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经济上行时期的美”成为中国网络上的热门词条。这个词汇以一种含蓄的怀旧姿态，迅速引发了普遍共鸣，席卷社交媒体。不同年龄的人，在这句话里读出了不同的心境，年长一些的人想起九十年代到二〇〇〇年代的城市繁荣；年轻人则怀念一种他们几乎没有经历过的宽松氛围。
“经济上行时期的美”是对2000年代至2010年代的一种怀旧的提法，当时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增长，城市扩张、民企活跃、互联网行业兴起，就业机会相对丰富。相比之下，如今经济陷入下行，就业机会收缩，工资下降甚至裁员，“美好时代”变成了遥远的记忆。怀念经济上行时期的美，实际上对当下无力感的自嘲。用“经济上行时期的美”来对比现在，等于在说官方口口声声称我们现在更繁荣，但我们的实际感受是退步了，这是一种绕过敏感词、通过怀旧来暗讽现实的表达方式。
相较当下的萧条与困顿，人们普遍觉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二〇一〇年代这二三十年间的阶段是生活更有希望、更有尊严的时期。“经济上行时期的美”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下行时期的失望与焦虑。然而，所谓“经济上行时期的美”，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副产品，其真实原因远非单纯的财富积累或物质改善所能解释。它既是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心理红利，也是专制体制利用经济增长所制造的一种政治幻觉。
表层来看，“经济上行的美”确实有其现实基础。首先是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升。中国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浪潮中，加入世界生产体系，形成所谓“世界工厂”。数亿农民工进城，大学毕业生涌入市场，经济增速保持在年均近两位数的水平。工资上涨，消费品价格下降，普通人第一次能够普遍享受家电、汽车、住房贷款等生活方式。这种物质改善本身就带来直接的幸福感。
其次是社会流动的机会感。九十年代到二〇〇〇年代，社会结构仍然处在急剧变动期。大量民营企业崛起，国企改革释放出市场空间。无论是做生意还是进入外企，还是依靠学历进入大城市的体制或公司，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机会改变命运。这种机会感，甚至比收入的增加更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未来。最后是“明天会更好”的社会想象。那时，改革尚未彻底固化，人们对自由、财富和社会空间抱有较高期待。互联网的兴起更让人觉得信息开放，世界正在接近。由此形成的整体心理氛围，就是人们今天怀念的所谓“美”。
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美”其实建立在经济增长的遮蔽效应之上。社会的不公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掩盖。权力对资源的垄断依旧存在，腐败现象甚至愈演愈烈。但因为经济总量快速扩大，每个人都有机会分得一杯羹。蛋糕越做越大，分配上的不均暂时不显得刺眼。人们更多关注自己眼前的改善，而对制度缺陷的敏感度下降。因此，所谓“美”并不是因为社会更公正，而是因为增长掩盖了不公。权力与资本结合的结构早已形成，只是被快速上升的生活水平所稀释。换句话说，那种美感来自幻觉，是一种因增长而暂时延迟爆发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这种“美”是专制体制刻意塑造的。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把社会推向崩溃边缘之后，中共不得不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转而以经济增长换取合法性。换句话说，中共主动让渡部分社会空间和个人自由，作为换取政权延续的手段。由此而出现的所谓“改革红利”来自于极权体制的暂时收缩，而非极权体制本身有什么优越性。所以那就是所谓“经济上行时期的美”的根源。它不是因为体制变得更公正，而是因为体制在那一刻不得不放松控制，把社会活力释放出来；它不是因为社会变得更自由，而是因为在极权的高压之后，即便有限的自由，也让人觉得宽广。
二〇一二年习近平上台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繁荣后，统治者开始产生深刻的末世恐惧。一个社会在相对自由的呼吸中展现过的活力，然而，正是这种活力，让统治者产生了恐惧。他们担心社会活力会削弱政治控制，担心民间力量会冲击一党专政。于是，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接连出台，对民间社会和私人生活的重新压制，对互联网和舆论空间的全面收紧，对全球化的主动退却和对市场化的逆转。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活力被不断消耗。社会对未来的希望迅速枯竭。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裁员成风，连国企和公务员体系也不再稳定。人们发现，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美好，不再可能重现。于是，“经济上行时期的美”成为一种怀旧式的自嘲。它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更是对现实的反讽。
经济上行时期的美，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红利。它的基础不是自由，而是增长；不是制度，而是机会。当增长停止，机会枯竭，这种美就会转化为幻灭。这也揭示了专制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一党专政的体制内，稍纵即逝的繁荣不过是统治策略性松绑的副产品，而非制度优越的体现。因为它不是制度保障下的自由与权利，而是政权恩赐下的增长红利。真正的美，必须建立在自由和尊严之上。只有当社会拥有独立的法治、保障的权利、公平的竞争，个人的努力才不会被权力恣意碾压，社会的活力才不会被恐惧所窒息。否则，即便再度出现一轮经济增长，它所带来的“美”也只能是短暂幻觉。因为人们已经知道，政权可以随时收回自由，随时打断市场，随时牺牲个人来延续统治。这样的增长，再快也不会让人安心。
人们怀念“上行时期”，实际上是对现实的否定。怀念“经济上行时期的美”，并不仅是怀念经济繁荣，而是对那种“有希望感”的留恋，怀念那个繁荣所制造的“努力有用，未来可期”的幻觉。这种幻觉，哪怕虚假，也曾给人支撑。但今天，这个幻觉也彻底破产了，当下的现实让人们不得不承认所生活的时代，已经进入一种“无希望”的境地。这就意味着，中共靠经济繁荣维系统治的逻辑已经走到尽头。没有自由保障的增长终究，不可持续，而失去增长支撑的专制将不得不面对它最深层的合法性危机。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经济上行时期的美”不过是中共的极权帝国统治上的短暂插曲。它证明了只要社会获得一定的自由，只要个体有追求财富和生活的空间，中国人就能展现出巨大的创造力。它也证明了这种创造力一旦触碰到极权的边界，就会被恐惧的统治者扼杀。
“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让人们明白，繁荣与希望不是来自统治者的施舍，而是自由与市场带来的必然结果。社会一旦呼吸过，再次被窒息时，人们不会轻易遗忘那曾经的空气。当人们怀念这种“美”的时候，其实是在追问我们还能不能再拥有一个努力有用的时代？而这个追问，本身就是对极权最深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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