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玲，女，37岁，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人。2005年1月，将过25岁生日的舒玲因发病被送到上海北桥精神病医院。但她怎么也想不到，这将是自己十二年精神病院生活的开端。
“那时爸爸还在。”舒玲说，“我爸爸和我感情特别好，我感觉我和妈妈好像性格不合一样，她对于精神病也很是悲观，妈妈有一个和她关系很好的同事的儿子，也得了病，就一直关在医院里，妹妹的同学的哥哥也一直还在北桥医院。”开始，舒玲安心的在医院治病，病情控制并在恢复中。然而半年后厄运再次降临。
“半年后爸爸因病去世，从此妈妈管我，爸爸不在了，就不一样了，没人像爸爸那样疼我，理解，宽容我。”舒玲的情绪很低落。在精神病医院里的日子漫长而难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整后，舒玲的病情恢复的很好。“（我的病）在北桥医院已治愈，每天只服一粒阿立哌唑维持，并且做病房总务工作，医院每月给120元报酬。”病情好转的舒玲一直渴望出院回自由，然而不知为何，妈妈却一直不接她出院。
舒玲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在北桥还未出院的时候，妈妈在医院花园里对我说，为了评到重残证让我装病，我还天真的笑着问她怎么装，妈妈竟然说一会哭一会笑，我当时笑笑说我装不来。后来我心中不安把这件事对医生说，她说千万不能装，否则会给你加药的！还好没装，否则就毁了。”
“妈妈后来对我说她同事的儿子就是说不想出院评到（重残证）的。后来去评残时，评残医生看到我和妈妈就说‘你带她(我)出来的啊！’言下之意就是可以不带我出来的。我觉得一切都好像已成定局，因为在这之前当时的病房主任很严重地对我说：‘你评不到残你妈妈苦死'。评残医生问我两个问题：1.你觉得医院生活好不好？我说，还好。2.你想出院吗？我想到妈妈说过的话，就说不想出院。这样就评到了。我对病房后勤阿姨说起评残的事，阿姨很坦率的说，你不这样说也评得到的，你妈妈走好后门的。评残医生当时是姐姐的邻居，妈妈说不是这个评不到的。此后我提到出院妈妈很凶，还曾在医院会客的时候因为我提出院而打我一巴掌。”
“之后我的三级残疾我都不知道么时候评到的！妈妈后来说那是她哭到的。”往事历历在目，说事的舒玲似乎已无悲无喜了。
终于，舒玲在北桥医院住了四年后，在2008年的一天妈妈来接舒玲出院了。与病友们告完别，出院时医生对妈妈说：“舒玲可以找份工作。”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妈妈把舒玲从北桥接出院立刻送到了金山精神卫生中心。
从舒玲说话不难看出她的柔弱：“有时我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觉得自己很懦弱，可能性格里的弱点优柔寡断，在北桥出院那天，妈妈叫辆出租车，残联的人坐在里面，我上车那人就对我说‘妹妹你已经是3级残疾，叔叔再给你升升级。’我却一声不吭，我害怕妈妈，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愿。我已经康复了呀，我当时完全可以对他说：医生怎么说的（我已经痊愈了），不信你可以去问医生。唉，真的当时一点勇气和智能都没有！我隐约有一些不好的感觉但不敢去相信。”
舒玲没有如愿回到家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金山精神卫生院，继续精神病人的生活。妈妈还为她申请了《精神重残无业证》评定。2009年在医院呆了一年左右舒玲的精神重残无业证评下来了。也是在这年的一天，妈妈专门请假把舒玲带出去了一趟。“妈妈卖掉了只有我和她名字的两室一厅的房子13万元，她请假是带我去过户签字的。”舒玲回忆道：“回医院后病友都说我傻，不该卖掉的。”
“现在想想妈妈从卖房，评残，步步实现她抛弃我的计划，现在想想太可怕了。”伤心失望之余，善良软弱的舒玲想的还是觉得自己得病拖累家人的愧疚，希望妈妈了解自己的心意，她说：“让我揪心的是她没有能感觉到我对她的心意，我是顺从她的，和我内心觉得的亏欠的良心。”
终于从北桥转院到金精住院四年后，眼看出院无望。2011年春节，舒玲给来探望病人的区长写了封求助信，由院长递交给区长，在信中要求换监护人。“但政府没有正视我不是精神重残，且已康复的事实，我向当时做调解的书记提出吊销我的精神重残失业证，她说要家属同意。她只是劝我妈妈把我接回家。”说起这事舒玲有些沮丧。
事情在2012年有了转机，2月份妈妈终于在各方劝说下将舒玲接回了家。回家后，舒玲和妈妈谈起被卖掉房子的事，妈妈告诉舒玲要还爸爸看病的钱和舒玲看病的钱。爸爸生前自费为舒玲买了社保，而自2009年《精神重残无业证》办下来后住院费用全免。
从小爱画画的舒玲在医院时给病友画肖像，都觉得画得很像，在医院参加过外面的比赛。回家后就帮姐姐翻版农民画挣点零花钱。但变故还是发生了，后来有病友介绍舒玲去学油画，画墙画出去工作，妈妈不同意，二人发生争吵，气愤之下，舒玲去了堂姐家，在堂姐家吃过中饭后才回家。没想到因此结束了自己刚刚7个月的自由生活。
“第2天早上妈妈叫警察在门口逼我去医院，我没办法，因为警察会帮妈妈架我去的，他们不会帮我的，我知道如果让他们送去意味着什么，这让我很无奈，于是我对他们说我自己去。警察却说：“没关系，我们送你去，免费。’这话让我感到一丝绝望。到医院妈妈直接把我赶上病房，她去找金精医院书记，书记也没有来看看我，我没有经过门诊任何医生的诊断就被送进病房，可是当天却没有办好住院手续，我问工作人员要精神科药也没有，第二天才办好住院手续的，2012年8月到2018住院至今未出院。”舒玲情绪很低落。
“到医院也没有加药，到目前还是每天一粒药，住院中间发过一件事，病房看护男家属，随便进病房、厕所倒痰盂，我还有别的女病人在上厕所，并且听说这个病人男家属在女病人洗脚做个人每天清洁护理的时候，旁若无人的出来倒水喝，那个水桶在女浴室门口，女病人在那块地方洗的，我当时很气愤，就向个医生控诉并指出医院管理不善，但那个医生却并不体谅，很冷漠地说让我去找院长好了，我很气愤，就指责他们。没多久我下去康复科参加活动，也并未对康复科工作人员再说此事，情绪已平复，但等我回到病房，床位医生却像压犯人一样掐着我的后颈项把我压到护工办公室，然后进行电击，那时机器坏，没法，只好作罢，接着他们就给我加药，中午和晚上各一粒碳酸锂治疗躁狂症的药，他们把我绑在床上我并没有反抗，任凭他们，但他们还是要给我喂药，我不吃就用汤勺硬灌，但我还是没吃，最后他们给我打强镇静剂，打了两天，期间我请求不要打，因为我出现很大的药物不良反应，他们不理，最后因为心率过速，才不得不停药，这样的医生让我一直打个问号，还有为什么我可以不经过门诊就可以收治？当时2012《精神卫生法》还没出台，现在他们就注意门诊规范了。我是得过病，但我积极治疗，热爱生活，努力康复，但是却越过越没希望。家庭成员的变，导致的家庭的粗爆不接纳，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完全具有能力可以创造自己新生活的康复者是否应该自救。”舒玲继续着自己的述说，并给这段做了个总结——“亲情淡漠、歧视。”
知道让妈妈带自己回家无望，舒玲转而向姐姐求助。“2017的时候我请求卫生局新任的书记原来的医院院长，为我做姐姐的工作接我回家，书记答应，他找我姐姐在病房外谈，我不知道书记和我姐姐谈得怎么样，那天是会客日，谈完后我姐姐见我，我问她谈得怎么样，她表情很怪，没说话，支支吾吾的说了句电话联系，就拿了我画的画急匆匆的走了，几天后我遇到院长，他进了病房，我问他和姐姐谈得怎么样，并请他私下说，但他板着脸说，就在这说，就在很多病人堆里，他问‘为什么我家要把我送进来？’我说：‘我要去工作妈妈不让，我们吵架了。’他说：‘就这样吗？你还做过什么？’我说：‘就是这样的。’他说：‘你想不起来就不要出院，后来干脆说你不能出院，还要治疗。’他还说：‘你没有精神病，你家人就有精神病。’我听了这话一言不发就离开了。下午我偷偷哭一场，护士看我眼睛红红的就说‘你哭啦？’说起这事，她还说院长说得对的，让我感到心寒。因为在病房外的走廊，后勤阿姨听到他们的谈话，她私下对我说：‘你不要对你姐姐带你出院抱有希望。’我觉得她的内心很肮脏，没有见过这样做姐姐的说妹妹的。阿姨还说看着我姐姐说完我的坏话，下一刻又匆匆卷起我的画拿走，她看着难受，还说我为什么还把画给她，对她好。最近有送康复病人回家的政策，但听一个护士说：‘别的医院都落实了这个政策，为什么这个医院没有动静？’所以我对医院不抱希望了。以前书记看到我都会和我聊聊，现在已经不再理我。”
“2017年家里另外的一套房子拆迁，我知道妈妈把我和她的房子卖掉后，我的户口先放在派出所，后来迁到现在拆迁掉的房里的，我不知道拆迁房的性质，不知道我有没有份，但刚得知房要拆迁，我就向姐姐表示我不要的，为此她对我好了一些。”
“我和姐姐谈过，我对她说你让我出院，给我三年时间，我出去找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找个合适对象，自立门户，我结婚可以不要小孩。姐姐冲口而出：‘没人要的。’口气冷冷的。我不争房子，她们说什么就什么的顺从也没有得到她们的体谅。”
对家人的失望及对自由的渴望，舒玲开始通过朋友的指点在网络向有相同经历和律师求助。
“我想出院，对于一个已经治愈正常的康复者，没有正常人的生活，没有良性的刺激，我担心以后会得老年痴呆症”舒玲说：“四年前我信了耶稣基督，他们连请假出院也不让我，我已经三年多没有看到妈妈和妹妹了。”
很多人建议舒玲将妈妈告上法庭。但她却放不下那份亲情。舒玲希望通过做司法鉴定确认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从而可以自己办出院手续出院。但是鉴定要钱，请律师要钱，并且还要有亲属的配合。
开始舒玲很乐观的说等晚点自己画画攒点钱了请大家为她推荐个好律师，并说自己有个堂哥曾经说愿意帮她。舒玲从小就喜欢画画，所以一直坚持着，刚开始在病房给病友画肖像，都觉得画得好像，在医院参加外面的比赛，在病房有空就一直在专研，画画成了她医院生活的全部，朋友介绍了个画展，姐妹们支持买下第一批创作的农民画，有点钱就买画画的书、材料，自学工笔国画。“姐妹邀请我帮她画插画，慢慢地挣了些钱，感谢上帝给我这个兴趣爱好否则我的日子过不下去的。”舒玲的话语里包含着浓浓的感恩。
舒玲还通过努力她为自己在医院争取到了一角空间：“我病房里对面有间房间，偶尔会有用，2014年我参加医院邀我参加的区农民画比赛开始，慢慢争取到，在一间单独的房间画画，医护人员对我也还好，主任对我挺好，除了出院这件事。”
就在网友积极准备为舒玲发起募捐，出主意时。之前说联系堂哥帮自己请律师的舒玲忽然发来信息，说自己还是狠不下心，可能还对家人有一点眷恋。准备退出了。并且，哥哥也有难处不能帮自己了。留下一句：“也许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有能力。”之后便沉寂不语。
“我积极康复，画画是我的爱好，所以我一直在画画，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我希望家人能看到我的好，但没用！”舒玲伤感的话语让人心里沉甸甸的如同压了块大石头般沉重。
“这个国家的精神病院什么时候才能纯净的像个真正的医院，而不是公权、私利手中的工具？”——这是笔者采访舒玲之后久久无法释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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