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女士的诘问和愤懑颇有台湾著名律师陈长文先生当年“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之气概，也酷似李约瑟“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近代科学”以及前中共总理温家宝“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之追问。这些问题都是传统皇权专制中国和当今中共专制中国的元问题。
稍加思索即可断言，这些年来中国男人们表面上以暴力形式呈现出来的戾气病症与不争气的法律人的猥琐病症一定是其来有自，并且是同一根源。
先回顾一下2024年以来中共国发生的重大戾气个案：
10月30日21：27许，中共江西省民办的南昌工学院校园内发生持刀伤人案件，22岁女生何某宏被19岁男友万某鹤持刀捅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女生被捅伤时惊呼“我错了，再也不敢了”，中共公安通报称系情感纠纷，详情无从得知。微博用户名为“江卓尔_大号”的网友发帖称“女生在拍视频的2个男生走到最近时，尖叫着向他们求教（救）‘救命！’但他们继续一路淡定走远，除了拍视频，什么都没做，连步速都没有改变。”
10月13日9：30许，中共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肥乡镇龙堂堡村发生二人当场死亡、一人抢救无效死亡的凶杀案件，有网传信息称死者为中共村书记和村主任，但真相无法确证。
正是这个肥乡区，3月10日曾已发生惊爆人类想象力的三个初一学生残忍杀害同班同学的恶性案件。
10月8日14:00时许，中共国“十一”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60岁男子赵某在广州天河区第一小学华穗校区（华强路）校门外持刀行凶，致三人受伤，两名是小学生，其中一名五年级女生伤势较严重，几乎刺到心脏，送医院抢救后暂无生命危险。事发地华强路的另一侧是中共广东省检察院，据传凶犯为儿子所涉案件向广东省检察院申诉但未获受理，于是报复社会。有知情人士提供的疑似赵某手写字条显示中共法院不出示证据就对其申诉要求休庭，他无处讲理，也无钱请律师，他另写道“孩子们：你们是无辜的，是高院要我自己处理的，这布我为孩子们戴孝吧。”很多网友评论此类事件与经济问题和对社会绝望有关，认为“经济不好，这类事情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同类事件，还是偶然吗？”
当地中共公安的警情通报笼统地称“三名（受伤）群众”，“群众”本义指能独立参与社会生活的成年人，将两名小学生称为“群众”显系刻意回避被侵害人是小学生，企图掩饰中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治安问题。
10月1日上午，中共湖南省邵阳市公安局举行无聊的“十一”升中共国国旗仪式，该局巡（逻）特警支队二大队（“猎豹突击队”）副大队长段鹏突然向主持仪式的公安局长兼副市长李长跃连开两枪致其重伤，并随即饮弹自杀，二人均被送往医院抢救，网传段鹏已不治而亡，李长跃暂仍生死不明。当天一早，动手之前，段鹏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自己所获中共各项荣誉，足见他对此次行动早已深思熟虑、毅然决然，中共官媒未正面回应此事。中共一直把公安这一暴力机器倚为其专制统治的柱石，而段鹏作为老公安无疑深知普通警员对中共半心半意的状况，深知此举一定会从内部动摇普通警员对中共的忠诚度，会加剧中共早已风雨飘摇的统治根基，加之精心选择的时间，段鹏主观上明确带有向中共体制间接挑战的意图。对这种中共一直视为动摇其根本的负面信息，中共官方和官媒一定只会装疯卖傻，不会正面回应。
相反，2017年12月22日，中共湖南新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员陈建湘枪杀邹某(教育局工作人员)、段某某(下岗职工)，因不涉及对公安和中共体制的冲击，中共官方则在第一时间予以确认。
当地时间10月1日午时，一个23岁的中共国男性留学生持刀无端刺伤3名正在前往苏黎世一家托儿所途中的瑞士男童，其中1名男孩伤势严重。
中共国义和团、宋彬彬（宋要武）之类红卫兵、小粉蛆已不满足于在中共国本土挥洒戾气，而是开始把戾气输出到欧美文明、民主、法治国家。
9月30日21：47许，中共国的所谓国庆日、中国人民的国殇日前夜，37岁的林某某（男）因个人经济纠纷而来沪泄愤，在上海市松江区松汇中路沃尔玛（Walmart）超市内双手持双刀行凶，致18人受伤，其中3名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伤者无生命危险，林某某被中共警员控制时仍眼露凶光、一脸杀气，上身衬衫已呈血红。
与段鹏一样，选择在中共所谓的“国庆节”前后动手，林某某也是蓄谋已久、抱定了“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决心，只是段鹏明确具有间接挑战中共体制的意图，而林某某则仅仅是无端把戾气撒向社会，只为制造轰动效应，并无间接挑战中共体制的意图。
37岁男子超市内持双刀行凶致3死15伤。一副睥睨人生、“视死如归”的神情
9月26日17:00时许，中共河南省一所中专学校鹤壁技师学院男生魏某在教室内以凳子多次猛砸男生崔某某头部，崔某某被打倒，遍地血迹，魏某仍不罢手，继续用凳子、棍棒猛击并且拳击、脚踢崔某某头部，其间有一男生数次劝阻无效，而其他男生则袖手旁观。
2022年11月10日，中共河南省鹤壁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已发生一起三个女生霸凌一位女生的恶性暴力案件。三个霸凌者扒光被霸凌女生的衣服，逼迫她长时间跪地，对她轮流掌掴、踩踏胸部，用筷子插她下体，并与他人视频通话，直播分享、炫耀霸凌过程，还确保掌掴声音被视频对方听见。事发后校方竭力掩盖，不予及时处理。
鹤壁这两起恶性校园霸凌案件中，霸凌者之穷凶极恶、人性沦丧、戾气大发、肆无忌惮，令人不寒而栗！
9月23日17：00时过后不久，中共江苏省南通市所辖启东市王鲍镇久西村入职刚满一年的25岁网格员沈金燕被杀于村委会室内，凶手是2021年12月被取消低保资格的赵建如，村民确认他杀人的原因正是被取消低保资格，取消的原因是他操办母亲丧事收到亲友22500元礼金。赵建如被取消低保资格时沈金燕尚未入职，赵建如显系为泄愤而滥杀无辜，并在行凶后服毒自杀。
9月19日7：00时前后，江燚辉和江辉二人趁中共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女）离家开门之机，持刀将她逼回室内，后三人均蹊跷坠楼而亡，中共官方未披露真相，或涉不为人知的黑幕。中共湖南省财政厅抢先发布讣告为刘文杰洗地，称她“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一心为民”云云，无法令人人信服。即便刘文杰果真“对党忠诚”，其“对党忠诚”与此等蹊跷命案有何关系？二江天亮后登门寻事，显非入室抢劫。事出反常必有妖，此事定有黑幕！
9月18日8：00时许，深圳，不满11岁的日本男童沈航平在前往日本学校的上学途中被44岁中国籍男子钟某持刀伤害，送医院抢救后不治，9月19日凌晨死亡。沈航平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
8月28日，在垂青权力和强权官本位意识方面仅次于东北三省的中共山东省青岛市崂山风景区，恶女王某驾路虎车违章逆行超车，追尾一辆大巴车，于是恼羞成怒，下车后对迎面正常行驶的男性司机、中共退伍军人林某某破口辱骂，反复狂击林某某面部致其口鼻流血，并疯狂叫嚣“打你怎么着，打你就忍着”，林某某虽然退伍却并未退去中共一直宣传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奴化教育本色，全程未流露出一丝军人和男人应有的血性，束手待毙，未曾实行正当防卫。
8月27日中午，一个33岁的中共国男子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南部近郊Stones Corner地区的汉伦公园（Hanlon Park）用保温杯向9个月大的男婴Luka脸上泼洒滚烫的咖啡。Luka的脸部和身体被严重烫伤，已7次手术。有网络信息称该男子是浙江人，姓黄，Facebook注册地是Hangzhou（杭州），用户名是YueHuang，中文名字可能是黄悦（越、岳等），但并未得到澳大利亚警方的确认，据称其Facebook页面已刪除。该男子8月31日从悉尼乘机逃回中共国，其在澳大利亚打工的同事称其“脑子有问题”，“总是怪怪的，很难打交道”。可能是因为签证更新被拒后泄愤。澳大利亚警方称已对他全球通缉，却又不明确公开该男子的姓名、年龄等身份信息，令人费解，并且至今也未见中共国的官方回应。
8月7日晚，中共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一级法官王佳佳（女）因一起轻微交通事故保险赔偿案件的判决而被交通事故受害人党某某杀害。此案连带暴露出中共各地法院非法与众多保险公司签订荒诞的所谓战略协议之黑幕。
7月27日凌晨0：10许，因旷日持久的对原国有农场土地征用补偿和地方当局动用公安强行开工不满，中共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月湖街道55岁的居民粟某某开车撞人，导致8人抢救无效后死亡，2人重伤、3人轻伤，死者含中共公安。
7月21日20:.47，47岁的刘某辉驾车在长沙市闹市区五一广场附近交叉路口突然快速强闯红灯，急速撞向行人，造成8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1人伤势较重、5人伤势较轻。中共公安通报称刘某辉在等待绿灯时转身清理后座物品导致车辆失控，但网传车辆行驶的视频显示撞轧行人更可能是有意为之，而非公安所称操作失误。
7月21日晚，素有中共第二党校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女博士生王迪网络实名举报其指导教授、文学院原中共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贵元长期对她性骚扰。以政治“左”倾见长的人民大学这次表现了出人意料的高效，第一时间调查核实，撤销了王贵元的教师资格，解除聘用。
7月19日，中共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腰市镇谢村发生一起10死1伤的恶性杀人案件。直至9月5日，中共咸阳市秦都区公安分局才发布悬赏通告，含糊其辞地称“正在侦办一起严重刑事案件”，刻意避而不提是10死1伤的极端重大杀人案件，还故意逃避提及案发时间、地点以及为何要异地侦办，而是煞费苦心地仅称5个嫌疑人“于2019年7月19日潜逃”；而同日中共陕西省公安厅维权警员吴永强曝光的信息则明确显示案发日正是秦都公安所宣称的潜逃日。如此重大的凶杀案件，迟至案发一个半月后才发布悬赏公告，显违常理。依然是事出反常必有妖，莫非此案果如网上谣传的，是5个嫌犯对中共咸阳副市长实行满门抄斩？
如果网传属实，其抗争效应堪与当年上海杨佳杀警事件相比。
6月24日，中共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52岁的中国男子周某持刀企图冲上日本学校校车对日本学童行凶，校车引导员胡友平女士舍命阻击，身中数刀，26日不治身亡，一日本男童及其母亲受伤。此前，4月，在距这次行凶现场数百米、聚集多家日本餐饮店的街道上已曾发生一起日本男性颈部被一中国人刺成轻伤的案件。
6月10日上午11:49许，来自美国艾奥瓦州康奈尔学院(Cornell College)、参加该学院与吉林北华大学合作项目的大卫·萨布纳（David Zabner）等四位美籍教师在吉林市北山公园游玩，其中一位美籍教师因无意与吉林市龙潭区55岁的崔大鹏碰撞，崔大鹏当即拔刀砍向四位美籍教师，四位美籍教师和一位试图阻止崔大鹏行凶的本地游客受伤。8月，中共吉林检察机关告知美方崔大鹏将被指控寻衅滋事罪。
毫无疑问，上述发生在深圳、苏州、吉林的四起针对在华美日两国人士的暴力犯罪行径与中共长期或明或暗地鼓动底层愚氓民粹仇恨美、日的策略直接相关，美日两国一直被中共视为敌国，中共的戾气不仅在各民主国家当地输出，而且还直接在中共国本地撒向民主国家的在华人士。
6月19日8：28许早高峰时段，54岁的沈某（男）在上海轻轨9号线合川路站内持刀捅伤3人。
6月17日4:20许，中共重庆市南川区警员唐雪（学）强指挥另8个重庆市非法截访人员在北京大兴机场高速路上强行非法变道超车，企图逼停合法上访人员搭乘的车辆，酿成翻车事故，导致8个中共截访人员死亡。该事件被中共当局严密封锁，直到9月29日才被媒体人赵兰健披露，但未说明中共警察唐雪强是否在8人之内。
5月20日中午12:00许，45岁的潘某某（女）趁放学之际混进中共江西省鹰潭市下辖贵溪市文坊镇明德小学，在教学楼门口以水果刀漫无目的对众多学童行凶，当场造成6名学生重伤倒地，其中两名学生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他4名学生经抢救后无生命危险，另有6人在躲避袭击时遭轻微擦伤。
这一案件与青岛崂山路虎女打人案件共同表明中共国的戾气并非严歌苓女士质问的那样仅为中共国男人所专有，而是不分性别、男女共有。
5月20日20：00时许，35岁的黄某朋（男）在中共湖南省郴州市一公园持刀无差别对陌生人行凶，致3死2伤。
3月19日11：20许，浙江省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某某在校园内驾车撞倒众多学生，造成19人受伤，其中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有知情者称其听说张某某“毕不了业，报复学校”，张某某“毕业设计没过，怒撞十七个人。”
3月13日7：54，中共河北省廊坊市下属三河市燕郊镇发生重大爆炸事故，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多家中共官媒、党媒前往报道，但包括一向被视为中共心腹喉舌却因伪造“709”大抓捕和武汉中共新冠肺炎假新闻而臭名昭著的央视在内，所有男女记者均遭当地戾气十足的中共公安粗暴推搡、驱赶，以致中共御用的中国记协竟也罕见公开抗议。
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旧店中学初一年级三个男生李程、马亚崎和张兆龙合谋杀害同班同学王子耀，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
3月1日、周五13：40许，46岁的中共山东省新泰市残疾人、癌症患者王正涛（男）驾车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第三实验小学安居苑校区门口冲向刚放学的学生，并倒车碾压被撞倒在地的学生，当场造成五、六名小学生死亡，伤者达20人左右，抢救无效又死亡2人，而王正涛本人则提前喝下农药和酒，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中共当局极力封锁消息，上传视频的网友都被当地中共派出所电话警告。这是山东2024年以来第二起重大恶性报复滥杀事件。
2月9日，农历春节大年三十，中共山东省委日照市莒县宅科村发生21人被枪杀的特大血案。当夜零时，一名刚出狱的男子伙同数人趁村民集中燃放鞭炮之际开枪杀人，共5家11人遇害；第二天，大年初一早上，杀戮者又来个回马枪，梅开二度，又有10人被杀。总计全村共有21人遇害，20人受伤。这是山东2024年第一起重大恶性滥杀事件。
山东两起恶性大规模报复杀人案件相距不足一月。
2023年、2022年、2021年……，连续多年，自诩全球最安全的中共国不断上演各类超越人类想象力的恶性事件和案件，尤其是中小学的恶性校园霸凌事件和案件、创收驱动的过度医疗导致的医患冲突、弄权乱法和司法不公诱发的对中共警察和法官的仇杀、胡鑫宇等大量青少年的不明死亡和失踪，三年中共新冠肺炎野蛮封控导致的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私营经济遭扼杀，外资经济被逼走，大学生失业、被迫送外卖求生，农民工无工可做、被迫返乡，跳楼、跳河等各种形式的自杀一时蔚然成风，成为社会传染病，像瘟疫一样在生计无着的底层小民中蔓延；中共自己的公安警察、法官、检察官也像访民一样有冤无处申而被逼网络公开举报，以及中共中高级贪官以至总理非正常死亡事件，持续有增无减。面对所有这些末世乱象，腐败透顶、全身溃烂的中共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只得坐以待毙。接连不断、广泛发生的恶性暴力事件和案件无可辩驳地告诉世人，在今天的中共国，体制内外、所有领域、所有阶层，戾气统统深入骨髓，已达骇人听闻、防不胜防、随时随地可能引爆的程度！
无论在中共国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中共国全面进入戾气爆发的垃圾时间和末世状态已是普遍和公认的事实。戾气即不合常理、残暴、凶恶之性情和风气，即偏离常理而至暴虐程度的个人性情和社会风气。戾气必然与暴戾有关，即暴戾之气。戾气的外在表现是暴力、暴虐、滥杀无辜，戾气的内在原因则是极其强烈的不公正感、挫败感、无助感、绝望感、被抛弃感、被欺凌感。按严歌苓女士“中国男人们，你们病了”之论断，如此集中爆发且散布于中共国各地的戾气病症显然已不是个别、个体的病症，而是由专制中共自身造成的的集体性、社会性病征，是中共的国家性和制度性精神和心理病症，并且这种病症也并不局限于严歌苓女士认定的“中国男人们”，中国的女人们同样也染有这种戾气病症，如狂打退伍军人的山东青岛崂山路虎女。
根本问题是，这种体制内外、朝野上下的戾气一定有其根源，中共国铺天盖的的戾气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蔓延而至今天这样充斥整个中共社会的？
“戾气”及相关同义词本是传统中医术语，为解释中共国戾气泛滥的机制，不妨先考察一番传统中医的戾气理论。
先从相近的“疠”字和疠病谈起。疠病在中医典籍中大概最早出自《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刺法论》所称“疠大至，民善暴死。”这里的“疠”指麻风病及其他古时传染性、致死性极高的烈性传染病，“民善暴死”指的就是这种病传染和致死两方面的暴烈性。这种“民善暴死”就是疫情，如许慎《说文解字》（晚于《黄帝内经》或大约与《黄帝内经》同时代）的解释就是“疫，民皆疾也。”
隋代太医博士巢元方等人所撰《诸病源候论》卷十分为“温病诸候”和“疫疠病诸候”两部分，第一部分“温病诸候”之第三十四候（第三十四论）“温病令人不相染易候”称温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即人感染了不合（和）时节的“乖戾之气”而患病，并相互传染，不仅自己全家染病、死亡、绝户，并波及其他家庭，此即温病的传染（然易）性；为防止温病的“染易”，“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即尽管温病是传染性病症，但“预服药”加上使用道家的法术是可以防治温病的，即中共专家针对中共武汉肺炎所称之“可防可治”，也就是采取预防措施后温病的“不相染易候”即人为干预后被切断传染性。
第二部分“疫疠病诸候”第一候（第一论）称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
《诸病源候论》既试图对温病和疫疠病加以区分，但限于当时医学水平而未能清晰地将二者区分开来，又只好笼统地承认两种病症的“相类”之处，如对温病描述“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与对疫疠病的描述“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用词、语义并无实质差异，引起疫疠病的不和的节气（“节气不和”）、不合时令的寒暑（“寒暑乖候”）、“暴风疾雨”、不散的雾露（“雾露不散”）等自然现象，显然与引发温病的“岁时不和，温凉失节”同属“乖戾之气”，即后世及今之所称戾气，即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病邪和凶暴之气。《诸病源候论》只是明确认定了疫疠病不同于温病之处是疫疠病“如有鬼厉之气”，即疫疠病传染性更加凌厉、暴烈、迅猛和广泛，即“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也即温病是范围、烈度和致死性较小的传染病，疫疠病则是范围、烈度和致死性远大于温病的传染病。
《诸病源候论》明确使用了“乖戾”和“乖戾之气”两个词语，这如果不是“乖戾（之气）”词语的最早出处，也大概是最早使用之一。古义中“乖”为“违背”、“反常”、“不协调”、“不合情理”，“戾”为“罪过”、“罪行”，则“乖戾”即为“不合常规而使人遭罪”之义，“乖戾之气”则为“使人遭受病痛之罪的邪气”，内涵已完全等同于后世中医及今日日常用语中的“戾气”一词。
明末清初名医吴有性（字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时疫之邪，自口鼻入。……时疫感久而后发”，即流行开来成为大范围疫情的病乃是感染了邪气、种下了病因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才发作、蔓延之病。
吴有性在《温疫论》还称“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他明确区分了因直接被天地、自然的疠气所侵入而患病的首发，即“天授”，如至今中共拒绝公开确认的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例（index case），与被已患病者所传染的继发，人与人之间的不断传染导致染疾者越来越多而致成为疫情，并明确认定“邪自口鼻而入”，“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即疠气和疫病的传播途径是对外接触、呼吸空气的口、鼻；又称“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
清代名医余霖在其《疫疹一得》一书中称“疫症者，四时不正之疠气。夫疠气，乃无形之毒”，“（此）天时之疠气，人竟无可避者也。原夫至此之由，总不外乎气运。人身一小天地，天地有如是之疠气，人即有如是之疠疾”；余霖之后的另一位清代名医费伯雄在其《医方论》一书中也称“天行疠气，最为酷烈。”
巢元方的“乖戾之气”、吴有性的“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天地之）疠气”的假说和理论承上（张仲景等）启下（余霖等）。在缺乏自然科学实证支持的局限下，巢元方、吴有性等传统中医大家以超越时代的智慧猜想、推测出了致病性与现代医学（西医）的病原微生物等同、由口鼻进入人体的疠气（乖戾之气、异气），朦胧地猜测到口鼻呼吸的气体中存在着这种疠气，实属难能可贵。总之，疠气就是起病急骤、猛烈，能引起疾病广泛流行的致病因素，是各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病邪，但这个致病因素或病邪到底是什么，重形而上玄想和经验判断而不重实证或曰缺乏自然科学实证技术支持的中医从没给出个明白答案。
由于“乖戾之气”与“疠气”完全同义，明清以后尽管中医仍主要使用“疠气”一词，但“乖戾之气”的简化形式“戾气”已开始使用，与“疠气”同义。戾气，即暴戾之气，即具有强烈传染性和致死性的病邪，而与“疠气”相比，“戾气”则更适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用来描述那种狂暴、非理性的破坏和杀戮现象。
在实证的自然科学建立之前，疠气学说之类仅凭形而上学的玄想和经验直觉对致病原因、特别是烈性传染病病因的猜测，并非中医所独有。早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医学原本.气候水土论》就注意到了腹泻与气候水土的关系，至于是什么具体的关系，限于当时的医学和实证的自然科学水准，希波克拉底像传统中医一样语焉不详；希波克拉底的这一推测性认识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如传统西医对霍乱这一古老瘟疫病因的解释一直就是“瘴气”说，瘴气主要指不洁的空气，也包括肮脏的水源，“瘴气”说认为不洁的气体象烟雾一样漂浮在空中，侵袭人体而致病，这和中医古老的“疠气”说完全一样。病因理论上的似是而非、笼统空洞，传统中医与传统西医如出一辙。
处于东西方连接地带的古埃及人早4000年前就猜测疾病是人体内寄生的“看不见的虫”所致；古罗马学者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也曾猜测沼泽地带可能生长有肉眼观察不到的小动物，它们经过嘴和鼻子进入人身体而致疾病；1546年，意大利诗人、医生吉罗拉莫.弗兰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发表《关于接触性传染、接触性传染病及其治疗》（又译《关于疾病传染》）一书，认为梅毒等接触性传染病是由肉眼看不见、能在人体内繁殖的微粒（种子）引起的；1840年，德国解剖学家雅各布.亨勒（Jacob Henle，著名细菌学家科赫的大学老师）猜测“具有复制能力的、活的生物体是造成接触性传染的原因”。这些猜想已一步步逼近近现代病原微生物学，只待最后的临门一脚——实证自然科学的支持。
总之，无论是传统中医的疠气说还是传统西医的瘴气说，在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病因问题上一直未有实质进展，只得止步于玄想和猜测层次上，直到显微镜的发明，直到人类使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菌等治病微生物，传统中、西医均无力解决的病因问题终于由发端于西方的病原微生物学解决了。
1590年（一说1604年），荷兰眼镜商詹森(Hans Janssen)和儿子Zaccharias Janssen（Z.Janssen）共同发明了第一台复式显微镜。从此，显微镜成为人类观察肉眼不能及的微观世界的利器。
约在1646年，精通当时几乎所有学科、被誉为“最后一个百事通”的德国神父阿萨内修斯·科切尔（Athanasius Kircher），用显微镜观察到了鼠疫患者血液内的小“蠕虫”，推测这样的“蠕虫”就是引起鼠疫的微生物。尽管后来的血液研究表明他观察到的“蠕虫”可能只是白细胞和红细胞，而非日后被确认的鼠疫杆菌，但人类（西方）医学的微生物致病的理念已见端倪。
1673~1677年年间，荷兰布商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venhoek）制作了单式高倍（270倍）显微镜。1674年，列文虎克刺破自己的手指，用显微镜观察自己的鲜血，发现血液中有许多像小车轮一样滚动的血细胞，即后来被称为红血球的血细胞，这是人类第一次观察到完整的活细胞。
1675年，列文虎克在雨水中发现了单细胞微生物，1676年（一说1683年）列文虎克在自己的牙垢中发现口腔细菌（蛀牙菌）。这一期间，列文虎克还发现了霉菌，在湖水、河水、井水、肠道中发现了微生物。
1850年，法国医生、病理学家皮埃尔·拉耶（PierreFrançoisOliveRayer）在感染炭疽病的绵羊血液中发现了炭疽杆菌，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病原菌；同年，法国医生卡西米尔·达韦纳（CasimirDavaine）分离出炭疽杆菌，但当时还不能证明炭疽杆菌是炭疽病的病原菌。
1854年，意大利医生、弗罗伦萨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菲利波·帕西尼（FilippoPacini）在霍乱死者的粪便和肠黏膜中发现了逗号状的细菌，却未能成功分离出这种细菌，也未能证明这种新发现的细菌与霍乱的关系。
1857年，微生物学鼻祖之一、法国伟大的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Pasteur）发表经典论文《关于乳酸发酵的记录》，证明了微生物（乳酸杆菌）是葡萄酒、啤酒变酸的原因。医学界受到启发，推测细菌等微生物也可能是引起传染病的原因并开始实证研究。1861年，巴斯德用著名的鹅颈瓶法证明了空气中存在种类繁多的细菌。
1869年，德国医生和病理学家奥托.欧波尔迈尔（Otto Hugo Franz Obermeier)发现回归热的病原体螺旋体（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
1871—1873年，现为挪威、当时属瑞典的医生杰尔哈德.汉森(GerhardHenrikArmauerHansen)发现麻风杆菌。
1875年，德国细菌学家和病理学家埃德温·克莱布斯（TheodorAlbrecht
EdwinKlebs）发现肺炎（链）球菌，1881年，巴斯德和美国军医乔治·M.斯滕伯格（GeorgeSternberg）各自独立分离出肺炎球菌。
1876年，德国细菌学家、病原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海因里希·科赫（HeinrichHermannRobertKoch）分离出炭疽菌并确认为炭疽病的病原菌，在医学史上首次确认微生物能够致病；1880年科赫分离出伤寒杆菌，1882年发现并分离出结核杆菌，1883年分离并培养出霍乱弧菌。至1892年科赫及其学生共发现、分离出白喉、伤寒、肺炎、淋病、脑炎、痳疯病、腺鼠疫、破伤风、梅毒等14种疾病的病原体（病菌）。
1879年，德国医生阿尔伯特.奈瑟尔（Albert Neisser）发现淋病球菌。
1880年，法国医生查尔斯·拉韦朗（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发现疟疾的病原体单细胞生物疟原虫。
1880年德国细菌学家和病理学家卡尔·约瑟夫·埃伯斯（KarlJoseph Eberth）发现了伤寒杆菌，1884年科赫的同事吉奥尔格·加夫基（Georg Gaffky）分离出伤感杆菌。
1882年，科赫的助手弗里德里希·吕弗勒（Friedrich August Johannes Loeffler发现了鼻疽病的病原体，1886年发现猪丹毒杆菌。
1882年，克莱布斯发现肺炎杆菌，同年卡尔·弗里德兰德（Carl Friedländer）分离出肺炎杆菌。
1882—1883年，克莱布斯发现白喉杆菌；1884年，吕夫勒培养出白喉杆菌。
1884年，德国犹太裔医生亚瑟·尼科莱尔（Arthur Nicolaier）发现破伤风杆菌；1889年，在柏林大学科赫研究所师从科赫的日本医生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与德国医生、细菌学家埃米尔·冯·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合作培养出破伤风（芽胞）杆菌；1890年，北里又发现破伤风菌抗毒素（毒素抗体）。
1887年，奥地利医生安东·魏希塞尔鲍姆（Anton Weichselbaum）发现并分离出急性脑脊膜炎的病原菌脑膜炎（双）球菌。
1892年，德国细菌学家和病理学家理查德·F.J·费弗尔（Richard Friedrich Johannes Pfeiffer）博士发现流感杆菌。
1894年，法国医生、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香港帮助防控鼠疫疫情期间发现鼠疫杆菌。
1896年，法国病理学家埃米尔.查尔斯.阿夏德（Emile Charles Achard）与其博士生乌拉尔.本萨德（RaoulBensaude）共同发现副伤寒杆菌。
1898年，日本细菌学家志贺洁（Kiyoshi Shiga）发现痢疾杆菌。
1903年，确认昏睡病的病原体是单细胞的原生生物锥虫，但发现者是谁存在争议。
随着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现代（西方）医学对致病细菌的爆炸式发现，随着显微技术和化学、免疫学、分子生物技术等自然科学的进步，各种比细菌更小的致病微生物也进入医学研究的视野。
1897—1898年，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荷兰植物学家马丁努斯·贝杰林克（Martinus Beijerinck）在研究烟草花叶病时预测存在一种比细菌更小的病原体，并将其命名为“病毒”。1905年，德国微生物学家肖丁（FritzRichard Schaudinn）和皮肤病医生埃里希·霍夫曼（Erich Hoffmann）共同发现梅毒螺旋体（苍白密螺旋体）；1911年日本细菌学家野口英世（Noguchi Hideyo，为研究黄热病前往西非英属黄金海岸即今之加纳共和国，因感染黄热病离世）培养出梅毒螺旋体。螺旋体是介于细菌与原虫之间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1906年，美国病理学家霍华德·T.立克茨（Howard Taylor Ricketts）发现斑疹伤寒的病原体，却不幸感染了斑疹伤寒，1910年去世。1916年，为纪念立克茨，该病原体后被命名为立克次体（Rickettsia），该病原体是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
1930—1931年，美国病毒学家理查德·肖普（Richard EdwinShope）分离出A型（猪）流感病毒，这是人类分离出的第一种病毒；1933年，英国微生物学家威尔逊.史密斯（Wilson Smith）和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Christopher Andrewes）从人体中分离出该流感病毒，这是人类从人体中分离出的第一种病毒。
1931年，德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斯特·鲁斯卡（Ernst August Friedrich Ruska）和工程师迈克斯·克诺尔（Max Knoll）共同发明了电子显微镜，为病毒学家观察病毒提供了利器。
1935年：美国微生物化学家温戴尔·梅雷迪斯·斯坦利（Wendell Meredith Stanley）成功分离出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
1939年，鲁斯卡与德国病毒学家古斯塔夫·考舍(Gustav Kausche)和埃德加.潘库奇(Edgar Pfannkuch)用透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烟草花叶病毒并拍下照片，这是人类首次看到病毒的“真身”，距1898年贝杰林克首次推断烟草花叶病毒的存在已41年。
像19世纪下半叶是人类发现致病细菌的黄金时期一样，一百年后，20世纪下半叶成为人类发现病毒的黄金时期，引起大多数已知动物、植物疾病以及甚至能对细菌造成感染的病毒接连被人类识破，如天花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乙型肝炎病毒、腮腺炎病毒、黄热病病毒、艾滋病毒（HIV）等逆转录病毒、人乳头状瘤病毒、埃博拉病毒等等。20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扩增病毒基因组的PCR技术等技术的应用，现代医学在病毒基因组结构的比较研究、高效而准确地发现未知病毒、特别是RNA病毒的检测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细菌学开启了科学、实证的现代医学的里程碑，由近现代西方医学（细菌学，病毒学等微生物学）引领的细菌（病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研究解答了形而上学玄想的传统中医疠气（乖戾之气、异气、疠气、杂气、戾气）说和传统西方医学瘴气说长期含糊其辞的问题——到底是疠气、瘴气中的什么东西使人类个体染病甚至使人类集体大规模染疫？各种疾病的病原体到底是什么？或者说，疠气、瘴气到底是什么气（空气）？人类不能一直只笼统、抽象、含混地宣称疠气、瘴气引起了人类所有的疾病，而必须明确、具体、清晰地界定是什么病源体引起了人类的疾病，是哪种病原体引起了人类和动植物的哪种疾病。近现代病原微生物学的答案是：空气、水、土壤、动物等环境因素中存在着的不同种类的细菌（病菌）、支原体、衣原体、原虫、病毒引发了人类和动植物的不同种类的疾病，疠气、瘴气不仅仅指空气、气体，还包括水和土壤等人类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因素，疠气、瘴气就是遍布病原微生物的空气、气体，土壤等自然生存要素，或者干脆说疠气、瘴气就是已知和未知的病原微生物本身。
疾病的自然根源是自然界的病原微生物，而大规模的人类疫情则有两个根源：病原微生物加人的群体性、社会性。毫无疑问，正是人的这种群体性、社会性才导致所有的疫情都是从零号病人先被细菌、病毒等病源体感染，继而由零号病人以线性或分枝的途径传染给一号病人以至无穷多的病人。于是，隔离即截断疠气（瘴气）、细菌、病毒的传播途径，也就是把人的群体性和社会性截断就成为应对所有疫情的必选手段。
中共国正在蔓延和泛滥的戾气与所有传染性疾病的“病源体—零号病人—无限多病人”的形成、传播机制完全一致，差别仅在于疾病的病原体是自然界的微生物，感染的是人的肉身，而中共国时下弥漫的戾气的病原体却只可能是一种社会存在，它感染的也只能是个体、群体和社会的思想、精神、心理、行为，而非肉体。
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荀子》“王制”篇说“人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人因为有地位、能力、阶层的差异而存在分工和名分之别，并按道义即合理、能被群体多数人接受的规则进行分工协作和利益分配。显然，荀子所说的“义”蕴含着公平的意义，哪怕是最低和因时因地而异的公平。
人类群体、社会、国家的戾气是如何产生的呢？戾气的源头在哪里呢？荀子给出的答案就是“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无分”即人与人之间名分、地位及利益分配不合道义，不公平，于是群体、社会、国家就会处于争夺地位和利益的纷乱状态，进而陷入“离”即矛盾重重、分崩离析的局面，即孟子所言“上下交征利”和霍布斯所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这样的群体、社会、国家甚至世界当然就是暴力为王、战狼横行，就必然戾气泛滥。
戾气或乖戾之气之“乖”、之“戾”所揭示的就是这种性情、氛围、风尚不仅偏离社会应有之常规，而且偏离太多而至极端，它导致普遍、持续并且无法纠正的不公，导致人人心气不顺、心胸愤懑、焦虑躁动，导致大范围的暴力倾向。不公是社会现象和社会病症，它必定是社会制度的产物，而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只有专制、独裁、极权制度才最能制造普遍、持续的不公，才能源源不断得制造根本不能纠正的不公，专制因其等级压迫和阶级压迫、因其以维持少数特权阶层的特权利益为根本目的而自始就根本违反公平、公正和正义，专制本身就是不公的总根源。今日中共国盛行的戾气已不只是乖戾之气，而是赤裸裸和无以复加的暴力、暴戾之气了，因为中共的专制是叠加了举世无双的中国本土二千一百多年皇权专制与舶来自马列、苏俄新型共产专制的双重专制，是古今中外所有专制之集大成者，是糅合了商鞅、韩非邪恶法家学说和马列斯大林、毛太祖反人性意识形态体系的极权专制，是对国民肉体进行摧残或消灭、对大脑进行系统阉割和毒化的极端专制。在中共的这种新旧双重专制之下，底层小民极难把戾气指向戾气的制造者中共，而只能首先以自杀、自残、底层互害的内卷、闷骚和自虐等怯懦模式发泄戾气，
前文所引众多戾气事件和案件正是这样。
暴戾是极度偏离正常以致达到只能诉诸暴力、只能以暴易暴程度的乖戾。“暴戾”一词首见于《吕氏春秋》“慎大”篇，该篇称“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贤良郁怨，杀彼龙逄，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大意是夏桀不行德政，暴虐贪婪。普天之下人人惊恐、忧虑。人们议论纷纷，混乱不堪，满腹怨恨。夏桀却很难获悉和理解民情。贤良之士义愤填膺、郁郁寡欢，夏桀更杀掉敢谏的贤臣关龙逄，企图以此压服汹汹民意。人心思乱，都想去国离乡、远走高飞，举国噤若寒蝉、不敢妄议，人人皆如惊弓之鸟，惶恐不安。为官者终日提心掉胆、各怀鬼胎，都跟夏桀离心离德并纷纷弃他而去，而夏桀却越发自以为是，自认无所不能，恬不知耻地文过饰非。治理国家的正道被重重阻塞，全体国民于是分崩离乱。
“慎大”篇出神入化地描绘了夏桀暴虐无度、滥杀无辜、他一人的戾气笼罩全国、人民争相逃走的末世景象。今天中共国外资撤走、私营企业家出逃、底层小民走线美国的场面，中共一党的戾气，中共事实上尽享大小皇帝之极权的各级书记的戾气，中共对人民乱抓滥捕强加刑罚的公安和检察院、法院的戾气，中共悍然绑架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至今长达七年的戾气，中共威逼李文亮医生认罪服法的戾气，完美复制并无限超越了夏桀覆灭前夕的戾气！
经过后来更加推崇强权、暴戾的商鞅、韩非法家邪恶理论的体系化加持，这种最高王权、皇权和独裁、专制统治权戾气泛滥、横行无忌的景象一再重现，如秦末、两汉末年，蒙元的近百年野蛮暴戾，朱明皇朝朝堂上的公开廷杖，满清虚假“康乾盛世”时的暴虐文字狱，以及暴戾程度远超皇权戾气的斯大林、毛太祖共产专制戾气。
“慎大”篇还明确指出了戾气的根源在于统治者，是统治者及其恣意横行、不受制约的权力在源头、在根本上成为戾气的渊薮，尽管远未达到现代政治理论对专制制度的认识高度。王权、皇权等等形形色色的独裁、专制制度不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把底层小民逼向生存的绝境，而且同时也必然把原本仅属专制者独有的戾气传导给黎民百姓，最终逼得小民不得不拿出与专制统治者对等甚至更强的戾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戾气反制戾气，推翻暴戾的专制统治者，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是这样，传说对朱明皇朝子孙斩草除根的李自成是这样，先被苏共背弃而最终抛弃苏共的苏联人民是这样，以中共国严打的速度枪毙齐奥塞斯库夫妻的罗马尼亚人民，绞死萨达姆的伊拉克人民，乱枪处决卡扎菲的利比亚人民，推翻垄断国家权力的所谓功勋权贵阶层的孟加拉人民，都是这样，将来清算金家王朝家天下的北韩人民恐将也是这样……
专制是先天自带戾气的最邪恶的政治制度，戾气是专制制度的头号遗传基因，专制者以戾气统治、压榨人民，却总是违反其本意地把戾气传染给人民，把原本温顺的小民逼迫成同样充满戾气的暴民，培养成自己的掘墓人。因此，专制者是最邪恶却又最愚蠢的统治者。
不要只问中国人为何戾气满满，不能只问中国男人为什么病了，而要问中国人的戾气从何而来。
中国人的戾气积累、压抑已七十多年了，从列宁、斯大林的暴力革命和苏俄共产专制、极权被引进开始，从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开始，经毛太祖鼓动文质彬彬的宋彬彬恶变成耀武扬威、一身戾气的宋要武，从十年“文革”期间连孩童也不放过的北京大兴、湖南道县、广西武宣等地的滥杀，1989年的“六四”屠杀，1990年代的血腥计划生育，2000年前后开始的暴力强拆和对访民及维权人士大规模强加寻衅滋事罪，直到十余年来对人权活动人士及人权律师有计划、成建制地构陷颠覆中共政权罪，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暴戾统治持续不断、从未罢手，中共时时刻刻对人民磨刀霍霍、戾气相向，并把信访、上访、起诉、上诉、申诉、投诉、控告、结社、言论、批评等等中共设计的欺骗性“合法”途径统统堵死，终日喧嚣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和战狼外交，把被法家皇权专制和毛太祖共产极权专制杀戮、驯化而几乎血腥尽失的中国男人又硬生生挤压出、诱导出了一丝戾气。
这些戾气案例与当年杨佳杀警案和张扣扣为母复仇案的相似之处在于暴力性，不同之处是这些戾气案件本身毫无直接的正当性、合理性，尽管这些案例潜藏着长期以来中共专制、极权所制造的不公、怨恨等深层社会、经济和政治顽疾，而杨佳杀警、张扣扣为母复仇则赢得了民间广泛的道义合法性认同。
暴力是成为戾气还是成为血性，咋看仅仅一步之遥、一纸之隔、一念之差。然而，无论是戾气还是血性的养成都绝非一日之功。中共体制内学者李慎之自“六四”屠杀后开始公开抨击中共专制，一再发出“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专制”的呐喊，今日中共国泛滥成灾的戾气不过是、也正是中共专制、极权政治戾气的逻辑衍生品，也正是中共一以贯之地从生到死对中国人实施阉割式洗脑的正产品。对今日中国正在蔓延的底层互害这一原始、笨拙形式的戾气，中共并不介意，因为这种底层互害的戾气根本无伤于中共的专制，反而正符合所有专制者、特别是中共这样的极权专制者孜孜以求的分化底层大众的治民、驭民目标，中共害怕的是有朝一日底层大众豁然醒悟，停止底层互害，掉转戾气的指向，把这种戾气上升为反抗的血性，瞄向中共。
中共完整继承列宁、斯大林苏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邪恶、暴戾意识形态并加以发展，在其所谓革命及建国实乃僭取政权后将这种邪恶意识形态付诸实施，通过一次接一次的暴戾运动和杀戮，将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精神摧残、肉体消灭等反人性邪恶戾气手段推向极致，杂糅中国传统法家皇权暴戾统治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共产极权暴戾于一体，形成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中共专制、极权暴力、暴戾体制和疲民、辱民、弱民、贫民、愚民体制，极限压榨底层小民，恶意把把小民桎梏在生存线上。即便在纯粹的经济领域中共也恶毒地树立外部假象敌，至今仍视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民主世界为死敌，同时也视本国私营企业家为潜在敌人，死守僵尸般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之马列毛泽东信条，强横推行与满清皇朝慈禧太后“四不变”一样的“四项基本原则”和“七不讲”，以暴力、暴戾、戾气手段堵死中国进行制度变革的任何可能，把中共专制极权独有的那种戾气散布于中国大地，散布于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散布于包括最应温良谦恭的教师、医生在内的所有行业和职业，散布于从抱残守缺的老朽红卫兵一代到残杀、霸凌同学的中小学生的所有年龄段。一句话，中国人戾气的根源是中共及其专制、极权，而不是中国人自己。中共及其专制、极权才是今天中国人戾气泛滥的唯一病菌、病毒、病原体，中共及其专制是既祸害中国人民也危害整个世界特别是民主世界的政治毒瘤——发生在瑞士和澳大利亚的两起中国人侵害当地儿童和婴儿的案件已经向世人发出明确的警示：中共专制的戾气一定会以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形式输出、扩散到到整个世界。
与中西传统医学数千年难以取得突破性进步、自然疾病的病原体数千年不为人类所知相似，人类有国家以来的政治制度数千年来同样毫无实质进步，人类的政治智慧数千年来也一直处于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的矇昧状态，导致皇权、王权家天下及少数特权阶层以暴力、暴戾手段压榨、荼毒绝大多数人民的专制、极权、集权、寡头、僭主政体的奥秘和政治病毒也一直未被人类窥破，天命如此、命该如此的原始观念蒙蔽着占人口绝大多起来的底层被奴役人民，使得他们浑浑噩噩地接受、忍受占人口极少数的皇权、王权和特权阶级的奴役和蹂躏，而对时时暴露在他们眼前的专制政治病毒熟视无睹、浑然不觉。直到近代启蒙运动兴起，人类才终于开始走出皇权、王权和神权专制的政治矇昧状态，人类的政治智慧和理性精神终于开始被启蒙思想家唤醒，主权在民开始取代皇权、王权和神权政治，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开始取代朕即国家、一言九鼎的专制君权，人类开始认识到必须靠暴力、军队和杀戮维系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政治是不公、不义、邪恶、戾气的终极根源，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大众被压榨、奴役的总根源。
正如许多杰出医生为发现、研究细菌、病毒而不幸染病而逝一样，人类为识破专制这一政治病毒和戾气的总根源，为发现和实践从根本上消灭戾气的民主政治，同样历尽艰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法国启蒙思想家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特别论述了东方专制的经典形式中国的皇权专制，称“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并称在专制政体里皇帝、国王、神权统治者视所有其他人如若无物，专制政体必然用暴力“去压制人们的一切勇气，去窒息一切野心”，这也正是法家专制总设计师商鞅的“去强”邪恶理论。既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那么专制统治自然就以暴力开路，以暴力对国民进行恐吓和杀戮，并最终亡于暴力，自然也就根本排斥人性、理性、尊严和平等，自然也就会把统治者的暴力戾气传染给全民，专制政体下的国家和社会一定会不断滋生、蕴积戾气，而且，像中共国今日这样四处蔓延的戾气一定是专制政体末日临近的信号。
在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中，专制政体是最邪恶、最不公正、最违反道义和人性的政体，这也为中国两千一百多年的皇权专制历史所证明，更为百余年苏俄、中共及所有共产专制阵营血腥杀戮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全面失败的实践所验证。专制产生不公、不义、悖逆人性、不合全人类民智大开之现实，犹如致病的乖戾之气、疠气、瘴气之不合时节，本该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可中共为死守所谓红色江山，铁心与浩荡的民主潮流和民主世界为敌，顽固坚持共产专制。中共一直炮制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对中国人民炮制、构陷的巨量冤假错案，宁与外邦、不与家奴、四处撒币的叛国、卖国，导致今天中共国举国上下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遍地皆是心怀怨气、忿忿不平之人；而不平则鸣，心怀不平之气，则行必有暴戾之举。朱明皇朝的能臣张居正在《论决重囚疏》就坦陈“冤愤不泄，戾气不消。”然而，七十五年来中共一直干着也最擅长干的就是滥用暴力制造怨愤和积累怨愤，特别是在当下已经陷入穷途末路、走进倒计时数秒的癌症末期，除了全面依赖暴力和戾气，中共已是黔驴技穷，完全无计可施。于是，中共只得一面每日继续炮制、构陷巨量的新怨愤，一面竟赤裸裸干起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之人的勾当。窃国的中共，以中国唯一合法代表自居的中共全面沦为哈马斯，真主党之类只能兜售戾气的“合法”黑帮。
像感染病菌、病毒等病原体而生病一样，中国底层小民因感染了专制、独裁中共的政治戾气和疠毒而被动成为戾气携带者。不平日久，自然戾气郁结于心，郁结日久，自然戾气越来越重而爆发。被称为中共内部最阴毒、第一坏的已死老朽陈云有言“中国人好管，饿死不造反”，饿死都不造反的中国小民若非被专制中共逼迫、压榨到濒临死亡，哪里会产生什么戾气？
《诗经》（《毛诗》）《小雅·頍弁序》说《頍弁》这首诗是“诸公刺幽王也”，即王公贵族们讥讽周幽王，（周幽王）“暴戾无亲，不能宴乐同姓，亲睦九族，孤危将亡”。果不其然，暴戾成性、戾气深重的周幽王最终沦为孤家寡人，自己戾气散尽，死于戾气更重的犬戎之手。周幽王的当代同伙大的有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波尔布特，小的有王立军、孙力军、傅政华之流。古今中外政权更替的历史、统治者和权贵个人命运的历史无不证明痴迷暴力、暴戾、戾气统治，对小民滥用暴力，实在是取祸和自戕之道，实在是自寻死路，实在是自作孽不可活。专制之下无一人是安全的，此之谓也。
2024年中国底层小民们爆发的戾气还只是最低级的底层互害戾气，没有谁愿意看到这种戾气继续蔓延，但谁能保证这种戾气不会恶变为针对炮制、构陷冤假错案和恶意制造不公的中共官员们？既然是专制中共数十年来恣意妄为，把深重的戾气传染给底层小民，那么中共专制一日不除，则小民们的怨气一日难泄，怨气一日不泻，则小民戾气一日不消。因为作为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的中共专制及其戾气是无法像自然的、身体的传染病那样靠隔离进行防治的，因为群体的、社会的、政治的生活是人类的必需品，中共这样的专制极权政体远比自由民主政体更需要底层小民的群体、社会生活，专制政体须臾也不能离开被它统治的群体化、社会化的大众，否则专制就不复存在。甚至自然的、肉体的传染病在中共这样的专制极权政体下也会因为被用于服务中共的专制政治目的、被用于证明中共专制优越于西方民主，而被掩盖，而错失防治良机，而在防治时仓皇失措、戾气大发、野蛮封控，中共武汉新冠肺炎即为典型例证，新冠肺炎疫情是经典的自然疫情—暂且撇开新冠病毒的起源不谈—和中共专制极权戾气、疠毒二合一的自然、政治瘟疫。
荀子曰“刑政平，百姓和”，“刑政平而百姓归之”，又曰“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荀子的这些治世良言，完全不合永远正确、“历史错误不能讲”的中共的听觉神经，中共的戾气，以及小民们的戾气，仍会这样延续下去，直到中共步苏共和东欧各国共产专制后尘而去。这，才是中共所称并且为之惶惶不可终日的百年未有之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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