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晚，一位抖音用户发布了一张猪头图片，并配文：“刚攒了点家底，让这家伙给折腾了。”在随后的评论区中，众多网友用讽刺、隐喻甚至愤怒的语言表达不满：“这货原来想要比肩太祖太宗，现在不吹牛逼了”、“二百斤，经常在晚上七点钟看到它”、“宰了他”、“必须炖了这头猪”、“活剥了它”。“啥时候把这家伙宰了，剁成馅喂狗”、“这家伙第一次见感觉不好，面相奸”、“这玩艺儿见着就恶心”、“倒退三十年”、“折腾得干干净净”。
有网友直指：“现在习近平真的跟肥猪挂上钩了，随便发个猪头，再骂上两句，基本都心照不宣的知道是说谁”。近日网络热传一份网友总结的长达30条的“只要他还在台上”清单，描绘了习近平治下一个经济锈蚀、社会窒息、外交孤立、民生崩溃、文明倒退的中国社会末日图景，同样引起热议。
如果只从表面看，这些言论似乎不过是网络情绪的宣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带着黑色幽默的政治讽刺。但如果稍微把问题往深处想一想，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其实透露出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变化：今天中国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一个具体的人物集中。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即便对现实状况不满，也往往更习惯于用一些模糊的表达方式，比如“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地方政府问题”。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情绪却直接指向最高独裁者本身。这种变化，当然与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方式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国政治体系本身的变化。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舆论风格的改变，而是政治体系改变之后的一种自然反应。习近平时代个人权力与中共极权体制命运的高度绑定，不仅改变了中共内部权力运作的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与外交的现实境况。
中共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与政治灾难之后，曾经尝试建立一种有限的制度化秩序。所谓“集体领导”“任期制”“党内平衡”，其核心目的并非真正的民主化，而是防止权力再次完全落入单一强人之手。邓小平之后的政治安排，本质上是一种权贵垄断集团之间的权力分赃机制，最高统治者固然重要，但其权力仍需在党内各派系、各利益集团之间维持平衡。
这一机制在2010年代初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习近平上台之后，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式整顿、反腐清洗以及机构重组，迅速重塑了权力结构。反腐不仅是纪律整肃，更是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各类“领导小组”的建立，使大量决策权直接集中到最高领导层；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则在制度层面终结了原本用于防止个人长期统治的最后一道象征性屏障。
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并不仅仅是权力集中，而是体制的去平衡化。在过去的党国结构中，权力中心与官僚体系之间存在某种相互制约：地方政府、部委系统以及党内不同派系，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政治缓冲带。而当这些缓冲机制被逐步削弱之后，整个体制开始呈现出一种单极结构——决策越来越集中，责任也越来越集中。正是在这种结构变化之下，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命运与中共体制的稳定性正在越来越紧密地绑定在一起。
这种绑定首先体现在合法性的集中化。在过去几十年，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更多依赖于经济增长与集体领导的稳定形象；而在今天，政治叙事越来越围绕“核心”展开。个人权威被不断强化，政治宣传、意识形态与国家叙事逐渐收束到一个中心人物之上。这样的结构意味着，一旦社会对现实状况产生不满，批评很容易直接指向个人，而不再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层面。
其次，这种绑定体现在风险的集中化。当决策权高度集中时，政策的成败也随之高度集中。过去十几年间，无论是对互联网平台的强监管、对房地产行业的急剧收缩，还是疫情时期极端化的“清零”政策与其后的突然放开，都显示出明显的政治特征：政策转折迅速而剧烈，而整个官僚体系往往只能被动跟随。结果是，一旦政策产生严重副作用，责任与压力也更容易向最高层集中。
更深层的绑定，则发生在体制自我调整能力的削弱上。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内部纠错机制，精英之间的分歧、官僚系统的反馈、社会舆论的压力，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政策方向。但当权力过度集中之后，这些反馈渠道往往会被弱化甚至消失。官僚系统在高度不确定的政治环境中倾向于采取最安全的行为模式——不承担风险、不主动决策。于是，逐渐形成权力越集中，决策反而越可能僵化的悖论。
这种悖论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的竞争、企业部门的活力以及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但在近年来，政治安全被不断置于经济效率之上，监管和控制逐渐成为政策主轴。房地产危机、地方财政困境以及青年就业压力，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经济困局，而官僚体系在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结构中却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去应对这些问题。于是，个人权力的巩固，与体制压力的积累几乎同步发生。
在这种体系之下，中共政权与最高领导人的命运开始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共同体特征。对体制的批评越来越容易被视为对领导人的挑战，而对领导人的质疑又被等同为对体制的攻击。个人与体制之间原本存在的缓冲空间逐渐消失，政治风险在无形中被集中到了同一个节点之上。
这形成当前中国政治最荒谬的悖论。在名义上，中共体制依旧是一个拥有庞大官僚结构与严密组织的党国机器；但在现实运作中，这个庞大结构却越来越围绕个人独裁的政治中心旋转。体制的稳定似乎依赖于个人权威，而个人权威又必须不断通过强化体制控制来维持。
当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危机爆发、地方财政吃紧、青年就业困难时，社会的不满很难再像过去那样被分散到不同层级。因为在公众的理解中，既然一切决策都集中于最高层，那么现实困境也就理所当然地与最高统治者联系在一起。从此角度，网络上流传的“只要他还在台上”清单，其实正是一种典型的归因逻辑。人们把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外交困境都集中到一个简单的判断上：只要这个人还在，一切就不会改变。
当然，从政治分析的角度说，这种判断未必完全准确。中国的问题既有个人因素，也有制度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习近平时代确实改变了个人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在邓小平时代后的几十年党国体制中，即便最高统治者拥有巨大权力，体制内部仍然保留着某种缓冲空间。而在今天，这种空间正在缩小。个人权威不断强化，而体制本身的调节能力却在减弱。
这种变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体制与个人之间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绑定关系。过去，人们常说“制度大于个人”。即便领导人更替，体制仍然可以维持运转。但当政治结构越来越依赖个人权威时，这种关系就会发生逆转——体制的稳定反而越来越依赖个人本身。
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政治体系往往具有一种表面上的稳定。权力高度集中，政治控制也更为严密，看起来似乎比过去更稳固。但与此同时，体制内部的缓冲机制却在不断减少。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空间缩小，官僚体系的反馈渠道变得迟钝，而社会不满则越来越集中。于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历史悖论就出现了——为了加强体制稳定而进行的权力集中，反而可能削弱体制的长期稳定性。
因此，习近平时代真正改变的，不只是中共的政治风格，而是它的历史命运。这种权力结构所产生的政治后果便是随着个人权威不断被强化，所有社会矛盾也越来越集中到同一个人身上。经济停滞、社会焦虑、民生压力、外交紧张——无论问题来自哪里，在公众的认知结构中，最终都很容易汇聚到最高独裁者身上。
这意味着，一旦执政出现问题，个人就必须承受几乎全部的政治压力，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出气口。对体制的不满会集中投射到个人身上，而对个人的愤怒也会不可避免地反过来投射到整个体制。个人与体制之间的这种相互绑定，使得每一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撕裂，都可能同时成为对两者的情绪宣泄口，形成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应。
从长远看，这种结构反而为未来社会的政治动员创造了条件。因为当愤怒与责任被集中到同一个政治中心时，社会情绪就更容易形成共同指向。某种意义上说，民间对习近平“总加速师”的调侃，并非完全没有现实意味。权力越是集中，体制的缓冲空间就越小；个人权威越是强化，政治风险也就越集中。一个越来越依赖个人的体制，往往也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自身的稳定基础。
在这样的历史逻辑中，一个越来越个人独裁化的权力体系，正在为自身埋下难以避免的政治后果。换句话说，当一个政权把自己的命运与某一个人完全捆绑在一起时，它实际上也在把整个体制推向一种更加脆弱的状态。社会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压抑，但一旦条件发生变化，政治转折往往会来得非常突然——不是缓慢腐朽，而是突然脆断。
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网络上那些看似粗鄙甚至荒诞的政治隐喻，其实也反映出当权力越来越集中，人们的愤怒也自然越来越集中这样的深层社会心理。
而当个人与体制被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时，未来中国政治的变化，也不再只是某个统治者的去留问题，而是整个极权体制的的整体性崩解。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