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系统性信心崩塌

国际咨询公司奥纬咨询（Oliver Wyman）的最新调查报告揭示，22%的中国富裕人群对中国经济前景持负面看法，这种悲观情绪的程度，甚至超越了2022年10月新冠疫情封控高峰期的21%。奥纬咨询的合伙人伊姆克‧沃特斯（Imke Wouters）指出，这种悲观情绪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心态上的根本改变”。

这项于今年5月针对2,000户月收入超过3万人民币的中国高收入家庭进行的调查还显示，年轻的城市成年人（18至28岁），他们的情绪下降幅度最大，这与持续高企的青年失业率有关。从富人到躺平的年轻一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丧失希望”，只想寻求“逃出这个让他们无力喘息的国度”。

富裕人群选择“润”走或将资产外移，年轻人则以“摆烂”“躺平”或“内卷抵抗”的方式表达冷漠与消极。当曾是中共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的富裕人群和曾被中共许诺“未来更好”的年轻一代同时对未来丧失信心，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系统性信心崩塌。这已不是单纯的某一项经济数据、某一轮政策失误等经济问题，而是中共统治根基的系统性危机，其统治逻辑本身已经失去了可持续性。

过去几十年间，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是建立在制度的合理性或政治自由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发展神话”之上。这个神话声称，只要忍耐现有的不公，牺牲某些自由，换来的便是经济的持续增长，个人与社会都将获得更好的未来。然而今天的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停滞乃至下滑，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体系暗潮汹涌。富裕阶层发现，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随时可能被侵蚀，甚至被政策性的打击所清零；而年轻一代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就业无望、收入下降、未来黯淡。

通常而言，政权的稳固不仅取决于其是否能以暴力维持秩序，更关键的是能否制造一种“可预期的未来”。富裕人群需要在制度下寻找财富安全与扩展的空间，年轻一代则需要在制度下看到个人发展与社会上升的可能。如果二者普遍丧失信心，就意味着政权赖以维持的“前景幻象”正在瓦解，社会便陷入普遍犬儒，既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社会，甚至不相信自己。这样的精神氛围，构成了比经济危机更严重的系统性危机。社会上最具资源的一群人和最具潜力的一群人，同时表现出对前景的悲观和失望。这在任何政权的历史上，都是极为危险的信号。

要理解这种系统性危机，需要从中共统治根基的构成说起。中共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历经三个阶段的支撑，一是革命叙事与意识形态合法性：依靠“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等叙事；一是经济增长与绩效合法性：改开以来，以高速经济发展、财富积累作为合法性支点；一是民族主义与强国叙事：习近平上台后，伴随经济增长趋缓，以民族复兴、地缘对抗作为合法性来源。

当前中共这三个支撑都在不同程度上失效。意识形态早已空心化；绩效合法性在经济下行与社会分配失衡中不再令人信服；民族主义虽能制造短期动员，却难以填补个体生活的失落与未来的匮乏。从根本上说，中共统治根基的系统性危机，不仅是经济、社会或国际压力的累积，而是制度自我逻辑的必然结果。一个以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全面控制为特征的极权体制，不可能在长周期中维持可持续的信任与发展。

在这一大背景下，习近平的“定于一尊”摧毁了最后的修正可能，加速了危机的到来。“定于一尊”意味着把集体领导、有限分权的残余机制彻底废除，把整个国家的未来压在一个人的判断和意志之上。所有问题都被简化为“忠诚”与“服从”，所有路线都依附于个人意志的波动，导致政策路径依赖严重，所有制度性缓冲被摧毁，政治风险转化为个人风险，国家前途与个人意志绑在一起。“定于一尊”表面上稳固了权力，实际上内生性地制造了危机累积，错误不能被修正，问题只能被掩盖，直到爆发。

“定于一尊”下，一切决策依赖于个人意志，政策的连续性与可预测性大幅下降。企业家、投资者和普通民众无法通过理性预期来调整行为，社会的风险承受能力被削弱。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系里，批评和反对容易被视为挑战权威，制度失去了“自我修复功能”，使中共根基日益僵硬、易碎，加速了治理能力的钝化，社会矛盾和经济失衡被放大。所以定于一尊，反而加速了信任缺失和社会心理崩塌。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失速、社会信心塌陷的背景下，“定于一尊”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加速剂。它让中共从“有可能持续的威权政体”，迅速滑向“高度脆弱的个人独裁”。

富裕人群与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普遍失望，正是上述逻辑的自然结果。人们不是单纯对经济悲观，而是对这个体制失望；不是担心收入减少，而是害怕前途被彻底锁死。在制度铁板一块、权力高度集中的语境里，个体自由与未来想象被彻底压缩。经济停滞只是表面，精神荒原才是核心。富裕人群的不安与年轻人的失望互为映射，一个担心未来财富安全，一个担心个人成长前景。两者交汇之处，就是社会的信心真空——不再相信制度、公平与未来。

富裕人群的不安最直接。财富在他们眼中已不再是安全感的来源，而是被视作潜在的负担与风险。在一个法治缺失、权力随意的体系里，财产从来不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是统治者手中随时可变现的资源。共同富裕的口号，反腐的铁腕，甚至反垄断与行业整顿的政策，都被他们解读为某种“财富再分配”的隐性警告：财富不属于你自己，而属于国家。富裕阶层既不信任制度的持续性，也不敢与权力深度捆绑。于是他们大量移民、转移资产，把最宝贵的资本投向海外。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血液在不断流失，而国内留下的，只有畸形的房市、债务和泡沫。

年轻一代的失望则更深刻。他们没有获得过八九十年代的市场化红利，也没有亲历过二十一世纪初的开放繁荣。他们面对的是停滞的经济、受限的社会空间、阶层的固化、封闭的国际环境。一个“躺平”成为时代暗号的国度，正说明年轻人不再相信努力能带来回报。他们对体制缺乏信任，对未来缺乏期待，只能在无力中选择退出。他们不再相信“奋斗改变命运”，选择“低欲望生活”,不结婚、不生育、不买房、不消费。他们不再是国家发展的引擎，而成为国家治理的“负担”。这是比任何街头抗议更危险的无声革命——沉默、消极、拒绝参与。

当富人选择“逃”，青年选择“躺”，这个社会的未来已经陷入了心理性的断裂。这种断裂，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能说明问题，它标志着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基础，正在系统性地崩解。当富裕人群和年轻一代普遍丧失信心时，整个国家就陷入了系统性空心化。这种信心的缺失，进一步影响社会经济动力，消费谨慎，投资减少，创业受挫。于是，经济停滞不仅是数据问题，更是心理与制度交织的系统性问题。整个社会不再有共同的信仰或方向，只剩下利益集团的各自算计。统治者口中的“民族复兴”，不过是幻灯片里的宏大叙事，而现实却是一个个失望的个体在寻找出口。

必须看到，信心的坍塌并不会立刻转化为政治动荡。历史上的很多专制政权，都曾经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死寂”局面，人人都不信，却人人都不敢说。但是，信心一旦消失，整个社会就进入了一种随时可能被触发的脆弱状态。任何突发事件，无论是经济金融的重大冲击，还是社会治理的一次失误，都可能成为导火索，引发整体的不满情绪爆发。

从外表看，中国依然是强大的，庞大的军队，巨大的市场，严格的社会控制。但从内里看，这个政权正站在沙地上。沙地并不是一瞬间坍塌，而是在不断流失的过程中，慢慢让整座大厦陷入下沉。当统治者丧失了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当民众不再愿意将未来与之绑定，那么，不管机器多么庞大，警察多么严密，军队多么强大，这个政权都只能走向衰败。

一个没有未来性的体制，终将无法维持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