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不姓赵

“县城婆罗门”是近年来网络上兴起的一个流行词，在中国的社交网络和各大论坛上这个词汇频频出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婆罗门”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占垄断地位的最高特权阶层，而在中国的网络语境中，“县城婆罗门”则指的是那些在县城或小城市里凭借家族背景和资源掌握当地的权力和财富，形成了一种代际传承和资源独占的局面。

“县城婆罗门”借用印度种姓制度中最顶层的权贵象征而成为网络热词，在网络热词的另一面，是现实的沉重：985毕业生回乡做外卖员、“海归硕士”竞争不过“书记外甥”、一个县的编制名额在“非正式场合”早已瓜分殆尽，社会精英的培养体系与社会分配体系之间已出现结构性断裂。一个以血缘、裙带、乡绅联盟维系的“新宗法体制”正在形成，处在社会下层的家庭出身的孩子，无论是通过读书考大学，还是靠学手艺、做生意创业，都越来越难出人头地、有好的出路和工作。这是“知识改变命运”在中国当前的残酷现实中下破产。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上世纪改开年代中国青年的共同信仰，是千千万万出身寒门的子弟穿越泥泞、投身应试战场时心头唯一的火焰。那时候留给普通人的通道还是比现在要多，在这片土地，普通人能喝口汤的时代其实就已经是盛世。但现在，这个汤不是靠着小镇做题就能那么容易喝到了，普通人以为的上升通道，其实已经在蜕化为婆罗门的“包装流水线”。“知识改变命运”这句口号而今成为典型的心灵鸡汤，在中国社会正在经历血缘、裙带与地方政治生态重新成为决定人生重要砝码的大倒退现实下供人回望与嘲讽。

曾有一则新闻引爆社交平台，一位清华大学硕士回到四川老家，在街头卖卤菜。无数网友围观转发，有人讥讽“高分低能”，也有人哀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证实，该生本身并非自甘堕落，而是在大城市屡屡碰壁，考公失败、企业不录，最终才转战“灵活就业”。他不是个案。根据多地教育、人力资源部门的数据，中国近年来硕士毕业生“灵活就业率”高达45%。而所谓“灵活”，在现实中往往等同于临时工、自媒体博主、外卖骑手、自由设计师。这些人中，不乏名校出身者，但共同特征是无背景、无关系、无门路。

这些失落的“灵活就业者”与“县城婆罗门”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未必学历高，甚至高考时还曾向前者请教过数学题，但现在一张“隐形家谱”，远比学历文凭更有力。高考制度虽然依旧存在，寒门依然可以进名校，但教育并不能决定命运的走向。即便是顶尖高校毕业的学生，如果没有背景，仍然可能面临找不到编制、不被重用、晋升缓慢的现实困境。而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关系户”，却可以通过“事业单位临聘转编制”“国企内部调动”“民转公”等方式顺利实现上岸，端稳饭碗在县机关办公室、人事局、交通局、市场监管等诸如此类权力要害部门。

中共在历史叙述中强调其反对“封建家天下”，而今却走向了家族政治的复辟。所谓“宗法制”本意是以血缘维系的政治权力结构，而在今日的中国权力体制中，政治资源的再分配越来越多地遵循“血缘与门第”的逻辑。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要找一个比“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更难以逾越的鸿沟，恐怕就是凭借权力网络、裙带结构与地缘血缘而占有社会资源造成的“社会流动的制度死结”。一份又一份博士简历被投出，却看不到任何回音；一场又一场乡镇招聘，名额却早已被“内部调动”填满；不遗余力的高考、硕博阶段的文化投资，都不如一个家族的“一封介绍信”。“县城婆罗门”这一网络热词的走红，不过是这一深层结构性问题的最新表达。

在当代中国，“县城婆罗门”并非是一个偶发的地域性现象，它是极权体制下制度性安排的必然产物。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资源配置的主导逻辑不是市场也不是法治，而是权力。一个人能不能获得优渥的社会资源，不取决于其个人能力与自由竞争，而取决于权力逻辑的代际传递，他们的家庭可能掌握当地的编制资源、人事权、国企岗位、垄断经营执照、公共采购权，甚至公检法系统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县城婆罗门”不是“反常”，而是“常态”，他们是体制性分配逻辑下的胜利者，而不是体制之外偶然得利的特例。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个体的道德缺陷，而在于结构性的机会不平等。

中共虽然否认种姓制度，但党在法上，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体制这就为“熟人政治”、“家族统治”提供了丰厚土壤，县域官僚网络、国企岗位遗传、事业单位内部消化、乡村干部子女世袭……这些现象的总和，构成了“县城婆罗门”的制度性温床。在县级治理体系中，官员之间往往“姻亲化”“熟人化”“家族化”；公职招聘、项目招投标、升迁考核都沦为圈子资源游戏；决策依据不是制度，而是人情、血缘、面子与权力网络。这形成一种宗法权贵资本主义。

而对这一制度病灶的最细致观察，在得到社会高度评价的2010年冯军旗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论文《中县干部》中，有精确的社会学剖析。《中县干部》以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为原型，以参与式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中县官员从1978年以来的政治生涯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展现了一个县级政府的人员结构、升迁方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揭露了整个中国官场运行方式和中国基层政权的“上贡体制”、“买官卖官”以及权力世袭的“政治家族”的恶性政治生态。作者本人直言从中县官员身上，可以看到中国所有县级官员的影子，那是一个“县级单位里的权力生态样本”，更是今天成千上万个“婆罗门县城”的制度模板。

《中县干部》中观察到，在中县内部，干部提拔极度依赖“关系网络”，而且这种网络具有明显的家族化、门第化特征。许多乡镇干部出身“县干部家庭”，县委大院形成了“非正式权贵圈层”，一种类似于“地方贵族”的氛围。官员的提拔、升迁、权力交换从不靠制度程序，而靠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并非松散的社会关系，而是一个地方政治共同体的“人身依附”体系——上求庇护、下纳忠诚、横向交换利益。在这样的体制下，学历、能力、品格全部边缘化，关系、血缘、投机、服从成为硬通货。

十多年时间过去，《中县干部》这个样本并未随政治进步而优化，反而在习近平的“定于一尊”下，以一种更隐蔽、更固化、更全面渗透的方式完成了恶性重塑。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党内重新强调“政治忠诚”与“组织纪律”，实则是将“人治合法化”，即由顶层垄断任命权，再向下层授权“圈子化治理”。这种“忠诚优先于能力”的干部任用逻辑，本质上与县城中“谁是本地人”“谁有背景”的派系文化并无二致。各级地方官员比拼的不是治理能力，而是忠诚姿态；不是制度建设，而是“站队技巧”。

这是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的闭环自我强化。地方官僚系统以家族为纽带，构筑“人情—利益共同体”；中央集权逻辑通过“上下对忠”的封建式治理，让基层干部依附于上级，而非回应民意；整个系统不允许“外来者”打破规则，只允许“圈内人”内部升迁。因此“县城婆罗门”不只是一个地方性现象，它是中国政治体制自我封闭、自我复制的一部分，是对王朝“宗族封建制”的现代重演，只不过披上了红色意识形态的外衣。

“县城婆罗门”是整个中共“权力型国家结构”的微缩模型。中国的县城，正在上演这样一场悄无声息的社会逆淘汰。公务员体系更强调政治忠诚、出身背景，而非专业素养；高校、国企、事业单位招聘中，“裙带优先”逐渐公开化；贫寒子弟即使学成，也难以获得“跳跃式”发展机会。这是一种制度性剥夺，也是对“个人奋斗”逻辑的否定。

“县城婆罗门”现象，是中共体制特权阶层“赵家人”结构在社会中基层的映射，是日常中国的真实面孔。县城不是边缘地带，而是权力逻辑的腹地，是国家治理结构的缩影。正是通过“县城”这一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具代表性的基层，得以窥见“赵家人”国家的权力逻辑：身份决定资源。

“县城婆罗门”的关键，不在于县城，也不在于婆罗门，而在于这个国家从上到下的“社会本源”已经退化到家族、关系、身份等级。当一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忠诚-关系-权力”构建社会秩序，“寒门出贵子”就不再是励志故事，而变成历史段子。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意识到“奋斗=自取其辱”时，他们或选择“躺平”、或选择“润学”、或陷入绝望，“我没有背景，怎么努力都没用”。

当努力不再得到回报，使得整个社会充满犬儒主义情绪，寒门不再相信知识，富人不再追求公平，出身决定命运，知识毫无用处，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不姓赵，这一社会认同的断裂，在政治层面不断削弱中共统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