怠政——“后中共时代”的官场景观

7月23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文，引用了习近平2022年在中央党校向干部训话时的批评，称有些干部“首先想到的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小团体利益，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甚至弄虚作假、阳奉阴违”。党媒解读称，这种心态和行为属于“选择性适配”，并指责党员干部执行政策拈轻怕重、挑肥拣瘦、患得患失、讨价还价。

党媒再度批评干部执行政策阳奉阴违、讨价还价，称之为“选择性适配”。事实上，类似的批评在习近平上台“反腐”两年后的2015年就开始在官方媒体上出现。前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任内经常批评怠政现象，为此还气得拍桌子。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至今，官场清洗一直未停，但怠政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

党媒的“批评”本质上不是对怠政现象的真反思，而是一次政治忠诚的再动员。所谓“选择性适配”“阳奉阴违”“讨价还价”等说法，虽然表面上是批干部懒政怠政，实质上是习近平对整个官僚体系不再听话、执行力滑坡的焦虑外显。当党媒再一次站在道德高地批判干部，那些反复出现的词汇：“打擦边球”“患得患失”“选择性适配”……像极了一本被翻烂的剧本，只不过演员早已不再相信台词。

讽刺的是，在一个以“上对下绝对服从”为轴心的体制里，出现“干部讨价还价”的现象，本身就说明了政令系统已经严重失灵。后中共时代的官场，中共体制已失去了动能。真正值得问的不是“为什么干部怠政”，而是在一个政令失真、权责倒挂、惩功赏罚错位的体制中，有谁还敢认真作为？

“后中共时代”，并非指中共已垮台，而是指中共体制已进入一个有名无实、制度失灵、自我耗损的晚期状态。在真正意义上，今天的中共官场已不能被称作“治理型体制”，它更像是一台演出机器——“上头造剧本，下头搭舞台”，至于观众看不看懂，已经不重要了。政策不再以问题为导向，而是为了展示忠诚、制造动员效果——比如“清零”、“下乡走访”、“学习强国打卡”——都成了耗能又无产出的表演项目。

“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内循环”“双碳目标”……一个接一个的政治口号如烟花般密集绽放，但每一次都缺乏明确的机制保障与可执行路径。于是，地方官员面对政令，如同面对一道“黑箱命题”，任何主动应对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罪证”。所以习天下时代常见的奇景是政策会议一场接一场，文件红头一份盖过一份，学习强国每天打卡更新，但官员办公室的日程表上却是一片空白。他们不是不想干，是不知道该怎么干，更害怕干错。

怠政的本质，是对权力伦理的彻底瓦解。国家治理，不是强压命令的传递链，而是彼此信任的回应结构，是一个协调、协商、修正、回应、反馈的过程。现代国家治理的前提，是权力的透明、责任的分明、信息的公开和人民的参与。没有这些，所谓的“执行力”不过是领导喊口号、干部写报告、百姓忍受苦难的循环谎言。西方民主制度的优势，不在于它没有“怠政”，而在于它有机制去替换怠政者；不在于它没有“造假”，而在于它能揭露和惩治造假。

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体系，是不可能持续释放“积极治理”的能量的。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制造了自身的僵化逻辑：它鼓励统一、排斥多样；它崇尚指令、蔑视民主；它信奉忠诚、仇视批评。中共的困境，并非某个领导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习近平不是创造了这些问题，而是将这些问题推向了极致：极致的集中、极致的恐惧、极致的不信任。于是，一个空转的政权诞生了：政令如山、执行如水；机构庞大、责任稀薄；干部遍地、担当稀缺；口号洪亮、现实破败。

中共的伪忠诚语言并非特例，这是极权主义后期的制度癌症，在东欧同样出现过相似的极权退化症。在苏联80年代，党的文件中充满了“计划超额完成”“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美帝阴谋失败”等套话，但普通人已在黑市上用美元换面包；在东德，《新德国报》每天头版都是“社会主义胜利”，但柏林墙下的青年已偷偷听西德电台。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发表讲话时掌声超过五十次，演讲时间超过三小时，全场“热情高涨”，但不到半年，全城集体倒戈。这类伪语言体系的共通点是：说得越多，信的人越少；信的人越少，说得越响。语言的虚化，正是体制合法性崩溃前的最后一层粉饰。

在制度衰败的晚期，不作为已经不是“官德滑坡”，而是成为系统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执行变得虚伪，是因为政令本身虚伪；行动失去动力，是因为体制本身失去方向；官僚沉默不语，是因为他们知道说出真话等于找死。这种治理结构下产生的“政令空转”，不是崩塌的前夜，而是长期崩而不垮、空而不散的政治常态。

于是，官场涌现出一种全新的人格：“不出头、不担当、不作为”，但“永远忠诚、永远跟党走、永远会写材料”。他们不是没能力，而是太有自保的能力；他们不是不懂政治，而是太懂中共的政治。在这个体制里，勤政不是功绩，反而是惹祸。一个基层干部只要积极推动某项政策，就可能触动上级利益，引发官民冲突，最终谁来承担？不是决策者，而是执行者——他们深知这一点，便学会了“做得恰到好处的无能”。这种无能不是无能，而是一种高级的“装傻”，是对体制逻辑最深的适应。

“后中共时代”的统治是一种慢性秩序失效，政权已沦落为一种靠幻觉维持延命、靠冷漠构建稳定、靠模拟制造合法性的后极权机器。呈现的是国民对政府承诺的彻底冷漠，是官僚对政策意图的深度怀疑，是整个社会在口号与现实之间找不到连接的那种荒谬感。

在许多研究“后极权社会”的学者眼中，制度崩塌前的最后时刻，往往不是革命，不是战争，而是“荒谬的常态化”。今日中国的官场，已逐渐呈现出这种“荒谬日常”的风貌：政策朝令夕改，治理完全形式化，干部热衷打卡式落实，民众则早已学会“配合式生存”。一场抗疫，可以变成一场剧院；一个农民被打死，可以在“高度重视”中被删除；一个大学生跳楼，会被编入“心理素质不佳”的数据库。

荒谬，成了国家运行的一种“惯性美学”：它不再令人惊讶，反而让人习以为常。人们在剧本中生存，在公告中接受命运的敷衍；而体制内的人，也在剧本中“奉献”，在汇报中“创新”。在这个景观里，没人真的信政府，连政府自己也不信自己；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仿佛默认一切只是在表演。所有人都演戏，但观众早已离场。

这正是“后中共时代”最大的政治反讽。习近平上台后的高压统治并没有换来“令行禁止”，反而催生了僵化、怠政、自保化的新型官僚文化。一个最强调服从的体制，反而产生了最严重的执行失效；一个最需要忠诚的领袖，反而构建了最冷漠的官僚文化。习近平高喊“刀刃向内”，但所有人都明白：刀刃越锋利，人人越后退，直到整个系统只剩下表演和静默。历史并不总以革命的方式瓦解体制，它也可能用一场全民“装傻”运动完成告别：官员装做在治理，民众装做在配合，上级装做看到了效果，社会装做还在运转。

在这个意义上，“干部讨价还价”不是懒政的结果，它是这个体制本身疲劳、腐烂、脱能、并最终自我熄火的征兆。今天你看到的“怠政”，就是明天的“离心”；今天你看到的“选择性适配”，就是未来“制度性崩溃”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