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上而下所有层级的比烂、比流氓，对其自身的反噬近日在河北燕郊的爆炸事件中也得到验证。
央视作为中共宣传机器和谎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记者前往燕郊采访竟也被燕郊本地的公安地头蛇暴力驱赶，不仅使得现场的央视女记者狼狈不堪，也整得习惯享用“采访”特权和被大众另眼高看的央视直播间的美女主持人花容失色、呆若木鸡，更暴露了中共内部暴力机器（公安）与谎言机器（宣传）之间的不甚协调乃至利益矛盾，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共整部权力机器的运转开始顾此失彼、露出破绽。亲密配合傅政华、孙力军勾兑“709”假新闻和疫情初期“武汉八名散布不实信息者”假新闻的央视固然早已声名狼藉，像头条发布“亩产三万六千斤”的《人民日报》那样，但央视这样的嫡系党媒总还需要些许像样的报道粉饰门面，而今河北燕郊的公安地头蛇在中共高层一直鼓吹的正面报道、正能量宣传的旗号蛊惑下，居然丝毫不介意什么央视。傅政华、孙力军炮制“709大抓捕”和“厦门大抓捕”，1989年“六四”屠杀，毛泽东整死刘少奇，刘少奇要求检察院无脑，按党的要求抓人捕人，以及金塔县委书记秦高阳一手遮天、喝令公安给祁钥泉再匝上一副脚镣，对法律、宪法、民主、人权的践踏，不也都是如此这般地丝毫不介意吗？
比烂、比流氓、比无耻、比心狠手毒，是垃圾时间、是根本变局前夜专制权力的必然现象。公权力的这种无底线的比烂、比流氓早已传导至民间，并已极限挤压民间的生存空间，处于终端和底层的民众甚至中产可能会在无路可走时铤而走险，女记者以豁出去的姿态冲向主席台，不知名人士驾车冲向中南海新华门，年仅26岁的医学规培生曹丽萍不堪医院对她的人矿般压榨而割颈自杀，老年访民被逼在北京爬电线杆触电自戕，邯郸三名初中生残杀同学，这些异常或灾难性的个案无不能够直接、间接溯源于中共及其官员在垃圾时间的比烂、比流氓、比无耻、比心狠手毒，并携带着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走向的信息密码。未来的中国大概率迎来一个失落或动荡的变局期间！
杨显惠先生所著纪实小说暨报告文学集《夹边沟记事》的一篇《走进夹边沟》中。金塔县团委书记祁钥泉中了下派挂职的中共金塔县委书记陆为公的引蛇出洞阳谋，针对本地担任中共金塔县委书记的秦高阳的私生活提了一大堆意见，被秦高阳一句话就定了个现行反革命，判了六年劳改，但运气不错，上诉后判决撤被销判，改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动教养，不料在送往夹边沟的大卡车上遇到了被秦高阳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县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二人聊了一番：
祁：赵局长，你怎么也来了？
赵（一脸晦气）：唉，说不成，说不成。
祁：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又一下子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
赵：老祁，这事你不要怪我。你的事都是秦书记一手操纵的……
……匝脚镣是秦书记叫匝的，戴手铐是我作主的。把你抓起来（后的一个）傍晚，秦书记电话问我，祁钥泉拿下没有？我说没有……他就说再匝上一副脚镣。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注：祁钥泉已戴了一幅脚镣）……秦书记又说，匝给，违的个啥法！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赶紧开了个会，研究秦书记的指示，最后决定还是不能再匝脚镣，给你带上一副手铐吧。这事你千万不要怪我。抓你也是他批示的，就连逮捕令都是他叫秘书写好叫我宣读的。……
这一幕不仅发生于1957年中共无端发起的所谓反“右”运动中，而且还一直持续于中共专制统治的七十五年，更是今日中共打着虚幻的所谓社会主义法治旗号而行反法治之实的真切写照。
祁钥泉、赵正方的悲剧和秦高阳书记强权任性的闹剧揭示了中共政体和权力运行的本质痼疾：权大于法，各级书记个人专断，权力任性根本无法制止和纠正，中共的专制统治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暴力和专制最终必然泛滥为比烂、比狠、比流氓的竞赛。
在这出悲剧和权力闹剧中，农民出身的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并非不能认识其顶头上司、县委书记秦高阳的命令的非法性，而是“不敢违抗他的批示”。下级明知上司的命令是非法的却无法、不敢违抗，下达非法命令者的同级又缺乏制约，上级又姑息迁就，于是无论哪一层级，无纶高层或下层，中共的权力运行特别是各级一把手书记的滥权统统都是绝对的无法防止和纠正。
当权者自己制定了法律，自己却又公然破坏、拒不遵守自己的法律，却又恣意法外乱权，是古今中外专制政权的共性，尤其当专制君主个人的性情又特别强横、暴虐时，政体的专制与君主个人的超级专制两者叠加，公然破坏、拒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现象就会更加猖獗，君主个人甚至法随言出，其捉摸不定、变化无常的意志和言论随时随地就成为法律，如即便被后世认为以仁政治国的北宋也广泛地对官员实行言论定罪，滥用流刑（流放、贬谪），最著名者莫过苏轼，又如徒有盛世虚名、实则勃列日涅夫式僵死和停滞的乾隆皇帝时代，大兴文字狱，滥杀无辜；古罗马则有嗜血成性的变态狂尼禄皇帝，而法国与康熙帝同时代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则据传曾放言“朕即国家”，既然朕即国家，当然也就朕即法律。
秦高阳书记在金塔县就是国王，就是皇帝，他的一句给祁钥泉“再匝上一副脚镣”就是金塔县的最高法律，握有手枪的公安局副局长也不敢违抗。中共的县级政权是最低一级拥有完整权力体系的政权，大多数县的人口和面积都超过很多独立国家，更超过欧洲从前的许多王国和公国，中共的县委书记在本县之内事实上也都享有国王、公爵的权威，也都享用着国王、公爵的感觉，众多被中共纪委拿下的县委书记对这一事实也都供认不讳。
如果说在近代民主理念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国家出现以前，专制君主及其官员破坏法律、超越法律尚可归因于人类整体的政治矇昧，一定程度上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那么，在宪政、法治、民主成为无可争议的普世价值的二十一世纪，在“硕果仅存”的共产专制的中国，公权力、政府及其官员依旧、并且越来越猖狂而无所顾忌地践踏其自己制定的法律，则就完全不可理喻和不合时宜了，昭示着当局所固守的专制统治模式的难以为继、权力运转的失灵、社会治理的溃败、根本变局的逼近、以及中共的统治已处于终场前的短暂垃圾时间；在此期间，当政者除了践踏其自己制定的法律、法外乱权、赤裸裸地诉诸暴力以苟延残喘之外，已是束手无策、无计可施，只得破罐破摔、听天由命、争相进行最后的表演，于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李鸿忠、信口雌黄的张维为和金灿荣之流、正渐渐肉体消失的老红卫兵、新生的脑残小粉红等等妖孽纷纷出洞，竞相以比烂、比流氓、比无耻为能事。
这样的垃圾时间，在明末出现过，在路易十六时的法国出现过，所以2012年时任中共纪委书记王岐山倡导中共党员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满清末年出现过，在1989年的罗马尼亚出现过，在1990年的东德、1991年的苏联等东欧共产阵营同时出现过。
在垃圾时间里，所有层级的公权力及其官员在死保专制、阻挡民众对宪政和民主的追求这一“初心”的驱使下，为求眼前片刻苟安之“稳定”，饮鸩止渴，弄权乱法，如以发展为名的强拆，以维稳为名非法限制访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潜入维权人士的住处安放窃听、偷录设备，以溜门撬锁等下作手段非法侵入维权人士的住宅，非法在宾馆、道路强行查验维权人士身份证，对访民、律师、异见人士等维权人士构陷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扰乱秩序罪、（煽动）颠覆政权罪，公然无耻劫掠孙大午、马艺珈伊等私营企业家资产，安插占坑法援律师进行表演式辩护等等比烂、比狠、比流氓、比无耻乱象就成为当权者“执政”的常态。
除了上述由中共基层、地方公权力及其官员实施的违法行径外，中共上层也直接参与实施以保专制政权、抗拒宪政和民主为目的的违法行径，如发布流氓式的“七不讲”内部秘密文件，多次掀起反宪政逆流，直接以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手段实施“709”大抓捕和“厦门大抓捕”等震惊世界的流氓政治大案，铁心与流氓、失败的俄罗斯、北韩、伊朗等邪恶政权为伍，以与民主世界为敌和抗衡，胡搅蛮缠、撒泼打滚的凶狠战狼外交等等。
之所以说中共及其各级官员以保政权、反宪政民主为出发点、但求眼前瞬间鸵鸟式“稳定”的所有违法行径是饮鸩止渴，是因为中共的这种比烂、比流氓的玩法根本就是路易十五的“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只顾今日、哪管明天，一定会反噬其自身，注定玩不下去，如媚上无底线的李鸿忠及其喊出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之低级红、高级黑，其比烂、比无耻的程度堪比“本欲拜依（魏忠贤）膝下”的白须儿顾秉谦，对早已整体破产的中共马列谎言信仰体系堪称重击，实属助力加速早已全身溃烂、无药可救的中共的最终崩溃，中共对访民、维权人士、律师、异见人士炮制的无数冤假错案和“709大抓捕”、“厦门大抓捕”等等荒唐政治案件，也已加速耗尽中共司法及其整个权力体系的信誉，使中共自己深陷塔西陀陷阱，不能自拔，只有坐以待毙，正如三十五年前的“六四”屠杀早已埋下、注定了中共今日的溃烂。
民生观察 202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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