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两会看中共的非程序性痼疾

每年三月初，中共的两会，即所谓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都会如期上演（2020年因中共肺炎而推迟近20天）。2026年的3月，三千个左右的伪全国人大代表、两千个出头的伪全国政协委员正在中共皇城北京“如火如荼”、装模作样地开起了两会，统共五千个左右的腐败分子、贪官污吏、尸位素餐者，撒币卖国、鱼肉人民、官商勾结、人格分裂、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男女坏蛋们，粉墨登场、次第亮相，道貌岸然、正襟危坐、装腔作势，年复一年地重弹着毫无营养的陈词滥调，表演着令人作呕的现世活剧。

外表上看，中共的两会貌似完全具备现代议会政治、宪政政治的程序要素。然而，里子上，中共政制实质上跟伊朗霍梅尼、哈梅内伊政教合一、教高于政、神权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神棍极权毫无二致。中共的两会纯属欺世盗名的橡皮图章，无论每年3月中共及其代表、委员们如何竭力企图进行以假乱真的提案、提名、举手、投票表演，无论中共把其两会打扮得如何的金玉其外、光鲜亮丽，都掩盖不了两会败絮其中、一副臭皮囊、并无实质决策权的真相。中共的两会徒有现代议会政治、宪政政治的程序性之表，毫无自由提名、公开和公平的竞远、自由而无风险的投票反对、独立的立法和罢免等程序实质。无程序性、非程序性，反程序性，正是中共马列共产极权专制政治和伊朗霍梅尼、哈梅内伊神权神棍政治的共性。

非程序性这个问题，大概是1980年代中期短暂和有限的思想解放时期由严家其先生率先提出。“非程序性”是政治学和法学的交叉概念，直指一个政制、政体是宪政即宪法之治和法治还是专制、极权、人治这个根本分野问题。政治、权力的运行是程序性的，有公开、公平、公正、稳定可预期的规则和规范可依，就是程序性的政治，即宪政、法治，否则，就是人治、专制、极权。

2026年1月、2月发生的两起事件（案件）就是中共非程序性顽疾的真实写照。

1月24日，中共国防部新闻局发布消息，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的党中央决定“立案审查调查”。

中共一直自许、自我授受为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的领导，这种所谓的领导现实中一直体现为皇权金字塔式的各级中共书记的一人专制独裁。即使按中共自许的霍梅尼、哈梅内伊一般的“领导”逻辑，中共的党中央终归也不是司法机关，它无权决定对任何个人立案、审查、调查。由中共的党中央决定对张、刘“立案审查调查”，显然违反宪法、法律，这样的“立案审查调查”也显然不是宪政、法治意义上的执法、司法程序。最根本的，中共及其党中央不是国家机关，而是霍梅尼、哈梅内伊那般凌驾于国家和国家机关之上的超国家的、法治之外的实体，在现代宪政、法治、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中根本就没有它的容身之地，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非程序的，反程序的、反宪政和反法治的。进而，中共七十七年来的一切行为都是非程序、反程序、反宪政和反法治的。正是在此意义上，严家其先生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公开要求废除中共的政治局。中共国防部新闻局把“立案”、“审查”、“调查”三个本应分开的独立行为和阶段硬生生地连用，十分诡异和怪诞，掩盖不住中共对张、刘二人“立案”、“审查”、“调查”的非程序性、反程序性和非法性——至少是程序上的非法性——的心知肚明和惶惶不安。

2月1日，中共成都公安悍然以莫须有的“诬告陷害”和“非法经营”罪名非法刑事拘留著名独立媒体人刘虎和巫英蛟。2025年1月29日，刘虎、巫英蛟在微信上联名发文曝光中共四川省蒲江县县委书记蒲发友的贪腐和强权任性。仅仅两天后，中共成都公安就非法对刘虎、巫英蛟下此重手。在汹汹民意的压力之下，中共成都公安灰溜溜地被迫在春节前两天对二人取保候审，然而，一贯强权撒野、强横成性的中共公安是不肯认错的，仍端着身架，忸怩作态，虚张声势，声称“刘虎和巫英蛟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经本人申请，警方……对两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案件仍在侦办中。”

中共政体及其权力运行的非程序性、反程序性既有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皇权家天下的强权任性、专断恣意这个本土陈旧基因，也有从苏俄进口舶来的列宁、斯大林共产极权专制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当代基因，还带有在列宁、斯大林苏俄政体之上被进一步强化、极化的中共自己的基因突变。古今中外所有的专制政体都是非程序、反程序的，专制政体和专制者都压根不需要程序，这是由专制政体强权任性的基因先天决定的。

中共政体的非程序性表现在其权力运行的所有环节，借用中共自己生造的所谓“全过程民主”一词，中共的非程序性就是全过程、全领域的非程序性。张又侠、刘振立和刘虎、巫英蛟两案，强烈暴露出中共政体非程序性、反程序性的本质，张、刘二人这样的顶层中共权贵也是朝不保夕、随时就会被法外剥夺自由，权力运行的正常程序何在？一个小小的蒲江县的县委书记蒲发友就能暗中串通、勾结中共公安，对正当行使舆论监督权的媒体人进行构陷并非法拘留，公民权利的程序性保障何在？

张又侠、刘振立一案表明，尽管深受“文革”非程序性、反程序性之苦后，中共从1980年前后至今颁布了大量的法律，但中共的专制本质决定了它根本解决不了它的非程序性顽症，根本解决不了其内部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政见的表达、共存和相容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权力的公开、公正、有序更替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和平纠错的问题。人们可以合理推测，张又侠、刘振立一案分明带有林彪事件的因素。林彪因眼睁睁地看着毛太祖非程序性的“文革”狂飙把国家搅得乌烟瘴气，而中共政体完全没有正常的纠错程序，而林彪又不可能完全顺从、无条件跟随毛太祖，他要么坐以待毙，要么与毛太祖拼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遂有林彪“叛逃”事件。林彪事件正是中共专制独裁政体非程序性痼疾的必然悲剧，张又侠、刘振立事件，胡耀邦、赵紫阳被“六四”魔头邓小平接连拿下，胡锦涛被公开架出会场，无不如此！

非程序性的政治，即便在二十一世纪，也仍旧只是宫廷政治和黑箱政治。在非程序性的政体下，明面上看得见的、场面壮观的、把各项程序表演到极致的大会，如大会堂里的两会，压根就无关紧要，只有暗地里在邓小平家里静悄悄召集的小会才最重要。

至于中共抓记者，那可不是第一回了。同样引起全国关注的一次是，2008年1月4日，中共辽宁省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悍然命令中共西丰公安以诽谤罪名进京抓捕中共司法部《法制日报》下属《法人》杂志的记者朱文娜。按辽宁人赵本山的话说，朱文娜可是有身份证的人、是组织的人、是京城大官媒的人，可不像刘虎、巫英蛟这样是无依无靠的自媒体人，可在强权者县委书记张治国的眼中，朱文娜这样有身份证的官媒、党媒记者仍不过是可以随意收割的韭菜！

2026年抓刘虎、巫英蛟的浦发友是县委书记，2008年抓朱文娜的张志国是县委书记，近二十年过去，中共县委书记们的强权撒野、非程序性脑袋没有改变，中共的非程序性思维不仅毫无实质改变，反而变本加厉，更加卷向其原教旨的暴力极权！一县之地，方圆约百里左右，一县的县委书记是中共所僭取的国家权力金字塔中具备完整权力体系的最低一级。中共的一个县堪比欧洲许多小国，一个县委书记堪比欧洲一个国王或公爵，完全具备一声令下就能调动公安刀把子、对人民磨刀霍霍的非程序性撒野的能力。中共的县委书记们有几个不是浦发友、张志国一样的的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