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李衍桦先生的自杀
安菲弥东，到底出了什么危险，使得你们这些年华方茂的人都来到黄泉？就是从全国再精挑细选也采集不到这样高贵的人了。
——《奥德赛》
2024年8月25日，香港城市大学李衍桦教授卧轨自杀，上一个卧轨自杀而被人铭记的中国人是著名诗人海子，那是在1989年3月26日。
同样是卧轨自杀，但我以为，李衍桦先生的死，具有比海子更大的悲剧性。海子的自杀是诗人的自杀，而李先生的自杀是知识分子的自杀。
（一）诗人自杀
人们对诗人的自杀，多多少少有一点预见性。诗人，特别是现代诗人，一般被认为需要更天才的性格才能卓然而立，所谓天才的性格，就是更自我，更自大、更偏执、更激烈，更狂悖、更神经，现代诗的朦胧、晦涩、梦呓、隐喻、无逻辑、无意义、碎片化，也都要求匹配这种性格。没有这种强悍的性格，没有这份蔑视所有建制和规范的精神气质，就写不出好诗来。
这种天才的性格，因为不够理性所以也不够稳定，会被认为天然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因子。
海子自杀于露丝之前，彼时是大陆政治最活跃的时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但海子仍然沉陷在困境中无法突围。显然这种困境更多是个人的，不涉及公共政治。个人的困境其实逃不开“名、利、欲”三个字。海子的诗写的固然好，但假如他平凡地活着直至寿终正寝，他可能就只是一个优秀的诗人，甚至哪怕他英年早逝，引人无限的惋惜，也无法与自杀给人带来的冲击相提并论，他仍然可能停留在优秀诗人的层级上。
但他自杀了，而且选择了卧轨的方式，这成了一个重大的公共文化事件。自杀就如同引燃凤凰让其涅槃的那堆篝火，没有这堆火，海子仍然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可能仅限于是文本意义上的优秀诗人，他不会成为缪斯化身的精灵，不会跨圈成为一个标签意义的“真正的诗人”。自杀让他的文本和性格相互印证，共同认证他的真诚和天才，他的死亡成为对自己诗歌不朽的献祭，他和他的作品一起不朽。
这是典范意义的诗人之死。
有的人虽然身份不是诗人，但他的个人性情却可能是诗人性的，比如华东师大的江绪林先生。他跳楼之后，我应编辑之约还写过一篇评论发在天涯，题目也锋芒毕露，叫《鄙俗时代，诗人自杀以证清白》，其实回头看与其说是写江先生，毋宁说是写自己的愤懑，直到前年疫情其间偶尔读到刘擎先生写的《追忆与启迪--江绪林博士告别仪式上的悼词》，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根本不了解江绪林先生的人，是不该那样浅薄地写文章的。江先生是忧郁症病人，而他忧郁症的起因也并非是因为对公共政治的关切与失望，主要还是个人情感的不顺，也有对自己专业的苛刻要求，还有他性格中的那种“局促不安、如影随行的不不自在”（刘擎语），“许多女生可以远远欣赏他、钦慕他甚至崇拜他，但亲近之后却难以持久相处”。
他显然有点情感交际障碍。我不清楚江先生是否写诗，但他敏感的性格是属于诗人性的，他只是不如诗人强悍、自大和虚张声势，但却忧郁的要命，而忧郁本就是诗人的典型气质之一。其实研究现代哲学的，要想出人头地，也需要强悍的性格，需要高度的自恋，否则无法消解外在的压力。这种性格以我们常人看，也是不够理性稳定的，像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福柯等人，甚至写小说的卡夫卡也可以归于此类。
江绪林先生是非典型意义的诗人之死。
但李衍桦先生和他们不一样。
（二）知识分子自杀
李先生的遗言清楚明白的显示，他死于对公共政治的幻灭。你当然可以说他也有抑郁症，正如那篇为了在中文互联网传播而刻意对他进行批评的文章所暗示的。对此我不想反驳，一则我不掌握李先生的身体状况，二则我认为他有没有抑郁症并不重要，抑郁症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症候，有太多人罹患抑郁症，关键在于他抑郁的起因是什么，是个人情感和事业的不顺？还是源于公共关怀？
其实，不止是他的遗言，就是他选择的自杀方式，都有象征性，“我想被火车碾碎的感觉应该和被tanke碾碎差不多吧”。在他留下这句遗言的时候，不知道他内心里有否泛起一股更广阔的历史悲情，超越香江那一隅天地。反正我相信他会有，我对这句遗言的解读是他暗示了自己是在承接某项令人动容的抗争传统，但他肯定又不愿明说。这是独属于知识人的一份矜持和自尊：致敬但不攀附。
你从他的遗言中都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心智清明理性的知识分子，他对公共政治的幻灭不是突兀的，而是在纵向地历史陈述中自然的升华。即便是遗言，他的笔触仍然是节制的，隐忍的，没有那种粗砺的嚎叫，甚至连自己的痛感都在着意隐藏。遗言的开头是“一点关于个人的小宣布”，这口吻是对亲朋的告知，而不是对世界的宣告。这第一句话就彰显了他的清醒。在我的认知中，谦卑是清醒的外在特征，凡妄自尊大者，腹内鲜有真才实学。“一点”、“关于个人”、“小宣布”这几个词连缀在一起，一个知识分子自尊而又谦抑的形象便立了起来。他根本无意像那些妄人一样自我加成自杀的意义。
他的遗言简短朴实，不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尽管其学术履历足够耀眼，2021年，斯坦福大学公布的全球顶尖科学家排名，他赫然在列。他刻意把自己隐藏起来，甚至连让他幻灭至不想再苟活的挣扎，他都不讲。你从他遗书中几乎读不出愤怒，也看不到鞭笞，字里行间只是透露着对政治幻灭的悲凉，如果对东方人那种隐忍的集体性格，对从诗经开始的“怨诽而不乱”的东方美学传统没有体悟，你很难感受他文字背后平静的绝望。
但坦率地说，我对这种东方式的隐忍克制，情感上虽有亲近感，但理性上持批判态度，因为这种气质与构建现代体制所需要的性格特征不很契合，民主宪政的建构，需要更直率甚至某种冲突型的粗砺性格，不能过于自尊，自尊者很怕自己失了体面，也怕对手撕去伪装，所以忌惮应对激烈的冲突场面，就容易暧昧，对是与非和对与错就不愿意坚持和直面。
有时候制度的进化，需要以打破某种暧昧的和谐状态为前提，把矛盾公开化，不去讲什么温良恭俭让，而是去争吵、抱怨、谴责、摩擦、碰撞甚至掀桌子，就像米国制宪会议的先贤们。
李先生这种东方式的隐忍克制，让他的自杀失去了一些血性，一种如矛刺一样的穿透力。根本上，他只是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客。
但也正因如此，他的自杀更让人心痛，有更大的悲剧性。因为他个体形象的模糊，反倒凸显了东方家国型知识分子某些同质性的特征。他的自杀不是受困于自己的遭遇，自己的情感泥淖，而是因了某种政治愿景的幻灭。这一愿景，如果单从其个人的利益看，对他一个无意真正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而言，那些他所希求的自由虽然重要，但也不是攸关一切的，所以他的自杀一定背负着某种集体性的悲情，否则你无法解释这种政治的幻灭带给他的毁灭感。因为以他的学术成就，以HK中产阶层的资产，以他HK人的身份，他完全有能力“乘桴浮于海”，去寻找自己的迦南美地。
我甚至在想，虽然共享东方人的某种集体性格，但李先生和大陆的知识分子还是不同，他不能像大陆知识分子那样坦然地袒露心迹，因为生活在一个发达的商业城市，又一直是政治上的边缘地带，不中不西，他的集体悲情只能局限于港岛一隅，不能放大至国族存亡的层面，放大了他会心虚，而且会呈现一种大而无当的滑稽感。而为一个弹丸之地的政治自由去牺牲又显得夸张，知识分子习惯自省（精神内耗）的特质，对体面和得体的看重，都只能让他虽然内心极度沉郁、愤懑、绝望，但仍然选择那种自我降噪的模式来写他的遗书。
我不知道自己对李先生精神挣扎的揣测有多少接近其本心，斯人已逝，也永远无法再进行求证。但有一点没有争议，就是知识分子并不是只靠粮食就能“存在”，他还需要一点愿景，特别是关于公共政治的，当权力把那盏若明若暗的愿景之灯吹灭，知识分子的生存意志会枯萎，要么放浪形骸，彻底沉沦于红尘欲海，要么像李先生一样，在抑郁中憔悴凋零直至自我毁灭。
“半世浮沉随逝水，一霄冷雨葬名花”，堪为李先生人生写照，惜哉！
刘书庆
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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