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深陷“塔西佗陷阱”

八月底，中国官方宣称将推出“房屋养老金”制度，目前已在目前上海等22个城市进行试点。消息一出，立刻在中国舆论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中国社会热议的焦点，公众普遍对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和透明度表示怀疑，质疑此政策是“变相征房产税”，是当局在国困民乏陷入财政危机下对国民的“割韭菜”行径。

在舆论一面倒的反对下，为抵消舆情，中国官方迫不得已再三出面通过多渠道澄清，安抚惊惶疑惑的国民，称房屋养老金与房地产税无关，“辟谣”称不花老百姓的钱，但这些解释并未完全平息公众的疑虑，随着舆论持续对当局质疑，8月27日有官媒罕见用大标题发问：“为群众好的政策，群众怎么不领情”。官媒的这个发问其实就是中共公信力全面崩塌的真实写照，习天下的中共，已经深陷“塔西佗陷阱”的泥沼中。

所谓“塔西佗陷阱”，源自著名的古代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作品，指当一个政府、政权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塔西佗陷阱这一术语在中国最早见于美学家潘知常在2007年出版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指出专制社会乃一无限制政府，其欲望是无法克制、只能不断去满足的，专制社会下的中国政府，贪腐不可抑制，专制政府到此时即进入“塔西佗陷阱”，最终导致乱世的出现。

“塔西佗陷阱”是专制社会下由于权力的不受制约而导致失去公信力的必然现象。而在民主社会形态下，以限制政府权力、捍卫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宪政体制，政府由国民选举出来，政府、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且受到三权分立的限制、监督，当政府不作为或公信力受损时，民主制度给予了人民更换政府的权力，因而政府始终具有公信力，所以避免了“塔西佗陷阱”的出现。

由此可见，作为人类专制形态集大成者的中共极权主义，是不可能避免专制社会特有的“塔西佗陷阱”的。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国家、政党是凌驾于社会头上的利维坦怪物，以恫吓威胁和暴力镇压来维持这前现代社会的冷血凶残丛林法则，不受制约的权力成为腐败的总根源，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社会阶层急极分化，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日趋加剧，因而社会对政权的不满情绪也不断积累，政府的形象和信誉受到极大损害，公信力荡然无存。

中共是专制形态的集大成者，自然深知失去公信力的可怕后果。早在2014年3月，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河南兰考县考察就发出警示，“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然而，中共虽然深悉深陷“塔西佗陷阱”的泥沼对中共政权的致命性，却不能也不可能避免泥足深陷，因为中共的极权主义本质特征是是中共一党专政垄断了国家、社会的所有公共权力，政党、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利益持续冲突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国家垄断权力与社会渴望扩大空间的矛盾，垄断资源的中共权贵与社会各阶层的矛盾，都使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不断丧失。而在习近平政权粉墨登场后，中共重新收紧了在“改开年代”曾被迫暂时松绑的社会空间，更让中共政权的公信力每况愈下，“塔西佗陷阱”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的身份标签。

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受到舆论关注的热点事件，从“躲猫猫”，“郭美美”，“雷洋案”，“胡鑫宇事件”和“铁链女事件”到这次的“房屋养老金事件”等，全部呈现一面倒的对政府、官员的质疑，无论当局怎么解释、怎么说明，都会有新的质疑产生、都不能完全说服公众，并且无不最后演变为质疑政府公信力的舆论危机，“老百姓”成了“老不信”。官民几乎在所有领域对立，社会形成了鲜明的“我们”、“他们”两极对立话语体系。这就是政权完全处于“塔西佗陷阱”危机的显现。

中共既然无法解决政权公信力问题，所以近几年来越来越呈现出专制政权晚期的典型特征，就是更多更频繁更广泛地以暴力手段对民间全面清场，收窄社会空间,和以《反间谍法》《爱国主义教育法》《国安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严刑峻法恫吓，以阻止信仰危机、信心危机和信任危机一齐爆发，维系专制政权统治。这些暴政手段反过来更恶化了社会、公众对习天下的印象和认知，加剧了“塔西佗陷阱”。

“房屋养老金事件”显示出来的政权公信力危机，不是第一次发生，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发生。中共政权完全深陷“塔西佗陷阱”，走入统治死胡同。每一次社会热点事件都是政权公信力的流失，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压垮时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