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和因探望张展被扣押手机电脑

【民生观察2024年6月5日消息】近日，上海律师彭永和因突破阻力前去探望了，刚出狱不久自由受限的公民记者张展，被传唤致当地宣桥派出所，手机电脑等物品被警方扣押，

2024年5月31日，上海律师彭永和被当地警察无手续传唤到所在的宣桥派出所，手机、电脑、平板全被无手续扣押了，事因“台湾中央社”采访张展的事而起。

因为彭永和律师突破阻力前去探望了刚刚被释放出狱但仍然没有人身自由的张展律师，说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是跟台独份子搞到一块去了等等话语。

彭永和律师让民警带话：“最多一个礼拜，如果不把手机、电脑、平板全部还给我，我就去找市委市政府要。”

彭律师认为，这是上海警察阻断公民朋友、律师同行去拜见张展，并实质性非法拘禁张展的违法举措。

另外，不久前，安徽异议人士、诗人吕千荣也前往上海探望了张展，证实了张展目前只有有限的自由，她仍处于国保的密切监控之下。

吕千荣说：“我2024年5月30日发了去上海看望基督徒张展的声明后，我5月31日去上海倒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人阻止我，但是张展姊妹不让我发任何这次看望她的信息！但是我不说大家应该也都清楚，虽然张展姊妹在上帝的保佑下从冤狱里平安回家了，但是她的自由也是有限的，她仍在中共公安国保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

张展因去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状况而于2020年5月被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刑期。羁押期间，张展拒绝认罪，并拒绝进食，长期处于绝食和半绝食状态，多次传出病危，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2024年5月13日，是张展被囚4年刑满获释的日子，但她获释后没有任何人可以联系到她。

后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张展在出狱9天后，录制了视频向朋友们报平安。

而在张展出狱前后有多名关注者遭到国保的警告、约谈、拦截等。

上海公民沈艳秋欲前往接张展出狱被国保警告约谈；河南公民贾灵敏、天津公民张兰英等人前往迎接张展出狱被拦截；

因张展出狱后几天没有任何消息，武汉公民李勇在网上转发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关于张展案的声明》，遭到武汉国保的警告，不许他再发关于张展的帖子。

民生观察祭奠“六四” 话法律

1882年，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上帝已死”，其主要指涉无疑是圣经的教义与俗世原罪的巨大反差，暗示着上帝救赎的失灵。

大约2010年前后，中国大陆以法律界人士为主的民间有识之士开始惊呼“法律已死”，同一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等学科的民间学者开始惊呼“改革已死”。其实，体制内的法律、经济、政治、社会学者并非不如民间学者犀利，只是，他们为了饭碗，只能把本该有的惊呼化作缄默不语，至多也只是腹诽。法律已死和改革已死互为表里、互相验证，反射出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虚假繁荣背后的真正停滞、内卷和倒退——法律不仅失灵而且公开倒退，改革调门越喊越高越空，却越是只说不做，嘴上空喊改革，实则逆改革而行。

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知名刑事辩护律师张庆方——被人戏称为光头博士——半年来的遭遇明明白白地昭示着中共国的法律日渐深重地死去，法律已死就像张庆方越来越亮的光头，在光天化日下清晰可见的。

2023年12月7日，张庆方律师在他代理的四川省内江市赵永韦案庭审时当庭揭露该案审判长、中共四川省内江市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刘应江曾犯行贿罪却逃脱惩罚；12月25日，张庆方律师以确凿的证据，公开实名举报赵永韦受贿案的炮制者、中共内江市纪委书记王渊硕士学位论文剽窃以及在成都拥有三套房产的可能涉贪行径，半年过去，中共四川当局无任何实质回应，王渊眼下依然悠哉悠哉、逍遥法外，尽管他被他自己所属的中共纪委反噬、查办在未来某日注定了的。

2024年1月25日，张庆方等多位律师以确凿的证据实名举报中共江西省鹰潭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刘赛连（女）硕士论文剽窃、抄袭率高达63.9%。之后，张庆方律师又以确凿的证据实名举报鹰潭中院院长田甘霖、副院长徐文辉硕士学位论文剽窃，田甘霖论文整体抄袭率达38.6%，论文第3部分抄袭率高达59.3%，第4部分抄袭率高达54.5%；徐文辉的硕士论文整体抄袭率达39.1%。然而，即便如此刨祖坟式地举报、投诉，刘赛连女副院长兼女审判长依然稳如泰山、岿然不动、毫发无损，张庆方律师不仅仍未夺回本属于他的辩护权，他的合法辩护权不仅依旧被无良占坑并跪舔的所谓法援律师许春林所抢劫，反而招致中共江西当局的“合法”报复性回应，吴敏案开庭仅仅八天之后就下达一审判决，并且非法地不公开宣判。

2024年5月24日，张庆方律师的辩护权又被中共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公然剥夺，海口中院以委托人陈宪清已两次更换律师之荒诞理由拒绝张庆方律师担任陈宪清的辩护律师，并喝令大多为临时工、无中共编制、低学历、不懂法、更无法治信仰的一群法警将张庆方律师反剪双臂架出法庭，那架势完全是“文革”时期中共红卫兵、造反派批斗刘少奇、彭德怀的情景再现。

张庆方律师从2023年年底开始的系列抗争是2015年“709”之前的死磕派律师抗争风格的继续，差别在于“709”之前死磕派律师人员众多、松散成军，“709”人权律师被非法抓捕、恐吓后，死磕派律师也已基本沙化，张庆方律师半年多的死磕式抗争基本上算是他孤军奋战，尽管他在这三次抗争中都不乏律师声援。在中共的司法公然赤裸裸、赤条条地大耍混蛋的氛围下，不仅当年死磕派律师的群体死磕难以重现，而且张庆方律师这样的单打独斗的死磕同样难以持续。为何？个案死磕的成本太高而收益太小，并且风险极大——天知道中共公安何时也像污名许章润教授那样，给张庆方律师设下一个类似全套？这样的圈套是否已在设计之中也未可知！

张庆方律师的系列抗争除了暴露、揭露中共法治的虚伪和黑暗这一间接的、宏观方面的客观效应外，在这三个案件中基本没有收到实体、实质的微观效应，至多只有一些迟滞中共法院审理、下达判决的程序性效应，如内江赵永韦案，至今未见判决，甚至连程序性的效应都难以取得，如鹰潭吴敏案的神速下判。当然，这不是张庆方律师的无能，而是中共强横、专制的权力体制所致，而是中共司法和整个权力体制的耻辱。在中共这样权大于法、党高于国、法为党用的极权专制政体下，就是上帝、如来佛、女娲娘娘亲自前来担任辩护律师，也铁定一样地落荒而逃、铩羽而归，灰溜溜返回天国或西方极乐世界去，除非他们动用神力，降服中共公检法的邪恶暴力。然而，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既然怀疑上帝的救赎能力，显然是更不相信上帝、如来佛和女娲娘娘具有这种降妖除魔的神力的。

在中共的自吹自擂电影里，七十五年前国民党吃败仗后常说“不是我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今天张庆方等等中国律师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是律师无能，而是共军太混蛋”。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知识，只有在讲理的地方才是力量；在不讲理的专制极权和法治荒漠之地，武力、暴力、警察、军队才是力量，甚至法警和城管这些由临时工纠集而成的低端暴力也是力量；面对低学历、无编制、不知法治为何物的临时工法警，张庆方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头衔不是力量，知识在蛮力面前、文明在野蛮面前都不是力量，正如中原汉人在蒙古铁骑面前、罗马人在汪达尔人面前没有力量。

1989年，数百万青年学子和市民的正义和道义，抵不上坦克、机枪和数十万大军的暴力力量。

张庆方律师，以及已经不能像“709”之前那样抱团取暖、团队作战的死磕派律师，还有更加难以联手办案、公开叫板中共邪恶司法并且至今仍被中共严密监控的人权律师，与“六四”学生、工人和市民所面临的困境，本质完全一样，即理与力的较量，法律、法理和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之理和道义之理与以维持中共专制极权为唯一目的的中共公检法司法刀把子和军队枪杆子的邪恶暴力的较量。如果说二者有什么差别，便是张庆方和律师们的困境形式上只是个案中的具体法律困境，尽管本质上同样是宪政、民主即制度困境，而“六四”学生的困境则直接就是政治即宪法、宪政、民主这一根本制度的困境。

这是两种性质和逻辑根本不同的力量。法律、法理和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力量是精神、信念、人心的力量，是软力量，是终极的、正义的、能长远持续的力量，它短期内不能完胜邪恶的中共暴力，但放眼长久，它一定最终战胜中共公检法刀把子和军队枪杆子的耍横、嗜血、逞一时之快的邪恶、暴虐力量；相反，中共的公检法和军队暴力则是完全缺乏精神、信念和人心的内在支持的暴力，它跟纳粹党卫军和苏共克格勃一样，只能暴虐于一时，之后便失魂落魄，如行尸走肉，“六四”屠杀之后邓屠夫接见中共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邓屠夫本人及所有军以上军官面如死灰、如丧考妣、强作镇静、神情恍惚的一幕鲜明暴露了中共暴力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六四”屠杀至今仍是中共内部人人唯恐避之不及，邓屠夫、李鹏、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互相推诿责任的无头案；同样，发动“709”镇压的中共公检法暴力机器嚣张、得意于一时，然而，转瞬之间风光不再，傅政华、孙力军双双下狱，中共的暴力就是如此地来去匆匆。

法律、法理和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力量是靠内心坚定信仰形成的，它难免会被中共的强权压制于一时，却绝不能被消灭；中共公检法刀把子和军队枪杆子暴力是靠等级特权利益收买和盲目服从堆砌的，既不能无限增强，还随时随地可能动摇和瓦解。包括新黑五类在内的所有中国民间自由派力量需要艰苦、渐进地积累这种以内心信念为根基的力量，不计较在个案中的一时得失，利用一切细小的机会分化、启蒙中共公检法和军队暴力机构的人心，促使中共军警摆脱盲目服从意识，一点一地形成抗命意识和绝不向人民开枪的意识，等待并促进中共暴力机器像苏东和共产专制国家那样从内部瓦解。失去了盲目的服从，增加了理性的抗命，中共的所有暴力和整个权力体制就会瞬间脆断。

从应然角度探讨即将生效的《国安执法规定》

（一）公民电子设备可随机检查？

《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国安执法规定》）这部重要的部门规章将于今年7月1日施行。对于这部规章，生效后其可能的对一般国民的影响主要会体现在哪方面？对此，最近的网络传言其实已经精准地定位了。

笔者开始注意这部规章也是源于这些网络传言，因为如果诚如这些传言所说，7月1日之后在入境时可以随机地检查个人的手机和电脑。海关的这项检查权无疑是对个人隐私权的减损。因涉及公民权利问题，笔者就仔细研读了这部规章。

对于未来国安机关如何适用该法，笔者无法逆料，同时笔者也认为以上网络传言可能更多来自于民间对该规章望文生义或者道听途说的粗浅理解，并不准确。在这部重要的规章生效之前，笔者想从应然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部规章的适用条件，更准确地说是谈谈本规章第40条的适用条件，因为公民之所以产生以上的担忧，主要是由该规章第40条所引起。

我们先看看第40条是如何规定的：第四十条，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有关个人和组织的电子设备、设施及有关程序、工具开展查验，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查验通知书。紧急情况下，确有必要立即查验的，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执法人员经出示人民警察证或者侦察证，可以当场实施查验。

从该第40条看，要检查个人或者组织的电子设备，需要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这一条规定的检查条件，是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场景的，当然也包括国人回国入境时。

入境人员按照其国籍不同，分成两类，一类是本国人，一类是外国人。对于后者的入境检查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一种国家主权行为，它可以基于国家主权或者国与国之间的对等原则而对入境的外籍人员进行特别的检查，美国海关人员就会检查外国入境者的手机和电脑。

笔者不知道美国这种检查是否有歧视性（即只针对中国大陆人员），不过即便歧视性存在，也无法指控它违法，此时入境的外国人也不能援引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适用条款来救济，而且它也不违反国际私法。因为这被视为是一个国家的纯主权行为。

外国人要想入境，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可以要求外国人负担一定的义务，让渡一部分的权利，手机和电脑接受检查就是对隐私权的让渡。一旦在检查电子设备或者在海关询问时，发现有不适合入境的情形，政府可以无因的拒绝外国人入境。不要以为给了签证，就意味着一定允许入境，因为签证与海关检查是两个独立的行政程序。

具体到中国，如果我国政府基于主权原则或对等原则也对外国人进行特别的检查，检查入境外国人的手机和电脑。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自己的同胞回国入境，如果想检查手机和电脑，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则必须满足本规章第40条规定的检查条件，即必须由设区的市级以上的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才可以，而不可以随机的检查。

事实上，第40条规定的检查条件，只是检查国人电子设备的程序条件，从应然的角度，它还必须要满足实体条件。所谓实体条件就是被检查者必须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政违法事由存在，或者至少行政违法事由的存在具备高度盖然性。而且此高度盖然性的认定不能依靠对特定人价值光谱的定位，以自由心证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必须有某些客观的外在行为，这些外在的行为虽然本身并不能直接确定其行政违法，但基于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或者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可以基于常识常理来推断行政违法的高度盖然性。

一定意义上，所有的禁止性规范都可以被看作是公民权利与国家管制权力之间权衡的结果，而国家管制的目的不外乎是维持一种统治秩序。因之，执法的本质就是在权利与秩序两种价值之间权衡取舍。

从应然的角度，现代法律是建立在以尊重人权为目的的无罪推定、无错推定原则之上。电子设备的内容，它所安装的软件，这首先是个人隐私的范畴，如果没有违法或者高度盖然性的违法存在，从执法的正当性来说，此时秩序这种法的价值就应该让位于对隐私权的保护。如果不以此种原则来权衡取舍，把秩序这一法价值视为至高无上，认为权利这一法价值处于从属的地位，只要出于维护秩序之目的，就可以无视权利，那这种执法就不具备正当性。毕竟隐私权的减损是确定的，但秩序被破坏的概率是小的，在人类的正义观念中，除非在特殊状态下，不应为了保护一个未必受损的价值去损害一个必定受损的价值。

没有充分理据的随机检查公民的电子设备，不仅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也是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伤害，也损害政府的形象。本规章第40条并没有赋予国安机关随机检查公民电子设备的权力。

综上，从应然的角度，国安部门不能对一个守法公民的电子设备进行检查，哪怕获得了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二）第40条与比例原则抵牾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在应然意义上，已经明白地阐述了第40条的适用条件，但笔者还想再进一步，尝试基于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来探讨一下规章第40条的合法性。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检查电子设备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从这部规章的立法目的来看，它应当被设定为是行政检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4条，“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如果行政检查可以检查自然人的手机电脑，那就意味着行政检查的权限与搜查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几乎相同了。因为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对自然人手机电脑的检查，是典型的刑事搜查行为。这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错愕感。

我们知道，在法律诞生之前，人类就有自然的正义观，如果制定的实体法律符合自然的正义观，就会得到更好的遵守。检查电子设备，在权利意识高涨的今天，把它限制在刑事强制措施中，或许更符合现代人的自然正义观。

甚至基于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对于一个行政违法案，检查相对人的电子设备是否合法都大可商榷，至少应该非常审慎。

国家基于案件的重要性不同，会投入多寡不等的诉讼资源，这也是一种广义的比例原则，该原则最基础的逻辑可能是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讲资源最有效率的应用，即用最少的资源达成最多的善，而善一般又被认为是人合法欲望的满足。

比例原则不仅要求惩罚后果与违法事实的危害性成比例，而且要求其投入的调查资源也与社会危害性成比例。刑事案件，因为被侵犯的法益更重要，同时一旦犯罪得到证成，对嫌疑人的惩罚也更严重，从查清案件、保障人权的目的出发，当然要投入更多资源，也会以更高的证成标准来要求公权力机关。这也正是刑事案件的证成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因。正因为犯罪的证成标准很高，所以就赋予了侦查机关使用几乎所有侦查手段的权力，并且会要求犯罪嫌疑人让渡一部分权利。刑案侦查，在实体上几乎是无禁区的，唯一有意义的限制来自于刑事诉讼程序。

但是行政违法案，对其的证成却并不采取这种严苛的标准，行政违法案基本是按照“优势证明标准”来证成的。理论上，只要发现了行政违法的事实，一般标准的固定证据就可以处罚了。

一个可能只是行政违法的案件，其社会危害性较轻，其对应的对自然人的惩戒无非警告、拘留、罚款、吊销证照等。对于这种案件，投入很多的资源用于调查，本身就违反了比例原则。

有人可能会说检查电子设备很简单，无需耗费多少资源，又能获得更多证据，何乐而不为呢？这是狭隘化看待资源的投入，也忽视了善的减损。

请问，检查手机电脑不需要特殊的支持设备？不需要耗费人力吗？国家的外在形象是不是也是一种资源？被别人侵犯隐私，是公民所欲的吗？对人格尊严和隐私权的减损不就是善的减损？

支持的人中或许还有人持不便明言的想法：行政违法虽然社会危害性不大，但通过检查电子设备说不定能发现犯罪，所谓搂草打兔子，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斩获。

这种思路是把检查当作发现犯罪的手段了。笔者以为这种想法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是一种权力使用的“诈术”，一个良治的政府，权力的行使应该出于善意，应该“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不逆诈，不亿不信”。

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刑事案件正常的侦办逻辑是：发现国家安全利益遭受了严重危害，刑事立案、侦查、锁定犯罪嫌疑人，持搜查令状对嫌疑人进行搜查。如果不按照这一逻辑来办案，就不具有道德正当性。而且此处的国家安全利益应当是符合自然法的，不应当泛化解释。

具体到行政违法来说，一个人违法了，它一定是外在的行为被发现违法了，而且发现的方式一般也应当是常规方式，而不是通过高技术对特定人的定向聚焦，比如采用大数据对某公民的隐私数据进行汇总从而发现违法线索。这种做法是对特定公民的不公正对待，因为暗含着先入为主的成见。

综上，笔者认为，基于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在行政违法案中，不宜适用该规章第40条，如果一个行政违法必须依赖检查电子设备获取证据才可以认定，在笔者看来，毋宁不要处罚。因为检查电子设备必然构成对隐私权的减损，而待证的违法事实也许并不存在。

通常来说，作为一般主体，除了间谍行为，一般的行政违法都有外在的行为，完全可以由外在的行为及证明外在行为的证据来认定，根本无需检查公民的电子设备。

至于间谍行为，因为高度的隐秘性，确实很难发现外在的违法行为，但自然法意义上的间谍行为一般是被刑事立案的，一个仅构成行政违法的间谍案，基本说明所涉及的国家秘密根本不重要，或者干脆就不属于自然法意义上的国家秘密，否则无论既遂与否一定会刑事立案。

如果以涉及间谍行为作为行政处罚的事由，会显得轻浮，甚至会让间谍罪这一自然犯罪庸俗化，并不利于保障国家安全。而如果刨除间谍行为的行政违法，正如笔者在前面论述的，基于广义的比例原则，在行政违法案中检查电子设备的合法性都大可商榷，而且事实上也无必要这样做。

（三）结语

以前，国安机关自带神秘感，普通人尽管知道城市里有这样一个重要机关存在，但在地图上却找不到它的办公地点，而且在一般人的认知中，国安人员工作在隐蔽战线，他们不穿制服，轻易不抛头露面。这种神秘感，更增加了个体对它的敬畏，总觉得国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肯定都是间谍罪、叛国罪这种大案要案。普通人甚至法律人，一听说是国安人员侦办的案件，都会自觉的不去打听案情。

而今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国安类法律法规规章被次第制定出来，也让国安机关逐渐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国安执法规定》的出台，让国安机关甚至成了行政执法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未来必然会有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问题，届时它的办公地点、法人代表、联系方式，都可能需要公开了。人们对它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也必然会有所降低。这一变化未来会产生何种影响，只能拭目以待。

刘书庆
2024年5月29日

高自杀率揭示着中国社会绝望困局

（编者按：近来中国众多城市持续传出跳桥自杀悲剧，以至当局不得不采取封桥拦网值岗等等最原始的物理防范措施，来阻止高频的跳桥事件发生。然而，中国众多河流与桥梁又岂是可以通过站岗来防范的？更根本的是，国人高自杀率原自对人生的绝望心理，而这种绝望是社会从物质到精神掐灭民众生计与希望，陷民入水火，置民于倒悬的结果。它强烈地预报着中国社会业已进入整体性高度危机。一个持续让民众陷入绝境的社会，当局却指望通过物理防范来阻止自杀，而拒不进行保障民权疏解民困的政治改革，必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一、河南两女孩牵手跳河

5月25日，据媒体报道称，河南洛阳一座大桥上，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一起跳河了。目击者看到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报警，这两个女孩笑着一起跳了下去。这让大家觉得很不理解，两个女孩子因为什么事情跳河呢？

据现场目击者称，5月25日晚上，他们在大桥发现两个女孩站在桥边，当时没有发现她们有什么异常。

桥上还有其他路人，两个目击者也没有在意，之后，两个女孩子互相扶着站到了桥上。目击者发现有些不对劲，想上去制止两女孩子，把她们从桥上拉下来。

目击者看到两女孩站在桥上有说有笑，而且还有跳楼的动作，他们想报警。但是为时已晚，两个女孩子不知道笑着说了什么，然后一起从桥上跳了下去。

这让目击者感到十分惊讶，他们也久久不能平复心情。等待救援人员来了之后，他们指认两女孩跳河的现场。

根据现场情况来看，桥上护栏有一个看着像台阶的建筑，两个女孩子就是从这里爬到桥上，然后手拉手站在上面。两人背着书包，互相说着什么，据目击者称，她们没有一点害怕的表情，是笑着一起从桥上跳下去的。

5月26日，另有网友在网上发布消息称，河南一16岁女孩在南阳白河大桥跳河轻生，原因是学习压力大。随后就有目击者称女孩跳河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但是仍没有打捞到，还在视频中不停地祈祷，让人泪目。

二、太原两周12跳

5月26日媒体报道，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的山西太原，过去约两星期最少发生12宗跳桥轻生事件，引起关注。为防再有悲剧发生，当地大桥赶工加装防坠网，并派出大量守桥员，每隔数米便站立一人，阻止再有民众跨出护栏自杀。

中央社报道，太原有15座跨越汾河大桥，自5月起，不断传出有人跳桥消息，据当地网民统计，仅5月10日至22日，便发生了12宗跳桥事件，至24日凌晨又发生一宗。根据警方通报，其中只有一名女子11日翻过护栏要跳下的瞬间，被多名警员及时抓住救下。

据当地网民指，发生最多跳河事件的是迎泽大桥，有人在23日驾车经过时发现，迎泽大桥已封了一半，「一侧已经装上围板，不能『那个了』（跳河）」、「大桥封路了…反正直接不让靠近。」

由于频密跳桥事件已引起社会关注，内地网络已封锁大量相关消息，网民需用「这个、那个」来代替「跳桥」、「跳河」等敏感词。

据澎湃新闻称，针对接连跳河事件，太原市晋源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回应，跳桥行为是个人原因；小店区政府工作人员回应，跳桥属于个人行为，具体情况没法透露。

太原多条大桥，已加派看守员，驻守桥边护栏，又有人员来回巡逻，防止再有民众跳桥。

有网民评论太原频密跳桥事件，认为与房地产爆煲，烂尾楼大量涌现有关，民众在人工低、消费高，但要继续还房贷的情况下，部份人抵受不了压力而崩溃。

耐人寻味的是，据新华社报道，太原去年才被推选为「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中央社报道指，太原这几年「烂尾楼」太多，民众买了预售屋却拿不到房子，还得继续缴房贷，房价又一直跌，导致压力太大撑不下去。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2年10月，太原盖到中途放弃的烂尾建案超过100个，光是2022年就增加20个。

网民嘲讽道：“当然是个人行为啦，社会行为还得了。”

与此同时，网传消息称，中共太原当局已开始封路、封桥。“昨天我看蓝天救援队在南中环桥上值班。”“制服要24小时守着桥了。”“严防死守，守住大桥。”

山西电视台5月21日报导，20日起太原市迎泽大街提升改造工程，全线封路、封桥。网民认为，迎泽大桥封闭，是为了防止跳河事件再发生。

5月23日，网民发视频爆料，迎泽大桥已经封了，被挡上了围板，“大桥封路了，反正直接不让靠近那个啥，不让‘这个’（指跳桥）”。还有消息显示，迎泽大桥正在加装防护栏。

三、中国众多城市跳桥事件频仍

从媒体披露可见，连日来中国除了河南与太原，还有众多城市频频传出跳桥自杀事件。

重庆一个男孩子爬到桥上，张开双臂向后倒去，在众人的惊呼中从桥上跳了下去。现场的人都来不及去拉住他，根本就没有机会。

报导称，山东临沂居民卢秋梅表示，当地也发生不少跳河事件，有学生，也有还不起贷款的人，官方媒体没报导，但百姓都知道。湖北、太原等地官方派人日夜驻守大桥，防止有人跳河。河北一家经营防抛网的公司人员称，最近许多客户订购防抛网，防止有人跳河，防抛网销量大增。

此外，网传消息称，广州人民桥、广西南宁邕江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均有跳河事件发生。网民说，重庆长江大桥的巡检人员每隔五十步就设立一岗位，且深夜持续巡逻。

目前，中国宣传部门禁止媒体报道跳楼等负面事件，但偶尔有地方媒体跨省或地区报道发生在别处的相关消息，不过报道点到为止。据帐号“myh”17日发文表示，广州人民桥发生一起跳河事件。相关影片显示，警方设立封锁线，搜救人员也搭上船只在河上寻找跳河的民众。“财经真相”发文，广西南宁邕江大桥也接连发生多起跳河事件。8日才跳了一个，13日又有人想不开，14日，根据一位钓鱼民众所发的抖音，半小时内就跳了两个。一些网友也补充说，山西太原与重庆也有民众跳河。另有网民说，为了避免再发生跳河事件，重庆长江大桥的巡检人员每隔五十步就设立一岗位，并在深夜持续巡逻。

由于跳桥者太多，四川宜宾和重庆政府已在当地的长江大桥上增设、加派了“守桥员”。据宜宾的网民透露，去年仅5月的半个月内，就有12名年轻人跳桥，而今年5月也仍然发生了连续三天都有人跳桥的事件。这说明，跳桥者有增无减，那些想要跳桥的人并不会因为桥上有人看守，就打消寻死的念头。此外，陕西、江苏、湖南、广西等地的跳桥惨案也在轮番上演。

四、高频跳桥自杀原因初探

网民留言表示，因为生活压力太大，才导致跳河。“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了，哎。”“现在的社会压力太大，没有办法，只能这样选择。”“这世间啥都是为了钱，没有人情味，也没有亲情，心理压力又太大。”“平均工资3000元，消费却不低，营商环境差，官僚作风，太多太多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24日报导，太原学校前教师汪女士说，经济下行，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或难以支付银行房贷，底层老百姓真的非常辛苦。

她说，“他们有的很年轻，有的20多岁，有的是为房贷，买的这些房子（跌价）肯定会触发很多人想要跳楼。”“这种畸形的经济模式搞得很多人苦不堪言。”

没有人能想到，太原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会以这样的方式，吸引全国人民的目光。五月份，山西太原已经有十几起跳桥惨剧。有网友称5月份至今，只有8天没有发生跳桥事件。这已经有点像2010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了。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自杀比活着更需要勇气。当跳桥自杀不再是个例，全社会都应该高度关注，找出原因，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避免此类事件继续发生。虽然重庆、南宁跳桥事件也频发，但太原如此惨烈，必然也有其内在原因。

另有分析说，跳桥的原因不外乎感情问题和经济问题，个别事件可能是感情问题，而能出现十几起连续跳桥就只有经济问题了。从个人维度上，无非是就业难、失业、负债过高，经济困难导致的。从城市维度上，就是经济增长失速、失业率高、居民杠杆率高。

确实作为山西省会，太原现在的经济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刻了。2023年，太原经济总量5573.7亿元，在全国百强城市掉到第53位。今年一季度，太原名义增速为负，GDP总量在百强城市排位第56。

去年太原的经济增量虽然倒数，但还有增量。而今年一季度，太原的GDP直接缩量69.36亿元，实际增速1%垫底百强城市。太原的经济增量与增速，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均位居倒数第一。

山西的情况也同样糟糕。一季度山西GDP较去年同期减少了424.77亿元，减少量位居全国第一，实际增长1.2%，名义增长-7.29%。

对于跳桥的原因，有位网友的回答是这样的。“目前太原市面上已经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了。普遍情况是月薪3000-4000，单休，不缴纳五险，要从早干到晚，才能堪堪拿到4000左右。

4000只能勉强保证一个社会人维持最起码的温饱和体面，稍有点大病大灾就过不去了。即使一家人都平安健康，这个收入也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房贷、车贷和日常开支。身边已经出现了大片的失业，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啃老或做兼职。”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自杀率高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社会问题，它小则影响自杀者周边的生活环境，大则可以涉及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影响社会和谐。”

总体说来，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加上近期经济结构转型，新冠疫情反复、经济增速下滑、市场竞争加剧、就业形势严峻等因素影响，导致部分中产返贫，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压力巨大，致使自杀率、自杀人数悄然上升，照此推算，中国每年自杀人数应该在30万左右。而且，随着俄乌战争继续，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原有的国际产业链被人为中断，全球经济将步入寒冬；受中美斗争日趋白热化影响，越来越多的外企离开中国，中国经济形势将更加严峻；垄断大企业更加残酷的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市场淘汰作用将更加明显，国内企业除少数发展壮大外，很多将破产消失，民众就业将更加困难，各种矛盾会进一步激化，群众除继续内卷外，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因生活困难、前途无望而自杀身亡。

面对“民生之艰，就业之难”，本该负有全责的中共若有半点责任与良心，中国人也不会绝望而无奈地在网上比悲惨了。在墙内热传的“2024年悲惨排行榜”中，仅失业的都还算是最不悲惨的。比失业悲惨9倍的是“失业+没存款+房贷款+养孩子+欠债+催还款+疾病+父母生病+房子法拍”，这样的人也并不在少数。还有人表示，自己的悲惨倍数甚至更高。从他们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的遭遇来看，中国人即使失业了，也仍然需要由自己来继续承担养老、医疗、教育等各类社会性支出。中共对此从来都是冷眼旁观，实质性的帮助几乎为零。

失业者但凡有一线希望能从政府领到足够的补贴和救济，他们也不会踏上绝路。大家都在喊“没钱”，中共不但不理会，还下令上调水电费、煤气费，甚至包括食品在内的基本生活所需的物价。有贷款的，一分钟都不能耽误还贷；房子被法拍了也得继续还。一孩都养不起了，又被催生二孩、三孩。吃了上顿愁下顿，却要继续为政府的各项罚没收入做贡献。在这种被催命的社会中生存，谁还能有活下去的念想和希望呢？

对于中国人的绝望，连中共都感到恐慌了。这两天，北京昌平移走了明朝农民领袖李自成的雕像。有网友戏谑，“不拆，大家还不知道，拆了，全世界都知道了”。这种不高明、一不小心就能让人看出破绽的自黑只能说明，中共对农民造反的恐惧已经让它变得六神无主了。

五、中国官媒零星披露的多年来自杀状况

据关注中国自杀者统计分析，由于自杀人数缺乏较权威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年自杀人数一直成谜，只能提供一些参考数据。

据《半月谈》披露，中国自杀死亡人数2004年达到28.8万人。

据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朱蓉先委员，2006年撰写的名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事业———加强我国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提案披露，“在中国经过调查，全国有1600万人患有心理疾病，每年自杀人数达28.7万人，并有200万人自杀未遂。”

据《环球时报》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4月18日发文《欧洲研究报告：全球每年100万人自杀30%来自中国》，中国每年约30万人死于自杀，并说明“在中国，自杀占全国所有死亡事件的3.6%；占全球自杀事件的30%”“尽管中国的自杀率处于高水平，但研究相信，在过去20年，自杀率已经下降了一半”（说明上世纪80年代末，包括整个90年代，中国的自杀率更高）

《医药与保健》2010年第2期刊文《我国每年至少10万55岁以上老人自杀死亡》，该文说：“目前，我国每年至少有10万名55岁以上的老年人自杀死亡,占每年自杀人群的36%”，照此推算，中国每年有27.8万人自杀身亡。

《中国青年报》2013年9月13日发文《全国每年25万人自杀？媒体称一些数据来源十多年前》披露，“1979年城市和农村自杀率，分别为10.9/10万和15.3/10万。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自杀率快速上升。1985年，城市和农村自杀率分别上升为11.2/10万和29.5/10万，达到历史最高位。此后数年，在维持历史高位的同时开始缓慢下降。2011年，城市和农村自杀率分别下降为5.28/10万和9.28/10万，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也就是说，我国这些年来因自杀致死的人数，在11万—12万的区间”

据国家卫计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通报数据，“中国青年网”等媒体2017年4月7日发文《中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540万例管理率达88%》披露：“从总体情况看，中国的平均自杀率约为每年20人/10万”，照此推算，中国每年有28.2万人自杀身亡。这与半月谈杂志披露的2004年全国有28.8万人自杀数据大体相当。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9年版披露，中国城市自杀率为4.82人/10万，农村8.58/人10万；根据2021年5月11日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由此推算，2020年城镇自杀人数4.82*9019.9=43476人，农村自杀人数8.58*5097.9=43740，两者合计为87216人，即中国在2019年及以前，每年有87216人自杀。

世卫组织发布《2019年全球自杀状况》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估计有70.3万人死于自杀，中国自杀人数为116324人（6.7/10万），其中男性72515人（8.6/10万），女性43809人（4.16/10万）。

腾讯网2021年5月21日发文《中国15～34岁人群第一死因竟是自杀，本该被重视却屡遭忽视》披露，中国的平均自杀率为23人／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近30万人（2020年为32.2万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报导女性自杀率比男性自杀率高的国家，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25%；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杀率居全球第一。

知乎2022年8月12日上传的《最是人间留不住----中国自杀情况分析》一文披露：“中国自杀人口与自杀率自2006年后，整体呈下降趋势，2019年自杀人数大约为7.4万，自杀率为5.29/10万，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中国自杀人口数和自杀率在2025年左右会一改下降的趋势，之后逐年上升，且自杀率上升的趋势高于自杀人口增长的趋势。”

网易等媒体2023年2月披露，从《2022年中国青少年自杀报告》的调查数据来看，我国平均每年有10万名青少年死于自杀。

由此可见，中国每年自杀人口数据，来源各异、差别巨大、相互矛盾，一些数据不够严谨、以讹传讹。如中国2019年前后自杀的数据，有7.4万、8.7万、11.63万、32.2万，最高数据32.2万是最低数据7.4万的4.4倍，而且7.4万、8.7万、11.63万等数据又与“每年有10万名青少年死于自杀”的说法相冲突，这与部分民生数据研究不够或被刻意隐匿有很大关系。

六、中国愈演愈烈的自杀危机

据2011年09月20日发布的《中国自杀报告：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身亡(ZT)》披露5月8日至5月17日短短10天间，北京相继有5名高校学生跳楼自杀身亡，更惊人的数字来自哈尔滨，仅这一个月，就有39人自杀，其中，约三分之一为高校学生。

一项以国内媒体公开报道为依据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大学生自杀案例，自2002年起不停攀升，2002年27起；2004年为68起；2005年116起；2006年130起。

上海市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医生单怀海因对自杀问题的研究，频频被多家媒体采访。这位从事自杀研究已有几十年的专家，对于来访者们用“猛增”、“高发”、“严重”、“危机”等词语来形容“大学生自杀”，反应出奇地平静。

“大学生自杀只是当代中国人自杀现象的冰山一角。大学生自杀人数增加也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清楚，近年来整个中国的自杀率，一直都在不断走高。”

单医生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童世骏教授之邀，撰写一份名为“当代中国人精神健康与变动趋势”的调查报告，不久前刚刚完成的这份报告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当代中国人自杀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报告显示中国是大国中的高自杀率国家。“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在中国，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身亡，有8人自杀未遂。自杀虽然是我国人口死亡原因的第五位死因，但在15至34岁人群中，自杀则是死亡原因的首位。我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身亡，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有150万人因家人或朋友自杀出现长期而严重的心理创伤，有16万小于18岁的孩子因父亲或者母亲自杀而变成单亲家庭……”这是2006年9月“世界预防自杀日”宣传资料中的一段话。

这组数据出自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费立鹏教授的推算。“我国的政府机构没有建立全国性的死亡报告系统，更不用说对自杀进行全国性的调查和统计了。”单怀海医生向记者解释。

因此，费教授的统计是根据以下两个死亡登记系统之一提供的数据来进行自杀率的估算：一个是卫生部主管的死因登记系统，样本人口超过1亿，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另一个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的疾病监测系统(NDSP)，样本人口超过1000万。

费教授的做法是，将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1995～1999年的死亡率数据推算到全部人群，然后通过对比人口统计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根据卫生部数据推算出的总死亡人数得出死亡的漏报率，接着根据这个估算的漏报率(18%)将死亡率向上调整。由此得出中国总的自杀率为十万分之二十三，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这一数据略高于卫生部报告的25万自杀人数。至于自杀未遂的数字，卫生部有一个报告，是200万。但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推算，自杀未遂的人数起码是自杀死亡人数的十倍。按自杀的人数来推算，应为280万。

其次，仍然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1998年自杀和自伤导致880万伤残所造成的损失，占中国全部疾病负担的4.2%，这使得自杀成为继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损失率为8.1%)、重性抑郁(损失率6.9%)和脑血管疾病(损失率为5.7%)之后，全国第四位重要的卫生问题。

该调查在全国23个有地理代表性的疾病监测点开展，共调查了895例自杀案例，其中，85%居住在乡村或乡镇，28%从未上过学，58%服用农药或鼠药，47%有亲友或熟人有过自杀行为，27%有过自杀未遂既往史，63%有精神疾病，仅9%自杀前曾在精神或心理科就诊过。

自杀者死前一年最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为经济困难(40%)、严重躯体疾病(38%)以及夫妻矛盾(35%)。

另有《中国青年报》在2011年9月报道，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10万分之23，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万分之10，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调查显示，中国独立的自杀危险因素依次为﹕抑郁程度重，有自杀未遂史，死亡当时急性应激强度大，生命质量低，慢性心理压力大，死前两天有严重的人际关系冲突，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过自杀行为，朋友或熟人有自杀行为。

2022年元月媒体披露，儿童、青少年自杀、自残事件频频发生，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副教授、心理学博士李文道先生认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青少年自杀的事件接二连三，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北大医疗脑健康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每年有约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平均每分钟就有2人自杀死亡，8人自杀未遂。自杀已经成为中国大陆15～34岁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

据《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30年，全球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还会增长50%，将成为致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2023年7月媒体披露，中国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有一半患有抑郁症的是学生。其中最小的只有五岁。中国疾控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说，五岁至十四岁的儿童自杀人数在2010年至2021年之间每年的增幅高达10%。15岁至24岁的年轻人自杀数字在2017年之前下降了7%，但在之后的四年里增加了将近20%。

在三年的新冠病毒大流疫期间，研究显示，长期的隔离、校园的封闭和社会生活的缺失，以及经济困难让许多人处于社会孤立状态，导致更多的人患上了抑郁症，推高了自杀的风险。

中国搜狐网2023年二月发表的一篇题为“青少年自杀率逐年上升”的文章说，过去十年中，青少年自杀率仍然处于上升趋势。其中，14.2%的青少年在过去一年中出现过自杀意念，自杀未遂的比率占45%。

近年，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自杀现象，这就是“相约自杀”或“集体自杀”。一些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年轻人迫于生活压力而选择了自杀。他们通过网络找到一些与自己处境相同并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相互约定一起结束自己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

2023年4月4日，有四名来自中国福建、河北、河南和四川的年轻人，前往湖南张家界景区天门山，一起服用农药，然后翻越安全护栏，跳下悬崖自杀。这四个人是三男一女，年龄在23岁至34岁。

中国社媒体上还出现了“生死相约群”。那些对生活绝望但又缺乏勇气自杀的人通过“生死相约群”约同伴一起走完自己人生最后的日子。网上有报道说，有二十多名外省人员因疾病、债务等原因产生厌世情绪，他们通过“生死相约群”商定在4月20日到无锡聚集，计划在五一假期在太湖边举行烧烤活动，集体服用有毒食物自杀。

今年以来，尤其是5月以来，中国众多城市高频出现跳桥自杀，显示中国自杀激增风潮新动向。

七、针对高频跳桥自杀的网评

有网友表示，年轻人压力太大，应该给予她们更多的理解和帮助，缓解她们的焦虑，这样就可以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非常要工[黑龙江哈尔滨]1：国人太累了
火星网友：多米诺骨牌效应
灰常d得二：跳桥是个人行为，为何去跳桥却是这个社会造成的。
登上阁楼：不是她们自愿来到这个世界的，却被逼着做不愿做的事！
闲来没事瞎晃悠：这个小世界并不美好，没有太大仇恨的话，饶人一线，别把他人领进这个世界。
哈儿歪：生存压力压跨了心理最后一道防线……看看目前这经济环境……
夏末闻秋[上海]1：老百姓生活压力太大了！！
不是别人是我1[江苏扬州]1：不要只说现在的孩子抗压能力差，而是我们根本不理解他们的压力痛苦和烦恼，我们需要反思！
给我改个名[河南新乡]2：太累了，一堆吊作业，小孩子天天写到10点，考试90以上，还得天天学。。考满分也得学。。都是普通人，天天逼着也没意思，长大了还是那样。放过孩子也是放过自己
有态度网友0vRc9A[四川成都]：年轻一代对文明的追求与现实差距太大，看不到未来。

八、探讨救治自杀的方略

有关注中国自杀问题人士分析，当年我们嘲笑日本人自杀。现在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针对就业难、裁员失业压力大，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熨平经济周期、帮助企业和员工度过难关。

对于个人负债率过高，要把已经出台的个人破产法落到实处，大力宣传让其更有操作性，要让高负债的个人能够选择“有底线尊严和保障的”破产，而不是只能走极端无法自救。

同时加强社会救助和心理辅导，极端情况下，有地方能提供住宿，提供免费食物，有心理医生提供公益咨询和心理辅导。

专门研究中国自杀问题的单医生说，中国应该制定适合国情的自杀预防方法与策略，按照政府制定的《中国精神卫生规划》，更好地利用精神卫生资源，开展预防精神疾病自杀的研究。

“比如，进行自杀率的全国流行病学研究就十分必要，有同行建议，要得到真实的自杀死亡率，必须一个一个地对自杀死亡的情况作心理学尸检和社会文化尸检，即仔细了解死者生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心理状况、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精神状况等等，以有效地开展自杀预防和干预工作。”

针对中国高自杀率状况有分析指出，从打土豪时就没打算把土地分给农民到近年来强占农民土地、强拆农民房屋，从最初限制农民进城落户到最近逼着他们进城买房，从征收高额的农业税到每月只给农民发放不足200元的养老金，中共当年那只想利用农民而从未想过要善待农民的“阳谋”就这样一步步得逞了。这也一步步将中国民众逼上绝路。

要真能改弦更张，中共就不会只停留于物理防范上。把农民当人就得先把土地还给人家，把老百姓当人就得先把取之于民的税收用之于民，切实保障民众的宪法权利，为民众提供保障，避免民众被逼上绝路。

如果权力对民资的掠夺还要继续，中共这台收割机还要继续把P民当韭菜，那么各种形式的自决自戕就会继续成为中国人的无奈之选，官逼民反也将继续成为中共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以及动辄就会上演的现实。

详情参看

1、河南两女孩笑着跳河自杀，现场画面曝光，目击者透露隐情让人唏嘘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356AEVQ05561JTS.html

2、心痛！河南16岁女孩跳河自杀，另有俩女孩结伴跳河，原因细思极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0185525152715641

3、山西太原跳桥事件频发民众叹生活压力太大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5/25/n14257491.htm

4、跳桥事件频发背后：太原经济增速垫底，到了最困难的时刻
https://new.qq.com/rain/a/20240529A009TK00

5、跳河事件频传　山西太原连续十一起各地“防抛网”销量增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ehui/ql-05242024043056.html

6、中国太原2周至少12起跳河案官方定性个人行为但开始日夜驻防
https://rfi.my/AdNM

7、颜丹：太原频现跳桥事件官方回应为何引众怒？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5/26/n14258066.htm

8、中国自杀报告：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身亡(ZT)
http://news.backchina.com/2009/11/29/gb2312_66194.html

9、中国自杀率为国际２.３倍
http://www.holine.com/200212/02121214.htm

10、中国的高自杀率
https://www.voachinese.com/a/a-21-2009-09-04-voa48-60918087/1017147.html

11、【习近平这十年】之一：悄然自杀的中国农村老人
https://www.rfa.org/mandarin/ytbdzhuantixilie/xijinping-zheshinian/jt1-07282022125156.html

12、自杀成为中国15～34岁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
https://rfi.my/83hS

13、不堪生活压力，中国年轻人自杀率持续升高，集体自杀越来越多
https://is.gd/1sgY9s

14、中国每年的自杀人数是多少？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HMU12EJ05561JWV.html

15、中国自杀现象
https://is.gd/jQOFZD

西安高陵一工程公司遭当地政府暴力强拆

【民生观察2024年6月2日消息】2024年5月31日，陕西西安高陵区的众城卓越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遭到当地政府的暴力强拆，据称没有任何赔偿。

据网传视频显示，一群身穿安保制服的人员，将众城卓越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的多名员工现场抬走，随后大型工程设备进场，对该公司进行了强制拆除，公司大量设备、物资、生产资料、财物都被掩埋在废墟当中。据悉，负责此次征收搬迁工作的单位是西安高陵区鹿苑街道办事处，公司在被强拆之前未收到任何补偿安置。

此前的5月30日，西安众城卓越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曾对负责此次拆迁工作的西安高陵区鹿苑街道办事处作出了书面的情况说明，并恳请该单位考虑实际情况，给予公司适当补偿用于搬迁，公司必会积极配合政府的相关工作。但鹿苑街道办事处未给予答复。

2021年6月，西安众城卓越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承租西安长实五金化工有限公司位于高陵区药惠乡东樊村四组的土地用于办厂，经营项目为水稳拌合站。2023年10月，西安众城卓越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接到西安祥荣仓储有限公司高陵分公司的通知，称公司租赁地块处于政府征收范围，为确保拆迁工作顺利进行，西安市高陵区人民政府成立“双铁办”拆迁领导小组，西安市高陵区鹿苑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征收搬迁工作。在征收的过程中，公司得知西安长实五金化工有限公司作为被搬迁人已经与政府签订了搬迁补偿协议，并已经领取征收补偿。

后公司多次向西安长实五金化工有限公司和鹿苑街办申请查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和搬迁补偿评估报告，以便向西安长实五金化工有限公司追讨搬迁安置补偿中属于公司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均未果。直至今日，公司未收到任何赔偿。

根据相关法律，西安众城卓越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依法享有被搬迁资格，应当收到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换言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就具有主体资格。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之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在房屋征收补偿案件中，通常而言，补偿的对象是被征收人，即房屋的所有权人，承租人与征收补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因而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主体。但如果承租人在租赁的房屋上有难以分割的添附，且以其所承租房屋依法进行经营活动，那么在该房屋被征收时，对于承租人提出的室内装修、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依法应予考虑，此时承租人与征收补偿行为之间应视为具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被征收人。

西安众城卓越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承租人，承租西安长实五金化工有限公司场地用于生产经营，公司乙方应为适当的被征收人，有权利收到相关赔偿.

西安众城卓越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租赁西安长实五金化工有限公司场地较大，生产设备、材料众多，即便不计算生产经营损失，但其中牵涉材料的转运费用、相关设备的迁移费用，公司预估需要将近110万元，因公司在疫情经营中经营困难，实在无力承担相关搬迁费用，恳请拆迁单位予以考虑。

现在，鹿苑街道办事处要求公司限期搬离，或放弃建筑物、构筑物、场内的所有物品、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承担相应上述资产灭失、损毁、掩埋公证、律师、安保、仓储、场地占用、机械设备以及人工等一切费用。在鹿苑街道办事处和西安长实五金化工有限公司不给该公司支付任何搬迁费用的情况下，该公司无力承担搬迁费用，没有资金用于搬迁，公司不是不愿意配合政府重点项目的搬迁工作，实在没有相关资金用于搬迁。现鹿苑街道办事处要求公司承担上述费用，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

如果鹿苑街道办事处强行拆除公司的相关财产，公司在此向鹿苑街道办事处声明：公司造成的任何损失应由鹿苑街道办事处负责，包括但不限于灭失、损毁、掩埋、贬值公证、律师、安保、仓储、场地占用、机械设备以及人工等一切费用.

目前，西安众城卓越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已就相关征收补偿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西安众城卓越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被搬迁人，与鹿苑街道办事处并未签署任何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且至今未收到任何补偿，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第二十八条“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鹿苑街道办事处无权在既未进行补偿、也未经法院许可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强制拆除。

最后，恳请鹿苑街道办事处考虑实际情况，给予公司适当补偿用于搬迁，公司必会积极配合政府的相关工作。

何方美两女儿下落不明家属被威胁恐吓

【民生观察2024年6月2日消息】河南辉县何方美、李新夫妇是疫苗受害家长，因为孩子疫苗致残维权先后被抓捕关押判刑。夫妇俩人被抓捕判刑后，其3个年幼的孩子分别被滞留在河南新乡共济医院和寄养在农户家中。2024年4月，何方美的2个女儿不知何故，被送至河南新乡辉县城关镇镇政府办公室，其后不知所踪，家属多方找寻无果，2个孩子至今下落不明。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何方美关注组发文质询，何方美的两个女儿到底在哪里？据称，此前一直关注何方美一家的何方美姐姐遭到辉县有关人员的威胁恐吓，同样关注何方美一家的李新姑姑则处于失联状态。

2024年6月1日是“六一”儿童节，在此何方美关注组发文质询，何方美的两个女儿到底在哪里？

关注组称，何方美的大女儿希希，今年7岁了。希希1岁10个月时，在河南新乡辉县接种了问题疫苗。她因此一度高烧41.4度，从河南多家医院转到北京儿童医院，检查结果是病毒性急性脊髓炎，即中枢神经系统炎性脱髓鞘性疾病。她当时全身瘫痪，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一个多月后，体温终于控制到正常，手虽然能动，但不能握拿东西，脚能动，但脚踝往下翻，无法坐立和行走。

2020年10月，希希和怀孕的何方美，一起被关在河南新乡共济医院，那时希希才4岁。随后希希的爸爸李新也被抓。家人们四处找寻她们一年多，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直到2022年3月，何方美姐姐才得知新乡辉县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案件，以及何方美被关押至新乡看守所。何方美家人通过各方打听，得知何方美在2022年3月前，一直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新乡辉县共济医院，并在2021年2月生下小女儿娇娇。何方美的丈夫李新被判刑5年。希希的哥哥则一直被寄养在村民家里。

2022年5月开始，何方美家人去共济医院还能偶尔探视下两个女孩。2023年夏天，女孩们被关进有电子锁的病区。家人们无法正常探视，只能通过护工偶尔获知女孩近况，辗转送一些物资。

希希喜欢画画、唱歌。护工阿姨说她的嗓音特别优美，是天生的小歌手。希希还喜欢笑，喜欢芭比娃娃，时常询问大姨妈（何方美姐姐）什么时候带她回家。何方美家人忧心，希希7岁了还被关着，上学问题难以处理。由于她至今无法独立行走，家人害怕其错过最佳康复期。希希在这7年里，不是在医院治疗康复，就是在跟随着父母四处维权。可怕的是，还被关了3年。

何方美的小女儿娇娇，今年3岁了。自从出生起，她就一直没有自由，和妈妈被关在共济医院里。娇娇刚过1岁生日不久，妈妈何方美就被带去法庭和看守所，再也没有回来。此后陪伴她的只有姐姐希希和护工。护工阿姨说娇娇有时候会惊厥，最好带去医院检查一下。但无奈的是，何方美家人根本接触不到娇娇，更没法带她去医院看病。娇娇在这3年里，一直没能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也没有父母家人的照顾。

2024年4月上旬，传来可怕的消息。据医护人员称，辉县共济医院不知什么原因，将两个小女孩送至镇长办公室（新乡辉县市城关镇镇政府）。两个孩子至今没有回到医院。何方美和李新的家属们多方寻找，四处碰壁，至今仍不知两个女孩身在何处。

关注组表示，在这个本该所有孩子欢度的儿童节，何方美的两个女儿到底在哪里？！这是一起异常残忍、针对儿童的政治迫害案件。两个女孩不仅人身自由长期受限，被迫与家人分离，还得不到合适的医疗康复和义务教育，现在更是不知两个女孩身处何处。

对此，关注组严厉谴责中国河南政府公然违反《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这些行为是对年仅3岁、7岁女童的残酷迫害！

中共令人发指的恶行，不断突破着人类的底线，丧尽天良！请大家积极关注何方美及其孩子们的处境，敦促中国政府尽快释放两个女孩，让她们能早日回到亲人的怀抱！

值此六一儿童节之际，请大家给河南省辉县城关镇镇法委书记张长江19137380029打电话，问询何方美两个女儿下落。河南省辉县各部门均证实何方美一家人的事情完全由此镇法委书记决定、处置。

另外，据悉判处何方美丈夫李新五年刑期的辉县法院王庭长18568568912，以索要具体家庭门牌号的方式，威胁恐吓一直替何方美一家呼吁的何方美的姐姐何方先。此前一直关心李新一家人的李新的姑姑，目前已处于无法联系的状态。

黄根宝被施压面临再次失业

【民生观察2024年6月2日消息】近日，原玫瑰团队成员、江苏徐州公民黄根宝自述在单位遭到领导特殊“关照”，以及上级领导的施压，自己即将面临再次失业的境况。

原铁路工程师黄根宝因言获罪被中共判刑1年4个月，获释后一直没有长期稳定的工作，就算侥幸找到一些工作都被原单位央企和国保施压无法干的长久。半年前，黄根宝应聘进入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进行工作。

2024年4月19日，黄根宝在城北大区经理的“亲切关怀”下，他的房产中介终于干不下去了，他现在已成了所在区域内合作门店的众矢之的…

而最有意思是，黄根宝所在的大区经理专门开会，针对他制定了一项贝壳“潜”规则，不得不说对他是特别的重视。

黄根宝由于车祸留下了后遗症，导致两个胳膊依然疼痛麻木，尤其是左胳膊活动受限，想找到合适的工作非常难，特别是在当前如此糟糕的经济基本面之下，再加上原单位央企对他的处处“关照”。

黄根宝现在这个房产中介的工作，如果在给他开立贝壳账号之前，让他们（原单位央企）知道了，也就干不成了。只能说是他低调突袭、侥幸成功而已吧。

5月31日，黄根宝又透露在整他之后，又株连全店，他所在的房产中介快关门了！

目前黄根宝干房地产中介也半年多了，城北大区经理最近找他所在店的事，挑他所在店的不合规问题。

黄根宝表示，“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共性问题，哪个店也避免不了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我们经理说，关系现在有点紧张，要是我们店关黑了，我又要失业了。要是真因为我一个人，干倒一个店，我的罪可大了!”

据悉，黄根宝，江苏省徐州市公民，国家一级建造师，原为央企中铁十局徐州桥梁厂副总工程师，因参与秦永敏先生组建的中国人权观察和玫瑰团队，并在玫瑰中国网发文《和平转型一一中国最大之公约数》、《写给腐败的先富们——腐败是个好东西》、回光返照论等，并在推特、脸书上发表。

其后被徐州当局指控犯寻衅滋事罪，获刑一年四个月，刑期自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出狱后的黄根宝曾在一家私企打工，后因新冠疫情赋闲在家失业长达几个月，一直没有收入来源。

此次，黄根宝找到一份房产中介的工作，才干了半年多时间，又被领导处处"关照"特殊对待，即将面临再次失业的境况。