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吕千荣，是中国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一个先天性右手严重肢残的残疾农村青年（残疾证上填写为肢残贰级），男，汉族，1970年3月，我出生于一个祖辈农民的贫农家庭。1995年已凭自己的能力拥有了幸福家庭生活的我，看到当时的地方镇村干部年年层层用殴打、关押、赶牛、拉猪、抢粮等暴力手段随意摊派加重巨额农民负担费用贪污挥霍（当时很多农民连生存都没办法），我就报着一片爱国之心抬起了笔，开始走上了茫茫的上访之路……
由于上访材料都是我完成的，上访接谈都是我（因为开始有几位农民我们一起群访的，后来地方政府用全国地方政府惯用的“群体访，分散瓦解”政策瓦解了），所以我也就难免会象所有的上访人一样，只要上访反映的案件凡是牵涉到腐败的都会受到打击报复一样，在我到县地省再到北京上访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不间断地两次被当时的村民兵营长吕清国（已病死）和其两个弟弟每次两人殴打我一个残疾人，把我两次打伤；一次被镇政法委员李卫东和当时的临水派出所长乔永新没有理由抓进临水派出所留置了一天一夜后，又把我转到了临水镇计生办黑牢里又关押了近20多个小时，在其他村民的上访反映下才放了我；多次受到当时的县委书记朱读稳和流氓地痞的威胁恐吓和寻衅滋事，以及公安机关一次又一次的非法搜家，包括在有关部门所说的“妥善处理”期间。
由于当时我知道安徽省利辛县的丁作明事件和安徽省宿县农民因群访反映“预留地”农民负担案件，造成农民被打死等一些上访人的生命悲剧，所以在我上访一年多的期间里，在我不间断的受到地方的打击报复的情况下，我只有上访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按照《信访条例》给予文字答复（因为牵涉到我多次受到打击报复），这样我才能安心生活。
1997年6月3号，我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国家信访局让我到农业部。
我到农业部信访室上访后，农业部信访室接访人员就通知北京市公安局过来两个警察把我送到了北京市收容遣送站。
在北京市收容遣送站，我被关押了四十多天后，于1997年7月14号被霍邱县公安局临水派出所警察王家军和霍邱县公安局自称法制科的一个便衣警察和临水镇当时的人大主任薛光西3人，把我从北京市收容遣送站接出，用警车于第二天早上把我拉到了合肥，把车开到了几家司法单位（可能是安徽省公安厅和安徽省劳教局）和合肥市公安局。
然后，下午就把我先送到合肥市第一看守所，送我的警察告诉合肥市第一看守所的警察说：“这个人是准备劳教的，在合肥市第一看守所羁押一下”。
我就哭喊自己的冤情说：“我是反映农民负担的，自己手残疾这样，妻子怀孕几个月在家无人照顾，我冤枉呀！”合肥市看守所的警察不收我。
王家军等人又开着警车把我拉到了一处司法机关（因为我被关在车上，可能还是上午去的机关），他们进去一段时间后，又把我拉到了安徽省戒毒劳教所（安徽省劳教中转站）。
当时安徽省戒毒劳教所（省劳教中转站）的中队指导员听了我的哭喊冤情后，看到了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程度后就拒绝接收。那个自称霍邱县公安局法制科的便衣警察就出去打电话了。
过了有两个小时左右，安徽省戒毒劳教所（省劳教中转站）的那个中队指导员可能接到了上级电话后，就又出来同意接收我了。
就这样，我一个右手严重肢残二级，在少年时代就立志要报效祖国的农村残疾爱国青年，仅仅因为出于一片爱国之心反映地方农民负担过重和贪污腐败，在不间断地受到打击报复的情况下，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给予文字答复，使自己能够安心生活，就被地方公安机关在自己妻子怀孕几个月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劳教手续的情况下，把我一个右手严重肢残的残疾人非法投入劳教所关押了三年多，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我受尽了劳教所的迫害。
在中国，肢残二级是重度残疾人，而按照当时中国的劳教政策，肢残二级的残疾人是不能投入劳教的，肢残二级的残疾人劳教所拒绝接受。
而当时中国的劳教政策是：“劳教人员是违法不构成犯罪，是人民内部矛盾……”
但是，当时几十年，中国的这种未经审判可以关押劳教最高三年，劳教所还有权延期两年的劳教政策，不知关押劳动教养迫害了多少人……
在安徽省戒毒劳教所省劳教中转站，我被关押了大概两个月左右，我被送到了设在安徽省宣州市周王乡的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小号大队、运输中队(后和机电中队合并称为机运中队)。
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小号大队、机运中队（我刚进去叫运输中队后运输中队和机电中队合并称为机运中队），我一个右手严重肢残的残疾人，被宝丰劳教所管教警察强迫从事煤矿井下劳动作业，每天工作十二小时，遇上白班中午饭就在井下吃两个馒头（没有菜）继续干活，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的宝丰大队，小号大队和后来的东风大队，无论是煤矿井下，地面，还是后勤都是两班制，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当时第一次让我下煤矿井下劳动作业的是中队长李金水当班，我说我是一个残疾人被非法劳教我不下煤矿井下劳动作业，这样也违背《残疾人保障法》和《劳动法》。
结果中队长李金水命令四个劳教每人提着我的一条腿或胳膊，将我从几百米的斜井往下拖，我看我的头被拖在斜井的石头上马上会被拖死，我才同意下井。
在我被非法劳教了近一年，在我的不断要求下，大概在1998年我在宝丰劳教所严管队关禁闭期间，中队指导员费勤华和别的司法干警将我带到警察办公室，才向我转发下达了所谓的《安徽省六安地区行政公署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决定书（六劳决字【1997】11号）》让我签收，劳教书上定为“煽动闹事、无理取闹”。我当时用血泪写下了“本人对此劳教决定不服”）。这次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严管队关禁闭二十多天期间，有一天我被当时的严管中队一个年轻的值班狱警带到严管队办公室用电警棍电击我，其中用电警棍朝我嘴唇电击一下，并朝我脖子上电击多次。
下面是我的身份证、残疾证，残疾证上面填写着：“肢残贰级”
我在1997年6月3日我到国家信访局和农业部上访时，在农业部信访接待室我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两名警察非法送进北京市收容遣送站关押了四十多天后于1997年7月15日，我被地方公安机关从北京市收容遣送站接出后，在没有任何劳教文书手续的情况下，直接非法把我投入了劳教所关押了三年多。在我被非法劳教关押后在我的不断强烈索要下，在我被非法劳教关押了近一年了，安徽省宝丰劳教所才向我转发下达了所谓的《安徽省六安地区行政公署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决定书六劳决字（1997）11号》所谓的对我的劳教决定。从这个我先是被非法劳教后，在我的不断的索要下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向我转发下达的所谓的六安地区劳管委对我的劳教决定的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又漏洞百出的劳教决定书中，我的同胞们可以看出，在我们的国家，独裁专制下的特权贪腐官僚集团想关押迫害一个农村残疾爱国青年农民需要理由吗？这些贪官污吏卖国汉奸们对国家宪法、法制和公民人权的践踏比当年的希特勒还要邪恶！
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我一个肢残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受尽迫害，不仅被强迫从事煤矿井下作业每天工作12小时，还被长时间铐站、被管教警察殴打和电击、多次被长期关严管禁闭黑牢……
在我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被劳教关押迫害三年多期间，安徽省宝丰劳教所的管教警察都是让劳教公开监控我，管教警察公开告诉劳教说“吕千荣是政治犯，他是江泽民批示劳教的，不然他残疾这样又是反映农民负担的，谁敢劳教他？”
我2000年8月，从安徽省宝丰劳教所释放回家后，我家乡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的群众都告诉我说：“吕千荣，你97年被逮起来劳教后，临水镇和张庙村镇村干部都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说吕千荣被逮起来劳教是江泽民批示的，吕千荣是政治犯了……”
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我被关押的三年多时间里（我被劳教关押了三年两个多月，劳教三年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又延期三个月），我所有的来信中队警察要拆阅，寄信交给警察不能封口，中队指导员费勤华多次明确告诉我，可以给省里写信，但不能给中央写信申诉。家人每次接见，管教警察要旁听做笔录，妻子接见不能同居，母亲去世不能回。
2000年8月，我解除劳动教养关押释放时，安徽省宝丰劳教所扣下了我所有的上访材料。我回家后才知道在我刚被劳教时，地方公安机关就到我家抄走了我所有的上访材料（所有的上访人只要被劳教或判刑后都是如此）。在我解教释放后大概三个月左右，霍邱县公安局临水派出所就下通知让我到临水派出所填写了“两劳重点人员监控表”，并给我做了重点人员资料，按了双手掌纹（大概是在2005年我从新闻媒体上看到的一篇报道江苏省一个在上初中时被公安派出所传讯过一次的男生，在17年后地方公安派出所又让他填写了“撤销两劳重点人员监控表”时，他才知道他的户籍档案被派出所错误搞成因盗窃被判刑3年。因此造成了他被公安机关秘密监控了十七年。结果造成了他参军，供电局招工，都因他受到了秘密监控而不能如愿。造成了他一生的发展权都被剥夺。他上访几年终于平反，公安机关到他家登门道歉，政府补助了他五千元上访费用。从这个案例中，我知道了原来“两劳人员重点监控”，就是政府公安机关对“两劳释放人员”的一种秘密监控迫害政策）。
然而，2000年8月我从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小号大队机运中队释放后至今二十多年来，无论是我在家乡安徽省霍邱县生活，还是我到江苏省无锡、常州暂住谋生，还是我到广东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等地谋生，在我所到之地都受到了国安公安国保用党和政府的名义，用政治犯的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包括脑控技术、天网工程、手机定位，以及同步控制我的电话通讯、网络等，再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特征等，长期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煽动、唆使、安排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甚至谋杀，造成我多年来被流氓地痞、群众、公务员一次次抢劫打伤、寻衅滋事打伤打残、流氓地痞砸我车、辅警砸我车、交警砸我车、交警扣我车、城管扣我车、多次被人公开用机动车谋杀我、对我和家人公开进行医疗迫害谋杀……
连我买卖东西接触的群众，连我用电话、QQ、微信联系的哪怕是不认识的群众，对方所在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国保警察很快都会找到当事人了解情况说：“那个残疾人吕千荣是政治犯，他是怎么认识你的？他和你说了些什么？……”
然后让当事人参与监控迫害我，如果是坚定的公民朋友不听警察的不参与监控迫害我，对方所在地的派出所国保警察就会威胁公民朋友说：“如果你再和吕千荣联系，就拘留你……”
就连我在国安公安国保用党和政府的名义，用政治犯的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包括脑控技术、天网工程、手机定位，以及同步控制我的电话通讯、网络等，再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特征等，长期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在长期的恐惧中我从2009年10月底就被吓成了心理障碍，双腿伸全骑行自行车自如，能推行四百多斤重的三轮车推行十多里路，却非要依赖拐杖才能走路（越是有关部门迫害我，我心里越不想走路，要依靠双拐走路。因为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思绪想法：“我不能走路了，我就不会受到迫害了吧？有关部门就不会谋杀我了吧？”正是因为心里有这个阴影，造成了我的心理障碍，没有拐杖就不能走路的心理依赖疾病）。这样我就只能买一辆客运电动三轮车拉客谋生，象全国很多残疾人一样，但是有关部门仍然长期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逼的我和家人在中国自己的国家，在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里却活不下去……
直到2018年7月3日早上开始，我才努力克服中共国安国保用党和政府的名义，用政治犯的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包括脑控技术、天网工程、手机定位，以及同步控制我的电话通讯、网络等，再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特征等，长期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甚至谋杀，造成我恐惧的非要依赖拐杖才能走路的心理障碍疾病，我才丢掉拐杖，重新正常行走。
中国国安公安国保长期用党和政府的名义，用政治犯的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包括脑控技术、天网工程、手机定位，以及同步控制我的电话通讯、网络等，再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残疾特征等，长期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甚至谋杀下，我从2009年10月底至2018年7月3日9年间，我被长期公开监控迫害的吓成非要依赖拐杖才能走路的心理障碍。
在中共国安公安国保用党和政府的名义，用政治犯的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包括脑控技术、天网工程、手机定位，以及同步控制我的电话通讯、网络等，再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特征等，长期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连我被迫害的捡收废品，都公开监控迫害的让我的废品卖不掉；连我被迫害的开客运电动三轮车拉客，又被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武进交警大队湖塘交警中队公开监控迫害的在2015年6月4日和7月1日又两次非法扣押了我被迫害的用于代步、谋生的两辆客运电动三轮车(非机动车)价值近两万元，在我的多次上访反映下不给我，公开监控迫害我让我无法工作谋生……
而当时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武进交警大队湖塘交警中队的交警查到开客运电动三轮车的处罚是：“正常人开客运电动三轮车的，扣车十五天，罚款五百元;残疾人开客运电动三轮车的，当场放行，不扣车不罚款”，而我是一个肢残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却扣押了我的两辆客运电动三轮车(非机动车)价值近两万元，在我的多次上访反映下不给我，公开赤裸裸的迫害我……
吕千荣的联系电话（微信同号）：15312586362
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吕千荣2021年12月4日于广东梅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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