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社会控制年终报告撰稿及发布之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范围凶猛扩散，威胁所有人的生命安全之时。新冠肺炎从隐瞒疫情实行舆论控制剥夺国民的知情权到今天的失控局面，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到全国乃至世界，致使数十万人被感染，上千人死亡，从头到尾完全是人祸，表明中共独裁政权完全不但没有从17年前的非典疫情中吸取教训，相反在强化了社会控制和定于一尊的新极权专制统治下，造成新冠肺炎疫情井喷爆发，国难深重，民怨沸腾，疫情蔓延，国民为中国的独裁统治付出惨重代价，世界为中国的独裁统治付出惨重代价。
毫无疑问，中共是造成这场病毒灾难的主要责任者，冠状病毒是中共独裁统治的一种病。疫情充分暴露了一个以社会控制为最高价值的极权体系的局限性，进一步扩大限制自由所给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没有民主制度，官员唯上不唯下隐瞒疫情欺瞒民众；剥夺新闻自由，致使信息封锁而没有媒体敢向公众披露疫情；扼杀言论自由，惩罚说真话的人致使“吹哨人”被“训诫”；打击NGO组织，致使社会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强制封城，致使国民走投无路；压制民权，致使公民求救无门。
中共不但没有从这场由于自己极端控制社会而造成的灾难中反思并引以为戒改弦更张，相反以冠状病毒危机严重为掩盖，加强了对国民的大规模监控，进一步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及人身自由，通过无数维稳人员的层层把守以及人脸识别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从而实施了系统性的隔离封锁措施，其严苛程度所带来的人道灾难和其它次生灾难也越来越严重。
中国共产党是透过控制来统治社会的，其建政70年，其专制一以贯之，对社会事无巨细精细严密的控制以维持一党专政统治。新冠肺炎疫情仅仅是2019年末中共控制社会造成的严重危机之一，在全年由于官方对社会的严厉控制及监控，制造了包括让世界瞪目结舌的新疆集中营等数不胜数的人权灾难，不断高压的控制社会最终让所有人为其付出代价。
二、恐怖集中营：新疆模式的社会控制危机
2019年度中国最大的人道危机事件非新疆莫属。2019年全世界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中，新疆和再教育集中营，成为两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中国当局以镇压疆独和暴恐为借口在新疆采取空前的镇压行动和严厉控制社会措施，涉及人口规模之多，成为近年来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灾难之一，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及谴责的重大人权事件。
鉴于新疆严重的人道危机，以及中国政府正在新疆施行的极端社会控制手段不仅扩展到中国的其它地方，而且已经出口到其它国家。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中国政府施行的很多社会控制措施经验就来自于新疆，新疆极端化、中国新疆化、世界中国化将是中国式社会控制的趋势，所以本年度报告对中国政府在新疆施行压制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新疆模式”社会控制着重进行系统性的阐释。
1.再教育营
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用来进行政治洗脑以抹灭信仰与民族身分的拘押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有超过一百万新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因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而被关押其中，是二战德国纳粹集中营以后最大规模的隔离、关押族群的反人类暴行。
中国政府声称拘押营为再教育营或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用于教育和团结维吾尔族穆斯林，令他们远离分裂势力和极端主义。以“教育转化”为名的再教育手段，原本是用来对付法轮功学员，中国政府2014年开始扩大“应用”，当作对新疆“少数民族”及穆斯林“去极端化”的手段。这一年，中国政府从新疆西部、喀什地区的疏附县着手，连结“县、乡、村”三个层级建立执行和管理系统，将当地打造为“教育转化基地”，展开“去极端化”工作。再教育营被民间称为“转化所”，新疆官方媒体有时也称其为“去极端化培训班”或“教育转化培训中心”，2016年陈全国出任新疆党委书记后得到强化，2017年4月开始实施《去极端化条例》后，集中营区及关押人数以惊人速度增加，2019年达到高潮。
如此大规模的隔离、关押族群，中国政府却严控新疆再教育营相关信息及内部和整体运作情况，没有透明度和可监督的余地。尽管当局不断否认大规模拘禁，但就连法国旅游杂志GEO，都以《欢迎来到中国制地狱》为题，报导新疆维吾尔人及穆斯林“遭遇前所未有的镇压”。更有专家估计，目前约有1200座集中营在新疆，平均下来几乎是每个乡镇都有一座再教育营。即使当局严控信息，但通过偶尔一鳞半爪的官方信息，我们亦可以管窥此人道危机的严重性。
新疆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驻和田地区敦巴格村工作队在2017年5月8日发布的文章中写道：“工作队根据本村判刑、收押和教育转化人员涉及亲属人数多的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其亲属思想稳控工作。”这些人有多少呢？文章提及了“本村127名收押人员”。两年后，2019年的敦巴格村工作队的一篇书记自述中提到敦巴格村的人口一共是2148人。也就是说，2017年中旬的时候，村中有约6%的人口被收押。以此估算，在整个新疆起码是收押数十万人次的规模。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9月刊载一则标题为“喀什和田经济发展蓬勃向上”的报导，首度透露了“去极端化”的再教育措施正在新疆进行，并提及初步获得的成果。这则报导提及，和田市教培中心的任务是针对“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人”进行教育转化、该机构“培训”规模可达3千人，也强调接受过培训的人“没有再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借此凸显再教育的成效。
一直到2019年11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曝光逾400页的中国政府高度机密文件，系统披露了中共国家机器如何在新疆大规模运行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范围最广泛的拘禁“集中营”、以及当局透过高科技手段制定投入“集中营”的人选名单的内幕，外界才完全得到新疆再教育营的真实完整信息。
2019年11月24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曝光2017年由时任新疆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海伦签署的9页文件，显示当局运行、管控”拘留营”的细节。（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官网截图）
整批文件内容详细列出新疆高官所批准的监督规范，而其他情报文件则首次揭露中国政府如何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来推展新型态的社会控制，包含运用大规模监控技术来取得个人私密信息，政府在短时间内列出大量的审问与监禁名单。
整批文件包含一个名为“自治区机关发电”的8页文件，内容仔细的列举新疆当地的政府人员如何防止被关押在再教育营的人士逃跑、如何确保不公开承认再教育营的存在、各种“强制教育”的手段、如何防止疾病扩散与如何管制再教育营人士会见亲人与用厕所的频率。这份文件还列举再教育营如何透过一个“评分机制”来衡量是否对再教育营成员进行处罚或奖励。
再教育营管理人员必须严防“学员”逃跑。除了在再教育营内外设置各种监控与隔离措施外，所有设施的门都装上两道锁，以利管理人员能进行“即开即锁”。此外，再教育营也实施严格的请假制度，“学员”只有在疾病或其他特殊情况下，才能在专人陪同控管下离开再教育营。
除了执行严格监控外，“学员”于再教育营必须透过每天集中上课来学习国语、法律与技能。除了国语为日常授课与交流的主要语言外，“去极端化”等内容也会融入国语学习中。“养成教育”是教育转化的重要内容，而再教育营也制定严格生活管理教育制度。文件内容写道：“从日常生活、卫生、礼节、礼仪等入手，强化管理约束与习惯养成。加强学员生活卫生管束，保证实时理发剃胡、换洗衣物，每周安排1-2次洗澡，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再教育营也特别施行“思想教育”，透过个别谈话制度来掌握学员思想动态。再教育营规定“学员”每周能与亲属通一次电话，而每月能透过视频会见一次。
再教育营大致将“学员”分成三个等级来管理，分别是强管区、严管区与普管区，而各区采取不同的教育培训方式与管理制度。管理人员也会对“学员”的思想转化、学习培训与遵规纪律等方面进行分项考核评估与分项积分管理。内部文件显示，管理人员每个月会对“学员”进行评估，并将积分累积后，纳入学籍档案中。
除了教育与管理方式的细节外，此份文件也列出“学员”在获释前必须满足的条件，包含收教时问题较轻、在培训中心待上一年以上、属于普管区学员、专项积分达到规定标准与无其他影响结业情况。当学员从在教育营“结业”后，文件内容显示政府指示再教育营管理人员将“初定培训结业学员”纳入为期3到6个月的“职业技能提高班”，持续强化技能培训。
新疆当地官员要遵循“结业一批就业一批”的要求，制定就业帮扶安置计划，“保证有就业愿望的学员能顺利就业”。此外，所在地的基层组织也要“负责跟踪帮教”，被派出所列为列管对象的人，在一年内不能脱离视线，而基层组织也必须“实时掌握现实表现”。
2.去极端化条例
中共党魁习近平主导了对新疆的严酷镇压，要求“绝不姑息”、“毫不留情”。2014年新疆警方发布通知列出了75个“宗教极端主义”行为指标，这75条行为指标范围广阔，由不得参与圣战、提防分裂及独立运动，延伸至对宗教活动的干预，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起居饮食、居住环境、行动范围，甚至是亲戚朋友的往来，全都受到严厉限制，包括“拥有指南针，戒酒，父母去世时哭泣、公开哀悼或以其他方式表现悲伤，不让官员扫描你的虹膜，告诉别人不要说脏话，无故变实房产、土地，在住处存放大量食品”等匪夷所思的条文，触犯指标的行为被视为政治不忠诚或极端宗教分子而随时被当局关押到再教育营进行“教育转化”。
根据一份从乌鲁木齐河北西路小区流出的文件，表格将人分为100分。如果是维吾尔族人，自动扣10分，年龄在15至55岁之间，每天祷告或者接受宗教教育，都会再扣10分。而最后再根据这些“得分”，将人分为“可信”、“普通”与“不可信任”。
2017年5月，习近平亲自下令中共统战部新设立一个正局级部门——九局。九局专门负责新疆工作的形势分析、政策研究、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推动涉疆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意在整合力量资源加强对新疆的统战和维稳事务。统战部九局除宣导意识形态外，最主要的是对新疆特定团体和个人实施利用利益诱惑拉拢、合作或攻击行动，累积影响力以及汇集重要情报。
2017年7月，隶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电科集团和新疆公安厅特别侦察队三机构联合在新疆乌鲁木齐成立一所国家级研究机构，研究预测性警务算法包括如何辨识个人异常用电行为，并论及警方用来识别“宗教极端主义”的75种行为指标，宗旨在强化地方当局的大数据能力以发现“潜在社会安全事件”。
2017年3月30日新疆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2018年10月9日新疆公布新通过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打击被当局视为是“极端化”的言行。“条例”第十四条特别把广受国际社会批评的“再教育”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将其合法化，把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再教育”列入法律要求。
根据新的立法，在新疆“自己或强迫他人穿戴蒙面罩袍、佩戴极端化标志”，“非正常蓄须、起名渲染宗教狂热”，都被条例列入“极端化”范围，成为可能招致法律惩治的行为。“干涉他人与其他民族或者有其他信仰的人员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生活的”，“不允许子女接受国民教育，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实施的”，也被视为是“极端化”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不同意女儿嫁给一个汉人或其它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要子女讲维吾尔语的人，都可以被贴上“极端主义”的标签从而被关押“再教育”。
《去极端化条例》进一步限制了新疆少数民族的权利，完全违反保护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文化权利、教育权利、不得任意羁押，不得强迫失踪等国际准则，标志着中共对新疆的社会控制介入个人日常生活层面，把对公民的监视、控制日常化、合法化。
3.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为中国政府于新疆地区实施的监控系统，以手机APP(简称“作战APP”)连动平台,使监控范围更深入至社会角落。作战APP的主要功能分为：个人资讯搜集、监测住民通讯使用情形、可疑活动通报、针对目标发动搜查。
一体化联合作战是中共的军事理论，以高科技C4ISR（指挥、管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集成系统”（systemofsystems）为基础，在新疆首先将这种军事理论及其实施技术应用到警察、安全部门实施社会控制，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发展，反映出新疆的警务运作军事化已达何种程度，未来随着中共冻结社会，亦极大可能在中国全面普及施行以控制社会。
新疆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通过多种来源或“感知系统”收集信息。来源之一是视频监控设备，有些并配有人脸比对或红外线装置（因此具有“夜视”功能）。有些视频监控设置在警方认为较敏感地点，例如娱乐场所、超市、学校和宗教人物住所。另一种来源是“WiFi嗅探器”，可以收集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上网装置的独特识别地址。一体化平台还可以收集其他信息，例如通过当地无数公安检查站，以及门禁管制社区的“访客汇聚管理系统”，收集居民车牌号码和身分证号码。交通卡口也能将信息上传一体化平台，并且“实时接收一体化推送预警情报”，以便各卡口“辨认检查和管控目标”。
新疆政府透过“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来收集民众关于身高、宗教信仰到政治倾向等各类型讯息，并根据不与邻居往来、拒用智能型手机或积极替清真寺募款或募集物资等36种行为来锁定可疑人物。根据官方报导，一体化平台还会利用既有信息，例如居民购车、就医、计划生育、银行卡与司法纪录。公安和地方政府官员也负责向一体化平台提交信息，包括他们在执行家户走访或警察勤务时发现的“异常”活动和“涉稳”事项。譬如家中书籍较多又提不出教书需要之类的可信理由，就可能被录入一体化平台。
公安民警、各地党政干部和“访惠聚”（“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简称）工作队也都负有任务，藉入户走访收集数据。访惠聚工作队由政府各部门官员编组而成，从2013年起派驻各村和居民小区，以“确保社会稳定”为主要目标。据官方报导，访惠聚工作队访问某个家户的频率──从每天上门到两个月一次不等──以“政治上可靠”程度为准。入户走访时，居民必须交代有关家庭情况的各种数据、家人的“思想状态”以及邻里关系。官方报导指出，工作队使用手机APP，以确保“每家每户信息”都能“完整录入”并上传一体化平台。
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一体化作战平台透过结合警方手机上的App、各检查哨含有人脸辨识功能的监视器及嗅探来追踪手机、身份证与车辆的移动路线及位置，并以此来监控民众动态。此平台甚至能追踪用电及加油的情况。而一体化监控平台会分析以上行为，并判定可疑程度，包含虚拟专用网络(VPN)、WhatsApp、与Viber在内的51款网络工具或加密通信软件都被视为可疑。而一体化作战平台认定可疑的行为，大多与种族或宗教无关。根据编程内建的各种参数，一体化平台系统可以根据当局认定的威胁等级，对个人的行动自由加以不同程度的限制。有些人被关进新疆各地的监狱或政治教育营区；其他人则遭到软禁、不准擅离户籍地、不准进入公共场所或不准离开中国。
在警方所使用的综合一体化作战平台手机应用程序具有三项功能：收集个人信息，通报可疑活动或状况以及对系统标示出的可疑人员发动侦查。通过其大量收集人员数据，并将其中被视为具潜在威胁对象通报相关官员。应用程序会向警察提供他们所查询的每个人的详细信息：身高、血型、汽车牌照、受教育程度、职业、最近的旅行、家用电表读数以及很多其它信息。之后，综合一体化作战平台使用人工智能算法来创建被认为可疑的人员名单。
据官员和官媒报导，一体化平台定期向公安、党委和政府官员“推送”重点信息和重点人员名单，以供进一步侦办。地方当局被要求应对可疑信息，例如在接到“一体化作战平台”系统通知后，可“入家入户，逐人走访、询问、调查，彻底摸排”未进行实名注册的电话。维稳人员应当“不过夜”立即追查线索，包括实施当面访问。一体化平台的数据还会连同其他信息来源做综合考核，例如维稳人员参加“学习会”时的“整体表现”。因此一体化作战平台应用程序还对政府官员执行任务的绩效评分，做为高阶官员为下级官员分配任务并追踪其表现的工具。一体化平台程序的一部分功能是在控制政府维稳人员，确保他们有效执行政府的镇压指令。
中国警察的一体化作战平台手机应用App
据官媒报导，一体化平台从多方面支持严打行动。其一是发掘潜在的“暴恐分子”、“犯罪团伙”和“挑战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人士，凡是对国家抱持异议的维吾尔人，即便只是针对日常琐事或无疑应受基本人权保障的议题，都可能被贴上这些标签。另一方面是加强侦测和监控“流动”人员──意谓任何不在官方登记户口居住者，包括移民工和所有出境人员。
中国政府在新疆通过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打造全面覆盖的网络监控系统，扩大强化安防监控。新疆当局先后增加招募3万多名警察，设立遍布新疆全境的7300个安全检查站，各县市当地政府在大街小巷设立了成千上万个“便民警务站”，中国媒体报道称乌鲁木齐市建设949个“便民警务站”，中国消防网报道仅在和田地区就有配备6780位警察或协警的1130个“便民警务站“，在2016-2017年间为这些警务站招聘了9万名协警。
通过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新疆被拘捕人数猛增，2017年遭刑拘人超2016年的7倍，虽然新疆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5%，但2017年在新疆遭刑拘的人数占全国总刑拘人数的21%。一体化作战平台使警察审查居民出国的权力大增，出国旅行受限，新疆从2016年10月开始收回居民护照集中保管。海外留学生被要求回国，回国后受到讯问或拘留，埃及当局甚至在2017年7月对滞留未归的学生进行搜捕，有人仅因留学或出国而被关入“再教育营”或被判刑，境内其他地区的人如果要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都必须向公安局申请并可能被拒绝。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公布的中国政府机密文件透露了新疆政府如何运用“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细节。其中第14期通报内容显示政府如何根据该平台所产生的可疑人士名单来进行调查与关押。通报内容显示，新疆政府在2017年6月一周内根据一体化平台产生的可疑人士名单，就把15683个人关进了再教育营内，此外还有706人被正式逮捕。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第14期通报内容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体化平台系统可以监控和收集新疆每一个人的数据，是新疆实施更广泛社会监视和控制体系的核心，应用大数据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隐私采集个人数据，可以窥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最私密的方面，警察对公民的监视、控制不受任何制约，任何公民都可能成为被怀疑和监控的对象，使得本来已几不存在的公民权利被更广泛遭受侵犯。
4.结对认亲
2016年10月16日，新疆召开“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动员大会，在全区开始推行结对认亲政策，声称要从“走下来”到“沉下来”再到“住下来”，从“住村里”到“住家里”再到“住进心里”。截止2018年，110万名中国公务员与169万多名新疆公民配对，累计走访5700多万户次，举办以“民族团结一家亲”为主题的各类活动1300万多场次。通过进驻少数民族的家里、成为名义上的亲戚，一同进食与就寝，试图夺走新疆少数民族最后的避难空间。
“结对认亲”也成为一个常态的寄宿家庭计划。新疆统战部2018年2月宣布，政府人员每2个月得与配对到的维吾尔家庭一起生活5天，而为了“招待”这些新亲戚，每个政府工作人员每天给“寄居家庭”50元人民币的膳食费。
纽约时报刊出《不请自来的客人：闯入维族家庭的百万公务员》长文报导指出，这些进入偏远维族村落扮演“大哥大姐”的“汉族亲戚”们，大抵是分3批次征召加入。第一批运动始于2014年，中国政府派遣20万名中共党员，包括少数民族党员，在维吾尔人的村子里常住，目的是“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2016年，第二批11万名公务员进入维吾尔人村子，重点是把“亲戚”安置在那些有家人在坐牢或被警察打死的维吾尔人家庭。第三批是2017年，为2016年运动的延续，共派出100多万名平民进入农村穆斯林“亲戚”家。每次住一周，重点是那些“教育转化”计划下被关押者的亲人家庭。
正式入住维族家庭后，首要任务是帮维族“弟弟妹妹”们制订“时间表”。每天早上在村党支部办公室外举行升旗仪式、唱国歌；晚上参加习近平“新中国”愿景课程；白天则是“文化课程”，学习用普通话交谈，观看经批准的电视节目，练习书法、唱红歌。
“新亲戚们”的工作是持续观察村民，做笔记，评估维吾尔人对“祖国”的忠诚度，注意他们的中文水平，留意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忠诚是否有“极端”迹象。“新亲戚们”都接到如何行事的书面指导。报导引述乌鲁木齐、和田的维吾尔民众说，手册里提供指导原则，以及需要填写的表格，然后经数字化放入安全数据库。
至于“极端”标准，包括是否用阿拉伯语Assalamu Alaykum（祝你平安）跟邻居打招呼？家里的“古兰经”版本？有人在周五祈祷或斋戒月期间禁食？裙子是不是太长、胡子是不是违规？为何无人打牌、看电影。
报导指出，根据当地政府政策，上述这些维族人的日常生活文化现象，都是宗教极端主义的标志。当然，最重要的证据并非都可显而易见，所以“新亲戚们”们被官方要求多问问题。问题包括，主人有亲戚住在“敏感地区”吗？有认识的人住在国外吗？懂阿拉伯语或者土耳其话吗？去过村子外面的清真寺吗？若已成年”弟弟妹妹”的回答不完整、或者在隐瞒什么，接下来该是问问孩子了。
此外，还可采用一些简易方法测试。像是，递根香烟给主人或让他喝口啤酒，向异性的弟弟妹妹伸手问候并留意对方是否退缩。或去市场买新鲜肉馅，提议全家人一起包饺子，借机看维族人是否会问这是啥肉。这些“细节”都是有价值证据，任何发现都要记录在案，然后上网填表。“新亲戚们”会把一切因素考虑在内，最后形成建议，以决定哪位主人可以和自己子女留在家里，哪位主人应该送走，“由国家来修复他们的缺陷”。
“新亲戚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这种安全事宜，对日常发现可疑的维稳对象，认为其受到“极端思想”影响，就由“新亲戚们”参与鉴定是否送他们去“再教育”。相比于直接拘押的“再教育营”，“结对认亲”的主旨并非镇压，而是监视。维族人对“结对认亲”最痛苦之处，或许是它弱化了维吾尔父母的权威，并摧毁了维吾尔族家庭生活传统。新疆当地维族人表示，这些“新亲戚们”试图夺走他们的未来，家庭和宗教信仰是维吾尔人最后的避难空间和获得安全感的地方。
5.五采
中国政府运用高科技，大肆采集新疆民众的生物特征数据，当局称为“五采”，把凡是12至65岁居民的DNA、指模、虹膜、声纹、血液样本收集在案，对每个人进行识别、归档及追踪，透过大数据去分析新疆穆斯林的政治可靠程度，将他们区分为三类人：“放心户／一般户／不放心户”，把“不放心户”收编至教育营、看守所或监狱，余下的继续受监控及洗脑教育。
中国正运用各种手段建立全球最大的DNA数据库。建立这一巨大数据库的目的是对全民进行监控，在当局加强监控14亿人民情况下，这是向全国撒下的高科技安全网必要的部分。五采数据的用途，就是利于当局进行社会控制。当局将DNA档案数据与视频监控网络、人脸识别系统等监控工具相结合，从而建成一个天罗地网的“云极权社会控制国家”。
新疆是首个全面推行采集DNA政策的地区，作为建设国家监控系统的一部分。其中DNA和血型资料，通过被称为“全民体检”的免费年度体检项目进行采集。2017年2月新疆推出了一个在整个地区实行的身份登记系统，并率先在维吾尔族人聚集的南疆地区推行，DNA采集措施是该系统中的一部分。其中，“重点人员”──当局认为威胁政权稳定的人士──及其近亲属将被“全员采集”，不受年龄限制。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数据，新疆在2017年就年已有1,880万人接受健检，达标率几乎100%。
据新疆伊宁县政府网站在2017年8月7日发布的《伊宁县人口精准登记核实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显示，12至65岁民众的人像、指纹、虹膜、血型、DNA生物特征讯息（以下统称多维生物特性讯息）；对重点人士和需要关注人士及其近亲，不受年龄限制，需要全部采集。
通知还要求，确保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见人必核，做到所有新疆籍人员户籍讯息全部核查。其中，当地公安局和卫计委是实际执行的主要机构。
而新疆库尔勒市官方2017年10月4日发布的人口精准登记核实通知亦基本一样。据新疆克拉玛依市公安官员介绍，截至2017年年底，新疆各族居民在更换或补办身份证时还必须提供血液样本用于DNA检测。政府下发通知文件指示警察和干部通过专门设计的手机APP，以给新疆全体居民提供健康检查项目为名，收集和记录照片、指纹、血型、DNA和虹膜扫描等信息。
在官方发出的《全区人口精准登记核实工作指南》中详细说明收集多维生物特征信息的方式，不同型态的生物特征由不同机关负责收集。人像、指纹、虹膜等生物信息，应由党、政官员组成联合工作队，以入户采集或设立固定采集点集中采集等方式，通过专用移动终端（APP软件）进行采集，同时查核户口信息。至于DNA和血型，根据《工作指南》规定，应由各地卫生计生部门负责，“依托”全民健康体检工程进行采集。所采集到的血型信息应报送同级公安机关，“DNA血卡交由县（市、区）公安机关检测。”前述各项信息都被建档储存，和个人身份证号码互相关联、对应。
该《工作指南》要求建立收集生物信息采集的长效机制。任何新疆居民办理“户籍业务”──例如注册公立学校和申请护照──之前，必须先由公安机关收集多维生物特征信息。就连设籍新疆但在外地居住的人员，也必须由“内地新疆籍人员服务管理小组”实施信息采集。
如此大规模的“五采”收集行动，不但侵犯了新疆民众的私隐，同时不公平地针对了无辜的民众与弱势的少数民族族群。而将DNA档案数据与视频监控网络、人脸识别系统等监控工具相结合，更可以把全体民众纳入被国家严密监控的视野里。
6.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
在新疆，中国政府建立了无孔不入的监控系统，严密监视控制新疆居民。
净网卫士为中国政府主要在新疆地区所推行的一个手机应用程序，能够阻挡恶意网站、色情，暴力，宣扬恐怖主义讯息，包括宗教、人权、民主等敏感信息及影片、图像、电子书等文件。2017年七月起,中国政府出于在新疆地区反恐，维稳的需要，要求新疆民众必须在安卓系统手机上安装净网卫士，用以监控及要求删除手机上的有害讯息，若被查获未安装程序、未删除有害讯息，则将被追究责任。新疆的高校学生也被强制安装此软件，予以监视手机状况，确保思想安全。
在安装该软件后不仅能透过应用程序的安装封锁特定网站及禁止民众在手机上下载特定软件，中国警方也有能力透过这个软件得知使用者手机中的所有消息，必要时要求用户删除手机内的有害讯息。
净网卫士app截图
净网卫士通过用户及设备的标识信息，识别以及跟踪任何移动设备及其内容；扫描设备外部存储的文件，记录文件信息并将其与服务器发来的散列值列表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危险”内容；寻找音频、视频、图片和html等文件，将所有文件名及相应的散列值发送至服务器等。个人设备至接收服务器的数据传输由HTTP明文发送，不能再加密传输，而且程序更新不会通过授权认证。
用户无法正常卸载，危害手机安全，使用户数据泄露，并受到监视。此软件属于特洛伊木马，虽然不会恶意安装其它软件，给手机带来影响，但它能持续地收集用户信息（如密码，聊天记录，浏览记录、图片等），并在有网络时发送至监控端。由于页数原因，普通的国内杀毒引擎无法正常查杀此木马。
新疆民众的电脑手机被强制安装净网卫士后，相当于电子手铐。不但使用者本人被监控，网警还会根据传送的信息监控所有与使用者相关的人。这一技术更可轻而易举推广至整个中国或其他专制环境。
中国政府不但严密监控新疆本地民众，也把到新疆的游客、商人和其他到访者纳入此侵入性监控网络。纽约时报2019年7月发表报道文章，指中国的边境部门会例行要求由中亚陆路进入新疆的游客交出手机和电脑并解锁。要想获准进入新疆，游客必须上交他们的设备。在游客的设备上，边境官员安装了一款名为“蜂采”的应用程序，这款应用会收集手机中的个人数据，包括短信和通讯录。它还会检查设备是否携带有特定的图片、视频、文档和音频文件，与应用代码存储的一份列表中包含的73000多项内容比对，对手机上的文件进行审核。
这些内容包括伊斯兰国(ISIS)出版物、伊斯兰圣战赞歌的录音和处决的图片。然而其中也有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毫无关联的材料，显示出中国监控民众的严厉手段。其中有阿拉伯语词典的扫描页面、诵读古兰经文的录音、达赖喇嘛的照片，甚至还有一首日本乐队的歌曲，其音乐风格为称为“碾核”的一种震耳欲聋的重金属乐。加起来游客的手机上不能有73000项内容。
蜂采应用程序由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制作，烽火星空是由中国政府所有的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烽火星空在其官网表示，该公司提供“手机取证装备”，据称可以从手机中提取、分析和复原数据，它提供的产品可以帮助警方收集和分析数据，声称其“智慧警务”产品的目标是“让天下没有难抓的坏人”，并表示该公司已与中国各地的安全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通过在边境对手机进行扫描，中国政府甚至对那些不住在新疆或中国的人使用类似的侵入性监控技术。
中国政府推行优惠政策，鼓励汉人到新疆地区定居。然而，现实中当地牢狱般的残酷生活环境连临时到新疆打工的人都觉得难以应对，进入新疆时需要经过复杂的安检程序，安检人员还给每个人的手机都统一安装了一款软件，内有进入新疆所必须遵守的相关规定，规定的第一项就是要求所有人员必须到当地派出所登记。打工者们都对无处不在的严苛检查极度反感。一名受访的打工者讲述了他仅因拍照而在新疆被捕的经历。“在新疆不能随意拍照，否则会被当成泄密者抓捕。”一位打工者初到新疆时，看到当地村民每周一都要参加升国旗仪式，便拍下照片想发给家人看，不料当场被捕。他说：“警察把我关起来，他们反复查看我的手机，确定没有反对中共的言论才把我放了。只要查出一句对共产党不利的话，少则被拘留三个月，多则被判三年。”
通过建立庞大的再教育营和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以监视和压制新疆民众，过去两年来，新疆的逮捕、审判和监禁判决数量激增，创下了纪录。2017年和2018年，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构成半数以上人口的新疆，法院共判处23万人有期徒刑或其他刑罚，比该地区几十年来任何时期的记录都要高出许多。仅2017年，新疆的法院便判处近8.7万名被告五年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上一年的10倍多。逮捕人数增长了八倍，起诉案件增长了五倍。
从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的360度无死角社会控制可以窥见未来全中国的监控形势。中国政府正不断吸取在新疆实行高压统治的经验教训，并持续把新疆模式应用到全国。新疆就是中共的社会控制特别试验区，新疆的事态发展关系到全体中国人的命运。
三、中国大监狱：维系专制统治千秋万代
为了维持中共的一党专制政体统治，中国政府剥夺了国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以高压方式控制社会，在习近平的新极权政体上台全面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后，特别是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使中共建立起对全体国民的直接精细化的控制，所以中国不但是世界上关押良心犯最多的国家，而在事实上也把整个国家当作监狱一样来进行管理，把国民当作监狱里的“犯人”来进行统治。
1.重构基层控制网络
2019年是中共“敏感年”，六四事件30周年、西藏事件60周年、中共建政70周年，所以当局把所谓“防范政治风险”置于首位，从而倾尽全力强化维稳，以维护政权安全。
①强化刀把子
2019年1月，中共发布首部《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作该《条例》专题辅导报告中说：政法机关是党掌握的“刀把子”，党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挺身而出，坚决进行斗争，决不做“爱惜羽毛”的“绅士”。说白了，就是“三不”：不要脸，不怕骂，不管流血死人。
2019年1月15至16日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及1月21日至24日紧急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强调“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旗帜鲜明地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要求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七大风险，以“黑天鹅、灰犀牛”来作比喻，警告预防会在中国出现的不可测事件和重大事件。随后中共常委王沪宁在阐释习近平讲话时更是严重警告要预防最坏的情况发生，不惜一切代价防范爆发颜色革命。
2019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赵克志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强调，要把“防范政治风险”置于首位，“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以防范抵御“颜色革命”为重点，坚决打好政治安全保卫仗。在这一会议场合上提及防范“颜色革命”，这还是近年来的第一次，虽然公安部往年也经常在不同场合公开发表“提防颜色革命”的言论。
2月1日公安部《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正式施行，明确规定，若有人“侵犯民警执法权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相反，若果警员执勤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此外，规定亦表明，若警员被指涉及执法过错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对民警采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等措施，不得作出处分或者免职、降职、辞退等处理”。
公安部自行订立、增强警察权威的规定，受到民间普遍质疑，在警察暴力极度泛滥、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处处遭到警察滥权的危害背景下还出台这个规定，被痛批是当局怂恿警察为恶，让让警察进一步充当中共专制政权的打手。
2019年5月8日至9日，习近平作为中共党魁召开了第二十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此次距离2003年11月由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的第二十次会议，已经过去16年。在敏感年预防政治风险，而公安机关历来都是中共最有力的专政工具，这是习近平召集中国第二十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重要考量。
习近平在公安大会上大谈维稳与秩序，“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积极预防、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关系，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社会秩序，并在会上再度搬出“枫桥经验”（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成为一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1990年代起则发展为一种依靠群众维护社会稳定的经验），努力建设“平安中国”。
5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了全国公安特警队建设现场会，交流“山东经验”，特别强调了特警在所谓“防暴”、镇压民众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建强重点城市特警队，建好一般地市特警队，建实县级特警队，建好区域处突机动队”。
公安部分别于11月1日、2日召开公安部党委会议和部直属机关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干部大会。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表示，要牢牢把握“公安姓党”的根本政治属性，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贯彻党对公安工作的全方位领导，切实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治、思想、组织等各方面和决策、执行、监督等各环节。这番言论无疑直截了当地宣布公安部门所扮演的是“党卫队”角色
②构建六张网
中共政权把基层软化、瘫痪、失控视为心头大患，“防范政治风险”的首位就是重构基层控制网络。中共将2019年称为“基层年”，强化基层控制“六张网”的建设，同时强制建“党支部”，使之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实现全方位控制社会。
“六张网”常规社会监控网络建设是2009年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长文提出，即：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而中国政府在应对武汉肺炎时采取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网格化管控即是“六张网”的具体应用。
③重建党组织
从2018年1月24日开始实施、目标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2019先后启动了第二轮和第三轮中央督导及第二轮、第三轮督导“回头看”。当局把扫黑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将“扫黑除恶”和“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联系在一起，主要目的就是重建“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从而实现控制社会以维持政权这个根本目的。
中共正在几乎所有领域重建党组织，强制推动民企、外企建立党支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称，有党员三人以上的单位都应成立党组织。2019年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引述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的《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说，“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已有158.5万家非公有制企业法人单位建立了党组织”。而据中共数据，截至2016年底，10.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有70%建立了中共党组织。
城市之外，中共亦强化了对农村的控制。2018年当局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用意即是加强控制农村、农民。2019年1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其中增写了“乡村治理”一章，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等重点任务。2019年6月2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自8月19日起施行。该《条例》要求，“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而现行中共法律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简单的说，以后，大陆行政村将“党政合一”，村主任和党支书两个职位将由一人担任，保证中共掌握基层政权。目前大陆约有691,510个行政村，也就是说，约70万村支部书记将更有实权。
2019年10月当局出台数个法律或政策性文件，在各个层面进一步加强社会控制。如人大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要求公务员必须政治正确，违者将受到制裁。该草案中明确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处分，其中公开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会给予开除处分。还有教育部、宣传部等五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各中小学须严格按要求配齐思政课教师，对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损害党中共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不能胜任思政课教学的教师，及时调离或退出思政课教师岗位。
于10月底闭幕的中共四中全会发布会议公报，其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及“坚持党指挥枪”等，不断重复“坚持”达55次。并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显示当局归根结底是在强化“党领导一切”，用各种方法巩固其统治权，政治上对公民的管控会进一步收紧。
2.社会信用系统
中国政府正在开发的“社会信用”系统在2019年开始进入加速推进，以保证2020年实现普及化。社会信用系统通过强制对国民的个人行为审查，把每一位公民和法人的行为进行评分和排名，无论他们愿不愿意。
这个社会信用体系最主要的功能是评价每一个国民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共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分数。，这是这项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不仅仅是使用大数据来衡量信用得分，还要量化全体中国国民的政治倾向。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被认为不仅仅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评分。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评分依据来自各级信用评分平台，顶层平台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下面依次是信用服务机构信用分查询（包括百度信用分、芝麻信用分和京东信用分等11个信用服务机构）、地方信用分查询（比如，苏州的桂花分、宿迁的西楚分）、以及电信运营商信用分（比如，联通征信的沃信用分、中国移动的试金石信用分）。
中国的社会信用评分依据还来自中国社会上亿个监控摄像镜头，而且据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IDC）最近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镜头将多达27.6亿个，也就是说人均分摊两个监控摄像镜头。
根据中国政府制定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反映社会信用的行为主要分3类：和传统信用有关的商业行为：如是否如期付税；社会行为，如是否参予公益；网上言行，如批评政府的言论、网上购物习惯等。社会信用评分涵盖了全社会所有公民的个人、职业和财务记录，量化全体中国公民的政治倾向。评分将根据公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来计算，公民的个人信用得分被与工作、住房、融资等挂钩，所以公民的政治立场表态影响到了就业、求学和出境等社会活动，从而量化全体中国公民的政治倾向。
开封龙亭法院将失信人照片植入“抖音”中
2019年7月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2019年7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2019年9月1日，作为国务院下属的重要监管部门以及负责建立征信平台并协调其他监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的牵头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送并应用市场主体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的通知，该通知称已有约3,300万家企业参与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评估结果推送至各省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部分中国监管机构（例如市场监管、海关和税务部门）已经建立了各自的征信系统，以监督企业（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运营情况。此外，自2015年10月起启用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数据库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经启用，该平台由国家发改委和国家信息中心联合运营，旨在整合所有地方和中央政府各个监管机构的信用数据。
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联合激励和惩戒措施是依据中国政府各部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来实施的。谅解备忘录约定当事各方认可其他政府机构对某一企业应列入黑名单还是红（白）名单的判断，并将其作为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实施制裁或奖励的依据。据报道，到目前为止，相关各方已经签署了50多个谅解备忘录，所涵盖的行业包括但不限于税收、会计、统计、金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电子商务、保险、房地产、文化和旅游业、科学研究、慈善捐赠、电子认证、食品药品、贸易、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和物流以及电力。
在2020年社会信用体系建成完备后，中国政府将在整合平台，即www.creditchina.gov.cn上收集、分析、发布来自各方的关于某一个企业的相关信息和征信数据。数据来源可能包括:
各个政府机构收集的信息（包括企业在年度报告中自行提供的信息）；实时数据（例如污染排放水平）；政府监管审查的结果；私营公司（如阿里巴巴）提供的数据；以及监控视频。
中国政府当前正在开发一个名为“互联网+监管”的中央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平台。一旦启动，该平台将会自动整合并分析从上述各种来源收集的数据。而是否所有数据都可以公开获得，还是某些数据只能由监管机构访问，目前尚不明确。
据报道，中国政府已经指定14个地区作为试运行“互联网+监管”平台的试点地区。上海是试点城市之一，该平台于2019年9月底开始在上海试运行，12月底前正式上线运营。湖南省亦在2019年12月开始试运行，截至2019年12月25日，湖南省全省已通过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向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推送各类数据达2700万余条，省直35个单位及14个市州、123个县市区分别开展本级监管事项目录清单梳理工作，通过国家、省“互联网+监管”系统完成监管事项目录认领数达94799条，检查实施清单填报数达79466条，新增湖南地方目录审核数达1253条。
云南高院的微信公号在2019年2月14日，发表题为《我国进入一人受刑全家受影响》的文章，指出从刑法第九修正案开始，将对判刑人士出狱后的职业采取限制，并且强调大人犯法、小孩受罪，获刑人士的子女在公务员考试、军警招考都面临审查无法通过。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其子女的不得从警。被刑事处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对党和政府有不满言行的、或正被调查对象的子女，亦不能加入。此外，官方禁止被刑事处罚的人从事21种职业；除禁止担任公务员和司法人员外，还禁止他们从事特定的金融、保险、证券、企业高管、国企管理人员、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甚至是特定的食品从业人员。
2019年9月18日山东高法的微信公号发表题为《这些上访行为涉嫌违法！会影响子女考学、入党、入伍、报考公务员！》的文章，称：
“随着城市诚信系统和个人诚信系统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个人的诚信、品行和道德修养和行为方式也成为与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违法犯罪个人信息会推送到城市征信系统和个人诚信系统，个人违法犯罪行为也会影响到子女等直系亲属考学、入党、征兵、报考公务员、就业等。特别是在越级非访中，极端上访、缠访、闹访和非法群体性聚集引发的寻衅滋事、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妨害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冲击国家机关、敲诈勒索、诬告陷害、故意损坏财物、危害公共安全、聚众扰乱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等违法行为，个人会触碰法律的红线，还可能会影响子女亲属，具体有哪些？重点如下：个人违法犯罪行为会影响子女等直系亲属的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及入伍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审查。政治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政治历史和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遵纪守法和遵守社会公德情况；直系亲属和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
2019年3月，中国共青团中央和清华紫光合作推出一款主要针对年轻人的信用评级手机软件，为所有的使用者进行社会信用评分，得分高者，可以在教育、工作等方面获得优惠，这是中国利用新技术进行社会控制的新尝试之一。这款新的APP名为优你通，可以免费进行下载。根据使用者的情况，这个信用评级应用会给出最低350到最高800的信用评分，信用分数的多寡，可决定使用者的教育学费折扣，或者在找工作时获得优先。
开发者强调说，有关的信用分数，将对使用者未来在找工作、申请学校、购买房屋和贷款方面带来影响，甚至也会影响到年轻人找对象。中共官方媒体表示，青年信用体系将对青年的思想和行为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引导青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青年人信用评分，是中国政府使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进行控制年轻人，尤其是控制大学生的一个新手段。清华紫光和共青团中央所成立的中青信用机制，将涵盖全中国所有18至45岁的人群，总人数达到四点六亿人。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是新型云极权社会控制的典范。它将人完全“数字化”，从购物习惯、社会活动、犯罪记录、政治立场到渗透到私人生活领域的社会交际网络、朋友圈，然后从政权的需要角度来评断其在社会的地位。某些纳入评分的行为看似相对无害，例如是否遵守交通规则、按时缴纳罚款或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进食。但它很容易加入政治性的标准。社会信用体系籍此而成为全面监控国民一切言行的工具，同时也对一部分公民打上另类的标签“处处受限”，使他们在社会上被孤立、歧视、排斥。而把社会信用与获取社会资源、利益的资格挂勾，如能否搭乘飞机或高铁出行，能否在城市得到居住权，能否报考公务员等，使得对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仅仅对各种社会利益的欲求就足以让他们循规蹈矩，不需要刑罚威吓。
3.大规模采集DNA数据
中国政府经过在新疆的大规模社会控制试验，正在把其中的有效压制社会经验快速扩展到全国各地。2019年，中共公安部把对付新疆维吾尔人的生物信息监控追踪方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采集DNA数据。全国各地都传来民众反映警察入村、入户、入校进行DNA数据采集工作的信息。
2019年1月，安徽的桐城网报导，安徽安庆市桐城市青草镇派出所到沙铺村对男性青年进行DNA血样采集。青草镇政法委员鲁永进全程陪同。
安徽的桐城网的DNA血样采集网页截图
据海外《寒冬》杂志报导，江西省当局近期也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对每个家族的男性进行血样或者唾液采集。丰城市尚庄镇村民被警察上门采集血样，每个家族只采集男性血样，成人和小孩血样各采一个。村民还被要求填写《DNA数据库人员信息表》。当村民质问采集血样的原由时，村干部解释说，验血型后DNA就都有备案了，以后如果他们或后代犯法了，不管走到哪里，就算是出国也能找到人，并称这是全国统一行动。
江西省村民被要求填写《DNA数据库人员信息表
陕西省渭南地区一位被采血样的村民也回忆说，警察拿着一沓表格，记录着所有家族各辈男性成员名单，从中抽选一个男性成员进行采集血样。
2019年4月起，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南昌县村民被强迫采集唾液，建立DNA数据，当局称这是政策，每家每户都要验唾液。当地政府官员更称：“如果家里没有男的，女的也要验。”
今年4月26日，湖北省十堰市委宣传部主管的秦楚网报导，为了建立辖区人员基因库、掌握辖区人员的DNA信息，红塔镇派出所4名公安来到红塔镇各中小学开展血液DNA样本采集工作。通过几天忙碌，红塔镇所有学校男同学都接受了血液DNA样本采集工作。
浙江宁波市海曙区官网2019年7月29日曾发布消息称，近期，宁波横街镇派出所到大雷村卫生站进行家族男子DNA血样采集入库。消息还称，横街派出所是根据海曙区公安局的统一部署安排，组织警察“进村入户、进校园”进行宣传与血样采集工作。
宁波横街镇派出所到大雷村卫生站进行家族男子DNA血样采集入库
桂林市桂青派出所9月20日发出的通知显示，称为按照“上级部门统一部署”，该所将于2019年9月20日至12月31日到辖区居民小区，对户籍在该所辖区的男性居民进行血样采集。采集有集中采集、入户采集两种方式。并称目的是“为完成公安基础信息工作”，“提升人口管理的精细化，可控化程度”。
桂林市桂青派出所9月20日发出的通知
中国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平台最近一年有关DNA的采购记录，显示有超过1,800多宗的相关公告记录，超过半数采购单位来自全国各省市公安局，采购数量及预算费用都超过医疗及大学研究单位。
招标或中标的公告内容都显示，各省市公安局在采购有关提取DNA的检测仪器、工具和消耗品，动辄预算花费约千万元人民币，包括购买DNA测序仪、全自动DNA提取仪器、DNA试剂、血液或唾液样本采集套装等。
招标公告注明的采购目的，大多是建立DNA数据库、或提升公安局DNA实验室建设，也有不少公告特别注明是建设“男性家族排查系统”及建立“Y-STR数据库”（即男性DNA指纹）。对于设立DNA数据库，中共的官方借口多是为了对付违法犯罪，查找失踪人口等，但信息显示中共的目的是为了人口管控。
安徽省肥东县公安局的招标公告强调，该“男性家族排查系统建设项目”是公安部、省公安厅2018至2019年度部署的重点工作，用于将该县男性家族排查系统建设所采集的人员样本进行检测，并记录载入国家DNA数据库，以建立覆盖全县的Y-STRDNA数据库。
湖北省随县政府办2018年9月印发的一份《Y-STRDNA数据库建设工作方案通知》显示，工作目标首先是“全面建库，即建立起全面覆盖随县农村地区的以男性为主的家系图谱信息库”。该通知书列明，初期必须走村入户进行家系调查、“从姓氏着手，以家族内辈分最低的男性为起点，按辈分向上延伸，穷尽家系，直至无法上延”，绘制以男性为主、至少五代人的家族图谱，“通过家族调查，掌握社会治安现状，增强人口管控能力”。通知要求，2018年10月底前完成家族调查、图谱绘制工作。2019年12月底前，实现全县各镇的常住人口家族样本采集和生物信息检测、入库工作。
资料显示，2000年始，中国公安部就开始建立名为“法庭科学DNA数据库系统”（又名“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全国性可查询DNA数据库。它是整个公安信息化项目“金盾工程”的一部分。2015下半年，公安部已录得4千4百万件“未分类数据记录”，号称世界最大同类数据库。这些数据是从逾4千万人身上提取，另有150万笔取自刑案物证。公安部还建有另一个“打拐DNA数据库”，已录入513,000份DNA记录。
中国警察利用手中特权广泛收集DNA，目前采集的DNA数据已超过7,000万份，并计划2020年前将数据量增至1亿。特别是对“重点人员”即当局眼中具有潜在威胁的人员，如政治反对者、维权活动人士、上访者等有针对性地重点采集提取DNA，可能导致严重的人权问题。
联合国隐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曾指出，DNA数据库可能导致的人权问题包括“可能被滥用于政府监控，包括确认亲属和父子关系，以及造成寃错假案”。DNA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强迫采集或未经知情同意或缺乏正当理由采集血液样本，均可能违反个人隐私、尊严和维护身体整全性的权利。中国政府历来出于维稳而侵犯人权压制社会的惯性以及缺乏有效的隐私保障和独立的司法系统，无疑此大规模采集DNA数据的行为只会是继续在中国制造人道灾难。
4.高科技全方位监控
中国政府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收集公民个人数据，是为了配合其构建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严密最极端的国家级高科技监视控制社会网络。这个监视控制社会网络包括互联网审查、摄像头监控等监控行为，与社会信用体系紧密相连，整合了人工智能、人脸辨识、大数据分析、生物识别、基因检测等新技术，从而成为一个精密、完备的国家数据库，使中共政权能够实时或近乎实时地对在中国的每一个国民进行跟踪、分析和控制，进而达到维系中共专制统治千秋万代的目的。
由于民生观察工作室每年的社会控制报告都对互联网审查、摄像头监控（包括天网工程
、雪亮工程）等高科技监控方面议题作过详尽分析，故在此不再赘述。本报告只概述在2019年这方面实施社会控制的情况。
①“天网”系统
截止2019年，“天网”系统在各地设有约1亿7600万个公共监控摄像头，数量是美国公共监控探头的4倍，其中八个中国城市位列世界最大规模监控城市前十名：重庆、深圳、上海分列世界前3名，其它前10名的中国城市还包括天津(4)、济南(5)、武汉(7)、广州(8)、北京(9)。而到2020年社会信用体系基本建成并全面启用时，中国大陆各地的公共监控摄像头数量预计将达6.26亿个，增幅为213%，届时按照14亿人口来计算的话，意味着每2个人就可能有一个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基本由公安系统直接掌握，成为中国最为严密的用人脸识别技术织就的监控网络。目前，大陆一线大城市已经实现监控摄像头100%全覆盖，城市中的人车踪迹尽在掌握之中。其中深圳市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现有的193万个公共监控摄像头扩增至1668万个。
②人脸识别系统
2019年人脸识别系统应用扩展至更多领域和地区：2019年6月，江西省某地公安局在其辖区范围的一居民小区内安装了195个摄像头，并在大门口处安装了刷身分证、人脸识别等高科技监控设备，居民个人信息全部被输入系统里，凡是进入小区的人都处在“老大哥”的严密监视之中。截至7月19日，北京保障房中心13个项目的公租房居民都需“刷脸”才能回家。在人脸识别系统的数据库里已登记了69,000余条承租人信息以及64,000余条同住人信息。预计到今年10月底，北京保障房中心系统59个公租房项目的人脸识别系统将全部开通使用。届时，更多民众的信息将被录入数据库。
当前，中国各地大街小巷部署了人脸识别系统，记录了路人的一举一动。政府将其称为“智慧城市”。媒体报道，1月28日，福州市政府、福建省算域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比特大陆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福州“城市大脑”合作备忘录，助力福州市智慧城市建设。据悉，福州“城市大脑”是“数字福州”的智能中枢，将实现城市运行、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智能化。
在10月29日与北京举行的“2019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发展论坛”上，当局宣布城市地铁将推行面部识别技术来分辨乘客，以此为安全检查系统的一部分。根据最近上传到视频分享平台抖音上的视频显示，在湖北襄阳，当地政府已在使用面部识别摄像头来监测在市中心闯红灯的路人，并在大的电子屏幕上播布他们的图像、名字和居民身分证号。过去两月，据报道在江苏镇江、浙江温州和青海西宁也实施了同样的措施。截至今年5月，上海三分之一的城市公寓群都装上了面部识别设备。10月底，在深圳举行的2019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上，到处是表情识别摄像系统的广告。在博览会上展出的其它技术有监狱监控系统、藏有摄像头的眼镜，以及可以通过电脑和手机来识别中文和外语的装置。
入侵式高科技监控手段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教堂里实施，人脸识别进教堂，不打卡不能入内。10月6日，湖北省黄石市中国基督教“两会”所在地——牧羊堂的二楼安放了2台生物识别装置。从此以后，信徒都要排队按指纹、“刷脸”后，才能进入教堂。大约同一时期，该市另一处官办教堂天恩堂也安装了人脸识别设备，核查前来聚会的信徒。一位信徒表示，一个多月前，当地基督教两会要求黄石市各三自教会聚会点录取信徒指纹，并将信徒的个人及家庭信息备案。
深圳交警网站上公布了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识别的过马路闯红灯行人的详细身份信息
人脸设别技术被引入校园进行监控。广东三百多所中小学，今年初试点让学生配戴智能手环，记录与追踪学生行踪；陕西省多所大学今年九月更开始应用“刷脸签到”上课，连老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过程，也藉由脸部辨识系统全都记录。9月4日，教育部和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学校安全工作紧急会议，在会上要求要在2019年年底前，使全国中小学校的监控系统与公安部门联网率达到100%。给小学生戴头环测脑波监控注意力、给中学生戴智能手环记录行踪、在大学上课刷脸以记录学生出勤率，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荡然无存，这正是大陆赤裸裸的现实。
2019年9月底，中国工信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写道：“12月1日起在实体渠道全面实施人像比对技术措施，人像比对一致后方可办理入网手续。”，12月1日起，中国各地电信部门对民众办理新手机账户，在原有实名登记身份证基础上，再增加一项人脸识别登记，将手机用户的面部状态存入数据库。当局给出的理由是“深入防范治理二次倒卖电话卡”，“对用户提出存在异议的手机号码应立即组织核查和处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舆论普遍认为，新手机入网引入人脸识别的机制主要用于监控。
③步态识别互联系统
2019年7月2日中科院自动化所孵化的人工智能企业银河水滴在北京发布全球首个步态识别互联系统“水滴慧眼”，该系统依托于步态识别技术、集步态建库、步态识别、步态检索、大范围追踪等功能于一体，实现海量摄像机下步态识别的实时智能互联。传统视频监控虽然可以做到实时监控和画面回放，但受限于画质，视频中人员身份难以被快速识别，而遮挡面部，进一步加大其身份被识别的难度。步态识别是近年来为人们所关注的一种新的生物认证技术，它是通过人的走路方式来识别人身份的方法。之所以可以通过步态来进行身份识别，是因为每个人走路的姿态都不同。
此次推出的“水滴慧眼”集成地图追踪、地图布控、视频检索、实时布控、步态抓拍、步态提取、步态比对、步态采集等八大功能模块，支持上万路摄像机实时并发，支持海量历史视频与实时视频瞬间检索与定位，主要应用在公共安全领域监控国民。
④互联网审查
视频审核：2019年1月9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在官网发布《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100条，其中明确网络短视频不得出现的具体内容。这21个方面被要求不得出现的具体内容覆盖攻击我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内容，分裂国家的内容，损害国家形象的内容，损害革命领袖、英雄烈士形象的内容，泄露国家秘密的内容，破坏社会稳定的内容，歪曲贬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内容，宣扬封建迷信，违背科学精神的内容，宣扬不良、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内容，渲染暴力血腥、展示丑恶行为和惊悚情景的内容等。
生态治理：国家网信办启动网络生态治理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于2019年1月启动，持续开展6个月，分为启动部署、全面整治、督导检查、总结评估四个阶段，对各类网站、移动客户端、论坛贴吧、即时通信工具、直播平台等重点环节中的淫秽色情、低俗庸俗、暴力血腥、恐怖惊悚、赌博诈骗、网络谣言、封建迷信、谩骂恶搞、威胁恐吓、标题党、仇恨煽动、传播不良生活方式和不良流行文化等12类负面有害信息进行整治，严厉查处关闭一批违法违规网站和账号。2019年12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更为详尽地规定了“鼓励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制作、复制、发布的信息”以及“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的违法信息”等，《规定》的出台标志着网络安全内容审查的空前高度。
翻墙有罪：2019年1月4日，重庆公民黄成城因“翻墙”登陆境外网站被警方传唤、恐吓；1月2日，广东省南雄市公民朱云枫也因“翻墙”上外网被警方传唤并被罚款1000元。3月27日，四川省蓬溪县公民庞志勇，因手机里被警方发现带有VPN“翻墙”软件，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责令其“停止使用非法定信通道进行国际联网”，并受到警告处罚。2019年5月，浙江省海宁市一家外贸企业因业务需要使用“翻墙软件”访问境外网站，经查，该企业由于业务需要通过网络购买、注册“翻墙软件”多次使用访问境外网站，被责令停止使用“翻墙软件”并受到行政警告。8月，由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船山分局下达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网络上流传。处罚决定书中称：违法行为人蒋鹏使用的手机上安装“TurboVPN”“ThunderVPN”“老王VPN”“免费SS”等翻墙软件，使用翻墙软件在“YOUTUBE”应用上观看视频及在亚马逊上购物。停止使用非法定国际信道进行联网，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11月，易创（济宁）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某伙同刘某（另案处理）等人，通过淘宝店铺为近3万人提供VPN“翻墙”服务，被杭州检方批捕。
审核之都：2019年4月19日的《南方周末》报道济南为崛起的互联网审核之都，披露了中国互联网审查产业的布局，以及审查运作模式和内幕。报道称，目前多家网络审查公司将业务齐聚山东省济南市，党媒“人民网”上月与济南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济南建设内容审核平台。另外网络公司“字节跳动”、“凤凰网”、“一点资讯”、“最右APP”等，已经在济南建立审核基地。该地区审核编辑的总人数已接近5000人。其中“字节跳动”作为新兴中国互联网巨头、是“今日头条”及“抖音”等公司的母公司，其济南的审核基地为该公司第二大运营审核中心，人员规模达到3,600人。审核内容以时政新闻为主，越来越多的文字、图片、视频、直播将会先在济南汇聚，审核员从中全天24小时不间断值守，人工过滤掉“违规”内容后，信息才能送达全国。这也击破过去官员对外宣称网络审查只针对暴力和色情内容的说法。该文已在中国大陆遭全网封杀，包括《南方周末》官微上发布的内容亦已消失。
风声鹤唳：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和六四三十周年加剧了中国互联网审查的紧张形势，导致乎处处都是言论禁区，风声鹤唳，就连画个漫画也有可能涉及“辱华”，一不小心就变成“精日”分子，曾创作过三百多幅“猪头人身”系列漫画作品的安徽漫画家张冬宁五月从日本返国时被捕，警方指其漫画作品涉及“辱华”，并将其列为“精日”分子，同时辽宁大连警方拘捕一名具有日本永久居留身份的卢姓男士，指控其配合为张冬宁发布“辱华”漫画。7月28日，多地有关抓获“精日”分子的警情通报“六连发”。当天，辽宁大连、安徽淮南、湖北武汉、湖北宜昌、安徽宿松、江苏南京等六地警方分别通报称，抓获多名“精日”分子和为“精日”群体提供服务的人员。7月10日，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通信小组负责人、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程成在网上调侃中国科创板股市。他在科创板发表评论称，“满场子都是镰刀，没有韭菜。”次日早晨，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的一份通知指，程成在微信群的上述不当言论“违背了上级主管部门的精神，违反了公司及研究所关于网络社会化媒体的相关规定，给研究所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研究所也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批评，决定给予其“全所通报批评、扣发一个季度绩效奖金的问责处理”。
信息审查：2019年6月1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3日就《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意见稿，个人信息出境应进行安全评估。经安全评估认定个人信息出境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损害公共利益，或者难以有效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不得出境。尽管国内的专家对此解释是“保障个人合法权益”，但实际上却是当局通过信息审查、数据库处理和恶法加持的组合拳，残酷打压公民在网络上言论表达的举措。
内容风控：2019年6月26日至27日，人民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新榜学院联合开办“新媒体内容风险防控实战训练营”课程。培训邀请政府部门领导、人民网舆情专家、业界行业专家等，围绕政策解读、自媒体乱象剖析、内容风险防控体系等全媒体时代的内容安全课题进行授课。人民网面向社会发放了首批共67张《互联网内容风控师（初级）证书》，这也是互联网内容风控领域首次发放风控师证书。
监控系统：中国监控网民在社交媒体活动的行为虽然早已公开化，但中方一直拒绝承认，亦没有收敛的意图。2019年3月4日，一名黑客发布大量中国监控网民的证据，反映微信及QQ等聊天平台全无隐私保障，且随著中国网络公司的海外扩张，对其他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在中国电信骨干网的人脸识别数据库后，发现了18个分布式数据库，里面包含了微信、QQ、旺旺等6家社交网站的明文数据库，完整地记录了至少从2018年以来的这些用户的聊天记录。此外，该监控系统每天大约处理3亿6千多万个在线个人资料及其聊天、文件传输，能检索每一个用户的私人信息，并提取名字、ID号、ID照片、GPS位置、网络信息，并将所有的对话和文件，传输在线数据库，并将这些私人信息和数据同步到每个省市警方。根据这些数据库，各地的执法部门会调查2600到2900条消息和配置文件，并根据需要进行手动审查。骨干网都是归属于运营商，是非常重要的网络，成本很高，一般不会商用，而中国官方将政府监控项目放在中国电信骨干网上，是为了让全国的警察能快速调取。
影响全球：中国政府正在全世界影响其他国家的网络自由。如今已有包括津巴布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肯尼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德国在内的18个国家正在使用中国制造的智能监控系统，有36个国家派遣人员到中国接受了“舆论引导”等方面的培训，这通常是审查制度的委婉说法。2019年“开放技术基金”（Open echnologyFund）新发布的研究表明，这两领域的活动持续地扩张，中国制造的网路控制设备和官方培训已经进入了超过70个国家。在研发、运用和输出针对社交媒体的大规模自动监控工具方面，中国已经跃升为领衔者。例如，中国公司乐思软件（Knowlesys）正计划在即将于杜拜举行的商业会展上现场展示如何「监控目标人物的讯息、个人资料、所在位置、行为表现、人际关系以及更多」，还有如何为选举「监控公众舆论」。新闻机构汤森路透曾部分持股的一家金融信息公司从其中国数据终端的供稿中删除了与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有关的文章。路透社报道说此举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这家遵守审查要求的数据公司路孚特是路透最大的客户。它阻止了一些提及民主示威等内容的文章出现在中国的Eikon软件和移动应用程序上。随着“六四”30周年纪念临近，中国一直在努力避免公众提起坦克和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的日子。负责审查网络言论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出威胁，如果不按照要求撤下涉及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文章，将暂停路孚特的运营。
四、结语
2019年中国政府关押一百万以上新疆人在集中营的丑闻被曝光，震惊了全球，也把中国政府一直以来装饰的美丽“画皮”撕得一干二净。但是，这仅仅是中共制造的无数人间惨剧中的一幕而已。本次发布的社会控制年终报告，以及历年来的年终报告，也只是仅仅披露了中共制造的无数人间惨剧中的一小幕而已。
新疆极端化、中国新疆化、世界中国化是中国式社会控制的必然结果，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世界有一国不自由，最终人类都不自由，不结束中共的极权统治，则中国的人道主义灾难后果不但是中国人民承担，最终也必然要被世界人民承担。
请记住2019年结束时那历史性的一刻：
2019年12月31日，包括医生在内的8名武汉市民以不同的方式提醒群友或公众新型冠状病毒的危险性；
2020年1月1日，武汉警察官方微博号“平安武汉”发布通告称已对散布“谣言”的8名市民进行了处理。
然后，中国共产党荒谬绝伦灭绝人性的控制社会审查制度把中国人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也把世界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全人类都为中共极权统治付出代价。而不结束中共的专制独裁体系，这个灾难就不会完结。
结束中共的社会控制体系，让中国人有自由有尊严地生活。
终结中共的极权主义制度，让世界不再恐惧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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