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深夜，在广州一名女外卖员带着仍在襁褓中的孩子送外卖时不慎发生车祸，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顾客点的奶茶也洒了一地，她的腿被磕破，坐在路边抱着孩子失声痛哭。周围路人见状纷纷上前帮忙，有人帮忙照看孩子，有人在一旁安慰她。尽管路人纷纷劝她先去医院检查，但女子最终还是一瘸一拐地骑上电动车继续工作。不是因为她不痛，而是因为在生存的压力下她不能停。
这条视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并引发强烈共鸣，因为它完全切中了当下中国社会最隐秘也最普遍的神经——在生存压力面前，人的尊严与身体，都可以被无限压缩。尤其是女性。
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从2022年至2024年，女性外卖骑手数量从51.7万增长至70.1万，增幅35.6%，远高于整体骑手增速；到2025年，中国1400万外卖骑手中，女性占比已达24.3%，而在五年前，这个比例还不足5%。
不仅是外卖员，女性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也在激增。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大陆女性网约车司机是60万，到2024年飙升至105万，一年暴涨75%。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了这种高频次、重体力的工作方式，背后的真相是什么？长期研究外卖骑手和平台劳动的社科院学者孙萍，在2021年12月发布的女骑手生存形态研究报告显示，受访女骑手85%已婚，其中96.6%已育，72.8%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由于孩子无人照料，到了周末，一些女骑手会带上孩子一起送外卖；如果孩子还小，女骑手会用安全背带把孩子背在背上。还有不少女骑手怀孕后也送外卖。一名知乎的网民表示，自己多次看到孕妇送外卖，让人倍觉辛酸。
2025年3月份，北京官媒《新京报》一篇报导标题称“超70万女骑手靠送外卖获得经济独立”。但女性真的获得了经济独立吗？中共官媒称她们“获得经济独立”，却没有提及这背后的种种辛酸。过去几年，中国女性从事高频次、重体力的工作的数量快速上升，这不是“女性就业机会的扩大”，而更像是一种被动的迁移：从工厂、服务业、办公室，被挤压出来，流入一个门槛最低、风险最高、保障最弱的行业。
官方叙事称之为“经济独立”，但现实的真相却仅仅是经济自救。这些女性绝大多数已婚，绝大多数有孩子。她们出来，不是为了实现自我，而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一顿饭、一次医药费、一笔房贷。她们把孩子背在身上，把生活扛在肩上，把尊严压在心里。这并不是什么“女性崛起”的故事。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关于女性被迫下沉的现实。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在中共的极权控制下基本运行逻辑是以高增长来掩盖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增长本身提供了一个缓冲带，使得资源错配、权力滥用与制度缺陷等种种极权下的问题，并不会立即转化为普遍性的生存危机。但当增长放缓，这个缓冲带开始消失，问题便以最直接的方式显现出来。外卖行业的扩张，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之一。它吸纳了大量被挤出原有产业结构的人口——包括服务业萎缩后的从业者、制造业转移后的工人，以及在年龄与性别双重歧视中失去岗位的女性。换言之，这不是一个“新机会”的诞生，而是一个“最后容器”的形成。
而女性骑手的快速增长，则是这一社会压力的一个更为敏感的指标。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劳动”意味着用时间换取体面的报酬；而在一个高度失衡的制度中，劳动变成了一种不断下沉的竞争。外卖行业之所以吸纳如此多女性，并不是因为它更友好，而是因为它没有筛选。不需要年龄优势，不需要学历背景，不需要人际关系，只需要一辆电动车和一部手机——以及一个愿意承受不确定性的身体。这正是它的残酷之处。当一个社会开始大量依赖这种“无门槛劳动”来吸收失业人口时，说明原有的就业结构已经失灵；当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这种高强度、低保障的行业时，说明家庭与社会的支撑系统正在退化。
需要承认的是，外卖行业本身并非原罪。它提供了一种相对灵活的就业方式，在经济环境良好时，也确实为一部分人提供了收入来源与过渡空间。问题在于，当这种“过渡性工作”逐渐变成越来越多人的主要甚至唯一选择时，它所反映的就不再是行业本身，而是整体就业结构的变化。近些年来，服务业吸纳能力下降，制造业转型加速，再加上年龄与性别方面的隐性门槛，使得不少女性在原有岗位中逐渐失去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进入门槛较低、时间相对自由的外卖行业，就成为一种现实选择。因此，女性骑手数量的上升，与其说是“机会的增加”，不如说是选择空间收窄之后的结果。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劳动市场中，女性进入某一行业，通常意味着机会的扩展或壁垒的打破。但在当前的语境下，情况恰恰相反。女性进入外卖行业，并不是因为这个行业变得更友好，而是因为其他行业变得更排斥。年龄门槛、性别偏见、用工收缩，使得大量女性在三十岁之后被系统性地边缘化。而家庭责任——尤其是育儿——又进一步限制了她们的选择空间。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她们被排除在“体面就业”之外，却被允许进入“高风险劳动”。这并非市场自发形成的结果，而是制度矛盾长期作用的产物。
在一个缺乏有效劳动保护、社会保障不足、性别平等停留在口号层面的体系中，女性往往首先成为“弹性调节”的对象。她们被推入最不稳定、最缺乏议价能力的领域，以维持整体系统的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骑手的增加，并不是“独立意识的觉醒”，而是制度压力在性别维度上的外溢。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独立”的叙述显得尤为讽刺。独立意味着有选择权，有拒绝权，有在风险与收益之间进行判断的空间。但对于大多数女性骑手而言，她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在不同困境之间进行权衡的能力。是去送单，还是在家中无收入？是带着孩子奔波，还是承担无法支付的托育成本？是冒着风险继续工作，还是面对立即到来的经济断裂？这不是独立，而是一种被动的自我负责。更准确地说，这是在制度性缺位之下，个体被迫承担本应由社会分担的责任。
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其中承受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她们要面对和男性骑手同样的算法压迫——时间、路线、评分、投诉，每一个环节都在压缩她们的空间；另一方面，她们还要承担性别带来的额外负担——体力劣势、安全风险、社会偏见，以及最沉重的那一项：育儿责任。于是就出现了有人把孩子放进外卖箱，只因为无人照看；有人怀孕七八个月还在送单，只因为停下来就没有收入；有人在暴雨中失足身亡，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这些几乎带有荒诞意味的场景，
中共极权主义的荒谬在于苦难不被看作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反为了政权的稳定而把苦难包装为“奋斗”的一部分。就在2025年11月28日央视发布了一段短片，讲述一名女性平面设计师主动辞职转行成为外卖员的故事。主角在片中表示，外卖工作不仅提供收入，更赋予她”欣赏沿途风景的自由”和”随时切换身份”的体验，使其”感觉离梦想更近”。短短的近3分钟视频，满满的正能量，感觉都要从屏幕里溢出来了。该片以”正能量叙事”迭加”苦难美学”的呈现方式引发了网民的强烈反弹，一条吸引了600多个赞的微博讽刺道：“没错，送外卖是为了看风景，建筑工人搬砖是为了健身，扫大街是为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短片在11月28日上线，29日就下架，被评为“央视最快下架宣传片”。
世界上最阴险最歹毒的赞美，就是拿底层人的苦难当作励志故事。要是连送外卖都成了“成功典范”，那只能说明这社会病得不轻，病得让普通人连活着都要靠自我洗脑。女骑手的增长，被讲述为“女性力量”；高强度劳动，被美化为“拼搏精神”；不稳定的生活，被解释为“自由选择”。
一个社会的真实状况，往往体现在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群体，女性外卖骑手的处境，无疑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观察当下中国现实的窗口。她们处在多重边缘的交汇点：性别、阶层、职业、家庭责任。她们的挣扎，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困境，也是整个社会问题的投影。
当增长停滞、体制僵化、权力缺乏约束、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时，社会的压力往往通过最柔弱的部分释放出来。女性，尤其是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往往首当其冲。这并不是因为她们更脆弱，而是因为她们在现有体系中，拥有最少的资源与最弱的议价能力。
问题在于，一个不断制造苦难的体系，却同时在不断生产“苦难的赞歌”。它歌颂坚韧，赞美忍耐，把一切困境都转化为道德叙事。在这种叙事中，问题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个体是否足够努力；不在于社会是否失衡，而在于你是否“积极面对”。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痛苦不再是需要被消除的对象，而是被转化为一种可以被利用的资源；困境不再构成对制度的质疑，反而成为维系制度稳定的材料。
当一切都可以被重新命名时，真正的问题便失去了被看见的可能。这正是极权最深层的运作方式——它不仅控制人的行动，更试图规训人的理解；不仅压缩现实的空间，也塑造解释现实的框架。在这种框架之下，个体的苦难被不断私有化，而制度的责任则被不断抽离。
但现实不会因此消失。那些在深夜摔倒的骑手，那些背着孩子爬楼的母亲，那些在高温与寒风中奔波的身影，仍然在一单一单地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也在无声地揭示着这个体系的真实底色。
那些在夜色中继续前行的女性，并不是在追逐梦想。她们只是被迫在坠落之前，拼命维持平衡。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官方自称的“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反驳。她们所走过的每一段路，都在一点点拆解那些被精心编织的乐观叙事，也让人看清中共所谓的“向上”，究竟建立在谁的下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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