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访民发帖反映，各地政府为了政绩，都有长期驻京截访人员。为了所谓的“维稳”，这些驻京维稳人员常以“做上访人的工作把他们劝回去”为由，非法拉扯、拦截、甚至殴打绑架访民，并且，这些驻京截访人员因为时常非法截访，以及为保住地方政府的维稳政绩，就纷纷找国家信访局官员关照，让国家信访局官员想法给这些上访案件做“销号”处理，不输入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不通报。事后，为了感谢国家信访局官员的“关照”，这些驻京接访人员向国家信访局官员递送“感谢费”。
2015年7月6日上午，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涉嫌受贿一案在北京市二中院召开庭前会议。检方指控，许杰涉贿金额为610余万元。案发前，许杰因害怕罪行暴露，曾退钱给行贿人。起诉书显示，许杰于2006年至2013年间，利用担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单独或者伙同他人，接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在修改信访数据、处理信访事项、承揽业务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此，先后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款物共计550余万元；2008年至2013年间，许杰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人员在安排工作、承揽工程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此，先后受贿60余万元。
原国家信访局六处原处长路新华曾供供述：因为中国的信访案件层层有考核，全国各省、市、县政府为了政绩，都有长期驻京接访人员。这些省的驻京信访人员纷纷找自己让其关照，让他接待一下这些地方来的上访人员，做一下上访人的工作，想法给劝回去。另外就是让自己想法给这些上访案件做“销号”处理，就是不登记，不输入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不通报。事后，这些信访干部送给路新华金额不等的现金和购物卡。时间长了，路新华和上百个以金钱输出作为感情凝固剂的信访干部成了“好朋友”。找他“销号”的信访干部每次给他的钱有一两千元的，也有三五千元的。另外，每年春节、中秋节时，他们也会每次送500元至3000元不等的“过节费”。路新华对他人请托处理的上访案件，尽量达到对方满意，他通常采取将上访者劝走、不录入全国信访信息系统等方法，有时也采取对部分上访案件做不予受理、将集体上访登记为个体上访等手段。
国家信访局原来访接待司二处原处长孙盈科收受百余地方信访干部钱物520多万元，就连从河北省邯郸市信访局借调到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的李斌也靠此敛财30万元。继李斌受贿获刑7年、孙盈科受贿获刑14年6个月、许杰受贿获刑13年之后，路新华也被法院判刑5年。
在国家信访局存在严重腐败、造假的情况下，2016年10月11日在南昌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专题会议中，中共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竟然在通报“化解信访积案集中攻坚工作情况”中声称：截至2016年9月30日，各地上报信访积案7.4万余件，结案化解率是92.3%；国家信访局向各地交办信访积案876件，结案化解率达96.2%；而在“三跨三分离”的积案有654件，结案化解率是86.4%。对此，众多访民认为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涉嫌公然造假。
从2017年7月起，60多名上海访民开始联名控告国家信访局涉嫌贪腐、数据造假，他们质疑信访局局长舒晓琴在去年的工作汇报中称，信访结案化解率达92.3%，而上海积案仅22件的真实性，于是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此后访民们的控告一直没有得到北京市中院的答复。
2019年7月7日上午，一直未获答复的访民联合其他访民约百余人，相约来到国家最高法院门前准备递交起诉书，要求起诉国家信访局。在访民抵达最高法院门口时遭到大批警察拦阻，警方声称要请示领导后才能进入。此后，访民被阻挡门外数小时之久，眼见最高院即将下班，百余访民就齐声高呼“我们要起诉！我们要立案！”以示抗议。最后，直至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下班，访民们要求依法立案的起诉书仍未递交成功。访民纷纷表示，公民依法起诉国家信访局等国家机关，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高院必须依法给予回应，如果高院不予答复及立案，他们将呼吁更多的访民前来要求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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