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在读女博士王迪在社交平台微博以及视频分享网站哔哩哔哩发布长达58分43秒的视频，实名举报遭到其导师、人大文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贵元的性骚扰及强制猥亵。不同于其他通过实名举报寻求正义的人，王迪没有选择撰写所谓“小作文”，而是以清晰的逻辑，将性骚扰事件细分为“最直接录音证据”、“按时序讲解录音及聊天记录中的重点内容”、“完整无剪辑录音文件及其他证据”三部分，详细呈现了王贵元教授两年来对她的性骚扰以及威胁的过程。通过使用“人大”、“导师性骚扰”与“女博士”这三个关键元素，对该事件进行了简洁的概述，维权策略清晰且有力，情绪管理得当、证据确凿，这一系列措施显著提升了事件的处理效率，成功吸引了网友的高度关注，当天晚上就获得网民220万个赞，并冲上了热搜榜第一。
“织心青年”创办人、微博大V“耿向顺”发博文说：“中国人民大学一女生爆料导师王贵元对其行不轨之事，真的觉得她好勇敢，也非常沉着冷静应对、收集证据，然后曝光出来。这样做真的要冒很大的风险，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赌上了学业与未来，开始做就得做好最坏的打算，所以很少有人敢这么干。硕博研究生导师对学生的权限很大，学生的前途命运很大程度是掌握在导师手里的，资深教授的人脉圈子也很广、在其行业圈子能量大，有钱有势有资源，到处都有人维护有人帮忙，很难被一次性扳倒，学生在他们面前太弱势了。”
经济学家、微博大V“余丰慧”说：“女博士王迪挺身而出，实名举报导师滥用职权、侵犯学生权益，其勇气可嘉，亦映射出沉默背后的沉重。学术伦理不容践踏，性骚扰零容忍！期待公正调查，还受害者公道，重塑学界清风，让求学路不再有阴影。教育净土，需共同守护！”
热门作家、微博大V“秦祎墨”说：“在车上刚听了两分钟，还是第一个录音证据就被恶心到了。人大刚发布回应，扫了一眼整个系列的视频证据，人大这一次你最好说到做到。”
在舆论压力下，人民大学22日通报称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给予王贵元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与此同时，在谴责这名教授时，该校和随后的官方媒体评论刻意避免将他的行为描述为性骚扰，而是将其描述为道德上的缺陷，在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和学者看来，他们使用的措辞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将外界的关注从受害者身上转移开。
随着王贵元事件的曝光，人大这所高校也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更离谱的是，人大已不是第一次被爆出性骚扰事件，女博士王迪也并非个例。除了王贵元之外，人大的顾海兵、王以培、张康之、李炳海都曾性骚扰女学生被举报，相关证据可查询。学校管理者往往更关心保护学校的声誉，而不是受害者的权利。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校一直让学生对此类指控保持沉默。目前，当事人已将最初所发布的微博删除，不少网民担心她遭到当局“捂嘴”。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在微博上发帖称，尽管大学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被官方描述为违反职业道德，但学术界倾向于淡化这一问题。然而“周围的环境似乎都默认这是小事，甚至将此种现象当作男性不可避免的风流韵事，”劳东燕说：“希望这次的事件能成为一个转机，改变高校乃至整个社会对性骚扰的乡愿氛围，并促进反性骚扰常态机制的建立。更希望下一次遇到这类事件，受害一方的学生在校内就能获得正常渠道的救济，而不是需要冒二次伤害的风险，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才有获得救济的可能。”该帖子已被点赞900万次。
微博用户“一年克死十二个老公”说：“希望你真的不是被捂嘴了，一定不要放弃生活。”微博用户“CN风软一江水”说：“但愿你删博只是因为事情已解决或尚在解决中，而不是被什么东西给逼迫。”微博用户“九把吹风机”说：“祝福学姐，也希望学校以及其他国内高校都能建立起基本的性骚扰防范保护机制，让学生有合适的举报渠道，而非每次要学生自揭伤疤来争取保护。”
微博用户“天空永远蔚蓝”说：“请问这是学校给您施加压力，要求你删除原微博吗？不管真相如何，我们都希望您能勇敢，并且过好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同时，也请不要随便就这件事妥协，因为这件事在社会上发酵之后，代表的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中国的学术腐败，应该是一个特别要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所以，请慎重做出决定！”
作者林秋铭X端木异在微信公众号“看理想”发表文章《人大男教授性骚扰事件，为何令人愤怒？》，文章说，在性骚扰立法方面，影响力最著名的作品是凯瑟琳·麦金农的《对职场女性的性骚扰》。麦金农等人指出，性骚扰有非常长的历史和社会渊源，由于女性长期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下，很多女性被迫要以性作为条件来换取自己的生存。因此性骚扰不是个人原因而是社会性原因，并且这个事情是由于性别造成的。麦金农认为，女性是因为性别而陷入弱势地位的，这不等同于两个自然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她指出性骚扰行为是对女性地位的一种贬低和打压，它是一种系统性的、专门针对性别的手段。性骚扰使女性不单屈从于她的老板，同时还要接受其他男性的歧视，这是一种双重伤害。
文章认为，在性侵和性骚扰上会存在一种认知偏差，受害者经常会被指责“比较笨”，因为她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性骚扰或性侵。这种认知鸿沟是由于我们的教育没有告诉过女生什么是性骚扰、性侵害，她们没有概念。甚至父母们还会说，只要注意安全就不会遭遇到性骚扰。包括很多女性遭遇性骚扰后的第一反应是去洗澡，把这些证据全部销毁掉，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教育过女生应该如何做，她们实际上是非常无措的，甚至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是性骚扰，但那时候可能已经错过报案的机会了。有一个概念叫做认知不公正（也称“诠释不正义”），性骚扰就是非常典型的认知不公正。这实际上也是不正义的一种形式，我们讨论各种性别正义的时候，认知正义也是讨论的一环。
文章指出，两性之间的边界，是在大家不停的讨论交流中一点点协商出来的。麦金农她们这些人发明了一整套女性主义的话语，比如说把这些行为全部定义为“性骚扰”，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了一种沟通，让这些女性遭遇被更多人看到，也让男性理解到这种性骚扰为什么是一种很可恶的、不应该被容忍的事情。所以女性主义话语就是一种试图在沟通和翻译的话语，她们在不停地重新解释和创造女性经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女性主义前辈们干的是翻译工作。
作者陈碧在微信公众号“法律圆桌”发表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性骚扰事件，为何不能仅仅是师德问题？》，文章说，职场、校园的性骚扰，为什么要单独规范呢？因为这些场所是性骚扰发生的重灾区，先天存在着权力属性、从属关系，受到骚扰的一方很难强硬说“不”——套用性侵犯罪中的术语：“受害人可能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知反抗”。讨论高校性骚扰问题，就必须回到性骚扰的本质是“权力不对等”这件事——导师利用了权力地位。理解了这层关系，也就理解她的言行已经表达了最大程度的“不受欢迎”。
陈碧的文章说，高校性骚扰绝不仅仅是师德伦理问题，它已经延展为人格权的法律问题。因此，高校性骚扰涉及的法律责任也应同样关注，它会从职业道德领域延展到民事侵权、行政处罚甚至刑事犯罪领域。总结这一事件，最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社会公众对性骚扰问题的讨论，人们对性骚扰的认识更加清晰，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就像公共场所的禁烟令一样，这根红线的存在改变了我们之前的生活。反对性骚扰也是如此，它也将改变职场关系和两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立场必须坚守：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每个人的尊严都不容侵犯。
作者艾大荀在微信公众号“艾大荀”发表文章《举报性骚扰只能靠网络，是社会系统的失能》，文章说，在一个保护受害者权益的社会，受害者根本不需要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伤疤。当微博变成了受害者求助的唯一途径，恰恰说明了社会系统的失能。作为行动者，以及女性议题的关注者，我发现，其实大家很容易对这些事件感到疲惫。尤其是当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愤怒和抗争过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改变。当太多的同类型事件发生之后，好像大家已经脱敏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关注，保持愤怒。越是现状没有改变，越是要继续质问，怎么会这样？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为何不在场，为什么需要一名又一名受害者在聚光灯下撕开自己的伤疤才能受到关注。
艾大荀的文章说，在这次事件中，举报王贵元的博士生的讲述相当理性克制，甚至制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视频展示相关证据和事件经过。但是，每个受害者都有这样的讲述/保留证据/制作视频/传播事件的能力吗？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受害者十八项全能全然证明自己的无辜。我们应该，努力让每一名受害者都能受到托举。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支持系统里的一环。
作者宗和在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发表文章《人大女博士公开举报导师性骚扰，维权本不该这么难》，文章说，在此前多次曝出老师性骚扰学生丑闻后，倡议高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呼声就一直很高。但出于种种原因，相关机制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目前类似事件仍多以“学生网络曝光引发舆论关注，学校迅速介入处理”的方式解决。这就很容易让人遐想，在露出的冰山之下，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丑恶。
宗和的文章说，而跟其他所有学生举报老师事件一样，舆论中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质疑学生为何不第一时间报警，为何不先向校方求助，说公开举报会玷污大学风气。可这些人想过没有，但凡有个高效且畅通的内部维权机制，这些学生也不至于抱着鱼死网破的悲壮心态，将自己置身于舆论风暴中心。公开举报虽然能帮助实现正义的结果，但终究不是一种正常处理争议的方式。畅通反馈渠道、完善反性骚扰机制，对越界的老师及时予以惩罚，让学生免于“毕不了业”的恐惧，才是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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