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生律师失去自由2年整记

2020年1月19日，是余文生律师失去自由2年整的日子。

余文生律师在2018年1月18日，写了修改宪法的建议，1月19日在送孩子上学的楼下失去自由。余文生律师作为709辩护律师，3年多坚持站在最前面帮助709案抗争、代理人权、信仰、公益案件，可能也是抓捕他很重要的原因。

余文生律师在这二年里，一直都没有得到辩护律师会见，我也见不到他。在2019年5月9日，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开庭。秘密开庭后，严重违法超期羁押，至今没有判决。或者是否已经又被秘密判决？送监狱了？不得而知！

2年里，余文生律师案不让辩护律师会见、不给文书、不让消费、电脑里没有立案信息、法官不告诉案件信息和案件程序问题、秘密开庭、超期羁押。我和辩护律师常伯阳律师、谢阳律师数十次，要求保障余文生律师的法律权利，各办案单位连大门都进不了，各级监督部门没有任何回复。余文生律师案2年里完全被与外界隔离，根本没法得到外界的任何法律帮助。到底谁可以保障他最基本的法律权利？2年了，他一个人在里面，被酷刑程度？身体现在什么情况？甚至人现在具体在哪里？生死？都成为一个秘密。

我在这2年的维权中，一路经历看过来的人们，都了解了我的坚强与努力。

有一位老师问我，你的维权占你生活部分的多少？我脱口而出，除了睡觉，占90%，老师用疑惑的眼睛看着我，每个人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怎么可能生活中90%用来维权？我似乎也觉得有点高，犹豫的说，那怎么也80%，肯定不会少于70%，70%是我回答的最低值。但是，后来，我自己多次仔细的思考，我为丈夫余文生律师维权，占我生活比例的多少？我的答案依旧是90%，或许这是个高的不敢让人相信的数字，但是就这么发生了。我是在警察、环境、制约与打压，异常残酷的情况中艰难的维权与抗争，付出的代价也是残酷的，我的身体除了累的经常感冒、发烧、牙疼、眼疼、连睡3天起不来等常见的生病外，我还在这两年，身体辛苦到，得了2种大病，一种是面瘫；一种是38岁的我接近停经。而2年前，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根本没有这2种问题。

我的丈夫失去自由后，我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竟然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传换3次。
以这个罪名传换，这是连资深人权捍卫者都很难享受到的“荣誉”。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第一次看到那个罪名的时候，我没有害怕，差点笑出来，因为我知道，这像个玩笑，我一个家庭主妇，2018年及之前，余律师在家时，我连一个人出门都不敢。也很少关注网络，连怎么坐地铁？怎么换乘？都要由老公安排好的这么个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给我个寻衅滋事传换都算抬举我了。后来，当局又传换我2次，它们让我认真点对待，它们残酷野蛮的做法让我明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开始认真的搜了一下，什么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尽管我以前也是学法学的，但我觉得那个罪名是高不可及的一个罪名，和普通人没有关系，所以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怎么看那个罪名。

其实，传换我的国保、警察当时说的非常明确，要求我不要为余文生律师维权，要求我不要接受采访。当时还伴随着数十次的有事没事，警察去家里敲门。5次搜家。约十几人就住在隔壁。极其野蛮与恐怖。

我必须作出一个抉择，放弃为丈夫维权？还是失去自由也要为丈夫维权？家里还有孩子，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我选择了哪怕被抓，也要为丈夫维权。当时，我每天出门腿在发抖，但是，我依然用颤抖的腿一步步往前走。

当我突破失去自由这种威胁以后，对外发出声音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国内网络上，没有了余文生律师任何信息。微博、博客等余文生律师之前的所有账号被销号、我的只有几位粉丝的也被销号。而且用余文生名字根本注册不了，用我的手机号也注册不了。别的地方发帖，很快被删，被封号。国内网络上，根本没有人能知道余文生律师被抓。

唯一能用的是微信，虽然也多次被永久封号，我还是重新注册。但是微信很多功能被限制，文章中有余文生的名字发不出去、链接发不出去、很多照片被屏蔽发不出去。可以看到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作了很多次修改才发出去。有时候，非常累，修改到8遍，10遍还发不出去的时候，我也想到过放弃，但是，每次我都没有放弃，直至能发出去。最高一篇文章我修改约20次才发出去。有时候为了一篇文章发出去让别人看到，我经常忙到凌晨一、二点，然后自己累的立即睡着。

我的维权还遇到了其他方面的困境。有些人同情我，觉得我很可怜，只有一个人，但是我一直没有太在意，人在困境中，当我刚发现我的一扇窗被关上的时候，我就去寻找另一扇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喘不过气来的压力，就没有壮士断壁的动力。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上帝立即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多少个我认识不认识的人士，主动来帮我，没有主动的，只要我能想到的，几乎都会帮我。让我意外的惊喜，各界人士向我投来了善意。所以，我一直感受到的是，我并不孤单。

虽然在我2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我已经被很多人公认成“一人成军”的称号，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2年的努力，根本不是一个人努力，我印象中只有一次，我一人去了徐州市公安局维权。其他数十次的所有现场，都有律师、公民、记者等人陪同，而且每次至少都好几位。也有很多人士网络上关注。谢谢。

这2年来，在为丈夫余文生律师的维权过程中，许艳37次与国际人士见面，荣幸见面的国际官员有人权官员、人权大使、大使、议员、外交部长、总理。联合国强迫失踪关注组、任意羁押关注组，一直在为余文生律师案监督、鉴定、督促与呼吁释放余文生律师。也有国际国家为余文生律师案发表声明。我很感谢大家对余文生律师案的关注与帮助；我也替余文生律师感到高兴，他曾经的公益与付出，在他自己处于困境中时，得到了全世界那么多公益、博爱人士的帮助。我也感觉自己是不幸中的幸运儿，我一直心存感谢。

我未来的维权路，依然艰难，依然困难重重，但我绝不放弃为余文生律师维权，我会坚持与努力。希望您公益与良知的手，能继续陪伴与扶持我在艰难中前行，相信有您的帮助，那些曾经为中国人权法治，流血的人士将不会流泪；家庭的困境将得以改善；中国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将尽快得以彰显。谢谢。

最后，我也希望中国司法机关，能够聆听一下受害者的声音、看一看世界的关注、在乎一下国家公信力与人权法治、在乎一下个体老百姓的无助与困苦、有监督与纠正错案的勇气、善待律师与律师家庭，善待自己的国民，早日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

谢谢所有对余文生律师案给予关注与帮助的人士。

许艳（余文生律师妻子）
20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