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一出，网民哗然，质疑声此起彼伏，人们不禁追问：中央三令五申对武汉严格封城，保障“外防输出，内防扩散”，2月23日，习近平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对疫情防控的7点要求中，第一点是湖北与武汉，第2点是“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要坚决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环节，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
在如此严格的防控政策下，该女家属是如何做到驾车驶入武汉市的？又是如何将一名已经发热5天的病患带出武汉市的？一路一千多公里，沿途检疫站密集，他们又是如何突破层层关卡进入北京市的呢？武汉疫情爆发后，各地都禁止从武汉驶出的车辆进城（有公务通行证的除外），北京市入城检查站的警方是如何放行武汉来车的呢？难道因为私接人真是重大公务？
须知，被困在武汉市的外地人员不计其数，他们没有发烧尚且脱身无术，一名发热5天的病患是如何出城的？难道武汉众多的检查站都不检测体温就会放行的吗？难道沿途各省的监测站都一路失职未予检测吗？如果检测站都履职检测了，那么按照规定，应该就近隔离，怎会一路畅通无阻的返回北京市呢？再有，进入北京城不需要检测吗？如需检测，该女又是如何被放行进城的呢？
带着诸多疑问，网民惊呼“黄女士，大有来头！”。的确，常识告诉人们，在防控如此严格的今天，没有特别权力的“通行证”，任何人都不可能突破层层检查，一路顺风的往返于武汉、北京之间。
那么问题来了，谁有这么大的权力？什么样的权力能层层通关？显然，这种权力绝对不小，不然不可能打通无数的检查关隘。
网民“嗅嗅”表示：除非她拿到了特许权，不过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这样的时刻，靠什么，以什么理由，能够拿到特许出城呢？谁敢批呢？显然，她的家属是不可能获得合法特许权的，因为去武汉接家属绝对不是公务，办理家务私事是不可能被授予特许权的。而如果没有特许，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以及她的家人。怎样能够开车通过层层关卡，进城接上她然后又顺利出城呢？这一进一出，说没有人安排我是绝对不相信的。这不仅需要安排，还要有足够大的能量和周密细致的安排，里应外合才能成功。因为公告通报中黄女士在武汉就已经确诊，按理说是要立即隔离治疗的，怎么还能放出城？这不是开玩笑的，她是确诊病例放出城，不是随便放一个人出城。这两者之间，天差地别。这个性质，想必大家都明白。
网民“丁小村”称：新任省委书记亲自批示，将对刑满释放确诊女子离汉抵京事件进行调查，不论涉及到什么人，都会一查到底！像我们普通百姓，一边呼吸用口罩过滤了的空气，一边看被网管过滤清洁了的信息，的确有些不明觉厉：如果不是这么吓人的消息，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有黄女士这般人物——我们想象力有些弱。黄女士，好大的来头！
一般人头脑中涌起的疑问就是：在防控如此严谨的情况下——武汉“封城”，900万人民牺牲了“岁月静好”，减缓了疫情的快速蔓延；北京乃是首都，更是千万人大城的严防死守——而黄女士竟然能够在家人护卫下，穿越一千多公里，回到北京家中，这本身是一个奇迹。
对武汉的老百姓来说，没有奇迹可言，很多人还在隔离区艰难度日，很多人还在医院里搏命，更多的人得忍耐着，可能吃饭睡觉都不得安稳。
对于北京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很不容易，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大且流动人口多，管控与防范难度大，关乎着无数人的安全。这位黄女士出得了武汉，进得了北京，这一路顺利通关，从“武汉病人”转型为“北京病人”，真的让人惊掉了下巴。
“黄女士”神通广大，起码让我们看到许多事实：我们的体制漏洞百出。在如今这种严格管控的形势下，黄女士能够一路畅通回北京，让人脑洞大开——门固然关得很严，路子却照样可以有。有些人的“门路”，我们永远不懂。黄女士来头有些大。
黄女士“过关斩将”一路通关，难度系数非常大——我们可以想象，从疫情中心武汉到政治中心北京，从起点到终点，难上加难。如果不是“黄女士”不幸确诊，可能这事儿也就是个普通故事了，精彩通关游戏无人欣赏，也就没什么意义。不巧的是她不但确诊还可能感染了家人，这使得这个故事成了悬疑大剧。
黄女士和家人，武汉和北京的“守关”者，都有些厉害——他们都这么“敢”。黄女士的惊险剧，超乎了我们普通百姓的想象，剩下的悬疑，只能等待“调查组”来给我们揭秘了。
说真的，我不喜欢“黄女士”这个故事：它多少让我感觉寒心且惊恐——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一个“黄女士”，碾压了900万围城中的武汉人，也碾压了千万担惊受怕的北京人。一个“黄女士”，也碾压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力。我们迫切想知道“黄女士”的剧情发展，因为我们都不能知道，权力的魔力有多大。毫无疑问，“黄女士”坐的不是隐形汽车，也没有穿隐身衣……她和家人不能隔空移物，从武汉瞬移到北京，这一路——是“通路”也是“门路”，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也是带着病毒回北京——“黄女士”，来头真的太大了。
网民李女士追问：这一家人到底是什么背景？世人惊诧之余纷纷质问：这名黄女士及其家人能让中央和湖北的最严防控令基本失灵，这一家人到底是什么背景？“请问：1.黄女士的家属如何在武汉封城期间进去北京的？2.黄女士和家属是如何在武汉封城期间离开武汉的？3.何种交通工具离汉去京？4.去京途中路径以及接触人员？5.武汉期间已发热，武汉可知？6.抵京之时，京是否知离汉人员？7.京汉两头如何处理相关人员？”
“那么多外地打工的都出不了武汉，流浪街头。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可以一路畅通无阻？真当大家是白痴吗？”“就问武汉为什么能放人，沿途为什么能放行？北京为什么能接收？”
网民“吕大维”质问：“既然黄女士是刑满释放人员，那干脆扒一扒，为什么进去的？量刑公正吗？正常期满还是有减刑情节？是否合理合规？谁来负责？武汉，给个透明的解释吧？”
黄女士一路通关进京，这可以称之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太戏剧了，完全可以拍电影了。现如今武汉还能有人来北京，是不是说明了武汉封城不针对赵家人？难道他们持有“特别通行证”？从武汉一路绿灯进北京小区回家。这得是什么样的权贵才能做到的？外地人流落武汉街头垃圾桶捡剩饭吃，在确诊黄女子从武汉一路绿灯进北京的同时，因武汉封城，一些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回不了家，又无处容身，被迫流落街头，无奈之下只好到垃圾桶捡剩饭吃。中共政府对他们不闻不问，还经常遭到警察驱赶，苦不堪言。为什么一个已经确证发热的病患仅能如入无人之地，轻而易举的就把亲属带出了武汉城，挺近了北京市的呢？
据悉，自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已有许多官僚利用手中特权突破了防疫封城，将自己的亲属从疫区带出，破坏了防控大局。疫情爆发之初，某些地方和部门不以千万人的生命安危为重，只管自己的官位与政绩，对疫情预警的八名医生训诫噤声——这种失责与渎职、轻忽与傲慢，让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冷漠。
在许多百姓还无法进入医院得到救治的时候，竟然有退休厅级官员责骂医院没给他相应的病房待遇，某些权力享有者失去了所有敬畏，乃至失去了为人的基本资格，实在让我们对权力掌管者失去了最后一点点好感。
在大疫蔓延之时，发布乌龙消息推销一些无用之药，制造伪劣消杀用品，哄抬防护品物价，私吞援助物资……这些事让我们看到利益面前社会底线的彻底失守，所谓“人心惟危”真不是古话。
至于那些在疫情防控之中滥用公权力的行为：堵塞交通通道，带走父亲饿死脑瘫儿子，戴着红袖章闯进家中打砸……则把普通人的恶性完全显示出来，权力成了某些人人性恶性爆发的催化剂——只要给他一点点权力，他就能变成恶棍。
从权力掌管者到普通老百姓，无一例外，都在大灾大难中把人性最恶劣的一面凸显出来：既暴露了体系的脆弱，也暴露了国民的愚弱。即便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也并不过头。
直到这位“黄女士”的出现，更是把这出社会性的大剧推向了高潮。
最后，人们还要要追问，官员就不用守法防疫了吗？特权官员突破封城，以权谋私，那些驻守封城的警察及政府官员，他们就没有违法放人吗？他们自己制定的防控措施，他们自己及关系户就可以不遵守吗？防疫难道只防老百姓不防官员及其家属吗？难道只有老百姓会传染病毒，官员及家属就不会传播病毒了吗？
事实证明，中共专政就是一党特权，他们垄断执政权力，践踏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利，严重侵犯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律平等的民主原则；中共高层拥有专权特权，层层传导下的各层官员都会拥有特权。专政垄断制度导致中共官员有数不清的特供系统，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到食品等都存在着特供，官员俨然生活在城堡里面。对很多官员来说，因为特供系统的存在，他们不用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取这些。他们吃公家的，喝公家的，穿公家的，住公家的，用公家的，花公家的钱，玩公家的，这样日子久了，就认为公家就是自己家了。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自传中曾这样写到：共产党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
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
因此，要祛除遍地特权现象，就需要从顶层制度上祛除一党专政，唯有祛除共产党的垄断特权，让各党派平等自由竞争，才能形成“民主选官，官必求民”的民主社会。在宪政民主制度下，任何执政党及其官员都难搞特权，因为他们无时不刻不被独立的反对党、议会、媒体所监视，所以他们不得不老老实实的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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