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中共的烟草新规《境内免税市场烟草制品管理办法》在新年伊始正式施行，10元以下低价烟逐步退市，中档香烟零售价平均上涨10%，入门款直接跳至15-20元/包。官方把动作包装为“公共健康”与“控烟履约”，但事实上却是财政补窟窿的手段。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烟民数量约3亿多，占全球烟民总数近1/3。在中国，烟草从来是政权财政结构的一部分，长期以来烟草税构成地方与中央稳定收入的重要来源，它与土地财政、国企垄断利润一起，形成支撑中共政权治理体系的资金池。因此烟草产业在中国是典型的政企合一体制，高度垄断，烟草税占比高达52%，稳定且庞大的税利来源成为中共财政的“提款机”。在庞大利益的诱惑下，中国的烟草系统成为典型“家族式”“近亲繁殖”的样板，形成世代罔袭的利益链条。在经济成长放缓、房地产下行、地方债务压力不断堆积的情况下，香烟成了最容易立刻变现的税收工具。因此此轮涨价不是健康导向，而是“寓禁于征”的财政工具——以控烟之名，行增收之实。
财新网日前一篇题为《经济温差之谜》披露，过去三年，中国居民财富蒸发超过200万亿元。在经济下行、失业潮涌、消费降级的当下，普通民众普遍遭遇降薪、欠薪甚至失业，生存压力倍增。当局却在此时推动烟草涨价收割百姓，引发烟民民众的怒火。在相关舆论发酵之际，民众自发公开倡议“5000万人集体戒烟”行动，在网上一呼百应。社交平台上出现大量以“戒烟挑战”“戒烟打卡”“今天是我戒烟第X天”为主题的短影音与贴文，从抖音到微博皆可见相关内容热度上升，形成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自发经济抗争。
“戒烟运动”是一场具有经济抵抗与消极不合作色彩的民间自发行为。“不为别的，就为争一口气。不想养这帮孙子了。”“因为你抽烟养了它们，他们却用你们养它的资本祸害你子孙。”“戒烟是有良知的行为”等等网络动员舆论充分显示这场运动与传统的健康宣导截然不同，它更多地被网民视为一种“精准减支”和“切断财政来源”的抗争手段。在中共严厉“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的环境下，不能直接谈论失业、收入下降、生活成本失控，“我戒烟了”成了一种替代性语言，既合理，又正当，还能获得掌控感。这不仅是集体抗议，更是一种集体压力的泄洪方式。
戒烟运动主要活跃于80后至00后的中青年群体中，这是继“躺平”和“四不青年”（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娃）之后新型的消极不合作运动，被视为一种更低成本、更具隐蔽性的不合作手段，用以表达对当前经济状况、税收政策和社会治理模式的不满，将个人健康行为与宏观政治经济叙事挂钩，部分参与者将其定义为一种“心理觉醒”，即意识到个人消费行为与国家机器运作之间的联系，民间对政权的不满情绪通过“消费缩减”这一安全出口进行集体表达。所以这并非纯粹的卫生运动，当民众公开将“戒烟”与“拒绝供养财政”相连时，这种行为就具有了明确的政治经济指向。
“戒烟运动”是中国民间在高压统治与经济低迷双重夹缝下的一次“静默示威”。它标志着部分民众的抗争方式已从街头转向了个人钱包，通过切断与体制最直接的经济纽带，来表达对未来的消极预期。参与者常用“为国护肺”、“不给机器加油”等隐喻来规避审查，将原本严肃的政治抵抗转化为一种网络狂欢。“为国护肺”“不养孙子”这些说法，表面上是玩笑，实际上是规避审查的政治隐语，把严肃对抗转化为“段子”和“梗”，这说明一个更深层的现实：中国年轻世代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了如何在不说政治的情况下，进行政治表达。这是一次极其成熟的抗争方式升级，不占领公共空间，不形成组织，不提出政治口号，不触碰法律红线，却精准打击政权的财政汲取能力。戒烟行为的政治性，并不来自参与者多么坚定的反体制意识，它的逻辑是“我不反对你，我只是不再愿意为这个体制多付出任何成本。”这正是詹姆斯·斯科特所说的那种“弱者的武器”在数字化极权社会中的新版本。
在高度管控的政治环境中，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早已不复存在，街头、组织、宣言、代表，这些词汇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再行动，相反，行动被压缩、折叠、转译了，从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生活，从表达诉求转向切断关联。抗争，是因为还相信改变；不合作，是因为已经不信。戒烟，正是这种新型行动的典型形态。许多评论说这是“年轻人觉醒”，其实不准确。觉醒意味着还有理想，而这场运动的底色，是失望。他们不是要改变什么，不再期待政策，不再相信改良，他们只是表达“我不再相信你了”。不婚、不育、不买房、不消费，现在，不抽烟。它没有任何进攻性，却具备极强的否定性：“我不要求你改变，我只是不再配合。”这是“人心退场”，不是“人心思变”。
从宏观上看，戒烟运动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摧毁中共政权的财政结构——国家有太多工具可以对冲。但它显示中国社会出现的不可逆变化，就是国家—个人关系的再定义，民众从“要求改变”到“拒绝参与”的转变，这是极权压迫下沉默型政治社会最典型、也最危险的信号，也是政权合法性危机的典型症状，政权单向的治理叙事，越来越难以维系。
极权体制在早期依赖政治忠诚，中期依赖恐惧威慑，而到了财政型治理阶段，它越来越依赖一种更隐蔽的机制——日常生活中的自动供养。人们在缴税、购房、买烟、消费垄断产品的过程中，持续为体制输送维持其运转的资源。这种供养不需要动员，也不需要说服，只需要社会保持原有的生活惯性。但现在的变化正在表明，惯性开始失效，这正构成一个关键转折。极权最稳固的时期，往往并非高压最强之时，而是供养最顺畅之时。当人们仍在为系统贡献资源，统治便能保持自我复制的能力。而一旦供养链条松动，体制所面临的便不再是政治对抗，而是结构性饥渴。极权体制最深层的危机，从来不是反对力量，而是意义危机。当一个政权无法再让人相信它值得付出，当人们只剩下“尽量不被它伤害”的生存策略，这个政权便进入衰老期。
因此，这一阶段的社会变化，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公共意识的进步，而应被视为一种更深的心理转向。人们不再试图理解体制政权，也不再试图改变政权，而是开始从体制的运行逻辑中撤身而出。这种退出标志着极权统治不再能够塑造认同，只能勉强维持服从。而当服从不再伴随供养，统治的成本便不可避免地上升。这也解释了为何近年并未出现明显社会动荡，社会却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紧张感。权力仍然强大，社会仍然沉默，秩序仍在维持，但支撑这一切的经济与心理基础正在悄然流失。极权并未遭遇直接挑战，却开始面对一种更难应对的局面——社会不再对它寄托希望，也不再愿意持续为其支付代价。
真正的历史变化，往往并不发生在权力与反抗的正面碰撞，而发生在社会对权力失去心理依附的那一刻。从此之后，统治仍然运转，却已缺乏支撑它的情感与信念基础。权力仍可勉强维持秩序，但只能依靠越来越高昂的成本；而社会虽未反抗，却已不再配合。真正的变化不是即将发生，而是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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