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军队二号人物张又侠落马的消息震动海内外。张又侠不仅是中国军队的最高将领，更是习近平的“亲信中的亲信”。《解放军报》1月25日社论给出的定性——“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揭示了事件真正的政治内核：任何未完全臣服于最高领袖个人意志的行为，均被视为反党。
在中共传统政治语境中，“党指挥枪”意味着军队服从党内集体权力结构。而当“军委主席负责制”被神圣化为不可触碰的最高原则，当“是否绝对服从主席个人”成为唯一忠诚标准，权力性质已发生根本转化，不再是党指挥军队，而是个人指挥党，再由党指挥军队。这一步，完成了从组织极权向个人极权的质变。军队不再是党的武装，而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力工具。制度史意义上，这是现代政治形态中“皇权复归”的完成时刻。
张又侠案后的中国政局呈现出个人独裁完成化与体制崩塌化的两个同步趋势。中共自邓小平以来，虽然保持一党专政，但内部仍存在任期制、集体领导、派系制衡与安全边界。这些机制虽非民主制度，却构成“最坏的规则体系”，为权力运行提供最低限度的可预期性。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改宪、意识形态再造与持续清洗，这些规则被逐步拆除。而当清洗对象延伸至“亲信中的亲信”，意味着政权不再主要依靠制度运转，而是完全依赖一个人的意志与心理稳定度。这一步既标志个人独裁统治的完成，也意味着极权体制自毁倒计时的启动。
极权政治有一条恒定规律：权力上升期清洗敌人；权力稳固期清洗盟友；权力绝对期清洗亲信。张又侠属于“亲信中的亲信”，红色家族出身、资历深厚、实战军官、与习近平私交深厚、长期掌控军队真实运行。当习近平的清洗对象从政敌、山头、地方势力，最终走向“亲信中的亲信”时，政治逻辑已发生质变。从“我要消灭对手”，变成“我要消灭所有可能成为对手的人”。极权走到这一步，这不再是派系斗争，而是绝对权力对一切潜在制衡者的消灭。亲信被清洗，说明清洗逻辑已经进入“疑心统治阶段”，不需要你反对我，只要你可能影响我，就必须消失。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看，这标志着习近平已经进入典型的被害妄想式统治结构。这就是独裁的自噬阶段。这一步也标志着独裁心理进入危险区，越安全，越恐惧；越恐惧，越清洗；越清洗，越孤立。这是所有个人极权政体走向自毁的共同心理轨迹。
习近平已完成个人独裁统治，但中共的政权系统性风险同步急剧上升。张又侠案的最大震慑是体制内部的官僚群体的心理，向全体官僚释放一个信号，资历越深，功劳越大，越危险。这直接摧毁了中共官僚体系长期存在的“安全预期”，过去体制内默认规则是只要效忠组织，不公开挑战核心，退休即可安全落地，如今这一切不再成立。官僚理性的最优策略只能为进入全面消极怠政与自我保护模式，不敢决策、不敢担责、不敢创新、只求不出错的必然结果。这种“全面避险型官僚行为”将迅速耗空国家治理能力，并反向刺激更强力清洗，形成政权自耗结构。
中共长期自诩为“有组织力的革命党。组织力意味着层级秩序、晋升路径、内部信任与安全边界。而当任期制度、接班机制、派系平衡与安全承诺全部消失，政党便不再是组织共同体，而退化为在个人权力阴影下彼此猜疑的官僚集合。一旦组织信任破裂，政权虽仍可依靠高压维持，但已失去长期治理能力，转化为一部以恐惧驱动的空心机器。
个人独裁的另一个结构性后果，是政权继承了统治者全部心理弱点：多疑、情绪化、厌恶异议、恐惧失控。从此政权不再是一套制度，而成为一种心理投射。这正是体制坍塌真正的起点。恐惧突破红线后迅速扩散，任何级别都不再安全，官僚体系进入“末日生存模式”，党从政治组织变成临时求生联盟。国家呈现“文件里繁荣、现实中枯竭”的表演型结构——经济数据失真、财政信息失真、社会稳定指标失真、军事战备评估失真。一旦遭遇真实危机，虚假结构将瞬间塌陷，而政权已丧失纠错能力。
回看1971年的林彪事件，只看到“最高副统帅出逃坠机”这一戏剧性表象。但真正致命的，是它摧毁了文革的合法性叙事。从1971年起，文革虽然还继续了五年，但其精神合法性已经死亡。后期的一切运动，都只剩下机械执行与普遍消极抵抗。“副统帅”都可以一夜变成“叛徒”，那所有政治行为都可能随时翻转，从此政治信仰彻底空心化，只剩表面顺从。张又侠案正在触发同样结构，昨天的最高忠诚典范，今天变成“践踏主席负责制”的反面典型，这等于直接摧毁了“绝对忠诚”叙事本身，政权的政治宣传的动员能力便会急剧衰减。统治仍在，但信念已亡。
历史上，文革真正死亡的时间不是1976年，而是1971年林彪坠机那一刻。之后五年，只是尸体尚未倒下。今天同样如此，张又侠案标志着习近平时代的统治合法性完成自我否定。从此以后忠诚神话破产，制度神话破产，反腐神话破产，亲信神话破产，体制就不再是政党组织，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这不是政治体制，这是野兽生态。
更关键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赖以续命的“发展合法性”正在被同步清零。经济增长停滞、财政紧张、地产体系崩塌、青年失业高企，使“以发展换顺从”的交易基础消失。而张又侠案摧毁的则是“秩序合法性”。当社会认知到体制既不能带来增长，也不能提供稳定秩序，统治合法性的双支柱同时崩塌。
制度政治学有一条基本定律，控制力越集中，系统韧性越低。今天的中国政权呈现五个历史极值，权力集中度最高、制度纠错力最低、信息真实度最低、官僚信任度最低、继承机制为零，这五者叠加形成表面极稳，内部极脆的超高风险结构。这种高集中度、低韧性政权结构，为极权末期的危险结构，表面坚硬如钢，实则一旦断裂，粉碎性崩塌。
许多人以为极权终结必然来自人民革命。但现代大型极权政体更常见的结局是体制自身坍塌，而非外力推翻。苏联的解体不是街头革命，而是一夜之间，帝国消散。今天中国正在重走这一路径，经济下行，财政紧张，官僚怠政，军队政治化，制度空心化，规模更大，但逻辑相同。当制度已被摧毁到只剩个人，个人消失之日，政权消失之时。
张又侠案是一个政治周期的分水岭，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中共已正式从制度性党内寡头集权，转入无制度个人极权。个人极权的完成，恰恰也是极权自毁的起点。历史上所有个人极权，它看似无坚不摧，却从内部空心化。而当空心达到临界点时，轻轻一击，便是全盘崩塌。习近平已登上权力绝对高峰，同时也把整个中共极权体制推到了悬崖边缘。现在中共的问题已不再是“习近平还能执政多久”，而是一个已失去制度骨架的国家，还能承受一次真正危机吗？当答案变成“不能”的那一刻，极权的终点，也就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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