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对我的政治构罪纯属莫须有，违反了公序良俗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我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其所提出的法律性事实依据是：我从2002年以来写下的数十篇要求自由民主的文章，我在2020年创建了“世界宪政民主论坛”网站。《起诉书》据此断定我攻击、诋毁中国政治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首先，我必须声明的是，从1986年12月第一次参加学潮直至今日，我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从来没有改变过：在中国彻底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是我的一切社会思想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原始的、根本的、终极的行为意图。
前两次，我实质是因我的政治活动而蒙受政治冤狱；但在这第三次，我却是因我二十年来的思想学术活动而被“算总账”，被以“敌对势力”的典型定位而被起诉。的确，我所写的文章和创建的网站的公开发布与传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正如众所周知，我的这些思想学术活动，是在堂堂正正的履行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亦正如众所周知、我的这些思想学术活动的客观效果，是正面、积极、广泛而有深度的传播了普世价值理念，对包括民间和官方在内的一切向往真理的中国公民进行了人道人权启蒙，对促进一代人主权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当然不无推挽之力。
在中国官民各界，几乎没有异议的是，鉴于我长期的言论立场和客观社会影响，我被公认为中国大陆靠近中间地带的温和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数十年来，我一直谋求启蒙最大多数、团结所有国人、实现全阶级思想联盟。对抗、颠覆、你倒我兴，从来不是我之所好；多元并立、大团圆、近乎理想性的“人和”，是我一生的梦想、初心和心术，当然也是我的这些思想学术活动的法律性主观意图。在我的这些思想学术主张中，和平理性的左翼、真正的社会主义，乃是现代社会多元均衡格局中不可抹杀的一员；宪政民主政体革命的最佳演进路径，是和平长出、温和转型，其间任何政治家、政治力量和政权，只要真诚的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真诚的皈依宪政民主理想，都可以或积极参与、或乘势主导、或通过获得选民合法授权而引领当时的政治转型和政体革命建设进程。在我的思想学术蓝图中，现成的制度、政权、政治力量中一切合理的存在，理当被纳入综合创新的新政治文明之中，成为其有效的、实质的组成部分。同我所崇尚的孔子、亚里斯多德、黑格尔式的“包容囊括一切实在所有原创精华”的雄伟蓝图相比，颠覆某政权、推翻某制度的观点主张图谋，格局实在太渺小了！而我所写的《邓小平的复杂性》、《根本的自救之路在于政治觉醒》等文，采取的是对主要政治人物“先批评后劝善”的文势布局，这首先是出于我深层的悲天悯人情怀，其次也是在运用着一种中国传统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激励策略：检方居然指控我这是在“造谣、诽谤、诋毁”个人和制度，这一指控显系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无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存在，创下了极为丑陋的法律性硬伤。
不过，更深层的剖析，拿我的温和右翼主义思想学术活动入顶级大罪，也反映出《起诉书》背后的作者已黔驴技穷，即使在四十年镇压自由思想、自由力量的中国维稳史上，这亦颇为罕见，拒和树敌，畸形怪诞，事出反常，必有妖心。
既然判决结果早已预定，我又何必在此一一细数《起诉书》在“罪与非罪”划界上的黑白颠倒、指鹿为马、莫须有，及其黑暗愚顽动机的可悲可怜。
在这个洋溢着非正义基调、充满着政治迫害的法庭上，我要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生命理想进行公开的思想代言。法庭就是政治上的宪政民主论坛。今天我的使命就是在这个一线平台上，讲出我们这一代正在崛起的主权的公民的心声，讲出中国社会的真实和真相，讲出中华民族最为急需、最为根本的政治真理和生命真理。
勿庸讳言，我为一代人做思想代言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激励和培植中华民族用以主导必将到来的政治转型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精神力量；我亦深知，这一思想代言事体重大，不可流于肤浅的表态、呐喊，而应具有足够份量的言论质量，即具有与中华文明博大深厚底蕴相称的、与当代中国五代民主运动苦难悲壮的奋斗史相称的真理深度和生命深度。哲人在锁链中也是自由的，这不仅是因为他能够超越外在锁链的束缚，自主的运用其独立思考能力；而且是因为他能够超越世俗恩怨利害算计等内在锁链，向着人道理想和宇宙真理的圣境升华。站在这个最一线的讲台上，我要以我亲历的生命极限体验和反思，以我历经数十年试错打熬的理论思辨格局，讲出我们这一代人自立于拥抱和践行的理想、真理及其道德高度。认我弃我，请予质证！知我罪我，其唯《春秋》！
第二部分 我不断绝食的深层考量
从2005年到2019年，我先后四次被刑拘、两次被判刑，在这些政治冤狱中，我被监禁的时间共计达11年零123天计，其间，我先后被换过6个看守所，进过三个监狱（如果把这一次算在内，到今天开庭，则被5次刑拘、被换过9个看守所、被监禁达12年零279天），遭受过数十位警察或维稳官员数百次无休止的审讯。其间，我进行了6次总计达297天的绝食斗争（这一次绝食是第七次，绝食时间独立另计，至今天已达512天）。我为什么总要进行绝食，为什么绝食的时间越来越长？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确有着较为深层的道义性、哲学性但并非神秘不可理解的考量。
绝食是世界各国争自由运动中常用的和平抗争形式，它具有通过个人受难担当感动人们的天良、向社会各界宣示自由民主理想的道德崇高性、激发行动者的道德勇气等重要的精神作用。我的绝食的起始动机即是为了反抗非正义的抓捕，向世人传扬和见证自由民主理想的纯正纯洁。政治犯绝食并非不正常的举措，政治犯遭遇横暴险恶的政治迫害却不进行绝食抗争，反而显得有些不正常。后极权维稳体系对我实施无休止的审讯和折磨，其用意在于用和平年代的极限压力使我的心理无法承受，从而放弃理想、退出行动，泯灭我的坚守对于一代自由理想者的道德感召力。我的绝食动机重心即在于捍卫气节、昭示我的坚忍倔强、死扛义烈，并通过东方文明传统特有的“苦行”操练，主动尝试身心极限体验，从而不断增强内在的精神力量。我从不欣赏中国文化丑陋的另一面：委曲求全，留待来日。我要痛痛快快、自尊庄严的活在当下。我从来都是站着坐牢的，我也会站着走向死亡。中国古人的大丈夫气节、西方贵族的勇烈精神，是我真心仰慕企望的人格典范。我的个性特质在于，凡是我真心认同、真心崇尚的道德价值，我都要用自己的生命真实的践行之。
长期绝食的代价的确较为严峻：体重节节下降，内脏多处受损。早期绝食超过40天时，大脑眩晕加剧，胃部牵连腹部，呕吐不已。后来进行101天绝食时，我通过加强用脑和东方式内功调息（也就是有序深呼吸），有效缓解了这一重大困扰。除了弘扬自由理想、昭示自己永不屈服，我的长期绝食越来越趋向于一种探索身心极限体验的哲学操练。柏拉图说，那些真正献身哲学的人，实际上是在主动的练习死亡。我是一个几乎数十年不间断的研究哲学，行动性的以哲学治心养性的哲学人，我的绝食探索中的确蕴含了把中国孔孟老庄、印度佛学和僻谷实践、古希腊罗马柏拉图主义和斯多哥派伦理的精华融合在一种全身心练习和生命性实践行动中的哲学意味。通过反抗铁窗禁固的不自由来验证自我的精神自由，通过自我向自我见证人格尊严气节之美和自由民主理想的纯正，来感受体验甚至创造充盈一种超越苦难、超越利欲、超越死亡的圣洁心境，实实在在的构成为我在长期绝食的极限探索中的深层精神流向。第一次绝食之后，我惊奇的发现：我眼中的墙壁变得更加洁白、天空变得更加湛蓝。随着绝食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我发现我的情感似乎变得越来越真挚热烈、易于被感动，我的心常常为自由同仁之间的义侠救援、肝胆相照而颤栗，我的视野似乎越来越辽阔高远，精神越来越倾向于敬仰尊崇“四之内皆兄弟”、“拥抱一切人类同胞”、“集全球所有文明精华于一体”等人道理想和哲学真理境界，越来越惯于约束规范自己以大爱心、大公心、大胸襟包容吸纳不同意见，宽容宽恕各种人性弱点。我在长期绝食这一全身性哲学操练中深切的感受到灵魂的不断进化、层层升华和超越。我的哲学操练似乎逐渐逼近于某个阶段性考核验收的节点。假如有一天，我突然面临将要为理想付出生命的现实，我会内含对于“站着生站着死”的气节美、升向天空的圣洁美、与我为自由而牺牲的妻子永久会合的情义感受感应等深邃的精神流，而安祥的死去。用“中和之美”概念是很难解读这一受难美学的真谛的。
第三部分 如何应对千年政治巨变和文明文化巨变
2019年8月出狱后，我看到中国大陆政坛格局陡变，累积起重大深远变数，亦因此潜含了某些更加有利于政治转型的历史契机。民间维权力量在严酷打压下似乎有所沉寂，但其钢筋骨架实质并未受损，而全国性社会文化心理共识和变革意识却在前所未有的孕育之中。通过系统反思过去十几年民主维权运动的经验教训，我深刻的意识到：我们在有效扩展自由阵营的声威、营造民间力量扁平结构、以递进增强的行动施压促变等方面的确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但也犯下了某些重大的错误：我们过于偏重法律博弈和维权行动，高估了“行动性启蒙”的思想含金量尤其是对我们的主要理想目标即宪政民主制度的本土操作路线、蓝图未能进行正面系统的理论阐述和多元竞争的模拟设计——这是促成未来中国政治转型时期全民共识的形成和公共政治社会的营建的思想基础之一。在信息时代，思想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第一资源，而其间适应现实需要的原创性操作思想，尤为迈向政治转型的中国社会之战略稀缺品。民主维权运动不能仅仅局限于“生产”自由的行动、自由的力量、自由的启蒙思想资讯，我们的使命是把多元格局做成、把政治转型做成，把自由理想彻底化为中华大地的现实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为变革的中国社会“生产”出千年一遇的政治转型必需的政体搭建框架的多元方案，它最终在现实操作中如何成型，则由历史合力去组合，由主权的人民去裁决。
不仅如此，千年一遇的政治转型还需要更深层、更厚重的新的文明文化，作为使新的政治制度得以持续生存和成长的软环境。经历了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凝聚了超级经济能量的中国社会，在其磅礴深厚的经济巨变、信息巨变、生活方式巨变的立体推动下，不仅正孕育着政治巨变，而且正孕育着文明文化巨变。中国民主维权运动作为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先锋，负有引领这一文明文化巨变的使命。中华民族是哲学的民族，作为尊奉哲学圣贤、尊重哲学宇宙真理和人道价值真理、崇尚入世或出世的哲学式生活的民族，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终极价值认同。众所周知，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的自由理想者，我们实质上即是中国传统的士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延续。我们不仅沉浸在一种我们自身无法摆脱的民族文化价值理念传统中，而且还隶属于这个传统最本分、最古朴、最坚固顽强的部分——这个传统强调尊道奉道、守道行道，又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按照这个传统所公认的社会分工，士阶层望负着弘扬仁爱理想、普及诗书礼乐、帮助养育淳厚风俗的文明文化责任。由此，这个传统实际赋予了士阶层“世道人心的形塑者”这一高度能动角色。在当今中国，士阶层的对应者即是追求并践行普世政治真理的积极公民阶层。作为行动着的思想者，我们无权放弃亿万民众基于传统文化心理和社会分工期待我们履行的这一“世道人心的形塑者”的高度能动角色。在迈向自由民主的政治转型进程中，我们必须通过激励公民个人的道德勇气，推动全社会主权的公民站起来承担政治和社会的全局性责任。面对各种奴性依附的愚民洗脑文化和畸形适应、拜物颓废的社会心理走势，我们更负有帮助医治民族灵魂、扭转浇薄世风的严峻责任。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更加立体的履行先锋之责，更加主动积极的迎接文明文化巨变。人生价值哲学是一切文明文化的核心原点，人生价值的觉醒是文明文化之变的第一发动机。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政治转型和文明文化巨变需要一场人生价值哲学革命，来打造新文明新文化的核心原点，来形塑政治转型和自由民主社会所需的世道人心。作为中华文明的正宗传人和普世的自由民主理想的承载者，我们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汇通中西、集聚全球多元文明之大成的精神高地。基于巨型国家多难累进的生命经验，我们有机会实现哲学原创，我们也有能力实现哲学原创。我们的文明格局需要从搭建宪政民主制度框架、浇灌宪政民主制度现实开始铺开，但我们的文明格局远远超出了政治上的个人雄心壮志。站在信息、生活、政治、思想巨变的交汇点，我们享有在当今中华大地再造诸子百家时代、再造盛唐气象、再造古希腊文明，直至原创出全新的经典文明的千年机遇。能否内化这一机遇，当然要看我们是否有能力在中华大地发起一场哲学革命。我们是从终极价值和文明格局的高度来应对迎接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的，这正是我们生为把全部生命奉献给自由理想的先行者的独特性之所在。
第四部分 我的根本政治主张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国际大势已经进展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值此之际，我们民主维权运动需要向亿万同胞、向社会现存或潜在的多元力量亮明我们的根本政治主张，藉此展示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未来政治巨变的方向。如果其间的确揭示了适应信息时代大势和中国本土需要的理论真理和操作真理，我想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这些理论真理和操作真理的广泛传播，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真理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巨变的深层引导力。
那么，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根本政治主张是什么？即它所长期探索弘扬的适应信息时代大势和中国本土需要的未来中国政治制度是什么？
我们的根本政治主张可系统阐述如下：
一、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唯一可以实现中国未来数百年数千年甚至永恒的人民当家作主、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也是足以帮助当今中国社会彻底摆脱其积蕴已久的深层危机的唯一出路。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是崇高的自由理想的具体实现，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真理。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无论经历了何种反民主、反自由的极权专制独裁僭政挠动，其最终走向都是真理对谬误的校正，其最终归宿都是政治真理的现实化。任何集团、任何个人，都无力阻挡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这一政治真理在中华大地上最终化为永久凝固的政治现实。
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是“法治下的自由”、“法治下的民主”、“法治下的政治分权制衡”、“法治下的政治集团多元竞争”、“法治下的联邦制”、“法治下的高效行政管理体制”、“法治下的人权实现体制”和“法治下的经济福利国家体制”、“法治下的社会多元自治”等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结构的综合集成。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双执政官选举制、三种大会并列扁平结构和十一次宪制改革，古希腊斯巴达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古罗马帝国的法律文明，近现代英国的议会制和司法陪审团制，《法国人权宣言》及其现实化，德国的行政管理理性，北欧国家的福利国家建设，尤其是美国的三权分立、联邦制和普遍的社会自治等等，都为这一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贡献了诸多丰富的真理性要素，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因当把他们作为经典的经验个案加以深刻的学习借鉴。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必须从中华民族自身延续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中充分汲取其千锤百炼的制度精华。中华民族是人类大家庭中最具政治天才的民族，她的政治天才具体表现在，她在历史上先后创造出上古大河文明和部族自由、有效统摄数百邦国的西周分封制，秦以后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行政分权的三省制和高度职能分工的六部制、专司全局决策的多相制、实施内部化同步批评制衡的言官御史制、全国统一考试公开选官的科举制等等，这些中国古人独创的分权制衡、政治共享、行政理性机制中具有永恒生命的成分如果被睿智的纳入当代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很可能会与若干来自西方制度文明中的真理性要素产生化学反应。
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不可能照搬任何国家的现有制度模式。以超然自由和海纳百川胸襟系统集成古今中外政治制度的精华，根据现实需要坚决大胆的尝试综合创新或本土原创，根据实验结果不断进行宪制改进，更符合中华民族自身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原则。中华民族既然有能力在三四十年时间内成功的建成世界最大的市场经济体和一流的现代工业体系，亦必定有能力在三四十年时间内成功的建成世界一流的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
二、法治下的自由。自由是人的天性，个人自由是人类的天赋权利，个人生命意义的支柱就在于追求个人的自主自由和高贵自由的最大化。一切社会共同体仅仅为了保护和促进个人自由而存在。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是实现自由理想的手段，宪政民主制度是人类历经千百年经验积累而综合创造出的旨在保护和促进一国全体民众的个人自由的最佳政治安排。
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必须有能力现实的生产出“大自由”——即帮助实现全体民众个人的自主自由和高贵自由的最大化。在人类历史上，大自由社会曾经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过。中国古代汉文帝的无为而治、唐太宗贞观之治、唐玄宗开元之治，古希腊雅典城邦克里斯底里时代之后的二百余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至今一百五十余年的社会，即是全人类历史上大自由社会的经典个案。现有的宪政民主制度目前多数尚未达到接近于理想的某一阶段的高度，比如站在人类自由理想探索前沿的美国，其公民个人的自主自由的现实化较为充分，但其公民个人的高贵自由的实现状况和精神导向尚有很大不足。但是，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内在的具有走向理想制度的强劲动力和巨大潜能。中华民族作为哲学民族，应当在主动因应千年一遇的政治巨变、原创自己新的经典文明之际，为自己树立最高的政治理想标杆，并有效激活其强劲动力、充分开发其巨大潜能。我们要敢于拥抱真理，敢于奉天行道，敢于把政治理想化为中华大地上的政治现实。人应当尊重自己，相信自己配得上崇高的理想、高贵的生命。中国古代汉唐、古代雅典城邦和近现代美国可以做到的，今天的中国也有能力、有资格做到。
二千二百年前，汉文帝奉行“任万民自治，以达成天下大治”的政治路线，在那个时代，民众享有今人亦无法想象的巨大自由，可以自由经商，自由旅行，自由讲学，自由结社，私人可以携带兵器出门，有十二年全民不必纳税，甚至私人享有开矿、铸币的自由权利——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技术条件已允许公民个人在自办的公众平台内创制第二货币、而与国家法定货币并不冲突，当然对于不同平台之间第二货币是否允许直接互换，需要高度审慎；未来海洋时代、太空时代，如果立法允许，公民自由前往海底或太空私人开矿并加以保护，必定可以有效增强母国的经济活力和财富总量。近现代欧美法治文明通过创制公司法大幅削减了个人创业或投资失败的赔偿范围（有限责任），通过创制股份募集法律大幅增强了个人融资能力，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生产或探险活动，通过创制专利法赋予作出某项先进技术发明的个人享有相关的独占性收益，从而极大的激励了全社会普遍的个人创新热情——在这样一种“能动法律”积极创制制度下，公民个人在经济领域的起点性自由权利、过程性自由能力、结果性自主能量，都得到了“实质自由”意义上的大扩展。
未来中国要建立迈向大自由社会的宪政民主制度，需要充分学习借鉴这样的“积极的法律统治”的经验和智慧。在这样一种“积极的法律统治”下，不仅中国公民个人的生命权、人身安全和尊严名誉权、财产权、行动自由权、宗教自由权、政治自由权可得到独立的司法体系的有效保护，而且国家和社会的立法体系可以通过积极立法、立积极法、试错累进的方式，大幅扩充中国公民的自办媒体权、自办公共平台权、自办社会团体权、自办学校权、自办风险企业权、自办第二货币权，以及私人前往海底或太空开矿权，同时伴之以严格的法律划界、监管、追惩机制。通过这种法律赋能扩权，个人本身成为一股势力，将普遍的崛起为社会能量体，这就为他们在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充分的伸张其主权和权利，充分的发展个性和才能，充分的尝试个人探险、科学和艺术原创，进而以博大深遂的人道情义、超越体验、诗书礼乐来不断塑造和升级个人的高贵灵魂，提供坚实的资源和能力基础。中国公民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大自由，将由于个人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权利、自由能力、自主能量，而成为现实的可能。
理想的制度可以通过务实的、创制性的法律操作而成为大地上的现实存在，这是近现代世界“积极的法律统治”文明的精髓之一。我们还希望看到的是，在敞开胸襟充分学习借鉴西方法律操作经验和智慧以创建未来中国的大自由社会的进程中，中华民族能够有幸由“哲学民族”进一步扩展为“积极法治的民族”。
三、法治下的民主。民主的价值理念是指一国民众拥有本国最高政治权力，即政治主权。民主的现实操作核心在于一国民众通过法治下的普选程序，掌管本国议会中人民代表或本国最高行政首长的人事任命权。此外，一些现代民主国家还往往将某项重大国务、重大法案或宪法修正案付诸全民公决，这是一种由人民直接行使部分最高事务决策权、最高立法权的民主操作形式。
在现代间接民主制中，不乏选出的人民代表或行政首长逐渐与选民隔膜脱离的具例，有鉴于此，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需要通过法治下的政治程序，建立起公民群体对各级人民代表和行政首长的民主控制。这样的民主控制，以及重要的立法事务，都可以部分的通过操作较便利、成本较底廉的科学抽样调查或网络投票来进行。
依据各项基本原则和技术，融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操作智慧，这一代中国人可以大胆尝试若干富有中国气象、中国高度的新的民主操作模式：
1、把科举制要素引入总统大选和各级行政首长选举。中国作为巨型国家，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领导，故以实行总统制为宜。可制定选举法，组织独立的选举院监督选举，由宪法法院或选举法院予以司法救济，总统侯选人的入门资格除了需要获得十万人以上的签名支持外，还可以通过政治理念、军事与外交、经济宏观管理、人才与管理、传统文化复兴、人权保护与福利国家、科学技术教育等科目的常规考试，来做初级筛选。在大选决胜阶段，可举行上述科目的高端笔试与口试，由三个不同的专家组独立评分，并将答卷与不同评分公诸天下，以供全体选民作为投票参考。此一公开考试与公开电视辩论可并行不悖。
其余省长、市长、县长侯选人的公开考试均可仿此，仅科目有所增减。
为了平衡总统过度集权的弊端，不排除在未来中国立法试验“双总统制”选项。古希腊雅典城邦、斯巴达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后期都出现过这样的双首长制，记录甚佳。为审慎而计，似可首先在某一大省试点双首长制，视其成效和全国民意、公决票比决定其走向。
2、在民主控制方面，可立法规定总统每三个月必须对议会、对全国电视网络各公开述职一次，接受议员和经由科学抽样调查选出的民意代表的公共质询和批评。如果总统的法定民意测验支持率在就职十二个月后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或者某一数值，则由议会或民意代表予以正式的行政警告；如果再过六个月降至百分之二十以下，则启动正式的弹劾程序；如果支持率连续十八个月介于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之间，则由议会做出专项立法，剥夺总统被公认不擅长的那些领域的管理职权，转授予某位总理或副总理代管。
按科学统计学，对某个城市或国家，就某一事项抽样调查一千二百人以上，误差就基本上稳定在百分之三以下。据此，对总统的弹劾投票权可授予一万二千零一人组成的弹劾委员会，弹劾委员会可由来自各省、由科学抽样选取的以下成员组成：平民代表四千零一人，年龄必须在四十五到七十五岁之间；中学校长一千人；大中专校长一千人；省市县正职副职一千人；省市县议员一千人；制造业总经理和管理专家两千人；各界精英二千人。后六组成员可无特殊年龄限制。若免职票超过百分之六十七，则罢免立即生效；还可同时投票决定是否对总统进行渎职罪等刑事调查，若票数超过百分之八十，则立即交付宪法法院审判。
新总统侯选人只能在总理、副总理和各部正部长中产生，竞选时间为二十天，由按照上述科学抽样的各类比例选出的一万二千零一名新成员组成选举团，经过一日两轮票决选出新总统。
总统大选的点票工作，由全国大中专全体师生现场参与主持和监督；所有选举和罢免投票都可免费验票。
全国议员和各省市县行政首长、议员的民主选举、民主控制，尤其是弹劾罢免程序，都可仿此。
3、在重大立法事务上，亦可广泛运用科学抽样调查。公民群体履行积极创制权而提出的法案，只要连续六个月两次获得一万二千零一名随机选出的民意代表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支持，就可进入议会立法程序；立法条文的修改亦可仿此。但重大国务与宪法、宪法修正案的全民公决，必须由全体选民通过地面纸质投票决定。
四、法治下的分权制衡。“三权分立”一般被理解为按照法律过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门之间进行分权制衡，但在实际运作中，三大部门担负着超出法律过程的诸多重大事务。比如议会除了以立法为主业，还负责代表公众批评监督政府。它所掌管的财政拨款权更主要属于具体行政事务，只不过西方议会传统已把财政过程法律化。此外，参议院掌管的内阁部长审批任命权，亦不属于立法权的标准定义范畴。
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设计，必须坚决摈弃理论教条主义，把中西方已被证明为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分权制衡机制加以恰当组合与配制。在初期，我们可主要借鉴堪称完美政治设计的三权分立框架，同时坚决运用务实操作，补齐其实际运行中暴露的若干重大短板：
1、目前成熟的三权分立国家的两院议员的立法内行性明显有所欠缺。未来中国的国会议员每人可被配制三名律师、二名管理专家、一名媒体专家、一名速记专家、二名选民服务专家（议员本人可以另外招募大批义工），其由此可成为拥有超级能力、团队合力的“大议员”。如此方可满足信息时代人民代表的日常工作所需，并及时因应选民的指令和需求。
2、参议员中的四分之一成员，可由各省参议院从任满的优秀的内阁部长中选任，优秀与否以其年评得分和常年民意测验排名为准。如此可有效提升参议院在行政经验和全局视野方面的含金量。
3、可借鉴中国古代言官御史制的内部同步批评监督模式，在中央政府内部组建独立的批评部。批评部的第一分支负责对总统本人实施365日乘24小时全程近距离批评监督，将总统违规与否的每周记录和批评官每双周对总统的战略与管理高端批评建议准时对外公开。其余对总理以下、副部长以上官员的批评监督，亦依此处置。
4、在众议院、参议院之外，可独立组建协商院。协商院可延续今日政协若干惯例，其成员从各个行业精英多民族精英中选任，专就战略纠偏、多民族共享、行业诉求等核心议题提出施政建议，由政府批评部、议会、民意测验榜督促其落实。协商院亦可拥有部分法律创制建议权，其建议若在众议院专门机构获得半数同意，即可投入立法。
5、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依据自然法裁判重大的终审案件，并把其判决理由公诸天下。其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票，就可把对总统政令和两院法案的否决建议提交给经由科学抽样选取的一万二千零一名民意代表，由其投票的三分之二多数与否做最终裁断。大法官一般七十五岁退休。科学抽样调查支持率一直超过百分之八十整，可连任至九十岁。对于法官队伍的民主控制，可由众议院、参议院、协商院、批评部联合推进。
五、法治下的政治集团多元竞争。为了让亿万民众尝试充分享有组建政党和社会团体的自由权利，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经历一个多党制阶段似乎是十分必要的。美国的两党制简单明晰，亦已形成党内团结，但政党的庇护也使议会对总统的制衡变得越来越不可操作。而一旦执政党在议会中沦为少数党，总统的若干重要施政议案在议会中就很难获得通过，国务管理由此人为的走向低效空转。但多党制也有其重大弊端，那就是某些政党滥用其在亿万表决中“左投则左胜右投则右胜”的砝码地位，以此要挟执政党与其进行政治交易，换取若干政府要职，总统在任人唯贤与促成行政效率最大化方面的行动自由将因此大为削弱。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设计，可对总统的重大施政议案的议会蕴酿和投票表决行动，以及在投票表决的间隔进行限时，而且可让总统有权在重大议案被议会三分之二多数票否决后，将重大议案交付经由科学抽样选取的一万二千零一名民意代表投票最终裁断（仍然以超过三分之二票数为通过），这样就可强有力的限制议会中与天下为公相悖的政党交易对总统施政效率的牵制和破坏。这种由一万二千零一名民意代表最终裁断的“统计学民主”也就是人民主权的统计学运作机制，很可能会在未来中国缔造出不同于一般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全新政党格局。由此，未来中国的政党有可能逐步走向相互竞争的全民性思想联盟，而非政治人物的利益联盟，许多政党会因此更加重视在其占优势的地区深耕地方自治，而这些正是我们更期待的方面。
六、法治下的联邦制。联邦制是宪政民主版的地方自治，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这种纵向分权更有利于实现民众对就近事务的参与管理权，亦更有利于地方事务的高效治理。
中国西周王朝实行的分封制极大的促进了当时中华民族对全国蛮荒之地的大开发，并一起缔造的邦国自主自治连同上古部族自由一道，养育和催化出诸子百家巅峰性的文明原创；中国秦汉至唐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州郡层级则往往有一百余或二百余行政单位并列平铺，这一扁平格局有力削减了中央集权过于陡峭的势能。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各城邦的多元竞争极大的促进了民众权利的扩展和文明的繁盛；现代美国实行的联邦制，则以其充分的地方自治展示的高度活力、对垂直权力的层层截断所形成的层层扁平均衡、联邦与各州政争的司法救济体制的公正简洁等，赢得了举世赞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国，歌德说，“如果伟大的法兰西不是只有一个中心点（巴黎）而是有十个中心点，那她的情形会是怎样呢？”我猜想，以自由的艺术想象力超绝于世的伟大的法兰西，将焕发出三倍于当前的能量和活力！当今中国各省已普遍出现省会对边缘地市经济文化带动乏力、地方得不到高效和充分自治、地区贫富差距悬殊等弊端，联邦制是解决这一结构性弊端的制度性、终极性最佳对策。展望未来，中国如欲主动积极的走向制造业普遍繁盛、走向海洋开发和太空开发时代、走向尝试原创全新的经典文明，尤其需要焕发地方之间多元竞争的活力。中国亿万民众对于创建大自由社会、更加实质性参与就近公共事务决策权的主人需求，更使联邦制在中国势在必行。
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设计，可在目前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基础上，进一步把全国划分为七十六到八十个民主自治的省份，深谋远虑的通过资源富集等形式，缔造出七十六到八十个经济中心点、文明文化中心点。民主不能仅仅满足于普选授权，民主需要生产出“大自由”社会和“大自由”生活方式，同时需要生产出更好更高的行政效率。在联邦制系统规范的民主政治框架下，“经济增长优先”的政治路线，必须得到长期坚持。众议院、参议院、协商院可主持或主导制定一套可不断改进的全国经济长期规划法案，法案中必须辅之以相应的多种资源配制和专项授权。至少必须有三分之二省份以常规制造业和信息化制造业为经济基本盘，法案还可超前的运筹以四百到八百万人口为一小型经济圈，在中国内地打造出二十个德国模式、二十个瑞士模式、二十个日韩模式。通过大技术、高技术、重型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绝大多数高度自治的省份可获得自力而强劲的经济财政保障。有此基础，十年之内，应用技术、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类大学或学院的本科专科教育可全免学费，这也是对促进全社会“机会均等”十分有效的积极福利。
在文明文化方面，七十六到八十个省会可选取现代巴黎维也纳纽约和古雅典城邦中国唐代长安城这五大世界文化之都中的一种或数种，作为本省会直接模仿借鉴、综合创新的参考系，再造出一个信息时代和太空时代立体综合的文明文化中心。每省可通过专项立法，以灵活的产权形式创办多个独立的哲学学院、诗歌学院、艺术学院、歌剧话剧院等，积聚在全国或世界范围内流动的人文、哲学、艺术、文化一级英才，生产丰富的探索创新作品，并普遍增进民众的人文艺术素养。为了提升各省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质量、信息量和均衡性，全国议会和各省议会还可专项立法，在每一省初步培植三到八家报业集团、新闻电视网，促进其在思想和商业方面的相互竞争，但不允许任一财团跨省兼有报业或电视台，严防其形成寡头垄断，破坏全国思想言论信息市场的大均衡。联邦制是缔造大自由社会的必由之路，但大自由社会必须通过其内部数十个格局宏远、英才辈出的文明文化中心的辐射功能，才能熏染成就一代公民高雅高贵的精神文化品质。
七、法治下的高效行政管理体制。中国汉唐时代活力四射，部分原因在于拥有一支多数选自优秀的基层吏员、商人和军官因而具有较强的实干操作能力的官吏队伍，州县主官也在事权、财权、用人权等方面获得充分授权，故往往有以“吏治”著称者。宋明两代几乎完全通过科举考试选官入仕，这虽然实现了参政机会的公开公平，但也造成入仕之门狭隘、行政主官的公共管理能力普遍偏弱的弊端。而且，吏部的日益强势也使地方主官基本失去“组阁”用贤的权力，政治家阶层的用贤能力也由于久无用贤历练而日益衰减。当今中国官场正重袭宋明之弊，其结果是中国社会主流的管理精英基本不在体制之内。
宪政民主制度下的联邦制，可令民选的县长、市长、省长重获组阁用贤的权力和历练，还可集成古今中外丰富的管理和用贤智慧，不断加以改进，以大幅增强行政效率：
1、中央政府可借鉴古代多相制，实行三总理制。三总理分别负责工业、民生、外交与科技三板块。目前的单一总理无论如何精明强干，都无法周全处置辽阔而繁重的政务，而且在多个领域日显外行隔膜之实。
2、民选行政首长在组阁用贤时，可广泛引入优秀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阶层，后者不仅可以帮助有效提升所在部门行政管理服务的效能，而且还可以把工商业和社会生活的需求、信息等“活水”带入素以僵硬著称的行政体制内部。
3、实行行政部门的全面精密管理化、全部公务员终身接受免费管理培训并教战结合、从民意测验结果和内部考评两大维度确定公务员奖惩升黜标准，以示信息时代大势所趋。众议院、参议院、协商院可主导政府批评部、监察部、人事部制定每一位公务员岗位的作业手册、分工协作手册、应急手册、奖恶升黜手册等，通过常规批评监察、巡视、抽样调查等方式促其落实，以达成民主制度下的良制善政。
以上各项改进，均应以议会立法及其不断的累进修正为准。
八、法治下的人权实现体制和法治下的积极福利国家体制。人权是人类个体内在的道德尊严的见证，对人权的保障和促进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核心目标之一。在中国这样的人权重灾区，把人权理想化为不断增强的现实存在，尤其需要采取主动的、系统的、制度化的行动。福利国家是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发明创造的全体国民平等分享基础保障和发展机会的人道文明体制，这一体制应当也必定会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国人曾经饱受绝对平等主义祸害，对过度福利可能造成的懒惰和依赖性的警觉已成为全民共识，所以中国版的福利国家体制必须是在保障基本的生命尊严和体面的生活质量基础上，以有效激励个人自力自强为主要导向的积极福利国家体制。
1、未来的宪政民主中国，可在各级政府内组建独立的人权部。人权部负责运用行政资源、行政程序和司法诉讼程序，常规性、系统性的依法全面维护和促进人权。人权专员重点巡回人权问题多发领域、多发单位，如养老院、监狱等，动态性处置人权冲突，消除侵犯人权隐患。
2、以众多管理学院为平台，大规模并超前培养女性官员、女性职业经理人阶层，立法规定行政主官和次官以及公益社团负责人中的女性占比，主动创设各种可让女性展示个性、优势、卓越才华的机会，以女性领导者和女性英才的优良示范激励一代女性公民的主人自豪感和积极进取精神。
3、对蒙藏回疆等少数民族的本科、硕士、博士教育提前实行学费全免，对其民族文化实行众资源加权保护。把对宗教自由的高度尊重体现在立法、司法、社会维权界合力行动层面。以巨量资源帮助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开明改革派成长为中国多元并列的自由宗教格局中的绝对主流。
4、主动投入国有资本，同时鼓励慈善基金参与兴办公益性或国立的制药企业，把悠关国民生命安全和寿命的基础药物的非人道暴利彻底挤破，以市场化手段和平账技巧为主，铺之以必要的财政补贴，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一切以国民的平均寿命大幅提升和休闲幸福指数强劲递增为阶梯性检验标准。二十年内全国实现大学本科教育全免费。
5、借鉴德国、丹麦经验，对所有失业者实行全免费培训，促成其积极再就业。立法对全面推进行积极养生、高雅休闲、和合共处的生活方式的养老企业实行低税、免税或多种资源扶持，使全社会逐渐形成精神高标准、物质高标准的养老文化。
九、法治下的社会多元自治。实行社会多元自治，首先有利于培养民众普遍的参与激情和参与能力。迈向大自由的宪政民主中国，不仅应当致力于实现公民个人自主生活的大自由，而且应当致力于实现公民个人结盟生活的大自由。在这样的社会中，公民个人享有自由结盟或契约参与各种公共社团的权利，在议会所制定的《社团法》，应当严禁在任何公共社团内建立高集权架构；那些成员不具有自治权和否决权、人际间存在精神控制或人身依附的行为不良社团，应当受到人权官员的各种直接间接的督察或施压，直致其退回到法治下的群体生活文明红线。
实行社会多元自治，也大有助于增强公共社团的效能与活力。当代中国为何出不了科学大师？中国人为何在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上与东邻日本存在着如此悬殊的差距？真实情况要比“钱学森之问”所反映的更为恶劣。中国人在航天事业之外的高科技领域、基础研究领域以及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缺乏原创能力的状况，已构成巨大的民族耻辱，这一巨耻全拜极权专制体系对于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长期而严酷的禁锢之所赐。未来宪政民主中国必须彻底洗刷这一巨耻，必须通过思想文化上的大自由这一解放中国公民个人的个性和潜能。在立法和行政层面，实施一项中华民族个人原创力养育工程、率先推动中小学学生原创力培养和大学高度自治，实系重中之重。大学高度自治的核心在于“去行政官员化”，以世界大学自治的楷模美国大学为参照系，彻底实行教授委员会治校这一“内行领导”体制。十年之内建造一百到三百个世界级科学实验室，引入数百名诺奖级的世界科学大师在中国大学授课带徒，手把手帮助中国学生和科技工作者进入探索宇宙万物奥秘的前沿一线，可能是一种睿智的操作捷径。
实行社会多元自治，还需要特别的立法规划布局，运用行政资源并主要引导社会资源，致力于培植中华民族在哲学、诗歌、艺术、文化各领域自由而沸腾的社团生活、学院生活，使中国人在这些领域实现世界级升级和超前发展，并率先产生普遍的综合创新甚至原创突破。在这些人文领域，中华民族尤其需要以高迈超越的导向弘扬人道真理、道德哲学和人格美学，熏染养育公民普遍的主人意识和高贵灵魂。我们的大自由不仅是指个人的自主自由的充分实现，而且是指个人的高贵自由的不断升级跃迁。尤其是，我们要用前所未有的个人自主自由来助推成就前所未有的个人高贵自由。这一切，要用过程和结果端生成的高度人道文明的社会风俗作见证，用不断呈现的天才原创的精神文化产品来说话。
第五部分 我的人生价值哲学革命构想
我们的根本政治主张已经简述如上，我们的理想蓝图和探索创意也已经初步公诸天下。但这些还仅仅属于宏观框架勾列，还有更高、更深的人化宇宙原点性真理及个体哲学真理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即使这些制度操作和一般民间自治得以运作，也型塑不了一个日趋多元扁平的社会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卓越品质，只能从精神生活的原真自然中内在的生长出来。千年巨变催生的新空间、新能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极限生命探索，呼唤着一种新的人生价值哲学来引领人类上升。
哲学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享有极品存在的地位。但是，传统的哲学过于简朴，唱老调子唱不出生命的新高度。古老的共同体哲学过度强调集体和威权，从而压抑了个性生长；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文化用高压禁锢和愚民洗脑造就了普遍盲从被动缺乏主体自觉的堕落人格。19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于论证市场经济时代新兴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的道德合法性贡献颇巨。但是它先天不足，它的触角仅仅止步于“个人自由优先”学说，而未能提出一套根本的个人主义人生哲学；而且，它还沾染了英国和欧陆一战之后的文明暮气，提倡退守私人空间，回避个人的自由结盟权利和公共社团生活；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倡导者，甚至普遍的把自由理解为谨守不侵害他人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而无所作为，而无视自由天然是一种行动自由，“不伤害他人”仅仅是行动的边线，自由的本质在于自主行动的权利和自主行动的现实，自由的目标在于在自主行动中创造卓越高贵的生命。
生活已经走在哲学的前面，哲学需要追赶上生活，投入生活，在生活的内部集聚能量，实现突破、爆炸，进而用哲学引领生活、型塑生活。在千年巨变中充满了生机勃勃的上升精神的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学习和内化欧美二十世纪老成保守的自由主义，而且需要学习和内化欧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充满理想性和上升性的自由主义。不仅如此，作为哲学的民族，中华民族还有着这样一种内在的需求：把全球时代普世的人道文明、自由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综合集成，在这个综合集成存在内部引发化学反应，从而创造出一种根本的、上升性的、生命性的人生价值哲学。我们需要一场人生价值哲学革命，我们也很幸运的拥有启动这样一场哲学革命的立体资源和历史机遇。
这一人生价值哲学革命的基本目标包括：创立一种能够原理性证明个人的绝对价值存在的哲学，创立一种内在自然自觉的助推个人扩能扩权、充满激情的进行生命探险行动的原动力哲学，创立一种孜孜所求在入世中达到安身立命、高贵超越的终极存在的哲学，等等。哲学思维的特质在于概念思维，这一哲学革命的枢纽就在于是否有能力推出足以在各大基本人道文明要素之间引发化学反应的若干新概念。
这些足以充任哲学革命的枢纽的新概念已经诞生，但是需要我们在猜想与反驳、论证与批判中坚决大胆的把它们推上它们应当占据的哲学原点、核心或巅峰位置，而后进行哲学的理想推演。
这些概念包括：
一、价值存在。
生命是价值存在。自从人类个体由母腹中呱呱坠地，父母看重他，社会看重他，文明看重他，所以他天生很重要。被爱、被养育、被看重，是人生的第一原始事实。对爱我者、养育我者、看重我者作出亲爱回报，则是人生的第一个积极行为。因为有回报爱的情感能力和现实行为，所以他天生高贵。理性不是个体生命天生高贵的首要原因，被爱与回报爱的互动循环行为才是，理性、同情心、同理心仅仅是其中的环节。同情不是生命的第一原理，也不是社会的第一原理，因为他对己太片面，对人太虚弱。自保亦不是，当婴儿对亲他、抱他、逗他的人回报以亲密依赖的拥抱与欢笑时，他的头脑里哪有什么自保的算计！生命的第一原理、社会的第一原理应当是并且一定是被爱与亲爱回报的互动循环，是被爱与亲爱的原始互动，是互爱的能力和现实。
生命以精神形态存在着，积极情感意识流是生命的本体和基质，是生命的主体本身。我们的积极情感意识流起初仅仅限于和父母兄妹、亲朋师友进行不同分寸的爱的互动，是人类文明通过“价值等级表”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我们把自己“爱周围人”和积极情感扩充到对陌生人的爱、崇高的爱、全人类的爱。文明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诱导我们不断的向生命的高峰攀登，而且同时冷酷的把我们投入激烈而不可预测的价值竞争。对于我们来说，生存竞争已经够冷酷的了，价值竞争却往往更冷酷——假如我们错误的定义了价值，或者愚昧野蛮的反价值、践踏价值，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功利，甚至不仅仅是生命。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存在物中的精神信息和能量。生命价值，简单的说，就是个体生命中值得爱的精神存在。做为人与人之间积极亲密的情感，爱的核心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看重。
在非洲草原上，有“母鹿自投鳄鱼之口以营救幼子”这样令人震憾的镜头被拍摄到。即使在原始人的蒙昧生涯中，也有母亲与儿女之间的互相看重和尊敬。这是拥有高级情感互动能力的高等动物自然的神性和高贵性，人性不过是这一自然的神性和高贵性中得到充分发展的那一部分。由于有他人看重和尊敬，所以诞生了个体生命的尊严。由于精神主体自觉的自尊，即个体生命自身把被尊敬、尤其是自身值得被尊敬看得很重要或者最重要，因而强烈的捍卫生命尊严、追求建立更加值得被尊敬的内部精神存在，所以诞生了生命内在的高贵性。尊重一切人并且首先尊重自己，这是人类个体内在的神性。
由于我们具有互爱互敬的高级情感能力，所以天生值得被尊敬、被亲爱。更由于我们做出了有力的、持续性的可尊可敬可亲可爱的积极行动，所以后天值得被尊敬被亲爱。因此，我们人类个体的生命是价值存在。这是关于生命的第一真理。这一第一真理已经得到了事实证明，而不仅仅停留在规则性的“应该”层面。生命是价值存在——这是文明社会的基础性事实，随着文明的进化升级，生命的价值含金量越来越高——这是文明社会的历史性事实。至此，“人类个体的生命具有绝对的价值”这一命题已经得到了原理性证明，如有异议，请从哲学内部予以逻辑反驳或经验否证。
二、个人主权。
个人的精神人格具有绝对的价值，因此生命乃是不可替代、不可蔑视的存在。现代欧洲存在主义哲学提出的“存在”概念是颇具新意的，其新意在于强调了存在是生命的本位。但是存在主义把“原始选择”树立为存在的重心和枢纽，则犯下了把动物式存在—自由和人类的存在—自由混为同质事物的根本错误。自由选择理论认识到了大脑信息控制活动的本质，但没有认识到人是社会动物、爱与尊重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第一优先性。选择自由只是中世纪意志自由的新变种，意志仅仅是一种物理—心理要素，选择仅仅是物理事实，但自由是道德价值。动物式存在是单纯物理存在，但人类的存在是价值存在。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类个体生命具有主动自觉的存在的自然趋向，存在就是存在得更丰富、更深刻、更高贵。因为文明的本质就在于绝对的以人为中心，绝对的树人为主、催人自主。
个人主权是当今世界最具爆炸力的哲学概念，它表述强调的乃是生命存在的重心和枢纽之所在，意即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得以主动自觉的存在的根本依据之所在。个人主权具有两层含义：个人对自我的身体、精神和生命历程的最高权利，个人对自己所在、所参与的社会共同体所共有的最高权利。与传统的“自主”概念相比，个人主权概念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不仅强调了个人对自身生命的主导掌控的绝对性，而且强调了个人同时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的主权者，它的自主自由是带有社会的权利和资源的，社会必须为它提供文明的保障和积极的服务。个人对社会的共有主权，是一种类似于股份制中原始股东式的精神共有产权，它见证了社会中的个人在本质上是扁平离散结构中的一个独立、能动、原点性、创设性的单元，而绝非所谓有机整体的立体结构中的一个被动、依赖、被决定、被创设的要素或零部件。洛克和密尔所称的“主权的个人”、“个人的最高权利”，即是个人主权概念的原始出处。
个人主权彰显了个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绝对主角、绝对主人的地位，它是带有实质能量的，它表明个人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社会能量体的驾驭者，主权者一动，山呼海啸。自米兰多拉以来的人生哲学家都谋求大力张扬个人以其自由意志享有宇宙中心地位。但如果缺乏道德和法律上的自尊主权，如果不携带现实的、社会性的权利和资源，个人的“宇宙中心地位”就仅仅流于一种自我夸大的主观幻觉。正是个人主权，也仅仅只有个人主权，才使个人的“宇宙中心地位”成为现实可能。
过去的观念派哲学往往把“自我”理解为具有高度主观能动性的“大我”。个人主权理论则强调，个人主权的实质即是道在我身、文明在我身。正是人道文明把每一自我树立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为自我赋予了超级能量；由于拥有个人主权，自我乃成为客观现实中超能的“大我”。个人主权是对“大我”最有力的支撑和张扬，主权的“大我”与卑微之我、依附顺从之我、消极认命之我是截然对立的。“平凡中有一些伸向天空的光柱，证明人类有着较高的天命。”由于我是社会当仁不让的主人，我才有资格、有能力、亦有使命以天下为己任，把整个宇宙扛在自己肩上，向着文明的高峰步步攀登。所谓“自由先于本质”的说法乃是一种把自由与本质人为割裂的错误认知，因为个人自由是个人本质的核心要素之一，当我现实的运用我的主权自由之时，即是我的本质现实的展开之时。在我肩负人道文明的天命勇敢无畏的进行艰难的生命历险进程中，我创造了我自己的本质。个人主权支撑了个人精神人格的自尊性，对于自我本身而言，只有我现实的建成了主人意识、现实的展开了基本的主权自由行动，我才拥有真正的自尊。使我顶天立地的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使我激情万丈的投入生命事业的，使我坚忍不拔、愈挫愈奋迎接各种挑战与危险的，使我在功利或道德层面朝着卓越和高贵步步上升因而充满自信、自尊和自豪感的，正是我的个人主权。
三、终极觉醒与道德勇气。
什么是本质？什么是人的本质？
本质是“存在的存在”，即个体存在因。它是使一个事物的存在得以持续发生的内部核心机制。人类个体生命是高度复杂的物质能量信息空间结构和时间过程秩序的系统集成，其本质即是使个人的肉体存在、精神存在、价值存在得以持续发生的内部核心机制。
本质即个体存在因亦即内因，是上古哲学也是所有时代哲学中最美丽、最深邃的概念之一。生命的本质在个人运用主权自由而行动之际就已现实的铺开，并层叠累进。生命最神奇、最激动人心之处在于，存在可以主动产生存在，生命可以自觉形塑生命，自我可以探索无穷可能，发动无穷的生命冲击，原创光芒万千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价值。
个人为自己设定的人生价值，一般被称为人生目的。“自由以目的照亮存在。”只有价值的太阳才能照亮平凡的生命，在使生命放射光芒之前，你心中得首先拥有价值的太阳。
价值的太阳即理想的自我、理想的文明等人类理想，它首先存在于人类精神世界的上空，要认知它的真理性并把它内化即化归己有，个体精神须有摆脱平凡和蒙昧的系列觉醒。
有一种觉醒，被称为大觉醒或终极觉醒，指的是个人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从而追求超越死亡的最高生命意义。作为价值存在，人的生命天然具有意义，但是死亡的压力可以被建设性的用以推动个人追求终极的意义、极限的理想的存在。死亡的压力让人处在深刻的内在不安中，敢正视这一深刻的内在不安使一个人从麻木、被动中彻底警醒，由大梦走向大觉。死亡的压力引爆了人生全局性的觉醒和奋发，这是生命在最大的荒谬尽头诞生的最大的理性。
在无限浩瀚的宇宙面前，个人的确渺小，尤如沧海一粟；但是生活在人类文明家园，我与父母师友和人类同胞的热血互动、我的自尊人格和个人主权等精神价值存在是绝对的——用人道真理来对冲自然的孤独感、虚无感，升华出自觉的宇宙意识，这是人类理性思维中最大的反转。
大不安催生了大希望，万古愁蕴藏着万古机。问题在于：生命有没有能力拥抱大希望、内化万古机？有没有能力把理性的反转化为现实的生命冲动、生命行动，把追求理想的生命、理想的文明树立为自己的人生最高目的，以此寻求摆脱平凡、超越死亡，走上形塑高贵神圣的生命这一伟大的激情探险之路？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已经超出了知识的范围。人类的理性知识本身是不足以生成生命行动的内在驱动力的，能够如此的乃是一种与理性不同的高级精神存在：生命勇气。
孔孟等哲学家为中国人提供了大目的、大理想等生命导向：普施仁爱、匡扶正义，向着高贵君子、英雄圣贤等人格巅峰步步攀登。但是，他们所突出强调的高级精神品质“仁义礼智”，却战略性的移动了“勇”。当他们的思想体系在宋明时代成为统治性的制度理念和主流的人生价值哲学时，就催生出颇为严峻的负面文化效应。但是，“勇”在生命中具有与“仁”同等的重要性。勇是行动的发动机，勇的本质即是主动推动无惧风险的行动的内在精神力量，勇的高级状态是生命勇气、生命大勇，它不同于蛮勇和“无知者无畏”，而是把担负人道文明使命、追求高贵神圣的生命作为人生的目的，并坚决持续、不惧风险的推进其实现。这已经潜在的肯定了自我拥有奉天行道的个人主权、拥有配得上享有高贵神圣的生命的自尊人格。所以，生命勇气实质是在驱动个人以自己的生命历程验证这些人道真理，在此意义上，大勇本身即是大人的一部分。而个人一旦坚定选择了这一人生道路，又见证着其生命宁愿承受追求理想生命、理想文明的伟大冒险行动中的种种偶然组合的荒谬，也要超越和压倒死亡的荒谬，这正是生命最大的智慧所在，在此意义上大勇同时又是大智。
知识与行动之间隔着一条河。知识者在河这边，行动者在河那边，要跨过这条河甚为艰难。勇敢是由知到行的转换枢纽。经验告诉我们，智慧者往往费尽心力也无法成为勇敢者，但勇敢者只要在行动中开放胸襟、努力学习反思总结，就较易获得智慧。而且勇敢本身大大有助于解放智慧，勇敢者独享的行动机会会刺激其极限开发潜能，养育出卓越智慧。知与行之间的这条河，似乎可以把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智慧者阻挡在河这边。而对于勇敢者来说，他的选择往往是，首先过河再说。
生命的本位是行动，行动的生命才是生命的重心。知是行的一部分，而非行是知的一部分。知只局限于大脑内部的因果活动，它是单一的、片面的、黯淡的；行是包括大脑在内的生命整体在地面上的因果活动，它是立体的、饱满的、生气勃勃变化万千累进升华的。
为了“我要”的人生，为了活出人味，自由、主权的生命的第一责任就是主动行动，就是过河！过河！！“生命之树不是知识之树。”
目前中国的自由民主思潮已经基本渡过了早期启蒙阶段，其潜在认同者可能当以亿万计，但是在自由思想阵营内部，普遍存在着“不敢过河”、“无意担当”、“生命激情匮乏”等人生价值缺陷。由于专业分工，专司生产和传播理论文化的知识阶层历来不以经验行动见长；而我们的传统儒学这一自然勇气的有意贬抑，亦颇无助于培植我们民族精神文化传承者普遍的生命勇气。更深层的原因是，近四百年来野蛮专制力量对中华民族元气的屡次血腥屠杀和酷烈打压，尤其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实施的系统性的高压禁锢愚民洗脑统治，已经使人们普遍产生了政治恐惧症，限入奴性、堕落、麻木、盲从状态难以自拨。我们民族的灵魂已经生病。而肩负着治疗民族灵魂重责的知识阶层，包括众多的自由思想人士，亦普遍染上一定程度的道德人格萎缩症和精神力量匮乏症，本身也需要治疗。
正在向我们步步逼进的这场千年政治巨变、文明巨变，其主导者、主创者不可能再是传统的精神贵族，而只能是一代自由、主权的公民自己。对他们中的活力人群来说，数十年来不断扩展的经济自由养育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已经让他们朦朦感受到主人意识、主权人格的高贵，但他们还未能、亦未敢用自己的生命来拥抱并内化这一高贵的精神存在，他们与这一高贵还隔着一层纸。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已经不是单纯的理论启蒙，而是普遍焕发为自由而战的个人生命勇气，通过不断的良心起义和精神人格爆发来坚决的突破这层纸。为自由而战的生命勇气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勇气，道德勇气是生命勇气中最重要、最高贵的部分，是公民个人用于驱动自我奋起反抗压迫、捍卫自由、用生命担负人道文明全局使命的内在精神力量。道德勇气的实质即是个人主权人格的精神现实，中国哲学家孟子曾经用“浩然正气”来指称它，我们常说的“生命元气”实际指的也正是它；用西方人文主义语言来说，它是存在于我们肉体生命内部的宇宙精华，标志着个人身上的神性。这一代中国公民个人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解放和养育这一代表人性高度的核心精神力量，而帮助实现这一雄伟壮丽目标的人生价值哲学革命，遂成为最强的时代呼唤。
这场人生价值哲学革命的核心，即是揭示和高扬个人主权人格的人道真理性，激励公民坚决的运用个人主权，点燃引爆自我强大的道德勇气，去充分的、极限的发展人性中更高级更高贵的生命冲动。一切人道真理，首先是要你自己站起来，人格上站起来就是行动。作为生命行动的第一步，公民个人需要用主动、实在的道义行动向自己、向社会证明自己的道德良心，证明自己已经“过河”，已经尊严的主权的站在自己的国土上。
首要的道义行动乃是说真话，行直道。要在公共空间说真话。说真话是道德良心的直接见证，说真话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要敢于说出真相、说出真理，敢于刺痛专制者的敏感点关节点，刺破其愚民洗脑术，帮助更多的人觉醒和奋起。要用过河卒精神步步扩展“真话空间”，瓦解极权体系为民众布下的“迷魂阵”。既使遭遇逆流狂飙，也绝不轻言后退。现代公民不能仅仅以“不害人”为底线，争自由的主权者真正的底线应当是帮助先行者守住后方，绝不传播恐惧。知识者在帮助治疗民族灵魂时，首先需要努力驱除弥漫于自身的那种夸大危险、放大恐惧、把自己吓得胆气越来越小、令活力人群迷茫犹豫的恶行。
要敢于在公共空间处处坚持和传扬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精神。公开传扬批判精神即是公共道义行动，它标志着更高级的一种“文德”。作为一名合格的自由主权的公民，我们不仅需要“醒过来”，而且需要“站起来”；我们不仅需要在人格上站起来，而且同时需要在思想上站起来。要敢于打破伪善与避嫌气场，敢于对自由阵营内部首用批判精神。对任何古代贤哲和今日权威，都要敢于首先批判、充分批判，而后才有所肯定；要敢于揭露任何理论教条主义陷阱和民间洗脑者的作妖作怪。对任何人包括自己都实行批评—赞扬的恰当平衡，实行多元言论—多元结构牵制，以抑制或粉碎任何人包括自己大脑内的专制专断情节，应当成为民间内部基本的公共规则。要敢于促进正人、正气、正资源的聚集，敢于把一贯奉行“为了美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权谋家予以边缘化，迫使其改变自我。要敢于坚守自由结盟的红线，绝不接受任何立体集权在民间社会公然或隐形滋生蔓延。
要敢于把生命投入理想事业，敢于突破任何阻碍，敢于发起无穷冲击，敢于把巨伟的宪政民主制度和理想的大自由社会操作成为中华大地上永恒的现实。要敢于藉大事业、大风险原创出个人高贵神圣的生命，要敢于走向颠峰体验和极限狂欢，要敢于触摸宇宙的边沿。每一位自由主权的公民都是一位生命事业家。要敢于做大历史的主角，靠自己，不要靠英雄；靠自治，不要靠代理；靠自强，不要靠投机。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精心苛护、养育、累积自己和同伴最为宝贵的内在道德勇气。要敢于死守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和公共站位，做政治转型的主权者、接力者、造势者、呐喊者、批评者、制衡者、分享者、厚德者。政治转型最终决战于选票，决胜于基层，决定于人心。当亿万公民的个人主权和个人政治主权山峰般崛起之日，即是我们自己创下的世界历史时刻。要敢于依据自己的现实处境构形造势，敢于通过系列递进的硬仗苦仗恶仗，征服一切艰难险阻，使自己成为本植本行本地的事业家、实干家、实力派。这个世界永远围绕主权、厚德、原创而旋转，每一位通过自身生命行动的核心细节见证自己的主权、厚德、原创的真人，都是真正的宇宙中心。每个人都在书写他自己的历史，每个主权的公民都需要用自己主权的行动，主动的书写自己的历史和大历史。他既然拥有如此高贵的人格、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他就配享有光芒灿烂的生命。
四、生命美学。
生命就是行动，行动的生命表现为一种生气勃勃大胆奋进的生命冲激流。那些构成生命冲动的主要因素，如激情、雄心、好胜心等，并非与理性截然对立的存在，事实上，在激情四射的生命背后，往往蕴藏着理性的深谋远虑。当个人向着根本的人生目的发起无穷冲击时，他已经把最珍贵的资源投入到正确的人生线路上，这正是行动的生命的头等智慧。而且，他的生命行动不是空转，而是“生产性”的：生产出各种物质技术、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出自我卓越高贵的人性品质，生产出个人丰富动荡的人生历程。他不是用空洞的自由意志，而是用主权者的生命历险过程及其结果来确证其内在精神力量所达到的高度，这不能不称为一种深邃的经验理性。
追求成功和幸福是人类的天性，但成功自豪感和幸福愉悦感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深刻性和高贵性。生命希望创造和占有的是更加光芒灿烂的存在。强调过程体验是现代人生价值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为大目的而行动的生命事业本身具有内在的高难度，挑战高难度大目标的生命探险过程充满了动感、变化、偶然性，也因此充满了动感之美、变化之美、偶然性之美。生命情感的敏锐性和原创力增强了我们对于这些生命自身的美学价值的体验，而体验生命的过程美、状态美，实际上即是内在的歌唱生命、歌唱存在。歌唱是一种二线的反思活动，但它可以渗入一线的生产活动，并加强其生命质感，而且它还可以用高级美学和高级哲学来进一步的塑造生命。
歌唱生命的核心是歌唱生命在与艰难、风险、危难博斗时折射和爆发出的丰富灿烂的人性美、庄严崇高的人格美。孔明用《出师表》歌唱生命，文天祥用《正气歌》歌唱生命，事实上，他们的歌唱塑造了他们自身更高级、更高贵的生命。不立言何以立圣德？不唱出心声，谁知道你在追求什么，谁知道你追求的是蛮勇、愚忠还是更贵的精神价值？歌唱生命的本质是歌唱人类共同人性的美丽和高贵，是向人道真理和永恒存在表达敬意。你的真挚心声将敞开并证明你的灵魂，同时它将感染同胞，让其灵魂与你的灵魂一道颤栗。歌唱生命是传播人道文明，形塑人心风俗的有利形势，歌唱是具有精神文化原创力的高级生命活动，生命美学即是歌唱生命的庄严灿烂的美学，正因为如此，主权的生命需要用哲学、诗歌和艺术为自己歌唱。
那些追求伟大的人道理想的行动者是具有雄伟的生命勇气的人，他们往往敢于把生命探险行动推至极限，哪怕因此被撕裂。但即使是被命运寸寸撕裂之时，主权的生命仍然顽强的坚守着理想和人格的红线，庄严而悲怆的走向人生的末了。正是在命运压倒性的极限考验下，绝不屈服苟全、绝不放弃自豪的主权的生命爆发出臻于极限的人性尊严和互爱情义——这就是悲剧美，悲剧美拥有最高的美学格局，是山峰中的山峰，是庄严崇高的人格美的极品。那种为捍卫自由、正义而英勇献身的气节美，又是悲剧美中的第一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对于气节美的至上推崇和歌唱，是孔孟人生价值哲学的精华，也是中华文明精华的精华。
现在，大运将至，轮到这一代中国人中的行动者需要为自由理想而冲击、而献身的时刻。我们要坚决的、普遍的激活气节美这一文明的极品、宇宙的精华，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放弃理想和人格红线，绝不能让后世以为今天的中国无人敢于肩扛宇宙、敢于庄严的迎接人生的末了。
五、价值永恒。
生命只有一座要征服的高峰：价值高峰。价值高峰的极致是价值永恒。“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这是最超越、最高贵的呐喊与歌唱。不仅文明的宗教肯定并助推生命“追求永恒”的权利与自由，文明的人生价值哲学亦当如是。
与个人主权为存在核心的人生价值哲学，是一种敢于把被人生目的，人生价值的追求推至极限的理论。它主张，生命的理想境界是在入世生涯中实现精神价值的永恒。我们不能不承认，生命中充满了偶然、意外和变数，众多的荒谬、黑色幽默或分裂性扰乱会削弱个人扩能扩权、扩展生命的努力；而那些疑似性价值理念，还可能把行动者引入人生歧路。但是主权的生命拥有着大自然和人类文明赋予它的超级的资源和机会，可令其以“绝对的树人为主、催人自主”的人道真理驱逐那些贬抑人性尊严、否定人生意义的疑似伪说，以大觉醒、大奋发生产原创文明文化和高贵价值等积极行动，来消融荒谬或扰乱，以哲学和艺术养育的生命美学，把偶然—变化—危难内化为形塑生命的丰富性、深邃性、崇高性的结构要素。
荒谬可能无法被彻底抑制，但荒谬不可能充当生命的第一主角。必然到来的死亡并没有把个体生命的一切全部毁灭掉，永恒是人的肉体毁灭后所留下的永远无法毁灭的存在，那就是人的精神价值。作为社会价值生活和价值文化的原点，个体生命本身即是价值存在。它的价值存在表现为它天然拥有的互爱能力、自尊人格、个人主权等“值得爱”，也表现为它在积极主动形塑生命的历程中生产出的卓越高贵的人性等“值得爱”。一个以理想的自我和理想的文明为人生终极目的而进行极限探险并卓有成就的生命，不可能不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留下永恒的印痕。当他的肉体毁灭后，不仅仅他在人化自然中所创下的事业和精神产品、他那富有生命美学意义的生命探险历程会留下永恒的信息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那追求理想自我、理想文明的高贵人格，他对亲人、陌生人、弱者、受难者真实深邃的和实现了的爱的互动等核心细节，将作为永恒的“值得爱”，不断在世世代代的人类同胞的心灵中得到共鸣感应。这些将与人类文明共存亡的精神价值，即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永恒。前者一般称为“万古名”，后者可叫作“万古德”，他们者进入了人类文明永恒的内部时间，都将在世世代代的人们的价值生活和价值文化中“同时性活着”，都将构成为人们记忆、情感的基础要素和内部心灵对话的主角。
哪怕海枯石烂，哪怕大地塌陷，但人类文明永在，人道真理永在，积限探险者的英名永在，最美的热血情谊永在。这就是永恒的生命，这就是极限理想的自我，这就是生命应当攀登的宇宙第一峰。
我们每一个行动者、每一个业已觉醒业已站起来的主权的生命，都理当感激普世的自由民主理想和人道真理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一次在迎接千年政治巨变、文明巨变中攀登生命价值高峰的机会。我们要敢于运用主权自由，敢于点燃生命，敢于向着价值高峰发起无穷冲击，哪怕资源难以支撑，哪怕一再从陡坡摔倒下来，哪怕被寒流瞬间冻成永恒的雕像。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实实在在的行动着，我们的站位是一线站位，我们的生命是真生命。
第六部分我心中的圣女，我的最大心愿
对于他人的爱与尊敬回报以热血、温情、发自内心的爱与尊敬，是我们的基本道德义务，也是我们天性高贵和文明高贵之所在。我们感激给我们带来普世文明价值和全球和平互助的人类同胞，我们要行动性的拥抱我们的人类同胞。过去数十年来全球自由、正义的人类同胞为我们个人、群体、社会和国家提供了各种难能的帮助，其间所深含的纯正动机和善意，尤其值得我们珍视。我们将以文德回报文德。
同样的，我们理当首先真诚的拥抱我们的中国同胞，任何教条主义、任何阶级斗争、任何两极撕裂都应当被我们彻底摒弃。任何中国同胞，只要他真诚的皈依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真诚的践行人民主权和天下为公，都可得到我们的肯定和支持。我们的人生价值哲学革命内在的需要和欢迎一切敢于激情万丈的追求理想自我和理想文明的生命事业家，“万古名”和“万古德”作为正面积极的精神欲望，理当在正处于长期上升国势的中国社会中那些心雄万丈、敢于肩扛宇宙的自由主权的个人的内心点燃。对于一代人而言，“衣食足而知礼节”，经济自由的社会将大概率的迈向政治民主，这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趋势。这一统计学规律在中国并没有出错，政治民主转型在中国来得较晚，反而可能来得更成熟、更深刻、更原创。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然的制度转型趋势，需要由自觉的主权性塑造把它化为现实。纵览当今世界，这一轮波及全球数十个国家、跨度二十余年的威权专制回潮已越过拐点、跌下山峰，步步挪向穷途末路，长期沉溺于“绥靖主义”的欧美民主先行国家业已觉醒了一半，未来中国将拥有一个对于其制度转型更为正面、立体、弹性的国际环境。而中国内部冉冉上升的国力，又可为中国的制度转型提供足以应对各种风险、熨平各种破坏性纷争的深厚资源。最重要的是，创造历史的机会已经出现了，机会会刺激有心人，机会会用“看不见的手”挑选正面迎接中华民族千年政治巨变、文明巨变的历史原创者，机会属于任何一位敢于奉天行道、敢于攀登生命颠峰的行动者，机会不会搞画地为牢、不会搞阶级斗争，机会会化腐朽为神奇、化“逆道畸变”为更具冲击力的“顺势而为”，机会具有像阳光趋动半封闭环境中的植物趋光而生那样的现实诱导力。历史每到各种峻烈深层的矛盾交汇处往往会发生纵深爆炸，“意外的意外”才是转型节点处真实的历史突破轨迹。我们不必预测未来中国制度转型第一阶的细节，我们应当明智而超越、仁爱而悲悯的主要致力于打造促成制度转型的内在生成动力机制，主要致力于打造促成根本的世道人心之变的人生价值哲学革命原点。
我们正进一步的逼近大历史的爆炸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某种重大畸变，也并不意味着民主先行者不会付出各种重大代价，甚至惨烈的祸乱。荣幸的毕生为理想而战、为理想而活，又何惧为理想而死？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可能会遭遇什么，我的身体和心灵已经现实的做好了一切准备。返本归原，依天顺道，无可无不可。
我在一生中最痛苦、身心撕裂的状态下，用生命之血，写下了这篇坦荡陈述我的根本政治主张和深沉的人生价值哲学革命构想的文献。果真迈入人生的大限，那么，这份血写的文献即是我留给我的亲人、同道、中国同胞和全人类同胞的政治遗言。亲人们，同胞们，我爱你们！我对你们至为真挚的爱与尊敬，在我的这份血写的文献中得到了根本的表达。要奉献就要奉献最精纯、最高贵的事物。我业已把我心中所认知积蕴的最高贵的精神价值和最精纯的生命原创奉献给你们，我也恳切的盼望与我共鸣的有心人能帮助我广泛传播这份血写的文献，使当代人和后世人读到它，知我本心。
临当末了，不断有深沉的悲怆涌入我的心怀。过去二十年，在我为争自由而担当、蒙受十几年政治冤狱、无数次被抓捕被酷刑折磨的炼狱历程中，我的家庭承担了太多太重太巨的困厄苦难。我的妻子张青，为了保护我、营救我，病在异国他乡抚育养大一双儿女，几乎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见的各种重压，付出也近乎生命可承受极限的拼搏与牺牲，在漫长的几乎看不到尽头的煎熬中，她的心力几尽被耗干耗空。2021年1月初，她被发现身患肠癌并作了第一次紧急外科手术，无限内疚和痛苦的我急需赶赴北美尽全力对她施以看护救助，却被残无人道、丧尽天良的特务机器在机场海关拦截，并扣押在广州郊区近一年，从而人为的失去了技术上、经济上、精神互动上客观存在的救危救命之机。2022年1月10日，我的妻子在悲惨凄凉中告别人世，她实实在在的是为了中国得自由而献至为宝贵的生命的烈士。得知噩耗，业已经被囚禁在广州市第二看守所的我痛哭数十次，我一生的眼泪几乎已流干，但我的血还没有流完。
我的妻子的悲惨壮烈命运是一代自由理想者命运的某种缩影。在当今人类社会，中国的政治犯人数最多，中国的政治犯坐牢最久，中国的政治犯最文明最温和，中国的政治犯最坚贞不屈。在这种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高度的悲壮的世界记录中，必定蕴藏着中华文明特有的奥秘和真理。而其中最大的秘密之一在于，中国政治犯的妻子和家人最富尊严气节、最具反抗精神、最刚烈的反击强权、最坚韧的支撑家庭—支援进行长期铁窗斗争的丈夫或亲人。们不仅是我们这些为坚守自由事业的红线而永不屈服的政治犯的精神后盾和家庭支柱，而且实实在在的构成为自由事业至为重要的道德力量核心原点之一。
我的妻子在我心中享有至为圣洁的地位：她是少年时代就敢于遨游长江的豪迈女杰，是女权自然生长、男将女将并肩而立的楚人的后代。我以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作见证——我的妻子一生中从未在任何人面前弯腰；数十年待人接物中，她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奴颜媚骨；她的一生活得好有种气、好有傲骨、好有尊严！她的心是深沉的、至为坚忍的、至为刚烈的自由战士—自由战将的心，她从未有过一次劝我为自保、为家庭而妥协屈服苟活的记录，而永远是在深沉的肯定激励推动我战斗到底、坚守到底、反抗到底，任何情势下都不能放弃红线。她是中华文明最核心最精华最光芒灿烂的气节理念的最正宗、最高贵、最优秀的传人之一。“永恒的女性，引领人类上升。”我的首要责任即是用血写的文献来记录、书写我的妻子的坚贞、刚烈、高贵与尊严，愿千秋万代的后人永远铭记张青这位“长江的女儿”的英名，永远不忘发掘她悲惨壮烈的命运中所深藏的生命至为崇高的真理价值、道德价值、美学价值。愿光中之光永不没落！
我的责任还在于让我的妻子回到故乡和母亲身边。如果我在有生之年无法完成这一至情至重的使命，我恳望我的亲人、同道和同胞能帮助我完成这一庄严的心愿，让我们夫妻最终团圆，永久合葬在故乡的山顶，万古千秋永远相伴，永远相互呵护、相互报答、相互关爱。愿正义必复，愿中华必得大自由，愿宪政民主和人道文明彻底凝固为全人类社会永恒的现实存在。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我给我妻子所写的悼词，真实表达了我对我妻子的至上敬意，同时也实质表达了我对所有像她那样纯真、坚强、刚烈、尊严、崇气节的女性、妻子和母亲的深沉敬意。这份血泪筑成的悼词即是我的最后陈述：
致我永生的妻子
你持续一年悲惨的呼唤，
早已把我的心撕裂。
在你被步步推向万丈悬崖的危境，
我无论如何奋力，都无法
挣脱锁链，
无法上前把你救援。
在你人生的末了，
我不能拥抱你颤栗的肩膀，
不能用热泪温暖你
苍白冰凉的脸。
最终就这样，我和千万同胞
一道，眼睁睁看着你
非正常地掉进了
万丈深渊！
我的心从此坍塌，
陷入极度的悲恸、愧疚和罪感。
我的生命从此被砍掉了一半。
女人最伟大，女人最苦，
母性至高无上。
我亲爱的妻子，
为了我和儿女，你熬干心血，
在异国他乡，
经受了无数重压苦难。
我却无力在你至危至痛的末了，
为你拼命排除险情，
无力在你千呼万唤的悲惨吁求中，
回报你哪怕十天的
最后慰藉！
我亲爱的妻子，对于你的深重恩义，
我实在亏欠太巨，
你的悲惨是我的重罪。
现如今，我的心
完全被血泪淹没，
我无法拔出，也不必拔出。
我已经永远告别尘世的乐感，
我的命运注定万劫不复。
我亲爱的妻子，
你是长江的女儿，
即使临当悬崖边缘，
你的眼睛依旧那样
明亮清澈，那里面有光，
有生命真光！
你有常人难免的各种缺点，
但你的心地十分干净纯粹，
你的坚强、尊严和气节，
令我一直高度尊敬。
我和你身为患难夫妻，
为了中国得自由，承受了
堪比战争年代的重重灾祸劫难。
这一次你最终掉入万丈深渊，
实为自由而牺牲，
但你的生命之光
永远与我同在。
你明亮清澈的眼神每每回想起
都会令我敬仰、热爱、心潮激荡，
令我不断在极限苦痛中
抬头望远。
我亲爱的妻子，
年年月月，我都会伏在有形无形的哭墙上
为你痛哭。
我期盼着母亲回到母亲的土地，
我期盼着那一天，
我们夫妻最终团圆，
在故乡高高的山岗上，我和你
最终合葬在一座大冢间，
我要永远向你赔罪，亿万斯年，我的灵魂
永远与你的灵魂
一道飞翔。
我期盼世世代代的人类同胞，
永远悲歌你高贵的人性
和悲惨的命运！
杨茂东（郭飞雄）
2023年5月11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