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年7月30日
地点：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旁
信访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是部分上访人却被维稳部门以患有“精神病”为由，强行绑架关进精神病院“治疗”稳控。精神病诊断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与名誉权，如果不经法定程序办理就将人送进精神病院“治疗”，那就将人人自危，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一个人一旦“被精神病”了，那么他说的任何话都会认为是疯话；他的任何抗争，都是“疯闹”；对其进行残酷的灌药、捆绑、电击都成了“治疗”的措施，而不能看作是“迫害”，这样的被精神病治疗实质上就是另类监狱里的酷刑。
2018年10月间，湖北襄阳维权人袁宁（女）因多次上访，被襄阳市樊城区前进中路社区维稳人员联合医院护工，强行绑架进民政局下属的精神病医院关押“治疗”了三个月。2020年7月30日，本网观察员找到了袁宁女士，对她进行了实地采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袁宁你好！请问你是为什么事情开始上访的呢？
袁宁：我原来是湖北襄阳市民政局儿童福利院职工。因工作纠纷，2011年10月17日，我被襄阳市民政局儿童福利院婴儿部主任黄芳，及零时工肖清云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导致我被打伤致残（有公安部门出示的鉴定书）。但是儿童福利院领导却坦护对方，没有对打人者给予处罚、处理。我被打伤后因当时无钱医治后被迫出院，至今落下头疼、耳朵头的终身残疾。出院后我找到福利院院长周爱民，在被迫签了两份霸王协议书后，院方赔偿了三万陆仟元了事。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一样职位的人，都在儿童福利院享有职工退休待遇，于是我又找襄阳市各职能部门，为了同工同酬的权益，为了与她人一样享有在儿童福利院职工退休待遇，我就开始上访反映问题了。如今，我已经上访快十年了，在无数次的上访反映问题后，我终于得到中国人力资源部发来的两份要求地方解决问题的函件，但福利院领导仍然不解决。
志愿者：那你又是在什么时间，为什么事情，被什么人被关精神病院的？
袁宁：在2018年10月底的一天（具体日期记不清楚），我到襄阳火车站购买车票，准备再次到北京上访，购票之后很快就接到我们社区党委书记的电话，让我不要去北京上访，社区准备帮助解决问题，并且让我到襄阳市民政局下属精神病院附近见面详谈。因为对方是社区党委书记身份，我就没有多想，应约来到了这家医院门前等待见面，然而，没多久却等来了两名社区维稳人员，他们带着医院里的两名护工跑过来拉扯我的手，因为以前我被维稳人员非法截访过，所以看到他们过来拉扯我，我立刻就有不祥的预感，于是就拼命的挣脱他们，然后撒腿就跑。在仓皇逃跑的过程中，我跑掉了脚上的鞋子，也扭伤了脚，而维稳人员紧追不舍，在距离医院约百余米的地方抓住了我。抓到我之后，他们就按住我的身体，然后把我往精神病院里拖行，拖到医院大门口时，我抓住了一根护栏大喊救命，周围群众就前来围观，其中有人帮助报警。约15分钟后，来了两名协警，他们了解到抓我的人是社区维稳人员后，就没有帮助我脱困，更没有依法处置非法抓人者。最后，我还是被维稳人员和精神病院的两名护工强行拖拽进医院，关进了这家精神病医院。
志愿者：你被抓进精神病医院后，医院有没有给你体检、做精神病鉴定？有没有筛查你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被收治条件？
袁宁：没有，医院根本就没有给我做体检，更没有做精神病鉴定，我被抓进去后医院直接给我强行打针、灌药。我告诉医生我没有精神病，不能被强行收治，但医生根本不听我辩解，他只说是社区让收治的，也是社区缴纳住院费的，所以他们只听社区安排。
志愿者：被关进精神病院后，医院是怎么对待你的？
袁宁：我被关了三个月时间，每天都被逼迫服药，如果不服，就会被医护人员捆绑起来强行灌药，有时还会被拉去做高压电电击“治疗”。
志愿者：你服用的是什么药物？对身体有影响吗？
袁宁：医生不告诉我是什么药物，被迫吞下药物后我就精神恍惚、四肢无力、恶心想吐。服药一个月后，我发觉我的骨骼肌肉出现了问题，每次站立都浑身瘫软，还伴有颤抖症状。服药三个月后，我连走路都困难了。
志愿者：捆绑灌药、高压电电击“治疗”是怎么操作的？
袁宁：捆绑灌药就是我高呼自己没有精神病，不肯服药的时候，几名护工就会拿来约束带，几人把我推倒在病床上，按住我的手脚，再用约束带把我的四肢捆绑在病床护栏上，然后拿出撬棍、筷子等工具，强行撬开我的嘴巴，把药物灌进去，最后还会拿手电筒照射口腔，检查是否完全下咽到肚子里去了。灌药完毕，捆绑不会立即解开，他们说病情还不稳定，需要视情况延长固定几小时甚至两三天。电击“治疗”就是用高压电疗仪的电针，对着病人的头部两侧太阳穴等部位反复的高压脉冲电击，电击治疗非常痛苦，人被高压脉冲电击时就行触电一样颤抖疼痛。医护人员表面上说是帮助病人治病，但实际上他们经常用这种方式报复那些不听话，或者大吵大闹者。
志愿者：你说你被关了三个月之久，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医护人员会有没有排你出门散步、晒太阳、娱乐休闲？一个人如果长时间不能出门散步，身心可能会遭受损害。
袁宁：哪里还让出门散步、晒太阳，完全就是关在医院的大铁门里囚禁着，三个月时间我跟坐牢没有分别，甚至还不如坐牢，因为坐牢还能定期放风、散步、晒太阳的时候。被关了三个月时间，出院的时候我连走路都直不起腰了。
志愿者：住院期间，你有没有要求出院？
袁宁：有啊！但是医院就是不放人。
志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此外，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据您所讲，你和曾强烈要求医院放人，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放人呢？
袁宁：医院说我的送医、监护人是我们社区领导，没有社区领导的同意医院是不会放人的。显然，社区和医院的做法是违法的，他们这是在找借口非法拘禁、迫害上访人员，他们是想以关精神病院的方式恐吓上访人，阻止他们上访举报地方政府的不法行为。
志愿者：在你被关精神病院之前，你的日常生活都正常吗？有没有自残或殴打他人的暴力伤害情况？
袁宁：在被关精神病院之前，我的日常生活一切正常，我家也没有精神病家族史，更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和自残的情况，这可以到警方的出警记录中查询到，他们把我绑架进精神病院“整治”，就是想迫害我，阻止我上访维权。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院的？
袁宁：我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三个月后，我的身体实在受不了了，就想到与我病室的病友即将出院，我就请她帮忙带话给我的一个亲戚，让这位亲戚帮助我出院。我亲戚得到求救消息后，就花钱四处托人求情，最后社区领导才答应放我出院，在社区付清了住院费用后，医院放我出院的。
志愿者：你出院以后完全自由了吗？可以继续维权上访吗？
袁宁：没有完全自由，因我多次揭穿福利院院长周爱民不作为乱作为，并实名举报社区及维稳部门严重违法乱纪，制造冤中冤，案中案，所以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但为了我的名声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我会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我的冤情得到解决。出院后，我们社区维稳办不准我私自去北京，还派人跟踪监视我，在2019年5月份的时候，我想再次到北京上访，但是当我来到襄阳火车站购票时，再次被维稳人员拦截、拖拽、殴打，他们严禁我到北京去，还威胁我会再次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我的隔壁邻居也被社区安排盯防我，因此我现在在襄阳市郊流浪，不敢回家，没有一点人生安全感。
志愿者：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祝你早日维权成功，争取到合法的公民权利！
袁宁：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袁宁电话：1597225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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