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称，查明死者生前系自由职业。在官方语境里，自由职业听似浪漫，但在现实里，它往往是“没工作”的另一种说法。没有稳定收入，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未来可期。没人知道她最后那段时间经历了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长期积压的孤独、窘迫与无助，最终压垮了她。那句“真走不动了”，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现实压迫下的无声悲鸣。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青年失业率数据。与黄某的自缢同样令人绝望的，是那组冰冷的失业率数字。青年失业率接近19%，而30至59岁稳定在3.9%。这说明存量岗位被上一代人牢牢占据，而新增岗位严重萎缩。年轻人想进入社会，只能面对不断收缩的通道。既得利益群体牢牢固守岗位，而青年只能在夹缝里挣扎。更荒谬的是，当青年失业率在2023年冲破21%时，当局选择的不是正视问题，而是“暂停发布”，等到重新统计时，把全日制学生排除出去，让数字“好看”一些。失业问题被技术性粉饰，而不是实质性解决。极权体制下，真实从来不重要，稳定才重要。失业青年不被当作“需要帮助的群体”，而是被当作“可能制造动荡的风险”。于是，统计数据成了维稳工具，而不是社会镜子。修改口径就是为了降低数据，掩盖危机。
即使在“缩水”统计口径下，失业率仍逼近20%。换言之，真实的失业率必然远远高于公布的数字。那些“灵活就业”者、放弃找工作者、“全职儿女”们，都被排除在外。数字可以修改，现实不能伪造。每一份虚假的统计背后，都是一群群真实的青年在挣扎。当局修改统计口径，掩盖真实情况，直接导致青年困境被“消失”。他们的痛苦无法在公共空间得到表达，他们的命运无法在政策层面得到回应。极权体制把青年从“国家未来”降格为“维稳风险”，这就是这个国家最残酷的现实。
一个个体的死亡和一串统计数字，表面上似乎毫无关联。但如果我们把这两则新闻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这就是中国青年的处境与命运——极权统治下的经济下行，把年轻人推向了无路可走的边缘，而他们的绝望，却被制度轻描淡写地归结为“个人问题”。这是整个社会危机的风向标，昭示着青年一代，正被整个体制抛弃。
青年困境的根源，并不只在经济波动，而在极权体制制造的结构性陷阱。一个正常的社会，至少应该提供三样东西：公平的机会、基本的安全网、自由的表达空间。而在中国，这三样恰恰都不存在。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周期性问题，但在极权体制下，这些问题被进一步恶化。政府把资源用在维稳和大规模无效投资上，而不是创造就业。外资撤离，民企失去信心，青年成了最大的牺牲品。
流动堵塞，教育、就业、社会上升通道全面僵化。拼搏和才华不再是关键，权力与关系才是决定命运的筹码。青年一代即使再努力，也只能发现自己困在“拼不过关系”的现实里。极权体制制造“沉默的社会”，公共空间封闭，媒体不能报道真实困境，青年不能自由组织，抱怨和抗议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当问题无法说出来，就会积压在个体心里，变成无助和绝望。极权教育塑造的是“服从的个体”。当困境到来，青年被教导“要忍耐”“要自责”，而不是质疑制度。于是，绝望成了自杀，而不是反抗。这是极权制度的必然逻辑。它不关心青年，它只关心权力。它不会把青年视为未来，只会把他们视为风险。于是，一个个黄某走向死亡，一串串数字走向虚假，而整个社会走向冰冷。
中国青年在中共极权统治下成为被牺牲的一代。他们面对经济下行的无力、社会结构的压迫、公共空间的封闭，最终只能用沉默、逃离，甚至死亡来回应。个体的自缢与集体的失业，是同一个制度机器运转的结果。极权统治把青年推向绝境，让他们在“真走不动了”的绝望中，用生命写下一个社会的悲歌。
黄某的自缢，是整个世代的缩影。女孩的遗书写道“别害怕。”但我们必须害怕。我们必须害怕一个体制能把年轻人逼到这种地步。我们必须害怕一个社会在不断制造这样的死亡。她的死亡，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整个世代的写照。她说“走不动了”，其实是整个中国青年在说他们被压得透不过气。当青年一代都在说“真走不动了”，这个体制还能走下去吗？它可以屏蔽舆论、修改口径、依赖维稳机器，但它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一个抛弃青年的国家，必然走向衰败。
“真走不动了”，是全体中国青年的心声。当一个政权把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代逼到死路，它的未来，也就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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