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各地现状来看，企业复工复产面临政策打架，企业及员工两头受刁难的困局。
一方面，各地政府下令企业开工复产，另一方面，各地防疫部门又禁止人员回流聚集，导致员工们先被命令回厂，后又被禁止进厂回宿舍，让工人们进退两难，以至于流落街头。
2月20日下午，西安高新区丈八街道办事处门前，十余名返厂复工员工前来维权，他们向政府人员反映：政府下发复工通知，公司催促员工抓紧时间返厂复工，许多员工接到通知后，从各地返回西安高新区准备上班，但是来到厂区后，政府防疫部门又禁止进厂及返回宿舍，说是没有接到上级防疫部门的通知。现场女员工痛斥说；复工是政府通知来的，我们来了又不让进门，也不让回宿舍，想返回老家也被封路，真是上天无门，下地无路啊！到了傍晚，街道办也解决不了这一难题，部分员工因此无处可去，只能流落街头席地而睡。
更早前的2020年2月7日，几乎是一夜之间，西安几乎开始进入全面戒严。不止是陕西多个高速出入口实行管控，西安多住宅小区也陆续流传出关于外地来人来车的严格管控。
这一天，春节前就回到老家甘肃过年的谢强，因为接到复工通知，刚刚赶回西安。他准备到了租房放下行李后，就先向公司报备，自己居家隔离14天。但，他被拦在了租住小区的大门口。
物业告知他，接“上面”通知，从外地回来的租户不得进入小区，可在回到西安之前，谢强没有接到房东的任何通知。夜已深，任凭他怎么解释自己在老家从未外出、回西安的路上也全程做好防护措施，物业也只回一句：“不能进，去酒店吧”。
无奈，谢强只能拖着24寸的行李箱流落街头。冬夜的寒冷和赶路的疲惫，让他生出一股强烈的抛弃感。彼时，他的猫，还独自在租房里饿的喵喵叫，春节前回家时，谢强没想着疫情会爆发到这么严重，于是只给猫放了9天的粮食。现在，他又进不了小区，独自一人在西安上班的他，不知道该求助于谁。
2月初，湖北籍农民工周某乘火车来到西安务工，但由于突遇防疫封路，防疫人员禁止他继续前往务工地点。无奈之下，周某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作下一步打算。不料，除夕前后武汉疫情加重，西安市疫情防控措施随之升级，返程火车也已停运，西安旅馆也不再接待湖北籍人员，周某一时找不到住处，只好流落街头。
租住在长安区的“Cathy”（化名），因为接到复工通知准备坐火车回西安。出发前几天，她与房东沟通过，确定小区让外返租户进入。但到了小区门口，物业却说什么也不让进了，只是甩出一个街道办电话让Cathy自己联系，然而，街道办电话全天忙线。再问房东，房东表示小区的规定，自己也没办法，前两天还不是这样。Cathy觉得自己在西安的大街上，被物业、街道、房东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此后，政府又通知外来人员到酒店隔离。但酒店隔离的安全性和费用，成为了挡在租户面前的两座大山。并且政府告知必须去统一划分的隔离酒店。300块一天，14天的支出，让尚未复工、疫情下前途未卜的人们倍感压力。
一方面是高层政府要求复工复产，另一方面是各地严格封路防疫，导致大量复工人员返工后又被阻隔在外，进退两难，甚至流落街头。
防疫与复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为是一对矛盾体，其中疫情防控风险是直接的显性责任，一旦出现因复工复产导致新增疫情失控，则要面临直接问责；而复工复产与经济社会复苏，则是间接的隐性责任，短期内影响不明显。因此，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双重目标下，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实践中采取了“宁左勿右”的变通执行策略。
在用工大省，当地政府为了防疫政绩，变相的压制复工政策。他们举起防疫的大旗，变相对劳动力流入设置高门槛。除了来自重点疫区的一律不接收外，所有外来人口一律需要隔离14天，且劳动力流入与企业复工被捆绑在一起，未获得复工审批的企业老员工不允许返回工作地。还有，一些租住小区的街道办、社区，他们对从外地返回的员工有抵触情绪；也有部分防疫部门规定，中年人因为免疫力差，不被准许进入工厂工作，导致许多复工人员无处可去，一些人甚至流落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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