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亲人团聚，传统的节日里，我却像一只老鼠一样躲藏在外面不敢回家，为躲避摄像监控，不敢到大街上逛一逛。纠结、焦虑、愤怒。我没有触犯现行法律，为什么当局要疯狂打压？《宪法》难道只是摆设？依法治国只是口号？我为什么要躲躲藏藏？我为什么要害怕恐惧？甚至株连家人？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
在兄弟排行中我是长子，自从父母去世后，兄弟姐妹四家人都到我家来团年，妹妹总是很开心的对我说：长兄如父，长兄如父。今天，他们一定也是在我家团聚，一定也很想念我。
想起了去年的春节期间，在妹妹家吃饭，妹妹对我说：哥，你能不能别老让我们为你担心啊！国保跟我说你再进去就出不来了，要死在监狱里。妹妹哭了，抱着我说：哥，你可不可以别让我们再为你担心啊！我安慰妹妹说：我现在没做什么，你别担心，放心，放心。我爱人说：国保说你再进去，至少要判十年以上。我说：我明白，这些年，让你受苦了，我会专心赚钱，把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一年以后，我却被迫流浪在外……
刘家财和爱人
想起了女儿，我在狱中时，爱人来看我，告诉我：女儿拿了结婚证，想出国旅游，但，护照不给办，说是上了黑名单，还说等你回来在举行婚礼。我说：女儿都快三十岁了，不要等我回去，让我弟弟代办。爱人说：女儿非要等你回来。出狱后，我问女儿是不是不给办护照？她说：是的，我去办护照，他们问我是怎么搞的？怎么上了黑名单？不能办护照。我听后非常气愤，找到国保，国保说：你女儿肯定记错了，你让她再去办一下。我回家告诉女儿，女儿说：绝对没错，他们不给我办，说我上了黑名单。我说：你再去办一下试试。女儿又去了一趟回来告诉我：现在可以办了。我说：嗯，现在，我出来了，以前，他们怕你跑了，怕你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女儿说已定在十月份举行婚礼，我听了很高兴，邀请了一些宜昌本地的朋友，许多外地朋友得知后也想来宜昌参加婚礼，但，都被当地国保拦截未能如愿。
有一天，国保突然问我：女儿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她在成都。国保说他们要去成都办事想顺便看看我女儿，问我女儿住在成都什么位置？我说我也没去过女儿女婿家里，不知道。没过几天，女儿打来电话哭着对我说：他们来找我了，我不想见他们，所以，很晚我才回家，结果他们在楼下外面等着我，把我都吓哭了，我不想他们打扰我。我找到国保怒吼到：你们威胁我，是吗？你们把她杀了吧！
女儿对我说：爸，你为什么要走在前面？为什么不跟在后面？我说：如果人人都这样想，谁又走在前面？女儿哭着说：你干嘛非要走在前面，我不要你走在前面。我避开女儿的目光不再说话，我很愧疚，我对不起女儿。
我流浪在他乡，整天待在住所，不敢随意行走，如同画地为牢，想起了看守所。六年前，我进看守所一个多星期以后，狱警把我带到值班室，给了我一盒黄鹤楼香烟，说是一位银行行长带给我一条烟，一次只能给我一盒。一周以后又给了我一盒，又过了一周，我问狱警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盒，狱警看了我一眼没搭理我，过了一会拿来一盒递给我，说：再没有了。狱友说：你不懂规矩呀！一条烟给你两盒就可以了。我说：剩下的烟呢？他自己抽还是送人？狱友说：他不抽烟，他送给他的关系户，什么关系呀！给他钱就是关系，他收了别人的钱，再把你的烟给找他帮忙需要照顾的犯子。这里面名堂多的很，在这待时间长了，你就懂了，2018年，夏天，我出狱了，银行行长告诉我：我单独给了狱警礼物的，给他的是他的，给你的是你的，给他的比给你的好多了，他怎么还扣你的？
看守所监舍约30平米，一边靠墙是通铺，一边是走道，通铺的一端是厕所，十三四人睡在一起十分拥挤，铺位分上、中、下等级，幺鸡（监舍牢头）床位较宽为上铺，中铺可以平躺，下铺只能侧卧。睡在下铺的人上趟厕所回来就没了铺位，找点缝隙像楔子一样楔进去。监舍与风场之间有道隔墙和铁门，风场大约20平米，每天放风2次，洗衣、洗澡、运动。冬季，没有热水洗澡，天上飘着雪花，冷水浇在身上，浑身热气腾腾，疼痛如同刀割。
2014年的春节，大年初七，我正在风场抽烟，一位狱警从监舍上面的巡逻通道走过来，对我说：你怎么在风场抽烟？我不明白怎么回事，我想平时都是在风场抽烟啊！连忙跑进监舍的厕所，狱警望着我又嘀咕了一句话，我没听清楚，他接着说我不服从管教，我说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狱警说我顶撞他，要给我戴脚镣进行惩诫。我说香烟是你们卖给我的，你凭什么给我戴脚镣，我不戴。另一个狱警大声吼道：你还不得了了，把椅子（狱友称：老虎凳）抬过来。很快老虎凳抬过来，四个狱警把我强按在了老虎凳上，双手固定在扶手上，双脚固定在椅腿上。坐垫上有个洞，就像坐便器，半天以后，浑身疼痛，第二天，腿脚全都肿了。狱友们帮我洗脸，喂饭，小便时，狱友拿来塑料瓶帮我接尿，大便时，两三个狱友把我抬到厕所，帮我脱裤子、搽屁股。狱友们担心我冻着，用棉大衣、棉被把我包裹起来。与冷酷无情的狱警相比，这些让人鄙视的狱友们彰显了人性的光芒……十天后，我从老虎凳解除，下半身已失去知觉，不能行走。
2013年年底，周永康的连案（专案，厅级以下的官员）陆续关押到宜昌看守所，每人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时间长了，彼此混熟了后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说狱警不准他们说出自己的名字，周永康的亲家黄渝生、弟弟周元兴、儿子周滨、儿媳黄婉都关押在宜昌看守所。女监舍在关押我的监舍斜对面，听见女监舍有人大发脾气摔东西的声音，透过风门（监舍铁门上方20cm*30cm的小窗，递送饭碗、衣物等使用）看见几个狱警慌张跑过去，吵闹声依然，持续很长时间才安静下来，第二天，狱警说：黄婉把监舍里的塑料凳子全砸了，所领导不知如何处理，请示专案组，答复，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上了椅子（狱友称：老虎凳）当晚就求饶投降了。
宜昌看守所，在押人员吃的菜，都是水煮，戏称为：水上漂，油少盐少泥沙不少。专案何某（民企董事长）说伙食太差了，找到幺鸡（监舍牢头）说想让狱警带些东莞家里自制的香肠和自己庄园里的荔枝，他说只要在伙食上照顾的好，他让律师给狱警买辆二十万的车，没几天，狱警陆续将热腾腾的香肠、红烧肉、卤鸡、牛肉、腊鱼、中华香烟等送进了监舍。有一天半夜还送进一大堆荔枝，狱警说凌晨两点飞机才到达三峡国际机场，接到电话通知连忙去接货，觉也没睡好。一位狱友对我说：宋干部（在押人员称狱警为干部）肯定捞了不少钱，每天都大包大包的往号子（监舍）里丢，千载难逢，来了这么多专案，干部们都发了。专案赵某说：我们来了，宜昌的律师费猛涨，起步就是30万，干部们还推荐一些律师。我说：他们这么热心有不少好处吧？赵某说：那是肯定的。赵某又对我说：老刘，你是最恨我们这样的人，蔡干部不让我们跟你说话，我们弄进来的这些东西，吃了可别说出去，蔡干部很担心你说出去……
半个月理发一次，普通在押人员的胡须都是电推子直接推掉，专案人员则是使用电动剃须刀，而且想什么时候使用都会满足，狱警亲自给每个专案人员理发，格外热情周到，就像对待自己亲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得不感叹金钱的力量。
关押的涉毒人员较多，常在一起聊些贩毒经历，我说中共在延安时期就贩卖鸦片。专案赵某接话：是的，我爸爸告诉我，他就是干这个的……我爸爸是毛主席的警卫员，我爸爸说彭德怀不尊重毛主席，进主席房间不敲门，用脚踹开就进去，不喊主席，称呼老毛。
看《新闻联播》，周永康在法庭上最后陈辞：我认罪悔罪，不上诉。专案何某说：老周这个人，人是个好人，工人出生，性格耿直，不够圆滑，得罪人太多了。接着，愤愤不平的说：那些在主席台上的人，我们都了解的很，比我们坏多了。专案张某（中石油海外公司负责人）说：台上这些龟儿子，我们都熟悉的很。讲到“双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专案赵某说：他们打我，我就想到刘胡兰、江姐那些大义凛然的革命烈士。我笑了，问：他们真的打你？专案何某接过话茬说：当然打，我喊救命啊！杀人啦！他们就用被子捂着我打。蒋洁敏的司机赵某说：他们问我都给哪些人送过礼呀？我说多着呐！有前国家领导人，有谁谁谁，他们说别说了，别说了，说多了麻烦，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专案赵某拿着本《二月河文集》说：老刘，现在跟清朝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换了身衣服。
出狱后，常常与以前同事一起吃饭聊天，一位同事说：财哥，你的观点绝大多数我都赞成，我是不能说，说了工作就没了，我心里清楚得很，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进去吃苦受罪，外面再不好也比里面强。我现在是正处级待遇，如果你没有进去，还不是也有大房子和好车子。我笑着“嗯”了一声……
2019年年底，厦门聚会结束，去浙江杭州办事，参加一个饭局，谈到了香港，谈到反送中示威游行和五大诉求。一位在香港工作的国企老总说：以前，我们的人在香港有四十万，都跑得差不多了，现在只有六千多了，领导告诉我千万别跑，将来香港就是我们的，一定要留下来。一位政府官员苦笑了一下说：我们的人以各种身份进入香港，面子上我们是执政党，实际上我们是地下党，说的是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是权贵资本主义。
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已是早晨八点，一通胡思乱想，又是一夜未睡，有些困了。以上是我人生岁月中亲历的一点点碎片。无论是囚徒，无论是平民，无论是官员，他们对现状都有着自己的客观认识。
从小区到街道到广场，铺天盖地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自由、民主、和谐、法治不能只挂在墙上，应当落实在现实中，让人民真正感受到进步和文明。
听其言而观其行，《宪法》第35条规定人人享有言论自由，我提出一些批评和反对的声音，要求给予公民吃饭和聊天的自由，不管我的声音是对是错，这不都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吗？当局却说我是敌人！硬要把我制造成敌人，容不下自由的声音，容不下反对的声音、容不下公民的存在。在厦门吃了顿饭，聊了聊天，我就被逼的四处流浪。前方的路，艰辛坎坷，但，我相信乌云遮挡不住太阳的光芒，天，总是会亮的……
湖北宜昌·刘家财
20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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