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沈爱斌的酷刑报告

【民生观察2020年8月30日消息】沈爱斌，男，1973年10月15日生，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广益佳苑53号202室。沈爱斌原本是无锡当地城管部门的一个大队长，因为听说无锡当地有很多黑监狱专门关押维权人士，出于公义之心沈爱斌多次前往黑监狱救人，因而遭到当地维稳部门打压，工作也被开除，自此成为一名坚定的维权人士。因帮助营救无锡丁红芬的亲属，沈爱斌遭到警方传唤抄家，并被戴着黑头套从家里押到滨湖公安分局东绛派出所，在那里他遭遇了法西斯酷刑。以下为沈爱斌发布的酷刑报告：

2013年6月22日，无锡丁红芬叫我（沈爱斌）去营救她家被非法拘禁在黑监狱的四位亲人，当晚23时许，我和丁红芬召集20余人，将被无锡市政法委联席办和滨湖区政法委联席办以“信访群众法制教育学习班”名义非法拘禁在锡山区安镇东效商务宾馆内的丁永金（丁红芬父亲）、丁鸿祥（丁红芬弟弟）、丁国英（丁红芬姑姑）、杨剑艳（丁红芬表弟媳）和周静娟五位访民营救出来。

2013年6月26日中午12时许，我在小区遭到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4名不名身份的人拦截，并出示刑事传唤证，然后被抄家，为了销毁我们无罪的证据，他们将我家中所有电子数码设备全部洗劫一空，连同我前妻和女儿的电脑也扣押了。

2013年6月26日13时，4名办案人员将我戴着黑头套从家里押到滨湖公安分局东绛派出所，在那里，我遭遇了灭人性、反人类的法西斯酷刑，遭遇了殴打、体罚、虐待、侮辱、恐吓、威胁、漫骂。因为我不按4名办案人员（刑满释放后，才从案卷中看到了其中3人的名字为朱向东，吴元超，薛勇，还有一人至今不知姓名）的要求做笔录，他们对我实施“梯刑”，让我站到一张人字梯（是由两个木质单梯顶端用合页连接起来的，单梯约宽80厘米，高250厘米）下，将我的左手伸到高处，用手铐铐到人字梯一侧的上端，再将另一只手用伸直放下，用手铐铐到人字梯另一侧的下端，然后用四名协警将人字梯向外拉，顿时痛得我撕心裂肺，生不如死，汗如下雨，一会儿就麻木了，我仍然不按他们的要求做笔录，我要求他们将我的膀子剁了，他们见我不感觉痛了，就将我放下，解开手铐，几分钟后，我的知觉稍有恢复，他们再对我实施上述酷刑，这个过程痛不欲生，我被他们连续循环着这个过程。

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正当我被酷刑，痛得死去活来时，有一名办案警察（现在仍不知其姓名）坐在旁边一边打手机游戏，一边慢条斯理地对我说：“沈爱斌，不用急，我们有的是时间，我倒要看看你骨头有多硬，我办了这么多的案件，从没有我治不服的人。”

在我刚到派出所时，滨湖公安分局办案民警朱向东一边拍着桌子，一边对我吼道：“我就是刑讯逼供的祖师爷，只要政府有决心，我就有信心，这次不仅要搞你，让你双开，还要搞你家人。”

在对我传唤25小时后，又将我戴着黑头套从派出所转移到黑监狱（东绛派出所斜对面的和平宾馆），继续对我实施酷刑，直到7月3日再将我戴着黑头套从黑监狱押到派出所再对我连续酷刑，逼我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六、七份笔录上签字后，才将我刑事拘留。

因为在传唤期间和黑监狱里对我酷刑得到的笔录仍不满意，2013年7月10日，办案人员又以指认现场的名义，将我从无锡市第一看守所提出，到案发现场拍了一张照后，立即将我押到东绛派出所，又对我实施酷刑，又让我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六、七份笔录上签了字。

为了避免我的手在他们酷刑时受伤留下伤痕，他们在实施酷刑时，用毛巾裹住手铐的地方，尽管当时我的手被勒得很深、红肿，整个膀子剧痛、麻木，但都没有破，没有造成外伤，一段时间后就恢复了，没有痕迹。

以上是我的酷刑经过，同样遭遇上述酷刑的，还有我的“同案犯”沈果冬。其他遭遇刑讯逼供的还有瞿峰盛、施高洪、郑炳元、吴平、许海风（女）等人。

最终，我被滨湖区检察院赵文清副检察长、公诉科项勉科长勾结滨湖法院王锐审判长、许克兵审判员，将我的见义勇为枉法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并枉法判处我一年六个月徒刑，因此，我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这就是无锡622案。

该案我已于2019年6月依法申诉到最高法审判监督庭（丁红芬却放弃了申诉权），后分别给最高法党组成员及审判委邮寄近千封信，但至今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难道最高法集体失声？还是有其他因素？

希望这次中央政法委的“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清除害群之马”整顿行动能让最高法醒过来！

沈爱斌的联系电话：18912369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