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权比鬼怪更恐怖

万圣节成为中共眼中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人的经验是无论如何也是想象不到的，然而，自从在去年的上海万圣节引爆了中国网络，把万圣节成功改造成万梗节此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批判狂欢，直接触及了当局的敏感区以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可能性，当时就有网民在知乎上发问“你觉得2023年上海万圣节会是最后一届吗？”

在2024年万圣节到来的时候，中共以其一贯的尿性向社会给出了答案。上海一片风声鹤唳，警方严控、逮捕、清查“奇装异服者”的行为处处可见。万圣节在现代的西方更多是人类以鬼怪、荒诞和狂欢为名的世俗欢聚，在极权主义中国，万圣节成为政权的威胁，为那些荒谬至极的传说、故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真实cosplay（角色扮演）：一个反人类的政权比鬼怪更恐怖。

万圣节成为中共的禁忌，原因一是2023年的上海万圣节大大拓展了此节日的边界与意涵，使其成为一场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在不断压缩自由空间严控民间声音表达的当下是当局所不能容忍接受的；一是城市年青人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是不安全感日增的中共严重忌讳的。

万圣节作为西方国家来历悠久的传统节日，在现代已几乎仅仅是为节日的娱乐性而以鬼魂为名制造的一个噱头，它展现的已不是对鬼怪的恐惧，而是对人生的热爱和追寻。而在中国，传统的节日不是与家庭伦理身份认同有关如春节、中秋等，就是与宏大叙事有关如三八、五一、十一等，唯独缺少彰显个性、表达自我的快乐节日，同时由于中共严控社会而造成的民众公共参与公共表达渠道缺乏，所以万圣节这样的舶来节日完全迎合了新一代年轻人精神生活的诉求，迅速成为很多中国城市年轻人的新流行时尚。

一切变化发生在三年疫情时期。中国年轻世代经历了一个他们从来想象不到的漫长噩梦，他们从小被塑造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的价值观以及在消费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观念在这三年里被摧枯拉朽，从而重新定义了他们的社会认知与国家认同。以前所憧憬的所喜爱的在那以后一切都不同了，如果说在以前欢渡万圣节只是小众的年青人“亚文化”，从中寻求自我、表达自我和创造自我，那么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对把不确定不稳定的未来带给他们的这个操蛋的时代操蛋的社会的失望和愤怒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和接受。这就是在2023年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万圣节中出现的以年青人的审美表达出他们的态度的原因。

固然万圣节中他们向公众展现出来的绝大部分还是希望在安全线内的态度，以自嘲的艺术宣泄这个苦闷时代年青人的伤痛、逃离，然而其中对现实的戏谑、冒犯已是对习天下的戏谑、冒犯，是对“新时代”所刻意构建的“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主流叙事的戏谑、冒犯，更不用说不少年轻人把现实政治、社会议题联系起来的勇敢表达，所以它成为了中共绝对不能容忍的充满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视之为对政权的重大威胁因素。

另外一个对中共政权来说不能容忍的重要因素就是年轻人群的聚集。公众聚集活动一直是中共的维稳对象，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江河日下的今天，年轻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就业、生存陷入困境成为常态，“躺平”、“内卷”、“佛系”、“社畜”、“摆烂”、“韭菜”、“人矿”等高频热词在年轻世代的热传无不显示着他们对这个彷徨时代的压抑挣扎情绪，在中共政权眼中是构成重大风险的，而群体聚集活动就极有可能成为对政权的不满和抗议场所。尤其是在2022年的白纸运动发生后，为了防止再度出现类似的群体政治抗议，按照中共维稳体制的一贯逻辑，必须要把任何“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阶段，所以万圣节必须成为中共的禁忌。

如果专制政权的预防、控制、扼杀社会有效的话，那么专制政权确实可以江山永固了。事实上正相反，中共的应对恰恰暴露了专制政权越维越不稳的弱点，陷入危机不断和应付危机的恶性循环，就如在这次的政权扼杀上海万圣节活动，当把年轻人在安全线内的对社会意见表达加以禁止时，事实上是在更加刺激这个世代的不满情绪把他们完全推向政权的对立面，重新定义他们对政权的认知与集体经验，孕育出年轻世代的新反抗选项，从而成为中共政权崩溃的导火索。

这就是万圣节成为中共禁忌的最重要意义。中国人习惯敬鬼神而远之，都是借鬼来说人间事，譬如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借鬼怪情讽人间事，最荒诞的故事反映的都是现实，当一个政权比鬼怪更恐怖时，这个政权运行的逻辑已然是荒谬的，在美学上亦然是审丑的，是被戏谑和嘲弄的，根基全然腐烂，只有等待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