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构成违法或犯罪的当然应该打击，然而漫无目的、好无违法证据时随意检查公民手机、把公民的言论自由与合法监督污蔑为违法，却完全超越了打击网络谣言的需要和范围，已经构成警权滥用和乱用，不仅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更可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
历史案例表明，打击网络谣言一定会被中共及其公安用作滥权乱法的借口。2020年1月1日，中共武汉公安借打击网络谣言之名，非法传唤、处置至今不知其姓名的八名“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者，臭名昭著、配合傅政华和孙力军炮制“709”大案的中共央视迅速跟进，连续两天滚动播出“八名传播不实信息者”的“新闻”；2020年1月3日，李文亮医生被中共武汉中南路街派出所非法传唤、恐吓、逼迫认罪。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整整三年野蛮封控期间，中共各地公安，特别市中共上海公安，假借防疫之名，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强闯民宅、强查手机。
2023年下半年直至临近2024年春节，中共及其各地公安对新疆模式的使用大有变本加厉之势。如2023年9月中共福州公安党保警员打死具有硕士学位的维权人士和访民叶钟，11月中共南京公安党保警员强闯资深维权人士孙林（孑木）住处，在孙林住处当场殴打孙林，当日下午孙林惨死于医院。这两起中共公安犯下的命案至今被两地中共当局包庇，无人担责，中共事实上宣告此类为所谓维稳而打死维权人士和访民的血案无需担责、打死白打。
2023年岁尾，北京资深维权人士野靖环女士多次在地铁站、公交站被中共北京公安非法拦截或检查身份证，视频显示，当野靖环女士据理力争，斥责中共警员检查身份证纯属非法和滥用警权时，明知自己违法因而心存胆怯的中共警员却恬不知耻地声称“领导的命令，你说我们怎么办？”
2024年1月30日，中共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区分局金湖路派出所三个警员非法到人权律师蔺其磊、隋牧青入住的宾馆房间，妄言要传唤蔺其磊律师，因蔺其磊律师不在，警员竟随心所欲地当即改称要传唤隋牧青律师，理由是只有中共公安才能编造出来的扰乱了不知哪个鸟单位的秩序，经隋牧青律师抗争，中共警员只得稍后拿来非法的书面传唤证，隋牧青律师称“我只好接受传唤”，中共警员得寸进尺，竟又厚颜无耻地要求隋牧青律师交出随身物品，被隋牧青律师拒绝。
隋牧青律师拒绝交出随身物品是完全正确的，但“只好接受传唤”则值得商榷，他理当像拒绝交出随身物品一样拒绝接受传唤，如果中共警员胆敢动武强制非法传唤，隋牧青律师可以、应当对中共警员实施正当防卫，即便现场不实施正当防卫，事后对中共公安非法暴力传唤的曝光效果也会更好。
原定的传唤对象不在，竟可以当场恣意地随便把另一个出现在眼前的人替补为传唤对象。此等罪刑擅断、恣意妄为、强权撒野，放眼当今世界，只有中共及其公安以及另两三个流氓政府才胆敢妄为。
几乎同时，也是这个金湖路派出的三个中警员流窜到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对该律所主任于凯律师寻衅滋事，问律所其他律师“于凯在不在？是不是律所负责人？”并索要了于凯律师的手机号码。
同一天，中共北京公安警号032576的警员和一个保安即中共公安自称的没有法律地位、也无设置根据的辅警，非法闯入北京律师李国蓓的律师事务所，妄称“了解情况”，问律所哪年成立、是否经营等等根本不属中共公安职能的问题，被李国蓓律师质疑，警员慌不择路，竟然只得当场百度起所谓的“执法”依据，查到一个《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警员称就是这个条例，并且是他临来时分局告诉他的，警员显然也是内心虚弱，对自己的这个荒诞的“执法”没有底气，只得又手机打给分局，称李律师不配合，请示下一步行动，并让分局派人增援，电话另一端的分局沉默良久，说“撤吧”，警员如释重负，落荒而逃。
2024年1月30日，北京实习律师赵孔亮入住山东菏泽某宾馆，被当地中共公安非法破门而入、强查身份证，被野蛮加戴手铐，强押到派出所接受非法的讯问。
近日，网上又热传一位青年男子和一位妙龄女士被中共公安非法强行入室检查手机、非法暴力传唤的视频，两个视频中中共公安都猖狂叫嚣“手机发什么东西了？”
可以确信，未来不确定的时期内中共公安会更加普遍、频繁、疯狂地滥用强查手机和身份证之类暴力手段，这是中共越来越焦虑的保政权执念的内在需要。在民间难以形成对中共的暴力高压进行有组织抗争的现实下，如何反制中共公安的滥权乱法，是所有公民尤其是维权人士面临的迫切问题。
据理力争、决不配合、增加中共公安的执行成本、提升对中共反法治恶行的曝光效果，像马丁.路德.金的填满监狱运动那样，增加中共公安执行和羁押的代价和难度，消耗中共及其公安的人力、财力，无疑是一条无奈但可行的路径。当然，这必然会在短期增加公民和维权人士被羁押、主要是被行政拘留的人次，公民和维权人士短期内会比较集中地付出较高代价，但整体上和长远看，能相对有效地狙击中共及其公安的暴力恐吓，迫使中共自己正视其暴力恐吓的效应递减。
中共及其公安的强权和强盗逻辑是，眼里只有上司、权力而压根没有法律和公民权利的强权逻辑，只讲暴力、不讲道理的强盗逻辑，只讲荒谬和自欺欺人的虚假稳定之政治、不讲公民权利保障这一社会稳定的基石之党天下逻辑！
其实，中共公安警员完全有其他办法，那就是辞职不干、不再为困兽犹斗、苟延残喘的中共卖命，像无数底层草根一样自谋生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从而一劳永逸地不再执行中共非法的命令。
然而，这一选择只是纯粹理论上、逻辑上的抽象选项，具体到中共国的现实中基本上不可能成为中共公职人员的实际选项，只有凤毛麟角的极少数公职人员才有胆量和见识主动退出中共的权力场，如2003年辞官从商的时任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2016年受上司中共恩施州委书记多次羞辱后被迫“主动”辞职的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等极少数中共官场的另类。对非法检查野靖环身份证的中共北京小警察之类还长着一颗考公、痴迷体制铁饭碗、醉心皇权官本位脑壳的绝大多数中共官员而言，除了当官、混官、欺压人民，实在就是百无一能，完全没有第二个活命的技能，哪里能奢望他们做到洁身自好、辞官不做以躲避上司随时随地可能下达的非法命令？更哪里能奢望他们能依中共公务员法“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而抵制上司的非法命令？
微观上和具体行政行为上不可能抵制上司的非法命令，与中共最高层宏观上、最高决策上不可能真正实行法治，花样翻新地玩弄“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抵制西方三权鼎立那一套”等辞藻，顽固抗拒现代法治、宪政、民主，在根本逻辑和底层政治理念上完全一致。一叶而知秋，见微而知著，通过中共街头小警察非法检查身份证的具体而微的行为，能够洞悉中共整个体制和最高层痴迷暴力、实行强权统治、蔑视人权保障的法西斯本质。底层草根小民长期善良而愚昧地误以为“上层是好的，都是基层坏”之幻觉，实在是天真烂漫得离谱！
2016年，陈全国主政新疆，全面开启暴力维稳模式，通过武警的轻型坦克和武警士兵手持冲锋枪日常化的街头巡逻，以及公安随意路上查验身份证、随意进入维族居民住所等手段，赤裸裸地展示红色暴力恐怖。这一模式因中共特有的不惜一切代价、超高投入和超高强度的暴力压制，即中共历来虚张声势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了表面光鲜和急功近利，却又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的短期维稳效果，得到好大喜功的中共最高层的认可。鉴于访民等被中共视为敌对势力的新黑五类遍布中共国各地，网络世界和民间各界及异见人士群体一直忧虑中共会将陈全国的新疆模式推向整个中共国。
事实是，陈全国开启的新疆模式不存在是否会推向全国的问题，而是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上推向全国的问题。新疆模式不过是“文革”模式的沉渣泛起，不过是把“文革”模式用于解决中共所谓的民族问题；把新疆模式归结为“文革”模式，就能够理解中共随时可以把这一模式用于解决任何问题。网络信息显示，十多年来，中共早已在各地访民汇集的北京不时使用新疆模式的部分手段，如在每年中共无聊的两会期间，以及中共五年一次的代表大会期间，中共北京公安都会在主要地铁枢纽站进站、主要地铁线路上、中共国家信访局附近、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等所谓敏感地带随意检查乘客、行人的身份证，并与各地驻京办和地方公安、截访人员联手，跟踪、抓捕、遣返访民，甚至非法、野蛮强闯访民在北京周边的租住地实施抓捕。
尽管中共一定有在全国实施新疆模式的动机，甚至存在网络和民间猜测的“沉船计划”，但中共的财力、公安警力、武警警力显然都不足以支持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法西斯化，国内、国际环境也不允许中共实行这样的全面法西斯化，在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广大地区，中共自己大概率短期内也不认为有推行新疆模式的必要。中共法西斯化的新疆模式与民间的分散抗争之间的拉锯战将会如何发展，在未来五年左右或许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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