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土地纠纷常驻北京喊冤的刘兴平夫妇，在4月底从达州茶垭乡去了北京，多次出入国家信访总局去递交材料。5月中旬，地方政府派出多人电话和监控，还有承诺“回去就可以解决问题。”刘兴平在和政府接触商议之后，答应回去对话协商。如果满意就劝回老婆，否则就让老婆在北京递交材料继续喊冤。回到茶垭乡后，政府马上变脸，一边是恐吓刘兴平不把老婆劝回来，就把他关闭起来，一边是用作假的红头文件，空头承诺解决问题的方案。结果，刘兴平的老婆也不示弱，不仅继续待在北京而且还在北京隐身了起来，和地方政府派去的工作人员，在北京搞起了猫和老鼠的捉迷藏游戏。
宜宾珙县十几年上访喊冤的居民朱蓉，因为弟弟被刑事追杀，而法官收受贿赂为凶手开脱罪责，导致民事责任至今不能全部兑现，为此常去北京喊冤控诉。三年前，在委屈、疾病、贫穷和不服的现实下，与政府签署了政府出钱看病和不上访的协议，为此痛苦懊悔之后，决定撕毁协议重新上访。但是刚准备启程，就被社区工作人员软硬兼施的予以阻止，先是恐吓威胁关进监狱，再后来询问生活的问题，答应只要不去北京就解决部分的生活难题。
本网台多次报道的德阳罗江县，上访冤民文仁贵、刘华安等，自“全国两会”从北京被绑架回来后，一直软禁在周边的农家乐被控制了起来。等到自由宽松后，向地方官员要求政府承诺，发现政府毫无解决问题的意思，便不顾一切的赶往北京游走于北京的信访机构。几天前，他们又在北京被地方政府派去的官员正面接触，连哄带骗加绑架的再一次被强迫回四川。一到成都，文仁贵、刘华安就像是一双废弃的鞋子，没有了使用的价值。官员对待他们的方式也就是消耗和磨损，没有一劳永逸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诚信和能力。
发生在5月20日的是成都金牛区上访冤民王贤成，在北京通过网络上传出在北京南站派出所警务室的工作照，晚上十点左右打来一个短暂的求救电话，此后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北京、成都、重庆的上访难友，通过手机向北京110警察拨打查询电话，北京警察告知：下落不明。上访难友再询问四川驻京办事处，回答的结果也是不在此地。此后两天都没有报平安和明确状态的具体消息。关注和关心王贤成的上访难友们分析认为：一定是被成都有关部门派人追踪到北京，将他秘密截访控制在某个地方。至于如何处理现在还不能预测。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境况不会很好。
2021年5月21日，成都市武侯区访民陈仁秀为了促使基层工作人员尽快面对问题，公开扬言“再不面对个人喊冤的诉求，将再次赶赴北京递交喊冤的信件。”此后，便悄悄的离开成都赶回娘家。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刚到自己的娘家，就被比她还先到的社区工作人员，不问青红皂马上又送回武侯晋阳社区。这个场面和过程，不仅简单粗暴发生肢体损伤，而且兴师动众不计成本就为征服一名弱女子。那个阵势和场面，就是电影镜头里黑社会成员欺负街头女子的惊悚画面。
过去的二十年中，凡是有经验胆量足的上访冤民，学会了充分利用这个敏感期，向地方政府施压以换取问题尽快解决的有力机会。但是今年却表现得与往常有很大的不同，政府管控和打压的不仅严密，而且是处理的态度已是赤裸裸的公开说谎，用权力不顾后果的疯狂围堵，在蒙受委屈和冤屈的访民心里产生失望的情绪，信心层面不知道未来又该怎么走的悲痛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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