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自鲁东实施如此严格的管控，我个人也不赞同此时的严格管控措施。但，即便如此我也老老实实的遵守学校的这些防疫规定，不出校门，老老实实的在公众场合戴口罩等。这也是我为何在这次举牌过程中，全程戴口罩的意义，即我试图表明我举牌只是一种言论自由的范畴，而没有违反学校的防疫规定，所以不管是学校还是世回尧派出所指责我破坏防疫措施等，我是不承认的。下面我大致陈述一下我这次举牌始末。
大约3月25日左右，在网上看到四川大学的一个“川大是全体师生的川大，不是全体官僚的川大”横幅，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这可以说是我举牌的直接原因，当然根本原因是我对学校的防疫措施的不满。3月27日，我决定举牌，当日上午去买了几只扁头的毛笔和一瓶墨水；中午吃饭的时候去垃圾堆附近找了一个木棍；在宿舍找了一个废纸箱，裁剪了一下。下午将所要书写的具体内容构思了一下之后，在牌子的前方我写的是“鲁东解封”，后方是“我坚决反对封校！坚决反对如此高频的全员核酸检测！坚决反对对学生实施如此严格的管控！坚决反对校方一切以疫情为至上”！
3月27日17点，我准时从南区的研究生公寓出发，举牌。我的规划路线大致是往南走到第二餐厅，然后折返，从南区招待餐厅旁边的路穿过天桥到北区到第一餐厅之后，然后再去图书馆绕一下，最后的目的地是北区第一教学楼。
以上是我的计划路线，但实际的情况是，我从研究生公寓出来三四分钟之后，我就被一个自称是学校的老师（我们暂且称这位老师为A老师）给就缠住了，一路上我一边举牌一边和他纠缠，我们不断吵吵和拉扯。不过此时这位A老师并未采取过激的手段，这个过程中，他打电话通知了学校的保卫处。我们一路往北走，路过一餐后，有两位保安开着电瓶车，也赶了过来。一个保安负责录像，另一个保安要求我不要举牌，并询问我个人信息。我一路和他们交谈，并一路往北走，上了北区的那个长长的台阶之后，我往左拐，沿着孺子湖走了一段距离，期间又有一位老师（我们暂且称这位老师为B老师）跟上我了，到现在，他们除了要求我停止举牌，并打听我个人信息外，并没有采取其他的行动。
后来，我听一位老师（具体是哪位老师我忘记了，大概是B老师）对其他人说（可能是得到了电话里的哪位官员的指示），先把我的牌子夺下来，我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开始往前跑，其中A老师在后面追我，不过他的速度也不是很快。B老师在另一条路上试图截住我，我沿着原路往南跑，跑了没多久，应该还是在第一餐厅附近，B老师从另一条道路上斜插过来，直接朝我一个飞扑把我按倒了路边的冬青里，并把我的手机抢走了，A老师也紧随其后一同把我按住。
随后，他们把我强制带上了保安的电瓶车。随后就一同去了北区一号办公楼，他们把我关在了办公楼的门卫室。从五点我举牌到被抓，整个的举牌时间我估计最多二十分钟，因为虽然路程不是很短，但是我这一路要摆脱A老师以及后来其他人对我的纠缠，所以我的步行速度很快，而且后来有一段距离我是一路小跑。我估计我被强制带到北区一号办公楼的门卫室的时间大约是17：30分左右，随后我看到七八个人在该办公楼的门口，其中包括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下简称历史院）的副书记薛老师和一位辅导员王老师,估计他们在就我举牌这件事进行商量如何处理。
大约18：30分左右，来了几名警察（大约是四名）进来把我带走。我上了警车，来到了世回尧派出所，然后进入的一个大概叫“审案区”的区域，书面上写的我进入派出所的时间是18：50。当天晚上对我进行了第一次讯问，28日上午对我进行第二次询问，28日下午17：00左右，他们对我做出第一份行政处罚决定：对我做出不予处罚。但，我最终没有签字，基于两点原因，第一，我认为他们应该明确写明我的行为不违法；第二，当我在其中一份处罚决定签完字以后，一位孙警官试图要将属于我的一份处罚决定拿走（我当时看到他的举动，我的推测），基于这样的推断，虽然一开始我勉强自己签名了，但我意识到这位孙警官可能要拿走本属于我的那份处罚决定之后，我立刻把我已经签名的处罚决定涂抹毁坏。
随后，他们又对我进行第三次讯问，在这次讯问期间，我问这位孙警官，他当时是否想拿走本属于我的那一份处罚决定，这位孙警官并没有回答我，这更加使我怀疑他当时的举动。第三次讯问后，他们又让我签第二份材料，（我后来一直以为这是第二份处罚决定，但，后来派出所的所长李警官说，第二份不是处罚决定，而是告知书），但是这次对我的处罚加重了一些，对我做出的是警告的处罚，我还是没签字。随后，他们对我进行第四次讯问。讯问过后，他们让我签订最后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也就是我现在手中的这份，派出所认为“严重扰乱了校园内秩序。孙健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决定给予孙健警告的行政处罚”，当然如大家所见，我还是拒绝了签字。
以下是对我的部分讯问内容，关于我的行为是否违反防疫规定和精神。我的回答的大致内容是：从鲁东2月底严格封校期间，我严格遵守了鲁东的防疫政策，譬如不出校门；不定外卖；不网购；出门戴口罩；进行核酸检测等。包括此次举牌期间，我也是全程戴口罩，我试图表明我举牌只是言论自由的范畴，在鲁东大学的具体的防疫规定上，我是严格遵守的，即便我不同意鲁东大学的许多防疫规定。
关于我严重扰乱校园内秩序的问题。我的申辩的理由如下，第一，我没有扰乱校园交通，不管是人流还是车流。第二，我举牌也没有造成人员的聚集，我主观上尽量避免人群聚集，事实上也并未造成聚众，我也从未号召大家一起跟我走。所以扰乱校园内秩序的指责也是不成立的。
在第三次讯问时，孙警官向我告知，关于国务院颁发的《信访条例》（我估计是，记得不是很清楚，我确定是关于信访的规定），其中一条“信访过程中，不得采用举牌、拉横幅等形式进行信访。但是奇怪的是，我查了《信访条例》并没有这一条，当然假设信访条例有这一条，我认为也不适用于我，因为我根本没打算信访。
世回尧派出所对我的关押结束之后，历史院的书记刘老师，副院长王老师和一位李老师来接我回学校，大约20点多，我回到了鲁东大学北区招待所119房间进行隔离，我和王老师和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个屋子。回到119房间后，我把我的27秒的举牌视频发到了我的微信视频号、微博和抖音这三个平台上。大约22：15左右，当地的派出所的4位民警来到了我的隔离房间，说接到报警电话，说我在网上发视频，询问我发的是什么视频，并要求我删掉，我拒绝民警要求之后，几位民警也并没有勉强我，大约22：35，他们离开。
民警走后，大约22：45左右，一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我的房间，进入房间后他要求和我一同隔离的两位老师王老师和李老师出去，两位老师出去之后，他就抢夺我的手机，这位男子自称是这个招待所的负责人，当我问其怎么称呼时，他始终拒绝回答，后来才告诉我他姓车，在我们交谈过程中，他又再一次试图抢夺我的手机，在此期间我对我们的交谈进行的录音录像。
因为我再进入这个宾馆隔离时，我登记个人信息是用的是孙健的名字，所以他不可能知道我的日常用名是孙富贵，但，问题是这位车姓男子，不仅知道我叫孙健，而且还知道我叫孙富贵，所以我高度怀疑他是受学校指使。
在我和这位车姓男子纠缠期间，我也打110报警。23点左右，四位警察来到我的隔离房间，向我询问的大致情况，了解之后，警察也对这位车姓男子抢夺我手机的行为做出了批评，我要求这位车姓男子向我道歉，他也当着我和警察的面就抢夺我手机一事向我致歉。最后警察也向我保证，以后谁也不准动我的手机。110民警走之后，此时大约已经是23：08左右，这是3月28日发生的大致事情。
3月29日19：19，我接到世回尧派出所的电话，要我我回派出所一趟，要对我个人信息进行采集。随后，同我一起隔离的两位老师陪我一同去该派出所，进行个人信息的采集，包括血液、指纹以及手机的相关信息。采集时间大约不到一个小时，采集完毕后，我和两位老师再次回到了鲁东大学的北区招待所119房间，进行隔离。
3月30日16：30，历史院的院长魏老师与我通话，她认为我在这次事件中的做法是错误的，要求我反思和承认错误。我的回答是，我的做法没有错误，所以也不需要反思，同时我也说我的行为是勇敢的。
大约19点左右，历史院的书记刘老师和我通话，大致内容也是和魏老师所说的比较一致，我的回复也跟回复魏老师的大致相同。
3月31日上午，历史院的书记刘老师再次和我通话，对我进行了一番劝说。14点左右，历史院的书记刘老师、副书记薛老师、副院长王老师、副院长高老师、一位历史院的辅导员王老师和一位防疫人员六人，与我在北区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开会，高老师向我出示了《拟对孙健同学开除学籍的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我在告知书上签了字，并对《告知书》中对我的指控，我进行了一一申辩，同时会议现场我也录音录像。
下午，世回尧派出所负责我这个案件的孙警官来到我的隔离房间，要求我删除我发在网上的派出所的对我的处罚决定，他的理由是，上面有他的个人姓名。说实话，我并没有故意想显示出孙警官的个人信息，这是我的疏忽，但是我还是拒绝了这位孙警官的要求，我的理由如下，作为此次派出所对我的处罚是公事，其是作为公职人员的身份而不是私人身份，所以我拒绝了这位孙警官的要求。
15：40多，世回尧派出所的所长李警官来到我的隔离房间和我交谈，他一方面想调和我和鲁东大学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不要在网上发关于这次事件的材料（我猜测他主要还是关心涉及派出所方面的材料）。我同意李警官作为中间人来帮忙处理此事，但是我拒绝了他希望我不要在网上发声的要求。我们的谈了大约1小时35分钟，也正是这次与李警官的交谈，我才知道鲁东大学在去年因为我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致鲁东大学领导们的公开信》，就已经向派出所报警，试图通过警察来处理我，但是这位李警官告诉我说，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并没有偏向学校，认为我的公开信也没有违法内容，他这么一说，也再一次佐证了我对鲁东大学的看法，当然也是事实，即自公开信发表以来，鲁东就一直试图压制我的声音，而非认真的对待我提出的问题。
在我和李警官交谈期间，他打电话给派出所的法制大队，17：23左右，法制大队的迟警官来到我的隔离房间，我对处罚决定的相关疑惑，他做出的解释，至少我是这么认为他的解释很牵强，这里我也不再赘述，这个过程我也录音录像，与李警官和迟警官的谈话结束之后，此时大约是18：05。
18：15左右，我和历史院的书记刘老师、副书记薛老师、副院长王老师、副院长高老师、一位历史院的辅导员王老师五人，与我再次在北区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开会，高老师再次向我出示了《告知书》（14点那次会议中，向我出具的告知书的第二段有重复内容，所以对《告知书》进行了修改），并要求我签字，我签字。随后高老师向我出示了《鲁东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申报表》，并要求我签字，但我拒绝签字，随后会议也很快结束。
4月1日12：34分，我再次来到北区招待所的二楼会议室，这次会议人员有研究生院的副院长王老师，历史院的书记刘老师、副书记薛老师、副院长王老师、副院长高老师、一位历史院的辅导员王老师、历史院的两位学生与我共九人。研究生院的副院长王老师先是向我出示了《鲁东大学学生处分决定送达通知单》，并要求我在上面签字，我在该文件上签字。随后，这位老师将《关于给予孙健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和《鲁东大学研究生学习证明》送达给了我，这位老师要求我当日17：00之前离开学校。
13：00多，历史院的副书记薛老师通知我解除隔离，派两名学生和一名老师帮助我收拾个人行李，薛老师说其他事情由他找人帮我处理，譬如：饭卡的钱、一半的学费、一半的住宿费的退还等（在这里多说一句，如果鲁东大学当初的服务这么好的话，我不会跟你顶牛到现在，当然你我分开这种结局现在看来也不错，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比如：有那么多朋友支持我，还有律师朋友免费帮我进行行政诉讼，几位友人热情邀请我去国外读书，这都是意外之喜）。
下午大约15：30，我离开了鲁东大学校园，这里感谢帮助我搬行李的两位同门和三位舍友，和历史院的辅导员王老师。尤其我的舍友，此次举牌我预料到一些风险，所以在举牌之前，我并未和他们谈论此事，但，事情发生之后，特别是我27号就消失了之后，肯定也让我的四位舍友担心忧虑，而随着此事的发酵，他们心里可能因为此事也感到紧张，这里向四位舍友说一声抱歉！
孙富贵（孙健）
202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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