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清律师：我观习近平

（2018年7月4日首发于《民主中国》，发表时题目改为《我观习近平的集权》）

民主政体与独裁政体的最大区别之一是：民主政体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性格、政治理念、价值取向、执政风格虽然也会影响该国的的政治走向，但他还是要受到国会、民众、舆情等因素制约的，不会走得太远；集权专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性格、爱好、知识结构、成长经历及价值取向对历史的进程或事态的发展有致关重要的影响。见微知著，观察其看似平常细枝末节可预知未来，如商朝的箕子见纣王象牙筷用餐而预知殷商之亡不远。

在现代，美国是最重视这方面研究的国家。当年共军打到南京，其他国家的外交机构均撤离，唯独美国留下，让司徒雷登通过其学生来了解毛泽东究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华政策。1943年在硝烟弥漫的“二战”中，罗斯福总统组织全美顶尖心理学家，对希特勒的个人心态和行为规律进行系统分析，并准确预测到希特勒的自杀。——（书名为：《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从而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有效的军事行动，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及做法值得我们民运人士借鉴。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习近平进行必要的分析、判断。主要作用有：1、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不至于因对某个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无谓的陷进监狱；2、政治是实力的较量，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地重新整合、重新洗牌，在敌友不明的情况下，需要预设未来潜在的争取对象；3、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争取体制内健康力量，自然是代价最小的好事，那么在此基础上就要解决好——谁是可争取的对象问题？4、该对象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争取？5、该对象值不值得你花力气去争取？其能量究竟有多大？6、在理念根本不同，既无争取的可能，还可能是敌手的情况下，敌手是猪式的蛮横蠢好，还是狐狸式的精明好？……等等，都须要有起码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储备。

在此，要特别声明的是：我与习近平没有任何交集，只是通过公开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

一、关于习近平价值取向问题——是不是形左实右、隐藏很深的改革家？

习近平上台之前和之初，许多人对习近平抱有幻想。认为习近平的形左实右是策略，其集权是为了以后的政治改革，是隐藏很深的改革家，其必将超越蒋经国成为中国的第一伟人。理由不外乎是：其父是党内少有的开明派，曾受到过毛、邓的打压，自己也13岁就进过少管所，对这个体制有清醒的认识。持此观点的人，不熟悉的人我就不说了，我熟悉的几个朋友和当事人就是因为对习近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捧习近平而进了监狱。

习近平一上台就到深圳大谈“中国梦、宪政梦”，2013年元旦《南方周末》就此发表新年献词，后遭广东省宣传部门的删改。有部分人就认为这是地方保守势力在抵制习近平，进而声援《南方周末》，认为声援《南方周末》就是帮习近平。

“南周事件”的处理过程是窥见当时中国政治转向的一个风向标。

大概是习近平新上任，中央领导换届不久，地方还拿捏不准中央的具体政策，当时地方当局还是延续之前惯性维稳思维方式——保障本地无事，不折腾。当时广州国保基本上是采取软性的怀柔手段来处理此事的——在声援现场安排便衣监控、暗中取证，警察维持秩序。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晚上国保找主要声援者劝他们最好不要参与此活动，即使要参加也最好在下午5点半之前必须结束，以免在夜间发生不可控的事件。这些参与声援者也基本上达成了此默契。此事件和平落幕后，在相当长的一时间里，当局没把它当作回事（没秋后算帐），既没以此事作为追责事由，也没借别的由头来报复参与者。

这个风向标的变化，可从标志性事件——刘远东案处理情况的变化和郭飞雄的“放”与“抓”窥见出来。（说明：我是刘远东的辩护律师，同时也是郭飞雄的同案当事人孙德胜的辩护律师。）

刘远东是2013年3月11日以经济罪名因涉嫌抽逃出资罪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刑事拘留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所谓抽逃出资罪是报复的由头而已，但报复针对的不是声援《南方周末》，而是刘远东之前参与抗议朝鲜核试验等活动——这是广州朋友的共识，也是当时案情发展的实际情况。此案经二次退补侦查，在退补前公安侦查的方向和范围都是围绕刘远东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曾参与抗议朝核等问题，没有涉及到声援《南方周末》。直到2013年12月5日检察院的《起诉书》才将抽逃出资罪改为虚报注册资本罪，增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此案拖了二年八月余，到2015年11月27日判决书干脆将虚报注册资本罪拿掉，只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追责的范围也仅限于声援《南方周末》事件。

郭飞雄2011年9月13日刑满获释。自出狱以来，一直受到国保警察的严密监控和各种打压，一到“敏感期”或广州及周边地区发生群体性事件，郭飞雄均要被软禁在家。但2013年1月7日至10日，为捍卫《南方周末》的“宪政梦”，郭飞雄参加了南周大门外的街头抗争，并发表政治演说。此时的郭飞雄并未限制人身自由。因郭飞雄一直拒绝与国保喝茶聊天，故无论是在声援《南方周末》期间，还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广州国保都没有以此事找过他。2013年3月份，中共“两会”期间及前后数天，郭飞雄被监控在家中达20来天——是因“两会”敏感期，而非此事件。解禁后，郭自觉其在广州无法容身，也为了避“六四”敏感期的监控，于4月初到外地关起门来做学问——写书。不料6月初，郭因与湖北一出版社编辑联系出书之事，被武汉国保盯上，于6月8日被广州国保带回广州。

2013年8月3日我要到北京参加“中荷律师公益法培训班”学习，因久未见面，便相约在武汉面谈。其告：2013年6月8日被国保带回广州后，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晚上他当着国保的面走出派出所回到家，之后也没有再追捕他，可见这次带回广州还是因“六四”敏感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2013年8月8日郭飞雄在广州被国保抓捕，原因是：声援《南方周末》和“八城快闪”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活动。

从上述两案处理的发展变化情况，我们不难看出：1、《南方周末》事件自2013年1月7日至6月8日，至少广州当局是没把它当做回事，认为已妥善处理，并不打算以此事来追究声援者的责任了；2、情况发生变化是在2013年6月9日至8月8日之间；3、将声援《南方周末》定性为犯罪行为并非出自广东地方当局之意，是来自中央高层，是北京当局对异议人士统一抓捕的全国性布局！

这个时候政治风向有明显转左的势头，有人仍幻想这些行为不是习近平的行为和本意，是保守势力在给习近平添乱和挖坑，没有认清习近平的真面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习近平毕竟是刚上任不久，权力基础还不够牢固。但联想到2011年“茉莉花”事件，当局也无辜的抓了很多人，但最后真正判刑的也只是北京的王荔蕻因不“认罪”给当局台阶，判了一年的刑期外。其他人均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相对柔性的方式放了。可见当时的中共高层还是有相对健康力量在博弈的过程中最后取得了平衡——既不伤当局面子，也不将事态再扩大化（不主动折腾）。如果说此时的习近平权力还未达到一言九鼎的地歩，那么如果他是党内健康力量，至少可以像“茉莉花”事件的处理方式——寻求平衡。要知道，这是政治惯性，沿着相对温柔的惯性，党内保守势力是抓不住攻击的把柄。就算是弱主，也不至于弱到光绪之于慈禧那样的地步，仍有相对的制衡作用。在“南周事件”已和平落幕，后续再没有别的行动的情况下，在过了半年之久，人们基本淡忘这件事了，仍旧事重提，秋后算账，纯属打破之前的“不折腾”的政治惯性。因此我认为当时对习近平的幻想仍缺乏基本的事实判断。

二、曾经的苦难，是否定旧制度的充分性理由之一，但不具有必然性

2015年4月份，我在办理武汉黄静怡（黄芳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开庭中得知：黄的同案人圣观法师（徐志强）在法庭上公开宣称：“我反对的是毛、周、邓的共产党，拥护的是胡、赵、习的共产党，赞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此我劝喻我的弟子不要给习近平添乱。他不集权，就无法与保守势力博弈，他就会成为第二个胡、赵。”，并孜孜以求地晓喻法官“习近平的父亲被毛泽东关了十几年，平反后又遭邓小平的打压，他不恨共产党吗？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必将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云云。把其被抓的原因归咎于武汉地方国保的贪婪与愚蠢。

鉴于我国历史上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的经验，我不否认中国这样的国情有时推动改革要有强人、用非常手段，但一定要搞清楚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往前还是往后？出发点是为了国家民族，还是为了其所在的政治集团？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具有当然的正面作用。王莽开历史倒车式的改革，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就是灾难！

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则，一个家族或其本人受到不公正折磨会有切肤之痛，而反思其受到不公正折磨的原由。可别忘了：中国历史上的皇位争夺战中，好些皇子所受过的苦难比习近平多得很嘞！其一旦上位，首先反思的不是这个皇权专制制度，而是从反面吸取教训，利用这个皇权专制制度来巩固其皇权。尽管其对先皇或许也有怨忿，会作些微调，但他还是要打着先皇的旗子，断不会贸然否定。由此可见，以习近平及其父亲曾在共产专制下受过的苦难来推测习近平就一定会进行民主、宪政改革，是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三、高度集权、个人独裁给国家和人民可能带来的危险

习近平刚登基就举起了“打虎”的大旗，获得了部分自由派人士的叫好，并提出要助习近平一臂之力。针对此，当时我发了条微信称“习有何可帮！它需要你帮吗？别自作多情了。人家要学普京效毛魔，待其集权成功之后要收拾的必是这些一厢情愿者，不信，请拭目以待。曾记否？当年邓借西单民主墙搞垮华国锋挑战毛毒，集权后西单下狱比华惨矣！历史教训不可忘啊！”。这条微信后来得海南的民主人士郑酋午先生的赞许。

历史经验！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当今，任何集权，不论是集于一人还是一两个机构，都是罪恶！因为历史上的大屠杀等反人类的罪恶都是在集权之后发生的——比如：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等。集权虽然可以干好事，但往往是干坏事的多。如果权力集在一人之手，甚至还可以吃人肉，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非皇帝阿明就是如此。今天虽然世界已经是相互影响的世界，但是集权还是可以干很多坏事，比如朝鲜金正恩干的坏事就不少。所以，民运人士不能为任何名义下的集权叫好！

今天，中国的集权，虽然还只是集于一两个机构，向集权于一人过渡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能不能发展到集权于一人，还很难说。但不管能不能，这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灾难！今天的集权是在借“改革”和“反腐”的名义下进行的，什么“新加坡模式”，有很大的欺骗性。真正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一定要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和预见未来政治走向的洞察力！不要为表面托词所迷惑。现在权力集中于一两个机构，能加大打压我们民运人士的力度，能随便破坏法律，但还是要借法律之名，还不能随意杀掉我们；但是如果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要杀掉我们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参照标的，就是殷鉴不久的毛泽东统治时期！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上层集权，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宣传不让他们欺骗更多的民众。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不要在客观上成为独裁者集权的吹鼓手。

四、关于习近平的性格特点

1975年其父尚在狱中，他居然能以“反革命”之子被其所在的延安梁家河村推荐上清华大学，这可不是靠父亲的荫蔽啊！说明此人中庸，中规中矩，是个乖孩子，人缘关系比较好，也干了点实事。经历过那段推荐上“工农兵”大学时代的人就知道。否则，是做不到的。

1975年我就亲眼见到我们生产队推荐一个“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开会的场面。该学员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在生产队集体干活时确实是勤勤恳恳，为人低调随和，也不表现出那种“左”得离奇的面目。就算是处理与地主、“右派”的关系上，其分寸也拿捏得恰到好处，能让对方接受。因此在群众推荐大会上，不仅有发言权的贫下中农对他赞许，就是那些没有发言权的地主、“右派”也是真心的支持。

就如何清涟描述那个时期“推荐”上大学或进城就业那样：“所谓‘不确定性’，是指红二代们必须到基层攒资历，一层层在权力阶梯上攀爬，但每个台阶都可能出现无法掌控的不确定性。红二代到基层锻炼，必须与基层官员打交道，因此至少得放下身段，让县长、乡镇长将其看作自己人。现在媒体上回放习近平当年在陕西老家插队、以及在河北正定当县长时的朴素(说习近平象炊事员的评价)与亲民，并非编造，确属当年习近平的真实表现；只有那样，才能过得了所谓基层推荐关。就我1970年代在修铁路时所见，无论是大学招生还是工厂招工，尽管上级指定要推荐某干部子弟，但群众推荐这一关，有人就是无法通过，只能另想办法。”

熟悉中共内斗史的人就知道：中共党人作为具体的自然人，他们首先考虑的也是与自身安全攸关的利益——抓捕江青后，邓小平对家人说“这下可好了，我可保性命无忧了”（说明：在后来宣传邓小平的时候，改为“我又可为党再工作20年了”）。所以不要简单以为能上大位者就是政治觉悟高，对党有多么的忠诚。习近平政绩平平，无论是智商还是韬略，就算是在红二代中他也不是佼佼者，何以能让中共政治寡头们选为储君，为各方所接受。说明大家都以为此人厚道，对自己不会有什么威胁。不似薄熙来锋芒毕露。这是政治平衡的结果。

其处储君位时，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竟然不顾外交礼仪替江泽民个人赠书于默克尔，上位后对江系打压，并以“人走茶凉”羞辱江。说明此人有心计、韬光养晦、前恭后倨。人要在得势时才能露真容。我村有个邮递员，之前其对乡邻谦和、口碑甚佳，10年前有许多村民出来打工挣了钱，那时还不能通过银行直接汇款到家里，就只能通过邮局汇，渐渐求他的人多了，他架子也就大起来了，对乡邻变成另一面目了。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实为得势露真容罢了。

五、关于习近平的知识结构问题——他出口便是毛式语言，说明此人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很大

习近平好卖弄学问，但又经常读错字而露陷。谁都有读错字的时候，文化程度不高，只要会用人也能治理好国家。写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刻意去贬损一个人，而是要通过客观的分析来因势利导地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故读错字就没必要拿出来作特别的分析了。

一个人那方面的书读得多就会潜移默化地在其日常的言谈举止中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他出口便是毛式语言，说明此人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很大。读过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反反复复读某一个人的著作，其话语、其语言风格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不用装，也装不了！比如：你看《圣经》看多了，你会很自然地流露出一些基督教语言。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后来又不读书者），不管是崇毛者，还是反毛者都会不自觉地流露毛式语言。

习近平一出访就到受访国晒书单、掉书袋，说明此人心理自卑，怕别人看不起，所以就要强装自己博学。尽管习近平有清华文凭，博士头衔，但知情的人都知道，“工农兵”学员的大学教育和在职博士的含金量。在那个疯狂而又封闭时代，习近平的全面教育就是从红小兵到红卫兵的洗脑过程，他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就可想而知了。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并消化知识，而不是为了博览群书而博览群书。博览之后不消化、不转化为自己的技能还不如不读。我对读书有切身的体会，我一生中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在职读书过程中一年能真正消化一、二部著作就不错了。他晒出如此长的书单，就算是不消化，囫囵吞枣地一个字一个字去看，也是看不完的。下面是我就习近平2013年6月份以国家元首身份访美晒书单时所发的一条微信。现重录之，算是对他心态的一个剖析吧！

“没文化的人心里自卑，怕别人看不起，所以就要强装自己博学，掉书袋。草包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真有学问的人无需掉书袋背书名。而是将所读过的书学过知识自然而然地融入日常言谈举止之中。这是潜移默化的，不是强装。孔乙己“茴香豆”茴字的四种写法不是学问，徒添笑料耳！今堂堂国君与孔乙己比肩，岂不悲哉！

蛤蟆好卖弄风情和学问，尚能骚首弄姿唱几曲歌，再捎上几句英语、俄语。在这方面草包与蛤蟆有得一比，但糟糕的是：草包卖弄学问的本事都没有，就只有象中学语文考试时记几个作家和书名。难道草包出国访问是到受访国应试？！丢人不？！”

六、习近平今天表现出来的强悍性格，是由于他过去的软弱

有个律师朋友跟我说，他与习近平是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那时习近平的父亲成了“反革命”，所以小伙伴们都欺负他。为储君时，儿时伙伴薄熙来不服气，看不起他，说他是汉献帝。他今日得势之强悍，就如《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一书分析希特勒“他的强悍是由于他太软弱；他的歇斯底里是过于抑郁的结果；他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其实正是掩盖紧张、扭曲和创伤的情感慰藉。”，是一种受虐狂式的满足。

他以国家元首之身出访俄罗斯，却对普京说：“我的性格象你”——这是他对强者的真实情感流露，但在正式的国事访问中，此说很不得体，有讨好普京之嫌。说明此人有强人崇拜情结，却又人情事故不练达。

他执意在非传统日“阅兵”，说明此人好大喜功，急于巩固自己的权力。“阅兵”时满脸愁容、无精打采，竟然发生敬左手礼的事故。说明“阅兵”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乱了方寸，没有定力。

他在深圳时公开场合说“中国梦、宪政梦”——忽悠国内民众；对苏联崩溃扼腕叹息，在内部讲话说“苏联竟无一男儿”——对自己人是内心的真实表白。说明此君无世界眼光，言行不一。

他因无知故无畏，无毛泽东之才却幻想成为毛泽东式一言九鼎的人物，说明他志大才疏。

七、习近平有小聪明，但没有大智慧

习近平在18大前夕，为了博取其政治利益最大化，神隐有十余天，可谓算得上高超的政治手段，但仍不是大智慧。

自以为得计，实为最愚蠢，就是美国特工斯诺登叛逃到香港后的处理。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外交权是归中央政府。处理此类重大涉外事件，没有最高权力者的首肯，下面的人是不敢轻易表态处理的，就如当年方励之在美大使馆政治避难时，最终要由邓小平表态（定调）才得以解决。在处理斯诺登事件时，习近平的权力已不是当年的江泽民之于邓小平了。

各国都有特工落到对方之手，本来是与美国讨价还价一张很好的牌。斯诺登居然能从香港“逃”到俄罗斯——这样的鬼话3岁小孩都骗不过，美国人会信吗？在两国之间玩平衡，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有必要得罪一个大国，去取悦另一个大国吗？况且美国的国力远超俄国。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烫手山芋丢给俄国吗？要知道古今中外，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最忌恨的就是背信弃义——暗中资助敌国！这比你自己保护斯诺登还可恨！——我想，就算是两个自然人也是如此心态。

如此可见，习近平小聪明还是有的，大智慧却全无！

最后结论：基于他的家庭背景，及所受过的教育，他对毛泽东是爱恨交加，时时处处摩仿毛泽东，他的信仰体系中只有毛泽东的强人政治，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其价值取向不可能有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企求其集权之后会走民主、自由之路，无异于缘木求鱼；其表面的强悍是虚旺的，再加之其信仰的缺失，在足够强大的外界压力下，不排除其有崩溃的可能。（请注意：此处的用词是“崩溃”，而不是“妥协”）。

说明：在习近平刚上台不久的2013年上半年就有初稿，因惰性使然，一直未写完。还有许多事件与习近平有关，如其与日本首相安培会面握手时的那张脸、“香港占中”等，要分析，限于篇幅问题，待以后再分析。

刘正清 2018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