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三少年为什么杀人？

——中共及其专制对中国人道德的毒化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旧店中学初一学生李程、马亚崎和张兆龙合伙杀害同班同学王子耀所引起的巨大民愤看似暂告平静，尽管后续起诉、审判时一定仍会再度点燃全社会的愤慨。

民愤短暂宣泄后，必须思考的是，13岁出头、刚由小学生变为初中生的三个未成年人，为什么杀人？为什么会杀人？为什么会以如此凶残的方式杀人？

三个13岁多的毛孩子精心准备、蓄意杀人，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教育、社会、政治的深层问题。

暂且撇下三个毛孩子杀同学不谈，先回顾一下已成为历史的两起著名杀人案件。

第一起，1978年9月2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农场医院护士蒋爱珍，枪杀李佩华及其妻子戴淑芝和谢世平的妻子钟秋。李佩华、戴淑芝和谢世平、钟秋两对狗男女在半年前的“3.17捉奸事件”中恶意捏造蒋爱珍与张国政通奸。蒋爱珍、张国政百般辩解，仍被农八师144团团长冯俊发、副参谋长杨铭山、医生李佩华、药剂员谢世平等人为争权夺利、整倒整臭张国政而恶意构陷，冯俊发对蒋爱珍虚与委蛇声称的“你要相信组织”的所谓正常渠道根本行不通，正如今天冤假错案正常上诉、申诉完全无效，数千万近以亿计的访民的所谓正常信访压根就是死路一样，蒋爱珍只能靠枪杆子说话了。蒋爱珍杀人，蒋爱珍怒杀恶人，完全合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共产革命逻辑！

第二起，2008年杨佳杀警案。2007年10月5日晚，北京市民杨佳骑着租借的自行车在上海市区游玩，被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警员截停，警员存在不主动出示证件、经杨佳要求后仍不出示证件之执法不规范问题，后将杨佳强制带至派出所，恶意拖延至凌晨才予释放，杨佳坚称受到刑讯，多次控告，但闸北分局声称警员的所谓执法行为合法合规，中共公安的这种死不认错最鲜明地体现了整个中共死不认错、永远正确的专制本性。二审庭审中，杨佳仍称2007年10月5日晚在芷江西路派出所遭受中共公安两次殴打，第一次是多名公安一起殴打，第二次是两名公安殴打，当时就留下伤痕。二审庭审最后陈述时，杨佳声称如果警察权力不受制约任何遵纪守法的公民也可能像他一样遭遇非法对待。

根据中共公安强横成性的历史，完全可以认定杨佳遭到了中共芷江西路派出所警员的殴打。无端拖延至凌晨才释放，对杨佳这样敢于要求公安规范执法、敢于向公安强权说“不”的公民使阴招进行整治，一直就是中共整个公安标配性的恶意执法伎俩。

杨佳杀警后，当时远不如今天便捷的网络世界一片叫好，尽管难免情绪化成分，但的确反映了公众对强横撒野、强权任性、滥用暴力的中共公安的强烈痛恨。杨佳能否因受到中共警员的殴打而可杀死无关的六名警员、是否该判死刑、是否因警员对他的殴打这一前因而可宽宥，是一回事，杨佳以其杀警的暴烈且惨烈行为暴露出中共公安一直普遍存在的强权撒野、滥用暴力、刑讯逼供现象，中共整个权力体系尤其是起中共上层应否正视并切实解决公安的滥用暴力、强权撒野问题，是另一回事。遗憾却又必然的是，中共对杨佳以如此暴烈且惨烈的方式提出的这个问题当时并且至今丝毫不以为意，毫无解决之意，不仅根本未从体制上对整个公安加以整肃，根本未建立有效的防止、惩治滥用暴力、刑讯逼供的机制，而且甚至连杨佳被警员殴打这个原本并不算严重的事件本身也不予处理，反而是矢口否认、坚决掩盖。

民间和网络世界以杨佳的口吻总结了杨佳杀警的法治价值：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蒋爱珍怒杀恶人与杨佳杀警泄愤的一个共同原因在于中共公权力和手握公权力的中共官员和警员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而如果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仅仅限于权力行使的微观层面、仅仅是中共官员的个人原因所致，这样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尚无伤根本、尚容易解决。只是，中共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绝非个人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如列宁就放言“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资产阶级）法律约束的政权”；然而，列宁及其后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并非仅仅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的约束，而且还不受它自己的法律的约束，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及东欧共产专制政权，到毛泽东的中共专制政权，莫不如此，斯大林疯狂滥权的大清洗，毛泽东公开叫嚣“无法无天”、持续二十多年的杀戮、饥饿和全民互害，邓小平法外擅断的“六四”屠杀，都确凿证明了共产专政权制度性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本性。

什么是本性？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就是本性。共产特权专制政权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不论在东欧还是在北韩，总是要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的，这就是共产特权专制的本性，而共产特权专制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虽能使多数人在多数时期俯首听命，却也一定会在特定时刻、特定场合激起蒋爱珍、杨佳这样血腥儿女的暴力抗争，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总是要引起流血事件的。血性者不常有，但总会有！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因为农八师144团长冯俊发、副参谋长杨铭山、李佩华、谢世平等人权力滥用、强权任性、无中生有，铁了心要给蒋爱珍、张国政强加一个通奸罪名，就像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罗织和强加罪名，就像毛太祖对刘少奇强加‘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就像邓小平1989年对青年学生强加“反革命”暴乱罪名，就像傅政华、孙力军及其幕后黑手对“709”律师和公民以及“厦门大抓捕”蒙难人士强加颠覆罪名，就像中共武汉公安强逼李文亮医生低头认罪……

杨佳为什么杀警？因为中共上海公安对不规范执法、整人式的恶意执法、警察打人和刑讯逼供完全不以为意、听之任之、包庇袒护，是因为中共及其公安从不认错、死不改错、永远正确。

权力滥用、强权任性、死不认错，不仅是反人性的，而且是反道德的，不仅阉割人性，而且还阉割人类长期进化而形成的普世道德，反人性和反道德是所有专制的共同本质，专制政体的反道德与其腐败、腐朽本性互为表里、一体两面。在蒋爱珍怒杀恶人案中、在杨佳杀警泄愤案中，我们都能看到权力滥用、强权任性的冯俊发、杨铭山、李佩华、谢世平以及强横成性的中共公安的官德和权力道德的扭曲，能看到中共官员的反道德行径和嘴脸。对于公权力执掌者而言，官德、权力道德就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因而他们的反道德行径实即反职业道德行径，而在高度分工的社会里所有职业都是社会化的，都会面向社会范围内的所有行业和所有个体，区别仅在于社会化的程度即对整个社会影响的大小，因而任何反职业道德的行径也都必然是反公德的行径，而反道德行径对全民、对全社会各个领域危害最大的则非官员和公权力的反道德行径莫属。

蒋爱珍怒杀恶人、杨佳杀警泄愤和邯郸三少年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以及近些年各地频频发生的众多规模化的恶性校园霸凌事件，清晰地呈现出一条“公权力和官员的反道德-社会和成年人的反道德-未成年人的无道德”的道德劣质化进程，在公权力和官员的反道德与未成年人的无道德之间存在社会和成年人的反道德这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又通过利益导向以及意识形态阉割和价值观空档两个途径促进了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之类不良少年的无道德化。

利益导向是指，专制政权的腐败和反道德本性的总根源是享受最高特权的最高层，腐败和反道德行径从最高层逐级蔓延至直接接触草根民众的最基层权力，蔓延到所有层级的所有官员，并继续通过血缘、同僚等各种关系网络把腐败和反道德行径传向家庭、配偶、子女以及所有行业和所有领域，给子女、给下一代、给全社会形成贪腐才能获利、恪守道德反而无缘正当利益的邪恶利益导向，形成全社会范围的权大大贪、权小小贪、权小也大贪、无权力则创造权力也要贪的反道德贪利机制。于是，原本并无官员那样的强制性权力的教师和医生行业也贪腐炽烈；于是，本应树人立德的中小学教师也出现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向学生家长索要红包者，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有如湖南刘翔峰、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之类唯利是图、谋财害命者。浸泡在此等中共及其官员全面腐败、全社会的道德整体崩溃的环境中，从电视、手机等互联网渠道以及成年人的言谈中耳濡目染着无穷无尽的反道德信息，中小学学生、未成年人如何能够不受误导？如何能形成正常而健全的道德观？如何能不陷入是非难分、善恶不辨、道德迷茫甚至根本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反道德、无道德状态？

意识形态阉割和价值观空档是指，作为古今中外所有专制政权独一无二的集大成者，中共处心积虑地以马列邪教及花样翻新的持续邪教理论“创新”，对底层民众从小开始并持续进行邪恶的洗脑，恶意实行奴化、愚民教育。中共意识形态洗脑的根本和终极目的就是驯养作为其统治和奴役基础的一代又一代俯首听命、甘愿为奴的庞大底层人矿，就是把人民驯化成不能独立思考、不知现代普世道德和普世价值为何物的顺民、愚民、贱民，阴毒地拒不从小对国民进行民主、权利、人权、宪政、法治、平等、友善、自尊自爱、尊敬他人、珍爱生命等等现代公民教育，而是故意、恶意从小并持续不断地对国民进行分化瓦解、底层互害教育。

底层互害的最恶劣形式就是底层互相杀害、互相剥夺对方的生命，底层互害还包括互相监视、告密以及邯郸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等等形式的校园霸凌。无论何种形式的底层互害，互害的直接后果都只局限于底层内部，用中共生造的词汇就叫底层内循环，并不会直接损害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的利益，而至多只会由于减少、损害可供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压榨的人矿劳动力而间接影响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的利益，但由于底层互害的动力机制是底层的暴力在底层草根内部循环，确保了底层的暴力在社会根本变革之前不会指向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因而，底层互害实质上有利于中共特权专制统治的稳固，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斯大林苏共专制统治者、柬共波尔布特专制统治者、罗共齐奥塞斯库专制统治者，以及奉行商鞅疲民、弱民、辱民和韩非权、术、势的法家专制统治者，不仅从来并不在意、反而放任底层的互害，只要底层可供奴役、压榨的人矿维持一定规模，各种特权专制统治者都只会因为底层互害有利于其特权专制统治而躲在阴暗角落暗自高兴，如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大饥荒，毛泽东的反右、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底层互害及其必然导致的底层的反道德——如义和团和红卫兵——正是包括中共专制特权统治者在内的所有特权专制统治者所乐见、纵容和鼓励的，而中共的底层互害驭民和维持特权专制的帝王之术则堪称古今中外登峰造极！

底层互害的最卑劣形式就是通过邪恶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洗脑而强行阉割人心、改造个体的大脑道德中枢，无耻地鼓动夫妻反目、父母与子女互告、学生对老师仇杀以及恋人相互密告，并冠以乌托邦的、反人性的大义灭亲之高大尚美名而广为推崇，如马建民告发妻子杨沫是假中共党员，随后杨沫反告马建民与与武光、邓拓历史关系密切，张铁夫（张红兵）与其父张月升合伙举报母亲（妻子）方忠谋，李九莲给男友曾昭银写信质疑“文革”而被曾昭银密告，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宋要武）率同学打死老师、副校长卞仲耘……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尤其是毛泽东以传统皇权加斯大林共产专制帝王之术挑起的全民互害尤其是底层互害所造成的人心戕害、是非颠倒、道德沦丧、人性阉割，贻害无穷！美国的“文革”研究者认为，相较于政治和经济问题，“文革”对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人的道德破坏更为严重，“文革”所导致的道德失落的恶果将在“文革”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显示出来。试看中共正在正执掌大权的“文革”红卫兵一代的逞强耍混、撒泼打滚、好勇斗狠、战狼外交、虚张声势、色厉内荏、欺软怕硬、叛国卖国的四处撒币，足见美国学者所言不虚！

“文革”的旧伤远未抚平，中共在片面、有限经改中又报复性地全面而急剧地腐败，邓小平急功近利、不论是非、无视道德的“白猫黑猫”、实质上既无效率更无公平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江泽民为转移民众对“六四”的记忆而恶意开启全民不讲道德、闷声发财模式，邓、江二人在“文革”及其之前历次反道德狂飙的基础上又开启新一轮深入到微观毛细血管的全民、全方位、全社会的腐败和反道德浪潮。

中共僭政以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反道德运动正是邯郸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的终极根源，正是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不仅只是反道德而且更呈现为返祖现象、退化为动物的无道德的终极根源。李程、马亚崎、张兆龙被抓获后丝毫未表现出他们这个年龄原本应有的恐惧感，恐惧感的缺失恰恰证明了他们已达到超越反道德的无道德阶段，因为只要作恶者还具有恐惧感，就表明他还具有正常的是非、对错、善恶等道德判断意识和能力。无道德，导致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三个毛头孩子竟能较长时期精心、沉着、若无其事地准备杀人，却丝毫也不泄露，导致他们杀人后又表现出与其年龄全不相称的冷漠、冷静、冷血，导致他们把杀人完全当作游戏，杀死同桌同学完全就是杀死一个小动物。

在这个终极根源之外，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以及所有同类的校园霸凌无良少年的无道德状态当然还有其他微观原因，如父母离异，农民工父母外出打工、长期与未成年子女分离，所有学校都偏执狂一般地追求分数、只教书不育人，只重知识灌输、完全忽视健全的公民道德的培育，甚至中国所有学校的应试型灌输和题海战术能否算是教书都大成疑问。更况，为数不少的教师也都像中共的贪官污吏一样，满脑子想着捞钱，教师体系也同样道德沦丧，教师们既无足够的师德和基本道德上的能力和素养、更无起码的道德激励去向学生传播现代公民道德，王子耀被杀害后旧店中学的校长一味否认存在霸凌、狡称班主任很负责，即证明了中共教师的师德和基本道德与中共官员一同堕落的现状；更况，如前所述，为确保中共特权专制政权，中共根本禁止对国民从小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等人仅仅发起了一个温和的（新）公民运动就被中共两番打入大牢；更况，生存在中共及其官员整体彻底腐败并带动全民、全社会腐败的既定环境下，既缺乏家教又缺乏学校道德培育的未成年人，特别是道德教育资源更况薄弱的农村未成年人，怎能不面临着更大的成为无道德者而不仅仅是反道德者的风险？

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多次公开声称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专制，并早在1956年就主张中小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每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据中共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本人也曾说过“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中共的特权专制不仅先天注定了它自己的彻底腐败，也注定了它还必然导致全民的腐败和道德溃烂，进而，中共必然像根本解决不了先天注定的腐败一样，解决不了邯郸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之类校园霸凌问题，未成年人在道德养成和心智健全方面遭受中共专制和腐败的荼毒也是注定的和无法避免的；这些年各地持续爆出巨量恶性校园霸凌事件，中共的教育部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共所有的公立学校，至今一概漠然视之，既毫无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动性，更完全不可能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