资主体需要具备相应房地产开发资质。在时任寒亭区主要领导陈平(现任山东省副省长)协调下,山东华安集团有限公司进入凯利置业股东名册,登记持有45.6%的股份。根据潘敖齐持有的书面材料,华安公司并未承担该部分股权的实际投资,该安排属于为满足融资和资质需要而形成的代持,并约定在贷款及利息偿还后归还股份。
但当项目逐渐显现巨大价值后,代持关系开始发生质变。按照潘敖齐的实名陈述,2010年12月21日,时任潍坊市房管局副局长兼华安公司负责人王刚约潘敖齐见面,转达有关陈平希望潘敖齐无偿交出代持股份的意思。王刚说:“陈书记说你已经赚了10亿多,要求你将华安公司代持的45.6%股份无偿赠送陈平”,潘敖齐当场拒绝。随后,王刚向潘敖齐提出借款要求。2010年12月23日,潘敖齐以借款形式向华安公司支付1000万元,并保留了付款凭证和借款材料。不到十天,对方再次提出2000万元要求,当时凯利置业正处于持续投资关键期,资金紧张,且一味满足恐助长贪欲,故未答应,由此得罪了王刚及幕后主使陈平。此后,开始持续制造障碍,严重干扰公司正常运营,并逐步演变为恶意侵吞资产。
2013年底,凯利置业计划以经营性物业融资3亿元,用于偿还原有贷款和后续建设周转。根据潘敖齐的陈述,融资手续已经推进至放款阶段,却在放款当日因一项身份不明的举报突然停止。银行人员曾暗示,举报者是其无法得罪的人,并询问潘敖齐是否得罪过寒亭区领导。该说法仍需相关银行和经办人员核实。
此后,潘敖齐曾主动联系多家企业,希望通过正常市场交易转让项目、退出困境。上海上市公司新黄浦方面曾表达并购意向,并据称为此设立项目公司。但在与地方方面接触后,并购没有继续。其他潜在收购方也相继退出。
在企业无法正常经营、外部融资和自主转让渠道连续受阻的情况下,潘敖齐已经没有平等谈判的空间。2015年1月29日,在寒亭区开元街道相关负责人施其聪组织和见证下,凯利置业、光彩国际、华安公司、银行等相关方签署五方《合作协议》。潘敖齐将自己及相关股东名下合计42.45%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地位转至光彩国际方面。
协议约定,光彩国际应在限定期限内支付股权对价并解决银行债务;如未能履约,应当无条件退还股份、恢复原状。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很快完成,但潘敖齐指称应当支付的对价并未按约落实。会后,施其聪对潘敖齐说:“你现在既不是凯利置业股东,也不是凯利置业法人,已经出局了。”
至此,潘敖齐作为潍坊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全额投资人,在陈平、施其聪等人操纵下,完全出局。
2015年五方协议对股权、债务偿还和项目接管作出安排。此后,工行寒亭支行围绕三笔贷款分别提起诉讼。潘敖齐与时任工行寒亭支行副行长靳永政的录音文字记录显示,靳永政称,当地城投公司曾介入并向银行偿还有关贷款,银行随后将有关债权、抵押权或抵押资产交由城投处置,后续律师及诉讼事务亦可能由城投方面推动。这段陈述可通过银行流水和城投协议进行核实。
2015年1月29日的五方《合作协议》后,凯利置业原股东与光彩国际完成股权转让和法人工商变更登记。2015年5月,施其聪约见光彩国际新任凯利置业法人刘毅,据刘毅陈述:“施其聪通过公、检、法威胁刘毅内容:1、该项目不是你投资的,必须听从政府安排;2、叫刘毅不要付股份对价款;3、他作为凯利置业法人,从来没有收到潍坊中院、寒亭区人民法院关于诉讼开庭的传票、资产评估通知、资产拍卖等相关资料(有律师和刘毅对话录音)。”受此影响,光彩国际未能履行五方《合作协议》。五方协议签订三个月后,除了完成变更股权和法人工商登记外,光彩国际根本并未按照约定支付股权对价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利息,才导致银行依约提前终止贷款并起诉至法院,以及后来凯利置业巨额资产表面看似经过法院程序、实际上法院徇私枉法,程序严重违法将凯利置业资产低价变卖。
潘敖齐遂诉至法院,请求光彩国际及时归还他的凯利置业股份和法人地位。2022年3月16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光彩国际退还潘敖齐42.45%的凯利置业股份。然而,判决生效至今已逾四年,在陈平等人操纵阻挠下,光彩国际始终未配合办理股权变更及法人工商登记,潘敖齐仍无法恢复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职务,经营管理权完全被架空。
其中在所有材料中,最清晰、最容易由普通公众理解的疑点,是(2017)鲁07民初389号案涉及的8400万元。
2017年4月25日,工行寒亭支行向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凯利置业偿还8400万元本金及利息。
2017年8月3日,在第一次庭审之前,工行寒亭支行出具的盖章收据显示,其已经收到8400万元执行款。
2017年9月14日第一次开庭时,银行变更了利息请求,却仍保留8400万元本金请求。
2018年2月5日第二次开庭,现有材料中仍未看到该笔同额收款得到充分说明。
2018年2月24日,潍坊中院判令凯利置业承担84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
2019年2月1日,银行依据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并对相关责任人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
2021年7月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确认工行寒亭支行于2017年8月3日收到8400万元,并据此调整相应利息计算。
这笔8400万元并不能仅凭一张收据就断言银行实施了犯罪,但它足以要求银行、法院和城投平台公开说明资金来源、债权归属、会计处理和执行依据。如果城投付款与法院执行款针对的是同一债权,就必须解释是否存在重复受偿;如果针对不同债权,就应当公布两笔款项各自的合同和法律依据。
潘敖齐指控,在相关诉讼和执行过程中,自己和部分重要当事人没有得到有效通知,部分案件采用公告送达,导致当事人无法及时出庭、质证和提出抗辩。相关法院是否依法穷尽其他送达方式,应当由送达记录和卷宗予以回答。
凯利置业主要资产随后进入法院拍卖程序。材料显示,1号馆红星美凯龙商场以约3.99亿元成交;2、3、4、6号馆后来以约1.9亿元成交;另有部分房产在工程款纠纷中被执行或抵偿。每一项拍卖所依据的案号、评估价格、成交价格、买受人、价款到账账户和最终分配方案,都应当对案件当事人公开。
2021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三宗关联银行借款案件作出再审判决。现有分析认为,三份判决对银行已经取得的相关款项采用了不同的扣减或计算方式。该问题不能只凭情绪判断,必须将三份判决的本金、利息、还款和执行款逐笔对照。但如果同一债权人、同一借款人、同日作出的关联判决确实采用不同标准,司法机关就有义务作出清楚解释。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22年3月16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据称已经判决光彩国际返还潘敖齐42.45%的凯利置业股权。判决生效后,潘敖齐仍未能恢复股东登记和经营管理权。若这一判决至今没有得到执行,法律给予潘敖齐的权利就仍停留在纸面。
这些年,潘敖齐多次委托律师查阅执行卷宗、追查拍卖款去向,却始终无法取得能够完整解释资产处置结果的材料。潘敖齐也曾向纪检监察机关实名举报。举报系统长期显示事项正在办理,监察机关曾来电核实,但许多核心问题至今没有公开答案。
潘敖齐还陈述,银行诉讼代理人员曾在他继续举报时对其作出“再敢举报就整死你”之类的威胁。
潘敖齐的经历并不只是一名企业家的个人悲剧。它为观察中国民营企业过去三十余年的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个沉重而具体的样本。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民营企业家依靠市场扩张、地方招商和信贷增长迅速成长。高速增长创造的财富,也可能暂时掩盖地方权力缺乏制衡、政商边界模糊、监管失衡,以及金融和司法资源被特定利益方工具化的风险。
当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收缩、地方财政承压,社会开始讨论“国进民退”时,缺乏政治靠山和制度保障的民营企业,可能首先承担资金链断裂、资产处置和控制权丧失的后果。曾经被地方政府作为招商对象欢迎进入的企业家,也可能在利益格局变化后成为被牺牲的一方。
陈平现任山东省副省长。对这样一名现任高级官员,潘敖齐所提出的指控得到公开回应和调查的希望也随着他升官而变得愈发艰难,收到越来越大的阻挠和人身威胁。
潘敖齐已经61岁。十余年的维权消耗了他的事业、健康和家庭生活,但他仍然选择实名站出来。不是因为他不知道风险,而是因为沉默意味着这些资产将永远没有答案,也意味着下一名被招商进入的民营企业家,可能重复他的命运。
潘敖齐愿意接受国内外媒体的视频、电话或书面采访,愿意提交原始材料并接受严格核查。他也愿意面对所有被指称方的公开质疑。他的要求并不复杂:让证据说话,让资金有账,让判决得到解释,让权力受到监督。
可供核查的核心材料:
寒亭区政府与上海红星美凯龙方面的项目合同及补充协议;
凯利置业设立、历次股权变更及出资材料;
华安集团有关股权代持的书面声明;
2010年12月23日1000万元付款凭证及相关借款文件;
2015年1月29日五方《合作协议》;
光彩国际股权转让、对价履行及返还股权诉讼材料;
2013年资产评估报告及相关资产清单;
工行三笔贷款合同、起诉材料、庭审笔录及执行申请;
2017年8月3日工行收到8400万元的盖章收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年相关再审判决;
法院拍卖公告、评估、成交及执行材料;
潘敖齐与靳永政、刘毅等相关人员的录音及文字记录;
纪检监察举报记录及有关部门来电核实录音。
潘敖齐联系方式:panaoqi@proton.me
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
王海琴为子维权再遭噪音骚扰和迫害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1日消息】近日,中共权贵派公职人员再次到王海琴家楼顶日夜制造噪音,只因为她为遭其构陷的儿子牛腾宇维权,便遭到了长达数年的噪音骚扰和其它迫害行为。
消失已久的噪音又回来了。2026年9月6日晚10点,王海琴的卧室房顶又出现了类似拖拽椅子的声音,并且持续了整整1小时。
9月9日晚9点,房顶上又出现了类似噪音,持续约有1分钟。
类似这样的噪音,自2019年8月王海琴的儿子牛腾宇深陷冤狱以来,时常出现。由于王海琴家住顶楼,正常情况下,是绝不会出现这类异常声响的,这显然是人为制造的噪音。
在使用各种设备制造大量噪音:蜂鸣声、跑步声、谈话声、敲击声、拖拽桌椅声、鬼叫声、阴森音乐声、婴儿啼哭声,以及各种难以分辨的噪音。
起初,他们制造的噪音音量非常大,王海琴使用录音设备可以直接录制下来。在王海琴多次录制曝光后,他们将声音调小到人耳刚好能听到但手机难以将之录制下来的程度,以此规避王海琴的曝光。
在王海琴对这些人为制造的噪音进行曝光后,便会有人出现对王海琴进行诋毁。他们会说:“根本不存在任何噪音,全都是牛腾宇妈妈疯了产生的幻听。”然而王海琴精神状态从未有过任何问题,也从未有过任何幻听现象。而他们之所以称王海琴出现“幻听”,其实是想为噪音制造者打掩护,以掩盖其罪行,并顺便对王海琴污名化。
他们制造噪音不分昼夜,最为猖獗的时期,不同类型的噪音竟能持续一整宿,使王海琴整晚无法入睡;在白天间断性制造噪音,也不让王海琴在白天补觉;在凌晨2点到4点突然播放恐怖叫声将王海琴吵醒。
而这些噪音之所以会出现,源于一场震惊世界的冤案。
2019年,广东当局为了拍马屁,制造了震惊世人的《部督1902136专案》。他们非法抓捕了一批无辜青少年,并对他们严刑拷打。而后在中国某高级权贵的仆从——杨晔(上海)的命令下,广东当局将其中24人冤判。
王海琴的儿子牛腾宇被杨晔偷梁换柱替其子顾杨阳当了主犯,被冤判了14年。
杨晔(上海)曾下令加大对牛腾宇的酷刑拷打力度,负责施虐的茂名和佛山两地公安便用上了最为残酷地手段:每日鞭打、拳打脚踢1小时以上;每天将腾宇悬吊于半空中;用烧至滚烫的蜡液淋皮肤娇嫩处;坐老虎凳、电椅;注射大量生理盐水使皮肤溃烂;施虐时不提供食盐,每天只有一块馒头和少量水;拍裸照、打火机烧私处等性侮辱行为。
残酷地折磨使牛腾宇濒临死亡,并导致两根手指被打报废。
上述情况公之于众后,案件及办案方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与批评。此后,针对王海琴的打压明显升级。
广东当局、杨晔(上海)及其权贵后台,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恼羞成怒,便将迫害的矛头对准了王海琴。他们利用其职权,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在职或离职的公职人员和干部,其大多数都具有公安、国保、国安及政法机关等工作背景。这个由公职人员和干部组成的庞大集团,对王海琴和她的亲友(极大可能也迫害其它不喜欢的人)展开了全方位地迫害:多次跟踪王海琴到人员稀少处,用带有钉刺的木棍对王海琴进行袭击,导致王海琴浑身多处受伤;试图以防疫为借口,骗开王海琴家房门对其实施绑架;在王海琴网购的食品中投毒,致其全身多器官受损,并出现十余种并发症;骚扰、威胁王海琴的亲友;骚扰、威胁王海琴的商业合作伙伴、客户等,破坏王海琴的收入来源等。
而在王海琴家楼顶制造噪音,便是他们迫害行动中极为重要的一项。起初,有来自国保和国安的干部找到王海琴所住小区的物业经理,要求其配合制造噪音。小区物业便派遣保安于半夜到王海琴家楼顶大声讲话、蹦蹦跳跳,甚至还在楼顶拉大便以示侮辱。在持续了好几天后,王海琴忍无可忍报案多次,楼顶安装了监控设备。
由于监控的缘故,无法派人在楼顶制造噪音和拉大便。于是负责制造噪音的国保和国安便调来专用设备,向王海琴家投放噪音。
在王海琴不懈地曝光下,噪音曾于今年年初短暂消失了数月,而在最近,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对此,王海琴表示,只要针对她和家人的骚扰、伤害仍在继续,她将继续记录、公开相关事实,维护自身与家人的合法权益。
消失已久的噪音又回来了。2026年9月6日晚10点,王海琴的卧室房顶又出现了类似拖拽椅子的声音,并且持续了整整1小时。
9月9日晚9点,房顶上又出现了类似噪音,持续约有1分钟。
类似这样的噪音,自2019年8月王海琴的儿子牛腾宇深陷冤狱以来,时常出现。由于王海琴家住顶楼,正常情况下,是绝不会出现这类异常声响的,这显然是人为制造的噪音。
在使用各种设备制造大量噪音:蜂鸣声、跑步声、谈话声、敲击声、拖拽桌椅声、鬼叫声、阴森音乐声、婴儿啼哭声,以及各种难以分辨的噪音。
起初,他们制造的噪音音量非常大,王海琴使用录音设备可以直接录制下来。在王海琴多次录制曝光后,他们将声音调小到人耳刚好能听到但手机难以将之录制下来的程度,以此规避王海琴的曝光。
在王海琴对这些人为制造的噪音进行曝光后,便会有人出现对王海琴进行诋毁。他们会说:“根本不存在任何噪音,全都是牛腾宇妈妈疯了产生的幻听。”然而王海琴精神状态从未有过任何问题,也从未有过任何幻听现象。而他们之所以称王海琴出现“幻听”,其实是想为噪音制造者打掩护,以掩盖其罪行,并顺便对王海琴污名化。
他们制造噪音不分昼夜,最为猖獗的时期,不同类型的噪音竟能持续一整宿,使王海琴整晚无法入睡;在白天间断性制造噪音,也不让王海琴在白天补觉;在凌晨2点到4点突然播放恐怖叫声将王海琴吵醒。
而这些噪音之所以会出现,源于一场震惊世界的冤案。
2019年,广东当局为了拍马屁,制造了震惊世人的《部督1902136专案》。他们非法抓捕了一批无辜青少年,并对他们严刑拷打。而后在中国某高级权贵的仆从——杨晔(上海)的命令下,广东当局将其中24人冤判。
王海琴的儿子牛腾宇被杨晔偷梁换柱替其子顾杨阳当了主犯,被冤判了14年。
杨晔(上海)曾下令加大对牛腾宇的酷刑拷打力度,负责施虐的茂名和佛山两地公安便用上了最为残酷地手段:每日鞭打、拳打脚踢1小时以上;每天将腾宇悬吊于半空中;用烧至滚烫的蜡液淋皮肤娇嫩处;坐老虎凳、电椅;注射大量生理盐水使皮肤溃烂;施虐时不提供食盐,每天只有一块馒头和少量水;拍裸照、打火机烧私处等性侮辱行为。
残酷地折磨使牛腾宇濒临死亡,并导致两根手指被打报废。
上述情况公之于众后,案件及办案方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与批评。此后,针对王海琴的打压明显升级。
广东当局、杨晔(上海)及其权贵后台,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恼羞成怒,便将迫害的矛头对准了王海琴。他们利用其职权,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在职或离职的公职人员和干部,其大多数都具有公安、国保、国安及政法机关等工作背景。这个由公职人员和干部组成的庞大集团,对王海琴和她的亲友(极大可能也迫害其它不喜欢的人)展开了全方位地迫害:多次跟踪王海琴到人员稀少处,用带有钉刺的木棍对王海琴进行袭击,导致王海琴浑身多处受伤;试图以防疫为借口,骗开王海琴家房门对其实施绑架;在王海琴网购的食品中投毒,致其全身多器官受损,并出现十余种并发症;骚扰、威胁王海琴的亲友;骚扰、威胁王海琴的商业合作伙伴、客户等,破坏王海琴的收入来源等。
而在王海琴家楼顶制造噪音,便是他们迫害行动中极为重要的一项。起初,有来自国保和国安的干部找到王海琴所住小区的物业经理,要求其配合制造噪音。小区物业便派遣保安于半夜到王海琴家楼顶大声讲话、蹦蹦跳跳,甚至还在楼顶拉大便以示侮辱。在持续了好几天后,王海琴忍无可忍报案多次,楼顶安装了监控设备。
由于监控的缘故,无法派人在楼顶制造噪音和拉大便。于是负责制造噪音的国保和国安便调来专用设备,向王海琴家投放噪音。
在王海琴不懈地曝光下,噪音曾于今年年初短暂消失了数月,而在最近,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对此,王海琴表示,只要针对她和家人的骚扰、伤害仍在继续,她将继续记录、公开相关事实,维护自身与家人的合法权益。
姜开碧到政府反映噪声污染问题被拖拽受伤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1日消息】重庆两江新区五宝镇新三村的村民姜开碧、蒋祖成母子俩,饱受两江新区御临河生态调节坝产生的噪音滋扰,生活和休息受严重影响,多年来向相关部门投诉,但相关部门至今未查处。近日,八旬老人姜开碧前往镇政府反映噪声污染问题,现场被多名工作人员拖拽抬扶后受伤就医。
2026年9月9日,重庆两江新区五宝镇八旬老人姜开碧,前往镇政府找盛书记,反映御临河生态调节坝噪声污染问题。
当时,平安办工作人员胡静、李春凤、平安办主任陈旺等人强行阻拦、控制老人,不准进入政府办公大楼,老人遭拖拽抬扶;陈旺称老人行为属于寻衅滋事。
今年已是老人第八次反映该问题。此前盛书记曾口头承诺,问题未解决可再来反映。本次老人上门,却被阻拦无法进入办公区域。
老人被拖拽抬扶后,全身多处疼痛,右侧肩颈部伤情明显、活动受限。当日前往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急诊就诊,病历记载:拉伤致全身多处疼痛9小时,以右侧肩颈部为重;CT提示需随访排除右肩关节隐匿性骨折,予以药物处置。
相关法律:
蒋祖成向法院起诉也枉法裁判。2018年,蒋祖成走司法程序,要求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治理,一审判决说是堤坝和周边流水形成的声音,不属于生态环境局负责的范围。
但是蒋祖成之前写信去重庆市政府查询后,回复说归重庆市环保局处理。蒋祖成起诉后二审重庆高院判决也说由重庆市环保局处理噪音问题。
噪音导致姜开碧的身体出现血压升高、头痛、脑胀、耳鸣、失眠、全身疲乏无力,以及记忆力减退等神经衰弱症状。
蒋祖成、姜开碧母子一直投诉请求处理,但政府相关部门一直不理不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2026年9月9日,重庆两江新区五宝镇八旬老人姜开碧,前往镇政府找盛书记,反映御临河生态调节坝噪声污染问题。
当时,平安办工作人员胡静、李春凤、平安办主任陈旺等人强行阻拦、控制老人,不准进入政府办公大楼,老人遭拖拽抬扶;陈旺称老人行为属于寻衅滋事。
今年已是老人第八次反映该问题。此前盛书记曾口头承诺,问题未解决可再来反映。本次老人上门,却被阻拦无法进入办公区域。
老人被拖拽抬扶后,全身多处疼痛,右侧肩颈部伤情明显、活动受限。当日前往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急诊就诊,病历记载:拉伤致全身多处疼痛9小时,以右侧肩颈部为重;CT提示需随访排除右肩关节隐匿性骨折,予以药物处置。
相关法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声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声环境质量。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等行政工作。
- 噪声污染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
- 恳请上级部门核查9月9日现场处置全过程,保障群众依法合理表达诉求的权利。家属附有现场录像视频作为线索,恳请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给出客观公正的答复。
蒋祖成向法院起诉也枉法裁判。2018年,蒋祖成走司法程序,要求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治理,一审判决说是堤坝和周边流水形成的声音,不属于生态环境局负责的范围。
但是蒋祖成之前写信去重庆市政府查询后,回复说归重庆市环保局处理。蒋祖成起诉后二审重庆高院判决也说由重庆市环保局处理噪音问题。
噪音导致姜开碧的身体出现血压升高、头痛、脑胀、耳鸣、失眠、全身疲乏无力,以及记忆力减退等神经衰弱症状。
蒋祖成、姜开碧母子一直投诉请求处理,但政府相关部门一直不理不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
葛志慧寻滋案将于近日开庭审理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0日消息】北京人权捍卫者葛志慧于去年11月,被北京丰台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刑拘羁押至今,案件将于近日在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025年11月11日22时,葛志慧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2025年12月18日被执行逮捕,目前羁押在丰台看守所。
2026年9月14日9:00,葛志慧寻衅滋事罪一案,将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近园路9号(丰台法院本部,刑庭在此院内办公、刑事开庭在此)
据悉,葛志慧,女,北京丰台区岳各庄维权访民,身体有残疾行动不便,多年前因自家房屋被当地政府指使黑社会人员强拆,随后一直上访维权无果。
2008年,其商业用房曾遭政府暴力强拆,财产被洗劫一空,并长期未作任何补偿与安置;因其做合理抗争,反被对方殴打致残,被迫拄著双拐走上维权诉讼之路,却又因此多次被拘禁,遭数次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等打击和报复;
2010年7月16日,曾因维权控诉而遭地方当局及其所雇社会闲杂人员闯入家中,将其打昏拖走;
2012年初,曾因抗暴维权惨遭毒打致残,多次上访毫无果效反遭打击报复,致其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中;曾因多次到区政府寻求救助,竟被百般推诿,故在绝望之下,选择跳楼自杀,幸被及时救治,幸免于难;
2015年,曾因声援人权律师浦志强案而被丰台区警方殴打,致其右腿韧带损伤,且长时得不到医治;
2015年12月,曾因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谏言,要求对香港《831决定》进行违宪审查,遭传唤拘押20多个小时,并被要求不准再说香港之事;
2018年10月15日,曾为免受地方当局暗中迫害,被迫露宿街头。
2019年6月20日,因其和同区维权者李美青到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驻地反映政府黑社会化强拆问题,而遭到丰台区维稳人员的阻截。
2019年7月26日,被北京市丰台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家被查抄;
2020年4月17日,其案件被起诉至丰台区法院。
2020年12月15日上午9时,葛志慧被控“寻衅滋事罪”一案在北京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葛志慧否认控罪,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警方以疫情为由拒绝家属旁听,葛志慧的亲弟与儿子孙浩被拒之庭外,只有代理律师马刚权一人参加庭审。
2021年9月17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通过视频方式宣判,葛志慧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刑期至2023年3月11日。
葛志慧被指控所谓六起犯罪事实:包括去丰台区政府门口上访、去北京999急救中心探望曹顺利、在丰台区郑常庄村委会的换届选举现场发表对选举活动的意见、以及在网上发布有关维权活动信息等。
2023年3月11日获释后,葛志慧多次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及青塔派出所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出门买菜也不允许,且报警不出警,后申请行政复议,均于2023年12月被驳回。
2024年8月31日,葛志慧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在丰台区看守所。
据葛志慧微信朋友圈显示,她日前去上访,与警察和工作人员发生过争吵。
2024年10月11日,据称葛志慧日前已取保获释回家。此次,是距离葛志慧被取保候审一年多后的再次被刑拘。
2025年11月11日22时,葛志慧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2025年12月18日被执行逮捕,目前羁押在丰台看守所。
2026年9月14日9:00,葛志慧寻衅滋事罪一案,将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近园路9号(丰台法院本部,刑庭在此院内办公、刑事开庭在此)
据悉,葛志慧,女,北京丰台区岳各庄维权访民,身体有残疾行动不便,多年前因自家房屋被当地政府指使黑社会人员强拆,随后一直上访维权无果。
2008年,其商业用房曾遭政府暴力强拆,财产被洗劫一空,并长期未作任何补偿与安置;因其做合理抗争,反被对方殴打致残,被迫拄著双拐走上维权诉讼之路,却又因此多次被拘禁,遭数次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等打击和报复;
2010年7月16日,曾因维权控诉而遭地方当局及其所雇社会闲杂人员闯入家中,将其打昏拖走;
2012年初,曾因抗暴维权惨遭毒打致残,多次上访毫无果效反遭打击报复,致其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中;曾因多次到区政府寻求救助,竟被百般推诿,故在绝望之下,选择跳楼自杀,幸被及时救治,幸免于难;
2015年,曾因声援人权律师浦志强案而被丰台区警方殴打,致其右腿韧带损伤,且长时得不到医治;
2015年12月,曾因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谏言,要求对香港《831决定》进行违宪审查,遭传唤拘押20多个小时,并被要求不准再说香港之事;
2018年10月15日,曾为免受地方当局暗中迫害,被迫露宿街头。
2019年6月20日,因其和同区维权者李美青到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驻地反映政府黑社会化强拆问题,而遭到丰台区维稳人员的阻截。
2019年7月26日,被北京市丰台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家被查抄;
2020年4月17日,其案件被起诉至丰台区法院。
2020年12月15日上午9时,葛志慧被控“寻衅滋事罪”一案在北京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葛志慧否认控罪,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警方以疫情为由拒绝家属旁听,葛志慧的亲弟与儿子孙浩被拒之庭外,只有代理律师马刚权一人参加庭审。
2021年9月17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通过视频方式宣判,葛志慧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刑期至2023年3月11日。
葛志慧被指控所谓六起犯罪事实:包括去丰台区政府门口上访、去北京999急救中心探望曹顺利、在丰台区郑常庄村委会的换届选举现场发表对选举活动的意见、以及在网上发布有关维权活动信息等。
2023年3月11日获释后,葛志慧多次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及青塔派出所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出门买菜也不允许,且报警不出警,后申请行政复议,均于2023年12月被驳回。
2024年8月31日,葛志慧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在丰台区看守所。
据葛志慧微信朋友圈显示,她日前去上访,与警察和工作人员发生过争吵。
2024年10月11日,据称葛志慧日前已取保获释回家。此次,是距离葛志慧被取保候审一年多后的再次被刑拘。
尹建根案二审开庭旁听群众拍摄被拉扯受伤
【民生观察2026年9月10日消息】湖南株洲自媒体人尹建根因发布涉及安徽和县历阳镇党委书记刘莹的批评文章,被马鞍山和县警方从湖南株洲跨省刑拘,关押于和县看守所;2026年8月6日和县法院作出宣判,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尹建根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其不服上诉,今日其案二审开庭。数十名旁听群众要求进入法院旁听被拒,安徽公民胡老狮因使用手机拍摄,被便衣拉扯致身体多处受伤,报警后被带往和县城北派出所。
2026年9月10日,安徽和县法院外,尹建根寻衅滋事一案二审开庭,远道而来的旁听群众被告知旁听席已满(疑似再次被占坑)而被拒之门外。
胡老狮依法前来安徽马鞍岗市和县人民法院,参加尹建根的二审听审,被堵在门外不许入内,胡老狮据理力争无果。
随后胡老狮内急,前往法院对面约100米的小树林里准备小解、纳凉休息,被一群便衣尾随。
期间,胡老狮发现附近几位便衣正在手拉手,在营救一位落水的中年女子,胡老狮觉得这是正能量,应该宣传,随即拿起手机距离他们六、七米的远处拍摄。
突然上来三、四名便衣抢夺胡老狮的手机,胡老狮眼镜被踩,脚、嘴角被弄出血。随后,胡老狮拨打了110,随出警的警察到和县城北派出所报案。
据悉,胡老狮曾在广东被河南警方跨省抓捕,尹建根在湖南被安徽警方跨省抓捕,两起事件高度相似。
胡老狮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尹建根,笔名:笔耕下的阳光。
2025年8月,帮安徽和县农妇陈德珍写了批评文章。据称,陈德珍被当地政府拖欠十万元砖款,多年催讨未果。尹建根因拒绝删帖,被和县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据公开披露的一审判决书内容,尹建根被认定在网络上发布涉及历阳镇党委书记刘莹的信息8篇,共被阅读48625次、点赞350次、转发1362次、评论314次。
法院经审理认定,尹建根等人维权的75篇文章中存在大量“不实”之处。涉及安徽、河南、湖北、浙江、江苏、福建等多省市,共16起事实,寻衅滋事罪名成立,判处尹建根有期徒刑二年零三个月。
庭审中,陈德珍出庭作证,相关公众号文章经其同意发布,尹建根在最后陈述中说道:他们可以抓走一个榜样,但挡不住笔下的阳光。
今天是尹建根二审开庭,和县法院安保加强,法警、治安警察设置多道岗哨,旁听人员被赶至马路上,法院方面表示人大、政协代表已经坐满没有旁听位置,案件最终结果有待观察。
2026年9月10日,安徽和县法院外,尹建根寻衅滋事一案二审开庭,远道而来的旁听群众被告知旁听席已满(疑似再次被占坑)而被拒之门外。
胡老狮依法前来安徽马鞍岗市和县人民法院,参加尹建根的二审听审,被堵在门外不许入内,胡老狮据理力争无果。
随后胡老狮内急,前往法院对面约100米的小树林里准备小解、纳凉休息,被一群便衣尾随。
期间,胡老狮发现附近几位便衣正在手拉手,在营救一位落水的中年女子,胡老狮觉得这是正能量,应该宣传,随即拿起手机距离他们六、七米的远处拍摄。
突然上来三、四名便衣抢夺胡老狮的手机,胡老狮眼镜被踩,脚、嘴角被弄出血。随后,胡老狮拨打了110,随出警的警察到和县城北派出所报案。
据悉,胡老狮曾在广东被河南警方跨省抓捕,尹建根在湖南被安徽警方跨省抓捕,两起事件高度相似。
胡老狮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尹建根,笔名:笔耕下的阳光。
2025年8月,帮安徽和县农妇陈德珍写了批评文章。据称,陈德珍被当地政府拖欠十万元砖款,多年催讨未果。尹建根因拒绝删帖,被和县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据公开披露的一审判决书内容,尹建根被认定在网络上发布涉及历阳镇党委书记刘莹的信息8篇,共被阅读48625次、点赞350次、转发1362次、评论314次。
法院经审理认定,尹建根等人维权的75篇文章中存在大量“不实”之处。涉及安徽、河南、湖北、浙江、江苏、福建等多省市,共16起事实,寻衅滋事罪名成立,判处尹建根有期徒刑二年零三个月。
庭审中,陈德珍出庭作证,相关公众号文章经其同意发布,尹建根在最后陈述中说道:他们可以抓走一个榜样,但挡不住笔下的阳光。
今天是尹建根二审开庭,和县法院安保加强,法警、治安警察设置多道岗哨,旁听人员被赶至马路上,法院方面表示人大、政协代表已经坐满没有旁听位置,案件最终结果有待观察。
郭德纲演唱被处罚 民众连笑的权利都被剥夺
(编者按:9月7日中共新华社报道,2026年7月24日晚,在武汉举办的《济公活佛》第八本专场演出中,演员郭德纲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时,即兴更改了几个字,遭致当局对“江苏籽迪芮呈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8687.4元、罚款486874元的行政处罚,责令其整改并加强对演员和演出内容的管理;对武汉中南剧场管理有限公司给予警告、罚款110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通报一出,网络沸腾,群情激愤,痛斥中共极权连民众的一点谈笑娱乐权也剥夺。由此可见中共极权统治下中国言论空间被践踏的惨况。)
一、穷凶极恶的对郭德纲演唱事件处理通报
据新华社9月7日报道,2026年7月24日晚,在武汉举办的《济公活佛》第八本专场演出中,演员郭德纲歪曲篡改表现抗战的著名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经核查,郭德纲本场演出的举办单位江苏籽迪芮呈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武汉中南剧场管理有限公司,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十六条规定。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四条规定,我局决定对江苏籽迪芮呈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8687.4元、罚款486874元的行政处罚,责令其整改并加强对演员和演出内容的管理;对武汉中南剧场管理有限公司给予警告、罚款110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
抗战歌曲承载中华民族抗战记忆与民族情感,绝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歪曲篡改。我们将依法加强监管,切实维护文化市场环境。(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
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究竟算什么歌曲
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定义为抗战时期的革命歌曲,这一情感认知可以理解,但并不符合史实。
这首歌并非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1956年,由芦芒、何彬作词、吕其明作曲的它——作为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专属插曲正式问世。
影片讲述上世纪四十年代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抗战往事,歌曲承载着后人回望抗战岁月的集体家国记忆。
但本质上,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的抗战题材文艺作品,而非抗战期间用于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战时歌曲。
区分这两个概念,绝非文字较真。
大众情感中,所有抗战题材作品都自带神圣、不可触碰的属性,但从法治层面,不能仅凭题材厚重,就直接赋予文艺作品“绝对禁止改编、禁止演绎”的特殊法律特权。
混淆历史属性、文化情感与法律边界,很容易让行政处罚陷入“以情绪代法理”的误区
三、扼杀舞台表演艺术的处罚
现行条例从未单独设立“篡改经典歌曲违法”的条款,所有处罚必须对应“损害国家荣誉利益、伤害民族感情、违背公序良俗”等明确法定情形。
而本次通报,并未清晰论证,一段舞台即兴改编,具体如何构成伤害民族感情、触碰法律红线。
“观感不适”、“舆论争议”、“大众反感”,属于社会道德评价与审美评价,不能直接等同于行政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是公权力对市场主体的严厉惩戒,动辄数十万的罚款,必须做到事实清晰、要件匹配、说理充分,这是法治执法的基本底线。
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本次事件的艺术场景特殊性——改编行为发生在相声即兴演出之中。
和剧本固定、一字不改的舞台剧、演唱会不同,相声的核心魅力就在于现场即兴、临场互动、灵活抖包袱。
根据观众氛围微调台词、即兴改编内容,是相声行业延续多年的创作与表演习惯。
观众并不认同突破法律底线、亵渎历史情怀的恶意改编,任何伤害民族记忆、违背公序良俗的表演,都理应被监管、被追责。
但必须正视,即兴创作空间,是舞台演艺行业的生存基础。
如果所有舞台表达必须100%严格匹配报备内容,任何临场微调、即兴改编,哪怕只是无伤大雅的艺术调侃,都可能被认定为违规、甚至触碰红线重罚,最终压缩的是整个文艺行业的创作活力。
当舞台演员、演出主办方陷入“不敢改、不敢即兴、怕超标、怕重罚”的焦虑,文艺创作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也就无从谈起。
四、郭德纲事件处罚通报,德云社演出节目被清零
9月7日,武汉市文旅局一纸通报震动曲艺圈:郭德纲7月24日在武汉《济公活佛》演出中,将抗战经典《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篡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加入“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等戏谑词句。举办单位被没收违法所得48687.4元、罚款486874元,剧场方被罚11万元。通报措辞严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这不是“即兴包袱”,是“红线试探”。
从8月11日立案到9月7日通报,不到一个月火速处置。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演出内容须与报备一致。郭德纲的改编唱段压根没出现在申报材料里——这不是创作自由,是程序违规。更何况,篡改的对象是抗战歌曲,承载民族记忆的红色经典。通报说得明白:“绝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歪曲篡改”。
代价不止48万。
通报落地前,郭德纲名下商业演出从十几场直接清零。搭档于谦被曝另有打算,儿子郭麒麟凭央媒表扬独自出圈。一场“即兴”,让整个德云社商业版图塌了一角。
这不是针对郭德纲一个人,是给整个行业划红线。
舞台可以有包袱,但有些歌、有些词、有些记忆,不是拿来“砸挂”的。48万罚款买一个教训:艺术创新的底线,是尊重——尊重历史、尊重法律、尊重那些用鲜血换来的歌。
五、中共极权不受限制的权力监管的边界
公权力监管的边界尺度。
维护文化市场秩序,守护民族历史记忆,是监管部门的法定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敬畏抗战历史,尊重红色经典,是每个从业者的基本底线,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监管的本质,是规范经营行为,守住法律红线,而非统一所有艺术表达的风格、审美与诠释方式。
经典作品值得人们“敬畏”,但法治层面不存在“绝对不可改编、不可讨论、不可二次演绎”的文艺作品。
艺术的传承,本就包含翻唱、改编、新解读、新演绎。只要不触碰法定违禁红线,有争议的艺术表达,理应交给市场评判、舆论讨论、大众取舍。
我反对亵渎历史、恶意抹黑、伤害民族情感的不良表演。但我同样坚持认为,行政处罚不能替代舆论评价,公权力惩戒不能覆盖艺术争议。
有争议的表演,可以被批评、被质疑、被抵制;演出方的报备疏漏,可以被整改、被处罚。
但数十万的顶格处罚,必须锚定清晰的法律依据、完整的逻辑说理、明确的违法要件。
一场因即兴改词引发的四十余万行政处罚,最终留给人们的,从来不是“能不能改歌词”的简单问题。
它真正拷问的,是新时代文艺监管的法治边界:如何在守护民族记忆、坚守公序底线与包容艺术创作、保留即兴活力之间,找到最公允、最合法的平衡点。
敬畏历史是底线,依法监管是原则,包容创作是温度。唯有权责清晰,说理充分,边界分明的法治监管,才能既守护好经典作品与家国记忆,也让文艺创作在法治框架内,拥有良性生长的空间。
六、郭德纲事件揭示中国言论空间进一步收窄
对许多脱口秀演员来说,现场即兴发挥是演出中的常态。但在中国,这可能会给艺人带来大麻烦。中国最著名的相声演员之一郭德纲最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由于在一场演出中即兴改编了一首著名爱国歌曲的歌词,他目前正接受官方调查。
郭德纲常被拿来与里奇·吉尔维斯等西方喜剧演员相提并论,他曾主演多部电影,并主持电视节目。在7月于武汉举行的一场演出后,有人向该市文化和旅游局举报了他,原因是他演唱了一首修改过歌词的歌曲,而这首原曲赞颂的是中国士兵在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对日作战中的英勇表现。
他的遭遇凸显了喜剧演员在受高度审查的创作环境中必须把握微妙的分寸。喜剧舞台曾为人们间接表达对中国当代生活的批评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场所,但随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文化艺术作为意识形态整顿的重点,自我表达的空间正日益收窄。
近年来,中国喜剧演员面临着来自政府和观众日益严格的审视。2023年,由于旗下热门脱口秀演员李昊石将两只追逐松鼠的流浪狗比作军队,一家中国脱口秀公司被处以1335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官方在公布处罚时敦促文艺工作者“端正创作思想”,“为人民群众提供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在该事件发生后,中国各地的脱口秀剧场纷纷取消了演出。
七、网络对郭德纲被处罚的怒潮
微信留言:
刘晓原:一场商演上的即兴改词,引出四十多万的行政处罚。厘清史实与法条,真正值得探讨的不是段子好笑与否,而是营业性演出监管与艺术表达之间,法治划定的那条边界。一场因即兴改词引发的四十余万行政处罚,最终留给人们的,从来不是“能不能改歌词”的简单问题。
竹林听雨:艺术创作可以夸张但是胡编乱造严重违背常识,手撕鬼子等等烂剧为什么不罚?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行东:两个关键词“商演”“原曲加即兴改词”,若事实符合两个关键词,属知识产权系侵权,应自诉。此行政处罚案例如何释法说理,要看郭德纲是否认罚还是起诉?
大江东去:这种处理是否有法可依?
醉舞苍穹㈤:八大戏回归
吴军: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定义为抗战时期的革命歌曲不符合史实。这首歌并非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1956年,由芦芒、何彬作词、吕其明作曲的它——作为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专属插曲正式问世。从法治层面,任何行政机关无权仅凭题材厚重,就直接赋予文艺作品“绝对禁止改编、禁止演绎”的特殊法律特权。
亮晶晶;收获了亿万人的唾骂!
朴石:多年之后回头看,这是一场笑话和闹剧
远方:大众情感中,所有抗战题材作品都自带神圣、不可触碰的属性???
筼筜暴走:真要打官司老郭绝对赢的!
新手见新手:抗日神剧你看过没?铁道游击队看过没?曲改历史,这种该怎么处罚?
桂岩:以后在舞台上只能唱桃叶儿尖上尖了;都是闲的
海潮:我就喜欢郭德纲!
肉末粉丝:违法(违规)的事实、认定的依据、处罚的标准,反正没看到。====过罚相当是法律原则。
舍得给予:早晚会反转的
絮风:好大的官威
名称没想好-起名好难:没收违法所得48687.4元、罚款486874元?工作人员也太省事了,48687.4与486874点个点完事。
一落星田:没多大事,主要是内容没报备。现在不允许即兴,演唱会歌手都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唱一首歌。
沙漠里的鱼;中共是吃饱了撑的
V:权力站在道德制高点发点财。前谱无可疑学林不可祖:上纲上线,玻璃心作祟
推特发言:
@jjy8547:武汉!一个小人群居的城市!文革著名的“百万雄师”也出自武汉!武汉看来又回到第二次文革时代!正是那句老话“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再看看疫情期间的封门,残酷对待弱势群体的地域也是湖北!这是一个人性极差的省份!!!也就是湖北能出“忠臣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臣”的李鸿忠!一省人的耻辱!耻辱!耻辱!耻辱!
@李枫-l3w:宪法都能改,红歌为什么不能改?❤
@user-jq7uj8lk5v: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dvbhddbvd:能被一首歌吓成这样,也是没谁了
@薄梦坤:就这就调查人家,政府养这么多人,都闲的蛋疼
@从黎明到衰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musawang4194:有一小部分人总想恢复文革。
@nandehuhu:现实版乌台诗案?
@erdong3947:也没啥呀?太敏感了,说说笑笑的事,就有人要对号入座?水至清则无鱼。
@tonyuwu9630:老郭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小心点人也会被举报,处罚吧,时代的悲哀
@nandehuhu:这已经是文革2.0了啊
@路人-e7k:文字狱真可怕
@晚安-o9s:独裁政权的根基就是架构在不容质疑
@yiqingling802:支持郭德纲,宪法都能改,红歌为什么不能改?
@jamesfan1016:听个相声都上纲上线,开心一下都那么难?
@liuzikang2001:前有脱口秀house李昊石,今有德云社郭德纲,什么世道啊,总有一些人想恢复文革
@鞠先生-e5g:这都要立案?是否开启文字狱大案。
@爱慕未停2026:与备案没关系,但是你想说人家一点坏话或者暗指就不行,人家是神圣的
@liangzhiliangneng:有话说不出,想骂街又不敢,把郭先生憋得够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何来的静悄悄?!妈咪妈咪吽,阿弥陀佛!
@古今中医传奇:一党独裁下,任何语言、说话都可能成为“文字狱”……如果还有记忆的话,毛的文化大革命登了峰造了极……李诞脱口秀已有前车之鉴了!伙计们,赶紧闭嘴歇菜吧!不只是”莫谈国事”,”红事”也不能碰啊!
@乱取的名字-j1r:文革2.0,不断的有明星被整
HA:有些人心里的辫子永远也剪不掉。即使帝制已经终结很久了,满清早已化作历史。文字狱却一直阴魂不散。这些人潜伏在群众当中,伺机而动,一瞅见机会就给人们扣帽子,巧妙地创造个制高点,挥舞着舆论的大棒,把人打晕,再一拥而上,让他不得翻身……
@睿恩-s8o:好,郭德刚也是个正义之人但在中国是不能容忍有正义之人,连戏剧性嘲讽一下都不行被打入大逆不道了?
@LandCruiserLC200:一个文艺演出哪来的那么多不合理的地方,这分明就是有些人别有用心,演出的这些戏份,也没有贬低或者是大肆侮辱的成份,为什么要这么上纲上线呢
@arnoldli4051:有人就是心虚,越心虚越爱瞎联系。紫禁城就罢了,你为啥说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这是咒当今圣上,用心何其毒也?先查税!有海外资产就是洗钱!再安排两女演员报料被他潜规则了,罚款加封杀!
@yonghuang5054:唉:伟大光荣正确的祖国咋了,先有毕福剑,十贾斌的聚餐聊天·在到今天的郭德刚演出事件,人们见面那敢聊天·那有朋友,
详情请参看
1、郭德纲歪曲篡改抗战歌曲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处理通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024493
2、郭德纲临场改动歌词,一场四十多万的行政处罚带来怎样的法治思考?
https://mp.weixin.qq.com/s/hgmyzQtoljCBBs5srfci1g
3、武汉市文旅局发布对郭德纲改红歌处罚通报一个开不起玩笑的时代?
https://rfi.my/D1oN
4、被处罚不到12小时,郭德纲体面没了,官媒发声痛批,字字戳他心窝
https://www.163.com/dy/article/L6C80AMK0522UM59.html
5、郭德纲篡改红歌遭重罚!多场演出连夜取消,昔日相声顶流彻底栽了?
https://yule.360.com/detail/5194738
6、郭德纲改编红歌被调查,中国言论空间日益收窄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60820/guo-degang-china-comic-investigated/
7、唱错一句「静悄悄」,郭德纲被立案调查!堂堂「厉害国」,怎么被相声现挂吓破了胆?
https://youtu.be/a97YQY3T_Rk
8、郭德纲改红歌被武汉立案,西安演出紧急取消:德云社这下麻烦大了?
https://youtu.be/ZDPKuiug9o8
9、郭德纲事件处罚通报#德云社演出节目被清零
https://weibo.com/2/detail/5340574802773303
10、郭德纲又出事了,这次的罪名叫“没照词儿说相声”以及“篡改红歌”
https://youtu.be/3qLNYdlid54
一、穷凶极恶的对郭德纲演唱事件处理通报
据新华社9月7日报道,2026年7月24日晚,在武汉举办的《济公活佛》第八本专场演出中,演员郭德纲歪曲篡改表现抗战的著名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经核查,郭德纲本场演出的举办单位江苏籽迪芮呈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武汉中南剧场管理有限公司,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十六条规定。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四条规定,我局决定对江苏籽迪芮呈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8687.4元、罚款486874元的行政处罚,责令其整改并加强对演员和演出内容的管理;对武汉中南剧场管理有限公司给予警告、罚款110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
抗战歌曲承载中华民族抗战记忆与民族情感,绝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歪曲篡改。我们将依法加强监管,切实维护文化市场环境。(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
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究竟算什么歌曲
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定义为抗战时期的革命歌曲,这一情感认知可以理解,但并不符合史实。
这首歌并非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1956年,由芦芒、何彬作词、吕其明作曲的它——作为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专属插曲正式问世。
影片讲述上世纪四十年代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抗战往事,歌曲承载着后人回望抗战岁月的集体家国记忆。
但本质上,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的抗战题材文艺作品,而非抗战期间用于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战时歌曲。
区分这两个概念,绝非文字较真。
大众情感中,所有抗战题材作品都自带神圣、不可触碰的属性,但从法治层面,不能仅凭题材厚重,就直接赋予文艺作品“绝对禁止改编、禁止演绎”的特殊法律特权。
混淆历史属性、文化情感与法律边界,很容易让行政处罚陷入“以情绪代法理”的误区
三、扼杀舞台表演艺术的处罚
现行条例从未单独设立“篡改经典歌曲违法”的条款,所有处罚必须对应“损害国家荣誉利益、伤害民族感情、违背公序良俗”等明确法定情形。
而本次通报,并未清晰论证,一段舞台即兴改编,具体如何构成伤害民族感情、触碰法律红线。
“观感不适”、“舆论争议”、“大众反感”,属于社会道德评价与审美评价,不能直接等同于行政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是公权力对市场主体的严厉惩戒,动辄数十万的罚款,必须做到事实清晰、要件匹配、说理充分,这是法治执法的基本底线。
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本次事件的艺术场景特殊性——改编行为发生在相声即兴演出之中。
和剧本固定、一字不改的舞台剧、演唱会不同,相声的核心魅力就在于现场即兴、临场互动、灵活抖包袱。
根据观众氛围微调台词、即兴改编内容,是相声行业延续多年的创作与表演习惯。
观众并不认同突破法律底线、亵渎历史情怀的恶意改编,任何伤害民族记忆、违背公序良俗的表演,都理应被监管、被追责。
但必须正视,即兴创作空间,是舞台演艺行业的生存基础。
如果所有舞台表达必须100%严格匹配报备内容,任何临场微调、即兴改编,哪怕只是无伤大雅的艺术调侃,都可能被认定为违规、甚至触碰红线重罚,最终压缩的是整个文艺行业的创作活力。
当舞台演员、演出主办方陷入“不敢改、不敢即兴、怕超标、怕重罚”的焦虑,文艺创作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也就无从谈起。
四、郭德纲事件处罚通报,德云社演出节目被清零
9月7日,武汉市文旅局一纸通报震动曲艺圈:郭德纲7月24日在武汉《济公活佛》演出中,将抗战经典《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篡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加入“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等戏谑词句。举办单位被没收违法所得48687.4元、罚款486874元,剧场方被罚11万元。通报措辞严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这不是“即兴包袱”,是“红线试探”。
从8月11日立案到9月7日通报,不到一个月火速处置。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演出内容须与报备一致。郭德纲的改编唱段压根没出现在申报材料里——这不是创作自由,是程序违规。更何况,篡改的对象是抗战歌曲,承载民族记忆的红色经典。通报说得明白:“绝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歪曲篡改”。
代价不止48万。
通报落地前,郭德纲名下商业演出从十几场直接清零。搭档于谦被曝另有打算,儿子郭麒麟凭央媒表扬独自出圈。一场“即兴”,让整个德云社商业版图塌了一角。
这不是针对郭德纲一个人,是给整个行业划红线。
舞台可以有包袱,但有些歌、有些词、有些记忆,不是拿来“砸挂”的。48万罚款买一个教训:艺术创新的底线,是尊重——尊重历史、尊重法律、尊重那些用鲜血换来的歌。
五、中共极权不受限制的权力监管的边界
公权力监管的边界尺度。
维护文化市场秩序,守护民族历史记忆,是监管部门的法定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敬畏抗战历史,尊重红色经典,是每个从业者的基本底线,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监管的本质,是规范经营行为,守住法律红线,而非统一所有艺术表达的风格、审美与诠释方式。
经典作品值得人们“敬畏”,但法治层面不存在“绝对不可改编、不可讨论、不可二次演绎”的文艺作品。
艺术的传承,本就包含翻唱、改编、新解读、新演绎。只要不触碰法定违禁红线,有争议的艺术表达,理应交给市场评判、舆论讨论、大众取舍。
我反对亵渎历史、恶意抹黑、伤害民族情感的不良表演。但我同样坚持认为,行政处罚不能替代舆论评价,公权力惩戒不能覆盖艺术争议。
有争议的表演,可以被批评、被质疑、被抵制;演出方的报备疏漏,可以被整改、被处罚。
但数十万的顶格处罚,必须锚定清晰的法律依据、完整的逻辑说理、明确的违法要件。
一场因即兴改词引发的四十余万行政处罚,最终留给人们的,从来不是“能不能改歌词”的简单问题。
它真正拷问的,是新时代文艺监管的法治边界:如何在守护民族记忆、坚守公序底线与包容艺术创作、保留即兴活力之间,找到最公允、最合法的平衡点。
敬畏历史是底线,依法监管是原则,包容创作是温度。唯有权责清晰,说理充分,边界分明的法治监管,才能既守护好经典作品与家国记忆,也让文艺创作在法治框架内,拥有良性生长的空间。
六、郭德纲事件揭示中国言论空间进一步收窄
对许多脱口秀演员来说,现场即兴发挥是演出中的常态。但在中国,这可能会给艺人带来大麻烦。中国最著名的相声演员之一郭德纲最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由于在一场演出中即兴改编了一首著名爱国歌曲的歌词,他目前正接受官方调查。
郭德纲常被拿来与里奇·吉尔维斯等西方喜剧演员相提并论,他曾主演多部电影,并主持电视节目。在7月于武汉举行的一场演出后,有人向该市文化和旅游局举报了他,原因是他演唱了一首修改过歌词的歌曲,而这首原曲赞颂的是中国士兵在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对日作战中的英勇表现。
他的遭遇凸显了喜剧演员在受高度审查的创作环境中必须把握微妙的分寸。喜剧舞台曾为人们间接表达对中国当代生活的批评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场所,但随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文化艺术作为意识形态整顿的重点,自我表达的空间正日益收窄。
近年来,中国喜剧演员面临着来自政府和观众日益严格的审视。2023年,由于旗下热门脱口秀演员李昊石将两只追逐松鼠的流浪狗比作军队,一家中国脱口秀公司被处以1335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官方在公布处罚时敦促文艺工作者“端正创作思想”,“为人民群众提供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在该事件发生后,中国各地的脱口秀剧场纷纷取消了演出。
七、网络对郭德纲被处罚的怒潮
微信留言:
刘晓原:一场商演上的即兴改词,引出四十多万的行政处罚。厘清史实与法条,真正值得探讨的不是段子好笑与否,而是营业性演出监管与艺术表达之间,法治划定的那条边界。一场因即兴改词引发的四十余万行政处罚,最终留给人们的,从来不是“能不能改歌词”的简单问题。
竹林听雨:艺术创作可以夸张但是胡编乱造严重违背常识,手撕鬼子等等烂剧为什么不罚?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行东:两个关键词“商演”“原曲加即兴改词”,若事实符合两个关键词,属知识产权系侵权,应自诉。此行政处罚案例如何释法说理,要看郭德纲是否认罚还是起诉?
大江东去:这种处理是否有法可依?
醉舞苍穹㈤:八大戏回归
吴军: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定义为抗战时期的革命歌曲不符合史实。这首歌并非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1956年,由芦芒、何彬作词、吕其明作曲的它——作为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专属插曲正式问世。从法治层面,任何行政机关无权仅凭题材厚重,就直接赋予文艺作品“绝对禁止改编、禁止演绎”的特殊法律特权。
亮晶晶;收获了亿万人的唾骂!
朴石:多年之后回头看,这是一场笑话和闹剧
远方:大众情感中,所有抗战题材作品都自带神圣、不可触碰的属性???
筼筜暴走:真要打官司老郭绝对赢的!
新手见新手:抗日神剧你看过没?铁道游击队看过没?曲改历史,这种该怎么处罚?
桂岩:以后在舞台上只能唱桃叶儿尖上尖了;都是闲的
海潮:我就喜欢郭德纲!
肉末粉丝:违法(违规)的事实、认定的依据、处罚的标准,反正没看到。====过罚相当是法律原则。
舍得给予:早晚会反转的
絮风:好大的官威
名称没想好-起名好难:没收违法所得48687.4元、罚款486874元?工作人员也太省事了,48687.4与486874点个点完事。
一落星田:没多大事,主要是内容没报备。现在不允许即兴,演唱会歌手都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唱一首歌。
沙漠里的鱼;中共是吃饱了撑的
V:权力站在道德制高点发点财。前谱无可疑学林不可祖:上纲上线,玻璃心作祟
推特发言:
@jjy8547:武汉!一个小人群居的城市!文革著名的“百万雄师”也出自武汉!武汉看来又回到第二次文革时代!正是那句老话“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再看看疫情期间的封门,残酷对待弱势群体的地域也是湖北!这是一个人性极差的省份!!!也就是湖北能出“忠臣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臣”的李鸿忠!一省人的耻辱!耻辱!耻辱!耻辱!
@李枫-l3w:宪法都能改,红歌为什么不能改?❤
@user-jq7uj8lk5v: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dvbhddbvd:能被一首歌吓成这样,也是没谁了
@薄梦坤:就这就调查人家,政府养这么多人,都闲的蛋疼
@从黎明到衰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musawang4194:有一小部分人总想恢复文革。
@nandehuhu:现实版乌台诗案?
@erdong3947:也没啥呀?太敏感了,说说笑笑的事,就有人要对号入座?水至清则无鱼。
@tonyuwu9630:老郭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小心点人也会被举报,处罚吧,时代的悲哀
@nandehuhu:这已经是文革2.0了啊
@路人-e7k:文字狱真可怕
@晚安-o9s:独裁政权的根基就是架构在不容质疑
@yiqingling802:支持郭德纲,宪法都能改,红歌为什么不能改?
@jamesfan1016:听个相声都上纲上线,开心一下都那么难?
@liuzikang2001:前有脱口秀house李昊石,今有德云社郭德纲,什么世道啊,总有一些人想恢复文革
@鞠先生-e5g:这都要立案?是否开启文字狱大案。
@爱慕未停2026:与备案没关系,但是你想说人家一点坏话或者暗指就不行,人家是神圣的
@liangzhiliangneng:有话说不出,想骂街又不敢,把郭先生憋得够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何来的静悄悄?!妈咪妈咪吽,阿弥陀佛!
@古今中医传奇:一党独裁下,任何语言、说话都可能成为“文字狱”……如果还有记忆的话,毛的文化大革命登了峰造了极……李诞脱口秀已有前车之鉴了!伙计们,赶紧闭嘴歇菜吧!不只是”莫谈国事”,”红事”也不能碰啊!
@乱取的名字-j1r:文革2.0,不断的有明星被整
HA:有些人心里的辫子永远也剪不掉。即使帝制已经终结很久了,满清早已化作历史。文字狱却一直阴魂不散。这些人潜伏在群众当中,伺机而动,一瞅见机会就给人们扣帽子,巧妙地创造个制高点,挥舞着舆论的大棒,把人打晕,再一拥而上,让他不得翻身……
@睿恩-s8o:好,郭德刚也是个正义之人但在中国是不能容忍有正义之人,连戏剧性嘲讽一下都不行被打入大逆不道了?
@LandCruiserLC200:一个文艺演出哪来的那么多不合理的地方,这分明就是有些人别有用心,演出的这些戏份,也没有贬低或者是大肆侮辱的成份,为什么要这么上纲上线呢
@arnoldli4051:有人就是心虚,越心虚越爱瞎联系。紫禁城就罢了,你为啥说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这是咒当今圣上,用心何其毒也?先查税!有海外资产就是洗钱!再安排两女演员报料被他潜规则了,罚款加封杀!
@yonghuang5054:唉:伟大光荣正确的祖国咋了,先有毕福剑,十贾斌的聚餐聊天·在到今天的郭德刚演出事件,人们见面那敢聊天·那有朋友,
详情请参看
1、郭德纲歪曲篡改抗战歌曲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处理通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024493
2、郭德纲临场改动歌词,一场四十多万的行政处罚带来怎样的法治思考?
https://mp.weixin.qq.com/s/hgmyzQtoljCBBs5srfci1g
3、武汉市文旅局发布对郭德纲改红歌处罚通报一个开不起玩笑的时代?
https://rfi.my/D1oN
4、被处罚不到12小时,郭德纲体面没了,官媒发声痛批,字字戳他心窝
https://www.163.com/dy/article/L6C80AMK0522UM59.html
5、郭德纲篡改红歌遭重罚!多场演出连夜取消,昔日相声顶流彻底栽了?
https://yule.360.com/detail/5194738
6、郭德纲改编红歌被调查,中国言论空间日益收窄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60820/guo-degang-china-comic-investigated/
7、唱错一句「静悄悄」,郭德纲被立案调查!堂堂「厉害国」,怎么被相声现挂吓破了胆?
https://youtu.be/a97YQY3T_Rk
8、郭德纲改红歌被武汉立案,西安演出紧急取消:德云社这下麻烦大了?
https://youtu.be/ZDPKuiug9o8
9、郭德纲事件处罚通报#德云社演出节目被清零
https://weibo.com/2/detail/5340574802773303
10、郭德纲又出事了,这次的罪名叫“没照词儿说相声”以及“篡改红歌”
https://youtu.be/3qLNYdlid54
2026年9月9日星期三
白菜有毒,政治有病
一位网络名为“渔猎齐哥”的自媒体人于8月22日发出视频,爆料河北的大白菜在甲醛溶液蘸过药水后销往市场。甲醛溶液又称“福尔马林”,是医用防腐剂,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级致癌物。这起爆料视频迅速产生地震效应,多个官媒跟进报导,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三大中央部门也都介入,要求全国各地对大白菜等易腐蔬菜进行“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中国的毒食品问题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著名的维基百科网站设有“中国黑心食品列表”专章,详细搜集包括假酒、硫磺馒头、毒面筋、桶装蒸馏水是自来水、回收旧馅月饼、人骨钙片、大便臭豆腐、有毒虾类等44项黑心食品之资讯。而“甲醛白菜”早在14年前就有曝光,2012年,山东就曝光出用甲醛喷白菜的新闻,广州也查出来自山东和云南的120多吨甲醛白菜,央视的新闻报道中,甲醛白菜来自七个省。去年,河北定州的蔬菜批发市场也发现甲醛白菜。
十几年之后“甲醛白菜”还以几乎相同的方式重新出现,公众只能质疑此前官方那些大张旗鼓的监管、检查、处罚和整治究竟改变了什么。如果一种违法行为只发生一次,可以说是个别人的问题;如果同一种违法行为在不同地方反复发生,可以说是市场的问题;如果一种已经被曝光、查处过的明确危害社会的行为,经过十几年仍然能够重新出现,那么就需要追问为什么这种违法行为能够长期存在。尤其此次事件不但不是那么什么监管部门主动发现的,更不是由以前那些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媒体披露报道的,而只是一个“门外汉”的自媒体博主曝光再进入舆论场的。
“渔猎齐哥”的这次调查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震动,恰恰是因为他做了一件本来应该由专业新闻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完成的事情。他从现场发现异常,拍摄过程,追踪货物流向,最终把其变成了公众看到的事件。这并不意味着自媒体比政府、新闻媒体更专业,也不意味着以后只要多几个网红,中国的食品安全就能得到解决,恰恰相反,一个社会如果必须依靠偶然出现的自媒体人去替代正常的调查、监督和监管机制,本身就说明当下中国社会的悲哀。
今天恰好有一个“渔猎齐哥”,他愿意花时间调查,愿意冒风险跨地区追踪,明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呢?后天如果没有人拍到呢?是不是意味着同样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可以继续存在?公共问题不能建立在某个人是否勇敢、是否正义、是否有良知的偶然性之上。一个国家的制度存在的意义,本来就是让社会不必等待英雄出现。
在一个政府拥有庞大行政体系、众多监管部门、各种检测标准和大量财政资源的社会里,为什么普通人的食品安全最终仍然需要靠一个自媒体人自己调查才能发现?如果当地的监管部门真的在正常履行职责,那么白菜收购、装车、运输这些环节本来就应该是监管链条中的一部分;如果市场监管真的有效,那么这种公开进行的违法行为本来就应该在进入市场之前被发现;如果食品安全真的被当成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那么消费者不应该等到一个自媒体人跨省调查以后,才知道自己每天吃的白菜是毒食品。
毒食品当然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商家为了利润而降低成本;它也是一个监管问题,因为监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但它更是一个权力问题,因为谁承担风险、谁拥有信息、谁能够监督监管者,最终都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普通消费者没有办法知道一棵白菜在进入市场以前经历了什么,他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不知道经过什么处理,不知道运输者为了降低成本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批发市场有没有检查,更不知道监管部门到底有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在一个政府不向人民负责的社会里,消费者有没有吃到毒食品只能建立在运气之上。
市场之所以需要监管,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没有能力完成这些事情。一个消费者不可能知道所有食品添加剂的化学性质,不可能知道一棵白菜来自哪个批发商,更不可能知道它在几百公里的运输过程中是否被使用了非法保鲜剂。正因为个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现代社会才需要建立公共监管制度。政府拥有专业人员、检测机构、行政权力和财政资源,本来就是为了替普通人完成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如果最后变成消费者自己学习化学知识、自己购买检测设备、自己追踪食品来源、自己拍摄证据、自己上传网络,然后等政府看到舆论以后才开始行动,那么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就是可疑的。
食品安全是典型的公共利益,它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人事情。一个商家在白菜上蘸甲醛,影响的不是一个消费者,而是所有可能购买这批白菜的人。如果这批白菜跨省运输,那么它影响到不同地区的大量消费者。也就是说,食品安全天然具有公共属性。既然它是公共问题,就不能只依靠消费者自己维权,更不能只依靠某一个自媒体人的偶然发现。它需要持续的公共监督,需要独立的新闻调查,需要真正能够对监管者进行追责的司法机制,也需要消费者拥有组织起来监督企业和政府的自由。
而极权政治恰恰会削弱这些东西。权力越集中,独立监督越困难;独立监督越困难,监管越容易变成行政体系内部的自我检查;政府越缺少外部监督,地方官员越容易把避免舆情当成工作目标;当问题突然爆发,又会迅速“高度重视、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而为什么要等到自媒体曝光以后才进行处理?为什么十四年前已经出现的问题没有形成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为什么监管机构自己不能自己发现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那么今天查处的是甲醛白菜,明天还会出现别的“毒食品”。
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经历过太多类似的食品安全事件,从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苏丹红,到各种非法添加剂和不合格食品,几乎每一次都可以看到政府在事件爆发以后迅速行动。但是问题为什么仍然层出不穷?因为食品安全从来不是抓掉几个坏人就能解决的问题。只要生产者和监管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只要公众无法监督政府,只要媒体不能自由调查,食品安全事件就会层出不穷。
因此,食品安全最终仍然是政治问题。它表面上是白菜的问题,实际上是权力如何运行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履行责任、监管部门向谁负责、新闻媒体能否调查、普通人能否监督公共权力的问题。更进一步说,中国层出不穷、反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并不能仅仅解释为商人的贪婪和监管部门的疏忽,它与中共建立起来的极权政治有着直接关系。因为食品安全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问题,它要求政府权力受到监督,要求媒体能够自由调查,要求公众能够获取真实信息,要求司法能够独立追究责任,而这些恰恰是中共极权政治最不能容忍的东西。
中共的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权力高度集中。极权政治天然倾向于把所有能够独立产生信息、组织公众和监督权力的社会力量纳入控制之中。新闻媒体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调查,社会组织受到严格限制,消费者组织难以形成真正独立的力量,司法不能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责任追究机制。极权政治通过垄断权力、压缩监督、控制信息和限制社会自治,使本来可以被及时发现和纠正的违法行为长期存在,使监管者缺乏来自社会的持续压力,使媒体难以持续追踪,使公众承担最终损失。毒食品就是在这个环境中不断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食品安全并不是中共极权政治的一个偶然副产品,而是独裁统治作用于市场之后产生的必然危机之一。所以,终结中共极权政治与食品安全并不是两个彼此无关的问题。一个人能不能放心吃一棵白菜,看起来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恰恰说明了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把普通人的生命和尊严放在权力之上,公共权力究竟属于谁,又究竟由谁来监督。
极权政治制造的,从来不只是政治权利的剥夺,也包括普通人对日常生活最基本安全感的剥夺。当一个国家的国民连吃一棵白菜都不能放心,当保护餐桌安全竟然要依靠一个普通自媒体人的偶然调查,食品安全暴露的就已经不只是商人的贪婪,而是这个国家的权力究竟如何运行,又究竟把谁的利益放在首位。
中国的毒食品问题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著名的维基百科网站设有“中国黑心食品列表”专章,详细搜集包括假酒、硫磺馒头、毒面筋、桶装蒸馏水是自来水、回收旧馅月饼、人骨钙片、大便臭豆腐、有毒虾类等44项黑心食品之资讯。而“甲醛白菜”早在14年前就有曝光,2012年,山东就曝光出用甲醛喷白菜的新闻,广州也查出来自山东和云南的120多吨甲醛白菜,央视的新闻报道中,甲醛白菜来自七个省。去年,河北定州的蔬菜批发市场也发现甲醛白菜。
十几年之后“甲醛白菜”还以几乎相同的方式重新出现,公众只能质疑此前官方那些大张旗鼓的监管、检查、处罚和整治究竟改变了什么。如果一种违法行为只发生一次,可以说是个别人的问题;如果同一种违法行为在不同地方反复发生,可以说是市场的问题;如果一种已经被曝光、查处过的明确危害社会的行为,经过十几年仍然能够重新出现,那么就需要追问为什么这种违法行为能够长期存在。尤其此次事件不但不是那么什么监管部门主动发现的,更不是由以前那些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媒体披露报道的,而只是一个“门外汉”的自媒体博主曝光再进入舆论场的。
“渔猎齐哥”的这次调查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震动,恰恰是因为他做了一件本来应该由专业新闻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完成的事情。他从现场发现异常,拍摄过程,追踪货物流向,最终把其变成了公众看到的事件。这并不意味着自媒体比政府、新闻媒体更专业,也不意味着以后只要多几个网红,中国的食品安全就能得到解决,恰恰相反,一个社会如果必须依靠偶然出现的自媒体人去替代正常的调查、监督和监管机制,本身就说明当下中国社会的悲哀。
今天恰好有一个“渔猎齐哥”,他愿意花时间调查,愿意冒风险跨地区追踪,明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呢?后天如果没有人拍到呢?是不是意味着同样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可以继续存在?公共问题不能建立在某个人是否勇敢、是否正义、是否有良知的偶然性之上。一个国家的制度存在的意义,本来就是让社会不必等待英雄出现。
在一个政府拥有庞大行政体系、众多监管部门、各种检测标准和大量财政资源的社会里,为什么普通人的食品安全最终仍然需要靠一个自媒体人自己调查才能发现?如果当地的监管部门真的在正常履行职责,那么白菜收购、装车、运输这些环节本来就应该是监管链条中的一部分;如果市场监管真的有效,那么这种公开进行的违法行为本来就应该在进入市场之前被发现;如果食品安全真的被当成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那么消费者不应该等到一个自媒体人跨省调查以后,才知道自己每天吃的白菜是毒食品。
毒食品当然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商家为了利润而降低成本;它也是一个监管问题,因为监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但它更是一个权力问题,因为谁承担风险、谁拥有信息、谁能够监督监管者,最终都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普通消费者没有办法知道一棵白菜在进入市场以前经历了什么,他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不知道经过什么处理,不知道运输者为了降低成本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批发市场有没有检查,更不知道监管部门到底有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在一个政府不向人民负责的社会里,消费者有没有吃到毒食品只能建立在运气之上。
市场之所以需要监管,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没有能力完成这些事情。一个消费者不可能知道所有食品添加剂的化学性质,不可能知道一棵白菜来自哪个批发商,更不可能知道它在几百公里的运输过程中是否被使用了非法保鲜剂。正因为个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现代社会才需要建立公共监管制度。政府拥有专业人员、检测机构、行政权力和财政资源,本来就是为了替普通人完成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如果最后变成消费者自己学习化学知识、自己购买检测设备、自己追踪食品来源、自己拍摄证据、自己上传网络,然后等政府看到舆论以后才开始行动,那么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就是可疑的。
食品安全是典型的公共利益,它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人事情。一个商家在白菜上蘸甲醛,影响的不是一个消费者,而是所有可能购买这批白菜的人。如果这批白菜跨省运输,那么它影响到不同地区的大量消费者。也就是说,食品安全天然具有公共属性。既然它是公共问题,就不能只依靠消费者自己维权,更不能只依靠某一个自媒体人的偶然发现。它需要持续的公共监督,需要独立的新闻调查,需要真正能够对监管者进行追责的司法机制,也需要消费者拥有组织起来监督企业和政府的自由。
而极权政治恰恰会削弱这些东西。权力越集中,独立监督越困难;独立监督越困难,监管越容易变成行政体系内部的自我检查;政府越缺少外部监督,地方官员越容易把避免舆情当成工作目标;当问题突然爆发,又会迅速“高度重视、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而为什么要等到自媒体曝光以后才进行处理?为什么十四年前已经出现的问题没有形成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为什么监管机构自己不能自己发现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那么今天查处的是甲醛白菜,明天还会出现别的“毒食品”。
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经历过太多类似的食品安全事件,从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苏丹红,到各种非法添加剂和不合格食品,几乎每一次都可以看到政府在事件爆发以后迅速行动。但是问题为什么仍然层出不穷?因为食品安全从来不是抓掉几个坏人就能解决的问题。只要生产者和监管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只要公众无法监督政府,只要媒体不能自由调查,食品安全事件就会层出不穷。
因此,食品安全最终仍然是政治问题。它表面上是白菜的问题,实际上是权力如何运行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履行责任、监管部门向谁负责、新闻媒体能否调查、普通人能否监督公共权力的问题。更进一步说,中国层出不穷、反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并不能仅仅解释为商人的贪婪和监管部门的疏忽,它与中共建立起来的极权政治有着直接关系。因为食品安全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问题,它要求政府权力受到监督,要求媒体能够自由调查,要求公众能够获取真实信息,要求司法能够独立追究责任,而这些恰恰是中共极权政治最不能容忍的东西。
中共的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权力高度集中。极权政治天然倾向于把所有能够独立产生信息、组织公众和监督权力的社会力量纳入控制之中。新闻媒体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调查,社会组织受到严格限制,消费者组织难以形成真正独立的力量,司法不能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责任追究机制。极权政治通过垄断权力、压缩监督、控制信息和限制社会自治,使本来可以被及时发现和纠正的违法行为长期存在,使监管者缺乏来自社会的持续压力,使媒体难以持续追踪,使公众承担最终损失。毒食品就是在这个环境中不断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食品安全并不是中共极权政治的一个偶然副产品,而是独裁统治作用于市场之后产生的必然危机之一。所以,终结中共极权政治与食品安全并不是两个彼此无关的问题。一个人能不能放心吃一棵白菜,看起来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恰恰说明了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把普通人的生命和尊严放在权力之上,公共权力究竟属于谁,又究竟由谁来监督。
极权政治制造的,从来不只是政治权利的剥夺,也包括普通人对日常生活最基本安全感的剥夺。当一个国家的国民连吃一棵白菜都不能放心,当保护餐桌安全竟然要依靠一个普通自媒体人的偶然调查,食品安全暴露的就已经不只是商人的贪婪,而是这个国家的权力究竟如何运行,又究竟把谁的利益放在首位。
徐廷分房屋问题至今未解决维权遭打压
【民生观察2026年9月9日消息】2026年9月8日,重庆两江新区公民徐廷分向有关部门提交了申诉材料,请求依法解决其房屋被偷拆强拆二十三年所遗留下的冤案。
国家多次明确强调,要妥善安排老百姓的居住与生活,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徐廷分原本是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街道皂角岭村永平门原住民,拥有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合法私有宅基地住房,房屋地处江北城黄金地段、朝天门正对面,是世代居住的唯一老屋,属于徐廷分本人合法私有财产。
2003年当地启动征地拆迁工作,徐廷分始终未签署任何拆迁协议、未领取一分钱拆迁补偿款。当年徐廷分家中无人,江北区征地办工作人员蓄意违规操作。
2007年,征地办主任朱光炯亲自带队,在无协议、无通知、无法院裁定的情况下,偷拆、强拆徐廷分的合法私有房产。
从征地开发至今,整整二十三年,问题始终无人解决、无人赔付,地方政府一直耍赖拖延。原江北区辖区现已划归两江新区管辖,但这桩二十余年的拆迁冤案,至今悬而未决。
这根本不是为民办事的政府作为!地方政府毫无担当、毫无责任,漠视百姓居住生存问题,对几十年的历史遗留冤案置之不理、拒不化解。国家政策三令五申保障群众权益,地方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长期不依法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房产与基本生活权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主席令第45号),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占、破坏;财产遭受侵害,权利人有权依法请求赔偿。
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严禁未经法定程序违法强拆,必须保障被征收人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徐廷分家原本是政府挂牌的文明小康户,门前正式悬挂荣誉牌匾。自从遭遇违规偷拆强拆后,二十三年来居无定所、饱受磨难。
时至今日,地方政府依旧滥用特权,只执行地方土政策,刻意规避、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早已过时的地方低补偿标准,依旧被强行沿用,严重违背国家法治精神。偷拆、强拆本身就是严重违法行为,依法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彻底解决群众损失,这才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作为。
但地方政府始终回避事实、拒不担当,常年拖延推诿,刻意不依法解决徐廷分的私有财产被非法损毁的冤案,公然与国家法律、中央政策背道而驰,肆意侵害群众合法权益,长期打压、报复维权群众。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主席令第49号),行政强制执行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征收合法住宅不得直接组织强拆,须经人民法院裁定方可实施,私自偷拆、强拆属于严重违法行政行为,造成损失应当赔偿。
二十三年来,徐廷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无数次反映申诉,不仅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遭受无数次打压、拘留、关押黑监狱等非人折磨。地方政府从不正视问题、不依法纠错,只一味打压维权百姓,让受害者常年承受身心双重痛苦。
法治不是口头口号,必须落到实处、依法执行!徐廷分恳请上级部门正视她的二十三年拆迁冤案,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彻底解决她的全部合法诉求。
徐廷分要求:归还其世代老宅宅基地住房、合法商业门面,补缴拆迁对应养老保险,全额赔付二十三年来所有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及一切相关损失,所有赔偿依法落实到位!
徐廷分现暂住:重庆市两江新区石马河街道明瑜恒康,联系电话:13110130504、13164441155,徐廷分恳请上级严查督办,还普通百姓一个公道!
国家多次明确强调,要妥善安排老百姓的居住与生活,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徐廷分原本是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街道皂角岭村永平门原住民,拥有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合法私有宅基地住房,房屋地处江北城黄金地段、朝天门正对面,是世代居住的唯一老屋,属于徐廷分本人合法私有财产。
2003年当地启动征地拆迁工作,徐廷分始终未签署任何拆迁协议、未领取一分钱拆迁补偿款。当年徐廷分家中无人,江北区征地办工作人员蓄意违规操作。
2007年,征地办主任朱光炯亲自带队,在无协议、无通知、无法院裁定的情况下,偷拆、强拆徐廷分的合法私有房产。
从征地开发至今,整整二十三年,问题始终无人解决、无人赔付,地方政府一直耍赖拖延。原江北区辖区现已划归两江新区管辖,但这桩二十余年的拆迁冤案,至今悬而未决。
这根本不是为民办事的政府作为!地方政府毫无担当、毫无责任,漠视百姓居住生存问题,对几十年的历史遗留冤案置之不理、拒不化解。国家政策三令五申保障群众权益,地方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长期不依法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房产与基本生活权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主席令第45号),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占、破坏;财产遭受侵害,权利人有权依法请求赔偿。
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严禁未经法定程序违法强拆,必须保障被征收人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徐廷分家原本是政府挂牌的文明小康户,门前正式悬挂荣誉牌匾。自从遭遇违规偷拆强拆后,二十三年来居无定所、饱受磨难。
时至今日,地方政府依旧滥用特权,只执行地方土政策,刻意规避、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早已过时的地方低补偿标准,依旧被强行沿用,严重违背国家法治精神。偷拆、强拆本身就是严重违法行为,依法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彻底解决群众损失,这才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作为。
但地方政府始终回避事实、拒不担当,常年拖延推诿,刻意不依法解决徐廷分的私有财产被非法损毁的冤案,公然与国家法律、中央政策背道而驰,肆意侵害群众合法权益,长期打压、报复维权群众。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主席令第49号),行政强制执行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征收合法住宅不得直接组织强拆,须经人民法院裁定方可实施,私自偷拆、强拆属于严重违法行政行为,造成损失应当赔偿。
二十三年来,徐廷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无数次反映申诉,不仅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遭受无数次打压、拘留、关押黑监狱等非人折磨。地方政府从不正视问题、不依法纠错,只一味打压维权百姓,让受害者常年承受身心双重痛苦。
法治不是口头口号,必须落到实处、依法执行!徐廷分恳请上级部门正视她的二十三年拆迁冤案,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彻底解决她的全部合法诉求。
徐廷分要求:归还其世代老宅宅基地住房、合法商业门面,补缴拆迁对应养老保险,全额赔付二十三年来所有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及一切相关损失,所有赔偿依法落实到位!
徐廷分现暂住:重庆市两江新区石马河街道明瑜恒康,联系电话:13110130504、13164441155,徐廷分恳请上级严查督办,还普通百姓一个公道!
我和许志永申请结婚的第450天
要求鲁南监狱出具结婚申请驳回告知书
今年春节后,开始为结婚权利来回奔波。3月,鲁南监狱说去年就上报了,他们作不了主。5月,山东省监狱管理局让我去找监狱和民政部门,他们只负责指导和监督;7月,山东省政府驳回我的行政复议,理由是:结婚申请属于监狱履行刑罚执行;8月24日,民政部门说,依据婚姻登记条例必须双方到场,我得自己去监狱协调。
8月25日,绕了一圈我又回到鲁南监狱。而工作人员现场告诉我:服刑人员出监,有且只有离监探亲制度,许志永明显不符合。至于哪里不符合,15监区的李姓工作人员让我回去自己看监狱法。那不就是说,我们的结婚登记在事实上已无实现路径了吗。
9月6日,我提交了要求鲁南监狱出具结婚申请书面驳回的函。另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当天四位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警号,和现场执法记录的保存情况,以保障我在后续法律程序中的基本权利。 同日寄给山东省监狱管理局一份监督申请。上述文件均已签收。
不落实、又不驳回、什么实质答复都没有、还想尽办法不留痕迹……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了这最基本的民事权利,还要努力多久。
所幸每次被打击后,站起来的速度比从前快了许多。感谢大家的关注!
今年春节后,开始为结婚权利来回奔波。3月,鲁南监狱说去年就上报了,他们作不了主。5月,山东省监狱管理局让我去找监狱和民政部门,他们只负责指导和监督;7月,山东省政府驳回我的行政复议,理由是:结婚申请属于监狱履行刑罚执行;8月24日,民政部门说,依据婚姻登记条例必须双方到场,我得自己去监狱协调。
8月25日,绕了一圈我又回到鲁南监狱。而工作人员现场告诉我:服刑人员出监,有且只有离监探亲制度,许志永明显不符合。至于哪里不符合,15监区的李姓工作人员让我回去自己看监狱法。那不就是说,我们的结婚登记在事实上已无实现路径了吗。
9月6日,我提交了要求鲁南监狱出具结婚申请书面驳回的函。另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当天四位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警号,和现场执法记录的保存情况,以保障我在后续法律程序中的基本权利。 同日寄给山东省监狱管理局一份监督申请。上述文件均已签收。
不落实、又不驳回、什么实质答复都没有、还想尽办法不留痕迹……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了这最基本的民事权利,还要努力多久。
所幸每次被打击后,站起来的速度比从前快了许多。感谢大家的关注!
2026年9月8日星期二
西藏泥石流灾难揭开极权统治的非正常国家底色
(编者按:8月26日青藏高原发生惨绝人寰的雪崩泥石流灾难,造成中国与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在针对灾难的抢救过程中,中尼对伤亡、失踪人数的不同披露情况,以及对灾难现场不同报道,其中尼泊尔实时无任何审查的滚动报道与中共严密审查下遮遮掩掩的选择性报道,揭示着一个现代文明正常国家面对自然灾难的应有态度,力证着中共极权统治下无视民众生命,将灾难努力营造成中共极权统治伟光正的作秀本色。在如此情况下,中共极权下灾难自然频仍,深刻应验着“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定论。)
一、中国审查西藏口岸遭洪灾冲击画面,当地灾民情况我们所知甚少
如此冲击影片实在难以忽视:一股洪流冲过吉隆口岸,这个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主要边境口岸之一,所到之处尽被冲毁,数百人为了逃命而奔逃。
这些由闭路电视拍下的画面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登上世界各地的荧幕。
除了中国本身。
迄今为止,中国官方主导的国家级新闻联播只播出了一张定格画面。
在中国受到严格审查的网际网路上,也很难找到完整影片,尽管有关这场灾难的不同面向曾在网上被讨论。
但更难找到的是生还者亲身讲述这场山洪暴发的经历。自星期三(8月26日)以来,这场灾害已夺去数百人的生命,另有同样数量的人仍然下落不明。
但当你把中国互联网上的内容,与过去几天世界大部分地区在网上看到的画面相比,中国的防火长城便显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二、在灾情面前看出什么是“正常国家”
针对2026年8月26日中尼边境吉隆口岸/尼泊尔北部发生的特大冰岩崩与泥石流灾害,大陆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将中国官方与尼泊尔官方在灾情信息公布、伤亡预估及舆论管控上进行对比的讨论。
灾情信息与官方反应对比信息透明度与民间记录:在灾害发生的尼泊尔一侧,当地民众和目击者拍摄的大量现场视频、图片及逃生画面较快地流传至网络;而在中国境内,由于灾区道路和通信一度中断,且官方对伤亡与失联数字的发布保持统筹管理,部分网民因在社交平台自行揣测、传播未经官方证实的上千人伤亡等数字,遭到网信与公安部门的通报查处与教育。
救援与应对机制:中国官方在灾害发生后迅速启动应急救援,调集解放军、武警、消防及专业工程力量全力抢通损毁的G216国道,排空堰塞湖险情,并向尼泊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舆论场中关于“正常国家”的对比,主要集中在不同体制下对于灾情传播开放度、民间自媒体记录以及突发舆情应对的差异。
三、现代文明的正常国家
以“公开、透明、以人为本”为标准的正常国家
这一视角多由持自由主义或人本主义观点的网民提出。他们认为,一个“正常国家”在面对灾难时,应当将信息透明、尊重生命和公民知情权放在首位:
中国、尼泊尔在26日发生土石流灾情,但两国的信息发布对比鲜明,尼泊尔方面的信息近乎全程直播,关心灾害的人想看到的信息大部分都能搜索到;而中国一侧则主要讲救援投入,那些正在经历这场灾难的人很少出现。
社群平台X上的评论文章指出,直到看到中国记者到了尼泊尔,采访能力突然恢复的现象,才知一切原因在于中国体制。
评论提到,到了尼泊尔,中国记者知道应该去找幸存者、找失联者家属,问土石流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但隔着一条国境线,回到中国吉隆,同样是记者在现场,报导物件却变成了救援人员、干部、司机、设备和物资。
五、尼泊尔在灾情公布上值得尊敬
最近几天,我在中国媒体上读到不少尼泊尔泥石流的报道。我想,我们拥有看上去非常发达的媒体,尤其是在报道尼泊尔灾情方面。
整体上给我的感觉,尼泊尔的数据更新速度非常快。特别是在失联人数上,最新的消息是1924人失联。
另外,过了好几天,没见媒体报道过尼泊尔救出了几个人。看上去他们官方没有把这个数据作为重点。
这能理解。因为“成功救出”的人,已经安全,就不需要特别关注了,而那些失踪的人,则是关注重点。
他们采用一种宽口径来统计失联人口。如果你大致在这个区域,亲友联系不上,就先统计再说。假如过两天找到,再更新数据也不迟。
数据就只是数字而已,它是一种事实,而不是道德。看上去他们不想隐瞒什么。
我还注意到一个进展,尼泊尔政府已经划定一个灾区的范围,未来两年,这里都是“紧急区域”,需要特别的政策。
尼泊尔经济落后,旅游收入特别重要。这次遇难和失联的人,有相当多都是外国游客。喜马拉雅山的不稳定状态,会给这个国家的旅游业带来深远影响。
尤其是划定的2年内的紧急区域,等于宣布旅游业暂时清零了。这让我想起2008年,我做编辑的时候曾被教导,不要随便使用“灾区”“灾民”的概念,这对读者有不好的概念。
尼泊尔似乎并没考虑这些。它只是自然地、如实地公布数字,并采取相应举措。这很能理解:既然这是天灾,人无能为力,又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呢
这是一个小国,落后,灾害很多。但是在应对灾害方面,至少在灾情的统计和公布上,尼泊尔达到了一个正常国家的水平。
我还没有去过尼泊尔。看到这次泥石流造成的巨大破坏,在恐惧和难过之余,我也对这个国家表达敬意。
六、这次救灾尼泊尔让人刮目相看
这场泥石流灾难,让我对这个国土面积只有14.7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960万人口的贫穷落后的小国家有些刮目相看了。虽然在灾情预警方面,尼泊尔做得很差,但在灾后救援中,尼泊尔当地政府的表现,确实是值得称赞的。
第一个让我有所触动的是:尼泊尔政府在灾难发生后,因为路面大多被毁,所以很快就直接调用了十多架直升飞机参与救援,军方和民营机构的都有。泥石流灾害发生当天,在尼泊尔境内很多受灾现场,就已经能看到不少尼泊尔救援人员的身影。其反应速度,让我意识到去年一个徒步认识的朋友所说不假。
去年七月初的时候,我在离职后不久,去新疆重装走了南天山北线。最后一天出山的时候,遇到了一对也是重装徒步南天山北线的香港情侣,我们一起拼车回的伊犁。在坐车的路上,男生跟我说了他在尼泊尔徒步的经历。
他说当时走到山上时,因为感到有些不舒服,怀疑是高原反应,他直接打了救援电话,很快就有直升飞机来了。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钱不需要他出,因为他进山前买好了保险,直升飞机和住院治疗的钱,由保险公司出。
除了直升飞机出动得快,尼泊尔这次在公开救援信息方面,也是相当有效率。
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降低与管理局”建立了公开的“失踪人员-获救人员名单”,每个人员名单包括姓名、年龄、性别、所在地点、是否获救、送往了哪家医院治疗、是否为外国人等等。上面每天都在不断更新死亡和获救名单,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在上面查到相关信息。
除此之外,尼泊尔在这几天的水电站隧道救援方面,也展现了非常专业的救援能力。
这次泥石流灾难中,有大量水电站位于河谷,洪水和泥石流直接灌入隧道,里面有大量工人被困。由于隧道里面存在泥浆、巨石、积水、缺氧、二次坍塌、河水再次上涨等风险,救援难度其实特别大。
但尼泊尔政府没有放弃,而是持续组织挖掘、搜索、排水、通风、隧道进入等工作。甚至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一幕:尼泊尔的珠峰登山者、山地向导都在参与隧道救援。
这些人本来擅长的是绳索固定、悬崖下降、高山救援等技能,但这次却在泥石流灾难中派上了用场。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技能,进入泥浆堵塞的水电站隧道,推进大约120米后,才因为泥浆和碎石无法继续。这其实体现了尼泊尔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能力:把登山救援能力迅速转化为泥石流灾害救援能力。
那么,尼泊尔为什么能在这场泥石流灾难中表现得很高效呢?
我猜测是因为它长期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国家,尤其是作为全球徒步爱好者的圣地,它在这些年里早已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快速的救援体系,不仅能快速出动直升飞机,也能高效地公开救援信息,并且也因为常年有登山人员聚集于此,使得它有大量具备救援经验的人才。
最后,我真的觉得别看尼泊尔是一个小国家,但它在高山灾难救援方面,真的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地方。
七、中美在自然灾害救援信息公布上的差异
在面对泥石流、山洪等突发自然灾害时,美国与中国由于政治体制、行政架构、媒体环境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不同,在信息公开透明度和救援工作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以下从信息公开和救援工作两个核心维度进行客观对比:
(一)信息公开与透明度的差异
1.美国:多源散发、实时滚动与“不统一口径”
1.美国:职业化专业救援、法治边界与对口协作
维度
美国(US)
中国(CN)
信息核心逻辑
透明与多元:强调信息公开法(FOIA)及媒体的监督权,容许初期的混乱与数据冲突。
稳定与秩序:强调权威发布与舆论引导,防止信息无序传播引发社会恐慌。
救援核心驱动
程序与专业:依照法定职责和安全规程行事,强调地方自治与专业搜救边界。
效率与动员:依靠强大的行政命令和举国体制,追求在最短时间内集中最大资源。
社会参与模式
自发、独立的NGO及社区志愿体系,与政府属于合作关系。
统一由政府和群团组织(如红十字会)主导,民间志愿力量需服从统一调度。
两国在应对泥石流灾害时的不同表现,本质上是“分权与法治社会”与“集权与举国体制”在灾难治理上的投射。美国的模式长于多渠道的信息透明和民间自组织韧性,但在极端大灾面前有时会出现跨部门协调迟缓;中国模式则长于极高的高效组织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救援速度,但在灾情初期的透明度和公众知情权上常面临外界的审视与讨论。
所以,大家很清楚地看到了吧?美国根本没有像这位老兄所说的,“信息不畅,也没有用尼泊尔的那些高科技。",恰恰相反,信息流畅得狠,我什么时候想知道,一查都有了。尼泊尔的高科技,不但用了,效果还很好!
反观中共伪政权,不仅一手把天,控制全国媒体与舆论,还疯狂删泥石流相关的视频和失联人员寻亲求助信息。而在救援上,也是姗姗来迟,错失”黄金48小时“救援时间。
八、中共将灾难当作极权统治的作秀时机
不得不说,中共伪政权的事,你永远摸不清头脑,原来以为它没有直升机,所以花了50多小时才抵达吉隆口岸,但原来它有!
那么,问题来了,这生命交关的50多个小时,它为什么不飞一趟呢?
看到尼泊尔都派出救援直升机,而且还有好多架,我心想,中共不应该没有吧?2008年汶川大地震都已经快20年了,不应该没有救援直升机吧?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解放军表演名场面:1.列队整齐齐步走拿着铁锹走来走去,2.3插个党旗10来个人围着一堆泥来回铲,4.直升机飞来飞去50多个小时救援人员才到吉隆口岸,5.军车里排排坐摆拍一张,6.六七个人扛一个船找好角度拍一张,7.9一群人围观树根,8.列队整齐喊口号。
受害者遗体很难找到?在吉荣边境口岸,衣物碎片散落一地中尼边境的泥石流彻底摧毁了西藏的吉荣边界,造成重大伤亡。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港口附近河岸的分行被泥泞的衣物碎片覆盖。8月29日,中国官方媒体开始报道吉隆港的灾难。
照片显示边境及周边没有生命迹象,仅剩部分地基,地面覆盖着石块和泥土。当地党媒体《西藏日报》报道(链接)河岸和山坡上的支线被各种杂物覆盖,最常见的是泥泞的衣物碎片。
其中一根树枝悬挂着十多根树枝,颜色和质地各异,表明它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受害者。
大陆社交媒体充斥着中共官方摆拍的灾难救援视频和照片。
最受批评的视频是一段监控录像,显示救援人员对着边境口岸泥泞大喊“有人在吗?”。网友嘲讽道:“你们以为中国人是鳅吗?在泥泞下活了三天?”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8月29日上午,中国救援队继续搜寻吉龙边境口岸遗址。在核心区域,被厚重的瓦砾和泥石分隔开,救援队一边用手清理残骸和钢筋,一边嘶哑地喊道:“有人在吗?”该视频在X上疯传,引发公众嘲讽:“你可以看到这些士兵只是走过场,并没有执行真正的救援行动。”
29日,作家崔成浩在X平台上发帖,表示自己无言以对。救援人员“经历了极大的艰难”才到达吉龙渡口,却在喊“有人在吗?”排队几步后,他们喊道:“有人在那里吗?”泥石流后,在废墟中还能找到幸存者吗?无论什么时候,你是不是总是忘了工作只是走个形式,还是还是会让监控拍照和视频看起来漂亮?
九、中共将灾难当作秀的根源是一党独裁
原因就在于”一党专政“。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而这个正是80年前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的一篇著名社论的标题。
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社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说:”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以农立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文章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说的明明白白:”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社论又说:”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1945年1月28日的《新华日报》反对在民主问题上忽悠人民,社论说:”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
十、网络对中共面对灾难表现的怒评
@cuichenghao:真无语。救援人员历尽艰辛到达吉隆口岸,排队走几步就喊一声有没有人,泥石流过后的废墟上找活人可能吗?不管什么时候,工作都不忘流于形式,还是为央视拍照录像好看?
做秀表演,还挺认真,可惜,效果为零。
mitsuolaird:罗生门。中国报「尼泊尔泥石流」,尼泊尔却说是来自西藏,还指控中国不通报。实时录影可见山洪在上午10:30到达吉隆口岸,当时是尼泊尔时间8:15(UTC+5:45),但尼泊尔在45分钟后才受到冲击,由拉苏瓦县居民通报才知大事发生,完全错过了宝贵的疏散时间。中国时间11:15发生的「尼泊尔泥石流」,如何在10:30淹没吉隆?那么中国官方什么时间通报尼「尼泊尔泥石流」,如何在10:30淹没吉隆?那么中国官方什么时间通报…泊尔?尼泊尔:中方直到下午1:35(UTC+5:45)才通知。人都死晒才通报。尼泊尔没有网禁,很多灾民上传影片,可见山洪已退百米之远,死者满身灰泥分布在两侧山坡之上,有人死抱树干全身僵硬,还有个惨不忍睹,救援提起他双手,下半身没了,肠子垂垂无血可流,绝不是死于溺毙而已。中国认为来自尼泊尔,因为冰崩发生在对方的无人地带。尼泊尔认为灾难源于中国不通报,因为上游是西藏吉隆。中国早有前科,去年同一条河流发生洪水,中国也同出一辙,没有向尼泊尔通报即将发生的灾难,后来证实是由西藏冰川湖溃决引起。所以今次他们识醒,收到中国迟来的通报后马上发全国通知留下时间证据:
chandraforyou:尼泊尔的灾情真的完全是天灾吗?
中方有至少45分钟的时间可以通知尼泊尔方赶紧撤离,这45分钟可以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拯救很多人命,但是中方啥都没做。
(也有报导说是几个小时)
所以中国的灾情可以说是天灾,但尼泊尔的死伤我看有很大一部分是中方造成的吧。
事件发生之后,尼泊尔很快地让国际知道情况,大家让大家可以一起帮忙。中国还是什么死了三个人之类的,泱泱大国,可能也没有需要其他国家伸出援手。
但是在印度达兰莎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很快就可以公布;那一区有几户藏人居住,分别每户有几个人,哪些人确定死亡,其他人失联中。
所以在我上一篇贴文下面留言各种说我吃人血馒头、或说我妈出门会被车撞的人,我是不会在乎的喔。
我们都知道中国就是一个不在乎人民死活的国家,何况是别的国家的人民呢?。
zl_yyfflin:尼泊尔跟中国的一场重大洪灾,但尼泊尔对于死亡、失联、受伤、获救人数都能分地区与以半天计时来公布,甚至连警察、军队、武警各出动多少人、几架直升机、几车物资、还剩多少公升燃油,都能列得清清楚楚。
所以问题来了:尼泊尔都做得到,中国为什么做不到?
是统计能力不如尼泊尔,还是有些数字一旦统计得太清楚,就不方便公布了?
shifuchen2:中国与尼泊尔边境26日爆发致命世纪山洪与土石流,目前已酿成至少392人死亡、上千人失踪的惨剧。讽刺的是,中国科研团队在灾难发生当天,才刚发表论文炫耀近年喜马拉雅预警系统「成功预警7次」,如今随即遭大规模天灾打脸。位于尼泊尔的台湾学者胡川安更出面痛批,中国身处上游掌握灾情却未及时向尼泊尔通报,展现人为冷漠,「有这种邻居,不需要敌人!」。
zhih434:中尼跨境泥石流伤亡激增,尼泊尔详实通报救灾数据,中共官方数据漏洞百出,伤亡与获救人数遭强烈质疑。
网:中共时间都拿去维稳,摆拍,搞世界,打百姓打将军打又侠了
#中共国#解决出问题的人#专打老百姓
monaco_268:中共在灾难性洪水一周后,重新修通吉隆口岸通往尼泊尔的唯一道路,首次允许重型机械抵达核心灾情。
中共方面称西藏16人死亡,546人失踪。
❗️死亡16个人为什么要运40万个装尸袋和5000台化尸车?
tutuym25:尼泊尔和中国的失联、遇难人数信息更新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国际形象跌入谷底,且在习近平统治下一直往下狂奔而去。一直在国际上不遗余力抹黑中国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详情请参看:
1、谁是正常国家?网友对比中尼官方泥石流灾害信息
https://www.ntdtv.com/gb/mkt_ipad/2026/08/29/a104128433.html
2、尼泊尔与中国泥石流灾难信息差
https://www.threads.com/@cnanews_tw/post/DcsiFKwAUnU/
3、中国审查西藏口岸遭洪灾冲击画面,当地灾民情况我们所知甚少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nvl38dyyq0o/simp
4、2026年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6年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衍生事件
5、灾情信息与官方反应对比信息透明度与民间记录
https://reurl.cc/3yMdY9
6、为什么我觉得,尼泊尔是一个让人尊重的国家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6/08/28/126757286.html
7、尼泊尔,这一次真的让人刮目相看
https://news.creaders.net/world/2026/09/01/3043009.htm
一、中国审查西藏口岸遭洪灾冲击画面,当地灾民情况我们所知甚少
如此冲击影片实在难以忽视:一股洪流冲过吉隆口岸,这个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主要边境口岸之一,所到之处尽被冲毁,数百人为了逃命而奔逃。
这些由闭路电视拍下的画面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登上世界各地的荧幕。
除了中国本身。
迄今为止,中国官方主导的国家级新闻联播只播出了一张定格画面。
在中国受到严格审查的网际网路上,也很难找到完整影片,尽管有关这场灾难的不同面向曾在网上被讨论。
但更难找到的是生还者亲身讲述这场山洪暴发的经历。自星期三(8月26日)以来,这场灾害已夺去数百人的生命,另有同样数量的人仍然下落不明。
但当你把中国互联网上的内容,与过去几天世界大部分地区在网上看到的画面相比,中国的防火长城便显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二、在灾情面前看出什么是“正常国家”
针对2026年8月26日中尼边境吉隆口岸/尼泊尔北部发生的特大冰岩崩与泥石流灾害,大陆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将中国官方与尼泊尔官方在灾情信息公布、伤亡预估及舆论管控上进行对比的讨论。
灾情信息与官方反应对比信息透明度与民间记录:在灾害发生的尼泊尔一侧,当地民众和目击者拍摄的大量现场视频、图片及逃生画面较快地流传至网络;而在中国境内,由于灾区道路和通信一度中断,且官方对伤亡与失联数字的发布保持统筹管理,部分网民因在社交平台自行揣测、传播未经官方证实的上千人伤亡等数字,遭到网信与公安部门的通报查处与教育。
救援与应对机制:中国官方在灾害发生后迅速启动应急救援,调集解放军、武警、消防及专业工程力量全力抢通损毁的G216国道,排空堰塞湖险情,并向尼泊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舆论场中关于“正常国家”的对比,主要集中在不同体制下对于灾情传播开放度、民间自媒体记录以及突发舆情应对的差异。
三、现代文明的正常国家
以“公开、透明、以人为本”为标准的正常国家
这一视角多由持自由主义或人本主义观点的网民提出。他们认为,一个“正常国家”在面对灾难时,应当将信息透明、尊重生命和公民知情权放在首位:
- 尼泊尔的表现:尼泊尔官方在灾后迅速、滚动式地发布遇难与失联人数(如及时更新至上千人遇难、数千人失联),甚至将无法辨认的遗体残肢信息、DNA采集进度等事无巨细地公布在官网上以供家属认领。这种做法虽然显得略显混乱、残酷或缺乏修饰,但被认为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是一种不掩盖、不粉饰的“正常”社会状态。
- 对比与反思:持此观点者认为,正常的现代国家不应将灾难信息作为舆论控制的工具,信息公开的及时性与真实性是检验国家与公民关系是否正常的试金石。
中国、尼泊尔在26日发生土石流灾情,但两国的信息发布对比鲜明,尼泊尔方面的信息近乎全程直播,关心灾害的人想看到的信息大部分都能搜索到;而中国一侧则主要讲救援投入,那些正在经历这场灾难的人很少出现。
社群平台X上的评论文章指出,直到看到中国记者到了尼泊尔,采访能力突然恢复的现象,才知一切原因在于中国体制。
评论提到,到了尼泊尔,中国记者知道应该去找幸存者、找失联者家属,问土石流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但隔着一条国境线,回到中国吉隆,同样是记者在现场,报导物件却变成了救援人员、干部、司机、设备和物资。
五、尼泊尔在灾情公布上值得尊敬
最近几天,我在中国媒体上读到不少尼泊尔泥石流的报道。我想,我们拥有看上去非常发达的媒体,尤其是在报道尼泊尔灾情方面。
整体上给我的感觉,尼泊尔的数据更新速度非常快。特别是在失联人数上,最新的消息是1924人失联。
另外,过了好几天,没见媒体报道过尼泊尔救出了几个人。看上去他们官方没有把这个数据作为重点。
这能理解。因为“成功救出”的人,已经安全,就不需要特别关注了,而那些失踪的人,则是关注重点。
他们采用一种宽口径来统计失联人口。如果你大致在这个区域,亲友联系不上,就先统计再说。假如过两天找到,再更新数据也不迟。
数据就只是数字而已,它是一种事实,而不是道德。看上去他们不想隐瞒什么。
我还注意到一个进展,尼泊尔政府已经划定一个灾区的范围,未来两年,这里都是“紧急区域”,需要特别的政策。
尼泊尔经济落后,旅游收入特别重要。这次遇难和失联的人,有相当多都是外国游客。喜马拉雅山的不稳定状态,会给这个国家的旅游业带来深远影响。
尤其是划定的2年内的紧急区域,等于宣布旅游业暂时清零了。这让我想起2008年,我做编辑的时候曾被教导,不要随便使用“灾区”“灾民”的概念,这对读者有不好的概念。
尼泊尔似乎并没考虑这些。它只是自然地、如实地公布数字,并采取相应举措。这很能理解:既然这是天灾,人无能为力,又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呢
这是一个小国,落后,灾害很多。但是在应对灾害方面,至少在灾情的统计和公布上,尼泊尔达到了一个正常国家的水平。
我还没有去过尼泊尔。看到这次泥石流造成的巨大破坏,在恐惧和难过之余,我也对这个国家表达敬意。
六、这次救灾尼泊尔让人刮目相看
这场泥石流灾难,让我对这个国土面积只有14.7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960万人口的贫穷落后的小国家有些刮目相看了。虽然在灾情预警方面,尼泊尔做得很差,但在灾后救援中,尼泊尔当地政府的表现,确实是值得称赞的。
第一个让我有所触动的是:尼泊尔政府在灾难发生后,因为路面大多被毁,所以很快就直接调用了十多架直升飞机参与救援,军方和民营机构的都有。泥石流灾害发生当天,在尼泊尔境内很多受灾现场,就已经能看到不少尼泊尔救援人员的身影。其反应速度,让我意识到去年一个徒步认识的朋友所说不假。
去年七月初的时候,我在离职后不久,去新疆重装走了南天山北线。最后一天出山的时候,遇到了一对也是重装徒步南天山北线的香港情侣,我们一起拼车回的伊犁。在坐车的路上,男生跟我说了他在尼泊尔徒步的经历。
他说当时走到山上时,因为感到有些不舒服,怀疑是高原反应,他直接打了救援电话,很快就有直升飞机来了。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钱不需要他出,因为他进山前买好了保险,直升飞机和住院治疗的钱,由保险公司出。
除了直升飞机出动得快,尼泊尔这次在公开救援信息方面,也是相当有效率。
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降低与管理局”建立了公开的“失踪人员-获救人员名单”,每个人员名单包括姓名、年龄、性别、所在地点、是否获救、送往了哪家医院治疗、是否为外国人等等。上面每天都在不断更新死亡和获救名单,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在上面查到相关信息。
除此之外,尼泊尔在这几天的水电站隧道救援方面,也展现了非常专业的救援能力。
这次泥石流灾难中,有大量水电站位于河谷,洪水和泥石流直接灌入隧道,里面有大量工人被困。由于隧道里面存在泥浆、巨石、积水、缺氧、二次坍塌、河水再次上涨等风险,救援难度其实特别大。
但尼泊尔政府没有放弃,而是持续组织挖掘、搜索、排水、通风、隧道进入等工作。甚至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一幕:尼泊尔的珠峰登山者、山地向导都在参与隧道救援。
这些人本来擅长的是绳索固定、悬崖下降、高山救援等技能,但这次却在泥石流灾难中派上了用场。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技能,进入泥浆堵塞的水电站隧道,推进大约120米后,才因为泥浆和碎石无法继续。这其实体现了尼泊尔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能力:把登山救援能力迅速转化为泥石流灾害救援能力。
那么,尼泊尔为什么能在这场泥石流灾难中表现得很高效呢?
我猜测是因为它长期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国家,尤其是作为全球徒步爱好者的圣地,它在这些年里早已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快速的救援体系,不仅能快速出动直升飞机,也能高效地公开救援信息,并且也因为常年有登山人员聚集于此,使得它有大量具备救援经验的人才。
最后,我真的觉得别看尼泊尔是一个小国家,但它在高山灾难救援方面,真的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地方。
七、中美在自然灾害救援信息公布上的差异
在面对泥石流、山洪等突发自然灾害时,美国与中国由于政治体制、行政架构、媒体环境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不同,在信息公开透明度和救援工作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以下从信息公开和救援工作两个核心维度进行客观对比:
(一)信息公开与透明度的差异
1.美国:多源散发、实时滚动与“不统一口径”
- 多层级独立发布:信息由多个相互独立的机构实时发布。例如,气象预警由美国国家气象局(NWS)发布;具体灾情和伤亡由地方警长办公室(Sheriff'sOffice)或国家公园管理局(NPS)发布;而技术数据由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提供。
- 媒体的独立介入与核实:商业媒体、地方新闻和自媒体拥有独立的现场采访权。媒体可以直接向救援队长、受灾民众或目击者进行直播采访,其报道往往与官方通报同步进行,甚至早于官方定论,起到相互印证和监督的作用。
- 动态调整的伤亡数字:在搜救初期,由于失联人员定义(如未按时登记、家属未联络上)较为宽泛,官方通常会公布一个较大的“潜在失联或搜救中”的数字(例如“初估20人失联”),并随着人员找到或确认安全而不断下调。
- 全媒体统一口径:灾害发生后,通常由地方宣传部门、应急管理局或党政一把手主导的“抢险救援指挥部”统一组织新闻发布会,或通过新华社、人民网等主流官方媒体统一发布消息。地方各级机构和非官方渠道被要求不得擅自发布未经核实的伤亡数字。
- 自上而下的信息审查:在突发灾害的初期阶段,为了防止舆论恐慌或谣言传播,政府会对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上的自发灾情视频和非官方数据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核与管理。
- 谨慎的数字发布:在伤亡和失联人数的公布上,通常采取“确证一个公布一个”的严谨态度。除非有确凿的登记记录或遗体发现,否则“失联”人数的初始通报往往较为保守,随着排查深入再分批更新。
1.美国:职业化专业救援、法治边界与对口协作
- 专业力量为主:主要依赖高度职业化的消防局、国民警卫队、灾害管理署(FEMA)以及获得专业认证的民间搜救犬和搜救队。救援行动有着严格的职业安全标准,若次生灾害风险过高(如夜间暴雨、极度不稳定的山体),现场指挥官会为了保障救援人员生命安全而暂停行动。
- 志愿服务与社会组织(NGO):红十字会等民间非营利组织独立运作,负责灾民的临时庇护、食物分发和心理疏导,其运作资金和物资主要来自社会募捐,受政府指挥但保持行政独立。
- 法律与属地原则:救援指挥权通常归地方县(County)或市(City)政府。除非地方政府正式请求并由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如FEMA)通常不直接接管现场,而是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体制:中国政府拥有极强的资源调配和人口动员能力。灾害发生后,解放军、武警部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会迅速成建制投入战场,甚至可跨省份调集重型工程机械、无人机群和专家团队。
- 不惜代价的生命至上原则:救援工作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动员色彩。现场指挥部通常会下达“24小时黄金救援期内决不放弃”等死命令,救援人员常常在极端恶劣和危险的环境下进行连续疲劳作战。
- 党政一队抓、基层组织下沈:通过地方党委、政府、村委会及“网格员”制度,能够极快地实现受灾群众的集中转运、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如提供统一的帐篷、热食和医疗服务)。
维度
美国(US)
中国(CN)
信息核心逻辑
透明与多元:强调信息公开法(FOIA)及媒体的监督权,容许初期的混乱与数据冲突。
稳定与秩序:强调权威发布与舆论引导,防止信息无序传播引发社会恐慌。
救援核心驱动
程序与专业:依照法定职责和安全规程行事,强调地方自治与专业搜救边界。
效率与动员:依靠强大的行政命令和举国体制,追求在最短时间内集中最大资源。
社会参与模式
自发、独立的NGO及社区志愿体系,与政府属于合作关系。
统一由政府和群团组织(如红十字会)主导,民间志愿力量需服从统一调度。
两国在应对泥石流灾害时的不同表现,本质上是“分权与法治社会”与“集权与举国体制”在灾难治理上的投射。美国的模式长于多渠道的信息透明和民间自组织韧性,但在极端大灾面前有时会出现跨部门协调迟缓;中国模式则长于极高的高效组织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救援速度,但在灾情初期的透明度和公众知情权上常面临外界的审视与讨论。
所以,大家很清楚地看到了吧?美国根本没有像这位老兄所说的,“信息不畅,也没有用尼泊尔的那些高科技。",恰恰相反,信息流畅得狠,我什么时候想知道,一查都有了。尼泊尔的高科技,不但用了,效果还很好!
反观中共伪政权,不仅一手把天,控制全国媒体与舆论,还疯狂删泥石流相关的视频和失联人员寻亲求助信息。而在救援上,也是姗姗来迟,错失”黄金48小时“救援时间。
八、中共将灾难当作极权统治的作秀时机
不得不说,中共伪政权的事,你永远摸不清头脑,原来以为它没有直升机,所以花了50多小时才抵达吉隆口岸,但原来它有!
那么,问题来了,这生命交关的50多个小时,它为什么不飞一趟呢?
看到尼泊尔都派出救援直升机,而且还有好多架,我心想,中共不应该没有吧?2008年汶川大地震都已经快20年了,不应该没有救援直升机吧?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解放军表演名场面:1.列队整齐齐步走拿着铁锹走来走去,2.3插个党旗10来个人围着一堆泥来回铲,4.直升机飞来飞去50多个小时救援人员才到吉隆口岸,5.军车里排排坐摆拍一张,6.六七个人扛一个船找好角度拍一张,7.9一群人围观树根,8.列队整齐喊口号。
受害者遗体很难找到?在吉荣边境口岸,衣物碎片散落一地中尼边境的泥石流彻底摧毁了西藏的吉荣边界,造成重大伤亡。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港口附近河岸的分行被泥泞的衣物碎片覆盖。8月29日,中国官方媒体开始报道吉隆港的灾难。
照片显示边境及周边没有生命迹象,仅剩部分地基,地面覆盖着石块和泥土。当地党媒体《西藏日报》报道(链接)河岸和山坡上的支线被各种杂物覆盖,最常见的是泥泞的衣物碎片。
其中一根树枝悬挂着十多根树枝,颜色和质地各异,表明它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受害者。
大陆社交媒体充斥着中共官方摆拍的灾难救援视频和照片。
最受批评的视频是一段监控录像,显示救援人员对着边境口岸泥泞大喊“有人在吗?”。网友嘲讽道:“你们以为中国人是鳅吗?在泥泞下活了三天?”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8月29日上午,中国救援队继续搜寻吉龙边境口岸遗址。在核心区域,被厚重的瓦砾和泥石分隔开,救援队一边用手清理残骸和钢筋,一边嘶哑地喊道:“有人在吗?”该视频在X上疯传,引发公众嘲讽:“你可以看到这些士兵只是走过场,并没有执行真正的救援行动。”
29日,作家崔成浩在X平台上发帖,表示自己无言以对。救援人员“经历了极大的艰难”才到达吉龙渡口,却在喊“有人在吗?”排队几步后,他们喊道:“有人在那里吗?”泥石流后,在废墟中还能找到幸存者吗?无论什么时候,你是不是总是忘了工作只是走个形式,还是还是会让监控拍照和视频看起来漂亮?
九、中共将灾难当作秀的根源是一党独裁
原因就在于”一党专政“。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而这个正是80年前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的一篇著名社论的标题。
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社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说:”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以农立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文章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说的明明白白:”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社论又说:”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1945年1月28日的《新华日报》反对在民主问题上忽悠人民,社论说:”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
十、网络对中共面对灾难表现的怒评
@cuichenghao:真无语。救援人员历尽艰辛到达吉隆口岸,排队走几步就喊一声有没有人,泥石流过后的废墟上找活人可能吗?不管什么时候,工作都不忘流于形式,还是为央视拍照录像好看?
做秀表演,还挺认真,可惜,效果为零。
mitsuolaird:罗生门。中国报「尼泊尔泥石流」,尼泊尔却说是来自西藏,还指控中国不通报。实时录影可见山洪在上午10:30到达吉隆口岸,当时是尼泊尔时间8:15(UTC+5:45),但尼泊尔在45分钟后才受到冲击,由拉苏瓦县居民通报才知大事发生,完全错过了宝贵的疏散时间。中国时间11:15发生的「尼泊尔泥石流」,如何在10:30淹没吉隆?那么中国官方什么时间通报尼「尼泊尔泥石流」,如何在10:30淹没吉隆?那么中国官方什么时间通报…泊尔?尼泊尔:中方直到下午1:35(UTC+5:45)才通知。人都死晒才通报。尼泊尔没有网禁,很多灾民上传影片,可见山洪已退百米之远,死者满身灰泥分布在两侧山坡之上,有人死抱树干全身僵硬,还有个惨不忍睹,救援提起他双手,下半身没了,肠子垂垂无血可流,绝不是死于溺毙而已。中国认为来自尼泊尔,因为冰崩发生在对方的无人地带。尼泊尔认为灾难源于中国不通报,因为上游是西藏吉隆。中国早有前科,去年同一条河流发生洪水,中国也同出一辙,没有向尼泊尔通报即将发生的灾难,后来证实是由西藏冰川湖溃决引起。所以今次他们识醒,收到中国迟来的通报后马上发全国通知留下时间证据:
chandraforyou:尼泊尔的灾情真的完全是天灾吗?
中方有至少45分钟的时间可以通知尼泊尔方赶紧撤离,这45分钟可以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拯救很多人命,但是中方啥都没做。
(也有报导说是几个小时)
所以中国的灾情可以说是天灾,但尼泊尔的死伤我看有很大一部分是中方造成的吧。
事件发生之后,尼泊尔很快地让国际知道情况,大家让大家可以一起帮忙。中国还是什么死了三个人之类的,泱泱大国,可能也没有需要其他国家伸出援手。
但是在印度达兰莎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很快就可以公布;那一区有几户藏人居住,分别每户有几个人,哪些人确定死亡,其他人失联中。
所以在我上一篇贴文下面留言各种说我吃人血馒头、或说我妈出门会被车撞的人,我是不会在乎的喔。
我们都知道中国就是一个不在乎人民死活的国家,何况是别的国家的人民呢?。
zl_yyfflin:尼泊尔跟中国的一场重大洪灾,但尼泊尔对于死亡、失联、受伤、获救人数都能分地区与以半天计时来公布,甚至连警察、军队、武警各出动多少人、几架直升机、几车物资、还剩多少公升燃油,都能列得清清楚楚。
所以问题来了:尼泊尔都做得到,中国为什么做不到?
是统计能力不如尼泊尔,还是有些数字一旦统计得太清楚,就不方便公布了?
shifuchen2:中国与尼泊尔边境26日爆发致命世纪山洪与土石流,目前已酿成至少392人死亡、上千人失踪的惨剧。讽刺的是,中国科研团队在灾难发生当天,才刚发表论文炫耀近年喜马拉雅预警系统「成功预警7次」,如今随即遭大规模天灾打脸。位于尼泊尔的台湾学者胡川安更出面痛批,中国身处上游掌握灾情却未及时向尼泊尔通报,展现人为冷漠,「有这种邻居,不需要敌人!」。
zhih434:中尼跨境泥石流伤亡激增,尼泊尔详实通报救灾数据,中共官方数据漏洞百出,伤亡与获救人数遭强烈质疑。
网:中共时间都拿去维稳,摆拍,搞世界,打百姓打将军打又侠了
#中共国#解决出问题的人#专打老百姓
monaco_268:中共在灾难性洪水一周后,重新修通吉隆口岸通往尼泊尔的唯一道路,首次允许重型机械抵达核心灾情。
中共方面称西藏16人死亡,546人失踪。
❗️死亡16个人为什么要运40万个装尸袋和5000台化尸车?
tutuym25:尼泊尔和中国的失联、遇难人数信息更新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国际形象跌入谷底,且在习近平统治下一直往下狂奔而去。一直在国际上不遗余力抹黑中国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详情请参看:
1、谁是正常国家?网友对比中尼官方泥石流灾害信息
https://www.ntdtv.com/gb/mkt_ipad/2026/08/29/a104128433.html
2、尼泊尔与中国泥石流灾难信息差
https://www.threads.com/@cnanews_tw/post/DcsiFKwAUnU/
3、中国审查西藏口岸遭洪灾冲击画面,当地灾民情况我们所知甚少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nvl38dyyq0o/simp
4、2026年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6年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衍生事件
5、灾情信息与官方反应对比信息透明度与民间记录
https://reurl.cc/3yMdY9
6、为什么我觉得,尼泊尔是一个让人尊重的国家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6/08/28/126757286.html
7、尼泊尔,这一次真的让人刮目相看
https://news.creaders.net/world/2026/09/01/3043009.htm
陈明燕刑满获释投诉监狱多种违法违规问题
【民生观察2026年9月8日消息】四川雅安维权访民陈明燕刑满获释后,前往省监狱管理局,就成都女子监狱多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投诉举报。
近日,刚从成都女子监狱服刑回家的陈明燕,到省监狱管理局就女子监狱普遍存在,商超商品质次价高、经常延时强迫劳动、同改暴力造成伤害等问题进行投诉举报。
监狱管理局窗口接待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听取了陈明燕的倾诉,保持了热情与认真的工作状态,最后承诺会按规定程序,向上级部门报告并做答复处理意见。
陈明燕,女,出生于1976年9月9日,住址:四川雅安武安街34号
2009年由于家庭婚姻变故,发生子女抚养和财产变更的内部纠纷。启动司法诉讼,才知道很多司法丑闻,继而信访、上访,依据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9年9月,被雅安公安局雨城分局以“妨害企业管理秩序”罪刑事拘留,一个月后无罪释放。
2010年,对家庭纠纷处置和刑事拘留不服,继续上访雅安、成都等地纪检机构、信访部门和公安系统。
2012年3月,在北京喊冤过程中被从北京送回四川雅安。
2012年5月,在不知情也不告知实情的情况下,对其秘密进行了精神鉴定。鉴定结果:符合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的症状作案时处于发病期,按照(HXFYJD/JS-01)《法医精神病学作业指导书》,对其2009年5月至2011年9月的违法行为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2012年6月,因为经常上访令当地政府非常气愤,随后送进精神病医院,先后羁押10个月。
2014年6月,个人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农田,成为“恒天集团雅安汽车生产基地”的超范围征地范围内。雅安雨城政府在没有协商补偿的情况下,动用几百人加大型工程机械的暴力方式,将陈明燕的耕地和房屋强拆强征。
2015年1月,地方官员煽情式的鼓动陈明燕“这是习近平的项目,我们就这样处理了。你不服气那就去北京告吧!”从此陈明燕再次定居北京,一边打工谋生,一边上访喊冤。
2015年10月,在北京中南海附近被限制自由,由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给予“训诫处罚”。
2015年12月,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被刑事拘留。
2016年1月25日正式逮捕。期间再次做过精神病疾患,确定是否有刑事能力的鉴定。意见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应该承担部分刑事责任。
2016年7月,雅安雨城检察院提及诉讼,指控陈明燕“利用微信在朋友圈发布全民起诉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宣传图片。”
2017年1月羁押一年后,官方考虑陈明燕“因有两个未成年孩子的抚养教育”和“犯罪行为后果并不严重”等自圆其说的理由,决定给陈明燕“取保候审”处罚。
2017年5月,再次收押送入看守所,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于2020年4月刑满释放。
2020年4月疫情出现后,刚服刑出来不久的陈明燕,以个人权益被地方权贵剥夺侵犯,多次到北京信访中心表达个人诉求,要求赔偿其精神损失、身体伤害和以往没有解决的各种权益。
从2021年开始,到2022年上半年的时间里,陈明燕20多次来往于雅安、成都、重庆和北京之间,为自己的权益奔走呐喊抗争。
一边遭受了地方权贵的截访控制,一边影响到个人的打工谋生,一边受到一次次的个人身心消耗。所以在地方权贵某些人的主动倡议下,经过尊重对话、证账有据、尺度协商的分寸后,陈明燕接受了政府购买,或者是银行打款给与的物资加资金累计66000余元,以便过渡安排未来的生活。这也为地方权贵指控她敲诈政府留下了把柄、埋下了阴影。
2022年农历新年刚过不久,四川地方权贵以非访缠访、胡搅蛮缠、滋事扰序,向工作人员施压提交件等方式,强要索财各类资金财务,定性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社会后果不堪重负,所以陈明燕的行为就构成“寻衅滋事罪”。
2022年2月,陈明燕再一次被刑事拘留后逮捕起诉,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半有期徒刑。
2026年8月,陈明燕刑满释放。
近日,刚从成都女子监狱服刑回家的陈明燕,到省监狱管理局就女子监狱普遍存在,商超商品质次价高、经常延时强迫劳动、同改暴力造成伤害等问题进行投诉举报。
监狱管理局窗口接待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听取了陈明燕的倾诉,保持了热情与认真的工作状态,最后承诺会按规定程序,向上级部门报告并做答复处理意见。
陈明燕,女,出生于1976年9月9日,住址:四川雅安武安街34号
2009年由于家庭婚姻变故,发生子女抚养和财产变更的内部纠纷。启动司法诉讼,才知道很多司法丑闻,继而信访、上访,依据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9年9月,被雅安公安局雨城分局以“妨害企业管理秩序”罪刑事拘留,一个月后无罪释放。
2010年,对家庭纠纷处置和刑事拘留不服,继续上访雅安、成都等地纪检机构、信访部门和公安系统。
2012年3月,在北京喊冤过程中被从北京送回四川雅安。
2012年5月,在不知情也不告知实情的情况下,对其秘密进行了精神鉴定。鉴定结果:符合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的症状作案时处于发病期,按照(HXFYJD/JS-01)《法医精神病学作业指导书》,对其2009年5月至2011年9月的违法行为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2012年6月,因为经常上访令当地政府非常气愤,随后送进精神病医院,先后羁押10个月。
2014年6月,个人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农田,成为“恒天集团雅安汽车生产基地”的超范围征地范围内。雅安雨城政府在没有协商补偿的情况下,动用几百人加大型工程机械的暴力方式,将陈明燕的耕地和房屋强拆强征。
2015年1月,地方官员煽情式的鼓动陈明燕“这是习近平的项目,我们就这样处理了。你不服气那就去北京告吧!”从此陈明燕再次定居北京,一边打工谋生,一边上访喊冤。
2015年10月,在北京中南海附近被限制自由,由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给予“训诫处罚”。
2015年12月,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被刑事拘留。
2016年1月25日正式逮捕。期间再次做过精神病疾患,确定是否有刑事能力的鉴定。意见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应该承担部分刑事责任。
2016年7月,雅安雨城检察院提及诉讼,指控陈明燕“利用微信在朋友圈发布全民起诉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宣传图片。”
2017年1月羁押一年后,官方考虑陈明燕“因有两个未成年孩子的抚养教育”和“犯罪行为后果并不严重”等自圆其说的理由,决定给陈明燕“取保候审”处罚。
2017年5月,再次收押送入看守所,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于2020年4月刑满释放。
2020年4月疫情出现后,刚服刑出来不久的陈明燕,以个人权益被地方权贵剥夺侵犯,多次到北京信访中心表达个人诉求,要求赔偿其精神损失、身体伤害和以往没有解决的各种权益。
从2021年开始,到2022年上半年的时间里,陈明燕20多次来往于雅安、成都、重庆和北京之间,为自己的权益奔走呐喊抗争。
一边遭受了地方权贵的截访控制,一边影响到个人的打工谋生,一边受到一次次的个人身心消耗。所以在地方权贵某些人的主动倡议下,经过尊重对话、证账有据、尺度协商的分寸后,陈明燕接受了政府购买,或者是银行打款给与的物资加资金累计66000余元,以便过渡安排未来的生活。这也为地方权贵指控她敲诈政府留下了把柄、埋下了阴影。
2022年农历新年刚过不久,四川地方权贵以非访缠访、胡搅蛮缠、滋事扰序,向工作人员施压提交件等方式,强要索财各类资金财务,定性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社会后果不堪重负,所以陈明燕的行为就构成“寻衅滋事罪”。
2022年2月,陈明燕再一次被刑事拘留后逮捕起诉,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半有期徒刑。
2026年8月,陈明燕刑满释放。
北海看守所被羁押人员居住环境拥挤饮食差
【民生观察2026年9月8日消息】锡安109教案发生于去年10月上旬,目前还有8人被分别羁押在北海第一、第二看守所内,涉嫌罪名“诈骗罪”及/或“非法经营罪”。据了解,近日北海看守所的监室、日程表和饮食首次全曝光。
据知情人士透露,北海看守所监室一个房间住36个人,睡的是大通铺,左边洗漱,右边蹲坑;
每日三次唱红歌,做三次模拟三到位(反复练习抱头蹲下),固定姿势一坐三小时,疼痛难忍。强制看新闻联播。
吃的是水煮冬瓜,水煮南瓜,水煮黄瓜,水煮白菜,水煮黄豆。
有家属表示,怪不得金牧师、王林牧师都在北海看守所瘦了三十斤,还有取保获释的安梅姊妹瘦得皮包骨头。试问,北海看守所的费用预算难道都塞到监狱长、广西官员的口袋去了吗?
2026年8月29日,王林牧师的母亲录制视频称,他的儿子王林因信仰的问题,至今已被囚禁已经10个多月了,现在王林在看守所被饿暴瘦30斤。
王母表示,儿子他们住的地方夏天没有纱窗,冬天没有玻璃,被蚊子叮咬了得先举手,违反规定要罚站岗;广西北海看守所,竟然让被羁押人员站在雨里吃饭。
据悉,自2025年10月9日起,共有23位锡安教会牧者及同工被抓捕羁押。目前,其中14位已取保候审,1位获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并释放。截至目前,仍有8位牧者及同工被羁押于广西北海市第一、第二看守所,涉嫌“诈骗罪”及/或“非法经营罪”。
案件已于2026年6月18日移送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并于7月17日在辩护律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起诉至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
办理审查起诉案件,应当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以及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二条进一步规定,对于听取辩护人意见存在困难的,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完成;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听取的,应当将相关情况记录在案。
然而,本案承办检察官在未依法履行上述法定程序、未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情况下,即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审判。该做法明显违反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明确规定,严重损害了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利和诉讼权利。
案件近况:
据知情人士透露,北海看守所监室一个房间住36个人,睡的是大通铺,左边洗漱,右边蹲坑;
每日三次唱红歌,做三次模拟三到位(反复练习抱头蹲下),固定姿势一坐三小时,疼痛难忍。强制看新闻联播。
吃的是水煮冬瓜,水煮南瓜,水煮黄瓜,水煮白菜,水煮黄豆。
有家属表示,怪不得金牧师、王林牧师都在北海看守所瘦了三十斤,还有取保获释的安梅姊妹瘦得皮包骨头。试问,北海看守所的费用预算难道都塞到监狱长、广西官员的口袋去了吗?
2026年8月29日,王林牧师的母亲录制视频称,他的儿子王林因信仰的问题,至今已被囚禁已经10个多月了,现在王林在看守所被饿暴瘦30斤。
王母表示,儿子他们住的地方夏天没有纱窗,冬天没有玻璃,被蚊子叮咬了得先举手,违反规定要罚站岗;广西北海看守所,竟然让被羁押人员站在雨里吃饭。
据悉,自2025年10月9日起,共有23位锡安教会牧者及同工被抓捕羁押。目前,其中14位已取保候审,1位获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并释放。截至目前,仍有8位牧者及同工被羁押于广西北海市第一、第二看守所,涉嫌“诈骗罪”及/或“非法经营罪”。
案件已于2026年6月18日移送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并于7月17日在辩护律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起诉至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
办理审查起诉案件,应当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以及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二条进一步规定,对于听取辩护人意见存在困难的,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完成;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听取的,应当将相关情况记录在案。
然而,本案承办检察官在未依法履行上述法定程序、未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情况下,即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审判。该做法明显违反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明确规定,严重损害了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利和诉讼权利。
案件近况:
- 2026年7月3日,金明日牧师已赴美国,与家人团聚。
- 2026年7月17日,王林、尹会彬、高颖佳、王聪、吴秋雨、汪中、林书铖、刘桢彬等8位牧者同工,在辩护律师未获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被起诉至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
- 北海目前持续高温高湿。羁押人员长期居住于约四十平方米、容纳三十余人的监室内,居住环境拥挤,已有多人出现严重痱子、湿疹等症状。
- 部分患有严重疾病的牧者同工至今仍未获得必要的药物和医疗救治;申请营养餐亦遭拒绝,身体状况持续恶化。
- 8位牧者同工长期营养不足,普遍出现明显消瘦,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 被羁押牧者同工依法享有的通信权利持续受到限制。
2026年9月7日星期一
张卫国进京举报被警方传唤后拘留
【民生观察2026年9月7日消息】江苏南通民营企业家张卫国曾实名发帖举报法官枉法裁判,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1年。近日,张卫国前往国家信访局递交材料反映问题,被警方以涉嫌阻碍执行公务为由行政拘留。
据家属收到的手机短信显示,2026年9月4日09时00分,张卫国因涉嫌阻碍执行公务,被朝阳分局小红门派出所传唤至该所接受审查。
9月6日,据知情人士称,张卫国在京因涉嫌阻碍执行公务被拘留10天,目前关押在朝阳区拘留所。
据悉,张卫国系江苏省南通市民营企业家,其经营的源景公司与江苏宝泽公司的一起施工合同纠纷案诉讼中败诉。
张卫国认为该案败诉系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官俞妙琴“枉法裁判”所致,遂于2020年7月28日在本地濠滨论坛发帖,实名举报俞妙琴法官,并留下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居住地址等信息。
之后,此贴点击量暴涨,引起轰动。
在其发帖一个月后的2020年9月8日,通州区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报警。警方以张卫国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其予以刑拘,随后逮捕。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先后共三次开庭审理该案。
其中第二次开庭时间为2021年4月15日下午14时;第三次开庭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该案引起各方关注。
2021年7月27日,从张卫国家属处获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张卫国案作出一审判决,张卫国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2025年8月下旬,张卫国第二次实名举报黑法官俞妙琴枉法裁判。
据家属收到的手机短信显示,2026年9月4日09时00分,张卫国因涉嫌阻碍执行公务,被朝阳分局小红门派出所传唤至该所接受审查。
9月6日,据知情人士称,张卫国在京因涉嫌阻碍执行公务被拘留10天,目前关押在朝阳区拘留所。
据悉,张卫国系江苏省南通市民营企业家,其经营的源景公司与江苏宝泽公司的一起施工合同纠纷案诉讼中败诉。
张卫国认为该案败诉系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官俞妙琴“枉法裁判”所致,遂于2020年7月28日在本地濠滨论坛发帖,实名举报俞妙琴法官,并留下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居住地址等信息。
之后,此贴点击量暴涨,引起轰动。
在其发帖一个月后的2020年9月8日,通州区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报警。警方以张卫国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其予以刑拘,随后逮捕。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先后共三次开庭审理该案。
其中第二次开庭时间为2021年4月15日下午14时;第三次开庭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该案引起各方关注。
2021年7月27日,从张卫国家属处获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张卫国案作出一审判决,张卫国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2025年8月下旬,张卫国第二次实名举报黑法官俞妙琴枉法裁判。
牛腾宇案存在程序错误家属至今为其申诉喊冤
【民生观察2026年9月7日消息】牛腾宇因恶俗围基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4年,二审维持原判,律师要求阅全卷遭拒,家属一直为其申诉喊冤,至今在换律师、递申诉、奔波于广东各司法机关之间。近日家属发文称,该案是一桩冤案,存在先抓人再取证的程序性错误。
二十四名少年,如何被广东当局与中国某高级权贵逼到墙角。(值得了解)
《刑事诉讼法》要求收集证据必须合法、客观、全面;严禁以非法方法取证。疑罪从无,公民没有自证清白的义务。刑讯逼供、诱供、骗供得来的材料,哪怕看起来“证据充分”,依法也应当排除。这些不是口号,是为了挡住一件最古老、也最危险的事——权力先认定一个人有罪,再围绕这个认定去拼口供、凑链条、补故事。
一旦顺序颠倒,裁判就会变成对既成事实的追认。当事人持续上诉、申诉,司法资源被空转消耗,社会信任被一点点抽空。法律之所以把程序写得这么硬,正是因为非法取证极易歪曲事实,把一个年轻人的一生,写成一份无法撤回的判决书。
牛腾宇等二十四人的案子,之所以至今仍被国际社会和各大媒体反复追踪报道,正是因为该案在办案过程中,不仅将原有的程序颠倒,甚至还要加码执行:上面定了钦案,作为办案机关的广东政法委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就必须要抓一批人治罪,哪怕采取“杀良冒功”的手段也在所不惜。为了能成功治罪,就只能先定罪名,再去寻找符合该罪名的证据。如果找不到相关证据,那就“创造”相关证据,牛腾宇所遭遇的冤案,是一桩从海外溢出、在境内落地的案子。
网上公开报道的时间线并不复杂。
2019年5月,海外网站“红岸基金会”“支纳维基”曝光某些内容(谷歌搜索“牛腾宇”了解详情)
公安部立即成立了《部督1902136专案》。广东省政法委及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的李春生为了拍马屁,便接过此案,并交由茂名市公安局网警大队办理此案。
茂名市公安局网警并没有能力办好这个政治任务,他们非法抓捕了近30名无辜少年,牛腾宇就在其中。
2019年8月22日,当时十九岁的牛腾宇在河南焦作家中被茂名公安带走。对方以小区物业的名义骗开房门,在未出示证件及相关手续材料的情况下,对牛腾宇进行了殴打,并将之抓走。同时,牛腾宇的价值十几万的电脑、五部苹果手机、硬盘、所有的银行卡、获奖证书及其它贵重物品一并被抢走。
在一同被抓的近30人当中,有一人身份特殊,其名叫顾杨阳,为中国某高级权贵的仆从——杨晔(上海)的儿子。
杨晔(上海)早年在上海,豢养了一大批性工作者,专门对权贵进行性贿赂,并在贿赂过程中拍摄不雅音像制品,以此作为把柄。不久之后,杨晔(上海)攀附到了北京的高级权贵,一时权势滔天。
杨晔(上海)在得知自己儿子顾杨阳被广东当局抓走后,立刻命令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龚道安向广东当局捞人。并将原定的“主犯”人选,从自己儿子顾杨阳,更改为牛腾宇。
广东公安厅厅长李春生认为:对这近30名被抓的人实施酷刑折磨不存在问题,可以加大力度好生拷打。但如果要重判,则可能会有闹大的风险,届时要是闹出舆论,会因此连累到自己。
虽然李春生存在这样的担忧,并不希望重判这些被抓的人,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地方拗不过中央,既然是上头下的死命令,即便是个火坑也得往里跳。
这一道命令,便注定了包括牛腾宇在内的这批当事人,就必须要“有罪”了,至于以什么样的罪名来定罪,以及用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罪名成立,那便需要发挥广东当局里那些奴才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了。
于是,广东当局便将这近30人中的24人判处有期徒刑。牛腾宇则被列为“主犯”,重判14年。
2021年4月,二审法院(茂名中院)是在除办案机关工作人员以外,无任何人到场的情况下进行宣判的。
广东当局所出具的判决书中,几乎不提顾杨阳的名字,也不敢写该案件产生的缘由。
该案件一直以来都在持续提醒公众: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而是一个政治任务,一个要先抓人、后找证据的政治任务,一个找不到证据,编也得编出证据的政治任务。
其实该案件所涉及的权贵子弟不止顾杨阳一个,而是有数个,他们的家长均通过走后门等方式,将之捞走。然后再被捞走后还要回头对仍身陷冤狱的同案人员落井下石的,却只有杨晔—顾杨阳母子二人。
最怕的不是“口供看起来很‘扎实’”,而是口供的来路。该冤案用于定罪的口供是怎么来的?
牛腾宇曾被秘密送往佛山市南海区竹安园内一“双规点”,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名义将之非法囚禁在内,并实施了极为恐怖地折磨:长时间吊铐、剥夺睡眠、坐老虎凳、淋滚烫的蜡液、殴打、注射生理盐水致皮肤溃烂;更有一名叫陈权辉的佛山公安,对牛腾宇实施性侮辱——拍裸照、用打火机灼烧私处。
恐怖的酷刑导致牛腾宇两度濒临死亡。
牛腾宇两根手指被打废,留下残疾,广东当局却在病历本上将之写成“牙龈肿痛”。
其他同案人员,也遭到了这样的非法指居,期间,广东当局对他们实施了不同程度地酷刑折磨,并且不允许他们用真名,而是将他们编成 MM01 到MM24的编号,以便于掩盖广东当局在指居期间对他们犯下的种种罪行。
他们用于定罪的口供,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取得的。
之后,当事人家属和律师多年来要求调取完整案卷、指定监视居住期间的监控、同步讯问录像,广东当局给予的回复均是拒绝、丢失。
《刑事诉讼法》写道: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定罪。
由于口供是打出来的,又缺乏相关审讯监控、同步询问录像以支撑口供的有效性,广东当局只能在证据上做文章。
他们重新找到顾杨阳,请求其协助广东当局制造伪证。在顾的协助下,广东当局采用P图等方式,制造了大量“证据”,又编造了大量“犯罪情节”,用以对牛腾宇及其他当事人定罪。
此外,该冤案最能引发共鸣的地方——年龄。
在广东当局实施非法抓捕时,那些被抓捕的人里,有大学毕业刚参与工作的、有大学在读的、有刚成年的、更有数名未成年人。广东省政法委将酷刑施加在这群青少年身上,又编造各种“证据”将他们定型为恶势力,并进行冤判。
牛腾宇被身边人称作计算机天才,年仅14岁时获全国网络安全大赛第三名,被全国多所高校聘请去讲课,家中奖杯和荣誉证书摆得满满当当。2019年夏天之后,年仅19岁的他人生被彻底改写,广东当局与中国某权贵亲手将这个天才少年囚禁在冤狱中。
牛腾宇母亲散尽家财,前后接触十余名律师。前几任几乎都被广东省政法委约谈后退出。在聘请到人权律师后,方才见到儿子,随后律师又在威胁下被迫解除委托。
截至目前,牛腾宇还在广东的监狱里,同案其他人陆续出狱,出于政治因素,他几乎成了这个专案里最后必须被按住的名字。其母亲还在换律师、递申诉、奔波于广东各司法机关之间。
联合国任意拘留工作组近年已有意见,认定其羁押构成任意拘留,要求立即释放并给予救济——这至少说明,国际人权机制看到的是一场公平审判权被掏空的程序。
二十四名少年,如何被广东当局与中国某高级权贵逼到墙角。(值得了解)
《刑事诉讼法》要求收集证据必须合法、客观、全面;严禁以非法方法取证。疑罪从无,公民没有自证清白的义务。刑讯逼供、诱供、骗供得来的材料,哪怕看起来“证据充分”,依法也应当排除。这些不是口号,是为了挡住一件最古老、也最危险的事——权力先认定一个人有罪,再围绕这个认定去拼口供、凑链条、补故事。
一旦顺序颠倒,裁判就会变成对既成事实的追认。当事人持续上诉、申诉,司法资源被空转消耗,社会信任被一点点抽空。法律之所以把程序写得这么硬,正是因为非法取证极易歪曲事实,把一个年轻人的一生,写成一份无法撤回的判决书。
牛腾宇等二十四人的案子,之所以至今仍被国际社会和各大媒体反复追踪报道,正是因为该案在办案过程中,不仅将原有的程序颠倒,甚至还要加码执行:上面定了钦案,作为办案机关的广东政法委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就必须要抓一批人治罪,哪怕采取“杀良冒功”的手段也在所不惜。为了能成功治罪,就只能先定罪名,再去寻找符合该罪名的证据。如果找不到相关证据,那就“创造”相关证据,牛腾宇所遭遇的冤案,是一桩从海外溢出、在境内落地的案子。
网上公开报道的时间线并不复杂。
2019年5月,海外网站“红岸基金会”“支纳维基”曝光某些内容(谷歌搜索“牛腾宇”了解详情)
公安部立即成立了《部督1902136专案》。广东省政法委及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的李春生为了拍马屁,便接过此案,并交由茂名市公安局网警大队办理此案。
茂名市公安局网警并没有能力办好这个政治任务,他们非法抓捕了近30名无辜少年,牛腾宇就在其中。
2019年8月22日,当时十九岁的牛腾宇在河南焦作家中被茂名公安带走。对方以小区物业的名义骗开房门,在未出示证件及相关手续材料的情况下,对牛腾宇进行了殴打,并将之抓走。同时,牛腾宇的价值十几万的电脑、五部苹果手机、硬盘、所有的银行卡、获奖证书及其它贵重物品一并被抢走。
在一同被抓的近30人当中,有一人身份特殊,其名叫顾杨阳,为中国某高级权贵的仆从——杨晔(上海)的儿子。
杨晔(上海)早年在上海,豢养了一大批性工作者,专门对权贵进行性贿赂,并在贿赂过程中拍摄不雅音像制品,以此作为把柄。不久之后,杨晔(上海)攀附到了北京的高级权贵,一时权势滔天。
杨晔(上海)在得知自己儿子顾杨阳被广东当局抓走后,立刻命令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龚道安向广东当局捞人。并将原定的“主犯”人选,从自己儿子顾杨阳,更改为牛腾宇。
广东公安厅厅长李春生认为:对这近30名被抓的人实施酷刑折磨不存在问题,可以加大力度好生拷打。但如果要重判,则可能会有闹大的风险,届时要是闹出舆论,会因此连累到自己。
虽然李春生存在这样的担忧,并不希望重判这些被抓的人,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地方拗不过中央,既然是上头下的死命令,即便是个火坑也得往里跳。
这一道命令,便注定了包括牛腾宇在内的这批当事人,就必须要“有罪”了,至于以什么样的罪名来定罪,以及用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罪名成立,那便需要发挥广东当局里那些奴才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了。
于是,广东当局便将这近30人中的24人判处有期徒刑。牛腾宇则被列为“主犯”,重判14年。
2021年4月,二审法院(茂名中院)是在除办案机关工作人员以外,无任何人到场的情况下进行宣判的。
广东当局所出具的判决书中,几乎不提顾杨阳的名字,也不敢写该案件产生的缘由。
该案件一直以来都在持续提醒公众: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而是一个政治任务,一个要先抓人、后找证据的政治任务,一个找不到证据,编也得编出证据的政治任务。
其实该案件所涉及的权贵子弟不止顾杨阳一个,而是有数个,他们的家长均通过走后门等方式,将之捞走。然后再被捞走后还要回头对仍身陷冤狱的同案人员落井下石的,却只有杨晔—顾杨阳母子二人。
最怕的不是“口供看起来很‘扎实’”,而是口供的来路。该冤案用于定罪的口供是怎么来的?
牛腾宇曾被秘密送往佛山市南海区竹安园内一“双规点”,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名义将之非法囚禁在内,并实施了极为恐怖地折磨:长时间吊铐、剥夺睡眠、坐老虎凳、淋滚烫的蜡液、殴打、注射生理盐水致皮肤溃烂;更有一名叫陈权辉的佛山公安,对牛腾宇实施性侮辱——拍裸照、用打火机灼烧私处。
恐怖的酷刑导致牛腾宇两度濒临死亡。
牛腾宇两根手指被打废,留下残疾,广东当局却在病历本上将之写成“牙龈肿痛”。
其他同案人员,也遭到了这样的非法指居,期间,广东当局对他们实施了不同程度地酷刑折磨,并且不允许他们用真名,而是将他们编成 MM01 到MM24的编号,以便于掩盖广东当局在指居期间对他们犯下的种种罪行。
他们用于定罪的口供,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取得的。
之后,当事人家属和律师多年来要求调取完整案卷、指定监视居住期间的监控、同步讯问录像,广东当局给予的回复均是拒绝、丢失。
《刑事诉讼法》写道: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定罪。
由于口供是打出来的,又缺乏相关审讯监控、同步询问录像以支撑口供的有效性,广东当局只能在证据上做文章。
他们重新找到顾杨阳,请求其协助广东当局制造伪证。在顾的协助下,广东当局采用P图等方式,制造了大量“证据”,又编造了大量“犯罪情节”,用以对牛腾宇及其他当事人定罪。
此外,该冤案最能引发共鸣的地方——年龄。
在广东当局实施非法抓捕时,那些被抓捕的人里,有大学毕业刚参与工作的、有大学在读的、有刚成年的、更有数名未成年人。广东省政法委将酷刑施加在这群青少年身上,又编造各种“证据”将他们定型为恶势力,并进行冤判。
牛腾宇被身边人称作计算机天才,年仅14岁时获全国网络安全大赛第三名,被全国多所高校聘请去讲课,家中奖杯和荣誉证书摆得满满当当。2019年夏天之后,年仅19岁的他人生被彻底改写,广东当局与中国某权贵亲手将这个天才少年囚禁在冤狱中。
牛腾宇母亲散尽家财,前后接触十余名律师。前几任几乎都被广东省政法委约谈后退出。在聘请到人权律师后,方才见到儿子,随后律师又在威胁下被迫解除委托。
截至目前,牛腾宇还在广东的监狱里,同案其他人陆续出狱,出于政治因素,他几乎成了这个专案里最后必须被按住的名字。其母亲还在换律师、递申诉、奔波于广东各司法机关之间。
联合国任意拘留工作组近年已有意见,认定其羁押构成任意拘留,要求立即释放并给予救济——这至少说明,国际人权机制看到的是一场公平审判权被掏空的程序。
2026年9月6日星期日
被“寻衅滋事”的四川访民陈明燕做了什么
【民生观察2026年9月6日消息】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市民陈明燕,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是头脑灵活敢想敢干的创业致富能人。开过服装店,养过生态猪,在成都等地曾有过自己的服装加工门面。
人生转机是2009年10月份一次交通事故,因“阻碍执行公务”被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给予行政拘留10日,从此行走在雅安、成都和北京的喊冤维权反抗道路上。被警告过,被关押过,被拆迁过,被离婚过,被精神病过。2017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22年2月再一次被刑事拘留、被逮捕起诉、被判处四年半的有期徒刑。
2020年4月疫情出现后,刚服刑出来不久的陈明燕,以个人权益被地方权贵剥夺侵犯,多次到北京信访中心表达个人诉求,要求赔偿其精神损失、身体伤害,和以往没有解决的各种权益。
从2021年开始,到2022年上半年的时间里,陈明燕20多次来往于雅安、成都、重庆和北京之间,为自己的权益奔走呐喊抗争。
一边遭受了地方权贵的截访控制,一边影响到个人的打工谋生,一边受到一次次的个人身心消耗。所以在地方权贵某些人的主动倡议下,经过尊重对话、证账有据、尺度协商的分寸后,陈明燕接受了政府购买,或者是银行打款给与的物资加资金累计66000余元,以便过渡安排未来的生活。这也为地方权贵指控她敲诈政府留下了把柄、埋下了阴影。
2022年农历新年刚过不久,新一轮的国内外局势急剧波动变化。国内疫情再度肆虐,20大和新领导即将登场,加上冬奥会的流言非语,一点也不自信的四川地方权贵,高举“稳定压倒一切”的控制需要,在区域内根据活跃度、影响力,和稳控对象的竞序排名,便把向权贵索要了合理补偿的陈明燕,作为了“寻衅滋事”完成任务的替罪羔羊。以非访缠访、胡搅蛮缠、滋事扰序,向工作人员施压提交件等方式,强要索财各类资金财务,定性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社会后果不堪重负,所以其行为就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
这就是号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全部写照,也是陈明燕个人作为“寻衅滋事罪”的前因后果。
人生转机是2009年10月份一次交通事故,因“阻碍执行公务”被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给予行政拘留10日,从此行走在雅安、成都和北京的喊冤维权反抗道路上。被警告过,被关押过,被拆迁过,被离婚过,被精神病过。2017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22年2月再一次被刑事拘留、被逮捕起诉、被判处四年半的有期徒刑。
2020年4月疫情出现后,刚服刑出来不久的陈明燕,以个人权益被地方权贵剥夺侵犯,多次到北京信访中心表达个人诉求,要求赔偿其精神损失、身体伤害,和以往没有解决的各种权益。
从2021年开始,到2022年上半年的时间里,陈明燕20多次来往于雅安、成都、重庆和北京之间,为自己的权益奔走呐喊抗争。
一边遭受了地方权贵的截访控制,一边影响到个人的打工谋生,一边受到一次次的个人身心消耗。所以在地方权贵某些人的主动倡议下,经过尊重对话、证账有据、尺度协商的分寸后,陈明燕接受了政府购买,或者是银行打款给与的物资加资金累计66000余元,以便过渡安排未来的生活。这也为地方权贵指控她敲诈政府留下了把柄、埋下了阴影。
2022年农历新年刚过不久,新一轮的国内外局势急剧波动变化。国内疫情再度肆虐,20大和新领导即将登场,加上冬奥会的流言非语,一点也不自信的四川地方权贵,高举“稳定压倒一切”的控制需要,在区域内根据活跃度、影响力,和稳控对象的竞序排名,便把向权贵索要了合理补偿的陈明燕,作为了“寻衅滋事”完成任务的替罪羔羊。以非访缠访、胡搅蛮缠、滋事扰序,向工作人员施压提交件等方式,强要索财各类资金财务,定性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社会后果不堪重负,所以其行为就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
这就是号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全部写照,也是陈明燕个人作为“寻衅滋事罪”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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